賣點題材的全球過渡：電影製作「可攜性」的成形

本研究在採取全球化論述與政治經濟角度為論述基礎，試圖探討全球性的結 構基礎與時空劇變下的流動特質，所造就的全球性文化商品製作動態，其文化內 涵與產製架構如何產生商品化的質變。當我們再回顧文獻部份有關文化全球化以 及今日娛樂及電影產業的跨國經營的架構中，電影本身不只是被作為一個文本來 書寫以及詮釋，更重要的是，它是被視為一個商品進行產製的。在今日軟體硬體 以及大量資本所共同促成的高度文化流動現象中，不同文化之間的元素不斷產生 交互作用，其影響本應難以預測，但是在高度資本取向之下，具有文化表意功 能、在世界各個媒體網絡流通的許多媒介文本也就常常有這類似的脈絡可循，其 中的商品性以及設計思惟便是最明顯的一層。以《雙瞳》所屬的這一波國際合製 的商業電影企劃及相關案例為例 在其所屬的這股電影商業製作的全球流通現勢 裡，這樣的製作方向隱約形成了對一種商品的大眾「可攜性(portability)」訴求的

重視（就像台灣現在普及率甚高的可攜式行動電話一樣），這樣的製作理念是由 商業經營的角度出發，處理不同文化元素的詮釋可能，在一個具有可攜性的電影 文本產製成形並不斷在世全球電影市場流動時，便成為了另一個如 Giddens 所說

「世界性社會關係的強化」，只是這個強化的過程，多半發生在西方高商業性的 電影工業與其他地區電影產製的體質轉變之間的連結，其中展現的市場趨力也更 形明顯。這樣的可攜性本研究初步整理出幾種特徵：

一、需求的大眾化

因為高度成本的投注，需要大量回收的大眾電影商品，需要有基本的商業通 俗性，這便是商業電影在製作上企圖建立的需求大眾化的訴求，這和本研究中所 提到的文本「通俗透明性」有關，而且需要整合度高的相關產業與流通管道作支 持與擴展，這也是為什麼 Olson(1999)認為美國好萊塢的電影文本具有高度透明性 的競爭優勢的重要條件。

此外，高概念、類型元素等與大部分觀眾有所連結的商品設計和創意架構對 這個訴求的建立有很大的影響。這些製作規劃的面向加強了影片商業面向的開 發，在這些影片具有大眾化的市場以及值得肯定的創意展現時，在電影文化創意 元素的操弄與市場的可銷售性做了適當的結合，影片的市場注目度與生命週期都 能提高。不過單純結合兩種面向的設計便是大眾化市場成功的保證，兩者之一有 所偏廢而無法均衡，都不能達到預期的銷售效果，《雙瞳》雖有成功的行銷策 略，內容方面卻因各種因素執行不如預期導致的缺乏吸引力，便是一個例子，這 裡所說的「各種因素」，便是可攜性的另一點︰題材上的特出性。

二、創意與題材的專有化

這裡講的專有化除了題材上的獨樹一格，還包括了製作人力記錄上的特出。

題材本身除了商業取向必須符應大眾訴求，在今日創意商品化下生命週期造成的 類型容易疲乏，新類型或是類型更新的要求一直都有，尤其常以從事大量生產的 好萊塢電影工業為風氣之首，也影響著其他文化區域的電影工業開發方向。

除了類型本身創作人員的苦思，對於其他類型、創作與文化元素的借用在今 日全球電影市場高流動性帶來的來往便利之下變得更重要。香港從導演人力到武 打人才都能夠前往好萊塢是典型的模式，大陸近來許多大型電影（如張藝謀的

《英雄》、《十面埋伏》，到陳凱歌預計 2005 年出品的《無極》）除了廣納亞 洲各國人才，也正為大陸電影製作與這些電影導演塑造著其獨有的專擅類型與可 賴記錄，這也是商業創作可攜性的創意與題材專有化訴求的例子。但是台灣除了 在全球藝術電影市場具有一席之地，但是目前卻缺少更多新的代表性作者，可以 說連創意性的專有化條件都出現了趨弱的跡象。

三、製作的制度性與彈性化

這點也是本研究第四章的討論焦點，當電影商品化製作如同其他文化產業循 著彈性專殊化取向作全球化發展時，製作模式的制度性與彈性化會是電影商業創 作文化可攜性的制度性基礎，而這裡所重視的制度取向與彈性，將使具有可攜性 的電影文化產品的商業功能比文化意義更為明顯。

制度化帶來的製作效率是電影實際製作過程的穩定性基礎，當一個地區的電 影工業具有分工清楚的製作制度時，不但有利於當地影片的執行效率，進而促進 大量拍攝，進一步也型塑了這個地區的電影工業整體架構。在今日電影製作資本 以跨國方式在各地尋求合適投資地點生產的訴求之下，制度性的優勢更成為了吸 引投資的重要號召，在資本取向的趨力之下，跨國性的電影製作在帶動許多區域 電影製作的同時，也將促使各地原有電影製作制度與政策的轉變。跨國電影的內 容可以天馬行空，但是製作架構的訴求則在追求商業效率的原則下變得趨同，一 切都是為了具有高度市場流動性的電影製作餔路。

此外，文化商品在獲利原則下的製作彈性策略，除了反應在創意的可用性、

可銷售性以及製作記錄的參考性等訴求之外，也強調著主事人力其製作能力對於 各種企劃案的有利程度。換句話說，制度性較屬於地點面向的製作條件，而製作 的線下人力也包括在其中；彈性化則屬於文化內容創意面向的製作成本投資方 向，對於提供大量同時多元的電影商品有其助益。

而就中、港、台三地的製作條件而言，香港的優越技術以及大陸的豐富拍攝 資源、人力以及跳躍般快速的產業發展，都是吸引資本的突出條件，而台灣雖然 具有高度創意人才，卻由於制度上的不對稱，這些創意人力的流動性可能十分 高，無法與本地的產業生態充分並進，某方面成為了台灣電影商品拓展商業性市 場的阻力。

總結來說，電影製作商業面向講究的「可攜性」，受到商業邏輯的影響很 大，也形成了許多選擇權掌握在市場導向的跨國資本手上。可攜性的存在顯示了 電影在既有文化元素的組成之外，必須在多個市場的商業規劃上做出可能與原本 文化元素無關的選擇，而這些選擇權通常是掌握在資本方的手中；在可攜性訴求 的主導之下，跨國電影的製作不只呈現了新的電影風貌，也影響著電影所代表的 文化再現，當一部採取商業取向、類型影片精神，以及高概念製作行銷策略等準 則跨國影片完成時，所採取的不同文化元素將出現不同於以往的處理方式，《雙 瞳》這部影片的製作以及呈現的簡單、零散、片面化的在地文化元素處理，而且 這樣的處理和上面提到的跨國商業電影製作模式很有關係，這便是一個很明顯的 例子。

從上述角度來看，可攜性的運作，便是文化產業的跨國性資本對文化產製行 使控制力量的方式之一，可攜性不只主導著影片的製作，也對各個地區的市場與 產製結構，進行評估與階層化的處理，在文化層面，傾向於取材在地文化的跨國 影片，事實上也針對著全球市場取向促使著另一種在地文化的再塑造。事實上，

這個世界的各個文化的流動程度不盡相同，有些較為封閉的文化在當初存在時並 沒有四處流通的現象與必要（例如印度、非洲的文化），有些則是具有高度的流 通彈性，以致於在今日的全球文化市場中大鳴大放（例如英美以及西方文化）。

這在今日的文化全球化結構中，往往形成了文化出現了優勢與弱勢之間的階層化 關係，如今在全球性文化產業的高度產製與流動之下，更進一步促使著這些文化 領域在追求商業成績的同時，也造成了將自己文化往高流動性看齊時所產生的另 一種質變，例如在這裡所提到的文化產品可攜性。

然而因應著全球性流動特質以及商品化文化產業思維而生的「可攜性」方向 是不是適合台灣繼續發展，進而成功的方向，對台灣商業電影在亞洲、甚至世界 市場的競爭力有頗大的影響，而《雙瞳》的案例其實具有相當的啟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