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會衝擊認知因素

一、整體賽會衝擊認知

居民賽會衝擊認知分析的結果顯示，居民對賽會衝擊認同度最高的為「社會文化」

面向，其次為「環境」面向，再其次則為「經濟」面向。

市民對2009 世界運動會的三大衝擊面向認同度最高為「社會文化」。運用Ap(1992a) 社會交換理論作為解釋居民對衝擊認知的基礎。根據社會交換理論，人們會在交換的過 程中比較所付出的成本及獲得的報酬而產生不同的決策與行為，由此推之，居民若認同 到個人能因為高雄市舉辦 2009 世界運動會而受惠，即會對該賽會對高雄市所帶來的正 面衝擊面向給予較高的評價。顯然，在此次賽會中，整體而言，在社會文化面向，市民 知覺受惠，因此對該面向的認同程度較高。市民對 2009 世界運動會的三大衝擊面向認 同度最低為「經濟」。除了大環境不景氣因素外，以往學者Deccio & Baloglu(2002)、Kim

& Petrick(2005)及 Kim et al. (2006)在探討賽會衝擊時，多以較具規模與國際知名度的運 動賽會為討論對象，如：奧運會、世界盃足球賽等，由於這些賽會吸引相當規模的國內 外觀光人潮，因此所衍生的經濟效益也較龐大，相較之下，世界運動會的國際知名度低，

運動技術競爭也不若奧運會等激烈，無法具有足夠的觀光吸引人，因此國際觀光客多以 眷屬或工作人員居多，所產生的經濟效應相對不明顯，市民因此比較無法感受到世運會 所帶來的經濟效應。此外，比賽場地大部分位於北高雄地區，其中巨蛋地區因位處中心 且周遭商店家較多，便利性較高，其經濟效益就較其它區域來得明顯，而世運主場館（現 在更名為國家體育場）除搭乘高捷外，交通較不便利，再加上鄰近有軍區與眷區，發展 上受到限制，鄰近又沒有足夠的觀光吸引力，因此無法創造經濟效益。

雖然市民在經濟衝擊的認知不明顯，但對「社會文化」面認同度卻是最高，此與 Kim et al. (2006)對於南韓居民對於 2002 年世界盃賽會衝擊的觀察一致，該研究亦發現

「社會文化衝擊」乃最重要的賽會衝擊認知因素。然而，林樹旺等人（2007）針對世運 會所進行的研究則發現，市民受到「環境衝擊」的影響最大，其次為「社會文化衝擊」

及「經濟衝擊」。由於林樹旺等人（2007）之研究其調查的時間點與本研究有很大的差 異，本研究的調查時間為世運會舉辦後2-3 週，再加上舉辦後 5 個月的追蹤調查，而林 樹旺等人（2007）之調查時間則為 2009 世運會舉辦前的兩年進行資料收集，因此都有 可能產生對賽會衝擊認知的差異。本研究認為於賽前進行調查，為因應賽會舉辦相關公 共設施的興建及市容景觀的塑造，因此對市民「環境衝擊」的知覺較高。

二、經濟衝擊認知

在「經濟衝擊認知」方面，市民對正面經濟衝擊認同度最高為「高雄市的都市再造 加速（3.86）」，最低為「高雄市的工作機會增加（3.24）」；而負面經濟衝擊，最高為「高 雄市的房地產價格上升（3.15）」，最低為「高雄市的民生物價上升（3.09）」。整體而言，

市民對於正面經濟衝擊的認同度高於負面經濟衝擊。

市民對正面經濟衝擊中的「高雄市的都市再造加速」的認同度最高，與林樹旺等人

（2007）於兩年前探討世運會正面經濟衝擊認知中認同度最高的項目相同。本研究認為 高雄市為台灣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傳統南部工業重鎮，但近年隨著產業外移及貨櫃吞吐 量的下滑，因此打造公共空間與發展水岸特色就成為城市發展的機會，此次高雄市因舉 辦世界運動會，必須投入各項軟硬體建設，由點擴大至面，加速城市再造，深獲市民認 同。至於市民對負面經濟衝擊中的「高雄市的房地產價格上升」的認同度最高，可能是 因為城市的改造（公共空間設置的與基礎建設的興建等），使得鄰近區域的生活品質提 升，間接帶動周邊房產的上升，尤以巨蛋場館周圍市民的感受較深。雖然如此，但因為 房地產上升需一段時間觀察，所以市民抱持中度認同。田俊雄（2008）的研究認為奧運 會賽後房地產業總體的發展情況與城市的改造和新功能區建設相關；以亞特蘭大奧運為 例，由於奧運區形成了新的住宅和商務中心，因而帶動了房地產業的發展。

三、社會文化衝擊認知

在「社會文化衝擊認知」方面，市民對正面社會文化衝擊認同度最高為「高雄市的 城市形象提升（4.45）」，最低為「高雄市民的生活品質提高（3.63）」；而負面社會文化 衝擊認同度最高為「高雄市的犯罪率增加（2.66）」，最低為「高雄市民與遊客的衝突增 加（2.41）」。整體而言，市民對於正面社會文化衝擊的認同度高於對負面社會文化衝擊 的認同度。

市民對正面社會文化衝擊認同度最高的前三名依序均為「高雄市的城市形象提 升」、「高雄市的國際能見度提升」、及「高雄市民的光榮感與凝聚力提高」。其中市民對

「高雄市的城市形象提升」及「高雄市的國際能見度提升」認同度高是因為高雄市近年 試圖要展現海洋首都與幸福高雄的新風貌，藉由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的主辦，展現城市的 歷史文化、景觀與民俗風情等，再加上媒體大幅度地報導「本屆世界運動會是史上最成 功的一次」及與會者的口碑宣傳與市府積極的行銷等方式，讓高雄市藉由世界運動會帶 上國際的舞台。此外，市民對「高雄市民的光榮感與凝聚力提高」的認同度高則是因為 賽會期間政府及民間志工的相互配合，而「草根」市民的熱情與熱心，更進一步鼓舞與 感染更多的市民共襄盛舉，讓原本開低的票房呈現走高的趨勢，市民的光榮感與凝聚力 因而受到強化。至於在負面的社會文化衝擊三題問項部分，市民對「高雄市的犯罪率增 加」、「高雄市部分市民因世運建設而搬遷」及「高雄市民與遊客的衝突增加」的認同度 均為中間偏稍低，顯示市民對這些負面的社會文化衝擊的感受較不深刻。其原因可能為 受到正面影響的放大效果，因此削弱了市民對於負面衝擊的感受。其中，市民對於「高 雄市的犯罪率增加」認同度相對較低，Kim et al. (2006)與本研究的發現是一致的。在賽 會期間根據國際慣例，主辦單位會特別加強治安的維護，以免影響選手安全及殃及國際 形象，因此市民對於犯罪率增加的認同度就可能偏低。

四、環境衝擊認知

在「環境衝擊認知」方面，市民對環境衝擊認同度最高為「高雄市的市容景觀改善

（4.06）」，最低為「高雄市的人行道與停車空間改善（3.16）」；而負面環境衝擊，最高 為「高雄市的交通阻塞加劇（3.04）」，最低為「世運建設使高雄市的環境污染增加(如水、

空氣、噪音等)（2.94）」。整體而言，市民對於正面環境衝擊的認同度高於負面環境衝擊。

正面的環境衝擊中的「高雄市的公共建設增加」與「高雄市的市容景觀改善」均獲 得市民高度的認同。根據韓國的經驗，首爾奧運時期所啟動的漢江整治計畫，其成果依 然造福首爾市民；而中國大陸的北京市為迎接奧運而投資的公共建設，迄今仍令多數北 京市民受益（聯合報，2009, 7），顯見大型賽會的舉辦帶動地方的建設與發展，造福地 方民眾。為了籌辦世界運動會，高雄市於各行政區之公園、綠地、道路、綠帶及重要景 點與特殊場域進行大規模的植樹種花之綠美化工程，營造出綠意盎然的林蔭大道及花香 繽紛的城市意象（高雄市政府，2003）。而高速鐵路與高雄捷運的通車、道路、橋樑等 基礎建設的更新及休閒、育樂、購物新穎場館的提供等，更提升了高雄市公共建設的品

質，尤其是交通的便利性及多元人性的城市觀光（高雄市政府，2003）。此外，環保局 也於賽會前發起市民大掃除，包括清潔人員全天候的協助清運垃圾及大型廢棄家具等，

使得世運期間呈現出整潔乾淨的市容。至於「高雄市的人行道與停車空間改善」獲得市 民的認同度最低，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市容景觀的改善，如綠美化的設置等，壓縮到原 來的空間，而使得鄰近居民的人行道與停車空間減少，顯示出該議題未來仍有相當大的 討論空間。而在負面環境衝擊部分，市民對「高雄市的交通阻塞加劇」的認同度最高。

部份原因可能是高雄市於賽會期間為避免塞車及提供選手交通的便利性，而將主要道路

（中正路、博愛路等）規劃為世運專用道，車道因而縮減；再者，各場館於賽會期間瞬 間湧入大批觀眾，使得交通的承載量不勘負荷，再加上市民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比率較 低下（賽會期間開放86 條免費公車路線、大型公車、節能公車等接駁服務等），交通阻 塞、空氣及噪音污染的情形就無可避免。本研究結果與Soutar & McLeod(1993) 、Fredline

& Faulkner(1998) 及 Kim et al. (2006)相同，在大型賽會舉辦期間，皆會帶來交通阻塞的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