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 貳
貳、 、 、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迄今 迄今 迄今 迄今的校長性別研究 的校長性別研究 的校長性別研究 的校長性別研究
一、西方的校長性別研究
西方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校長性別研究延續著一九九○年代後現代思潮與 社會建構的性別觀點影響，有關性別研究的議題更加廣泛也更加地深入。尤其 在 Klein 等人於二○○七年主編的第二版《促進教育性別平等手冊》（Handbook for Achieving Gender Equity through Education）一書中，更試圖融入全球化的觀 點全面檢視教育領域的性別平等現況，以此展現不同族裔女性多元與差異的聲 音。在全書的第六章中，Shakeshaft、Brown、Irby、Grogan 與 Ballenger（2007）
整理近來教育行政領導實務的性別平等發展情形，結果發現女校長與教育行政 機關中的女性領導者人數日益增加，但是絕大多數的白人男性還是位居領導職 務，這樣的現象也反映在實徵研究上，導致大部分的教育領導實徵研究仍多半 呈現白人男性的觀點。此外，Shakeshaft 等人在整理相關的實徵資料後也發現，
當今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性別研究主題和過去的研究興趣相去不遠，有關「女性 學校行政者遭遇的障礙」、「女性行政者的職涯路徑」與「女性教育領導者的風 格」是最常被研究的三個議題。不過 Shakeshaft 等人指出，目前教育行政領域 的性別實徵研究雖然在題目標榜「女性教育領導者」，但如果不深入文獻本身，
很難清楚地瞭解這些女性代表的是「誰」的經驗？是女校長的經驗？女性教育 官員的經驗？還是女性助理校長的經驗？總的來看，若僅以「女性教育領導者」
稱呼研究參與者，而不言明或辨別不同研究參與者的差異時，可能會化約了女 性的經驗，成為吾人解讀女性領導實務時的限制。另外一個問題則是這些實徵 研究大多屬於未出版的學位論文，研究的成果較不易廣為流傳取得（例如：學 位論文有瀏覽頁數的限制，或是需要付費閱覽等），當吾人想要瞭解當前女性教 育領導者的實況，卻又只能從學位論文的研究結果探尋時，無疑是另一種研究 的限制。
以 Shakeshaft、Brown、Irby、Grogan 與 Ballenger（2007）所整理的三個 最常受到關注的實徵研究主題作探究，可發現「女性學校行政者遭遇的障礙」
類型的實徵研究通常以自我報告（self-report）或訪談（interview）為資料蒐集 的方法，以此呈現女性教育行政人員個人所知覺的障礙。然而，與過去實徵研 究結果不同的是，過去女性學校行政者之所以遇到職涯晉升或工作的障礙，多 半來自內在（例如：缺乏晉升動機意願、自信、鼓勵等）或外在（例如：職場
性別歧視、缺乏相關支援等）問題的交迫。不過，當今的女性學校領導者似乎 已經克服了內在的問題，其職涯晉升與工作的障礙主要來自於外在的情境。舉 例來說，在 Gardiner、Grogan 及 Enomoto（1999）的實徵研究中即呈現了女性 校長候選人在培訓過程中所遇到的衝突。這些女性校長候選人認為，當她們的 師傅（mentor）是男性時各有優缺點，優點是男性師傅可以從不同的性別角度 給予建議，幫助她們更完整地解決問題任務，但缺點在於男性師傅缺乏女性的 觀點，較少給予鼓勵或協助，有時甚至還會賦予這些女性校長候選人更艱難的 任務。再者，當女性校長候選人與師傅的族裔不同時，兩者之間的距離與差異，
甚至是衝突會更加嚴重。然而無奈的是，在長期由白人男性主導的教育行政領 域中，要找尋女性的師傅進行輔導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儘管 Gardiner 等人 的研究中指出女性校長候選人在職涯晉升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外在阻礙，這樣的 結果並不代表女性教育行政者之間不會有角力或是衝突，事實上有些外在的阻 礙可能來自於女性的壓迫。Funk（2004）在整理相關文獻後指出，當女性快速 晉升領導職位後，她可能無法得到基層女性行政人員的支持，反而還會遭受更 多的嫉妒、仇視、抗拒與破壞。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女性間的壓迫情形是 Malveaux（2005）點出的「女王蜂」（queen bee）現象。Malveaux 認為教育行 政領域中的女性領導者並不全然像工蜂一樣，是個願意全心奉獻的照護者
（nurturer），有些女性領導者（特別是少數族裔的女性）可能是獨占資源的女 王蜂。一旦組織出現這種類型的女性領導者，其他女性則更難在教育領域中闖 蕩出一片天地。不過 Malveaux 也認為，女王蜂型的女性領導者最終可能會付出 代價，即如同前面 Funk（2004）所言的，這些女性領導者將會面臨更多的反抗 與衝突。從這些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性別論述 已逐漸解構，朝向多元開放的意義詮釋，男性與女性並不是截然對立群體，男 性可以從不同的性別觀點協助女性領導；而女性之間的同性情仇，亦顯示了教 育行政領域中不同女性的差異，這樣的研究結果都是過去未能看到的。
其次，從 Shakeshaft、Brown、Irby、Grogan 與 Ballenger（2007）等人整 理的「女性行政者的職涯路徑」相關實徵研究來看，Shakeshaft 等人認為當今 的女性雖然去除了阻礙職涯晉升的內在因素，也有更多的女性透過進修博士學 位或參與領導培訓課程來提昇自己躋身領導職務的競爭力，然而，並非所有的 女性都瞭解課程的內涵。Sherman（2005）在其實徵研究中即指出有些女性教 育工作者雖然有擔任領導職務的意願，但她們不知道有什麼領導課程或進修管 道，也不瞭解參加這類進修對於領導的幫助，甚至也無從得知教材內容能否符
應當前的領導現況。因此這些女性不僅失去了某些培養領導技能或是建立人際 資源網絡的機會，間接地也使她們的職涯進展受到影響，比較不容易晉升至領 導階層。除了從進修管道來看女性行政者的職涯路徑之外，家庭與工作之間的 平衡對於女性職涯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儘管時空轉換至今，Shakeshaft 等人 認為女性的母職角色以及職場工作環境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動，而從前一節談到 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實徵研究中（Gardiner, Grogan, & Enomoto, 1999; Whitaker, 2006），我們即可發現有些女性教育領導者能夠成功地整合不同的角色任務，有 些女性教育領導者卻將家庭與工作視為雙重的負荷，因此女性能否平衡公私領 域的事務成為其勝任領導工作的關鍵。雖然前文曾指出有些女性能成功整合各 種角色，不過和男性的線性領導路徑相較之下，女性確實更容易因為家庭的羈 絆而無法升遷，這樣的困境也使得女性轉而從發展非正式的人際網絡、參與各 種研究計畫或委員會，甚至是選擇進修等方式累積領導的能量，從一條非線性 的路徑達到領導的層峰。
最後，在 Shakeshaft、Brown、Irby、Grogan 與 Ballenger（2007）歸納整 理的「女性教育領導者的風格」實徵研究中，再度言明不同性別領導者迥異的 領導風格，例如：女性教育主管比男性教育主管更重視人際關係，且更容易採 取一對一的晤談；女校長在遇到棘手的衝突情境時，比男校長更容易以幽默的 方式自我解嘲。大體而言，這些研究結果能夠幫助吾人瞭解女性教育領導者的 風格，不過 Christman 與 McClellan（2008）在其實徵研究中也提醒吾人必須體 認女性領導者在情境中的機靈反應。換句話說，我們不應該以某種社會建構的 規準期待女性教育領導者應該要符合某些領導風格，或者化約地歸納詮釋女性 的領導風格。事實上，女性教育領導者的領導實際更加複雜，她們通常會依照 情境脈絡判讀的結果，採用具備男性特質或女性特質的領導策略來解決其所遇 到的各種問題。從 Christman 與 McClellan 的研究結果來看，當吾人想要瞭解領 導風格議題時，應當先擱置我們對於領導風格的既存認識與偏見，深入女性教 育領導者的領導現場，才能夠更細膩地詮釋女性教育領導者的樣貌。
二、國內的校長性別研究
國內學位論文在一九九九年之前很少出現校長性別研究，唯到了一九九九 年以後情形才有所改觀，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五十四篇校長性別實徵研究，這些 研究的成果對於吾人瞭解教育現場中的女校長相當有幫助。環顧一九九九年以 來的校長性別研究，依照研究主題將其分為八大類，分別是：校長領導（二十
八篇，約佔 54%）；溝通行為（二篇，約佔 3%）；權力運作（二篇，約佔 3%）；
工作壓力、滿意度與社會支持（四篇，約佔 7%）；公共關係與社區互動（五篇，
約佔 9%）；生涯發展（八篇，約佔 15%）；生命經驗（三篇，約佔 6%）與其他
（二篇，約佔 3%），在此不同主題類別的論文整理成表 2-2。
從表 2-2 我們可以發現「校長領導」可說是校長性別研究中最熱門的研究 課題，有關男女校長的領導風格、特質、行為，甚至是自身的領導經驗都是研 究者關注的焦點，這樣的研究發展趨勢大致與西方的實徵研究相符。在這類的 實徵研究結果中，張芳綺（2005）透過問卷、訪談與觀察的方式指出男女校長 雖然在領導特質與領導行為大同小異，不過即便不同性別的校長均出現「高倡 導高關懷」的領導型式，其中男校長與組織成員的互動輕鬆，女校長則會利用 時間開會溝通，較男校長更加注重工作效率與執行力。另外也有研究者發現校 長的領導實務為並不會受到生理性別的影響而有明顯的差異，基本上校長本身 的性別角色或是其具備的性別特質才是影響領導實務的關鍵（黃玉貞，2004）。
國內的實徵研究亦發現女校長比男校長擁有較佳的人際互動，她們願意分
國內的實徵研究亦發現女校長比男校長擁有較佳的人際互動，她們願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