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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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選區服務

Fiorina 認為選民對選區服務需求的渴望，與這幾十年來行政權 擴張有很大的關係(Fiorina 1977b, 36-37)。隨著行政權的擴張，選 民對民意代表的服務需求漸漸加深，透過議員們反映民意來補救行政 權的缺失，國會議員也紛紛調整了自己的代表取向，不再是純粹以國 會中的立法問政為主，服務的工作更是提高了他們在選區的曝光率 (Parker 1986, 58-114; Cain et al. 1987, 98-117 )，隨著行政權 不斷的擴張，人民與政府的接觸更為頻繁，當人民覺得政府施政有所 缺失，甚至是自身權益受損時，除了尋求法律上的行政救濟外，選民 有時也會希望民意代表幫助，對於選區選民的訴求，除非民意代表無 意繼續連任，不然民意代表必會盡心盡力來幫助選區選民解決問題 (朱志宏 1995，173)。

自 1960 年代開始，美國國會議員連任的比率有逐年升高的趨勢，

學者將此種高連任率的現象稱為「現任者優勢」(incumbent，s advantage) (Erikson 1971; Mayhew 1974)。有學者認為「現任者優 勢」產生的原因正是因為國會議員為選民提供的服務工作所使然 (Fenno 1978, 31-53; Cain et al. 1987,9-12; Johnes and McAdams 1981, 513-514; Yiannakis 1981)，這些服務工作為國會議員們帶來 高知名度與好名聲，以致於讓這些國會議員更容易爭取到選民的支持 (Abramowitz 1975, 682-683; Cain et al. 1987, 176)。

現任者所享有的服務資源，往往是競爭對手所無法匹敵的。有些研究 顯示了民意代表所能提供的服務資源與其連任與否具有因果關係 (Parker 1980;Yiannakis 1981; Fiorina 1977b; River and Fiorina 1989, 22-41)，但有些研究的結果剛好相反(Johnnes and McAdams 1981, 538-539; Beth 1984, 219; Feldman and Jondrow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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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sdale and Cook 1987)。雖然研究結果迥異，但大部份的民意代 表在接受相關調查時，仍然宣稱服務選民的工作可以幫助他們在爭取 選票上有事半功倍的效能(Fenno 1978, 54-100; Cain et al. 1987, 77-84)。近年來，國內有些社會團體或是學術界開始有系統的評鑑立 法委員在會中的表現，他們發現有些立委出席率低而且鮮少有議事發 言，弔詭的是，這類立委往往能輕鬆連任。當這些立委被問及為何甚 少出席或發言時，有不少人表示把大部份的時間花在基層的服務工作 上(黃秀端 1994，3)，由此可看出服務工作對有些立委爭取選民支持 是很重要的。

民意代表經營選區為選民服務，另一須觀察的重點是為了建立其 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所謂「個人選票」指的是候選人憑藉其 自身的個人特質(personal qualities)、條件(qualification)、過 去的活動(activities)與相關記錄(record)等因素來爭取到的選票 (Cain et al. 1984,111)。民意代表平時的服務行為與其他各方面表 現的綜合評價，如果激發了選民的投票支持，則被視為一種個人選票 現象(Cain et al. 1987, 9; Norton and Wood 1990, 196; Coates 1995, 227)。選民在進行投票選擇時，民意代表過去所從事的選區服務，會 成為選民心中所認知候選人過去的行為記錄，甚至是評估候選人是否 成為一個優秀民意代表的條件。Cain 等人認為這種以候選人個人特 質為基礎的投票行為，不同於其它的投票參考標的，也就是說選民投 票給連任的國會議員就不受本身的政黨認同、議題立場或是其它變數 的影響(Cain et al. 1984, 110-125;1987, 9)。另外，學者Ｒeed 也對日本的國會選舉進行研究，他發現日本國會候選人的競選策略一 般分為兩種型態：一為爭取政黨選票，另一為爭取個人選票，在複數 選區之選舉制度下，大多數的候選人皆非常重視服務的工作，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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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服務工作將可區隔同黨候選人彼此有何不同，而且又不會得罪對手，

這是誘使選民繼續支持連任的好策略。

為何選民會因為選區服務而進行選票回饋？諸多學者以社會心 理學的途徑來解釋，依個人選票的定義來看，其可說是候選人取向 (candidate orientation)投票行為的一種展現。過去的選舉研究顯 示，政黨認同成功的解釋了選民的投票行為，其為一種長期且穩定心 理因素(Campbell et al. 1960, 146-167)。然而，Cain 等人認為，

短期因素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已逐漸提高當中，尤其是選民對現任代表 的評價，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解釋變項(Cain et al. 1987, 9-12)。自 60 年代中期以後，選民心中國會議員的形象，皆是以他們對議員的 服務工作之認知為主(Cain et al. 1987, 101-107)。國會議員也成 功的將選民的注意力轉移至服務上，這使得選民對於議員的工作表現 產生良好的印象，進而在下次選舉時投票予以支持(Cain et al. 1987, 36-37)。學者 Fiorina 更認為，美國國會議員連任成功的比率一直增 高，是因為短期因素如候選人的服務效果所致(Fiorina 1977b)。現 任的國會議員有許多資源可用來服務選民，他們較容易接觸選民，使 得選民對現任者較為熟悉且產生較好的評價。為了保有現任者繼續提 供服務，或是預期現任者持續在位是對自己有幫助的，所以選民會再 度的以選票來支持(Fiorina 1977b;Cain et al.1987; River and Fiorina 1989)。以候選人過去表現的來做為投票決定的考慮因素，

Fiorina(1981)將此類選民行為稱作是「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

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地方民意代表出身基層，長期與地方選民 接觸，選民各式各樣的問題皆會找民代幫忙，在選民與民意代表接觸 頻繁的情況下，服務工作更有條件帶來個人選票。除了前述以評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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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個人選票的心理動機外，在台灣過去的選舉研究中，除了政黨取 向、候選人取向以及議題取向被用來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外，因應台 灣社會特殊的人情關係，陳義彥更提出了社會關係取向，其也適合用 來解釋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陳義彥，1992：18)，作者認為除了以選 民對候選人的評價來解釋服務導致個人選票的現象外，不管選民對選 區民代的評價如何，社會關係用來解釋服務與選票回饋之現象，亦非 常的貼切，也就是選民只要接受了民代的服務，心理上就欠其人情，

故會找機會回報。政治人物通常會利用各種場合與地方選民進行社會 互動，他們時常打聽地方的需求並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在這樣的人情 關係下，選民可以利用選區民代的權力來滿足自己的需求，一到了選 舉時就會有所回饋。綜合上述，個人選票對於選民而言為何會發生？

其實除了選民對現任者產生好的形象評價，並預期這些現任者繼續當 選是對自己有幫助的，故會以選票回饋。

民代為選區選民所做的服務工作，Fenno 稱它為“constituency service＂，國內學者將此一詞譯為「選區服務」（盛杏湲 1999；黃 秀端 1994；1996）。Fenno 認為選區服務乃國會議員對選區之個人、

團體、地方政府所做的幫助，例如解決選民與行政機關的爭議、謀求 退伍軍人的利益、或是向聯邦政府爭取地方建設等(Fenno 1978,101)。

這些幫助通常包含了兩個部分，一為個案服務(case work )，另一為 計劃協助(project assistance)。所謂「個案服務」指的就是協助個 人代為向行政機關處理一些問題；而計劃協助則是幫助選區向聯邦政 府爭取各種公共政策與經費補助。個案服務的性質類似 Eulau 與 Karps 所說的服務回應，而計劃協助則是屬於分配回應（黃秀端 1994，

37-38）。

國內外學者針對選區服務的界定仍存有些許的差異，Fenno 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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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服務與計劃協助的方式來說明選區服務的意涵。黃秀端則是採取 較寬的界定方式，他認為所謂選區服務除了 Fenno 所說的個案服務與 計劃協助外，立法委員為選民的所做的任何事情，皆可視為選區服務 的工作，而根據他的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的立法委員最常見的選區服 務為參加婚喪喜慶、人事請託、冤屈的平反以及爭取選區利益等(黃 秀端 1994，39)。另有研究者是從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的途 徑來定義選區服務者，許志鴻認為凡是在連任動機的驅策下，民意代 表為了滿足選區選民的需求，所採取可能為選民爭取到實質利益的回 應行為 (許志鴻，1986，24)。

蔡佳泓提出了選區經營的概念，他認為選區經營的意涵較選民服 務廣，凡是能夠增加國會議員的選區資源的工作都可算是選區經營，

而選民服務的涵意比較單純，大約等同於學者 Fenno 所用之個案服務 一詞 (蔡佳泓 1996，12-14)。

本論文使用選區經營的概念，對於選區經營一詞的界定為：舉 凡民意代表議會問政、選民服務、政見及議題取向等基於其職責並為 爭取連任而替選區與選民所做的所有作為皆是選區經營。在本文後續 對全體新北市議員的問卷調查及部分議員的深入訪談皆以這樣的界 定為研究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