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遺產及贈與之決策動機
Gale and Perozek（2001）建構跨代的移轉模型，分析在自利、利他與交易等 三種不同的遺產及贈與動機之下，課徵遺產及贈與稅對於儲蓄行為的影響。江莉 動機（pure altruism）」，係指父母在意其子女及未來各期後代的效用，稱為「王朝模型（dynastic model）」。其二，「給予即快樂（joy of giving）」，假設給予財產能帶給父母效用。其三，「交換動 機（exchange motive）」，認為父母對子女有需求，父母需求量超過子女願意提供的部份，需用「策 略性遺產（strategic bequests）」來交換。其四，「無意圖的遺贈（unplanned bequests）」，指遺贈完 全是來自父母意外死亡，而來不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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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遺產及贈與動機的討論而釐清，故而對於遺產及贈與動機有明確的指引與歸 類。23
上述的研究，皆探討遺贈的行為誘因，並以其如何影響消費、儲蓄、投資或 財富移轉等各種行為決策，更進一步說明決策動機對於遺產及贈與稅制規劃之重 要性。基於這些論點，本文歸納出以下四種常見的遺產及贈與動機：
一、純粹遺贈的動機（bequest motive）
父母基於愛護子女的天性使然，以遺產或贈與的方式，彰顯照顧子女的行為，
主要論點是假定遺贈行為本身，就能直接帶給父母效用，換言之，是一種純粹「給 予的喜悅（joy of giving）」，又稱為「暖光效應（warm glow）」（Andreoni, 1990）。
在設定父母的效用模型時，通常會將遺產或贈與的數額當成最終消費，並置入效 用函數中評量，但由於金額與效用的關係並不明確，且「暖光效應」是人類主觀 意識的行為，所產生的心理滿足程度，不僅因人而異，通常不易比較或衡量，故 而過去的研究因為設定的效用函數不同，而造成預測的結果南轅北轍。另外，
Bennett et al.（2002）運用「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WTP）」調查，將人類 主觀的偏好想法，可透過「支付意願」的方式表現出來，意即是消費者對於特定 物品或勞務在其心中的價值，往往掺雜強烈主觀評價，將其運用在公共政策的領 域，譬如在制定一個新法規時，「支付意願」可用來衡量對於該新法規，人們所願 意支付的額外金錢，以反映執行法規在價格上的成本。因而，當父母以遺贈的方 式表達對於子女愛護的心理，我們亦可得知人們對於繳納遺產及贈與稅的接受程 度，表示在遺贈行為效用滿足下，願意額外支出的金錢成本。
二、利他的動機（altruistic motive）
假定子女的消費行為除了增加自己本身的效用，亦同時增加父母的效用，因 此父母以遺產或贈與的方式將財富留給子女使用，將被視為父母消費行為的延
23 朱澤民等（2016）認為遺產及贈與動機分為：純粹遺贈動機（bequest motive）、利他動機（altruistic motive）、策略動機（strategic motive）及意外動機（accidental motive），本研究係依此分類進行 研討。唯「純粹遺贈動機」所定義之「暖光效應」，以生前感受為主，死後無法享受其好處，因 而本研究認為其只發生在贈與行為，本文後續章節所指之「純粹贈與動機」即與此處之「純粹 遺贈動機」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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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遺贈行為也會同時提升父母與子女雙方的效用（Barro, 1974; Becker, 1974;
Becker, 1981; Becker and Tomes, 1979; Solon, 2013）。換言之，未考慮租稅干擾的情 況，在「利他的動機」的前提下，無論父母或子女的效用，皆因「子女的消費行 為」所引起。再者，在封建或宗族制度較為盛行的時代或地區，父母遺贈的理由，
或許是因為傳統觀念的束縛，背負延續家族命脈的使命。極度富有者甚至會產生 類似封建時期的思想與作法，期盼將所遺留之財富延綿不絕，嘉惠所有後代子孫，
因此「利他的動機」也被稱為「傳承的動機」，而其設定的效用模型被稱為「王朝 模型（dynastic model）」（Chu, 1991）。每一代子孫將會繼承上一代的財富，同時背 負繼續傳承給下一代的責任，並需基於未來每一代子孫的效用考量下，為工作、
投資、消費、儲蓄及遺贈等行為做出最適決策。此外，在現代的企業中，有些創 業者甚至必需肩負照顧員工、履行社會責任等使命感，此類傳承似乎也應視為利 他動機的一種型態。
三、交易的動機（exchange motive）
假設父母對於子女有勞務需求，便會以遺贈方式作為購買子女關心與照顧等 勞務的對價，遺贈的金額便可視為以交易型態而產生的費用，故又稱為「策略性 的動機（strategic bequest motive）」（Bernheim et al., 1985 ; Cox, 1987）。若以交易觀 點來看，為符合最適租稅理論中的經濟效率主張，即 Ramsey Rule 的反需求彈性原 則，若以遺贈做為「購買子女的關心與照顧等勞務」的代價，則對此項需求的彈 性將決定有效稅率之高低，需求彈性大者應訂定較低的有效稅率；反之，需求彈 性小者應訂定較高的有效稅率。依照國人的觀念，父母年老時都希望能得到子女 的關心與照顧，如此便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財貨勞務需求，預期課稅稅率變動 將不會引起此需求的急劇變動。再者，由於子女承歡膝下牽涉到複雜的情感因素，
同時亦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這種交易動機的需求，被認定為缺乏彈性，應可接 受較高的有效稅率。只是對於這樣的需求，每個人的迫切程度不一，實務上是否 得以歸納出與預期一致的結果？但另一方面，若以社會公平的角度來看時，生活 必需品的費用支出占中低收入者的所得或財產比重較高，而該費用支出占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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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所得或財產比重較低，倘若對「年老父母所得到的子女關心與照顧」課以較 高的租稅負擔，則不僅有悖分配正義的原則，更有違公序良俗之嫌。
四、意外的因素（accidental bequests）
此論點源自於人們對於老年生活支出的風險意識，加上個人壽命之不可測 性，現代的保險制度尚無法精算並完全規避如此風險，造成個人多餘過度的儲蓄 未能於生命終結前消耗完畢，因而發生遺留給後代子孫的情況（Carroll and Kimball, 2001）。此時遺贈行為並沒有特定動機可言，純粹只是為了退休後的生活而留下來 的儲蓄，因為意外身亡或來不及規劃而成為遺產。由於意外的發生具有不可測性，
意外所造成的遺贈行為，應與自願性遺贈的決策或動機有別，理論上再高的稅率 無法扭曲遺贈與否的決定，應可採取重稅的策略。然過度的儲蓄牽涉到風險意識 卻是屬於自願性的行為，假設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被繼承人或遺贈人事先已得 知遺贈稅率為 100%，則是否會影響其儲蓄的額度或行為？或是此時財產移轉、租 稅規劃與養老保險計劃等，可能更加積極。
以上臚列過去文獻所探討的各種主要遺產及贈與動機，勢必影響代際的所得 與財富分配，倘若再加上遺產及贈與稅等租稅誘因的干擾，亦將衍生各式之財產 移轉與分配行為。本研究即期待藉由實證資料的分析與歸納，從而抽絲剝繭，協 助剖析各種不同遺產及贈與動機，對於遺產及贈與稅等租稅誘因的影響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