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國族認同

壹、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論爭

一、台灣新、舊文學的典律之爭

1920 到 1940 年代間，傳統（舊）文人與新（白話）文學的作家和支持者們，

關於文白語言和新舊文學的往返論辯，促成了文學史上的典律（canon）之爭。

彼時，時值青年的白話文學作家張我軍的隆隆砲火，對準舊文人的詩社、擊 缽吟等活動發出批判，直指其固守文言作詩、弄偶用典，所寫文章無病呻吟、缺 乏進步觀念，是時代的落伍者；並且，特別針對他們之中是享有優勢的特權階級，

及與殖民政府掛勾等行為提出抨擊，認為從文化的層面上來看，舊文學充滿了守 舊的劣等國民性以及甘為殖民政府打手的奴性。不過，傳統文人對於這些攻擊，

也有其內部集團各自不同的分歧與看法（黃美娥，2006）。

在傳統文人之中，早已有人注意到了這些舊文學的問題，呼籲不應專作美文，

而應在文學中多彰顯社會性。在他們心中，舊文學典律也能發揮啟蒙思想的作用，

何必非要白話文學？針對新文學可以達成的言文一致與引介西方思潮，許多文人 提出了替代的方案，例如：鄭坤五提出在台灣原本就已通行一種「平易文²⁰」， 他認為，平易文較文言文易懂，遠勝過以中國官話（大部分為北京話）為主的白 話文，且中國國語也不一定適用於台灣；況且白話文冗長，要寫的簡賅並不容易，

讀起來也耗時。另，魏清德則是認為，文雖不一定和言並行，但文遠比言重要，

因而提出將漢文分為詩歌詞賦的美文，與引介西方科學的實用之文，他希望能將

20 即前文討論文言文定義時，提到古代漢語中的「古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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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加以改革，使其得以承擔介紹新思想之任務，同時又可兼顧保存文化傳統。

再者，還有連橫作為舊文人的一員，也提出他對書寫文的看法，認為若要媒介思 潮，除「固有之華文」（應指文言）外，他並不反對用「簡潔淺白之華文」（應指 白話），甚至是「和文」、「英、法、俄、德之文」，甚至「用羅馬字寫白話文亦無 不可」。然而，在他的觀念裡，簡潔淺白之華文並不等同於全盤接受北京白話文，

這可看出，連橫雖是舊文學的擁護者，但卻也主張保存台灣話文以及鄉土文學（黃 美娥，2006）。

總之，新、舊文學的支持者，分別從「文學」和「文化」的層面，為他們自 身所支持的理念進行辯護。站在文學的角度上，既有關於形式上書寫語的文白討 論，也有內容上新舊文學利弊之剖析；在文化的角度上，於當時時代環境下，以 能否引介西方新思想作為判斷的依據：舊文學／文言的「保守性」與新文學／白 話的「進步性」，以及特定舊文人階級為殖民政府服務的「奴性」，相較於某些新 文學的「抗日」性，於這些層面背後所反映的，是這些新舊文人因人異而帶有的 某種民族（漢民族／大和民族）認同的情感。而在漢族文化之下，中國話和台灣 話文又成為一個在（漢）民族框架下所發展出來的「鄉土文學」之論爭。

二、「台灣話文運動」與「鄉土文學」的正反論述

1930 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參加論戰之文人，由辯論以台灣話文或中國 白話文作為文學寫作之工具的語文問題，到加入「鄉土文學」是否適宜作為充實 整個文學內涵的寫作方向的論題。關於台灣話文的論爭分為贊同論和反對論，反 對論者的主要論述又可分為「反對台灣話文」和「反對鄉土文學」兩種理由。在 反對論中，有部分論述者堅持台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地方文學，必須使用中國 白話文；還有部分已經習慣使用日文書寫的論述者，認為只要能反映台灣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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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使用語言為何，無損於作為台灣（鄉土）文學的正當性。贊同論中更有部分 論者主張採用羅馬拼音文字，廢棄漢字，創作台灣文學（向陽，2006: 65）。

在這些不同的論述裡，贊同論者持「改造／建設論」論調者，主張改造或建 設台灣話文，堅持台灣話與台灣人、台灣事的密不可分，主張以「『台灣』話文」

表現台灣文學的獨特性。這些支持者中，有一些是原本以「『中國』文言」寫作 的舊文人，有一些則是用「『中國』白話」寫作的新文人，這其中的「矛盾」之 處，透過引號的強調，可以對照的很清楚，這其中存在著今日看似矛盾的「國族

21」認同問題：第一，在新舊文學典律框架下，看似贊成「中國」文學的舊文人，

竟有許多人（如鄭坤五、連橫、黃石輝、郭秋生等）因為整理台灣民間歌謠的緣 故，首先引領了重視台灣民間文學的風氣；第二，重要的新文人如賴和（台灣新 文學之父），雖贊同台灣話文運動，但其文學實踐卻不是台灣話文，而是「辛苦 磨練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加上不可或缺的台灣色彩，以作品更進一步帶動台灣 新文學的風潮」（林瑞明，2000）。由此，舊文人透過台灣歌謠之整理，保存台灣 話文與民間文學，與新文學家企圖透過蒐集整理台灣民間文學作品以建構台灣文 化主體性的工作連成一氣，形成新舊文學雙方在民間文學上的協力現象（黃美娥，

2006）。

當然，不可否認地，這些原屬新舊陣營的文人及其文學主張，本就存在著台 灣／中國／日本的三重民族認同之困擾，對台灣民間文學的關注，使得內部本就 各自分歧的新舊文人之間浮現了一些共同性，在鄉土文學的形成過程中，一些不 同身份與不同文學主張的人，建構出了一些對（台灣）民族一致的想像。

也有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契機，意味著舊文人所代表的中國文化與

21 針對此，各個學者對於「國族認同」形成的時間點看法不一，如有下列陳翠蓮認為在 1920~1950 間是形成的關鍵；也有蕭阿勤認為文學史上「台灣民族主義敘事」至 1980 年代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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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仕紳階級，和新文人所代表的新台灣文化與大眾色彩，有了某種程度上的交 會。向陽提出「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試圖詮釋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的 兩波論爭中，論述者（不包含支持其論調者）多為左翼知識份子，認為他們的文 化認同和民族想像固然大相逕庭，但反映在階級性上的文學主張：以大眾路線的 台灣文學，與封建的古典漢文學、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日本新文學進行鬥爭，可 說是有著程度不一的交疊。當然，同樣地，在這個左翼的陣營中，也有著各異的 民族想像。

總而言之，在 1930 年代的兩波爭議中，向陽（2006）認為這是論爭者在書 寫策略上的路線爭議：究竟該走民族性先於階級性的文學，或是階級性先於民族 性的文學，才是核心的課題。基本上，無論是階級先決抑或民族先決，鄉土文學 和台灣話文的論爭中，任何一個陣營或屬性的劃分，從上述的討論裡不難發現，

就是從各自的主張裡「異中求同」或「同中求異」，因此，有著「新舊文學的對 立與協力」，也有「大眾與民族的交軌」，但無論何種解讀角度，民族或國族的想 像都是文學路線之主張背後，重要的主導因素。

三、「漢字白話文」或「羅馬字台灣話文」作為文化抵抗工具

陳翠蓮（2008）認為從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也就是大約在 1920 年代到 1950 年代中間，是台灣政治史上國族主義形成的重要階段。作者進而描述這段期間台 灣人如何在各層面上（政治、文化、日常）所進行的各種型態（正式、非正式）

的反殖民行動，她稱之為反殖民的「抵抗」。而以文化為抵抗的戰場，從事文化 運動的台灣菁英，乃是希望能提升、增進乃至改造台灣的文化，不同於當時其它 殖民地運動的本質主義與本土主義的色彩，文化界人士反倒強調「世界性的台灣」， 以兼容東西、並蓄世界優秀文化為期許，追求台灣人的獨立人格與自覺、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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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政府以「國語」政策和公學校教育，意欲使台灣人徹底同化時，語言文字 作為黏合政治文化共同體的一種工具，和國族認同的緊密關聯便不言而喻。

陳翠蓮將當時台灣文化界人士，提出反抗日文愚民的兩種語言工具組合，大 致分成兩種：中國的漢字白話文和羅馬字台灣話文。漢字白話文的提倡者黃呈聰 因為到中國旅行考察，目睹了五四運動後白話文普及對於提高國民知識有很大的 影響；另一倡議「白話文講習會」的黃朝琴則是認為歐美文明進步快速的原因在 於「文字簡單、言話一致」，漢民族退步的原因則是「文字繁難、言文兩樣」。而 他們也都明白漢字之學習並不容易，但只要先能通曉漢字，做折衷的白話文，以 之吸收新思想、新事物，即使形式上是「變態的白話文」──融合了日語和漳泉 方言之詞彙、文言和白話的行文，也都可以接受，因為最後還是得要跟母國的文 化相聯繫。

反觀羅馬字台灣話文的推手蔡培火，則以自己的經驗見證羅馬字的易學，他 指出台灣話和中國話是不同的兩回事，漢字白話文對中國話來說是言文一致，但 對台灣話而言卻格格不入。因此，他主張要從事台灣文化的改革，必定要透過簡 易的羅馬字拼寫台灣人熟悉的台灣話，不過這運動卻受到日本當局的禁止而終歸 失敗，他分析對當時台灣民眾而言，羅馬字是基督教徒以及那些文化低水平者的 用字，台灣人還是對象形的漢字有文化上的親近感；而蔡培火自身，則是謹守台 灣話文本位的原則，從未在文字中流露出對中國的嚮往（陳翠蓮，2008）。

「漢字」和「羅馬字」作為書寫工具的書面語，是關於口語的文字化與書面

「漢字」和「羅馬字」作為書寫工具的書面語，是關於口語的文字化與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