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與北韓關係回顧
第一節 關係破裂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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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與北韓關係回顧
國家間的關係是一種時間積累下的產物。本章講述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與北 韓關係逐漸惡化的過程，以及二戰後兩國曾有的政治與經濟接觸，試圖呈現長期 以來日本與北韓在心靈上與實質關係上的疏離。
第一節 關係破裂的起始
本節嘗試以二次大戰結束前的幾個件事來說明構成日本與北韓現今關係的 遠因，以「脫亞論」的提出呈現日本自主性切斷與亞洲鄰邦情感連結的舉措，再 由「衛正斥邪論」及金日成的「武裝抗日」指出北韓視角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國 形象的形成；最後介紹北韓核武歷史與日本相關的淵源。
一、 征韓論與脫亞論
若論近代日本與北韓關係的起點，就不能不回到明治時代，理解日本在歷經 明治維新時期亞洲觀的變化。此處的亞洲觀所指稱的是包含中國、朝鮮、日本在 內的東亞地區。在江戶末期，吉田松蔭、橋本左內等人即提出了日本的對外擴張 性政策建言；進入明治時代，面對西方對亞洲的侵略，迫使日本政府必需決定其 對亞洲採取的政策姿態，而在日本國內產生各式議論。1
明治政府甫成立時，日本曾出現對韓強硬的「征韓論」，倡議者中最出名者 莫過於西鄉隆盛。然而，西鄉的征韓論是一純粹「內政轉外交」的軍事見地，一 般認為其理念並不包含特殊的亞洲觀或韓國觀。面對明治政府採行徵兵制並廢除 士族俸祿，西鄉的征韓論望能利用與朝鮮的戰爭，創造失意士族們發揮的舞台，
甚至在戰勝後重拾士族威信。2
1 橋本左內提出建立日俄同盟，並以此展開侵略亞洲；吉田松蔭則提出了對朝鮮、滿州的露 骨侵略論。
2 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Ι》(東京：有斐閣，1971)，頁 25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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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韓論的起因乃大政奉還前，日本政治由幕府主導，德川幕府在 1633 年頒 布鎖國令後，日本僅與荷蘭、中國和朝鮮維持著對外關係。在幕府許可下對馬藩 的宗氏仍持續與朝鮮進行貿易。1868 年明治政府成立，依照江戶時期將軍即位 之往例，對馬藩依政府命令派出家老樋口鐵四郎做為使節前往朝鮮，並以藩主之 名事先於 1868 年 9 月送交預告此事的書約(先問書契)給朝鮮。該書約被以「格 式與以往不同」之因遭到拒收，希望日方進行修正。對日本而言，這封書約的格 式變化是必然的。考慮到過往「幕府」與朝鮮間的書約被提升到由「天皇」對朝 鮮的書約層級變化，以及日本自詡與清國間平等的地位，書約中使用了過往未曾 使用的「皇」室、「詔」書等字樣。然而，就朝鮮國王看來，日本使用了向來只 有自身宗主國清國才能使用的「皇」、「詔」辭令，將原本雙方對等的關係變成日 本在上、朝鮮在下的關係，是一種踰矩僭越、傲慢無禮的行為。
就日本方面，一般均認為此書約受拒乃肇因於時值朝鮮強化鎖國政策之際，
在嚴密攘夷思想下，已對西方開國的日本被劃為「洋夷」之屬。然而，由於日本 拒絕改正其「僭越破格」的文書，就朝鮮而言顯現了明治政府與過往江戶政府的 不同－明治政府以霸道與鄰國相處。此使朝鮮深感危懼。3
1873 年因東京商人假藉對馬商人之名進行貿易，朝鮮在位於釜山的日本公 館門前揭示取締違法貿易的命令，日本國內強硬派聲浪再起，指此為侮辱舉措而 有征韓之論，為此西鄉隆盛欲以特使身分赴朝鮮進行談判。然而，甫歸國的岩倉 使節團成員大久保利通、木戶校允等人因親自考察了歐美政治、經濟、文化制度，
深感於日本殖產興業等內政改革的急迫性；歐洲考察使節團團長岩倉具視亦向天 皇上奏，表明反對派特使赴朝鮮的立場。最後天皇採納岩倉的意見，其結果導致 多位支持征韓論的參議提出辭呈，西鄉隆盛則下野回到薩摩。4
明治政府剛成立便派遣岩倉使節團出使各國，其最初的目的是修改不平等條 約，但使節團第一站到了美國，卻被告知在日本國內法律未完備前難以修約，故
3 姜在彥，《近代朝鮮の思想》(東京：未來社，1984)，頁 80-81。
4 山田昭次、高崎宗司、鄭章淵、趙景達，《 近現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朝鮮》 (東京：東京書 籍，1995)，頁 1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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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目的轉為對西方各項文物制度的考察。除親眼見到工業化後的歐美現況並學習、
調查典章制度，在拜訪普魯士時，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表示 萬國公法是「為強權服務的法律」使岩倉使節團成員認知西方所稱法理的外皮下，
實際仍依循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岩倉使節團成員歸國後成為明治政府改革中樞，
大力推動日本的內政改革與西化，福澤諭吉即為其中一員。
古有管寧割席之諺，教人為求上進斬斷與「惡友」的關係；明治時期的日本 文人大多漢學底蘊深厚，福澤諭吉即為其中的佼佼者。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論 視東亞鄰邦為「未開化」之惡友，強調日本應斷絕與中國、韓國關係，致力成為
「西方」文明開化國家的一分子。日本與中、韓之相處亦毋須因彼此為鄰邦而有 所顧忌，採取西方國家對待中、韓的方式即可。5 此外，日本經濟學家福田德三 在日俄戰爭前赴朝鮮旅遊，形容當時朝鮮的經濟組織仿若西元 9 至 11 世紀的日 本藤原時代，爾後，此種「朝鮮社會停滯論」逐漸成為日本社會的一般見解，成 為日朝併合的理論基礎。6
明治時期的日本因強烈危機感而走向仿效西方，甚至在精神層面上站在與西 洋相同的視角睥睨亞洲，自詡為拯救者或領航者，最終走上帝國主義擴張道路。
反觀北韓，其看待日本的思維，又是如何形塑而成？
5 福澤於 1885 年 3 月 16 日發表「脫亞論」，內容略為：西洋文明之風東漸，風行草偃勢不可 擋，文明如同麻疹的流行，其利弊相參而常利多於弊，吾等不應僅止於防堵，助長其蔓延而 使國民盡早浴其風尚乃智者之舉。日本位於亞洲東緣，其國民精神已脫固隘之亞洲轉向西方 文明。然而不幸的鄰邦中國、朝鮮，在此交通便達之世眼見耳聞文明卻無動於衷，沉溺於儒 教主義下的古風舊習。若無政治改革、一新人心之舉，不消數年其必亡國而遭世界文明諸國 瓜分。原鄰邦間唇齒相依，然此時的中、朝對日本不但毫無助益，若以西方文明人士視角，
相鄰三國被等同而視，倘若中、朝政府依循古風而專制，視法律為無物，西洋人亦懷疑日本 為無法律之境；若中、朝士者沉溺於古習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方學者亦會認為日本為陰陽五 行之國；凡此種種影響為日本之大不幸。時至今日，日本已無法等待鄰國的開明共創亞洲之 興，實應擺脫亞洲之列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與中國、朝鮮相待之法，亦無須因為鄰國而特 別斟酌，而應循西洋人對待中、朝方式為之。與惡友相親者，難免於共同之惡名，亞洲東方 的惡友，吾心謝絕之。以上為筆者自譯，詳參：杉田聡，《福沢諭吉 朝鮮・中国・台湾論集
―「国権拡張」「脱亜」の果て―》(東京：明石書店，2010)，頁 16-20。
6 山田昭次、高崎宗司、鄭章淵、趙景達，前揭書，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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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正斥邪論及抗日領袖金日成
近代朝鮮人對日本的觀點，可由朱子學(儒學)中的「衛正斥邪論」作為出發 點而視之。李氏朝鮮一直以朱子學為其思想中心，「衛正」即保衛傳統的禮教秩 序，斥邪則是屏除與「正」相對的異端邪說，主要指屏除西洋文明，特別是基督 教、天主教的傳入。
李氏朝鮮在 1876 年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강화도조약/或稱朝日修好條約조 일수호조규)後才結束鎖國，然而在此之前並非無風無雨。1866 年焚毀入侵大同 江的美國船隻舍門將軍號(General Sherman)並擊退入侵江華島的法國艦隊、1871 年擊退攻擊江華島的美國船艦，並在全國主要都市立了「斥和碑」，碑文為「洋 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李氏朝鮮的鎖國是靠自身一次次抵禦外敵堅持 守護下來的。7
朝鮮大儒李恆老門生崔益鉉反對簽訂日韓江華條約的上疏呈現出當時朝鮮 社會充斥華夷思想及中華意識。此處的中華意識並非事事以中國為尊，而是自詡 為「中華文明」一員的優越自尊。甚至在崔益鉉的看法中，朝鮮為「大明之東屏」
而存有正統中華禮教，入侵中原建立清王朝的女真人雖支配中國，亦不改其為夷 狄的本質，故相較之下朝鮮存有中華正統。依崔益鉉的分析，在威嚇下同意簽訂 條約，日本之索求將無止盡，恐帶來更大的後患。此外，朝鮮的農業製品與日本 的工業製品間的貿易恐破壞本國經濟，此二項分析確實無誤。崔益鉉亦擔憂基督 教的傳入破壞社會禮教，日本人到朝鮮往來定居將奪取朝鮮婦女及財產，認為夷 狄如清尚且食言，與洋賊如日本之輩往來更是危險。8
自崔益鉉的思想可一窺近代朝鮮對日本的觀點。西化的日本全然拋棄了傳統 中華文化的禮教，以壓迫者之姿打開了朝鮮門戶。正如崔氏所預測，日本並不滿 足於江華條約，1910 年日韓併合，朝鮮半島進入「日政時期」。朝鮮王國失去獨
7 旗田巍，《日本人の朝鮮観》(東京：勁草書房，1969 年)，頁 271-272。
8 旗田巍，前揭書，頁 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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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家地位，並不是因為來自遙遠的西方國家的步步進逼，而是覆滅於長久以來 一直在旁的鄰邦之手。
二次大戰後韓半島回復其獨立地位，北緯 38 度線以北，建國領袖金日成於 1932 年至 1945 年參與東北抗日聯軍的歷史，其不但是金日成武裝鬥爭對抗日本 殖民壓迫的個人歷史，在北韓政府的教育下亦成為北韓人民所信仰的史實。
金日成本名金成柱，在朝鮮被日本併合後的 1912 年出生，1926 年曾短期就
金日成本名金成柱，在朝鮮被日本併合後的 1912 年出生，1926 年曾短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