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地理學中的情況，中國的都市地理學在 1950 年代以前，幾乎可以說是 一片空白。50 年代以後，地理學學者學習蘇聯，將地理學劃分爲自然地理學和 經濟地理學，少數經濟地理學學者把都市作爲經濟活動的中心，對都市進行了少 量的研究。由於農業在中國經濟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農業有顯著的區域差 異性和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因此，地理學，包括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重點是爲農 業生産服務。當時都市地理學是地理學中一個相當薄弱的領域。
80 年代後，中國都市地理學開始進行了宏觀的研究，如國家和區域都市化 和都市系統的研究。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研究繼續深化，一些微觀的研究開始 出現，如對都市內部交通、環境、用地、就業、空間結構的研究。十多年來，中 國都市地理研究已由靜態描述走向過程分析和動態機制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逐 步由定性走向定量與定性分析相結合，數學方法也逐步被運用於都市地理研究。
(二)當代中國都市研究
除了地理學的實證研究之外，關於中國都市的空間研究在 80 年代末期開始
也逐漸開展，但主要集中在建築學與城市規劃等領域(許學強、周一星等，2001；Gaubatz, 1999；唐子來等，2000；吳志強等，2000；鄭時齡，2004)。綜合這些 學者的發現，1990 年代中國都市的空間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包含都市建 成區向外擴展導致都市規模擴大的情形，還有與此同時發生的都市內部再結構的 重新組合。
建成區向外擴展表現出典型郊區化的現象，90 年代在中國的沿海城市包含 北京、上海、廣州與瀋陽等城市都是都市擴張的主要表徵情形，而相伴而來的都 市內部空間結構的再結構過程則顯得更為複雜(吳自強、姜楠，2000；胡俊、張 廣恒，2000)。都市郊區化現象與都市空間內部重組過程是互為因果的現象，因
為都市向外擴展，住宅區、商業區等區位分部也隨之重新分配，進而造成都市空 間內部結構的重新組合，同時這種空間的重組過程也提供郊區化發生的原動力。
對於中國都市空間結構變化的分析，基本上是出於經濟與政策方面的考量，
從社會學或是人類學等其他學科視角出發所作出的分析並不常見。這種由政策與 經濟尺度出發的研究焦點大致有二，其一是企圖探討大尺度中國都市成長的邏輯 (吳幸玲，2007：17)，包含中國都市化與全球化的關聯性。主要探討在市場經濟 轉向的過程中，中國的都市必須如何轉型，且國家與資本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與互動歷程等等。由於在中國，政府領導在區域總體發展過程中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角色，這種特殊性使得西方新自由主義中都市企業化政府的模式在中 國並不適用。且與蘇聯東歐等國家的轉型階段很不相同，主要的差別是在於中國 穩若泰山的政治環境並不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結構崩解，因此中國都市化 與中國特殊的政經環境之間的辯證關係，就成為中國的都市研究所關心的重要課 題之一。
另外一個焦點則放在都市本身經濟在結構與都市發展議題。在中國的都市發 展面臨到全球化的滲透時，伴隨著大量的外資與流動資本對於都市空間的營造與 規劃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房地產開發商、國內外廠商與地方政府之間的 合作與互動關係就成為大幅改變中國都市地景的原因。至於關於都市社會建構過 程的相關文獻，雖然起步較晚，但近來累積的速度也相當快速，因此，中國都市 研究的視角也逐漸朝向社會與文化等議題(Ma, 2006：363-389)，包含都市中移 民、性別、消費與大眾文化等議題。
第二節 區域差異：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 一、人文地理學區域特色的建構
1950 年 代 後 ， 人 文 地 理 學 開 始 從 區 域 差 異 轉 向 空 間 分 析 (spatial analysis) ，擺脫經驗主義，轉而追求空間法則(石崧、寧越敏，2005)。Hartshorne 執著於地域獨特性的描述與綜合，而忽略因果關係的探討和理論法則的建立的研 究途徑，終導致地理學的發展逐漸走向孤立，而引發1950 年代以後地理學界的 反省，並掀起一場論戰，且為使地理學更為科學而發動一場計量革命(quantitative revolution)11。
依照地理學當時的發展，既然實證研究中的空間分析已經成為研究主流，區 學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一文，使得主導美國地理學界數十年的哈特向(R.
Hartshore)的區域地理學受到嚴重的挑戰(Johnston，1990)。Schaefer 一開始就指出傳統地理學的 方法並不能解釋現象的空間分布，要能作到解釋的地步，就必須靠法則的建立。對他而言，地理 學應該是去探討控制地表面上現象空間分布的法則的科學，其將地理學完全建立在純粹空間關係 的研究上，否定Hartshorne 等認為區域地理學就是要發現區域的獨特性，它認為所謂的獨特性必 須建立在一般性之下才有意義，沒有一般性的法則又怎能突顯出獨特性呢?Schaefer 與 Hartshore 的本位之爭，最後由Schaefer 一方得勢，這並不表示傳統區域地理一無可取，而是當時學術環境 (計量革命)與社會環境所影響的，故在當時，可重覆操作的數學形式成為科學的代表，量化的研 究方式就成為一種新的典範。
月風暴12＂深深地觸動了當時的青年人文社會科學家。對於他們中的一些人，馬 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社會不平等的視角。
從1970 年代開始，人文地理學進入了從空間分析到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的演化階段(Gauthier and Taafe, 2000)，空間的社會性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促 成此一變革的固然有前已述及的政治背景，還有深刻的經濟背景。自1960 年代 ant=zh-cn"
1970 年代以來人文地理學萌生了新的空間認識，關注到空間的社會性，具 有了更多的社會科學的特質回顧人文地理學“空間＂內涵演進過程的同時，也走 過了百年的人文地理學思想變遷歷程。從區域傳統到空間傳統，當時的人文地理 學更接近於自然科學。此後在不斷的實踐中認識到空間是在歷史發展中產生的，
並隨歷史的演變而重新結構和轉化。當從自然科學中派生出來的人文地理學在接 受了社會空間的認識論之後，似乎更像一門社會科學。但兩分的空間認識論已不 足以幫助地理學家有效地觀察與認識各種現象，只有承認空間社會屬性與自然屬 性的統一，才可能為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打開一扇新的大門(石崧、寧越敏，2005)。
二、文革經驗、菁英統治與有中國特色的都市空間治理
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歷史文化與傳統的顛覆，導致許多研究者與規劃者，對 待歷史文化傳統的態度，即與西方有很大的差異。經歷過文革的洗禮，對那一代 的中國人來說，”破四舊，立四新”的概念深植心中，對於歷史文化傳統復興的概 念，基本上是模糊不清的。除此之外，新區域地理學視區域為一種主觀的存在，
沒有一定的範圍，是社會關係建構的過程。因此地理學家研究的主題，就是探究 人類塑造社會與文化形式的區域特色。這也提醒研究者在進行空間研究的同時，
更需要釐清區域差異型塑的歷程，這樣的看法，也可與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相 呼應。
1982 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說到：「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照抄 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 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他所說的「有 中國特色」的內容到底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