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飲酒知識、飲酒態度及飲酒行為之相關因素

影響飲酒行為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學制、年齡與年級、

父母婚姻狀況、家庭社經地位、家人飲酒情形及同儕飲酒情形等有關 的背景重要變項，以下分別對飲酒知識、飲酒態度及飲酒行為加以敘 述。

一、飲酒知識

楊鈞圭(2004)研究指出，在飲酒的認知上，女生認知比男生好，

在飲酒態度上反而是男生比女生好。此外，單親家庭結構型態是飲酒 有關因素（劉美媛、周碧瑟，2001），父母婚姻狀況、單親或雙親及 父母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學變項都與青少年飲酒有關（李景美，

1993）。與酒精濫用同樣的有害物質相關研究中，黃璉華等人(1996) 研究則發現父母的婚姻狀況會影響青少年的吸菸知識、態度及行為。

過去於學生危害健康知識方面的相關研究調查不在少數，但於飲酒知 識與飲酒知識對於態度方面卻少之又少，故此方面文獻探討有限。以 相關有害物質研究發現，Meyhew et al., (2000)研究指出，菸害相關知 識愈正確，反菸態度愈強者，愈不容易吸菸。張玉青（2005）研究結 果顯示，菸害知 識與吸菸行為意向呈顯著正相關。姚博文（2005）針

對高雄縣市青少年的研究指出，高中職學生之菸害認知、反菸態度、

拒菸行為間，皆呈顯著正相關；進一步分析發現，「反菸態度總分」

及「拒菸行為總分」影響菸害認知最大。邱柔蒲（2008）研究發現，

對於菸害知識愈瞭解的學生，其吸菸態度會愈正向，吸菸行為就愈少。

二、飲酒態度

青少年物質使用與其「心理社會因素」有很大的關聯，包括滿足 好奇心、表現成熟、反抗權威及鬆弛緊張情緒等；青少 年可能會以使 用菸、酒或成癮藥物，作為他們對於個人或社交生活失敗的一種回應

（李景美，2008）。楊鈞圭(2004)研究亦指出，高中生的飲酒認知與 飲酒態度都較國中生來得好。在飲酒態度中，男生比女生還要來得明 確。(楊美賞、張紫峰、廖信心、陳順勝、葛應欽，1995；張芳慈，

2004；蘇紅文，2007；洪兆嘉、2008)。Grube & Wallack（1994）對5、

6 年級學童的研究指出，兒童預期成年時飲酒頻率愈高者，同儕贊同 其飲酒愈高；兒童察覺同儕對其飲酒愈贊同，認為飲酒愈沒有負向結 果。以同樣是有害物質濫用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探討，有關青少 年吸 菸研究結果指出，父母親本身對拒菸的態度也會影響青少年

（Anderson, Leorux, Marek, Peterson, Kealey, Bricker & Sarason,

2002）。賴香如等人（2004）研究發現家長增加親子互動的預防措施 愈積極者，學生的拒菸態 度愈正向。另外，研究也發現青少 年男性與

年級愈高者，反菸的態度較差；學業成績為前三分之一和中間三分之 一者，反菸的態度比學業成績為後三分之一者正向。

三、飲酒行為 (一)社會人口學變項

近年研究指出，12年級的學生最常選擇飲酒行為以及曾經飲酒經 驗(Darkes，2010)。2007年，美國CDC針對9-12年級的學生調查發現，

學生的年級越高，飲酒行為也越高，其中9年級飲酒率為65.5%、10 年級為74.7%、11年級為79.4%、12年級為82.8%。此外，隨著年級增 加，飲酒經驗也愈來愈高。再者，比較分析年齡與飲酒行為的研究，

發現年紀較大者，飲酒量較低，但是飲酒頻率卻較高(Satre &

Knight ，2001)。於學制方面的調查發現，就學環境越偏於技職體系 之學生飲酒頻率越高，高中生飲酒比率為16.3%、綜合高中19.4%、

高職生22.5%、夜間部39.9%。此外，高職學生飲酒盛行率高於國中 生和一般高中生（劉美媛、周碧瑟，2001；李孟澂，1999）。

有關性別與年輕人飲酒行為的關係，大部分的研究結果指出男、

女性在飲酒行為及意向上有差異，而且大多是男性高於女性。許多研 究指出，男性是青少年飲酒的危險因素之一，且於高中職學生中，男 性飲酒頻率比女生還要高(楊美賞、張紫峰、廖信心、陳順勝、葛應 欽，1995；張芳慈，2004；蘇紅文，2007；洪兆嘉、2008)。目前美

國疾病管制局(2010)調查指出，於 9 年級學生的飲酒行為中，女生

（35.3％）高於男生（28.4％）。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7)針 對全國的高中職與五專生調查發現，男女生曾經飲酒的比率皆高達 78.6%、目前有喝酒的比率則分別為男生 23.6%高於女生 20.4%。國 外研究亦發現，性別會影響飲酒行為，酒精期望和飲酒程度的關係在 男生中比較強（Kidorf et al., 1995；Satre & Knight, 2001）。

羅雅玲（2004）研究指出，青少年飲酒行為，有較以往增加的趨 勢，第一次飲酒的年齡亦呈現下降的情形，以 10-16 歲的比率為最高。

除此之外，蔡玓庭(2006)調查亦發現年齡越大，其飲酒行為也越普 遍。再者，於我國學制，大一新生普遍的年齡是剛滿 18 歲，在法律 上已不再約束飲酒，故飲酒行為是否受之影響其有探討之必要。於我 國，針對高中職 1-3 年級的學生調查發現，學生曾經飲酒的比率，年 級越高，飲酒比率越高，分別為一年級 75.3%、二年級 78.8%、三年 級 82.2%；以目前的飲酒行為而言，則一年級為 22%、二年級 21.5%，、

三年級 22.8%(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7)。洪兆嘉(2008)研究 發現，學童的飲酒行為自五年級至九年級的五年期間會逐漸上升，且 自陳一個月有飲酒的盛行率，由 5.13%上升至 19.48%；終生飲酒的 盛行率也由 24.55%上升至 67.30%，呈現顯著線性成長趨勢。李景美

別愈低的學生愈早開始吸菸、飲酒及使用成癮性藥物；張富琴(2001) 研究發現吸菸行為、飲酒及其他藥物的使用方面與年級無關。

高素月(1995)指出，個人學業特性與飲酒行為呈正相關，而飲酒 動機 (27.6%)，學業成就(1.4%)，飲酒態度(1.3%)，共可預測偏差青 少年飲酒習慣 30.3%的變異量。此外，研究發現學業成績及學業成就 為青少年的一個重要變項；學業成就愈好，其健康生活型態(飲食習 慣、運動與休閒行為、吸菸與飲酒行為、心理壓力調適等)表現愈好，

亦即有較少的飲酒行為(黃璉華、左如梅、尹祚芊、楊瑞珍、黃子庭，

1996；李蘭、曾東松、孫亦君、翁慧卿，1998；尤秀菁，2008)。張 富琴(2001)研究發現，學業成績後三分之一者的吸菸行為顯著高於學 業成績前三分之一者，飲酒及其他藥物的使用方面與學業成績無關。

蘇紅文(2007)研究則指出，超過 5％的學生表示曾因喝酒而影響課業。

父母社經地位（職業、教育程度）會影響其預防子女藥物濫用措 施，間接影響子女飲酒行為(彭如瑩，2001；張芳慈，2003)。家庭社 經地位愈高，其健康生活型態(飲食習慣、運動與休閒行為、吸菸與 飲酒行為、心理壓力調適等)表現愈好(尤秀菁，2008)，亦即有較少的 飲酒行為。

國內外的研究均顯示影響青少年飲酒行為，同儕是一個重要因

素，根據 Wyllie, Zhang, & Casswell (1998)對 10-17 歲青少年的研究，

指出對研究對象現在飲酒頻率而言，同儕行為是最強的預測因素。

Johnes-weeb et al(1997)研究也發現，同儕飲酒行為與研究對象飲酒量 呈正相關的結果；而同學或友人使用有害物質是造成青少年飲酒危險 因素之一，且同儕對飲酒行為贊同度與同儕飲酒相關行為對青少年飲 酒行為具有很強的影響力，青少年的同儕飲酒贊同度高、同儕飲酒行 為多者，其飲酒行為也愈高(楊美賞，1996；姜逸群、黃雅文、黃春 太，2002；張昭容，2004；郭乃菀，2006)。另外，林依恬(2008)針對 國中生飲酒意向進行調查發現，父母親與好朋友的飲酒行為與飲酒意 向皆有顯著影響力，且在解釋及預測其飲酒意向時，態度為最重要的 影響因子。另外，朱玲慧(2008)研究亦發現，大學生的飲酒行為與好 友飲酒情形是有顯著關係的，當好友飲酒頻率越高，其也越有飲酒行 為；而當父母飲酒越頻繁，子女也越容易有飲酒行為。洪兆嘉(2008) 對國小至國中生五年的調查發現，母親飲酒及同儕飲酒與學生的飲酒 行為有關；亦即母親與同儕不飲酒為學生有無飲酒的保護因子。

綜合言之，青少 年的飲酒比率逐年上升，而社會人口學變項，父 母的教育程度，家人以及同儕的飲酒與否，都會影響青少年的飲酒行 為，而研究者僅從青少 年個人因素相關的變項，包括性別、年級、學

的飲酒的行為，但以同儕影響來說，許多研究證實同儕的飲酒行為為 青少年飲酒行為的預測因子。由此顯示，飲酒行為的危險因素，實在 多元且複雜，故在考量因應或預防策略上，須多方考慮個人、家庭、

同儕及社會等因素，才能有效防範青少 年接觸不良飲酒，促進其健康。

(二)健康控握信念

控握信念的概念源自Rotter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而社會學習理論是一種整合刺激－反應理論及認知理論之 人格理論。Rotter（1966）提出控握信念（Locus of Control），認為 控握信念是一項重要的人格特質，並發表I-E量表來偵測一般性的控 握信念，將之區分為「外控」及「內控」。內、外控信念並非對立或 態度，只是個人在內、外控傾向程度的不同而已(Rotter，1966)。Kenneth and Wallston (1978)則認為內控者比較有可能去從事於促進身體健康 的行為，較外控者願意負起行為的責任，但仍要考慮外在其他影響的 因子。熊英君(2007)指出不同的內外控性格會影響生活品質，內控性 格者較會努力控制環境，所以會認真追求自己想要過生活，對生活的 滿意度也較高；而外控性格者，則容易將失敗的因素歸因於外在的影 響，而非自身所能控制。所以，容易對生活產生不滿，對生活的滿意 度也較低。

1976年，Wallston，Wallston，Kaplan and Maides等人提出：若以 測量一般性的控握信念工具（Multidimensio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MLC Scale）去測量特殊情境行為，如健康，就易產生偏差，

於是Wallston et al.（1978）發展出用於測量一般性健康行為之控握量 表（Health Locus of Control Scale， HLC Scale）。將多重向度概念運 用於健康行為之控握量表，而發展出多重向度健康控握信念量表

（Multidimension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Scale，MHLC Scale），用 來測量一般性健康行為的控握信念，此量表為Likert格式的5分量表，

分別測三個向度：內控（Intern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IHLC）、

機運性外控（Chance Health Locus of Control，CHLC）、強勢他人的

機運性外控（Chance Health Locus of Control，CHLC）、強勢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