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的理念

黃昆輝指出領導旨在影響組織，如未能影響組織，領導即無效用可言。領導 者就是發揮影響力的人，領導工作的優劣，端視其發揮影響力的大小而定。因此，

領導的任務就是在設法激勵組織成員，使其格外願意付出心力，期以有效達成組 織的目標，像其他組織一樣，教育行政組織係依據法令規章而運作，教育行政領 導者的任務。即是透過組織的運作以發揮其影響力，一個教育行政領導者有無才 能，端視其能否發揮影響力，以有效推動組織的運行、使其邁向既定目標的達成。

領導也是一種倡導行為，領導就是倡導，持此一觀點者特別重視領導者的倡導行 為。依其看法，維持組織的安定、關心組織的日常運行、及維護業經建立的制度 等雖都重要，但是倡設新結構、倡行新措施，及倡導新作法等，尤須加以重視。

簡言之，缺乏倡導的作為，即無領導的作用可言，這種主張深受組織助力論的影 響，組織須不斷地求發展求進步，否則即無適應社會變動不居的情況而落伍退步。

教育行政領導不僅強調運用領導理念，有效影響教育人員，以達成教育的目標，

而且注重教育行政領導理論探討，以指引教育行政領導工作的進行。教育行政領 導所涉及的問題包括領導的理念、實施的策略、員額的編制、經費的運用、計畫 的實施、場地的配置、時間的管控，在在證明教育行政領導是一種理論與實務兩 相兼顧的歷程(黃昆輝，1996)。

領導強調方向的指引，教育行政領導者是否具有目標意識，影響教育目標的 達成。所謂目標意識，即教育行政人員在做事之前，知道建立正確的目標並加以 瞭解，等目標建立之後，要能確實把握它並予以實現；在考核階段亦知以目標為

中心，評量目標是否達成並檢討總結，俾作為修正目標或改變執行策略參考，而 不只是關心預定要做的事做好了沒有。由於教育行政只是一種手段，它的目的是 在達成教育目標，近年來有些單位在推動「目標管理」，即在糾正以往領導者多未 具有目標意識的缺失 (林新發，1995) 。

所謂行政三聯制，即先擬訂計畫，再依計畫執行，執行之後再加以考核，依 考核結果重新修訂計畫，如此週而復始，直到達成目標為止。考核時不只考核計 畫是否執行了，尚應了解考核執行的結果是否達成了既定的目標。至於如何建立 和加強領導人員的目標意識呢 ﹖有以下四個途徑供參考(林新發，1995):

(一)透過教育行政人員專業養成及進修研習課程的提供加以培育；(二)藉目標的 宣傳及傳播來強迫成員自我要求；(三)有賴上級的重視和強調；(四)將目標的擬 定與執行情形，列入考核與評鑑項內，如此必能提高行政領導人員的目標意識。

領導是引導並透過成員已達成組織的目標，因此組織成員素質的好壞及是否 能盡其才，關係著領導的成敗。惟要有素質好的成員，就需做好人才的選拔工作，

這是知人的工夫；要成員能盡其才，有賴領導者的任使有方，這是善任的工夫。

可見，教育行政領導者如能知人於先，善任於後，領導將更易成功。知人旨在得 人，而預作好得人的工作，就需做好人才延攬和遴選兩項工作。在延攬人才方面，

應做到廣收和公開兩個原則，以鼓舞或吸引人才前來應徵；在人才遴選方面，應 辨識應徵百例才德，採因事擇人和多法並用兩項原則，以便擇優錄取而被任用。

領導者由於時間和精力有限，所負擔的責任和壓力非常大，為使工作推展順利，

宜分層負責，適度授權，領導者應依各單位人員的職責，將工作或任務適度分層 和逐級授權，亦即委授某種程度的責任與權力給成員。使成員在其監督下，能相 當自主的處理其權責範圍內的事。授權使成員有獨當一面的機會，並得以發揮潛 能，豐富工作內容，如此成員將具有較高的滿足感與成就感，也願意繼續留在組

織，為組織盡力；同時成員能充分展現其潛能，組織的績效必然提高(謝文全，

1987)。

蔡元培擔任過三個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文化關係密切相關及具有領導理 念的工作，第一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擔任第一位教育總長，提出民主共和國的教 育方針。第二是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年有半，雖然實際在校任職只有五年半，但 以一校而引領全國，既提倡高深學術研究單位，又造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成為此 後新學術、新思想、新文化之發源地。第三是創立中央研究院，並擔任院長長達 十二年。這三個工作都需要領導者具備領導的能力與特質。本節要對蔡元培的領 導理念進行探究。研究者依據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的自傳及其他研究蔡 元培的學者相關著作，將蔡元培教育行政領導理念歸納為下列四點：

一、改革校風，主張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

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大學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 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

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

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 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 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 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

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個保障了。尤其 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 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

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

得歡迎。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

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 有妨礙的。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民國六年 (1917) 1 月 9 日，他在就職演說中指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大學學生 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因此，學生必須「抱定 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 趨正軌。」衡量教員和學生優劣的標準，是依他們學問的有無好壞而定，而不是 看他們的地位高低、家庭貧富和來頭大小。蔡元培認為人之生也，不能無所為，

而為其所當為者，是謂道德。夫道德之方面，雖各各不同，而行之則在己。懷邪 心者，無以行正義;貪私利者，無以圖公益。未有自欺而能忠於人，自侮而能敬於 人者。故道德之教，雖統各方面以為言，而其本則在乎修已。由於處在清末民初 的中國，蔡元培提出以教育來達到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以達成救國救民之目的，

更強調道德教育之重要，不要只為己私，原來的北京大學，承襲京師大學堂的舊 制度，學生由「老爺」變成了「少爺」，貧寒苦讀的子弟較少。針對這一情況，蔡 元培嚴格考試制度，以考試成績做為入學標準，杜絕並無才學的紈袴子弟入學北 大(蔡元培，1967、1995)。

二、用人唯才，不拘黨派-充實教員陣容，吸收進步學者

蔡元培在德、法留學多年，深知一個學校辦得好壞與否，關鍵在於是否有好 的教師團隊。整頓北京大學，首先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 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因此，他把延聘有真才碩學的名家放到了整頓校風的 第一位。整頓首先從文科入手，因為文科中頑固守舊的人較多，是北大前進的障 礙。北京大學文科，自清末至民國初年，一直是從十八世紀以來成為中國正統文 學的桐城派古文家占了優勢。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桐城派的著名領袖吳汝綸 當上了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後，請了桐城派的文人林紓、陳衍等到大學堂當經文

科教員。民國元年(1912)嚴復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同時兼任文科學長。嚴復 和吳汝綸是多年好友，他因為事情太多，在文科添設了教務處，聘請姚永概擔任 教務長，姚也是桐城派的一個領袖人物。嚴復不久去職。民國三年(1914)夏錫祺 被委派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前文科教務處隨即撤銷。夏錫祺引進黃侃、馬裕藻、

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學者來北大任教。黃侃挺身崛起，打破桐城派的學風，主張 起晉宋之文，一時靡然成風，音韻考據之學大盛，人們稱他們為文選派。無論是 文以載道的桐城派，或是文選派，都是因襲古人，內容陳腐，形式死板，嚴重窒 息人們的思想，不利於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傳播(周天度，1994)。

蔡元培到北京後，先訪問湯爾和，詢問北大情況，並徵詢文科學長人選，湯 爾和向他推薦陳獨秀。蔡元培的改革先從文科做起，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 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蔡元培在引進人才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引進的新派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 半農、周作人、魯迅等，加上原有教員中本已啟革新端緒的沈尹默、沈兼士等，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陳獨秀為首的革新營壘，成為蔡元培整頓和改革北京大學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陳獨秀為首的革新營壘，成為蔡元培整頓和改革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