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公元 960～1279），尤其是北宋，社會比較穩定，科學技 術發展較快，加上政府比較注重醫藥，使這一時期的醫藥衛生得到了全 面的發展。其中，如清潔環境、滅蚊除害、推廣火葬、開辦商業性浴室、
飲用開水、制定衛生法規等，都較前代有明顯的進步。
古代都市街道多為土路，遇風最易塵土飛揚，極不衛生。因而宋 代有人「用紗為眼衣障塵」，有「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 謂之『蓋頭』」，更多的則採用洒水或在地面上舖磚的辦法來減少或防塵 土的污染。如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二》云：「舊見說汴都細車，前 列數人，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壒蓬勃。江南堦衢皆甃以磚，
與北方不侔。」南宋時，臨安（今杭州）還有專門處理糞便和泔水等穢 污之物的職業。如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三》云：「杭城戶口繁伙，街 巷小民之家多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 去，謂之『傾腳頭』，
各有主顧，不敢侵奪」；又「人家有泔漿，自有日掠者來討去」；「亦有 每日掃街盤垃圾者，每支錢犒之」。同書還記載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 人」疏浚河道陰溝；「遇新春，街道巷陌，宮府差顧淘渠人沿門通渠；
道路污泥，差顧船隻搬載鄉落空閒處。」蘇 軾《夢中誦參寥子》詩云：
「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描述了當時沿襲舊習改水改火 的情形129。宋代還將農事與環境衛生相結合，陳旉《農書》云：「凡掃 除之土，燃燒之灰，簸揚之糠秕、落葉，積而焚之，沃以糞汁，積之既 久，不覺甚多。凡欲播種，篩去瓦蟲，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疏把撮之，
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這無疑是一種科學的化害為益的垃圾處理方 法130。
宋代，人們發明了驅殺蚊蟲的方法。如北宋．劉延世《孫公談圃．
末試燒，蚊悉去；但不知其用藥，然正作荷花香…」。到了南宋，民間 有從事製作和銷售驅蚊藥的行業。洪邁《夷堅乙志．卷七》曰：「洪州
（今南昌）崇真坊北有六井，民社三，…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此外，
北宋．沈 括《夢溪筆談．卷三》曾載名為「七里香」的香草（芸），「南 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北宋．溫革《瑣碎錄》云：「床有蟲虱（《本 草綱目》注：臭蟲），乾菖蒲切片置席下。」131
到了宋代，火葬在民間較前朝更多地採用，尤其是那些沒有土地的 貧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澤園內，只得用火葬。也有死於他鄉逆旅者，火 化後攜骨灰而歸的132。當時已有專門火化的設施，如吳縣城外通濟寺內，
設有「化人亭」，有焚人空亭約十間（見《黃氏日鈔》分類卷七十）。對 屍體火化後的處理，除土埋之外，有的「焚而置之水中」，有的投入專 門的「潵骨池」中133。洪 邁《夷堅丁志．卷十五》「張珪復生」中曰：
「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為疫癘，病者氣才絕，即殮而寄諸四郊，不敢時 刻留…至秋，將火葬。」當時對患傷寒之類傳染病而身王者用火葬，在 預防傳染病傳播擴散方面，確有積極的意義。
早在先秦時期，宮廷中就已有「湢」（浴室）。漢代佛教傳入後，大 寺院中也設有供僧眾洗浴用的「溫室」，他們的受益範圍是有限的。到 了宋代，一些都市及城鎮中，出現了商業性浴室，對普通人開放。宋．
吳 曾《能改齋漫筆．卷一》記載這類浴室門上以掛壺為標誌，「浴處 掛壺於門」，「今所在浴處，必掛壺於門。按《周禮》挈壺氏掌壺以令軍 井。…乃知俚俗所為，亦有所本。」宋．耐得翁《都域紀勝》、吳自牧
《夢梁錄》都稱這種浴室為「香水行」。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三》還 載浴室門前有賣麵湯的小經紀，此風至明中葉猶存（《七修類稿．卷四 十四》）。在商業性浴室中還有專門替客擦背者。蘇軾《如夢令》詞云：
「寄語揩被人，盡日勞君揮肘。」蘇軾《文集》有與浴室主人交往的文
書。可見商業性浴室的開辦，大大方便了普通民眾的洗浴。
早在先秦時期就有香浴的記載。到了宋代，沈括《澄懷錄》載用蘭 湯濯衣。洪 當《香譜》明確記述了用香料藥物煎湯沐浴，言：用「茅 香花」葉苗可煎湯浴，辟邪氣令人香。134
飲食衛生方面，較為突出的是宋人題倡飲用開水。宋．莊 綽《雞 勒編》云：「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可見在家中飲開水就更為 平常了。北宋．歐陽修《憎蒼蠅賦》云：「一有霑污，人皆不食」，反映 了當時人們講究衛生，不食被蒼蠅沾污過的食物的好習慣。唐、宋時期 還出現一種比較衛生的管吸飲法。杜甫《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曰：「黃 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宋．莊綽為「蘆酒」作解云：「有虜人造口 替酒，以荻管吸於瓶中。」135
宋代律令中有不少關於衛生的內容。《宋刑統．卷九》對宮廷飲食 有這樣的規定：「諸造御膳誤犯食禁者，主食絞；若穢惡之物在食飲中，
徒二年；揀擇不精及進御不時，減二等；不品嘗者杖一百。」古代宮廷 飲食有專門機構專人負責，且制定有關飲食禁忌及不可同食的規定，編 成《食禁經》之類的書。如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 1115 年）高 伸等 認為當時尚食局《食醫纂要》雜亂不可奉行，乃加以修訂，經御批頒行，
即《政和食禁經》。若違反《食禁經》規定，則依律懲處。如《宋刑統．
卷九》還載：「諸外膳犯食禁者，供膳杖七十；若穢惡之物在食飲中及 揀擇不禁者，笞五十；誤者，各減二等。」並規定如將藥作食則殺：「諸 監當官司及主食之人，誤將雜藥至御膳所者，絞。」對於大眾飲食，《宋 刑統．卷九》規定：「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
若故與人食，并出賣令人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 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其飲食衛生的律令更具普遍意義
生防疫角度而言，對切斷狂犬病傳播途徑有積極的作用。在古代，皇帝 的詔諭也常常作為律令施行。《宋史．真宗本記》載，宋真宗於景德元 年（公元 1004 年）盛夏，因暑熱而詔諭：「罷京城工役，遣使賜暍者藥」； 景德四年：「盛暑，減京城役工日課之半」，以避酷暑，在勞動衛生方面 有一定意義。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