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ISCHER 政策審議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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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Fischer 政策審議的邏輯

「社會行動」本身是有好壞標準的，包括好的生活標準或理想的社會標準

（Fischer，1995：15）。而所有的政策決定都有某些規範性價值為其基礎，因此 政策過程其實涉及價值觀的競賽，當政策分析者選擇了某些標準來評估一項政 策，並據此來推薦「好」的政策時，他們就是在做價值判斷（彭渰雯，2006：51）。

問題是要如何分析或討論價值？要怎樣判定採用哪種標準或原則？後實證主義 學者 Frank Fischer 所指出的，就是要看每一個個案的審議過程，以及是否提出「好 的理由」（good reasons），而好的理由要經過實際的推理，不僅僅是整理事實論 據，還強調諸如資料的組織、區別說明標準的解釋適用範圍，以及爭論的替代性 策略的含義。（Fischer，1995：236-237）

後實證典範政策分析強調平等參與、理性溝通和實踐理性的發揮，以「好的 理由」作為規範性分析最重要的標準。平等參與如同 Habermas 強調的公共論壇，

是開放而平等，參與者都有充分的溝通能力和平等的發言地位，在這樣理想情境 下，唯一的權威就是「好的論點」；而理性溝通以 Dryzek 的定義就是在溝通過程 中對於他人與自己的立場能夠「反思地理解」（reflective understanding）的能力，

其特性是「互為主體的論述，而非個人意見的極大化」；實踐理性則如同亞里斯 多德所倡導的政治理念，是一個不斷說服、價值反省、謹慎判斷與觀念分享的理 性過程。Dryzek 提出兩個方向，可以協助分析者發揮「實踐理性」、找出「好的 理由」，第一個驗證「好的理由」的方式，是檢視它是否與其所處社會之價值系 統具有一致性（consistency），其次，如果一個規範性主張被所有個人肯定為能 產生適當的結果，那麼它就是可辯護的。（彭渰雯，2006：54-55）

Fischer 提出「政策審議邏輯」（the logic of policy deliberation）作為政策評估 的新方法論，嘗試在一個統一的框架內，將經驗主義和規範的觀點進行系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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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獲得綜合的合理性，超越了傳統政策評估的狹隘專家治國傾向。作為公共 政策評估的框架，這個模式被用來檢驗一項政策目標的技術效率推定、與情境的 關聯、對整個社會系統的意義，以及與社會系統意識型態規則的關係，若依照 Toulmin 的模式，則已經擴展了對合理依據的解釋，如圖 2-3（Fischer，1995：

232）

「政策審議邏輯」是一種由多元方法論建構成的框架，其方法論基礎是 Habermas 的廣博理性(comprehensive reationality)、Stephen Toulmin 的實務判斷之 非正式邏輯(informal logic)，以及 Paul Taylor 的四個層次規範性評估架構。它一 共分成兩個層次共四個推論階段，第一層次是微觀的，第二層次則是鉅觀的；第 一個層次包含計畫成果驗證（Outcomes）及情境指標確認（Objectives）兩個推 論階段，第二個層次包括政策目的辯護（Goals）及社會價值選擇（Values）兩個 推論階段，每個推論階段都有自己的焦點問題，並運用合適回應這些問題的分析 工具；用這個框架來進行政策評估，其目的在於解釋一項完整而全面的評估的基 本結構，同時這種評估把經驗主義和規範的、能納入評估的所有因素進行全面結 合，「一個被認為『好的理由』的理由必須滿足這種方法論探究的四個推論階段」

（Fischer，1995：18-19），如表 3-2：

一、政策成果驗證：是政策的產出，也就是要檢視的政策成果，通常會是一 些可以量化驗證的指標，所以會採取實證分析經常使用的技術工具，如科學調 查、實驗、成本—效益分析等，這個階段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一）從經驗主義 的角度來說，該計畫是否達到預期目標？（二）經由經驗主義的分析是否發現非 預期的效果？（三）該計畫是否比其他計畫更有效能達成預期目標？

二、情境目標確認：這是對納入規範信仰系統的問題情境進行推理闡釋的過 程（Fischer，1995：21），用以審議上一階段進行判斷的政策目標的適當性問題，

專注在計畫目標與問題情境間的關係確認，評估其是否適合特定問題所處的情 境；評估方法不再是定量的，而是傾向於利用定性方法的解釋框架，依據蒐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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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ual discourse

1.計畫的目標是否與問題情境相

Systems discourse

政策目標對於社會整體是否有 Ideological discourse

1.組成目前社會秩序的意識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Fischer(1995:18)及彭渰雯（20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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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也是合於當前問題情境的？（Fischer，1995：70）

三、政策目的辯護：從這個階段開始，評估的焦點從具體的情境移轉到整體 社會系統，評估的基本任務端看政策目標是否和現存的社會格局相容或相配合，

是否對現存的社會格局有幫助。這個階段的焦點問題是（一）政策目標對於社會 整體是否有工具價值或貢獻？（二）政策目標是否造成意想不到的嚴重社會後 果？（三）完成政策目標是否會導致社會結果分配不均（例如效益、成本）？

（Fischer，1995：111）

不過在這個階段，最大的挑戰就是不同認知框架的行動者，往往會對同一現 象有不同的「問題化」方式，會影響其對政策目的及其利弊的認知。本階段會對 於政策預設的目的和價值系統進行所需的辯護、評估，當政策目的確認無誤後，

我們才可以往下釐清手段適切性與指標的優先順序等爭議，因此，此一階段可避 免「型三錯誤」（以正確手段解決錯誤問題）。（彭渰雯，2006：60）

四、社會價值選擇：這是政策審議邏輯的第四個也是最後的評估階段，轉向 了意識型態和價值層面問題，廣義而言，社會價值選擇就是我們想要在哪種社會 中生活，它反映了政治哲學的經典問題，它要為選擇原則—意識型態原則，這些 原則將支配美好社會或生活方式的發展與維持—建立一個合理的基礎。本階段存 在的相關問題是（一）組成目前社會秩序的意識型態，是否為公平合理的解決相 關衝突提供了基礎？（二）如果目前社會秩序不能解決根本的價值衝突，是否有 其他的社會秩序能為相關的利益和需求提供公正的解決之道？（三）一般規範的 想法和經驗證據是否支持一個與現狀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秩序？（Fischer，

1995：155-156）

因此，在這個階段，首先要辨認目前的社會秩序以及其所依據的意識型態，

若現行意識型態不夠理想，則進而討論是否應當支持一個與現狀不同的意識型 態，主要的挑戰在於不同價值框架所造成的詮釋上的衝突，例如何謂「自由」「平 等」就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詮釋，對理想社會的想像也存在根本的衝突。在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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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測試標準：連貫性（指其各項規範性原則之內部一致性）、協調性（其對實踐 的想像符合經驗證據）及說服性（對其主張的政策行動提出有力說服的理由），

透過這三項內在標準的檢視，我們或許無法找到一個完全理性、正確的意識型 態，但卻可以相對容易地發現哪些意識型態經不起理性考驗（Fischer，轉引自彭 渰雯，2006：62）。

Fischer 認為政策評估可以從四個階段中的任一階段開始，且由實際解決問 題的角度來決定。特別值得強調的是，政策審議的邏輯把這四個相互關聯的論點 連結在一起，而不是單一的意識型態計算，這是要人們在進行各階段探究時，對 於所出現的各種考慮進行公開而具有可塑性的探索，同時在工具的運用上，沒有 一成不變的規則必須遵循，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啟動審議、尋求有理性的對話與共 識，使從事審議的各方澄清問題並互相理解（Fischer，1995：19-20）。而由於強 調溝通，所以他架構出來的邏輯層次其實就是一個由淺而深、分層次逐漸溝通進 核心的程序，所以對話者的論述如果沒有在同一個層次上就會像永遠的平行線難 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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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選擇 因為 系統論證 因為 情境確認 因為 證明 因為

（D）資料 專業驗證 （C）因此，結論

資料來源：Fischer，1995：232 圖 3-3 綜合評估的邏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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