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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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論之解析

－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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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軒磊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由於中國國力快速成長，「中國威脅論」從 20 世紀末開始成為重要議題，不但成為全球學界爭論的焦點，甚至影響中國之外交政策。本文討論戰後日本學界、輿論界的中國威脅論。日本在三方面與台灣有較高的相似性：與中國有地緣相鄰關係、而又具有文化相似性、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社會。本研究整理戰後日本中國威脅論的系譜研究指出：日本中國威脅論有著獨特的面貌與思考邏輯，前期是以美國為軸心，後期則直接面對中國。關鍵詞：中國威脅論、亞洲身分認同、戰後日本 * * *

壹、研究背景

近年來亞太局勢動盪，東亞、東南亞軍事演習不斷，其目標都在中國周邊，顯示美中關係緊張。把時間拉長來看，21 世紀以來，中國的劇烈變化，都使周邊國家感到不安。泝於是，「中國威脅論」成為重要而流行的國際關係理論，甚至指稱威脅不只來自中國經濟能力，中國的軍事安全能力與其意圖，對國際關係認識的各種主張等等，都是威脅的成因。沴有論者主張中國威脅周邊國家，包括日本、東南亞、越南、印度，以及美國在東亞的友好國家（日本、韓國、台灣），甚至是美國自身。沊也就是說中國 * 本研究為國科會研究計畫「日本防衛研究所之中國研究議程－以知識系譜為研究途徑」（計畫編號： 101-2410-H-002-202-）研究成果。註泝琴喜淵，「搖れる中國像－中國威脅論の再檢證」，法學研究（東京），第 77 卷第 2 期（2004 年 2 月），頁 34。註沴琴喜淵，前引文，頁 44。註沊琴喜淵，前引文，頁 35。甚至有「升格成為美國的主要潛在對手」一說，請見郭武平等，「中國和平崛起：國際社會之威脅或夥伴？」，歐洲國際評論，2006 年第 2 期，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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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這個議題，範圍不只是東亞區域政策，更是有關西方諸國國家利益與全球性安全保障問題。就日本學界而言，討論「中國威脅」乃是伴隨著後冷戰結構下日中關係的互賴與不確定性，一方面是高度緊張關係，另一方面又充滿了緊密的經濟與政治互賴。對此，常以「政冷經熱」一詞描述。沝近期，在民意以及政治情感上，對中國抱持負面不友善印象者與日遽增，甚至超過五成。沀因此，關於中國崛起／威脅的爭辯已然成為日本中國研究以及中國政策的核心概念。泞中國威脅論是研究中國的重要觀點／研究途徑，不僅廣為國際關係學者所知，同時也是思考日中外交重要參考點。準此，本文認為，使用日本學界資料對於日本的中國威脅論加以研究，並做出系統性的理解，有其必要。這個議題在現實面上，關係著東亞的和平與共存基礎；同時在學理上，也有助於釐清學術的客觀條件與學術系譜的影響。就台灣現實環境本身而言，較諸美國，台灣與日本在國際政治條件上較為相近，對於中國在現實軍事、經濟甚至是心理威脅感也較為相似，研究日本的中國威脅論，將會對台灣「政治／國際關係」學界提供另一套視角。

貳、先行研究比較

在本節中：本文藉由考據現存中國威脅論及討論方式的時間演進與既有研究觀點，對中國威脅論做出整體回顧，並指出本文的關注焦點與主要脈絡。有論者以美國學界與政界所發表的重要文獻為例，指出從 1990 年代至 2006 年為止，中國威脅論共分為四期，包括：1992-1993 年間，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發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威脅來自中國，與杭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兩書，掀起第一波中國威脅論。泀第二期，中國威脅論是 1996 年台海危機前後，由此而起的美國國內對中國政策大辯論，集中在中國對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洰第註沝「政冷經熱」這個概念，是用來描述「90 年代中期之後與節節高升的日中貿易關係（統計指出自 2002 年之後中日貿易額突破 1000 億美元。）相對的，以各種意識形態問題為基礎（包括：參拜、歷史、慰安婦、ODA、台灣問題等）所帶來的雙方政治領導停止接觸的情形」，具體而言：「中國的日本問題專家們以政冷經熱這一概念描述中日關係的新特點始於 1995~1996 年左右。」請參考金熙德，「中日政冷經熱現象探析」，日本學刊（北京），2004 年第 5 期，頁 8。註沀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90~91。註泞石之瑜整理指出，現今主要研究日中外交的中文代表性文獻包括姚文禮，「共築東亞安全大廈—淺析 21世紀之初的中日安全合作」，日本學刊（北京），2002 年第 5 期，頁 1~17；王公龍，「對日美同盟再定義的再認識—以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視角選擇性分析」，日本學刊（北京）， 2002 年第 5 期，頁 18~31；徐萬勝，「日美同盟與日本的軍事大國化傾向」，當代亞太（北京）， 2004年第 4 期，頁 10~11；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 年 7 月），頁 23~38；其中都設定了「中國崛起／威脅」在日本的中國政策中扮演決定性的影響力。以上文獻整理引自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6 年第 4 期，頁 27~34。註泀郭武平等，前引文，頁 171。註洰郭武平等，前引文，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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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波則是 1998-1999，焦點在考克斯報告、李文和案件和政治獻金案。泍第四波是 2006 年時，由美國國防部、國會、智庫與媒體，焦點在中國軍力發展的深度分析，並首次公開中國軍力對台灣和亞太地區國家甚至美國構成威脅，認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構成威脅，但中國的衰弱或崩潰更對美國構成威脅。泇而另一篇文獻也分為四期，但時間點與認定順序稍有不同：第一次是在 1992 年，第二次是在 1994 年，第三次是在 1996 年台灣海峽局勢緊張，中國舉行一系列軍事演習以後。第四次則是 2002 年，美國國防部的年度國防白皮書和美國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撰寫的美中安全評估報告。沰在時間點上，普遍研究者都認為美國政府的中國威脅論開始自 1992 年。在學術理論上，中國威脅論最常以現實主義模式出現，主要在國際「無政府」的前提之下，關注權力／控制力問題。較為具體的論述會從美中之間為了掌握亞洲控制權，而發生衝突。泹而進一步延伸為在邏輯上，新興力量崛起的國家代表對現狀不滿，也就是在邏輯上是破壞國際穩定者。泏這種論點關注於兩國權力對比，因此涵蓋了政治與經濟等等任何可以比較或量化的面向。主要的爭論形式也在於「中國是否真正是威脅？」泩前者的代表如前引述之 Bernstein and Monroe，對於美中之間不能彌平的意識形態鴻溝，在中國大陸要成為超大國的情形下必然會發生衝突。泑而後者則是如 Segal 所主張，中國將沒有任何同盟國，甚至沒有友好國家，實在無須擔心。炔簡言之，現實主義類型的討論，多關心中國是否有能力威脅周邊國家。另一種是理念主義模式，注重互動與意識形態等等部分。包括冷戰後期的產生於 20 世紀 80 年代初的「民主和平論」認為由於民主國家公共輿論或國內政治機構的監督與平衡對政府決策的制約作用，以及民主國家之間有相互尊重、合作與妥協的共同特點，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相互打仗。炘後來又提出了「民主化」的概念，認為中國在民主化過程表現出集權而不穩定的狀態，容易成為威脅。炅其三則是「文明衝突論」，認為文明之間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以文明為基礎重建國際秩序則是防止戰爭的最佳安全保障。杭廷頓認為「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聯合是對西方文明最大的挑戰」。炓第四，由這兩種理念主義合成為中國威脅論中獨特特殊的狀態是：「中國文明／民族主義威脅論」，也就是以中國傳統天下觀或是中國的雪恥心情，來指稱中國崛起註泍郭武平等，前引文，頁 171。註泇郭武平等，前引文，頁 171~172。註沰李來成、王紀恩，「全球化背景下我國面臨的輿論環境－論中國威脅論的由來與實質」，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山西），第 15 卷第 5 期（2003 年 5 月），頁 44。

註泹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s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註泏 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 World Politics（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註泩「美國的中國學家大致上分為中國威脅論與杞憂論兩種。」琴喜淵，前引文，頁 35。註泑同註泹。

註炔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24~36. 註炘琴喜淵，前引文，頁 35。

註炅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June 1994）, pp. 149~168. 轉引自樓春豪，「進攻性現實主義『中國威脅論』的實質」，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第 2006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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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會以不同的典範來挑戰現存國際秩序。

表 1 主要中國威脅論與討論架構的分類表

基礎分類學說代表人物主要觀點

權力競爭論

Munro炆

Bernstein and Munro炄

Harry Harding炑 Thomas J. Christensen炖中國經濟、軍事、國際政治的權力擴張過程，將造成中美權力競爭產生零和關係，因而發生衝突。霸權穩定論／進攻型現實主義

Alastair Iain Johnston炂

Nicholas D. Kristof炚 John Mearsheimer炃霸權即為穩定的要素，霸權移動本身就是產生衝突。現實主義權力轉移理論 A. F. K. Organski 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國際體系就不穩定。民主／集權論、民主和平論 L. M. Wortzel_牪集權主義國家本身就是衝突的因子，中國是集權主義國家。文明衝突論 Huntington狖冷戰後衝突界線轉為文明間衝突，中美屬於_{不同文明。} 理念主義中國文明／民族主義威脅論 Denny Roy_狋 Harlan W. Jencks狘

Richard K. Betts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狉 Avery Goldstein狜

中國在歷史上是帝國，由於中國的國力衰退，帶來近現代史屈辱感。在中國崛起之後，將會反撲。資料來源：作者依照下列文獻整理製表：李靜旻，一個中國，兩種威脅：美國與日本知識界的文化策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7 年），頁 8~14；琴喜淵，前引文，頁 33~69；樓春豪，前引文，頁 14~18。

註炆 Ross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Fall 1992）, pp. 10~16.

註炄同註泹。

註炑 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in David Shambaugh ed., Great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1.

註炖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Spring 2001）, pp. 5~40.

註炂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Spring 2003）, p. 6.

註炚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November/December 1993）, pp. 59~74.

註炃王義桅、唐小松譯，John Mearsheimer 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註牪 Larry M. Wortzel, “China Pursues Traditional Great Power Status,” Orbis, Vol. 38, No. 2（Spring 1994）, p.

157. 註狖同註炓。

註狋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pp. 149~168; Denny Ro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August 1996）, pp. 761~762. 註狘 Harlan W. Jencks, “The PRC’s Military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0, No. 11（November 1994）, p. 68.

註狉 Richard K. Betts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Getting the Questions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2（Winter 2000/2001）, pp. 17~29.

註狜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Winter 1997/1998）, pp. 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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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可以發現，各種中國威脅論都有不一樣的論述基礎，也常見到一篇論文中使用複數的觀點，或者是同一個作者在不同論文中以不同立場論述例子。總體而言，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中，中國身為主權國家，在擴大影響力時，成為國際上的不穩定因素；因此，中國與現在有主要國際發言權的美國，有著完全相反的利益與戰略。這與理念主義所認識到的：「中國由於生活樣式、傳統、價值觀，與西方都有不同，也就是由於中國意識形態的不可預測性，使得中國成為一種威脅則是可預測的。」這兩種思維，其中明顯的可以看出美國國際關係學界長期以來的「現實主義／理念主義」國際關係學脈絡。而將美國研究者研究脈絡與日本研究者比較即知，其理論前提大不相同。例如，日本並不自認為或被認為是世界／東亞霸權，那日本要怎麼使用現實主義來理解中國威脅？或是在美中之間有明確文明界線，那麼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文明雖然微妙，但多數認為都在儒家文化圈中。這些是否意味著日本有不同於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呢？合理的推測是：日本既然在地緣政治上如此相近，而戰後又處於冷戰交界處，日本對中國的「威脅感」必然長久以來都有，而非 1990 年代才發生。有論者從用詞與評論範圍來看，「日本式中國威脅論」與「美國式」的差異在於：1.美國從正面對中國大力推行人權外交和人道主義持積極態度，而日本則擔心被指責為干涉內政，對人權的批評是消極的；2.中美之間不怕爭論和對立，而日中之間更強調共同性；3.比起美國來，日本對藏、蒙、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問題有更強烈的關心；4.雖然日美都對台灣問題表現出強烈關心，但美國側重於安全保障的觀點，日本則側重於歷史認識的觀點。狒從政治效果來看，日本中國威脅論不但造成「日本社會對中國認識上的改變」狔以及對「美日同盟強化」的現實政治功能。狚甚至在心理上，對於認同上日本自身整體對亞洲論點上也有著重要地位。狌本文立基於主要中國威脅論的分類基礎，並且對日本與美國客觀條件不同的體認之下，對於日本從冷戰時期以降如何看待中國威脅，以及對於中國威脅的表述方式之中，尋求日本中國威脅論的獨特位置與思想系譜。而且由於中國威脅論的各種觀點中事實上夾雜了很多政治性甚至是情緒性的觀點，因此本文真正從事的是對於威脅「論」的討論，而非對「威脅」的討論，因此並不試圖辯論／檢證威脅是否真正存在，或是對中國的未來走向做出預測，而是藉由關注各種中國威脅論作為「論述」而呈現的樣態，並且關心在日本獨特的條件下呈現的中國威脅論，並且放在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視角中檢驗這些觀點。狑具體而言，本文關注的核心是：在註狒馬場公彥、崔世廣，「日本型中國威脅論的水脈」，日本學刊（北京），2003 年第 2 期，頁 10。註狔趙建民、何思慎，前引文，頁 90。註狚趙建民、何思慎，前引文，頁 93。註狌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頁 27~34。註狑石之瑜的研究指出，理念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分野雖然重要，但兩者彼此間常常因為時間與歷史背景的不同，而產生定義上的不同，因此這兩種主要國際關係的視角，必須回到國際政治決策者層次的研究。進一步強調對「國際政治行為」的基礎必須回到決策者對國際關係的「認知」上。也就是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學派。參考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 年）；石之瑜，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而李英明提出的實踐者的能動性，也進一步說明國際關係中，個人主體在不同政治領域（包括國際關係）上的辯證可能性，從而建立起互動的正當性與基礎。參考李英明，國際關係理論的啟蒙與反思（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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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地的中國威脅論提出背景、描述方法、對於「威脅」概念、結論的根據等。正如馬場公彥指出日本的中國威脅論的源頭有兩個：一個起因於美國，其背後是美國從冷戰時期延續下來的地緣政治學戰略即東亞戰略在起作用；另一個來自於日本的基於前近代形成的華夷秩序觀的周邊民族精神結構。玤本研究配合理念與時間的整理說明這兩種系譜的源流。本文藉由戰後日本「中國威脅」的觀點做出全盤而跨時性的整理，並藉由全體思想系譜的考據過程中，理解「日本中國威脅論」的實質與其核心。

參、冷戰時期：美國做為核心參考點

冷戰時由於東西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在國際權力體系上，中國被納入蘇聯的勢力圈中，而日本受到美國影響，日中之間少有在直接交手的機會。玡因此在冷戰初期日本並沒有現在意義的中國威脅論。相反的，普遍的想法是反省戰爭而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潮與革命史觀。玭這種史觀認為，第一，中國代表了亞洲超越歐洲；玦第二，中共革命在中國內部歷史上是真正革命。玢固然在後期學界的自我評價中，多認為當時是過度讚美中共。玠但是這種觀點中，中國並不被視為民族國家，而僅僅是社會主義的實踐代表而已。玬在這種狀況下，日本冷戰初期的中國威脅論表現在對於「共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滲透的可能。田中指出：「冷戰時所謂中國威脅論，但是這只不過是對由中國來的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的恐懼。」玝嚴格說來，中國當時是意識形態對立國，中國是做為對社會主義戰爭的延長。到 1960 年代中後期，中國與蘇聯對立局面明顯，對外政策上宣示「反美反蘇」之後，日本學者才開始感到威脅感。此時又爆發革命輸出與美國深註玤馬場公彥、崔世廣，「日本型中國威脅論的水脈」，頁 6。註玡村井友秀，「新‧中国『脅威』論」，諸君（東京），第 22 卷第 5 期（1990 年 5 月），頁 187。註玭將中國的發展路徑視為從封建制開始到資本主義的馬克思路徑，歷史到清朝為止是封建社會，中華民國是半封建社會。參考国分良成，「建国五十年－中国研究と中国近代史の再検討」，北大法学論集（札幌），第 51 卷第 4 期（2000 年 11 月），頁 1396~1397。同時也將這種發展路徑視為世界普遍的國家社會發展模式。註玦革命史觀最早的體現是在 1949 年 8 月「怎麼看中國的現狀—支那學者的回答」座談會，執筆人包括了仁井田陞（東大）、吉川信次郎（京大）、平岡武夫（京大）、松本善海（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貝塚茂樹（京大）。註玢仁井田陞，「中國近代革命の歷史的課題」，世界（東京），1949 年第 44 期，頁 16。註玠姬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大阪），2000 年第 7 期，頁 21。註玬關於革命史觀的討論，請參考邵軒磊，「革命史觀與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之社會主義系譜」，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17~138。註玝山田辰雄、天兒慧、田中明彥，「変容する？中国というシステム」，世界（東京），1996 年第 620 期，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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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越戰，整體的國際局勢出現渾沌，日本研究者對此感到不安。瓝

一、美中衝突論

首先在 1966 年，石原廣一郎提出「美中必戰論」瓨中，指出要把中美對立即為亞洲對西歐的對決，以「中國民兵對美國第七艦隊」的極端形式出現，兩者隨時可能爆發最後決戰。雖然論點，不一定被當時學界普遍接受。甿但公認此時東亞區域極為不穩定。初期有系統的論理性「中國威脅論」是以曾村保信的論文「美中對立的新形態」為代表，提及中國成為東亞國際政治行為者後，美中對立的領域，包括：表 2 曾村保信中國威脅論主要範疇威脅來源意識形態滲透方面由於中共影響亞洲諸國的社會主義化畀中國對外擴張政策毛澤東革命哲學的「不斷鬥爭論」，找尋戰爭出口。（革命輸出）正是1900年義和團當時領導者排外宣傳的遺緒，以政治力量強化對外甾國人的憎惡。疌經濟集團性對立 1.中共政權採用的是貿易外手段對東南亞市場進行控制。疘 2.中國沒有購買能力。 3.現在東南亞以澳洲為中心的西太平洋經濟圈正在誕生。皯資料來源：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56~58。在結論中曾村保信指出了對於中國即使想封鎖也不可能的情況下，所以以核子艦隊與超音速戰鬥機為防衛後盾，但避免與中共決戰才是正途。盳並且期待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衝突，盱做為未來的中國政策方針。令人驚訝的是早在 1966 年，曾村保信就幾乎提及了所有包括國家權力、經濟、意識形態等近期中國威脅論的要素。曾村註瓝自 1965 年開始，美國升高越南戰爭規模，一部分人開始宣傳美中正面衝突危機說，私下將此快速散播的人也增加得很快。見曾村保信，「米中對立の新たな樣相」，現代の眼（東京），第 7 卷第 8 期（1966 年 7 月），頁 54。日本新聞此時不斷報導中國整風運動（作者按：應為文革之誤）的發展，好像以為毛時代已經結束了，此時中國的政策要怎麼變化呢？這表現了日本人的不安心情。見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58。註瓨引自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2。註甿曾村補充：現在美中關係只能認為單單是停留在意見對立的程度，而這個階段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但之後的環境會更加難以分析。見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54~63。註畀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2。註甾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3。註疌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0。註疘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56。註皯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58。註盳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2。註盱中共與鄰國之間也存在矛盾，蘇聯、朝鮮、北越也是時刻提防中國，甚至也有與中國對決的可能。即使將來建立若干緩衝國家，中亞另一面上中蘇漫長國境的問題依然會是中國的痛處。見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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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信主要問題意識在於：「當中國與蘇聯分裂後，脫離共產主義陣營的話，美中有沒有可能接近？」答案是：即使如此，中美之間還是有先天上的衝突因子，因此即使現狀「中美蘇三國為亞洲主要行為者」，盰但是美中還是會走向對決的結局。盵而不止是美國，自由貿易圈諸國與無法與中國和諧相處。矸在曾村保信的視野中，認定美中處於先天上敵對的狀態。所以，由於日本是美國盟友，因此中國是威脅。從這個角度而言，曾村的參考點是美國的亞洲政策，因此在表述的形式與邏輯上，都接近現在主流的美式中國威脅論。

二、直接核威脅

另一種威脅感來自於中國的核子打擊能力。矼因此日本討論中國威脅的一大特色，正是高度關心中國核武是否會打擊日本本土。如 1966 年日本學界就認為中國的核子打擊對象是針對自己。矹因此，1967 年 11 月美國詹森總統與佐藤首相共同發表的宣言中有一句話：「雙方共同關心中共開發核子武器的事實，我們將致力於使亞洲各國不受到中國威脅的影響。」表現出當時日本佐藤首相選擇相信美國核子保護傘的心情。矻當時對中國威脅的討論中指出兩點。第一，美蘇核子平衡將受到中國的核子武器出現而變成更加「穩定」的牽制狀態。第二，因此中國的核子戰略並非直接攻擊美國，而是把「周邊國家」當做人質，威脅對其他國家發動核戰。矺在人質情緒的前提之下，學者分析：核威脅可能造成下列兩種後果：一、日本人民強烈反中國，與美國更為緊密。二、民眾接受了這個威脅，激烈的反美反政府。矷所以結論認為日本與美國脫註盰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2。註盵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3。註矸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55。註矼美中蘇三者會呈現相互的抑制狀態。請參考蝋山道雄，「核戦略の意義と日本の将来」，中央公論（東京），第 83 卷第 3 期（1968 年 3 月），頁 41~48；岡部達味，「はたして中国の脅威はあるのか」，潮（東京），1968 年第 9 期，頁 24~40。註矹中國當時採取的是不單依靠蘇聯的核子保護傘，而獨自發展自身的核子武器。並且宣稱不從事第一擊，而採用防禦性威嚇的觀念。但是由於技術發展不完全，還沒有以美國本土為反擊對象的能力，只能以中國周邊的美國同盟國為主要對象。見姆博，「核威脅への軍事戰略的見地」，現代の眼（東京），第 7 卷第 8 期（1966 年 7 月），頁 88~89。註矻具體的推論表現在：「現在開始到 1970 年之間，中國將會擁有以核武攻擊包含日本在內鄰國的能力，而到 1972 年左右，將會有初步的美國本土攻擊能力，除此之外，中國也「或許」有攻擊美日兩國的意圖。這樣一來，要是中國宣示出對本土報復攻擊的能力與意志，日本就必須考慮到對中國核抑止，也就是降低其攻擊意圖的政策。所以更要依賴美國的核子保護，要是美國核子保護弱化的話，日本就必須面對中國威脅，所以日本應該採取協助美國核抑止力的政策。」，見岡部達味，前引文，頁 24~40。註矺特別岡部提到日本在中國周邊諸國中有以下的特色：1.對核武特別敏感；2.日本在周邊國家之中算是民主主義發達，所以民意對外交政策有影響力；3.大部分民意對美國的亞洲政策是反對的，同時也有對中國有罪惡感。見岡部達味，前引文，頁 36。註矷岡部達味，前引文，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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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的話，反而才能取得安全。也就是說，對日本來說「威脅」既不是核武也不是「間接侵略」而是美中對決所造成的國際緊張，在日本國內缺乏對話基礎，以及日本國民冷靜的討論。祂曾村保信與岡部達味的論文是兩種冷戰時期日本中國威脅論的看法的典型，共同點在於假設美中之間有劇烈的衝突可能性，但是兩者的差異在於日本所能採取的空間與行動有所不同，曾村保信認為美中雖然不會發生劇烈直接衝突，但日本與中國並無相同利益，因此要更加強傾向美國的方針。礿另一種看法，岡部達味則是以日本不應捲入美中對決，而強調日本的中國政策能動性與認識中國意圖秅的重要。甚至議員川崎秀二更主張要增加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對話，認為「只有日本才能解決本世紀最大課題~中國問題。」穸這兩種思維乍看之下互斥，但是在實踐上並不完全排拒對方，可能同時存在接近以及抗拒的因子。這也代表了日本在與中國的互動關係之中，能夠處於一面友好而一面又感到威脅的來源。但即使如此，冷戰時期的日本在面對中國威脅時，是以「美中對決」為基準點，而設計出日本在其中的政策能動性觀點，也就是說，中國威脅在此時是作為「日美關係」的一個面向來加以認識的。

肆、後冷戰時期：直接面對中國

在日中關係的面向上，從冷戰到後冷戰的斷裂，不只是放在國際權力結構上由兩極形成一超多強的架構問題。而是必須包含在 1972 年開始的日中關係來看，日本社會這段時間形成的中國友好態度：此間興起的學界「中國熱」，使得後冷戰初期的日本少有中國威脅論。穻但隨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加上冷戰後亞太地區出現權力真空，鄧後時期中國的不透明性種種造成了周邊國家的不信任感，就造成了新種類的註祂岡部達味，前引文，頁 38。註礿曾村保信，前引文，頁 63。註秅考慮中國核威脅時有兩個前提：其一若是有這個可能性的時候就把他當做必然性的話，實際上沒有考慮到中國到底有沒有使用這個能力的「意圖」？也就是中國「國家目標」的問題。而第二個前提則是，中國領導者的行為是理性的。見岡部達味，前引文，頁 25~26。而至此為止對「中國威脅」無法辨明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對外目標到底是什麼，他的意圖以致於對外部要做什麼也都是缺乏資料。雖然對於中國的發言能有許多解釋，但是對其真正的意圖卻幾乎無法判斷。見岡部達味，前引文，頁 27。註穸川崎秀二，「断たれた対話の復活」，現代の眼（東京），第 7 卷第 8 期（1966 年 7 月），頁 72。註穻李曉東指出這段時間日本輿論的轉折原因在於：「1980 年代和 90 年代以後的中日關係存在明顯的反差，中國在 80 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向世界敞開國門時，日本不僅認為中國的安定與發展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並因積攢了幾十年的戰前日本侵略行為的負咎感，對中國的經濟合作採取了十分積極的態度。90 年代後，中國改革的深化與發展，日本國內產生了中國威脅論。伴隨著中國的經濟成長，作為被援助國已經不再特別，而且日本的援助減輕了負罪感之外，中國經濟發展使日本感到了威脅。」見李曉東，「『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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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感。竻具體而言，日本的後冷戰中國威脅論，依照對象的不同共有四種模式。

一、歷史途徑

歷史途徑是以村井友秀「新中國脅威論」一文為代表的亞洲權力轉換觀點。主要前提有二：一、亞洲具有除了冷戰對立之外的歷史對立結構。籵二、東亞主要衝突的對象是日本與中國。糽之後村井友秀列出了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末的東亞權力關係轉變的歷史，並推導出明治時代日本在東亞崛起的過程中與中國（既有權力維護者）衝突的必然性，以及現在中國急速上升能力，日本人也並不察覺的現實。村井友秀把東亞權力的結構視為歷史上的「兩重變遷模式」：也就是將明治時期對應於現在，但是中國與日本的角色剛好顛倒。（請參照表 3）表 3 亞洲視點的中國威脅論時代中日關係描述結果中國：既有強權（秩序維護者）、耵對另一國輕視清末／明治日本：正在發展、強調民族主義、肏尋求機會紛爭肮衝突日本：既有強權（秩序維護者）、對另一國輕視肣現代中國：正在發展、肸強調民族主義肵高度敵對資料來源：作者自製。註竻毛里和子，「不定型のアジア—中国は脅威か？」，世界（東京），1996 年第 620 期，頁 43。註籵亞洲在美蘇的軍事控制持續緩和後，由於區域固有歷史問題而對立構造重現的可能性很高。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86。註糽在國際關係層面，亞洲足以發揮影響力的國家有中國與印度，而日本由於高度經濟力，也能算是有影響力的。當這些國家具有影響周邊國家的能力，而又在同一個地方發揮影響的話，相互的影響力就會轉變成衝突。日本與中國同處東亞，衝突的可能性很高。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87。註耵 19 世紀以前中國是絕對壓倒性的上位，日本是下位。而進入 20 世紀後日本人的認識是：日本的地位上升，甚至變成在中國之上。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87。註肏由於侵略是強者的行為，所以之後即使中國一再強調日本的加害者意識，強調侵略的不對。對日清戰爭以來的「優越日本/落後中國」觀念的變更與修正則是毫無作用。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88。註肮山縣有朋雖然主張「俄羅斯威脅論」但也在明治 39 年「帝國國防方針私案」中指出：「我國作戰計畫第一優先的敵人只有俄國，但是第二號敵人清國的存在也是一刻不能忘記。」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2。日露戰爭之後，日本人普遍認為想要在亞洲擴張勢力的話，不論如何也不得不與中國發生衝突。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3。註肣由於日清戰爭、日中戰爭等侵略戰爭，日本國內把中國視為缺乏國家意識與愛國心的個人主義者集合，借由地緣和血緣而連結的社會，漸漸傾向蔑視中國。尤其是日清戰爭後把中國人稱做「清國奴」，中國人「卑屈」「不潔」「下等種族」等等偏見也在一般大眾間流傳開來。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87。註肸 1980 年代以來，中國的國防戰略轉變國家近代化推進的同時，對軍事力的思考也有巨大轉變。對原有人民戰爭的評價下降，而計畫與美蘇一樣專門化、機械化，培養高機動力的軍隊。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4。註肵村井指出：尤其是對中共而言，由於以「抗日」為主要訴求的民族主義使中共得到農民支援從而戰勝國民黨的歷史記憶。將使中共傾向以此作為正統性的來源。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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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井友秀此文的目的之一，在呼籲日本社會的覺醒。肭村井雖然是以地緣政治為理論基礎，但是在前提上，與美國主流之中國威脅論有著根本的不同。其特殊性有三：一、村井友秀完全忽略了美國的角色，認為在亞洲只有日中直接對決；二、村井友秀以全球理論或是權力平衡角度來看，而將亞洲權力認為是日中零和爭鬥的觀點，更像是明治時期日本帝國的心理狀態；三、乍看之下是村井是現實主義式的實際國家能力分析，但其實更強調歷史「命定性」以及認知層次的中國威脅。舠

二、民族主義路徑

另一個重要的意圖分析組成是中國民族主義問題，這也是對中國的強盛為什麼為周邊國家帶來麻煩，做出討論。好比說把中國不推動民主化，藉由民族主義和經濟發展來維持正統性。芠此時就造成中國政府本身具有威脅動機：「在政治環境緊張之時，以國內民意統一與尋求人民支持的情況下，政府傾向強調潛在敵人的嫌惡性質，將人民的攻擊性轉移投射到外國。」苀而除了維護政權的功利主義的成分之外，放在歷史上日本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是從 20 世紀以來，中國對清末以降被列強瓜分的歷史的恥辱感而來。中國威脅論的意義在於：「清末以來周邊國家首次對中國感到恐懼。」簡單的說，清末到冷戰結束這段時間，由於中國自身內部衰弱，在各種面向被列強任意的干涉，轉化成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富強的情感。芫山田辰雄強調，中國長期處於傳統中國中心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朝貢體系，面臨崩潰而成為國民國家體系；同時，伴隨著中國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歷程。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也隨此一過程誕生。因此中國民族情感以「排除美日等周邊強國為主要目標」，要藉由整理軍備、鞏固外交立場等等階段，以種種現代國家的行為方式來重現傳統民族認同，反而對周邊國家而言，中國成為霸權主義。芚這就是中國國內外對於中國是否威脅之認知差異來源。因此傳統上，以「富國強兵」為基礎所建立的中國民族認同，反而成為日本所擔心的威脅來源。芘琴喜淵稱其為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文化註肭現在日本人受困於日中戰爭的記憶和冷戰構造，而對於過去「恩怨一筆勾消」，只把中國當作經濟進出的對象，還沒有意識到中國已經是擁有自己意識的主體，也不知道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7。註舠不能忽略的是：村井提出的心理上的認知作為衝突的要素，他稱為「上下關係」，意指：「如果強權間有穩定的上下關係的話，則基本上不會有衝突問題。但是上下關係變動的時候，或是雙方對上下關係的認識和現實之間出現摩擦時，紛爭就會發生。」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87。註芠村井認為日本並不會有民族主義風潮：「日本的情形是，由於美國占領之下成立的日本政府民族自信心低，但是以壓倒的經濟力而維持正統性。」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7。註苀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7。註芫山田辰雄、天兒慧、田中明彥，前引文，頁 32。註芚山田辰雄、天兒慧、田中明彥，前引文，頁 33。註芘甚至村井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正是日中衝突的要因之一：「昭和 3 年由國民黨大致上統一了中國後，將中國帶向新的階段。日本隨即感受到巨大的恐怖感。以滿洲事變開始的日中 15 年戰爭，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急速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反擊。」見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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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首先應該考慮中國必須擺脫歷史的挫折感與外部勢力侵略的屈辱感，恢復主權與國際地位等等。芛甚至追溯到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被害意識。芵這也是因為中國先天上在亞洲擁有相對巨大的規模，在民族主義路徑中國威脅的討論中，通常會伴隨著描述中國「巨大」。如下的描寫：中國有 11 億人口，日本 25 倍以上的 950 萬方公里國土，世界第一水力資源，石油、煤炭、天然瓦斯等等的自然資源。而且也有 300 萬軍人，堪稱世界最大級軍隊。芧或是：中國的基本國力方面，英國在 19 世紀所得增加 2.5 倍花了一整個世紀，美國 3.5 倍的增加花了 60 年（1870~1930 年），日本增加 6 倍花了 20 年（ 1955~1975），但是中國增加 7 倍花了 22 年（1979~1991）；2001GDP 規模為 1 兆美元，而 2015 年預測將能達到 12 兆美元。芮這些描述中國巨大規模的詞句，所強調的正是其威脅感。

三、領土與軍事路徑

隨著中國 1992 年開始具體對於東海、南海的領土宣示行動，日本也興起了從具體的戰爭與戰略的角度分析的文獻。主要主張由於中國大陸在經濟、軍事與地緣政治的角度帶來威脅，因此必須加強美日安保體制的日本學者包括中島嶺雄、中村勝範、平松茂雄、岡崎久彥、長谷川慶太郎與加藤英明等人。芼與冷戰時候不同，日本不再從與美國的關係來論述中國威脅，而是從對於日本的直接影響與衝突來討論。中國自 1992 年 2 月對南海島嶼主張領有權，並且頒佈領海法，開始主張周邊領土主權，日本學界也開始意識到中國威脅的能力與意圖。日本學者以 1994 年的爭鳴期刊二月號（軍事特集號）中，何祚庥（曾任中國核彈之父錢學琛秘書，也參與訂定核彈政策）的講話為例。何表示，中國核政策一向使用「最小限度抑止」，也就是說中國的核威脅力來自對敵方的常備兵力、都市經濟及輸送系統等軟目標的核子報復能力，也就是對「都市反擊戰略」。芞這個講話在日本引起騷動，連媒體都主張「國際上必須給予非人道譴責」等等。芺因此，從 1995 年 11 月內閣會議決定的「新防衛計畫」大綱可以看出，認為「冷戰後雖然幾乎不可能發生世界性規模武力衝突，但是基於領土、宗教、民族等原因發生區域衝突的可能性，必須積極重整 20 年前的基礎防衛能力。」芴其中也提到「擁有核戰力的大規模軍事能力存在中，大部分國家以經濟發展為背景注重軍事力的擴大與註芛琴喜淵，前引文，頁 38。註芵琴喜淵，前引文，頁 39。註芧村井友秀，前引文，頁 193。註芮琴喜淵，前引文，頁 49。註芼趙建民、何思慎，前引文，頁 88。註芞岩島久夫，「中国は眠れる獅子か紙の巨竜か－脅威論はそれぞれの中国観に由来する」，世界週報（東京），第 75 卷第 49 期（1994 年 12 月），頁 14。註芺岩島久夫，前引文，頁 14。註芴毛里和子，前引文，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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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的發展，不能否認將造成我國周邊地區與我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影響事態。」審議過程中防衛廳文案中也有「國際情勢不透明，是不確定要素的核子大國存在在我國周邊。」芨無疑的，就是日本在軍事層次開始直接面對中國威脅。好比在平松的描述之中，就大量的強調中國的軍事實力：鄧小平推動中國軍隊全面的改革，以下數種方面為主要對象。1.抑制美蘇的軍事威脅，建立足以在中國周邊地區排除美蘇的軍事影響的能力。2.促進對於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的中國政治影響力。3.對中國周邊局部戰爭的壓制力，特別強調迅速反擊的可能。4.成為統一台灣，南海、東海等歷史殘留領土主權問題解決政治交涉威嚇能力與紛爭反擊能力。5.成為維持中國國家體制與黨組織的基礎，對於反國家運動有抑制能力。芡具體而言如下：1.對於美蘇與其他核子保有國，能對抗其軍事政治能力的戰略核能力。具體以地上發射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中距離彈道飛彈（IRBM）、潛射彈道飛彈（SLBM）為中心。2.為統一台灣而必須擁有的制海空能力、空挺能力、統合指揮統治能力等現代化部隊。3.為周邊區域事態而建立的現代緊急反應部隊，以及對周邊海域（排他經濟水域、大陸棚等等）的機動艦隊。4.為國內治安需要，即使裝備較差也必須維持一定數量部隊。芩茅原則是從中國建軍的方向，判斷其意圖：威脅的三要素是指：對於受威脅者來說威脅本身的存在、威脅的意圖與能力、對相互關係的認識。苂具體而言，中國最近對外軍事行動增加，同時冷戰後中國核能力更加強化。若是以陸軍為主軸則還感覺不到威脅，但中國是以海空軍為主要建軍重點，軍隊投射能力的增強造成威脅感。芤

四、文明論路徑

另一脈最特殊的，也是日本獨有的中國威脅論視角，就是文明論的視角。如石原慎太郎、黃文雄、小林善紀等以中國崩潰論的言論或文獻，都強調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污染。苃甚至從岡田英弘認為：現在的中國乃是繼承了元、清朝異民族王朝。芶因此，日本要在文化上拒絕承認與中國相似，強調彼此間文明的優劣等級。芢這種意識，與杭廷頓的理論乍看之下頗具一致性。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強調中國與日本文明的不同，且以美國全球戰略為考量，認為日美應當聯合封鎖「儒家／註芨毛里和子，前引文，頁 44。註芡楊鴻儒譯，平松茂雄著，中國的軍事力（台北：凱侖出版社，1999 年），頁 52。註芩同前註。註苂茅原郁生、朱建榮，「中國の軍事力はどこに向かうのか」，世界（東京），1996 年第 620 期，頁 57。註芤茅原郁生、朱建榮，前引文，頁 57。註苃石原慎太郎，「日本よ内なる防衛を」，産経新聞（東京），2001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黃文雄，それでも中国は崩壊する（東京：WAC BUNKOM，2008 年）；小林よしのり，平成攘夷論（東京：小学館，2007 年）。註芶馬場公彥、崔世廣，前引文，頁 11。註芢馬場公彥、崔世廣，前引文，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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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這種設計，與岡田、石原等人的政治目的相同，因此成為理論結合的基礎。有趣的是，在這種理論當中，台灣常被用來當做為日本文明優於中國文明的證據，不管是表現在對日本文明的喜愛，或對中國文明的厭惡。但是此一理論與「文明衝突論」有本質上的不同，有時甚至也會表現出反美的主張。簡言之，反中有其地緣戰略基礎，反美是僅有文明（民族）傾向。而且對於中國，更多強調的是共享同一種文明場域，但是中國體現了其惡劣的部分；恐懼「中國污染日本」，如石原慎太郎在談到日本國內由非法入境的中國人引起的惡性犯罪時，主張此為「民族 DNA」的污染，並說要警惕以中國社會內部的問題和軍事力量為背景的擴張主義。這種擔憂，演變到極致，就會成為中國崩潰論，如在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措施造成環境等等惡化，造成其他國家的威脅。一言以蔽之，日本的中國崩潰論隱含被污染的恐懼，但是西方沒有。

伍、結論

日本學者茅原郁生指出威脅的三要素是：對於受威脅者來說威脅本身的存在、威脅的意圖與能力、對相互關係的認識。在時間上，日本早在 1960 年代，就有關於中國威脅的討論。在初期，中國威脅並不直接指向日本，而是指向美國，因此一時期主要討論的核心，就是關於「立場問題」。甚至有否認這是「真正威脅」的觀點。 1990 年代之後，對於中國的視角完全改變，其中一脈反而從傳統意識來推論，歷史與民族主義是主要的論點，這種論點的假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清朝」並無二致，都會採取一樣的行為模式。而另一脈，「文明路徑」則是認同日中處於同一場域，但是在情感上對中國採取隔離的態度。現實主義則與熟悉的西方路徑相同，中日以領土為主要場域進行對抗。在以上種種中國威脅論中，所代表情感都有不同。茲將主要論述研究整理如下表：

註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Summer 1993）, pp. 22~49.

註原文為：「民族的ＤＮＡを表示するような犯罪が蔓延することでやがて日本社会全体の資質が変えられていく恐れが無しとはしまい。」請參考石原慎太郎，前引文，第 3 版。

註 Emma V. Broomfield, “Perceptions 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May 2003）, pp. 271~276.

註馬場公彥、崔世廣，前引文，頁 11。

註所以日本並不想與中國在台灣海峽對決。所以中國核威脅應該與日本無關，而是美中對決才是真正威脅的來源。請參考岡部達味，前引文，頁 38。準確的說來，對日本而言的中國威脅如果有的話，就是針對日本人民的「心」的鬥爭。也就是對於反美鬥爭最大限度的對日思想工作，宣傳工作。這種行為能不能稱為威脅，則是由於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請參考岡部達味，前引文，頁 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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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本式中國威脅論述研究時期主要分類代表作者主要觀點與政策建議美中衝突論石原廣一郎、曾村保信由於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等因素，中美終究一_{戰→日本必須選擇美國。} 冷戰時期 1960-80 直接核威脅岡部達味、姆博中國不可能直接攻擊美國，只能攻擊周邊國家→_{日本必須選擇脫離美國。} 歷史途徑村井友秀亞洲具有除了冷戰對立之外的歷史對立結構→19 世紀，日本崛起；20世紀中國崛起→必須一戰民族主義琴喜淵中國民族主義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缺乏自信→崛起後會追求霸權。領土與軍事路徑岩島久夫、平松茂雄、茅原郁生中國軍事力擴大之後，自然向外發展→日本的威脅。後冷戰時期 1990- 文明論路徑岡田英弘、石原慎太郎、黃文雄、小林善紀等中國在文明層次上威脅日本→所有的往來都有可能造成污染。資料來源：作者自製。不過，本文並不試圖指稱中國威脅論僅只停留於認知，而是藉由縱觀全體的日本的中國威脅論點，發現美式中國威脅論中以「現實主義／理念主義」為核心的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表述中都經過轉化。實際的部分表現在具體的領土、核子武器與戰爭的恐懼。對日本而言，中國無庸置疑的具有對日戰爭能力，在冷戰時期日本顯示出來的對美國核子保護依賴的辯論，甚至是對於整體美日安保的看法，所圍繞的「依美／脫美」矛盾選項與掙扎。正如曾村保信與岡部達味的論文中所表現出來的：都是以美中戰爭的發生做為前提，在希望美中衝突的背後，其實想要說明的是日本在亞洲的孤獨以及對美國的需要。這種情緒反應在後冷戰直接面臨中國東海、釣魚台等領土要求時，就可以看出日本對中國實際威脅的指稱，來自於對「中國意圖」的不理解。對於中國核子戰略、軍事預算、軍事現代化策略，甚至是黨軍關係的議題討論，都再次要求中國公開意圖。較諸對美中戰爭的信心，日本對於來自中國的威脅感太過真實以致於不願其發生。而歷史問題與民族主義問題則是日本中國威脅論中過於「不實際」的感覺，不實際的原因來自於缺乏實證的基礎。而這樣一來正如山室所說：「威脅論做註首先，在地緣位置上，美國與日本的「對中位置」差距甚大，這決定了對中國軍事戰略，尤其是核投射戰略看法的不同；其次，在國際地位上，美國是「一超」國家，而日本與中國同屬「多強」國家，而且又同在東亞；第三，歷史糾葛不同，中國與美國幾乎沒有在歷史上重大的仇恨存在，但是與日本有；第四，國際學科論述能力的不同，美國做為國際關係學的核心領導國家，而日本不是。註在日本的中國威脅論的震源中，是美國的東亞戰略在起作用。在此意義上，日本的中國威脅論，也是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的霸權所帶來的對美從屬結構的副產物。請參考馬場公彥、崔世廣，前引文，頁 10。日本是美國的盟國，因共產主義中國誕生和朝鮮戰爭，美國改變了對日占領政策，日本由此獲得了美國的政治軍事保護和經濟向東亞反共陣營擴張的機會，一直充當了冷戰受益者的角色。這一角色使日本在冷戰後每逢美國採取接觸政策接近中國時，就會疑心生暗鬼。請參考馬場公彥、崔世廣，前引文，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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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心理狀態，可能就會脫離實際情況而無限膨脹。」不管是歷史途徑、民族主義途徑、文明途徑都在以「對他者的厭惡」做為基礎，表現出日本與中國的不同，引含了畫界（boundary）的需要。就連領土與軍事的威脅感，也來自於對於界線確定的需要。日本式中國威脅論不同於美國式的地方，就是兩者間的文化共通性，造成的身分認同混淆。此原因在於日本文化深受儒家影響，但兩國在近現代的地緣競爭關係，「中國」成為日本民族的認同焦慮來源。如同山室信一的解讀中，福澤諭吉認為清末中國成為努力建立民族國家，反而會使得從日本在歐美列強中評價下降，是日本最初「對中威脅論」的形式，採取蔑視或輕視的方法來避免心理上的矛盾。福澤諭吉的中國威脅論中表現出來的系譜，基於日本獨有之華夷秩序觀的邊緣精神結構，在美國式的論述中幾乎沒有。現實主義意義下的威脅，是假定的日本與中國彼此互斥的某種身分，威脅存在本身能鞏固中日之間分開的或對立的關係，這樣反而可以強化日本的身分安定感。相反地，在文化研究與歷史研究的詮釋下，「中國崛起」的威脅是對存在意義的威脅，不但不會鞏固日本外於中國的身分，甚至還會把亞洲做為日本呈現自我的基礎都加以否定。本文認為，這些討論本質上還是對於龐大他者的理解位置問題。本研究試圖指出：日本中國威脅論有著獨特的面貌與思考邏輯；而這種面貌隨著冷戰結構的變化而有不同：前期是以美國為軸心、後期則直接面對中國；面對中國的同時則誕生了不斷自我認同與疆界的模糊化，於是從歷史、文明層次不斷想要與中國劃清界線；這種面貌的形成原因，來自於與中國的龐大與接近以致於無法找到平衡點。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外交與安全戰略思想中之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逐漸成為主流，這種思維也影響到日本。攻勢派不考慮對手的「意圖」，只關心能力判斷，相信衝突不可避免，鼓勵國家追求霸權地位。此際，日本必需面對美中權力競逐，非黑即白。這種思維模式首推中嶺雄，認為東亞還是處於冷戰架構，「台灣應重視與美國、日本等共同的價值；他並指實施一黨專政體制的中國，正積極進行霸權崛起」因此，日美台應聯合圍堵中國。甚至中嶺雄極力主張台灣獨立，要台灣完全脫離，並且與中國大陸對立。中嶺雄之立論基礎為台日美共用「民主價值」，而中註山室信一，「面向未來的回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主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22。註山室信一，前引文，頁 20。註馬場公彥、崔世廣，前引文，頁 12~13。註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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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沒有。2011 年 11 月起，美國重新提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並大力邀請日本、南韓等國家參加，就是這種思維的復甦，也體現了傳統地緣戰略與經濟圍堵的面貌。加上 2012 年以來諸多周邊領土糾紛，可見在國際關係學界，「中國威脅論」在不遠的將來，應當又會被提及，值得研究者更為關心。 * * * （收件：100 年 8 月 20 日，第 1 次修正：100 年 11 月 15 日，第 2 次修正：101 年 6 月 13 日，第 3 次修正：101 年 7 月 24 日，第 4 次修正：101 年 8 月 24 日，第 5 次修正：101 年 9 月 4 日，接受：101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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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 Threat”

— Perspective in Japanese Literatures

Hsuanlei Sha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rapid growth of China’s national power, “China Threa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since late 20th Century. It involves not only academic debates over power issue, but also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This article, by examining academic and public opinions, discusses discourse of “China Threat”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Japan.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China Threat” discourse in Japan had a unique development: in earlier stage it followed whatever discourse raised by the U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system, but in later stage Japan’s discourse originated from its direct engagement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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