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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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85. “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李. 曉. 東. （日本島根縣立大學總合政策學部副教授）. 摘. 要. 中日關係癥結何在？本文通過近年流行的“妖魔化”一詞，對中日關係進行思考。筆者認為、“妖魔化中國”與“妖魔化日本”互為表裏，相互關聯。文章通過對歷史認識問題、中華思想、對日研究等方面的省思，認為中國的對外關係、對外形象的塑造應該有自己的主體性，而不是單純通過對他者的反應來受動地構建。關鍵詞：妖魔化、中日關係、近代史、中華思想、主體性 *. 壹、前. *. *. 言. 中日關係由“政冷經熱”漸轉爲“政熱經涼”，“政熱”之“熱”，指的是雙方在政治上的齟齬愈發帶有感情色彩，中日關係甚至有試探最後底線之感泝。結果，不僅政府間關係矛盾加深，民間對對方的親近感也日漸稀薄。中日關係癥結何在，如何對症下藥，已有許多識者各抒己見沴，本文旨在透過分析近年流行的所謂“妖魔化”一詞，對中日關係進行思考。. 貳、從美國媒體的“妖魔化中國”說起 * 註泝. 本文修改過程中蒙賀照田先生及三位審稿人提出寶貴意見，在此深表謝意。日本新首相倍晉三的訪華和兩國領導人在 APEC 會上會談，確實戰時阻擋了中日關係繼續下滑的趨勢，但是，會晤只是迴避和戰時擱置了中日間的敏感問題，並未解決任何實質問題。中日兩國關係的障礙並不因為迴避而得到解決。. 註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02、03 年馬立誠提出的”對日關係新思維和時殷弘主張的外交革命”，在中日關係持續緊張之中，敢於批判中國國內狹隘的民族主義並主張中日接近，實屬難能可貴。只是前者主張中缺乏具體的分析，後者則完全是從政治外交戰略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本文認為，要解決中日關係的癥結，還應從思想上尋其根源。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71～75。馬立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懮」，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41～47。.

(2) 8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1期. 民國 96 年 3 月. 自 1996 年頗具影響的暢銷書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及其續篇妖魔化與媒體轟炸出版以來，“妖魔化”一詞在中國大陸業已成為流行語彙而被廣爲使用。這兩本由學者和記者共同完成的著作向中國讀者描繪了美國的媒體如何妖魔化中國（ Demonizing China），同時對其妖魔化中國的動機、文化心態以及所造成的後果亦予以分析，其觀點在 90 年代中期以後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很大反響，可以說是繼中國可以說不之後又一影響甚鉅的“反美”之作。這兩本書通過例如“誤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等各種事例，描繪了美國的各種媒體在圍繞中國的報導中是如何對中國進行“妖魔化”的事實，讓人認識到美國的媒體對中國充滿了偏見和傲慢，“妖魔化”一詞確不爲過。違背事實而將他者（Others）歪曲、醜化、乃至“妖魔化”，意味著在對他者的認識中帶有強烈的偏見和主觀上的感情色彩。美國的媒體之所以會“妖魔化”中國，究其原因，恐怕根本還在於對中國的無知和主觀上先入爲主的偏見。媒體的報導和介紹與民衆所具有的常識互爲表裏，民衆通過媒體等渠道獲得資訊和知識，同時又制約著報導的尺度和傾向，這是因爲，如果報導背離於民衆所具有的基本常識和心情，自然難以爲人所接受而不具有影響力。因此，“妖魔化”中國在美國社會之所以能具有廣泛的影響，首先應歸因於美國社會一般民衆和媒體本身對中國知識的缺乏以致喪失了正確的判斷能力。此外，某些“中國通”學者，也對妖魔化的推波助瀾起了重要作用。儘管這些學者對中國社會的各種現象瞭若指掌，但其觀點往往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色彩，以自身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來衡量和批判中國。而戰前就有著反共傳統的美國在面對戰後兩大陣營的對峙中，更因為冷戰思維而導致反共意識的加劇，可以說，只要信奉共産主義的國家持續存在，反共意識形態與冷戰思維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對許多人的思維造成影響。此外，美國人的中國觀也受到“民主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所左右。美國人爲自己的民主制度引以自豪，卻往往將對這一制度的理解和解釋絕對化，意欲在世界範圍內與獨裁和專制爲敵，支援和推行民主化，其中雖不乏理想主義和宗教似的熱情，卻往往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於人；更不容忽視的是，美國各界在全球主張人權、推行民主化的同時，又是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對中國的認識因受到國家利益導向的影響而有所偏頗。因此，許多存在於中國的現象透過一些“中國通”基於各種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而被描繪出來，這種中國觀自然歪曲了中國本來的面目，但是，卻往往因為符合美國大衆的心理而很容易在國內引起共鳴。可以說，在客觀層面上對中國知識的缺乏和主觀上因為對自身價值觀的絕對化，是“妖魔化” 中國在美國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不可否認的是，被著者定位爲更甚於“醜化”的“妖魔化” 一詞，同時也反映了著者本身主觀的感情色彩。誠然，美國的“反共”意識形態有著很長的歷史，然而，在學術研究方面，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畢竟有其固有的學術規範，因此，不加考證地僅憑羅列一些事例就將“反共和冷戰意識形態”看作是美國.

(3) “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87. “現代中國研究”的主旋律沊，並認為美國的“中國學”主流爲妖魔化中國推波助瀾沝，其實也反映出著者強烈的感情色彩，基於這種主觀情感的作用，著者的論述因而缺. 乏說服力，並有以偏概全之嫌。再者，著者在書中將與中國政見不同者視為“意識形態鬥士”、“華盛頓的御用文人” 沀，這樣的批判甚至令人懷疑受到意識形態制約的是否是著者本身。然而，更爲重要的是，著者在文章中談到：“美國媒體能否意識到，他們妖魔化中國的做法只是在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播撒仇恨的種子” 泞，同時還引用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 Joseph S. Nye 的話說道：“如果你把中國作爲敵人對待，中國就會成爲敵人。” 泀指出這些觀點之後，著者表示由於“中國人民受列強淩辱已經 100 多年了，不能再受欺辱了。” 洰因此以“士可殺，不可辱”做為文章的結語。這種訴諸中國百年受辱的歷史，確實能夠輕易地喚起民衆在民族與歷史情感上的共鳴，然而，這種情緒化的表現之所以能在國內産生深遠的影響，其實也暴露出中國在當今的轉型期中，依然還是通過他者的眼光來定位自己，尚未真正形成以克服實際損害自我的問題為軸心來塑造自我的主體性。這種定位自己的方式，與美國著名歷史學者保羅‧柯文（ Paul. Cohen）所批評的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方法類似。柯文認為以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為首的美國學者，以“衝擊—回應”模式進行中國近代史研究，強調從“西力衝擊”的角度出發，把中國近代史單純地視為是中國在面對“西力”這一外來衝擊時，如何受動回應的過程，但卻忽視中國自身內在的因素。泍而中國各界透過他者眼光來自我定位也是一種受動的反應，無論是正面地還是負面地回應他者對自身的看法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因他者的稱讚而沾沾自喜；因被他者“妖魔化”而仇視對方，這種受動的思維同屬“衝擊—回應”模式，只不過這些作者是從中國百年受辱的歷史出發，站在“回應”方的角度而已。他者的態度與反應固然不可忽視，但更為重要的應該是從主體性出發，理性地思考中國應該塑造何種面貌的的自我，並在此基礎上思考與中國與他者所應建立的關係。. 叁、日本與“妖魔化中國” 如果說大多數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對中國缺乏知識，似乎還情有可原，以此推論，則近在咫尺的日本對中國的瞭解應不會像美國那樣貧乏。事實上，就一般而言，. 註沊. 李希光、劉康等著，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52。. 註沝. 同前註，頁 166。. 註沀. 同前註，頁 151。. 註泞. 同前註，頁 72。. 註泀. 同前註，頁 76。. 註洰. 同前註，頁 77。. 註泍. 參見林同奇譯，Paul A. Cohen 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板橋市：稻鄉，1991 年），頁 1～6，11～67。.

(4) 8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1期. 民國 96 年 3 月. 日本各界對中國的認識確實勝過美國，日本的各大報紙和雜誌無論其立場之左、右，皆隨時刊載有關中國的正負面報導和評論。對於日本而言，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中國都是其特別關心的對象，這其中正反映了中日關係的密切與難以分割。日本是與中國有著幾千年交流歷史的近鄰，對於彼此來說，無論是正面抑或是負面的意義，中日雙方都是各自自我形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現今的中日關係卻令許多關心的人一籌莫展。誠然，從“遠交近攻”的戰略來說，中日關係的對立並非不可思議，但在國界被相對化、互相依存不斷加深的全球化時代，合作才可能實現雙贏的道理已成爲共識，而對抗只會使彼此皆受損害，儘管有此共同的認知，中日雙方卻依然衝突不斷，當有摩擦出現時，往往被誇大而不斷升級，以致“妖魔化”對方，使得中日關係每況愈下。毫無疑問，媒體的炒作是一個重要因素。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其中還存在著一種有意的“妖魔化”。所謂有意的“妖魔化”即是將“妖魔化”視為一種可以利用的策略，以實現某種政治目的。在日本國內，保守和右翼政治勢力為了實現修改戰後和平憲法、建立正式軍隊等目的，皆需要得到民眾的支持，而說服民眾最便捷的方法，便是讓人民感到日本的周邊存在著威脅，透過朝鮮半島的綁架日本人人質問題與核問題來樹立一個危險的敵人；藉由靖國神社參拜等議題，來刺激中韓等近鄰國家的情緒，再以這些強烈的反映和激烈的言論作為“妖魔化”對方的材料，以煽動日本國內的輿論。90 年代後期，日本國內通過“周邊事態法”等一系列保守、右傾的法案與政策，皆與“妖魔化”策略有關。但是，媒體的炒作與政治策略的因素還不足以敘述“妖魔化”中國為何得以大行其道。“妖魔化”之所以存在，並非一日之寒，而自有其得以生長蔓延的土壤，箇中原因則需要從戰後中日兩國的社會變化去進行探討。 80 年代與 90 年代以後的中日關係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反差。當中國在 80 年代實行 “改革開放”政策，向世界敞開國門時，日本不僅認為中國的安定與發展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並因積攢了幾十年的戰前日本侵略行爲的負疚感，對中國的經濟合作採取了十分積極的態度泇。對於日本來說，戰後持續了幾十年的中日間非正常關係終於得以終結，中國是一個需要輔助說明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非同一般的國家。出於對戰前不幸的歷史及幾十年非正常關係的反動，許多訴諸於率直情感的口號，諸如：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應“世世代代地永遠友好下去”等令人耳熟能詳的話語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這時的中日關係可謂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只是，高唱著友好的口號和乾杯僅僅只能從表面掩蓋中日兩國間所存在的衝突，教科書爭議、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在這一時期皆已出現，但並未在根本上獲得解決。到了 90 年代後，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日本國內開始出現了 “中國威脅論”。伴隨著中國的經濟成長，作爲被援助國的中國對日本來說已逐漸顯得不再“特別”，日本輔助說明了中國的發展，它減輕甚至消解了日本對戰前行爲在道. 註泇. 參見田中明彥，中日關係 1945-1990（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 年）。.

(5) “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89. 德上的負罪感，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又使日本感到了威脅。近代以來的日本還沒有習慣一個崛起的中國，“和平崛起”的口號在日本看來，無異於一種威脅，中國不僅不再是一個需要援助、需要在經濟上、感情和心理上償還的特殊國家，而是一個可能對日本構成威脅的國家。在這一背景下，便有論者主張中日間應建立“普通國家間的關係” 沰。所謂“普通”，意味著對“特殊”的反正。中日兩國因歷史上的“特殊關係”而使得兩國關係變得錯綜複雜，歷史認識問題仍橫亙於中日兩國關係之間；另一方面，對歷史上的這種負面“特殊”關係的反動又導致了 80 年代兩國過分“熱乎”的特別關係，“普通”關係的提出可以說是爲了以上兩層意義上的“特殊”進行反正。然而，姑且不論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尚未達成相互諒解的情況下，中日兩國是否能夠恢復“普通”的正常心態，即使是爲克服口號和乾杯式的友好導致掩蓋衝突本質的問題而提出“普通關係”的主張之心情；但是，中日之間特殊關係的事實並不會因爲這種心情而能夠變得普通起來。因為，在“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中，中國既有可能是日本的最主要對手，也可能是日本的最主要合作夥伴；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已使得兩國“難捨難分、欲罷不能”；更何況就文化面向而言，無論是憧憬還是批判，中國文化傳統上都是日本最重要的參照系之一。正因這種特殊關係，在日本，無論是讚揚中國還是貶抑，其背後對中國都包含著一種作爲鄰人的特殊關心，這種心態同樣存在於重視學術客觀性的學界。日本有研究中國的深厚傳統，但與同樣是中國研究碩果累累的美國不同，日本的中國研究不似美國傾向將研究對象客觀化，因為日本與中國這一“巨大的他者”泹在歷史、文化和利益上息息相關，淵源甚深。因此，日本社會不同於美國因為對中國缺乏知識而輕易相信媒體的“妖魔化”內容，那麽，日本的“反中”言論、所渲染的“中國威脅論”以及“反日愛國主義教育”又是源於何處呢? 在“反中”言論中，最具代表性的應數近年主張所謂“自由主義史觀” 泏，並以此編撰“新歷史教科書”的人們，然而事實上，主張自由主義史觀的人並不是爲了“反中”而“反中”，其出發點是希望對戰後日本對於戰爭的反省進行再反省，也就是要對反省戰前日本侵略行為——即所謂“自虐史觀”——的反正。這種反自虐史觀的主張爲日本國內部分保守派政治勢力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基於上述的觀點，所要顛覆的不僅是戰前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行爲，東京裁判和被“強加”的和平憲法也成爲攻擊的對象。自由主義史觀的基本立意是從戰前日本國家利益的立場出發，將日本的. 註沰. 這裡的“普通”包含兩層意義，一是指海灣戰爭後日本政治家小澤一郎首先提出的日本應成為普通國家論，可參見小澤一郎著，日本改造計畫（東京：講談社；1993），頁 102～178。小澤一郎著，冷戰後日本的新保守主義與政治右傾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1～42；另一個意義則是下文所指的國家間的“普通關係”。. 註泹. 這裡的“巨大”，當然不僅是地理上的形容，同時還意味著“沒有中國文化這一前提，就沒有日本文化的存立”。參見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都：藤原書店，2003 年），頁 153。. 註泏. 這一主張始於 1995 年由原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建立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藤岡在翌年又與西尾乾二建立“製作新歷史教科書之會”，並於 2002 年出版新歷史教科書。.

(6) 90.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1期. 民國 96 年 3 月. 侵略行爲放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觀中加以正當化，卻忘記了自己身處的時代。然而，這種論調之所以能在日本社會産生共鳴，並因此導致“反中”情緒的加劇，自有它的社會背景。首先，當下日本社會的閉塞感是造成這種主張繁殖的溫床。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後，日本社會原先所共有的“中流意識”也逐漸隨之瓦解，一系列改革所帶來的貧富分化導致了“下流社會”的出現，原先辛勤的工作能夠換取“中流”的滿足感，而今無論如何努力也擺脫不了對裁員的恐懼以及無法保證老年生活的不安。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彷彿在“失去的十年”中失去了自信，年輕人也因 NEET Freeter. 泩、. 泑的大量出現而成爲社會問題。有鑑於此，原本在戰前天皇制國家下的“忠君. 愛國”口號，到了戰後因為忌諱而不太被使用的“愛國”訴求，卻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很自然地又開始被強調。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就是希望透過否定被他們稱作“自虐”的史觀，重新解釋歷史，使人們從日本的近代史中再次找到信心。這種心情顯然與戰前受侵略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相背。但是，這種心情原本是日本自身所應思考和處理的內部問題炔，之所以會直接影響到並加劇了“反中”的傾向，還需要來自外部的因素，其中包括 1989 年中國國內發生的政治風波，六四事件的結果造成了不少日本民眾在心情上對中國產生疏離；另一方面，就日本自身來看， 90 年代以後，對於中國的國力增長，日本還沒有調整好自身的心態來適應這一新的情況。原先的援助對象今天卻成爲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有了這一“外力”，試圖從“自虐”的道德“枷鎖”中解放出來的人們，很容易地找到了得以發洩被壓抑心情的標的。每每中日之間出現摩擦，部分媒體便故意炒作，借題發揮，把中國塑造成別有用心、對日本不懷好意而構成威脅的形象。這些都直接導致了日本民衆對華親近感比率的不斷下跌炘。久而久之，積重難返，“妖魔化”便在所難免。“陰謀”、“野心”、 “壓制”、“蠻行”等字樣與中國相連，充斥於各種報刊。從日本外務省最近的輿論調查可知，90%以上的人都是通過電視、報刊等傳媒渠道，獲得有關中國的資訊並以之形成對中國的印象，由此可見傳媒之影響力。雖說炒作乃媒體所固有的特性之一，但在對中國的報導之中，強烈地反應了日本對這一巨大鄰邦的特殊關心，可以說，除了媒體和政治操作的因素，“妖魔化”同時還源於日本社會自身對現狀和未來所抱持的不安、對正在崛起的巨大近鄰的憂慮，同時也來自於意識形態上的成見。此外，“妖魔化”方與被“妖魔化”方也密切相關，因爲被“妖魔化”方同時可能也在“妖魔化”對方，這時，互爲表裏的“妖魔化”之雙方態度和行動又取決了. 註泩. NEET，意指處於沒有受雇用、沒接受教育和沒接受訓練的狀態下的人群。. 註泑. Freeter，意指沒有接受正式雇用的人群。. 註炔. 這種心情關係到日本對戰前沒能徹底地清算的問題，這個問題今天成為日本與中、韓等近鄰間的問題，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它同時還是日美間的問題，因為日本沒能徹底清算戰前的歷史與美國戰後的對日佔領政策有直接關係（參見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99），pp.26～29。另關於日本戰後社會的發展、民眾的態度以及美國佔領的影響等等，均可參見本書）。然而，他卻在戰後的日美同盟中被淡化甚至遺忘。. 註炘. 日本內閣府每年實施的民眾調查的數據表明，日本民眾對中國感到親近的百分比從 1980 年的 78.6%、 1989 年的 51.6%下降至 2005 年的 32.4％，相反，不感到親近的百分比從 1980 年的 14.7%、1989 年的 43.1%上升到 63.%。（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廣報室「關於外交的輿論調查」）.

(7) “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91. “妖魔化”的未來走向，因此，在瞭解日本對中國所進行的“妖魔化”之後，也必須審視中國是否在“妖魔化”日本。. 肆、“妖魔化中國”與“妖魔化日本” 隨著中國在 90 年代的經濟持續發展，日本國內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論調，面對這一論調的日益增多，中國方面也對此作出了反映。例如，1996 年 10 月，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爲「威脅來自‘威脅論’鼓吹者」的述評，對來自日本的“中國威脅論”進行反駁。述評認爲，戰後沒有進行認真反省的日本在近些年來相繼打破了一個個確保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禁區，“‘謀求超級大國地位和霸權’的不是中國，恰恰是步美國後塵的日本；所謂‘威脅’，正是來自鼓吹‘中國威脅論’的日本及其盟友美國。日本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要轉移國際社會的視線，使各國放鬆對它的警惕，以便它悄悄地實現夢寐以求的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目標。” 炅在同一時期，先後出版且頗具影響力的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和中國還是能說不—國際關係變數與我們的現實對應炓兩本書，更是與日本各界所提出的威脅論述針鋒相對。從書中的“遏制日本”、“日本不是一隻益鳥”、“決不能重蹈綏靖之路”等標題中就可以窺見著者們的主張和態度。著者們認爲:“‘中國威脅論’是一種虛擬的、有深刻種族主義烙印的理論。它的出籠既蓄謀已久又很突兀，其目的是爲‘遏制中國’乃至分裂中國提供依據。而日本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則有案可稽”。炆因此，著者認爲，在領土、領海的爭執上，中國對日本應採取與對其他亞洲國家不同的標準，對日本“斷無商量”、“寸土不讓”，通過堅決抗衡來遏制日本。炄不可否認，說不二書所遭受的許多批評在於其主張充滿了感情色彩，然而，與人民日報的述評相較，可以發現同樣的特點，即兩者都十分明確地表達了對日本的不信任態度和警惕感，而且，這種不信任感和警惕感皆源於戰前日本對中國實行了侵略，但戰後的日本各界卻沒有對此進行徹底的反省。說不二書的主張雖感情色彩較重，但比起網際網路上的一些頗具影響的網站，可謂小巫見大巫，如果在以“強國論壇”爲首的一些網頁搜尋有關對日的言論，就可以發現“小日本”、“鬼子”等稱呼已是家常便飯，彷彿罵得越痛快越具有正當性。相反，一些力圖客觀地看待中日關係的主張卻無法理直氣壯地發言，稍不注意，就可能招致“漢奸”之類的漫駡。拒絕來自他者的含沙射影和“妖魔化”雖然理所應當，但“己所不欲，勿施於註炅. 達君，「威脅來自‘威脅論’鼓吹者」，人民日報（北京），1996 年 10 月 19 日，第三版。. 註炓. 可參見宋強等著，中國還是能說不 — 國際關係變數與我們的現實應對（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1996 年）；宋強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1996 年）。. 註炆. 同前註，頁 77。. 註炄. 同前註，頁 86。.

(8) 92.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1期. 民國 96 年 3 月. 人”，拒絕來自他者的“妖魔化”同時也意味著必須對是否“妖魔化”他者進行省思。以日本對中國的“妖魔化”來說，如果中國表現得無懈可擊，則對中國的“妖魔化”也就無法興風作浪。但就中國當前的行為看來似乎無法平息“妖魔化”的論調，雙方的矛盾在於難以解決的衝突，而為了解決中日之間的衝突，彼此深刻的反省是勢在必行的。首要著重的省思在於不可迴避歷史認識的問題。這裏所指的歷史認識問題不僅僅是針對沒有徹底清算戰前歷史的日本所面對的特殊問題，同時，也應是對現代人們應如何面對歷史的普遍性問題。中國人對日本往往抱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心情，於個人、生活的“私”的角度來看，往往崇尚日本的商品、品牌，所喜愛的日本動漫、小說、電影、日劇等充斥著中國的消費市場，年輕人中的“哈日族”亦不在少數。而從國家、歷史的“公”的角度來看，許多中國人首先想到的卻往往是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對於日本沒有認真反省侵略的歷史感到十分不滿，甚至深惡痛絕。這種從“公”、“私”不同角度所產生的哈日”與“反日”兩種截然相反的心情，對許多人來說並不衝突，高倉健的形象與留著仁丹鬍子的“鬼子”形象毫不矛盾的並存於人們心裏。愛與恨的情感之所以能夠共存，在於日本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特別的近鄰，這種特別，不僅是指一衣帶水和兩國具有悠久的交流歷史，更是指近代以後複雜地纏繞在一起的那一段、更多地屬於不幸的歷史。歷史往往在被忘卻的時候重演，這一點已爲歷史本身所證明。只有記住、感覺到歷史上那一刻的疼痛、痛苦，歷史才能真正地起到作爲一面鏡子的作用。因此，勿忘歷史、不因喜好而改變對歷史的看法，是不再重蹈不幸歷史的根本，則“以史爲鑒” 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等歷史所賦予的意義才能產生作用。然而，在勿忘歷史的前提下，又應如何去認識歷史？筆者認爲，這其中牽涉了看待歷史的兩種視角。首先，看待歷史需要同時擁有兩種視點，一個是把對歷史的認識放在它所發生的時代背景中，亦即“還原歷史”，唯有如此，才能夠切身體會當時代的脈動，理解某個歷史事件之發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從這一角度來看，對歷史的態度就不能單純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待和評判，否則會易於遺漏歷史的某些面向，甚至曲解歷史。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關注歷史的目的是爲了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將其作爲對今人有益的養分，因此，認識歷史的方式也不能僅將之停留和固定在某一點或某一段時間上，還需要思考歷史同現在人們的關係，亦即“歷史之鑒”。換而言之，對歷史的認識不僅是要重視每一段歷史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特殊性，同時還必須注意到在現代生活中所共有的一般性與普世性的價值，這樣才能對歷史有立體性的瞭解，使歷史爲我所用，如缺少其中任一視角都會失去認識歷史的平衡感。當前中日兩國的歷史認識之所以橫跨一道鴻溝，恐怕就是因為雙方在認識同一段歷史時，皆對其中一個視角存在著偏頗的現象。近代東亞各國的歷史的確擁有一些共同的脈絡前提，如在“西力衝擊”下的中日兩國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進化論價值觀、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觀等影響，因此，現下日本國內的一些論者將近代日本的侵略行爲放在當時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中，.

(9) “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93. 把它解釋爲日本爲了自身的生存需要而戰，這種辯護和解釋並非空穴來風，畢竟在當時，優勝劣敗的認識確為東亞各國的共同認識，今人不能否認其中確有“還原歷史” 的一面；但是，如果以此來正當化日本的侵略行爲，甚至把侵略行爲解釋爲讓現在的日本國民足堪引以自豪和驕傲的歷史，並用已成爲歷史的價值觀來替代現在的價值觀，則未免顯得可笑和荒唐。因此，只知“還原歷史”而拒絕“歷史之鑒”，必然造成時代的錯誤。反之，如果僅只強調“歷史之鑒”的作用而疏忽了“還原歷史”之面向，依然會有認識偏頗的問題，而這便關係到歷史認識的另一個視角。如果套用時下常被使用的的詞，那就是“換位思考” 炑。但是，“換位”並不是單方面的，不單是希望他者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理解自己，同時也要求自己站在他者的立場上去思考他者，只有這種 “換位思考”的視角才能讓人們更爲立體地認識歷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解釋其“開放的保守主義”時說道：“我所說的保守，不是所謂的意識形態，我認為那是一種態度，即對生長於斯的國家擁有自信，從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們的視點出發來重新看待日本悠久的歷史的姿態。同時，它又不能是閉鎖和排他的”炖。要在具有“還原歷史”視角的同時又保持開放性，就需要秉持真正的“換位思考”的視角，才能在“歷史之鑒”的基礎上，避免使“開放的”一詞流於空洞化。由此態度出發，當我們用“換位思考”的視角著眼於中國的歷史時，便可得出不同的認識。一方面，中國近代史毫無疑問地是一部飽受侵略、欺淩的屈辱歷史，這種理解使中國人能站在普世的道德倫理高度上，從作爲受侵略、受壓迫的弱者立場出發，對侵略戰爭及爲之辯護的言論和行爲進行控訴和批判。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儘管作爲被侵略的受害歷史十分重要，但它絕不構成中國近代史的全部，即使僅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中國的抵抗也不足以構成近代中國史的全部，其中還包括了中國國內各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換而言之，單純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並不能全面地、正確地把握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無法走上富強之路不僅僅是因爲列強對中國的侵食和掠奪這個外因，中國自身沒間斷過的內戰史也是重要因素。同理，當中國各界單純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來看日本時，只能看到一部對外膨脹、擴張和侵略的歷史，然而，這也不是近代日本史的全部，如果透過“換位思考” 的視角進入日本內部，就會發現戰前日本爲了“富強”的目標，在國內實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在“9·18”爆發之前，其國內就已實現了政黨政治和普選，在那個時代建設了相當程度的民主制度。雖然近代日本爲了自身的發展將亞洲各國作爲踏板，其侵略行爲不容否定，但這並不意味當時的日本人都是沒有理性的戰爭狂人，理解了這一層，談起中日戰爭時，人們想起的就不會僅僅是那些沒有人性的“鬼子”了。也許，. 註炑. 如中日雙方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爭論中，一方呼籲對方應考慮受害國民眾的心情，另一方則希望對方理解參拜行為基於個人信仰，不應政治化，雙方都在要求對方“換位思考”，但不能不說，這都是一種片面的“換位思考”。. 註炖. 安倍晉三在 2006 年 10 月 2 日眾議院會議上回答問題時的講話，轉引自「揺れる保守主義‧上」，讀賣新聞（東京都），2006 年 11 月 22 日，頁 1。另參見安倍晉三，美しい国へ（東京都：文藝春秋， 2006 年）。.

(10) 9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1期. 民國 96 年 3 月. 更值得今人思考的是，爲什麽戰前的日本儘管建立了較爲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時還有那麽多反對戰爭的力量（無論他們出於什麽目的），日本卻還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侵略戰爭的泥沼之中而不可自拔？對這問題的考察恐怕要比單純地控訴和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徑有意義得多。要揭露侵略的罪行，批判美化戰爭的言論，需要在瞭解的基礎上進行揭露和批判，否則容易成爲無的之矢，弱化說服力。然而，現在中國的對日言論往往安於受害者的立場，簡單地從道義的立場出發去誅伐日本，致力於打擊個別的右翼勢力言論，卻疏於努力與日本社會的廣大民衆建立相互諒解和理解的關係，結果便造成日本社會對中國的敵視程度上升。在對歷史的觀察和思考中，“還原歷史”與“歷史之鑒”的視點皆不可少，歷史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的價值觀同等重要，不可偏廢；此外，還需站在他者的立場去思考他者，唯有真正的“換位思考”才能讓人擁有更豐富和寬闊的視野，並更立體、客觀地看待自身和他者的歷史。除了歷史認識問題之外，省思中國的對日態度時也不能忽略所謂“中華思想”的問題。有趣的是，當“中華思想”一詞在日本已是幾於泛濫之時，中國人對此卻甚爲陌生。這個被庸俗化而偏離了原有含義的概念在日本往往被用來專指中國以自我爲中心、妄自尊大的心態，這一認識在中日兩國之間産生強烈的反差。顯然，日本國內所渲染的“中華思想”自有其誇大與濫用之嫌，但是，中國亦有有當局者迷之嫌。也許有論者言道，“中華世界”以“天朝”自許的自負早已在一次次對列強的屈服中蕩然無存；的確，“中華世界”在“西力衝擊”之下已不復存在，然而，“中華世界”式的思維方式卻依然保留了下來。以認識歷史爲例，日俄戰爭爲列強爭奪權益之戰，被作爲戰場的中國體味到了恥辱和作爲弱者的悲哀，而在此前的甲午戰爭，做為中日爭奪在朝鮮半島權益之戰，卻沒有多少人認識到其中作爲真正弱者的朝鮮半島人們的心情。可以說，潛在的“中華思想”阻礙著人們進行真正的“換位思考”，阻礙著將中國歷史與亞洲歷史相連、以及與世界歷史相連的可能。同樣的，當今天的中國當局在還擊“中國威脅論”之時，並沒有對周圍的中小國家作出令人信服的說明，讓其相信中國的崛起並不會對他人構成威脅。作爲一個人口衆多、疆土遼闊的大國，又處在致力於不斷增長國力之時，任何舉措都會牽動近鄰國家的神經，特別是在當前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全球化時代，即使是中國自身都不願意發生的各種國內危機，都可能不可避免地成爲近鄰國家的威脅。如果僅靠單方面的承諾而不能深入對方的心理進行思考，是無法讓他者真正地放心並贏得信賴。日本作爲一個大國，也許與其他中小國家情況略有不同，但是，意欲在亞洲和世界更有所作爲的日本，對中國的一舉一動更是敏感。如前所述，日本在心理上還沒有適應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但一再誅伐日本的中國在心理上卻也與前者相同，還沒有認真考慮過如何與日本對等地交往。最後，與日本各界相比，可以發現中國的日本研究要遠遠地落後於日本的中國研究。透過前述的美國例子，可以瞭解對他者的知識之缺乏也是導致“妖魔化”他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民衆在娛樂、消遣、文化、生活等方面雖然對日本十分熟悉，但一旦站在“公”的立場上來思考日本的時候，卻沒有多少知識的資源可以利用。缺少理性知識的武裝，充滿感情的煽動自然更可以如虎添翼。自黃遵憲、戴季陶以來，在.

(11) “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95. 中國已少看到研究深入的日本論，中國各界不僅對日本的歷史、思想、文化沒有深入的瞭解，對現代日本也缺乏正確的認識，在這方面，中國人可謂與美國相同，皆以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日本，在批判日本社會少數人歪曲歷史的行爲和主張的時候，中國人並沒有認識到日本戰後的主流是如何在這半個多世紀裏始終爲堅守和平憲法、堅持反戰的和平道路進行努力，如果能體認到這一事實，一定可以使日本的廣大民眾通過來自外部的聲援，而更加堅信自己戰後的努力是何等可貴，然而當前過分地強調歷史認識問題，只會從外部削弱這種自信。其實，中國國內也不乏識者，例如，對於國內抱有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想法，就有論者指出：“二戰後，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潮在日本人民中已根深蒂固，對內恢復專制和對外進行軍事侵略幾乎成爲不可思議的事。這就是爲什麽主張恢復軍國主義的右翼勢力始終屬於極少數，修改和平憲法的活動進行了幾十年也沒能得逞” 炂，“在當前的日本國內外形勢中，制約它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因素明顯大於推動它走這條路的因素” 炚。當前中國的對日言論需要的是有更多這樣的洞察。因為只有以這樣的洞察為前提，才能更深刻地瞭解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潮，並與這些思潮所對應的社會、市民運動間構成更具建設性的聯動，使中日兩國與中日關係朝更為健康的方向發展。反“妖魔化”不能以“妖魔化”的手段來回應，如果是出於無知，又在“愛國無罪”的包裝之下堂而皇之地“妖魔化”他者，最終只會傷害國家利益。爲打破“妖魔化”惡性循環，需要以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心胸、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他者。而中國的對外關係、對外形象的塑造也應該擺脫關注他者的眼光，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不是單純通過對他者的反應來受動地構建。. *. *. *. （收件：95 年 10 月 13 日，接受：95 年 11 月 7 日，修正：95 年 11 月 7 日）. 註炂. 何方，何方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90。. 註炚. 同前註，頁 189。.

(12) 9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1期. 民國 96 年 3 月. Demon vs Demon? Relational Identi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Xiao-dong Li Abstract This monograph aims at contemplating the modern Japan-China relationship by analyzing discourses hidden behind the word “demonize”, which is getting popular nowadays. The paper argues that “Demonizing China” and “Demonizing Japan” are in fact two sides of one coin. Considering processes of building up self-identity and foreign relationships, found in the History Problem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inocentrism and Japan research,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passive or just reacting to others, instead it should act and think independently. Keywords:. demoniz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inocentric thought; subjectivity. modern. history;.

(13) “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 97. 參考文獻「揺れる保守主義‧上」，讀賣新聞（東京都），2006 年 11 月 22 日，頁 1。小澤一郎著，日本改造計畫（東京：講談社；1993）。小澤一郎著，冷戰後日本的新保守主義與政治右傾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都：藤原書店，2003 年）。田中明彥，中日關係 1945-1990（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 年）。安倍晉三，美しい国へ（東京都：文藝春秋，2006 年）。何方，何方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宋強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 年）。宋強等著，中國還是能說不—國際關係變數與我們的現實應對（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6 年）。李希光、劉康等著，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李希光、劉康等著，妖魔化與媒體轟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林同奇譯，Paul A. Cohen 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板橋市：稻鄉，1991 年）。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71～75。馬立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懮」，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41～47。達君，「威脅來自‘威脅論’鼓吹者」，人民日報（北京），1996 年 10 月 19 日，第三版。 Dower, John W.,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W W Norton & C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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