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中國文明體系：
新文化運動後期的政治與文化論述（一）
吳展良
中國長期是一種「超級國家型文明」，從三代至今，如何建國與立國，如何 有效維繫整體秩序，一直是此文明的核心問題。1作為中國文明大傳統的儒家自 古表現了這個特質，其基本身份是士大夫，而其思想則首重政教問題。新文化運 動的發起者與領導人亦大多繼承了這個傳統，如章士釗、陳獨秀、易白沙、劉文典 任鴻雋、楊杏佛等運動發起者本來是一群曾經高度參與辛亥或二次革命的讀書人 其他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大多原本也高度關心政治問題。只是因為政治問題一時 無法解決，他們才先從「教化」，即所謂思想文化著手。2 新文化運動的前期，固然以徹底推翻或曰解構中國政教的舊體系為主要目 標。然而當個體一旦藉此在思想文化上得到初步的解放與獨立自主後，中國的群 體生存與政治社會如何重構的問題立刻浮出枱面。3此因整體若不能存立與自主， 個體的各種解放與自主的目標亦無從達成。是以隨著時間的發展，尤其在五四運 動之後，政治問題又蓋過了思想文化問題。 新文化運動前期固然以當時最先進的，西方近代資產階級（bourgeoisie） 所主導的個體解放暨自由民主思想為依歸。然而中國長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 會，民初政局紛亂的事實與軍閥割據的狀態，顯示民初自由民主的道路實難以 整合如此巨大且充斥各種矛盾的社會。不僅如此，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尤其是 巴黎和會之後，人們對自由資本主義及其附帶產生的帝國主義樣貌大為失望。巴 黎和會之前，中國民眾對於和會，特別是美國威爾遜總統在當時所主張的民族 自決、反對祕密外交等主張有高度的期待。以為這是中國經由參戰獲得平等國際 人格，並收回青島的關鍵契機。4然而當威爾遜在巴黎和會屈從於英、法、日等強 權的要求，根據英、法、日早先簽訂的祕密外交協定，讓日本佔據青島並繼承德 1 石偉傑，〈吳展良談中國的三期建國與立國方式〉，《澎湃新聞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 年 11 月 6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55434 （ 2018 年 12 月 19 日 檢 索），第 1-3 版。 2 吳展良，〈新文化運動新詮：從中國近現代史的自身脈絡重釋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性質與主張〉， 「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哲學系主辦，2015 年 5 月 30 日。 3 胡適在 1933 年便指出中國思想界在 1923 年之後，從「個人的解放」的時代走向「集團主義」的 時代。張灝指出五四時期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並存的現象。羅志田則觀察到 1925 年五卅慘案之 後，個人思想讓位於集團主義。參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39。本文企圖進一步解釋這種現象的所以然。時代 潮流從個人解放轉向社會主義，實即在五四運動前後便已開始，詳見下文。「集團主義」是社會 主義轉向後的進一步，亦即政治組織化與鬥爭化的發展。 4 關於中國朝野從 1914 年之後便積極企圖參加協約國陣營，對德奧宣戰，以奪回山東，並提昇 國際地位。參見徐國琦，〈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二十一世紀》，卷 90（2005 年 8 月），頁 40-49。國在山東的特殊利權後，5失望與憤怒的情緒迅速蔓延，從而激發出全民怒吼的 五四運動。 殘酷的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 在戰爭後期，本已對其頗有所批判。然而當時人們傾向於認為一戰是德、奧以及 沙俄等國的「封建貴族」、「官僚集團」等上層統治集團及其「大民族主義」爭權奪 利所引起，屬於專制封建的舊體制與英、法、美等自由民主國家的進步體制之間 的戰爭，是以並未因此根本地懷疑或否定西方既有的，以啟蒙運動的自由、民主 理性及保障私有產權為核心價值的現代體制。6然而以英、法、美為首的巴黎和會， 徹底打破了中國人對於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道德性與正當性之想像。 此種情況使列寧在1916 年所提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說法 對於當時的國人突然產生了振聾發聵的效果。列寧所指出資本家在全世界所進行 高度壟斷性與侵略性的行為，以及資本主義的列強在競逐全球殖民地的過程中 已幾乎完全瓜分地球的事實，使中國人如夢初醒地認識到自己在世界上的真實 處境，從而加深了瓜分與亡國的焦慮。1919 年 7 月，蘇聯的第一次〈加拉罕宣 言〉史無前例地宣佈廢除帝俄與中國、日本及協約國所簽訂的所有秘密條約，放 棄之前帝俄自中國奪取的一切領土、租界、不當財物與中東鐵路方面的一切特權 並廢除其領事裁判權與庚子賠款。這使得正飽受巴黎和會打擊的國人對於蘇聯與 社會主義產生極大的好感，大有利於社會主義式新體制思想的流行。 集體的危機感與恥辱感，內部的嚴重失序，加上對於西方原有自由民主體 制的嚴重失望，使年輕人在五四之後迅速轉向以提振群體福祉為宗旨的各種思 想，諸如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及三 民主義，其中尤以各種型態的社會主義為大宗。這並非表示他們放棄了新文化運 動前期自由、民主、平等與博愛的理想，反而是他們普遍感到在西方所主導的現 有世界體制中，自由、民主、平等與博愛的承諾一直僅及於少數人與少數國家。 是以紛紛主張中國在外有帝國主義當道，內有軍頭割據的狀況中，首先必須經 過一箇以群體福祉為先的奮鬥階段，才能真正落實自由、民主、平等與博愛的理 想於全民，並進一步造福全人類。 中國從此進入一劃時代的政教重構期，不僅百家爭鳴，而且彼此展開激烈 的政治與思想文化鬥爭。我們若從上述角度觀察新文化運動，可以將此運動定性 為一個企圖解構與重構中國文明體系的運動。前期以解構為主，後期以重構為主 前期以解放與自由、自主思潮為主，後期則以各種重建整體秩序的主義為主。7本 文將分析這重構運動初期，也就是五四運動前後，所展現出的幾個基本特質。繼 5 馬建標，〈「受難時刻」：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的裁決與威爾遜的認同危機〉，《近代史研究》，期 3（2018 年5 月），頁 23-38、160。 6 李大釗，〈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庶民的勝利〉，《新青年》，卷 5 號 5（1918 年 10 月），頁 436-437；〈新紀元〉，《每週評論》，號 3（1919 年 1 月），第 2 版。 7 關於前期以解構為中心的主張與活動，請參見吳展良，〈新文化運動新詮：從中國近現代史 的自身脈絡重釋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性質與主張〉一文。
此之後，將進一步針對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民主 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及三民主義在新文化運動後期，或曰重構期，所扮演的角色 做出分析。
一、 企圖透過政治落實「全面重構」中國的理想大道
《新青年》早期以人生、倫理、文化與學術思想的反省為主，提出全新的思想 文化主張，主張文學革命，科學、自由、民主與個性主義，全面批判傳統儒家的 倫理道德與政治主張。這些主張所要求的新文化，若非對原有政治與社會加以革 命性的徹底改革，事實上無法做到。8反過來說，其實是因為陳獨秀等人原本就 企圖全面改造中國，所以其文化主張背後，也都具有政治意涵。與此同時，軍人 割據攬權及帝國主義不斷侵略的形勢，更讓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感受到不得不 談政治的壓力。胡適之回國時原本立誓說「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 9陳獨秀早先也主張先不談政治，最後卻都被逼得不得不談。他們原本認為，從 民初的政治經驗來看，人們的思想若不改變，急著談政治又有何用？必須先從 根本上改變眾人的思想，才可能有新的政治。但結果緩不濟急，從民國七年，尤 其是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後，他們追求理想文化道路的熱情，迅速轉化，或說 轉回成追求理想的政治道路。 大體而言，民國七年以前的新文化運動主要是思想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雖 然是受到辛亥運動後種種政治上亂象的刺激，如袁世凱帝制、張勳復辟及軍閥割 據等一連串政治上失敗與倒退，所產生對文明根本問題及發展方向的思考。然而 民初的政治與文化的狀況既然混亂已極，再參與及討論政治已無意義。是以早期 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是所謂人生的問題、文化的出路等整個文明根本性質與變動的 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才能進一步談中國到底要往哪去。另一方面，亦因辛亥 革命本身就是政治上的最大的巨變，人們認為再進行政治運動不會有太大結果 不如先澄清現況與未來方向，才好行動。在這情況下，新文化運動早期，同仁們 普遍認為還不宜立刻討論政治。 首開論政之風的，依然是新文化運動最早也最重要的推手陳獨秀。民國七年 七月陳獨秀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一文中寫下他力反眾意，不得不談政治的 原因： 8 陳獨秀在 1919 年 1 月，《新青年》發行超過三週年時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 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耍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 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 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 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見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卷 6 號 1（1919 年 1 月 15 日），頁 10-11。要落實這種主張，若非徹底改革政治與社會，亦即革命， 無法做到。 9 杜春和編，《胡適家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頁 326。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 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 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 速醒！10 他指出「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不能不談，否則將「永遠紛擾 國亡種滅」。換言之，感受極其敏銳的陳獨秀，在當時深深地感受到一種根本性 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矛盾，衝突太大，不能不探討乃至選擇一種根本解決的道路 也就是政治的道路。 他當時主張「第一當排斥武力政治」，「第二當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 思想」，「第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並強調說： 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 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 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譬如既然想改用立憲共和制 度，就應該尊重民權，法治，平等的精神；什麼人權政治，什麼天神， 什麼聖王，都應該拋棄。……我們中國，已經被歷代悖謬的學說敗壞得不 成樣子了。11 他相信法國大革命後西方所成就的民主、自由、法治、平等，尊重庶民權利的政 治社會為人類的極則，所以全力加以提倡，並從科學與民主的角度痛斥傳統政 教文化為「歷代悖謬的學說」。其文字充滿理想性與二元對立性，一心徹底推翻 傳統的中國政教文化體系，要讓中國走上一條與傳統完全不同的西方現代道路 。 12這不僅開啟了主張透過理想政治體制落實解決中國問題的先聲，而且因為「西 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所以也包含著徹底重構中國體系，成為一 種「民權，法治，平等」新社會的企圖。只是當時還只是理想，並無具體落實上 述主張的辦法。至於徹底重構中國這一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久的社會是否真正可 能，更未曾進入其討論的範圍。 繼此之後，陳獨秀與李大釗在民國七年十二月創辦《每週評論》，開始積極 論政。他們相信「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以「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為 宗旨，相信「公理戰勝強權」，企圖藉此積極改變中國與中國人民的處境。13《每 週評論》長期控訴國內外政治社會上各種不符合自由、平等狀況的不公不義。民 國八年一月指軍閥、官僚、政客為三害，欲全面剷除之，鼓勵國民對三害舉行示 威運動。14並認為社會中堅分子需組織新政黨。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們嚴厲譴責 10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卷 5 號 1（1918 年 7 月），頁 1。 11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卷 5 號 1，頁 3-4。 12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卷 5 號 1，頁 3。 13 陳獨秀，〈發刊詞〉，《每週評論》，號 1（1918 年 12 月），第 1 版。 14 陳獨秀，〈除三害〉，《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卷 1，頁589-590。
列強控制巴黎和會。《每週評論》的影響力一時凌駕於《新青年》之上。15 陳獨秀與李大釗辦《每週評論》時，得到張申府、周作人、高一涵、胡適、錢玄 同、劉復、馬裕藻、沈尹默等人的支持，可見時代問題已迫使大家不能不進一步 討論政治問題。然而這些新思想的領袖人物，對於是否應該以及如何用政治重構 中國，還是有不同的看法。五四之後，社會主義與所謂「過激主義」的無政府主 義大流行，各種誤用與偽劣的主義紛陳，胡適企圖阻止此趨勢，而於民國八年 七月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名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16主張不 要空談「主義」，多研究具體問題，不應靠著「主義」產生一種「根本解決」的幻想 從而引發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李大釗於次月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 強調必須以共同的理想主義作「工具」以造成「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才能 真正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也才符合「實驗主義」要求具體效果的要求。17胡適雖 也主張以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則徹底改造中國，但同時認為外來學說有其發生 的時空背景，未必適合於中國。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針對一個個中國的具體問 題，而非以政治的手段全盤重構。18李大釗在當時措辭雖自謙為一種「研究」、「介 紹」與「工具」，但已有「準備」用「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從事「經濟的革命」以 及政治社會全盤革命，以根本解決中國乃至世界問題的意圖。19胡適與李大釗在 當時雖然各自有著實驗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不同傾向，但兩人均相信自由、民主、 平等、互愛、理性的原則。李大釗在此之前尚未明確表達他的馬克斯主義傾向， 而且在當時他也還不認為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與民主、憲政不相容。所以 兩人的思想，還有相當的共容性。20雖然如此，這兩種改造中國方式的基本不同， 已經頗為明顯。 比較不相信任何主義，對中國的未來總不樂觀，也少談政治的魯迅，在五 四運動前夕，也發表了呼喚「全面重構」中國的看法：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 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砲，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 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 摩肩挨背的存在。 1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 510。 16 李良玉很早便指出胡適寫〈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與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一文沒有任何關係，所批評的過激主義是無政府主義，亦未根本反對馬克斯主義。 參見李良 玉，〈關於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歷史考辨〉，《南京大學學報》，期 1（1993 年 1 月），頁 98-106。羅志田更全面考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背景，指出胡適與李大釗當時仍為好 友，彼此惺惺相惜，他們雖然有意見的不同，但更大的對手，其實是安福部王揖唐等以談社 會主義掩飾其真實作為與社會上亂談主義的風氣。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 爭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期 3（2005 年 5 月），頁 44-82。 17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太平洋》，卷 2 號 1（1919 年），頁 10-15。 18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週評論》，號 31（1919 年 7 月），頁 1。 19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太平洋》，卷 2 號 1，頁 10-15。 20 參見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期 3，頁 61-67；董國強，〈論「問題與主義」之爭前後的李大釗思想〉，《二十一世紀》，期 18（2003 年 9 月），網路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302044.pdf（2018 年 12 月 18 日 檢索）。
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輩約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拚開飯店一般。 便是竭力調和，也只能煮個半熟；夥計們旣不會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 興旺，——店舖總要倒閉。……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 「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21 以中國當時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之混亂，要求調和或逐步改良，有事實上 的困難。是以要求革命的聲浪日盛一日。革命就是連根拔去舊有結構並意圖建立 新局。而新局當中最艱難的，便是如何重新建構中國，如此難免需要主義。 平心而論，胡適既然參與論政型的《每週評論》，也在《每週評論》發表此文 就顯示討論政治已經是當時無法遏止的需要。以當時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型態，如 果沒有一種堅強的主義，如何能夠凝聚眾人之力以從事如此巨大的政治改革？ 五四之後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流行，而胡適發表問題與主義一文，也是針對 主義的氾濫現象。具體的需求如此迫切，是以胡適的改良派與客觀研究的意見與 理論雖有其好處，卻無實際的效果。中國很快地進入以運用各種主義以企圖「重 構」中國的時代。22 胡適在不到兩年之內，也被迫開始來談「好人政府」。之後歷史的發展更顯 示，胡適自由民主與實驗主義式的作法，無法凝聚足夠的力量以改造中國。李大 釗與陳獨秀所提倡的馬列主義，卻最能凝聚眾人，做徹底改造與重構中國的工 作。五四之後，各種主義風起雲湧。「主義時代」的來臨，也見證了中國當時全面 改造與重構的需求。換言之，是否能以有效的辦法「重構中國」，是當時各種主 義的決勝點。勝者固然為王，將全面決定了中國各方面的未來。然而敗者在社會 文化與學術思想上也依然有著持續而深入的影響力。
二、
五四之後社會主義、勞動主義與庶民運動逐漸取得「大道」的
地位
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思想界日益追求最高的普世政教原理以徹底改造中 國的思想文化，而其基調當可用「追求徹底的解放與自由平等博愛」一語表示。 自由平等博愛本為法國大革命的口號，也代表了現代西方政治社會思想的最高 追求。是以而從新文化運動前期開始，運動的領導人們便以此為號召。當時有見 於中國的落後與近代西方的進步，加以中國傳統「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傾向」 於是新文化運動諸君普遍認為必須學習西方最先進的學理與辦法以徹底改造中 21 唐俟（魯迅），〈隨感錄（五四）〉，《新青年》，卷 6 號 3（1919 年），頁 326-327。 22 王汎森稱之為「主義的時代」。參見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 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4（2013 年 6 月），頁 3-7，9-88。國。23然而在一戰爆發後，西方各國掌權者對內，尤其是對外的種種剝削、壓迫 的行徑一一暴露。歐洲知識分子對於舊有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向多有深刻反省 轉而提倡社會主義。多數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看到一戰所暴露的種種問題，也 隨之將大戰歸罪於資本主義與各種舊勢力，從而力倡一種前所有的，真正徹底 體現自由、平等與博愛精神的社會，是即社會主義的社會。 誠如馮自由於民國九年對當時情況所做的描述： 這回歐洲大戰後的結果，社會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 裡的中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著一路走。現在社會主義 的一句話，在中國却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24 一戰之後，歐洲盛行社會主義，中國人也跟著突然恍然大悟，跟著西方最新的 潮流走。不僅如此，列強對中國的長期欺凌，尤其是巴黎和會對中國態度，更使 中國人所深刻感受到的屈辱與不公，使國人對於西方列強產生強烈反感。在進化 論思想的帶領下，一般年輕人轉而認同所謂最新最好的社會主義思想，以期徹 底重構中國乃至於世界。雖然當時一開始並未走向革命，還只是一種指向徹底重 構的改良性思維，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並不具有具體可行的實踐方式。25 「追求徹底解放與自由平等」，在新文化運動前期表現為一種個人主義思潮 然而此種個人主義，其實立基於一種力圖徹底改造群體，所以必須從群體中先 將個人解放出來的思維。是以這種個人主義的背後，仍為一種源於儒家的群體主 義，與西方立基於靈魂不朽、基督教信仰、理性或自由意志的神聖性之個人主義 觀大為不同。明白這一點，就很可以理解為何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一方面大 談個人主義，一方面還是認為生命的終極意義在於社會或說群體。如王奇生所指 出，胡適當年所提出《新青年》雜誌有四篇代表了編輯同仁人生觀的文章：陳獨 秀的〈人生真義〉、胡適的〈不朽──我的宗教〉，陶履恭的〈新青年之新道德〉， 李大釗的〈今〉，除李大釗的文章是闡述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關係外，其他三篇 均「一致透露出以社會為本位的群體意識」。26例如民國七年二月，陳獨秀在〈人 生真義〉中指出「個人是生滅無常的，社會是真實存在的」，「個人之在社會，好 像細胞之在人身」。雖然「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然而生滅無常的個人人生的 意義畢竟在於「全民族全人類所創的文明事業」。27 民國八年二月，胡適在〈不朽 ──我的宗教〉一文提出小我與大我不可分，無數小我的努力共同構成了大我， 23 「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傾向」參見林毓生，〈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途徑的根源〉，收入林 毓生著，穆善培譯，蘇國勛、雈之元校，《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 63-86。 24 馮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之過去及將來〉，收入氏著《社會主義與中國》（香港：社會主義研 究所，1920），頁1。本引文轉引自楊奎松，〈社會主義從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對中國社 會 思 想 的 影 響 〉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http://jds.cssn.cn/ztyj/sxs/201605/t20160506_3325312.shtml（2019 年 1 月 5 日檢索） 25 楊奎松，〈社會主義從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無產階級萬 歲！」一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http://jds.cssn.cn/ztyj/sxs/201605/t20160506_3325312.shtml（2019 年 1 月 5 日檢索） 26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41。 27 陳獨秀，〈人生真義〉，《新青年》，卷 4 號 2（1918 年 2 月），頁 90-93。
小我會消滅，大我永遠不滅。並以「社會的不朽論」為他的宗教信仰。28陶履恭的 〈新青年之新道德〉反對舊道德的「潔身持己、無損餘人」，而「必且更進於修養己 以外之人」，以創造良善的社會與國家。29 而我可以加上，民國七年四月李大釗 的〈今〉一文，從其結語：「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為後人造大功德， 供永遠的『我 』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 竟」，可知李大釗也畢竟是以社會及整體宇宙為本位，或說我與整體是一體不分 的。30是以上述各家都認為個體的完成不能離開整體。從其中我們可以明白新文 化運動期間個人主義與群體主義的關係。 而這些重視社會與整體的文章，大抵都出現在民國七年之後，亦可謂新文 化運動開始向群體主義轉向的先聲。到了民國八年五四之後，則群體主義的聲浪 更是一日高於一日了。於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回溯社會主義在中國近現代的起源 以及五四前後的新發展，以求對其性質有更深入的瞭解。 （一） 孫中山在清末就提倡社會主義，故辛亥革命誠如史華慈所言，帶有社會主 義式共和國概念。主要是以反對現有政府、舊傳統及建立社會主義化新政府的方 式呈現。31主要透過留日學生的大力引介，各種社會主義從清末以來就已經在中 國內部流傳，並造成相當大的影響。32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有 很多家，清末的主流是克魯泡特金共產主義式的無政府主義，要求一切解放後 行平等、博愛與互助的生活。33激進的革命分子中，有不少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 主義的信奉者。另外，清末思想界領袖如康有為、譚嗣同等人都特別重視解放、 平等與博愛思想，並從而反對傳統儒家重視上下尊卑的綱常倫理。這顯示他們對 理想社會的新型態組織與內涵，是以平等概念作基礎。無政府主義者及康、譚都 很重視自由，但平等與博愛仍放在自由之前。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 學》，均富有社會主義的精神。章太炎則一方大倡佛家與莊子齊物論的平等、解 放義，一方面指出中國歷代的傳統近於社會主義。 民國元年，劉師復成立無政府主義組織「晦鳴學舍」與「心社」，主張「必從 根本上實行世界革命，破除現社會一切強權……正當真理之新社會以代之，然 後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34而此新社會內部「一切公有、各取所需」， 28 胡適，〈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卷 6 號 2（1919 年 2 月），頁 100-102。 29 陶履恭，〈新青年之新道德〉，《新青年》，卷 4 號 2（1918 年 2 月），頁 96。然陶履恭同時主 張「社會非他，不外個人與個人之關係，總括而成」（頁 94），仍帶有相當強的從個體出發 之傾向。以上諸例均參考王奇生該書。 30 李大釗，〈今〉，《新青年》，卷 4 號 4（1918 年 4 月），頁 310。 31 【美】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論五四及其以後新一代知識份子的崛起─ ─《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卷第八章（節譯）〉，收入王躍、高力克編，《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 價──西方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 101-127。 32 參見鄭紅娥、劉滿飛，〈留日學生：社會主義思潮傳入中國的主媒介〉，《零陵師範高等專科 學校學報》，卷 22 期 2（2001 年 5 月），頁 82-84。 33 按：互助與仁不同，仁者體包一切，傳統上以親族倫理為中心，推擴而至於國家、天下。互 助則從個體出發，而有重社會傾向。當時的互助思想對傳統的「私家」親族關係往往甚為敵視。 34 師復（劉師復），〈編輯緒言 Deklaracio〉，《晦鳴錄》，卷 1 期 1（1913 年 8 月），頁 1。
是一種強調自由理想的「自由社會主義」與共產式無政府主義。35因其道德高潔， 踐履徹底，普遍受到時人景仰，影響最為廣泛。另外民初江亢虎所領導，深具馬 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傾向，同時又重視平民教育、國家生計、男女平等、自由 戀愛等問題的「中國社會黨」亦流行於一時。這些都顯示社會主義在清末民初早 已有基礎，並以解放、平等與博愛思想為核心。特重解放乃至無政府，顯示積弊 深重的中國體系自我解構的需求。而嚮往平等與博愛則顯示他們其實還是在追求 一種根於儒家精神、注重整全體的完成與重構，只是否定了傳統儒家的政治與等 級性社會。 新文化運動一開始，陳獨秀便推崇與介紹法國大革命後西方的社會主義， 然而他當時仍是一個熱切的自由與民主主義者，因此所介紹的內容屬於第二國 際時期的社會改良主義。曾任中國社會黨支部天津支部幹事（1913 年 2 月）的 李大釗，留日後受其日籍老師安部磯雄的影響，也深好社會主義。他於民國五年 五月從日本歸國後，便開始大力宣揚社會主義。李在〈政治之離心力與向心力〉 一文提出近世文明是以個性自由為中心的解放運動，「於是對於專制主義而有民 主主義，對於資本主義而有社會主義」。36當時他雖然還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但已走向理想上可以實踐徹底自由民主與博愛的社會主義，並特別重視其解放 與自由意涵。 （二） 慘烈的一次世界大戰使許多中國讀書人對於近代西方以資本主義為主導政 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產生了懷疑，以其不但不能帶來自由平等，反而帶來了壓迫 與剝削，是以日益轉向社會主義。民國六年俄國的二月革命使許多痛感中國受列 強壓迫的知識分子欣喜，但之後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分裂，使輿論更多地 懼怕戰亂與布爾什維克的「過激」。大抵要到十月革命之後的五、六個月，列寧政 府日漸鞏固，其社會革命的主張又迅速在歐洲流傳，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國民 黨與其他「進步知識分子」才開始公開稱讚俄國的社會革命。俄國革命一時成為 最先進社會改革的代表，但多數人對於中國是否要走俄國革命的道路，仍頗遲 疑。37大多數讀書人，雖然羨慕俄國的社會與政治革命，卻仍持社會改良的盼望， 雖帶著各種全面重構中國的夢想，卻尚未走上全面重構道路。當時領袖級的知識 分子，也都僅只於宣傳主義與思想的階段。 在強烈的理想主義激勵下，陳獨秀在民國六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即與李大釗
35 師復（劉師復），〈無政府淺說 Klarigo pri anarhismo〉，《晦鳴錄》，卷 1 期 1，頁 2-8。師復
（劉師復），〈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1913 年 8 月。劉師復，〈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 與手段〉，1913 年 8 月。轉引：〈中國第一個以「共產黨」為名的綱領〉，「騰訊新聞 網」https://news.qq.com/zt2011/jd90zn/06.htm（2018 年 12 月 22 日檢索）。 36 李大釗，〈政治之離心力與向心力〉，《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485-487。轉引自張豔國，〈五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反思〉，《史學月刊》，期 3（1999 年 5 月），頁 9。 37 楊奎松，〈社會主義從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近代中國研究》， http://jds.cssn.cn/ztyj/sxs/201605/t20160506_3325312.shtml（2019 年 1 月 5 日檢索）。
一起研究馬克斯主義。民國七年十月，李大釗發起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並連 續在《新青年》發表了多篇鼓吹俄國革命與共產主義的文章。38民國七年十一月十 五日，蔡元培與李大釗在一戰結束與蘇聯十月革命的週年，分別以「勞工神聖」 「庶民的勝利」為專題發表演說，可作為時代思想轉變的重要指標。 蔡元培在文中嚴詞批判了「賣國營私的官吏」、「剋扣軍餉的軍官」、「操縱票 價的商人」、「領幹修的顧問諮議」、「出售選票的議員！」、「紈絝兒」。並特別說： 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 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39 一代學人領袖，性格中正平和的蔡元培如此極力地批判怠惰、貪污的權貴，並全 力提倡靠自己的體力與腦力營生的價值，可見當時他也深感必須揚棄現有的既 得利益「剝削」階層，在勞動神聖的基礎上，另起爐灶，重建從民眾利益出發的 理想新社會。 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演講中明白將「民主主義」與「勞工的世界」之來臨與 推翻進一切舊的貪婪、壓迫、黑暗勢力結合。他指出這次大戰，「政治的結果」， 是各種「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戰爭的起因」，全在各種「大…主義」 的衝突，例如「大日爾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大塞爾維主義」。而東方也有 「大亞細亞主義」、「大日本主義」；中國也有「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各種 專制的、「仗著自己的強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大…主義」興起了各地的戰爭。 其「結果都是民主主義戰勝，「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 利」。40而其「社會的結果」，則是： 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 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 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 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 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 政府的戰爭。聯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異國的同 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亙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 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41 此文「大…主義」一說，深切地道出無論中外，舊有以民族或區域利益為中心的 強權貪婪鬥爭的情況。在全世界與中國國內多年摧毀性的大戰與內戰之後，此種 講法自然深得人心。而此文由此處破題與立論，亦可見當時問題的本質，與其說 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不如說是各種民族或區域強權因貪婪而互相鬥爭致 38 張豔國，〈五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反思〉，《史學月刊》，期 3，頁 9-10。 39 蔡元培，〈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勞工神聖！〉，《新青年》，卷 5 號 5（1918 年 10 月），頁 439。 40 李大釗，〈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庶民的勝利〉，《新青年》，卷 5 號 5，頁437。 41 李大釗，〈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庶民的勝利〉，《新青年》，卷 5 號 5，頁 437-438。
使生靈塗炭的問題。然而一戰確實與資本主義擴張性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 話風一轉，依照列寧「經典性」的說法，立刻將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劃下等號。 為了推翻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自然必須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未來終將「變成 勞工的世界」。42此文中他顯然嚴重高估「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與「聯合國的勞 工社會，也都要求平和」在結束戰爭上所起的作用，也高估了所謂庶民與民主的 勝利以及資本主義的失敗。然而他這種追求「理想人類新制度」或曰「新的大道」 的熱情，卻對年輕人有無與倫比的感染力，也呼喚著依照民主主義與勞工世界 的原則全面重構舊社會。 李大釗同時於11 月 15 日在《新青年》發表著名的〈Bolshevim 的勝利〉一文， 文中大聲疾呼說一戰的結果是人道主義、平和思想、公理、自由、民主主義、社會 主義、世界勞工階級、廿世紀新潮流與Bolshevism 的勝利，而 Bolshevism 最能代 表這新潮流的精神。他說： Bolshevism……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 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 宗主的爲 ；……他們的 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他們 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 ， 先造歐洲聯邦民主國，做世界聯邦的基礎。這是Bolsheviki 的主義。這是 廿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43 「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以建立「世界聯邦」，應是Bolshevism 對於李大釗以及當時許多中國人最大的吸引力。中國處於長期受列強壓迫的形勢 下，迎向世界的新趨勢與新勢力，對於許多人而言，是唯一的自我解放的辦法。 是以他對於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世界勞工群眾運動與世界和平主義特別欣賞： 陀羅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 與世界平和》書中，也曾說過：「這革命的 新紀元，將由無產庶民社會主義無盡的方法，造成新組織體。這種新體， 與新事業一樣偉大」。……他所親愛的，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庶民；是世界 的勞工社會。……關於國際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體通篇， 總有兩事放在心頭：就是世界革命與世界民主。……赤色旗到處翻飛，勞 工會紛紛成立，可以說完全是俄羅斯式的革命，可以說是廿世紀式的革 命。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 廿世紀的羣衆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 一大群衆。這大群衆裏邊的每 爲 爲 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倣，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這種 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盪，世界各處都有風靡雲湧、山鳴谷應的樣 子。在這世界的羣衆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餘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 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 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的 42 李大釗，〈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庶民的勝利〉，《新青年》，卷 5 號 5，頁 437。 43 李大釗，〈Bolshevim 的勝利〉，《新青年》，卷 5 號 5（1918 年 10 月），頁 443-445。
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由今 以後 ，到 處所 見的 ，都 是Bolshevism 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凱歌的聲。……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 罷了。……所以Bolshevism 的勝利，就是廿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 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44 他認為這個全球互相呼應群眾運動，將以「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毀所有的舊勢力 從而創造一箇新世界。Bolshevism 在俄國的勝利，代表了一葉落而知秋，所有人 道、平和、公理、自由、民主的理想均可由此而實現，這就是李大釗所呼喚的社會 主義，雖然其結果大不然。然而其藍圖無比動人，若論其原動力，一則是中國人 盼望全面重構舊社會與舊世界，一則是中國傳統對於「大道」的嚮往，而十月革 命，正代表了這個「大道」雄渾無比的實踐力量。 到了民國八年一月五日，李大釗又於《每週評論》上發表〈新紀元〉一文。繼 續鮮明地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與德奧革命，推翻帝國與資產階級政權，為 人類「洗出一個新紀元來」： 從前的戰爭靠著單純腕力，所以皇家、貴族、軍閥、地主、資本家，可以拿 他們的不正勢力，驅使幾個好身手的武士，作他們的爪牙。造出一個特別 階級，壓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沒法子可以制裁他們。只有受他們的蹂躪。 從今以後，因為現代的戰爭要靠著工業知識，所以那些皇家貴族等等， 一旦爭鬥起來，非仰賴勞工階級不可……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 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 級。……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 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彷彿分得那曙光的一綫，好比在沉沉深 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45 此文同樣充滿了熱情，對可以徹底推翻一切壓迫者的理想制度與新世界充滿了 盼望，從而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其重點，同樣是在推翻「皇家、貴族、軍閥、 地主、資本家」等既有掌權者的「不正勢力」。「皇家、貴族、軍閥、地主」與資本家 其實無法畫上等號，勞工階級也不等於庶民階級，然而在大革命或說企圖解構 一切舊有勢力的趨勢下，這些重大的區別也都被忽視了。換言之，中國革命真正 的動力，從來都是推翻積弊深重的中國現況，以及趕走列強對中國的壓迫，而 不在於是否符合西方的理論。藉著「世界革命」與最新的、最美好的世界性新大道 激發人們追求理想生活的熱情盼望，從而團結力量與組織群眾。這是俄國十月革 命的砲聲對中國人民的真正意義。至於其「主義」的內涵，則只是為達到此目的 的一種手段。 俄國大革命對人類史與中國近現代史確實具有極重大的歷史意義。西方近現 44 李大釗，〈Bolshevim 的勝利〉，《新青年》，卷 5 號 5（1918 年 10 月），頁 443-448。 45 李大釗，〈新紀元〉，《每週評論》，號3，第 2 版。
代史上有三大革命，第一是美國革命，第二是法國大革命，第三則是蘇聯革命。 美國革命是美國自己在新大陸獨立，影響有限。影響最大的是後兩者。法國大革 命推翻了千餘年封建、貴族與君主的傳統，帶來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理想，並將 革命成果推展到整個舊世界、舊大陸，形造成現代世界的新文化。然而這主要還 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只使資產階級獲得了自由平等的地位。蘇聯的革命將其更進 一步推展到庶民與勞工，立刻在中國獲得熱烈迴響。這是因為中國原本缺乏資產 階級，原有的士階層從小讀聖賢書，認為自己的職分在於「以天下為己任」、「為 民父母」、「恫瘝在抱」。46當傳統的政教秩序崩壞後，有良心的新時代讀書人關懷 的主體自然轉為佔絕大多數庶民階層，也因而熱烈擁抱與他們自己出身通常大 為不同的農民與勞工。 近現代人類的歷史經驗顯示，主導大變革或革命一定需要某一階層為領導 ， 也必須認清他所服務的主要階層。中國的社會以勞動的庶民佔絕大多數，領導變 革的知識分子同情庶民而不是資產階級，實屬當然。蔡元培與李大釗對勞動、勞 工、與庶民民主的強烈肯定，指出中國政治文化未來發展的新方向。而其高度的 理想性格，亦可從「勞工神聖」、「民主主義戰勝」、「勞工主義戰勝」等字眼得之。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夕，在一片混亂黑暗中，於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中 提出「我們應該怎樣」的看法，文中充滿了動人的社會主義精神。他說： 我總相信由我們個人的努力，拿光明的方面去改造那黑暗的方面，不見 得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一）在理論上說起，我們若不能否認相愛， 互助，及分別抉擇善惡的心靈作用，也是一種人種的本能，便不能斷定 沒有改造希望。……（二）……生活困難。大部分是因為社會組織及經濟 制度不良，和人類本性上的黑暗無關，更沒有不能改造的道理。現在時代 的國際強權，政治的罪惡，私有財產的罪惡，戰爭的黑暗，階級的不平 ， （貧富男女貴賤官民尊卑名分等問題，都包含在內）。以及種種不近情理 不合人類自然生活的法律道德，四面黑暗將我們團團圍住，不用說這都 是我們本性上黑暗方面和一般動物同樣的貪殘利己心造成的惡果。……我 所以敢說，我們應該把「愛世努力改造主義」當做社會中個人普遍的唯一 信仰。47 相愛互助與貪殘利己、公有制與私有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變成一種光明與黑 暗，善與惡的鬥爭。一邊是互愛與互助，一邊是壓迫與剝削。面對國際強權、政 治與私有財產的罪惡、戰爭的黑暗、不自然的法律道德與「貧富男女貴賤官民尊 卑名分」等階級的不平，只有用那「愛世努力改造主義」才能讓這些問題根本掃除 46 〈孟子‧梁惠王上〉：「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出版社，1984），頁 205。《尚書‧康誥》：「恫瘝乃身，敬 哉！」蔡沈傳：「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見【宋】蔡沈，《尚書蔡 傳 六卷》（清光緒七年金陵書局刊本，1881），卷 4，頁 46 下。經典立訓，影響極深。 47 陳獨秀，〈我們應該怎樣？（錄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新青年》，卷 6 號 4（1919 年 4 月），頁 448-449。
在中國人深感被上述問題「團團圍住」，深感「四面黑暗」的時代，充滿理想主義 光輝的社會主義，自然深得人心。如學者所指出，陳獨秀此時仍是個自由民主主 義者，並無激烈的社會主義主張。他要到在民國九年五月之後，其社會主義的主 張才較為鮮明，大力提倡勞動者的覺悟與組織。九年九月之後，才徹底用馬克斯 階級學說談問題。48然而此時的他，談話已深具社會主義精神。 （三） 在當時，一些年輕人的社會主義傾向遠較陳獨秀激烈，不僅是無政府主義 者，還包括日後成為所謂「右派」的一些青年領袖。向來被視為自由派或右派的 傅斯年，在當時的社會主義的色彩其實非常重。49傅斯年早在民國七年就指出： 中歐各國起了社會革命了！俄國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從此法國式的革 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過往的事；俄國式的革命――社會革命― ―要到處散佈了。50 又說即使俄國革命失敗，也會是一個有助於「人類進化」的「實驗」。51他在民 國八年四月《新潮》第一卷又曾寫過〈一段瘋話〉，曾生氣地主張「凡坐汽車的人 都該槍斃」，因為他們無非武人、貪污的官僚、商人、紈絝子弟。並同時提出應走 許行、托爾斯泰的道路。52他說： 中國人在專制之下，所以纔是散沙。西洋人在當年的貴族時代，中流階級 也還有組織，有組織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責任心，中國人沒有責任心 ， 也便沒有生活；不負責任的活著，自然沒有活著的生趣。……若說這五四 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贊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 他的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我是絕不主張國家主義 的人，然而人類生活的發揮，全以責任心為基石；所以五四運動自是今 後偌大的一個平民運動的最先一步。不過這一線光明也很容易煙消雲散； 若不把「社會性」用心的培植一番，――就是使責任心成習慣，――恐怕 仍是個不熟而落的果子。53 因歐戰之故，民國五年之後中國思想界普遍批判國家主義與狹隘的愛國思 想。54王汎森指出傅斯年認為海通以來中國人的覺悟分為國力、政治、文化、社會 四大階段。新文化運動尚處於第三階段，而社會的覺悟才是最後與最高的覺悟， 48 李達嘉，〈陳獨秀對「民主」的論述和實踐〉，《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五四知識分子的轉 變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頁 9-12。 49 王汎森，〈胡適與傅斯年〉，收入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 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333-339。 50 孟真（傅斯年），〈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新潮》，卷 1 號 1（1918 年 1 月），頁 129。 51 孟真（傅斯年），〈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新潮》，卷 1 號 1，頁 128-129。 52 孟真（傅斯年），〈一段瘋話〉，《新潮》，卷 1 號 4（1919 年 4 月），頁 684-687。 53 孟真（傅斯年），〈隨感錄（六七）：中國狗和中國人〉，《新青年》，卷 6 號 6（1919 年 11 月），頁 636。 54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43-46。
中國必定要走以社會手段進行社會改革的道路。55傅斯年在五四之前一年就已重 視「社會」的概念並嚮往社會革命，但深感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五四運動後，如 久旱之遇甘霖，他立刻強調五四運動所內涵組織性、社會性與平民運動的重要， 並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唯一希望。此文明白批判國家主義與愛國思想，反而高唱可 以培養責任心與「生趣」的新社會組織。換言之，他當時追求的是一種超越國家 的理想社會之組織與生活方式。 同為學生領袖，也同樣批判國家主義的羅家倫於民國七年底亦明言：56 俄國革命就是二十世紀的世界新潮【此句查不到：依註 57 羅家倫，〈今日 之世界新潮〉，《新潮》，卷 1 號 1（1919 年 1 月），頁 19-22】。 ……現 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法國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後俄國 式的革命是社會革命。……俄國革命就是二十世紀的世界新潮了！……與 其崇拜雷朅奴Richelieu 的理財，不如崇拜馬克斯 Karl Marx 的經濟。57
並指出中國遲早會被「世界的新潮卷去」，從事社會革命。五四運動之後，羅家 倫更提出： 中國的革命，是以金錢權位運動軍隊來的；而俄國的革命，是以思想主 義征服軍隊來的──其實不但是征服軍隊，並且征服一切平民。所以俄國 革命愈革愈好，中國革命愈革愈壞。58 高度嚮往俄國這種有主義、有理想與有思想的革命，而鄙夷為金錢權位所運動來 的中國革命。傅、羅二人在當時的想法遠比陳獨秀激進。而在五四運動前後，社 會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等世界新潮流對中國人心的激盪，亦由此可見一斑。也可以 說，無論後來的走向，新文化前期的的新派知識分子，在開始時實大多具有頗 為類似的思想基底，共同以徹底的「自由、平等、博愛」為理想，彼此互相影響、 激盪。而後才選擇不同的主義，並發展成政治鬥爭。59 傅斯年與羅家倫的思想，其實代表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一種「社會改造」思 維。如王奇生所指出，民國六年陶履恭在〈社會〉一文中已經強調當時人普遍認 為政治、教育、文學、風俗等一切問題，莫不歸咎於社會。一戰打破了之前人們對 於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崇拜。民國八年十二月《新青年》雜誌的〈本志宣言〉宣 稱：「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民國九年《解放與改造》改名《改造》， 似乎也帶著從「個人解放」轉向「社會改造」之意。「社會改造」已成為一種難以抗 55 傅斯年，〈時代與曙光與危機〉，《中國文化》，期 14（1996 年 12 月），頁 196-202。參見王 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46。 56 羅家倫對國家主義的批評見：羅家倫，〈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新潮》，卷 2 號 2（1919 年 12 月），頁 231-239。 57 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卷 1 號 1（1919 年 1 月），頁 19-22。 58 羅家倫，〈張溥泉君來信――羅家倫覆〉，《新潮》，卷 2 號 2（1919 年 12 月），頁 366。以上 討論傅斯年與羅家倫的部分，頗參考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 一〉，《近代史研究》，期 3，頁 59-61。 59 關於五四之後社會主義的流行及其內涵的混亂可參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 之爭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期 3，頁 61-65。
拒的時代潮流。60 到了新文化運動後期，早先提倡自由民主主義的研究系的梁啓超、張君勱、 張東蓀亦均轉而傾向於社會主義與社會改造思想。梁啓超為早期中國自由主義的 代表人物。然而新文化運動後期他也開始批判自由主義並轉而提倡社會主義。事 實上，深受儒家傳統影響的梁啓超當初在接受自由主義時，就並未接受自由放 任的經濟自由主義，而對當時新興的社會主義抱同情態度。早在1902 年，梁啟 超就已開始撰文介紹社會主義，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介紹並 肯定了馬克思反對少數壓迫多數的社會主義思想。同年並於〈飲氷室自由書：干 涉與放任〉一文中提出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放任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是以 20 世紀將為主干涉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全勝時代。61 民國七年底，梁氏赴歐考察，受戰後歐洲反思的影響，很快地轉而嚮往戰 後歐洲的社會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民國九年春，他從歐洲回國後所撰的《歐遊 心影錄》，轉而批判現代文明，論述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社會主義代興的趨勢，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文中甚至指出：「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 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62然而他欣賞的是溫和改良的社會主義而並 不贊同馬克思主義。他認為「提倡社會主義必須區別其精神和方法」。社會主義的 精神極其必要，亦為中國文化所固有。而其實行方法，則必須順應本國現時社會 的情況。歐洲的社會主義，是後工業革命的產物，在工業未開發的中國，不能全 盤照搬。馬克思共產主義在歐美固為救時良方，卻難以實行於缺乏工業資本以及 工人階級的中國。解決中國問題應全力獎勵生產同時兼顧分配公平，發揮資本和 勞動的互助精神。中國作為後進國，可以借鑒西方工業國的歷史教訓，從工業化 起步時就使經濟組織合理健康地發展，以避免未來的社會革命。梁氏所欣賞的是 社會主義的精神，「而非蘇俄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他企圖通過勞資利益 的調和來消弭階級矛盾，從而避免社會革命。這種改良的社會主義，表現出梁氏 溫和漸進的調適思想的一貫風格。63他的這些思想，也深刻影響了研究系的張君 勱、張東蓀等人，並在五四之後積極提倡社會主義。 在這種時代大潮流之下，五四之後連安福部王揖唐等人也被迫出來談「民生 主義」與「社會主義」，主張要注意人民的生計以抵禦浩蕩的世界潮流。在此稍前 安福部的白堅於民國八年六月底說：以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為代表的「俄國過 激派所倡導、所實行[的] 一切破壞主義」已「使俄國土崩瓦解」，德、奧俯首，並 流行於其他西方國家中，中國「政教之失已久」，對此「來如疾風」的世界大潮流 60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46-49。 61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新民叢報》，號 18（1902 年[光緒 28 年]9 月），頁 17-28。飲冰子（梁啟超），〈飲氷室自由書：干涉與放任〉，《新民叢報》， 號 17（1902 年[光緒 28 年]9 月），頁 63-65。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 《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期 5（2002 年 10 月），頁 9。 62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錄》（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頁 8。 63 參見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期 5，頁 9-10。
更是「莫之能禦」。只有研究與實行社會主義，才能有所抵禦。緣此，王揖唐於民 國八年七月八日在安福部本部「特別組織研究會以探討民生主義」，要為人民謀 福利。又說：「自世界潮流播及後，民生主義為不可再緩之圖」。64其有關言行雖 為「新輿論的領導者」胡適、李大釗等人所笑，卻更可見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與 共產主義在當時的革命性力量。 學術領袖蔡元培不僅在民國七年十一月發文支持俄國革命與勞工運動，民 國九年七月他在李季所譯《社會主義史》一書的序言說：「我們中國本有一種社 會主義的學說」；如《論語》、《禮運‧大同》內所言有「對內主均貧富，對外不取 黷武主義，與殖民政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且含有男女平等主 義」。他同時說《孟子》所記許行之說，則為「泛勞動主義」。「中國又本有一種社 會政策」，是即《周禮》、《孟子》、《漢書‧食貨志》所書的井田、授田、鄉校、協作 等制度。在現當代的具體政策上，他主張比利時的「協作社會」與「工團主義」。65 他引用了許多原書的話說： 「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工界像比國工界一樣，受那種難以名狀的苦痛。從前 比國工人毫無知識，作工的時間極長，工價極廉；他們旣沒有政治上的 權利，又沒有一點組織，所以常被壓制」。這不是我們工界的縮影麼？但 是「最近幾十年來比國社會主義運動，以組織堅固和包羅宏富兩點著名」 「從英國採入他的協作和自助：從德國採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 原則；從法國採入種種理想的傾向。」他的特點「是他的協作的大組織」。 「比國的協作社會已經使比國的工黨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國中，除德意志 外，沒有能和他相比較的。」這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方法麼？…… 工團主義的觀念：「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 組織團體；二，要制勝資本家不在乎公眾所組織之政治性質的團體，而 在乎工界所組織之工業性質的團體；三，工人第一是一個作工的人：如 做礦工，工程師，或製棉工人，第二才做一個國民」。「工團主義是純粹 工界的產物。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他是由許多不著名的人之種種意 見相合而成的；他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我們中國無論什麼組織，總是 有政客想利用他；那法國的工團主義不是我們很該注意的麼？66 他於文中同時大力提倡「學者的加入」與「工人教育」，例如「大學社會主義同盟 會」、「社會主義學校」、「公開無數的音樂會、歡迎會和演戲」、旅行會、參觀會、刊 佈小冊子等。明確表現出他高度認為中國當時需要推行社會主義、提倡勞動精神 組織工人群眾、以及由讀書人推動社會主義教育與運動的態度。而其中特別值得 64 參見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期 3，頁 58-59。 65 蔡元培，〈社會主義史序〉，《新青年》，卷 8 號 1（1920 年 9 月），頁 1-4。 66 蔡元培，〈社會主義史序〉，《新青年》，卷 8 號 1，頁 2-3。
注意的是他指出中國古代傳統的經典與制度，本來深具社會主義的精神，只是 後世未能恢復與落實。這很能說明當時讀書人易於選擇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因 胡適在當時也表現出對於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他一方面稱頌西方近代文 明的美勝進步，一方面說： 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 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 神文明。固然東方也曾有主張博愛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產的思想。但這 些不過是紙上的文章，……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愛」成了 十八世紀的革命口號。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歐洲的革 命運動，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戰爭，都是在這三大主義的旗幟之下的大 革命。美國的憲法，法國的憲法，以至於南美洲諸國的憲法，都是受了這 三大主義的絕大影響的。……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 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瞭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 的經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手裡要 求公道的待遇，等於「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 利用其權力，實行裁制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 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 運動不斷地發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築在個人求幸福的基礎之上，所以向 來承認「財產」為神聖的人權之一。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個觀念根本 動搖了；有的人竟說「財產是賊贓」，有的人竟說「財產是掠奪」。現在私 有財產制雖然還存在，然而國家可以徵收極重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財產 久已不許完全私有了。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 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 ， 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 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 的政府……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各國的「社 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發達，工廠的視察，工廠衛生的改良，兒童 工作與婦女工作的救濟，紅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縮短工作時間的實行， 工人的保險，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資（Minimum Wage）的運動，失業 的救濟，級進制的（Progressive）所得稅與遺產稅的實行，……這都是 這個大運動已經做到的成績。這也不僅僅是紙上的文章，這也都已成了近 代文明的重要部分。這是「社會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他們不是爭權 奪利，他們是爭自由，爭平等，爭公道；他們爭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利 ， 他們奮鬥的結果是人類絕大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是 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鬥力爭的。67 67 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收入胡適，《胡適文集‧讀書與胡說》（北京：北 京燕山出版社，1995），頁 90-92。
胡適固然很推崇社會主義超越個人主義的種種新發展，但與馬克斯主義者不同 他同時很敬重之前的西方歷史。在歷數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種種突破後，他述說的 是一種改良主義式的社會主義在原有體制上的最新成就，也是法國大革命，所 謂資產階級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原則之最新發展。以他後來自己的話 來說，可稱之為一種「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68 杜威的實驗主義與民主思想本來就屬於一種高度的改良主義。所以改良主義 式的社會主義很符合胡適與杜威這一派的思想。胡適上述這段話，句句精到，顯 示出他對西方近代深入的理解。純從知識與語言的精準而言，他對西方的一般認 識遠在同時代的馬列主義分子之上。然而中國並無西方前兩百年現代化的基礎， 改良主義在中國也緩不濟急，所以他這番兼重自由與社會主義、近代啟蒙文明與 最新社會改革方法的思想，很難適用於中國當時的社會。即使如此，從胡適這些 話也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在當時的威力。事實上，從民國十一 11 年到民國二十九 29 年代，胡適有許多讚許社會主義的言論。他早於民國十一 11 年就曾稱許王莽 社會主義的新政，直至民國三十年以前還很肯定蘇聯，到了民國三十六 36 年才 公開批評蘇聯體系。69學者指出他長期徘徊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誠為事 實。70 （四） 順應劇烈的世界社會主義大潮流，並有了上述思想界領導人物的推動，以 及原本就在中國流傳的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多種社會主義思想，乃有五四之 後社會主義思想的大流行。首要的背景因素當然是因為一次大戰告終，中國列名 戰勝國，國人以為可因此去除不平等地位而高度欣喜。然而巴黎和會中列強仍是 只顧各自私利，無視公理正義，讓中國繼續處於被宰割、受壓迫的地位。中國人 因而紛紛產生資本暨帝國主義列強「欺淩我、壓迫我、奴隸我」的強烈感受，自覺 地位比殖民地還不如，對西方列強極度失望，因此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這是個可歌可泣的全民運動，國家處於非常悲慘的狀態，對列強的盼望又全告 失敗，當時人可說是不顧性命地進行五四運動。而政府竟然報以一波波壓制，結 果當然是推波助瀾，最後是學生與全國工商業相繼罷課、罷工、罷市，五四運動 獲得最後勝利。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的轉捩點。此前是思想的預備，之後就變成各種的行 68 「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出於胡適，〈歐遊道中寄書〉，收入《胡適文存‧三集》 （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 1，頁 85。很能代表胡適的心目中理想的社會主義，只是他 並不排斥，也看重蘇聯的模式。王遠義據此書指出胡適此時期雖然推重蘇聯運用國家機器發 展偉大的生產力，然而他並不主張走蘇聯的道路，參見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 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臺大歷史學報》，期 50（2012 年 12 月），頁 185。與本文分析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等文字所得的結論同。 69 參見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臺大 歷史學報》，期 50，頁 181-197。 70 羅志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一文，亦指出從 1922 年至 1940 年代，曾對社會主義乃至集 團主義高度推崇，長期徘徊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參見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 思想》（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242-255。
動，所有新思想如野火燎原般燒到全國各地。在這中間有個極重要的轉折——就 是對西方列強的失望，很快就轉移到對整個自由跟資本主義體系的西方舊體制 失望。因為中國人認識到西方列強最後還是自私自利。中國若跟著他們走，仍會 被繼續壓迫。不僅如此，中國人原來對於西方「文明」的「信仰」也因而破滅，感 覺到必須尋找新的大道。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後期，一些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已 經對於西方各國彼此互相毀滅的作法感到心驚，從而對於自由資本主義體制， 產生根本性的懷疑。中間如前述一些學者與年輕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提倡社會主 義。大戰之時，列強忙於彼此的生死鬥爭，無暇他顧，但在戰後，列強又開始從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方面地壓迫中國，更促使社會主義暨勞動主義與庶民 運動成為五四之後主要的思想潮流。 一戰確實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列強國家互相毀滅的作為。最 先進的歐洲整個打爛了，自我摧毀得非常嚴重。這當然很難讓正在思考中國政治 社會應走向何方，如何重新建構與組織的中國人以其為榜樣。當時許多學人紛紛 赴歐洲考察，莫不發出需要徹底轉型的呼聲。既然不能以現有的西方社會為榜樣 自然會企圖規劃成一個更理想的社會。中國近代的思想本以反壓迫與反剝削的解 放運動為核心。清末以來就重視平等、博愛過於自由。對自由的提倡，亦以解放 為目標。五四前後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內涵依然是反壓迫與反剝削，以及由此衍 生而出的勞動主義與庶民運動。中國人當時既然深感必須要全面重構自家的政治 社會，又一窮二白，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與羈絆，當然會想選一個最理想 的全新模型。而當時普遍認為最理想的，就是各種新型態的社會主義。71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對巴黎和會與列強的失望高漲，所以產生了高唱以互 助互愛為根本原則的社會主義信仰，並以知識分子為主導。大體而言，當時有良 心的知識分子所關心的主體自然是佔人口絕大多數農人與工人。國共兩黨均以照 顧平民為號召，中國共產黨最後更成為一個農工階級政黨。中國現代革命其實是 由一群新型態的士人領導農工革命，商人或資產階級遠不足以已【是否為以，請 確認】領導。這是中國歷史文化與政治社會的自身體質與脈絡使然。72而這群新型 態的士人從中國人民，尤其是最受壓迫的勞動群眾的整體利益出發，所選擇的 社會主義一則有反壓迫與反剝削的正義之感，一則似乎可以從整體上解決中國 政治社會文化失序的問題，所以自然深得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歡迎。這種選擇， 與中國歷史上的士人一再靠選擇某種代表「大道」的政教學說以建立整體政治社 會文化秩序的大傳統，如出一轍。至於這種選擇是否正確，則是另外一箇必須長 期討論的問題。 71 金觀濤亦指出當時思潮不以西方現存社會為學習榜樣，因為時人普遍認為一戰使西方現存社 會的問題徹底暴露。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 變遷的思想史研究〉，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期 35（2001 年 6 月），頁5352-54。頁數有問題 72 莫里斯‧邁斯納，〈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反叛〉，收入氏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