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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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八期 2017 年 12 月 5-62 頁. 《特稿》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商偉. 摘要本文從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入手，考察他對崔顥的〈黃鶴樓〉詩所做的不同回應，並將前後相關的一系列詩作串聯起來加以解讀，由此探討唐代題寫名勝的詩歌實踐、與之相關的批評話語及其核心議題。首先，圍繞著題寫名勝，出現了先行者以一篇詩作「占據」一處名勝的現象。這一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又意味著什麼？其次，名勝被占領之後，後來者該怎樣題詩？李白以模仿、挪用和改寫為手段，屢次與崔顥犄角相爭，或易地再戰，必欲反賓為主，後發制人，其結果是參與構造了一個「互文性」的名勝風景。互文性的風景是可以移動的風景，不受制於某個特定的地點，因此與題寫名勝的即景詩大異其趣。作為強力詩人，李白回應壓力，挑戰前作，甚至訴諸語言的、象徵的暴力。但他並沒有真正顛覆前作的範本，或改弦易轍，另起爐灶，而是憑藉無懈可擊的圓熟技藝，在互文風景的既成模板中完成了句式結構的調整和詩歌意象的延伸性替換。他不僅回應崔顥，還向崔顥的先行者沈佺期致敬，並因此將崔顥的〈黃鶴樓〉詩也納入了同一個互文風景。換句話說，這不只是一個關於強力詩人個人的故事，也不僅僅是告訴了我們，他如何與先行者或當代詩壇的佼佼者捉對廝殺，並且後來居上。重要的是，李白憑藉模仿和改寫來收編前作，將其編入一個它們共同從屬的文字結構的網絡之中。這一網絡具有自我衍生與自我再生產的機制和潛力，既可能導致重複模仿，也可能產生像李白回應〈黃鶴. . 商偉現職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杜氏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2) 6.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樓〉詩這樣的精彩系列。其三，自李白以下，詩人對此做出了各自的回應，包括他們自詡的「江山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和「缺席寫作」的方式。從他們的回應中，我們讀到了不同的答案，也可以看到中國詩歌古典主義範式的基本屬性，它的所為與不為，潛力與極致。具體來說，我們不僅藉此反省即景詩的範式及其前提與內涵，還重溫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問題，包括模仿與創造、因循與競爭、經驗與虛構，以及文字書寫與物質文化，詩歌與題詠對象之間的關係。關鍵詞：題壁詩、即景詩、占領名勝、互文性、模仿與競爭.

(3)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7. Writing on Landmarks: From Yellow Crane Tower to Phoenix Terrace Shang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close reading of Li Bai’s “Ascending Phoenix Terrace in Jinling” to explore his varied responses to Cui Hao’s “Yellow Crane Tower.” Tracing a series of poems related to the same subject, it examines the poetic practice of writing about scenic spots or landmark site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ith reference to the literary discourse on this practice and other pertinent topics. First, the literary community of the time seems to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one poet is capable of making an exclusive claim to a landmark with one defining poem that, in retrospect, comes to shape how the very site is perceived and represente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erefore, questions arise: How is the phenomenon of “occupying a landmark site with one poem” made possibl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what are its implications and ramifications for literary practice and discourse? Second, once a landmark site is deemed to have been occupied by a precursor,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 latecomers who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compose poems on the same site? Li Bai seeks to overcome his sense of belatedness and reverse his relationship with Cui Hao as his precursor through simulation, reappropriation, and rewriting, while composing his own poems on Yellow Crane Tower and other places. As a result, he participates in constructing what may be described as an “intertextual landscape,” which is by definition movable rather than permanently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site, thereby deviating from the model of. . Du Family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4) 8.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occasional poetry written on landmark sites. A strong poet, Li Bai manages to incorporate his precursor’s poem into the intertextual landscape by revealing the latter’s indebtedness to his own predecessor. Third, from Li Bai onward, a number of poets come up with their own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ir belatedness in writing on the landmark sites.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ir deliberate responses allows us to further reflect on the premises of occasional poetry while reviewing a cluster of interrelated issues, including simulation and competition, experience and fictio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and the occasional poe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ysical sites they apparently take as their subjects. Keywords: poems written on walls, occasional poetry, occupying (or possessing) a landmark site, intertextuality, simulation and competition.

(5)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9. 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和崔顥的〈黃鶴樓〉，幾乎家喻戶曉，無人不知。這篇文章就從這兩首我們熟悉的作品出發，來考察一下盛唐時期題寫名勝的詩篇及其相關問題。因為涉及名勝，這裡所說的題寫，通常與登覽、宴飲、訪古和行旅等場合相關。從寫作方式來看，可以一併歸入即景詩或即事詩的範疇。顧名思義，題寫是以所寫的名勝為題，也具有潛在的表演性和展示性，往往與題壁的書寫行為和物質條件密不可分，儘管事實上並不總是如此。名勝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從歷史名蹟到風景勝地，都包括在內。不言而喻，名勝離不開文字書寫：一處地點總是通過書寫來指認、命名、界定和描寫呈現，並因此而成其為名勝。而書寫的名勝也同時構成了文本化的風景─人們往往最早在詩歌中遭遇名勝，甚至從來也沒有親臨其地。題寫名勝不自初盛唐始，但這一時期的重要性又遠過於從前。詩的全盛時代的到來，伴隨著南北統一所帶來的地域版圖的拓展、歷史名跡的確認與重新確認，以及新的地標建築的出現，給詩歌題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而題寫名勝又反過來重繪了盛唐詩壇的版圖，並且引出了新的問題，涉及古典詩學的一些核心觀念。這就是題寫名勝這個題目的由來。從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模仿崔顥的〈黃鶴樓〉並與之競爭的，但他競爭的對象又不限於〈黃鶴樓〉。這個例子提供了切入盛唐詩壇的一個路徑，讓我們直接感受詩人的壓力與動力、他受到的影響與面臨的挑戰，同時也可以依據作品之間的互文性關係，來繪製當時的詩壇版圖。沿著李白所提供的這條線索前後推延，一路上會遭遇許多相互關聯的問題：從文本化的名勝是如何構造出來的，題寫名勝提出了哪些挑戰，又引起了怎樣的回應，到重新理解和估價古典詩歌的寫作實踐與批評話語的一些核心問題。這其中包括即景詩寫作的理想範式與經驗基礎，也就是「場景詩或場合詩」（occasional poetry）關於即景題詠的假定和在場寫作的預期，因為這些假定和預期暗含了價值判斷：唯有親臨現場，觸景生情，才能確保登覽題詩作為即興寫作的真誠性與未經媒介的直接性。但這不過是一個規範性的命題，而實際上，我們卻不得不經常處理缺席寫作的可能性與詩歌作品的互文性現象。此外還涉及創造與模仿、因循與競爭、文字書寫與物質文化，以及詩歌題詠與題詠對象之間的關係等其他相關問題。這些問題紛至沓來，令人應接不暇，但又自有內在的理路可循，環繞著古典詩歌範式的核心特徵而展開。我們就從具體的作品出發，看一看這次行旅最終會將我們帶向何方，一路上又會有哪些收穫。.

(6) 10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一、從〈登金陵鳳凰臺〉開始：李白與崔顥的競技首先來看一下李白（701-762）的〈登金陵鳳凰臺〉這首詩：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1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時間，有不同的說法。通常認為是作於李白的晚年，即 761 年，也就是他過世的前一年。那時安史之亂尚未平息，政局依舊動盪。所以最後一聯的「浮雲蔽日，長安不見」，從這個角度來看，就不只是一個眼前看到的風景，還是一個隱喻，暗含了對時局的憂慮，也表達了故國長安之思。另一個說法是這首詩寫於李白 744 年遭讒言，被賜金還山之後，具體的寫作時間大致是 747 年。2在這個語境裡，浮雲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難理解，甚至更為恰當，因為它出自漢代陸賈的《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3看起來還是 747 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白最早一次遊金陵，是 725 至 726 年。747 之後的三年，他基本上就在這一帶逗留，也留下了不少詩篇。除了這首之外，還有一首寫到了金陵鳳凰臺，題目是〈金陵鳳凰臺置酒〉，作於 748 年前後。我這裡所關心的，是這座鳳凰臺與詩歌題寫的關係。從題材來看，這首詩屬於「登臨」、「遊覽」類。《千載佳句》卷上作〈題鳳臺亭子〉。因為是登覽名勝，自然包含了「題詠」之意。是否題寫在了鳳凰臺上？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無法求證。題目上的這座金陵鳳凰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所在？又是如何得名的呢？最早的相關記載見於《宋書‧符瑞志》的中篇裡面，講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 14 年 3 月，有二鳥集於秣陵民王顗園中李樹上，看上去十分奇異，大如孔雀，文彩五色，於是被指認為鳳凰。我們知道鳳凰本無其物，但因. 1. 2 3. 見〔唐〕李白著，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 6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年），卷 18，頁 2618。關於這首詩的繫年，見同上註，卷 18，頁 2619。〔漢〕陸賈：《新語•慎微》，收於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320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頁 14。.

(7)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11. 為表示祥瑞，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得知大喜，就上報給了朝廷。結果呢？「改鳥所集永昌里曰鳳凰里」，4鳳凰之名，由此而來。但文中說的是「鳳凰里」，並無一字提到鳳凰臺。事實上，在李白之前，似乎沒有看到題寫鳳凰臺的詩作。或許有過，但沒有流傳下來，也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南宋的一位文人林希逸甚至說：「鳳凰臺著名，以李翰林詩也。」5他強調的是，鳳凰臺之所以成名，正是因為李白的題詩，而不是相反。這句話當然也可以做更寬泛的理解，借用清人。6這就把趙翼（1727-1814）的話來說，正是「樓真千尺回，地以一詩傳」我們引到了這裡討論的題目上，那就是「題寫名勝」。至少可以說，名勝因為詩歌題寫而成其為名勝。詩歌參與創造了名勝，也包括名勝周圍地點和建築的命名，這是第一點，後面還會讀到其他的例子。第二點，李白也因為這一首〈登金陵鳳凰臺〉詩，而在這一名勝之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以這樣的方式一勞永逸地占領了金陵的鳳凰臺，獲得了對它的永久性的擁有權。後來的詩人寫到鳳凰臺，都不得不直接或間接地提到李白的這篇詩作，並向他致敬。回過頭來看這首詩，也不難發現它所關注的核心，正在於名與物，或名與實的關係。體現在詩人的視覺觀照當中，就變成了見與不見、有與空、今與昔之間的一系列對照。這裡有鳳凰臺，但鳳凰早就消失在詩人的視野之外，變成了一段歷史傳說。所以，名與實不能共存，二者失去了統一性。在這首詩裡，浮雲蔽日，三山半落；花草掩埋了幽徑，從前的衣冠人物早已變成了土丘。遮蔽掩蓋，還有因為時代變遷而導致名實不符─這是詩中重複出現的兩個母題。李白在「花草」前面加上了「吳宮」，把自然現象定義為歷史現象，彷彿它專屬於那個朝代，變成了一個專用名詞。但名實之間，橫亙著時間的距離，不可能達成一致：正像晉代的衣冠變成了今日的土丘，這裡的花草也早已看不出三國時期吳國宮廷的繁華風流，被它掩埋的宮廷花園，甚至連路徑都無從辨認了，名存而實亡。. 4 5. 6. 〔梁〕沈約：《宋書•符瑞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28，頁 795。〔宋〕林希逸：〈秋日鳳凰臺即事〉，收於〔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續集》，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卷 7，頁 627。〔清〕趙翼：〈題黃鶴樓十六韻〉，收於〔清〕趙翼：《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頁 417。.

(8) 12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類似的情形，同樣見於鳳凰臺自身。所謂「鳳去臺空江自流」，「臺」固然還在那裡，但卻「空」有其名。「臺空」並不是臺上真的空無一物，而是說鳳凰臺所指稱的鳳凰早就離開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因此，鳳凰臺這一稱謂就失去了它的所指而被抽空了內容。「鳳凰臺上鳳凰遊」，原是一次性的久遠事件，無法重複、也不可逆轉。稱之為鳳凰臺，就跟「吳宮花草」一樣，只是見證了時間的流逝與人世的代謝。在這裡，命名既是對過去事件的一次紀念，也是對當下闕失的一個補償。在〈登金陵鳳凰臺〉中，唯有長江之水，看上去從來如此，時間對它不起作用。但長江之水也在不停地流動，並非亙古不變。李白真正想說的是，長江的流水對周圍的世界，無論是朝代的陵替，還是自然界的變遷，都熟視無睹，似不關心。「鳳去臺空江自流」的這個「自」字，點出了江水的無動於衷或渾然不覺。它向來如此，也終將如此。鳳凰來也好，去也罷，都與它無關。提起李白〈登金陵鳳凰臺〉，大家馬上就會想到崔顥的〈黃鶴樓〉，並且把它們對照起來讀。李白憑著一篇〈登金陵鳳凰臺〉占據了鳳凰臺這一處名勝，或者說，創造了這一處名勝。但是同崔顥題寫黃鶴樓相比，李白卻是後來者、遲到者。他的〈登金陵鳳凰臺〉是對〈黃鶴樓〉的模仿，以下就是〈黃鶴樓〉詩後世通行的一個版本：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7 崔顥（約 704-754）的這首詩大致作於開元 11 年（723）及第前後，一說作，其早於李白的於晚年，但因為見於下限為天寶 3 載（744）的《國秀集》〈登金陵鳳凰臺〉，自是無可疑義的。8座落在今天武昌長江岸邊的黃鶴樓，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名的，歷來眾說紛紜。據梁普通 3 年（526）蕭子顯撰《南齊書》的《州郡志下•郢州》記載：「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 7. 8. 〔清〕金聖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收於〔清〕金聖歎著，陳德芳校點：《金聖歎評唐詩全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 年），頁 61-63。傅璇琮編：《唐才子傳校箋》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03。.

(9)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13. 鵠過此上也。」9南朝宋鮑照曾作〈登黃鵠磯〉，但並沒有提到黃鶴。南宋，認為黃鶴樓因黃鵠磯而得名，「鵠」張栻（1133-1180）曾撰〈黃鶴樓說〉字轉音為「鶴」，故此後世稱黃鶴樓。10另一說以唐人閻伯瑾於 765 年所寫的〈黃鶴樓記〉為代表，援引《圖經》曰：「費褘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與費褘駕黃鶴返憩此遂以名樓。」11但崔顥詩中明言「黃鶴一去不復返」樓的說法，也不盡一致。與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相似，崔顥的這首〈黃鶴樓〉也正是在名與實、見與不見之間展開的，尤其是開頭的兩聯凸顯了當下「此地空餘黃鶴樓」和「白雲千載空悠悠」的「空」的狀態。一個「空」字重複使用了兩次，後一次寫昔人乘黃鶴而去，唯見白雲留下一片空白，彷彿千載不變，綿延至今；頭一次寫黃鶴樓一旦失去了黃鶴，便徒有其名。這兩個「空」字，都暗示著闕失，目中所見，唯有黃鶴樓被黃鶴遺留在身後，永遠見證它的離去和缺席。而眼前的白雲跨越時空，綿延今古，也反襯出名與物、當下與過去之間難以克服的距離。這一模式到〈黃鶴樓〉的尾聯獲得了新的演繹，並且被賦予了濃郁的鄉愁：「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這一次闕失的是鄉關：鄉關已不復可見，自己在煙波浩渺的江上，茫無目的地漫遊漂泊，何日才能返回故土呢？返鄉歸家的遙遠嚮往與欲歸而不能的內心迷茫，在這裡來得有些突然；與昔人乘鶴的無牽無掛和一去不返，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仙人與黃鶴，飄飄何所似？他們就像白雲那樣，悠然而去，何等灑脫！他們不知所終，無復依傍，亦無身名之累─無論什麼稱謂，他們都不在乎，拿他們的名字去命名樓臺亭閣，就更與他們無關了。因此，一方面是駕鶴升仙而去，另一方面是滯留徘徊思歸，標誌著人生的兩個相反的去向。而借助日暮煙波中的回望，我們也彷彿可以從前面「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一聯中，窺見詩人無所依託的孤獨身影了。〈黃鶴樓〉一詩的尾聯將當下定格在「煙波江上」的「日暮」瞬間，也大有深意。「日暮」時分正是「雞棲於塒」，「牛羊下來」的「日之夕矣」， 9 10. 11. 〔梁〕蕭子顯：《南齊書・州郡下》（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卷 15，頁 276。〔宋〕張栻：〈黃鶴樓說〉，收於〔宋〕張栻：《南軒集》，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卷 18，頁 573。〔唐〕閻伯瑾：〈黃鶴樓記〉，收於〔明〕何鏜輯：《古今遊名山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卷 9，頁 59。.

(10) 1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詩經》中的〈君子於役〉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的思歸之嘆。12因此，在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中，「日暮」與「鄉關」是相互關聯的意象。而它們同時出現在這首登樓詩的結尾，又恰好上承了王粲（177-217）〈登樓賦〉以來登樓望鄉的故土之思的脈絡：一方面憑欄遠眺，舊鄉阻絕，「憑軒檻而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另一方面白日西沉，煙波浩渺，卻形單影隻，託身無所，「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把這兩個方面整合進「登樓」的場景，不僅改變了〈黃鶴樓〉的趣旨，而且將全詩的主題昇華為人生歸宿的永恆鄉愁。13 從詩中營造的氛圍和內在的情感氣質來看，〈登金陵鳳凰臺〉與〈黃鶴樓〉相比，都有明顯的差別。李白沒有接著發揮〈黃鶴樓〉的日暮鄉愁和人生歸宿的主題，而是把長安變成了嚮往的所在，以浮雲蔽日的象喻改寫日暮思鄉的聯想，從而暗示了對政治與時局的關切和隱憂。這與他在第二聯中引入人世變遷與朝代陵替的歷史維度，是前後一貫的。這些改變都顯而易見，但又都是替換性的，也就是在一個現成的模板中，對其中的一些，「長安」替代了「鄉意象做了延伸性的替代─「白雲」變成了「浮雲」關」，更不用說在「黃鶴」的位置上我們看到了「鳳凰」。同樣不難看到的是，李白同時也在有意回應〈黃鶴樓〉的母題和句式：他像崔顥那樣，在名實、有無，以及見與不見之間，大作文章。而從「黃鶴」到「鳳凰」，名稱雖然變了，詩歌語言的基本模式卻仍在重複，就連〈黃鶴樓〉的韻腳也保留不變。這是一個更深層的聯繫，也就是文本上的聯繫。本來，崔顥選擇了「侯」韻，是為了照應標題上的「樓」字，當時的「登樓」詩都往往如此。可李白寫的是鳳凰臺，與任何一座樓都無關，卻偏要勉強牽合〈黃鶴樓〉的韻腳，豈非多此一舉？但這恰好是李白的用意所在。的確，儘管〈登金陵鳳凰臺〉用鳳凰替換了黃鶴，但卻搬用了〈黃鶴樓〉的韻腳和句式結構─名實之別不只構成了這兩首詩的共同主題，也在〈登金陵鳳凰臺〉的寫作實踐中，獲得了一次新的演繹。但李白又不僅. 12. 1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於〔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331。〔漢〕王粲：〈登樓賦〉，收於〔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11，頁 162-163。.

(11)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15. 僅在模仿崔顥，還要與他競爭。所以，他又沒有亦步亦趨地去複製原作的格式，而是對它加以變奏和改寫，彷彿是為了證明，即便是同一個寫法，他也能有所改進，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黃鶴樓〉曰：「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這頭兩聯中，三次重複黃鶴，已堪稱絕唱。李白寫的是同樣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聯兩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語位置上的「昔人」給取消掉了。鳳凰原本逍遙自在，無論來去，皆與人無關，所以根本就可以略去不提。這樣便有了「鳳凰臺上鳳凰遊」這一句。第二句的「鳳去臺空江自流」，等於是〈黃鶴樓〉的頭兩聯四句疊加在了一起，壓縮改寫成一句。但壓縮歸壓縮，卻一點兒不妨礙李白在這一聯的兩句中，連續重複了三遍「鳳凰」（包括一次簡稱為「鳳」）。這是一個競技鬥巧的高難度動作，但聽上去卻如此輕鬆，彷彿脫口而出，得來全不費功夫。令人在錯愕之餘，不由得擊掌稱快！關於李白的這首〈登金陵鳳凰臺〉，還有一些傳聞，在現存的文獻中，最早見於北宋的記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14 李白明知黃鶴樓上已經署上了崔顥的大名，在此攻城拔寨，已近於徒勞，就換了一處戰場，到金陵鳳凰臺上接著上演這場競爭的遊戲。《苕溪漁隱叢，李、崔競爭說，自此大熾，被反話》約作於南宋高宗年間（1127-1162）復援引轉述。而類似的傳聞，也可以在普濟（1179-1253）的《五燈會元》和王象之（1163-1230）的《輿地紀勝》中讀到不同的翻版和衍生敘述。15不過，胡仔並沒有忘記交代，此說最早的出處是北宋李畋的《該聞錄》。該書已亡佚，據今人王河、真理的《宋代佚著輯考》，大致成書於慶歷 7 年，而從《類說》和《古今詩文類聚》等書中輯出的四十餘條來看，（1048）它的特點是：「雜記唐宋以來朝野軼聞趣事，多有因果報應之事。」16《該聞錄》的記載究竟是憑空捏造，還是事出有據？從現存的史料中很難得出. 14 15. 16.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前集卷 5，頁 30。〔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188。〔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杭州：江蘇古籍刻印社，1991 年），卷 66，頁 11。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輯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80。.

(12) 16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明確的判斷。就效果而言，這個故事並沒有改變我們對詩歌作品的基本理解。而它本身，在我看來，倒很可能是出自對〈登金陵鳳凰臺〉的解釋，因為歸根結底，李白與崔顥的這一場競爭，畢竟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體現在了〈登金陵鳳凰臺〉與〈黃鶴樓〉的互文關係之中。但《該聞錄》採用了傳聞和敘述的形式。它從詩裡讀出了故事，變成了對李白寫作緣起的一個說明。有關唐詩寫作的「本事」傳說，往往如此，未必都實有其事，但又不失為解讀詩歌的一種方式。它們之所以廣為流傳，正在於體現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的闡釋傳統，因此，至少聽上去是合理的，甚至還相當可信。對於後世的詩人來說，李白黃鶴樓擱筆成了文壇的一段逸事佳話，也變成了他們題寫黃鶴樓的起因和動機之一。也正是基於這一情況，我將屬於軼事傳聞的「本事」敘述視為文學批評話語的一個內在的組成部分，並從這個角度來加以解讀和分析。那麼，李白為什麼非要跟崔顥捉對廝殺，較一日之短長呢？當然，這首先是因為他是哈洛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那樣一位強力詩，絕不甘居人下。17若是換成別人，就未必如此人或強勢詩人（strong poet）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回頭再說。其次，李白也似乎有足夠的理由去跟崔顥競爭。他與崔顥年齡相仿，詩風也頗有相似之處。更重要的是，崔顥不僅早在 723 年就進士及第，而且在詩壇上也年少成名，久享盛譽。《河嶽英靈集》可以為證。它的編者殷璠務求將當代英靈的傑作匯成一編，所收作品大致作於 714 至 753 年期間。其中選錄了崔顥的十一首詩，包括〈黃鶴樓〉。殷璠在評語中，說崔顥的一些作品「可與鮑照、江淹並驅」。這句話被《唐詩紀事》所徵引，但變成了「鮑照、江淹須有慙色」，下語不可謂不重。18今天的讀者或許不覺得這一評價有什麼了不起，在當今學者寫的文學史中，鮑照雖然在他自己的那個時代還算出色，可哪能跟李白相比，而江淹豈不更是等而下之了嗎？但這並不是盛唐人的看法。杜甫讚美李白，就把他比作庾信和鮑照：「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19可我們知道， 17. 18 19.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161。〔唐〕杜甫：〈春日憶李白〉、〈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收於〔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1，頁 52、45。.

(13)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17. 他當時對李白可以說是頂禮膜拜了，所謂「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20李白的自我期許又如何呢？實際上，他經常提到的也正是謝脁這樣的南朝詩人：「解道長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謝又清發。」21杜甫更是坦言自己「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靈運和謝脁都爛熟於心，在陰鏗與何遜的作品上也下過一番功夫。22從這樣的陳述中，我們讀不出絲毫自謙或自貶的意思來。那麼，殷璠又是怎樣評價李白的呢？他選了李白的十三首詩作，比崔顥還多兩首，如果數量是一個衡量的指標，應該說評價不低。當然，入選篇目並非唯一的標準，殷璠也只選錄了陶翰的十一首詩，但評價之高，幾乎無以復加。他評李白的作品是「率皆縱逸」，與他「志不拘檢」和特立獨行相一致。又說他的〈蜀道難〉等篇「可謂之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23一個「奇」字，可褒可貶，這裡聽上去自然還是褒義的，但接下來一個「然」字，語氣一轉，做了補充或限定。李白不拘成規的詩風，在他眼裡，似乎仍不免有些另類。但殷璠對崔顥的態度就不同了，把他這樣一位過世不久的當代詩人，比作了詩歌史上的人物，也就是對他做了一個歷史的評價。在一部《河嶽英靈集》中，得到類似評價的盛唐詩人，不過寥寥幾位，如常建、王灣和陶翰。王維更是當下詩壇的盟主，他的地位從一開始就無可撼動。稍後不久，獨孤及（725-777）就開始把崔顥與王維相提並論了。在他看來，儼然正是他們二人，在初唐的沈佺期和宋之問之後，共同支撐起了一個盛唐詩壇，而曾任左補闕的皇甫冉不過是當時為數不多的佼佼者之一，得以廁身其列而略無愧色：「沈宋既沒，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24可見從盛唐到中唐，崔顥的地位不僅居高不下，還似乎有了持續上升的勢頭。「（按：盧象）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此後劉禹錫（772-842）寫道：. 20 21. 22. 23 24. 〔唐〕杜甫：〈春日憶李白〉，頁 52。〔唐〕李白：〈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宣城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收於〔唐〕李白著，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 3 冊，卷 6，頁 892；第 5 冊，卷 15，頁 2212。〔唐〕杜甫：〈解悶十二首〉之七，收於〔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7，頁 1511。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頁 120-121。〔唐〕獨孤及：《毗陵集•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收於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661 冊，卷 13，頁 6。.

(14) 18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25劉禹錫為盧象集題記，對他的詩歌地位難免有些言過其實，但表彰的方式，正是讓他加入王維、崔顥的行列。殷璠、獨孤及和劉禹錫心目中的盛唐詩壇的格局，與我們今天站在所謂歷史「高度」對其所做的描述判斷，真可謂大相逕庭。盧象就姑且不論了，王維、崔顥這一對組合也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更離譜的，恐怕還要算芮挺章編纂的《國秀集》了。其中選詩最多的盛唐詩人竟然是一位名叫盧僎的吏部員外郎─一共收了他十三首，而他現存的詩作加在一起不過十四篇。要不是因為《國秀集》，這位吏部員外郎恐怕早就被人遺忘了，也幾乎不會有什麼詩作傳世。作為批評家，我們完全可以對任何時代的文學作品行使分析和評判的權力，而無須顧及當時的術語和標準。但文學史家就不然了，因為文學史的使命，並不在於根據當今的「後見之明」，對歷史上的文學現象做出評判，甚至於蓋棺而論定；更不能採取粗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歷史拜物教的立場，迷信所謂「歷史淘汰」的絕對公正性與客觀性，以致於失傳的作品註定就不值得流傳後世。文學史家首先應該盡量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對他們的評價標準、批評話語與寫作實踐，獲得一種「同情理解」，也就是盡可能設身處地去瞭解當時人的某些看法及其成因，瞭解盛唐的「當代文學」視野是如何建構起來的，究竟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包括瞭解現存作品的來歷、流傳、變異和編選情況，及其在當時的閱讀與理解。而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深知自己的局限。這首先是因為所謂盛唐的當代視野是處在發展和變動當中的，並不穩定，也缺乏確定性，而且因人而異，未必能達成共識（這一點，只要參照我們自己的當代文學經驗，就不難體會）。其次是因為關於盛唐詩歌的歷史知識早已經過了歷代的過濾、篩選與重新組合，並曾服務於不同的歷史敘述和其他目的。無論如何，那些傳世的篇目不過是全部作品的一部分而已，它們的「代表性」，無論從作者自身來說，還是就整個時代而言，都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免打上了各種不同選集、類書和文學話語的烙印。可是，我們今天捨此則別無它途，只能通過這些經過了世世代代的選擇和重組的材料，去勾勒當時詩壇的一個側影而已。. 25. 〔唐〕劉禹錫撰，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19，頁 233-234。.

(15)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19. 儘管對盛唐的「當代文學」視野，我們仍缺乏足夠的瞭解，有些現象還一時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釋，但至少可以說，李白與崔顥去競爭，絕不是什麼無可理喻的奇思異想，更不是屈尊俯就，降格以求。恰恰相反，他在挑戰當時詩壇上一位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而〈黃鶴樓〉又正是崔顥為人公認的代表作─它被收進了唐、五代的四種唐詩選本，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為崔顥帶來了巨大的聲譽，堪稱詩歌史上的一個奇蹟。李白的〈蜀道難〉在當時也頗受歡迎，但還是沒法兒跟〈黃鶴樓〉比。他的〈登金陵鳳凰臺〉不見於任何一種現存的唐人當代詩選。其三，李白顯然久聞崔顥盛名，甚至可能跟他本人也有過交往。我們知道，收詩截止於天寶 3 載（744）的《國秀集》署崔顥官銜為太僕寺丞。新舊《唐書》又載他於天寶中官至尚書司勳員外郎。可知崔顥至遲到 744 年，已入京為官。26而李白於 742 年應召進京，兩年後返山。長安的兩年期間，他與崔顥不乏相見結識的機會，至少他早就知道崔顥其人其詩。從交遊的圈子來看，崔顥與高適、王昌齡和孟浩然都分別有過交往，而這三位詩人跟李白也先後有過詩歌贈答與唱和，往還之際，難免不提到崔顥和他的作品。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作於 747 年，距離他告別長安不過三年左右。不難想見，崔顥的盛名，當時仍如雷貫耳。不過，我們接下來還會看到，時間並沒有化解李白的心結。在他此後的作品中，還不時可以聽到〈黃鶴樓〉的變奏與迴響。圍繞著這首詩所發生的故事，也遠遠沒有結束。. 二、崔顥的〈黃鶴樓〉：「白雲」與「黃鶴」之辨這樣來解讀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聽上去已近乎完美，但有一個問題，或許可以說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崔顥的〈黃鶴樓〉詩有不同的版本，我們這裡讀到的，未必就是盛唐時期流行的那個版本。而李白讀到的〈黃鶴樓〉，與我們今天流傳的文本很可能不一樣。研究歷代的選本文化，都無法迴避崔顥的〈黃鶴樓〉。它可以說是選本的寵兒，自唐代而然，歷時而不衰。唐人的當代詩選中，《國秀集》、《河嶽英靈集》和《又玄集》都收錄了〈黃鶴樓〉。還有一本稍晚一些，是後. 26. 關於崔顥的生平，詳見傅璇琮：〈崔顥考〉，收於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66-77。.

(16) 20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蜀韋莊編選的《才調集》，此外就是現存的敦煌抄本一種（伯希和 3619 號卷）。這些選本各有來歷，而且歷代又有不同的刻本，同一首詩也存在文字的差異。《國秀集》所收的那個版本為〈題黃鶴樓〉，連標題都不完全相同：昔人已乘白雲去，茲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里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27 與此相比，其他的版本略有不同：「茲地」又作「此地」（《河嶽英靈集》、《才調集》），「空餘」又作「空遺」（《河嶽英靈集》）、一作「空作」（《才調集》），「千里」又作「千載」（《河嶽英靈集》、《又玄集》、《才調集》），「何處是」又作「何處在」（《河嶽英靈集》）。敦煌抄本，出入更多：「空餘」為「唯餘」、「千里」作「千載」、「萋萋」作「青青」、「煙波」作「煙花」。但無論它們之間有何差異，這些唐人的本子與後世的通行本相對比，有兩個主要的共同之處，那就是第一句都是「昔人已乘白雲去」，無一作「昔人已乘黃鶴去」；再就是「春草萋萋鸚鵡洲」中均為「春草」，而非「芳草」。就重要性而言，顯然不如起句的「白雲」與「黃鶴」之別了。「白雲」與「黃鶴」的爭論，由來已久。爭論的焦點，無非是版本的取捨、情理的推斷，與藝術高下的評判，但這三者又經常彼此糾結，甚至混為一談。陳增傑、施蟄存等先生，以及近年來就此發表論文和論著的陳文忠、劉學楷、沈文凡和方勝等學者，都分別做過材料梳理與義理辨析。28. 27 28. 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頁 251-152。施蟄存：〈黃鶴樓與鳳凰臺〉，《名作欣賞》總第 26 期（1985 年第 1 期），頁 20-25；又收於施蟄存：《唐詩百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73-183。陳增傑：〈黃鶴樓四題〉，《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3 期（2007 年 5 月），頁 28-33。、〈鳳凰臺〉接受史比較研究〉，陳文忠：〈從「影響焦慮」到「批評的焦慮」─〈黃鶴樓〉《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513-524。沈文凡、彭偉：〈〈黃鶴樓〉詩的接受─以崔李競詩為中心〉，《燕趙學術》2009 年第 1 期，頁 82-92；又收於沈文凡：《唐詩接受史論稿》（北京：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2014 年），頁 20-37。劉學楷：《唐詩選注評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220-222。方勝：〈崔顥影響了李白，還是李白改變了崔詩？─〈黃鶴樓〉異文的產生、演變及其原因〉，《中國韻文學刊》第 30 卷第 4 期（2016 年 10 月），頁 23-29。.

(17)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21. 陳增傑認為在宋人的唐詩選本中已經出現了「昔人已乘黃鶴去」和「芳草萋萋鸚鵡洲」，舉的例子是歸在王安石名下的《王荊公唐百家詩選》。施蟄存根據元代的《唐詩鼓吹》，主張「白雲」改成「黃鶴」發生在金、元之間。方勝核實了現存的版本，得出的結論是，《唐百家詩選》的宋刻殘本仍作「白雲」、「春草」，直到清代康熙年間的刻本，才改成了「黃鶴」，而「春草」仍因其舊。至於《唐詩鼓吹》，也是到了清代康熙 27 年（1688）的刊本，才變成了「昔人已乘黃鶴去」，但仍在「黃鶴」處注曰：「一本作白雲」。「黃鶴」說可追溯到明代的萬曆年間，或許稍早一些，但終究是相對晚近的事情，到了清初才逐漸占據上風，也正是無可疑義的。明末清初的金聖歎力主「黃鶴」說，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可是這樣一來，就引出了幾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如果李白讀到的〈黃鶴樓〉果真是以「昔人已乘白雲去」開頭的，他與崔顥競爭的故事豈不是第一腳就踩空了嗎？而他的〈登金陵鳳凰臺〉與〈黃鶴樓〉的互文關係又從何談起呢？具體來說，倘若〈黃鶴樓〉的開篇並沒有提到「黃鶴」，〈登金陵鳳凰臺〉的首句「鳳凰臺上鳳凰遊」，究竟出自何處呢？這是一個關於開頭的故事，也事關原作與仿作之間的關係。但文本間的互文關係並非總是單一性或單向性的，所謂原作又未嘗不是更早一篇作品的仿作。因此無論原作還是仿作，都只能相對而言。而所謂開頭，也未必真的就是從頭開始。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崔顥的〈黃鶴樓〉自有來歷，李白心知肚明。這涉及到三個文本之間的關係，而不再是一對一的關係。〈黃鶴樓〉的首句究竟如何，一旦放到這個語境中來看，就變得不那麼簡單了。如果僅在「白雲」與「黃鶴」之間做取捨，前者固然有版本的依據，但後者從藝術上看，卻頗能自成一說，還似乎占了情理的優勢。在質疑「昔人已乘白雲去」時，金聖歎就曾反問道：「白雲出於何典耶？」29的確，昔人乘白雲一去不返的說法，與有關黃鶴樓的任何典故都不沾邊，可以說是全無來歷，而接下來的「此地空餘黃鶴樓」也因此失去了憑藉─既然黃鶴從未出現過，「空餘」二字究竟從何說起呢？如果說白雲是一個比喻，則比作白鶴尚可，黃鶴又如何可比？. 29. 〔清〕金聖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收於〔清〕金聖歎著，陸林輯校整理：《金聖歎全集》第 4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 2，頁 122。.

(18) 22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主張「黃鶴」說的學者還從詩歌藝術的高下來立論，例如清人魏伯子就這樣評論說：後之俗人病其不對，改首句「黃鶴」為「白雲」，作雙起雙承之體，詩之板陋固不必言矣！30 此說並無版本的依據，但他認為〈黃鶴樓〉若以「白雲」開篇，便落入了雙起雙承的體式，變得板滯粗陋。這一評論切中肯綮，非個中人不能道也。言下之意，頭兩聯若以「白雲」起首，又回到「白雲」，那就形成了一個循環往復的封閉格局，自我完成，自成一體。這樣一個結構，缺乏向前推進的動力。詩才寫到一半，就難乎為續了。而從「黃鶴」起，以「白雲」結，恰好打破了這個格局。而連續三遍重複「黃鶴」，又造成了一個停頓復沓之勢，也鬱積了巨大的能量，直到第四句「白雲千載空悠悠」，才釋放出來。其勢一瀉千里，而餘波不絕，又像白雲那樣綿延千載。詩人因此得以完成了一次時空上的轉移，把目光從面向往昔的遙遠凝望，帶回到了當下的片刻。因此，接下來的目前之景「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就來得毫無滯礙，水到渠成了。以上這一番辨析，原無為「黃鶴」說正名的意思，但也並非無關宏旨。正像上述當代學者指出的那樣，明清時期的詩選編者紛紛把〈黃鶴樓〉的起句改成「昔人已乘黃鶴去」，最終的依據不是別的，而很可能正是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換句話說，他們通過李白的仿作來反推崔顥的原作，也就是從〈登金陵鳳凰臺〉的頭一句「鳳凰臺上鳳凰遊」，推斷〈黃鶴樓〉必定以「昔人已乘黃鶴去」起首。這是一種逆轉先後，本末倒置的做法，但這樣一來，李白的仿作就不是憑空而來了，而崔顥的原作也因此而得到了改進，至少在魏伯子的眼中，就不再流於板陋，而變得跟李白的那首詩旗鼓相當了。這一段李、崔競爭的傳奇，終於說得滴水不漏，皆大歡喜了。不過，這樁詩壇公案的背後，還隱含了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李白本人也很可能正是這樣來讀崔顥的〈黃鶴樓〉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他不取「白雲」，而徑以「鳳凰」去跟「黃鶴」媲美了。我們當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李白. 30. 見於〔清〕李鍈：《詩法易簡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70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11，頁 16。.

(19)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23. 讀到的版本正是「昔人已乘黃鶴去」。但即便不是，也沒關係，因為李白在與〈黃鶴樓〉競技的時候，已經暗自對它做了這樣的改動，然後跟這個他修改過的版本去較量。這樣做的效果之一，就是顛倒了兩首詩的先後順序和主從關係，以致於看上去，不是李白在模仿崔顥，倒像是崔顥在模仿李白，卻力有不逮，而瞠乎其後了。李白於 759 年前後在江夏所作的〈江上吟〉中寫道：「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31在他的心目中，黃鶴樓所紀念的那隻黃鶴正是仙人的坐騎。由此看來，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把崔顥〈黃鶴樓〉首句的「白雲」改成「黃鶴」，或許正是編者憑藉著特權，兌現了李白在〈登金陵鳳凰臺〉中對〈黃鶴樓〉所作的解讀。詩壇的遲到者與心儀的前輩或同輩詩人去競爭，因而有意誤讀原作，必欲後來居上，反賓為主。與此相關的論述，在現代西方學界有哈洛德• 布魯姆關於強力詩人的影響焦慮說和誤讀理論，回到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學批評，則以宋代的江西詩派為總其成者。布魯姆認為歷史上（尤其是歐洲啟蒙時代以來）的強力詩人，都擺脫不了遲到者的影響焦慮。詩歌的領地布滿了先行者留下的詩篇，為了給自己打開一個新的空間，強力詩人不能不遭遇從前的巨人，並向他們發出挑戰。而挑戰的方式，恰恰是對他們的作品做出創造性的誤讀。在為 1997 年新版的《影響焦慮》所做的序言中，布魯姆把討論的範圍延伸到了啟蒙時代之前，集中分析了莎士比亞與他的同代人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競爭關係。他並且指出，在莎士比亞的戲劇和十四行詩中，「影響」（inspiration）。前人的（influence）一詞還有另一層含義，指的是「靈感」影響構成了焦慮與靈感的雙重來源，也因此塑造了強力詩人的詩歌寫作。32 依照布魯姆的影響焦慮說來解讀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學界已有先例，其中不乏洞見。33但布魯姆的誤讀說本身也易於引起誤會，尤其是在中. 31. 32. 33. 〔唐〕李白：〈江上吟〉，收於〔唐〕李白著，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 2 冊，卷 5，頁 779。 Harold Bloom, “Preface: The Anguish of Contamination,” in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xii. 見陳文忠：〈從「影響焦慮」到「批評的焦慮」─〈黃鶴樓〉、〈鳳凰臺〉接受史比較研，收於沈究〉，頁 513-524。沈文凡、彭偉：〈〈黃鶴樓〉詩的接受─以崔李競詩為中心〉文凡：《唐詩接受史論稿》，頁 20-37。方勝：〈崔顥影響了李白，還是李白改變了崔詩？─ 〈黃鶴樓〉異文的產生、演變及其原因〉，頁 23-29。.

(20) 2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文的語境中，「誤讀」往往意味著不小心或無意間造成的錯讀，而布魯姆的誤讀則是有意為之。此外，誤讀說並不假設存在著一種「正確的閱讀」，更不是以後者為前提的。布魯姆所說的誤讀，除了 misreading ，還有 misprision，出自古法語 mesprendre，意思是誤解。但 misprision 又指瀆職、隱匿和背叛，同時也是一個法律概念。為此，布魯姆還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發展出一套心理學的解釋，並與修辭學術語相互對應配合，用來揭示強力詩人有意挪用和誤讀前人作品的內心衝突、自我防衛和書寫完成的過程。其結果有二：首先，詩作不再是獨立自足的單元，而總是處在與別的文本的互文關係中。因此不能像從前那樣，把一首詩當作自成一體的文本來解讀，而不顧及它與過去和當代其它文本之間的複雜關係。其次，作為遲到者的強力詩人，往往通過對前人詩作做出有意的修改和偏離，以此來翻轉時間的前後關係，從而把自己置於先行者的位置上。正如布魯姆所說的那樣，在他們的作品中，令人生畏的死者又回來了，但已經帶上了他們的色彩，發出了他們的聲音，至少在當下這個瞬間上，見證了他們的─而非死者自身的─堅韌不拔的存在。他所舉的例子，包括哈代如何誤讀雪萊的詩作，艾略特的《荒原》如何挪用丁尼生的《聖杯》等等。與布魯姆所討論的歐美文學相比，中國語境中的典故出處等互文性現象更豐富，歷史也更為悠久，而歷代詩文中對於文本之間滋衍派生的語言網絡的多重性與無限性，更有著言說不盡的觀察與洞見。至於遲到者如何利用互文關係，化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一類的說法與做法，至遲到了宋代的江西詩派那裡，也已蔚為可觀了。布魯姆致力於從心理與修辭這兩個方面來揭示強力詩人如何遭遇前人壓力，改竄前人詩章，而這在江西詩派的論述中，也不乏先例。彼此之間，頗有跨越時空展開對話的潛力。在這方面，當代學者楊玉成、周裕鍇、Stuart Sargent 和 David Palumbo-Liu 等已多有論述，可以參照。34生於詩歌的黃金時代之後，宋人的壓力可想而. 34. 楊玉成：〈文本、誤讀、影響的焦慮：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收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頁 329-428；周裕楷：《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Stuart Sargent, “Can Latecomers Get There First? Sung Poets and T’ang Poetry,” CLEAR 4 (1982): 165-198; David Palumbo-Liu, The Poetics of Appropriation: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ang Tingji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25. 知。黃庭堅就曾多次流露恥為人後的想法，希望通過「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等「活法」，為詩歌寫作打開新的空間。他一方面承認杜甫是難以逾越的詩派始祖，一方面又說杜詩也無一字無來歷，從而剝奪了杜甫所享有的特權地位，把他與遲到者一道，拋入了無往不在的互文關係的天羅地網。江西詩派由此發展出了一套寫作的修辭策略和自我辯護的說辭。35那麼，假如從他們的立場來評論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們對這首詩該做何評論？這裡不妨看幾個類似的例子：黃庭堅〈題東坡書寒食詩〉：東坡此詩似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36 這句話用到李白和崔顥的身上，正是李白模仿崔顥，卻有勝出崔顥之處。崔顥的確有詩在先，但「先到者」也不免有「未到處」。因此，時間上的優先位置並不能確保崔顥的無懈可擊的優越性。李白恰好從崔顥的缺憾或不完善處下手改進，所以反而能後來居上，高出一籌。楊萬里《誠齋詩話》拿「述者」與「作者」比，雙方互有勝負，在下面這個例子中，他認為，作為作者的唐人陸龜蒙反被宋代的述者王安石超過了：陸龜蒙云「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香」，介甫云「殷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37 葛立方的《韻語陽秋》引宋人葉夢得（1077-1148）語，以兵家為譬：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38 李光弼和郭子儀都是唐代名將，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下了大功。二人伯仲之間，難分高下。但這也正是葉適的用意所在了。在他看來，將兵之樂，. 35. 36. 37. 38. 詳見傅璇琮：《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1978 年）。見〔清〕吳其貞：《書畫記》，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066 冊，卷 4，頁 110。〔宋〕楊萬里：《誠齋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頁 136。見〔宋〕葛立方：《韻語陽秋》，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1，頁 490。.

(22) 26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莫過於驅使名將訓練過的部伍，令他們奔走於自己的號令而不暇，而精彩的程度更數倍於從前。能做到這一點，便是將中之將。以此類推，擅於點化前人名篇名句的詩人，豈不就是詩人中的詩人嗎？然而，江西詩派在關於詩歌的基本理解上，偏離了傳統詩學的正宗，也正因此而飽受爭議。而這或許也正是為什麼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變得如此重要了。圍繞著它所發生的爭議，有助於我們發現問題的核心所在。儘管為李白叫好的評家，代有其人，但批評的聲音也從未止息。以倡導妙悟說而著稱的宋人嚴羽，對它就不無保留：凌雲妙手，但胸中尚有古人，欲學之，欲似之，終落圈圚。蓋翻異者易美，宗同者難超。太白尚爾，況餘才乎？39 言下之意，只要心中橫著一篇前人的作品，就做不到翻空出奇。不難理解，為什麼嚴羽也極力反對江西詩派的「以文字為詩」。若要逃避這樣的指責，就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乾脆否認李白是模仿者。清人沈德潛評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曰：「從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謂摹仿司勳，恐屬未然。」40清代的《唐宋詩醇》曰：「崔詩直舉胸情，氣體高渾；白詩寓目山河，別有懷抱。其言皆從心而發，即景而成，意象偶同，勝境各擅，論者不舉其高情遠意，而沾沾吹索於字句之間，固以弊矣。至謂白實擬之以較勝負，並謬為槌碎黃鶴樓等詩，鄙陋之談，不值一噱也。」41借用嚴羽的說法，一旦承認是模仿前作，便落第二義矣。甚至一想到競爭，就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但這只是沈德潛的潛臺詞，因為他是從正面來立論的：這首詩是當下片刻上，心與物合、興發感動之作，與崔顥的〈黃鶴樓〉無關，也就是根本否認這兩篇作品之間存在任何意義上的互文關係。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反對用典和出處，但之所以如此強調詩人觸景生情，無心偶得，正是為了確保詩作的真誠性和即興自發的獨特品格。〈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一說法在後世影響深遠，. 39. 40 41. 〔宋〕嚴羽評點《李太白詩集》，見〔唐〕李白著，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 6 冊，卷 18，頁 2621。〔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卷 13，頁 446。〔清〕乾隆敕編：《御選唐宋詩醇》，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48 冊，卷 7，頁 184。.

(23)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27. 構成了詩歌合法性論述的權威來源。42需要指出的是，深受西方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現代學者往往選擇性地關注中國古典詩論中接近歐洲浪漫主義抒情詩的論述，因此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兩者之間建立起對應關係，並從中衍生出理解和評價中國古典傳統的理想範式。這一做法忽略了以下兩個重要的前提差異：其一，即便是傳統文論中的「性靈說」也不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前提之上的，與後者關於個人的主體性、創造性和真誠性的觀念相去甚遠；其二，傳統詩論文論中有關「情」的論述預設了個人內心「情感」狀態與外部「情境」或「情勢」之間的連續性關係，暗示了超越個人之上的某種普遍性品格，因此無法根據主觀與客觀的二元模式來理解。無論如何，在李白與崔顥之間高下軒輊，變成了後人表述詩歌觀的場合。宋代的劉克莊不否認李白與崔顥較量的動機，但認為兩人打了一個平手：古人服善。李白登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臺〉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之傍別著語矣。43 李白嘆服崔顥的〈黃鶴樓〉詩，但並沒有因此認輸，而是伺機而起，與之犄角相爭。他不像別人那樣，採用次韻的做法，寫一首唱和之作了事，更沒有顧左右而言他─前者是附和敷衍，後者就成了躲閃迴避。在劉克莊看來，這些都不是李白的做法。李白通過題寫鳳凰臺，營就了另一處名勝之地，那是一個獨立的所在，也是一個新的開始。畢竟在他之前，還沒有題詠鳳凰臺的名篇，而鳳凰臺與黃鶴樓之間也距離遙遠，互不相關。但李白卻偏要選擇崔顥作為先行者，把自己放在了一個遲到者的位置上。這豈非多此一舉，跟自己過不去嗎？. 42. 4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269-270。將詩歌作品視為作者彼時彼地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無疑體現了中國古典詩歌批評的最高理想。這對於克服詩歌寫作陳陳相因的陋習，固然不失矯正之功，可一旦用於實際的文學批評，卻也極容易流於濫用，從而墮入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的陷阱，並有意或無意地無視或貶低了古典詩歌的修辭藝術和互文關係。有鑒於此，王爾德的機智警告仍不失其相關性：「所有的爛詩都發自真誠的感情，素樸自然意味著一目了然，而一目了然就是非藝術性的。」原文作：“All bad poetry springs from genuine feeling. To be natural is to be obvious, and to be obvious is to be inartistic.” Oscar Wilde, “The Critic as Artist, Part Ⅱ,” in Oscar Wilde: The Major Works, ed. Isobel Murr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89. 〔宋〕劉克莊著，王秀梅點校：《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8。.

(24) 28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實際上，崔顥的〈黃鶴樓〉之所以成為黃鶴樓的奠基之作，遲到者功不可沒：正是他們的模仿複製賦予了它無法取代，更難以超越的獨特地位。然而，這在李白又並不意味著認輸。他挪用了〈黃鶴樓〉的句式和篇章結構，是為了在自己經營的文字世界中對它們施加改造。也就是遲到者以自己構造的詩歌世界去收編重構前作，從而迫使讀者通過他題詠鳳凰臺的作品來閱讀崔顥的〈黃鶴樓〉詩，並對它做出評價。. 三、李白的黃鶴樓「情結」：文字與視域的弔詭李白從黃鶴樓上下來，又到鳳凰臺上去與崔顥較量。但他仍不斷回到黃鶴樓一帶，改換一個角度，繼續向崔顥挑戰。這一次他並沒有以黃鶴樓為題，而是把視線投在了鸚鵡洲上，詩題就叫做〈鸚鵡洲〉。而這正是崔顥〈黃鶴樓〉詩中寫到的「芳草萋萋鸚鵡洲」。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44 唐代的鸚鵡洲今已沉沒，原為武昌城外長江中的陸洲，上起鮎魚口，下至黃鶴磯，大致座落在今武漢市西南一帶的長江中。由崔顥的詩中可知，從黃鶴樓上一眼望去，鸚鵡洲和長江北岸的漢陽樹一樣，都清晰可辨，如在目前。然而有意思的是，李白在鸚鵡洲上「極目」四望，卻全然不見黃鶴樓的影子。黃鶴樓與鸚鵡洲之間的空間關係，本來蘊含了通過目光往還而形成對話的可能性。崔顥從黃鶴樓上把目光投向了鸚鵡洲，但李白卻沒有從鸚鵡洲上報之以回望。他對來自黃鶴樓的凝望視而不見。這是有意為之的不見，不是真的沒看見或看不見。唐代寫鸚鵡洲的詩篇不如寫黃鶴樓的多，在李白的時代，還有孟浩然的一篇〈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首聯開門見山：「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中鸚鵡洲。」45黃鶴樓與鸚鵡洲，就像一副對聯的兩個對句，彼此難分難. 44. 45. 〔唐〕李白：〈鸚鵡洲〉，收於〔唐〕李白著，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 6 冊，卷 18，頁 2641。〔唐〕孟浩然：〈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收於〔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277。.

(25)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29. 解，儘管也不是沒有例外。這是來自黃鶴樓的眺望，正像崔顥筆下的鸚鵡洲，完全籠罩在了他的目光之中。而這樣一個鸚鵡洲的形象，因此就被納入了以黃鶴樓為中心的視域中去了。但李白的這首詩〈鸚鵡洲〉，卻把鸚鵡洲從黃鶴樓的視域中抽離出來了。他創造了一個以鸚鵡洲為核心的世界，與黃鶴樓沒有目光的交匯與往還，與崔顥〈黃鶴樓〉詩所寫的空間也避免發生任何交叉或重合。最令人驚奇的是，他甚至將黃鶴樓也從視野中一筆抹去，沒留下一點痕跡。這是一次出色的心理防衛：他成功地避開了赫然在目的黃鶴樓，至少從視覺上看是這樣。但反諷的是，儘管黃鶴樓渺無蹤影，〈黃鶴樓〉詩的句式與意象組合的方式卻沒有隨之消失，反而在李白的〈鸚鵡洲〉裡大張旗鼓地重現了。同他的〈登金陵鳳凰臺〉相比，這首詩更接近崔顥的〈黃鶴樓〉詩，幾乎亦步亦趨地照搬了後者的詩行結構。於是，〈鸚鵡洲〉一詩在黃鶴樓的缺席與〈黃鶴樓〉詩的重現複製之間，就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對比與互補關係：一方面是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卻又糾纏不休。除了首句之外，取代黃鶴而來的鸚鵡，也在原詩中黃鶴一詞的位置上，毫無懸念地出現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李白內心的黃鶴樓「情結」，如何在視覺呈現和文字修辭這兩個不同的層面上，分別折射出來。我不想在心理解釋的路上走得太遠，因為難免有猜想和揣度的成分。但〈鸚鵡洲〉在見與不見，變與不變之間，還是留下了許多解釋的空間。它的頭兩聯出自〈黃鶴樓〉，但把「鸚鵡」變成了首句的主語，置換了崔顥詩中的「昔人」。「昔人已乘黃鶴去」變成了「鸚鵡來過吳江水」，鸚鵡因此扮演了更主動、更重要的角色，但〈黃鶴樓〉詩的句式和詞法基本保持不變。可以想見，李白花了一番功夫揣摩原詩，就像是在做句式練習。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 12〈語資〉云：（按：李）白前後三擬《詞選》（按：《李太白集》王琦注引作《文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46 模擬《文選》正是當時的一種寫作練習，連桀驁不馴、特立獨行的李白也是這樣練出來的。從〈鸚鵡洲〉可以看到，李白似乎還拿不準怎樣才能超越崔顥，有一點兒縮手縮腳，按部就班，讀起來就像是一篇句法習作。但. 46.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前集卷 12，頁 116。.

(26) 30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李白拆解〈黃鶴樓〉詩又重新加以組裝的技巧，還是令人讚嘆的。比如說，〈黃鶴樓〉的頸聯是「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到了李白的筆下，變成了頷聯的第二句「芳洲之樹何青青」，將兩句合併成了一句來寫。此外不要忘了，在唐詩的敦煌抄本中，崔顥詩中的「春草萋萋」就寫成了「春草青青」。而所謂「芳洲之樹」的「樹」，顯然出自「漢陽樹」，「芳洲」反身自指「鸚鵡洲」。李白在〈望鸚鵡洲悲禰衡〉中也是用「芳洲」來寫鸚鵡洲的：「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47而「芳洲」最早的出處，自然是《楚辭》，但在這個特定的題目上，很難說與崔顥的〈黃鶴樓〉無關。如前所述，在〈黃鶴樓〉的後世流傳本中，「春草萋萋鸚鵡洲」作「芳草萋萋鸚鵡洲」。正因為如此，我不想輕易否定這個後世廣為傳播的〈黃鶴樓〉版本，其中的「芳草」儘管不見於現存的唐人唐詩選集，但也可能來歷久遠，未可遽下斷言。當然，我們最終也不能排除李白創造性地「誤讀」原作，用「芳草」替代了崔顥詩中的「春草」。〈鸚鵡洲〉的尾聯是「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它向我們展示，李白的模擬練習，不僅體現為在原詩的空間架構內部進行意象和詞彙的替換，還體現為詩歌時間的順延：他用「孤月」替代了崔顥詩中的「日暮」，而從「日暮」黃昏到「月」夜降臨，在時間上是一個延伸的關係，也就是接著〈黃鶴樓〉一路寫了下來。而那個極目遠眺的望鄉人，也彷彿穿越了〈黃鶴樓〉篇末的那個凝固的瞬間，從日暮一直佇立到月夜，進入了〈鸚鵡洲〉的時間範圍。回頭來讀李白〈鸚鵡洲〉的首聯和頷聯，我們不難看到，詩歌文本的互文關係何等強大，足以抹煞或掩蓋掉題寫勝地自身的特殊性。李白以鸚鵡取代黃鶴，但它們背後的典故卻各不相同，無法相互替換。黃鶴樓固然是因為黃鶴而得名，但鸚鵡洲之所以得名，卻與鸚鵡無關，而是因為曹魏時期的禰衡曾經做過一篇〈鸚鵡賦〉。據傳，江夏太守黃祖的長子黃射曾在此設宴，有客獻黃鶴，黃射便請禰衡為之作賦。禰衡的〈鸚鵡賦〉借鸚鵡以自寓，寫自己寄人籬下，懷才不遇的命運。他如同鸚鵡那樣，或流漂萬里，遠播隴山，或身陷雕籠，心力交瘁。48可那畢竟是寓言文字中的鸚鵡，. 47. 48. 〔唐〕李白：〈望鸚鵡洲悲禰衡〉，收於〔唐〕李白著，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 6 冊，卷 19，頁 2827。〔東漢〕禰衡：〈鸚鵡賦〉，收於〔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冊，卷 13，頁 200-201。.

(27)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31. 未可坐實來看。而客人獻上的那隻鸚鵡，本為籠中之物，又哪裡談得上自來自去呢？所以，〈鸚鵡洲〉的頭一句「鸚鵡來過吳江水」，實際上完全沒有根據。可沒有根據不等於沒有出處，它的出處就正是崔顥〈黃鶴樓〉中的「黃鶴一去不復返」！黃鶴的掌故與鸚鵡毫不相干，用到〈鸚鵡洲〉中，自然造成了名實之間不相吻合。「江上洲傳鸚鵡名」，已經是空有其名了，正如「此地空餘黃鶴樓」，而「鸚鵡來過吳江水」從一開始就子虛烏有，有名無實。它唯一的憑藉正是它與〈黃鶴樓〉之間的互文關係，這是一個文字上的聯繫，只不過用「鸚鵡」偷換了〈黃鶴樓〉裡的「黃鶴」罷了。可見，李白雖然題寫鸚鵡洲，但念茲在茲的，仍然是崔顥的〈黃鶴樓〉。在李白這裡，題寫的具體對象絕非關注的所在，甚至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方便的藉口，讓他去複製〈黃鶴樓〉的詩行句式與通篇結構，並對其實施改造。關於〈鸚鵡洲〉，還有一個說法，那就是懷疑它是崔顥的作品，因此需要做一點說明。實際上，李白與崔顥的詩作發生混淆，並不限於這一首。傅璇琮在《唐才子傳校箋》中，參照清人王琦的注本《李太白全集》，對〈入《文苑英華》把這清溪行山中〉二首，略作考辨。49正如王琦指出的那樣，兩首詩都列在了李白的名下，但其中一首又見崔顥集。50可知在宋初就已經出現了李、崔二人詩作相混的情況。前面說過，他們兩人的詩風頗有相近之處，發生混淆也不令人驚訝。但〈鸚鵡洲〉一詩的情況還略有不同。崔顥模仿自己的〈黃鶴樓〉重寫一篇的可能性不高，除非是拿它來試筆，也就是先有〈鸚鵡洲〉，而後有〈黃鶴樓〉。但無論何種情況，都缺乏證據的支持。從藝術成就來看，同樣是出自〈黃鶴樓〉，〈鸚鵡洲〉跟〈登金陵鳳凰臺〉固然無法同日而語，與〈黃鶴樓〉相比，也只能算是一篇模擬的習作。有人猜想，李白先依照〈黃鶴樓〉寫了〈鸚鵡洲〉，自知不如，卻又「於心終不降」，直到寫出了〈登金陵鳳凰臺〉，「然後可以雁行無愧矣」。51雖無證據，可備一說。不論如何，崔顥都沒有必要在〈鸚鵡洲〉的題目下重寫. 49 50. 51. 傅璇琮編：《唐才子傳校箋》第 1 冊，頁 203。〔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卷 30，頁 7-8。見王琦引趙宦光語，同上註，卷 21，頁 11。.

(28) 32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 一遍〈黃鶴樓〉，但李白這樣做的可信度就要高得多─關於他與〈黃鶴樓〉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呢。重溫崔顥〈黃鶴樓〉首句的「白雲」、「黃鶴」之辨，我們既已讀過了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的頭一句「鳳凰臺上鳳凰遊」，又有李白〈鸚鵡洲〉開篇的「鸚鵡來過吳江水」為證，〈黃鶴樓〉以「昔人已乘黃鶴去」起首，看起來也並非沒有可能了，至少在李白的心目中是如此。這正是李白的〈鸚鵡洲〉帶給我們的一個意外收穫。. 四、模仿與競爭：名勝題寫的互文風景這場以詩角逐的競賽，是圍繞著名勝書寫而展開的。而這正是我們討論的中心問題。所謂名勝之地，通常由歷史遺跡或紀念性的地標建築所構，但它同時又是一個成，是可以在地理空間中確定下來的一個地點（topos）。中國歷史上的名勝之地，既是物質供人書寫和議論的題目或話題（topic）的存在，又是書寫的產物─書寫賦予它以意義，也規定了觀照和呈現它的方式。它被文本化了，而且通過歷代文字的題詠和評論，形成了自身的歷史。這一文本化的名勝建構與名勝之地的歷史相平行，它從根本上塑造了人們心目中的名勝形象，但並不依賴於名勝古跡的物質實體而存在。訪尋或登覽一處名勝古蹟，就是接受一次題寫的邀請，而題寫又意味著加入前人的同題書寫的文字系列，與他們進行想像中的對話。名勝的話題因此具有了自我衍生和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初盛唐時期在名勝題寫的歷史上，占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這首先與近體詩的成立定型是分不開的。此外，結束了南北朝的分裂之後，唐代擁有了遼闊的疆域和統一的版圖，名勝地圖也開始重構：過去的遺跡迎來了新的遊客，新的地標建築也正在興起。與此同時，漫遊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沒有誰終老於故鄉。在一個詩的時代，詩人的足跡遍布南北，將歷史古蹟和地標建築題寫成為名勝。因此，這一時期的詩歌發展與名勝風景版圖的拓建，變得彼此難解難分。我在這裡除了黃鶴樓和鳳凰臺之外，還會提到洪都（南昌）的滕王閣、洞庭湖畔的岳陽樓、長安的慈恩寺、白帝城和巫山的神女祠等，當然這只是掛一而漏萬了。但在這些名勝之地的詩文建構中，我們看到了唐人自我作古的傾向，哪怕是歷史悠久的所在，也不妨礙他們從頭開始。巫山的神女祠，經唐人之手重建，從此打上了當代詩人的標記。更不用說洞庭湖邊的岳陽樓了，其上赫然書.

(29)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33. 寫著孟浩然和杜甫的詩作，提醒所有訪客他們遲到者的身分。總之，唐人在確認風景名勝與詩歌典範這兩個方面，是同步展開的，二者之間也存在著不可切割的內在關聯。於是，便有了一位詩人以一首名篇占據一處名勝的現象。這一現象雖起自李白與崔顥的競爭，但到中唐之後，才逐漸在詩歌的寫作與評論中得到了廣泛的響應。宇文所安曾經在「占有」的題目下，討論過唐代詩人與「勝地」的關係。52所謂「占有」可以從字面上來理解，指私人買地，擁有一處風景勝地，或經營自家的別業。這是一種經濟行為，涉及購買、轉手、交易和所屬關係，而中心的問題是所有權。但詩人往往從截然不同的立場來做出回應。白居易在他的〈游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中寫道：「勝地本來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53他提醒這位地主，勝地本無定主，而屬於他這樣的「愛山人」。於是，一旦話題轉移到黃鶴樓這樣不屬於任何個人的名勝建築，崔顥便順理成章地以詩歌題寫的方式，將它「占」了下來，「據」為己有。黃鶴樓因此被稱作「崔氏樓」，而鳳凰臺則非李白而莫屬了。這是另一種形式和另一個意義上的「占據」。一方面，每一處名勝和有可能成為名勝的所在，都變成了詩人競技角逐的戰場，爭取在上面永久性地簽上自己的名字；另一方面，名勝的版圖又同時構成了詩壇的版圖：占據了名勝的詩人把自己寫進了當代文學的景觀，從而在詩壇上占據了一席之地。在他們的身後，後來者以詩的形式向他們致意，或者感慨自己的遲到或「余生也晚矣」，在這個地點和題目上，「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更為重要的是，以一首詩占據一處名勝，也就意味著一次性地完成和窮盡了對它的書寫，並以這種方式影響或制約了後人對它的觀照與感受。就一處具體的名勝而言，這首詩就是它的奠基之作；從後來者的角度看，又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先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之所以成為奠基之作和難以逾越的先例，並不是因為作者個人的「獨創性」，而是因為他處在一個優先的時間位置上：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他興發感動，寫下了彼時彼地的所見所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感，這樣的詩篇於是便具有了超越作者個人之上的「普遍性」的品格，因為它寫出了每一位親臨此地者的印象. 52. 53. Stephen Owen, “Singularity and Possession,” in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33.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