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論陳與義面對靖康之難的態度--兼與杜甫面對安史之難的
態度比較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2-2411-H-002-096- 執行期間： 92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黃奕珍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3 年 11 月 3 日
參考書目: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民 66.6)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民 66.6)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民 64.10) 元．脫脫等《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6) 明．陳邦贍《宋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 顧宏義《天裂—十二世紀宋金和戰實錄》(上海:上海書店，2000.9) 傅璇琮、孫欽善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 清．厲鶚編《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元．方回《瀛奎律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台北:廣文書局古今詩話叢編本，民 60.9)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 冊，民 72) 傅璇琮《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北京:中華書局，1978.8) 錢鍾書選註《宋詩選註》（台北：木鐸，民 71 年） 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高雄巿: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 年） 許總《宋詩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6) 胡明《南宋詩人論》(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民 79)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劉明華《杜甫研究論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4) 《宋本杜工部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續古逸叢書本，民 46)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漢京文化，1984)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中央輿地，1970) 宋．陳與義《陳與義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1990 年) 鄭騫校箋《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64.10) 白敦仁《陳與義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3.3) 宋．陸游《渭南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五九冊) 宋．楊萬里《誠齋集》(四部叢刊正編第五七、五八冊) 劉明華<唐代詩人「以漢喻唐」的表現手法及政治內涵—以杜甫詩歌為中心>《杜 甫研究學刊》2000 年第 3 期，頁 41-46 房日晰<略論杜論的細節描寫>《唐代文學研究》第 7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8.10)，頁 309-320 曾棗莊<「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論宋人對杜詩的態度>《草堂》 1982 年第 1 期，頁 32-39
周裕鍇<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燈傳—杜甫與江西詩派>《杜甫研究學刊》1990 人 年第 3 期，頁 18-24 張 高 評 < 南 宋 使 金 詩 與 邊 塞 詩 之 轉 折 > 第 二 屆 宋 代 文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2002.8.26-19 南京大學 劉奉先<南宋流亡文學評介>《贛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1999 年)，頁 50-53 宋瑞祥<關於氣節概念的形成>《中州學刊》1987 年第 5 期，頁 121-2 蘇桂寧<論中國古典文學亡國之音的倫理文化精神>《暨南學報》第 17 卷第 1 期 (1985.1)頁 83-89 Edward W. Said、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新店市：立緒，民 88 年) Francois de Fontette 著、王若壁譯《種族歧視》(台北：遠流，1990 年)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布》(台 北：時報文化，民 88 年) Elleke Boehmer 著、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香港：牛津大學，1998 年)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1995 年)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
Ashcorft, Bill,et al.,”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Routledge, 1989).
Barker, Francis, et al., eds.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ory .” (New York: Methuen, 1986)
Bhabha, Homi K.,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Routledge, 1994)
Said, Edwar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Harvard Univ. Press, 1983)
論陳與義面對靖康之難的態度—兼與杜甫面對安
史之難的態度比較
一.前言
我們現在對陳與義在宋代詩壇及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之認識，主要依賴的 是前人的評價，在這些評價之中最為一般人所熟知的是陳與義與黃庭堅、陳師道 為江西詩派的三宗，其所共同尊崇的是杜甫。這個「一祖三宗」的說法為元初方 回首倡，並得到後人的廣泛認可。可是如果把對簡齋詩的評論推回至較接近他的 時代，我們可以看到相當不同的說法。 例如，陳與義的表姪張嵲替他寫的〈陳公資政墓誌銘〉認為簡齋詩「上下陶、謝、韋、柳之間」1 ，其後史書多承續此一看法2 。為簡齋詩作箋的胡仲儒雖然並 未否認張嵲的意見，但他自己加了另一項:「況其憂國愛民之意，又與少陵無間」 3 ，這樣的評論角度在劉克莊手裡得到更進一步的發揮4 ，劉氏認為陳與義是以老 杜為師的，而由其文意之脈絡看來，他顯然將簡齋自靖康之難以來南逃避亂的經 歷視為其「詩益奇壯」的助因，而引詩也以遭亂所作之詩為主，並以此來說明其 詩歌特色為「造次不忘憂愛，以簡潔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 到了方回時，他雖然將陳與義列為三宗之一，但基本上著眼於其學老杜的 句法有得5 ，而未明確標舉其詩歌憂國愛民的內容與杜甫詩之關聯。不過從某些 評簡齋詩的文字也可推測他並不否認二者在這方面的相似: 簡齋登岳陽樓凡三詩，又有〈巴丘書事〉一詩，皆悲壯激烈。如「晚木聲 1張嵲《紫微集》「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 柳之間。」(台北巿: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64 年)，卷 35，頁 11a-12b。 2如脫脫等著《宋史》〈文苑〉7(台北巿：台灣開明書店，1962)，卷 445，頁 5394。明．柯維騏 《宋史新編》文苑 3 (台北巿: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63 年 11 月)，卷 171，頁 671。《南宋書》(濟 南巿:齊魯書社，2000)，卷 63 文苑傳之〈陳與義傳〉等皆持此說。 3胡仲儒《簡齋詩又敘》是這樣詮釋張嵲之意見的--「詩者，性情之谿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 不可遏也。其正始之源，出於風、騷，達於陶、謝，放於孟、王，流於韋、柳，而集於今簡齋 陳公。」《簡齋集》(台北巿:台灣中華書局，民 59 年 11 月)，卷首。 4《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而情性遠， 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墨梅〉之類，尚是少作。建炎以後， 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元曰〉云：『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艋竟安歸。』〈除 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記宣靖事〉云：『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 胡鋒作爭臣』(原注：謂方臘不能為患，直待粘、斡耳。)〈岳陽樓〉云：『登臨吳蜀橫分地， 徙倚湖山欲暮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聞德音〉云：『自古安 危關政事，隨時憂喜到漁樵。』五言云：『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淒然不能寐，左右菰蒲 聲。窮途事多違，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里天河橫。腐儒憂平世，況復值甲兵。終然無 寸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忘憂愛，以簡潔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 之上。」《宋詩話全編》冊八(南京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8372。據郭紹虞 《宋詩話考》此書應成於西元 1247 至 1257 年，(北京:新華書店，1979 年 8 月)，頁 109。 5如《桐江集》卷 2〈評吳尚賢詩〉「老杜、陳簡齋詩，兩句景即兩句情，兩句麗即兩句淡。」 卷 3〈跋仇仁近詩集〉「周伯弼詩法，分頷聯、頸聯、四實、四虛，前後虛實，此不過情景之 分。如陳簡齋『官裡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是非袞袞書生老，歲月匆匆燕子回』， 乃是一聯而一情一景，伯弼所不能道。老杜云:『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山谷云: 『霜髭雪髮共看鏡，萸糝菊英同送秋』。後山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此一 脈自老杜以來，知而能用者，惟三數公。豈掣鯨碧海與翡翠蘭苕故不同耶!」(台北巿:國立中央 圖書館，民 59 年 3 月)，頁 272 及頁 303-4。
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四年風露侵遊子，十月江湖吐亂洲」，又 如「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近逼山谷，遠詣老杜。6 總之，陳與義的詩歌地位有很大一部分是架構在宋人學杜的主線上的，而 且有相當多的評論家認為其感時憂國、忠君愛民的內容是確定其學杜之重要關 鍵。 陳與義之自覺性地學習杜詩不但可由其論詩之語得之7 ，也可從他個人的詩 篇得到印證。而其是否也以杜詩中忠君愛國、憂民傷時的篇章作為其學習的對 象，則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且讓我們先來檢視與此相關的三首詩篇，其中一篇寫於陳與義 37 歲時，後 兩篇寫於 41 歲時，包含了他逃難歲月中最艱難的部分。 〈發商水道中〉 商水西門路，東風動柳枝。年華入危涕，世事本前期。 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山川馬前闊，不敢計歸時。 胡仲儒簡齋年譜云:「靖康元年(1126)正月，北虜入寇。復丁外艱，自陳留避 地出商水，由舞陽，次南陽。」這首詩正是詩人由離汴京才五十里的任職地陳留 出奔逃難時所寫的，其中「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二句歷來皆被視為其學杜 詩書寫戰亂、抒發憂愛之情的明證。但是這兩句詩究竟該如何解讀呢? 首先，「草草」有憂勞、騷動不安或粗率不認真的意思。「檀公策」則為 以逃走為上策之意8 。這句可翻為「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只能採取檀道濟三十六 策走為上策的辦法，在憂勞、動蕩之中往南逃跑。」至於「茫茫」的字面義既指 6《瀛奎律髓》評〈登岳陽樓〉詩，(台北巿: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75 年 7 月)，卷 1，頁 1366-13。 7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陳去非嘗為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 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 艋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 詩者，儻或能取諸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連胸之數也。」同註 4《宋詩話全編》， 冊八，頁 8207。四部叢刊影元鈔本《簡齋詩外集》卷首晦齋〈簡齋詩集引〉「詩至老極矣。東 坡蘇公、山谷黃公奮乎數世之下，復出力振之，而詩之正統不墜。然東坡賦才也大，故解縱繩 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口味之餘，而索之益遠。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 家，如李廣、程不識之治軍，龍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詰也。近世詩家知尊杜矣，至 學蘇者乃指黃為強，而附黃者亦謂蘇為肆;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為，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矣。此簡 齋陳公之說云爾，予遊吳興得之。」據《校箋》引，頁 1017 白敦仁《陳與義集校箋》(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8 月)，以下簡稱《校箋》。 8《南史．王敬則傳》「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 避魏事也。」(台北巿：鼎文書局，民 83 年 9 月)，卷 45，頁 1133。
廣大無邊的樣子，又指(目視)不明的樣子。所以只就這層意思來看，不妨翻為 「我現在才了解老杜詩的內蘊有多麼深廣啊!」或「老杜詩所蘊含的內容實在不 是我這膚淺的人所能看得明白的。」《陳與義集校箋》的作者引用杜甫〈南池〉 「干戈浩茫茫」及〈惜別行送劉僕射〉「九州兵革浩茫茫」來為「茫茫老杜詩」 作註9 。若如此則可解為「天下到處鋒煙，我現在才了解杜詩中所謂『干戈浩茫 茫』或『九州兵革浩茫茫』的景象是什麼意思。」從這樣的意義層次來觀察，我 們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 第一，「草草檀公策」與「茫茫杜老詩」二者是有關聯的，比較可能的關 聯是前者為因，後者為果，即因南來避難，所以才能更深刻地體會杜詩。 第二，對杜詩的體會，有可能僅止於意識到自己之前所了解的部分實在是 太少了。也可能進一步指出自己這時才對杜詩中描寫的兵戈遍野有了切身的體 會。 錢鍾書評陳與義就持這樣的看法，他說： 靖康之難發生，宋代詩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變動，在流離顛沛之中， 纔深切體會出杜甫詩裏所寫安史之亂的境界，起了國破家亡、天涯淪落 的同感，先前只以為杜甫「風雅可師」，這時候更認識他是個患難中的知 心伴侣。10 錢鍾書把陳與義在亂起後對杜詩的了解定位在有關安史之亂的部分，這點似 乎在「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的詩句裡看不出有這樣的限定，然而陳與義的 確有這樣的想法，例如〈遊秦巖〉一詩舉唐代經安史之亂猶能中興，而慨歎宋朝 經靖康之難後的國家前途卻足堪憂慮11。 另一首詩作是〈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金虜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張家〉 12，此詩的前三分之一是這樣寫的: 久謂事當爾，豈意身及之。避虜連三年，行半天四維。 我非洛豪士，不為窮谷飢。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 今年奔房州，鐵馬背後馳。造物亦惡劇，脫命真毫釐。 其中「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也是評者引以證明其學老杜詩者。這首詩的寫 作時間在建炎二年(1128)，詩人在篇首強調自己早有戰亂之不可避免的心理準 9《校箋》頁 399。 10《宋詩選註》(台北巿：木鐸出版社，民 71 年 5 月)，頁 116-7。 11〈遊秦巖〉見《校箋》頁 559。 12《校箋》頁 498。
備，但卻未意識有生之年竟會親身經歷，而因戰亂的關係，在前後三年的時間裡， 他已走遍了半個天下。之後，他又細寫金兵在背後追趕、離死亡僅止毫釐之差的 驚險情形。而「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恰恰夾在這兩段敘述中間，這無疑凸 顯了他之前輕杜詩的是哪一部分。那就是在戰亂中流離顛沛、時刻感到命在旦夕 的痛苦與驚惶。 最後一首詩是〈度嶺〉13 : 年律將窮天地溫，兩州風氣此橫分。已吟子美湖南句，更擬東坡嶺外文。 隔水叢梅疑是雪，近人孤嶂欲生雲，不愁去路三千里，少住林間看夕曛。 這首詩寫於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詩人度過桂嶺之時。雖然陳與義是就地域--即 由湖南往南至嶺外—來作學杜或學東坡的區分，但由前面所引詩句看來，這裡 所謂的「子美湖南句」基本上仍包括杜甫因亂輾轉四川後再流落湖南時所寫的詩 篇，其內容應不離世亂流散之感，而東坡嶺外文字也頗受好評14 ，而蘇軾是因貶 謫而有嶺外之行，其內容應也包含流落異鄉之事。陳與義的這兩句詩似乎標舉 了一個轉折，在學習過杜甫之後他要開始追尋蘇軾的腳步了。而事實上也有一 些評論家認為簡齋詩和蘇軾是有淵源的，他們建立的另一詩學傳承的譜系是杜 甫、蘇軾、陳與義15 ，和方回所建立的不同。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歸納研究陳與義有關世亂的詩篇之價值何在。 第一，有些評論家認為陳與義詩經過了流落湖南的磨鍊，愈益出奇。所以可由這 些詩篇中看世亂的直接衝擊，並作為評定他後期詩成就的參考。16 13《校箋》頁 754。 14魏慶之《詩人玉屑》卷 17「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 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 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同註 4 書，冊八，頁 9205。清．宋犖《漫堂說詩》「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為大宗。又有范成 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台南縣:莊嚴文化，1997)，頁 127。 15樓鑰〈簡齋詩箋敘〉從用事來勾連杜甫、蘇軾與簡齋的關係:「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 奧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固已不易盡知;況復隨意模寫，曲盡物態，非親至其處，洞知曲折， 亦未易得作者之意。……參政簡齋陳公，少在洛下，已稱詩俊，南渡以後，身履百罹而詩益高， 遂以名天下。雄詞傑句，爭先傳誦。至用事深隱處，讀者撫卷茫然，不暇究索。」以上見四部 叢刊影宋本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卷首。宋犖〈漫堂說詩〉「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為大宗。 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 16例如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即云「簡齋之詩，風格遒上，思力沈摰，于南渡詩人中實能自 樹一幟。且生當北宋之季，汴京板蕩，臨安播遷，感時撫事，寄託遙深。」轉引自《校箋》頁 1034。
第二，陳與義之學杜殆無疑義，但是否包括了對老杜詩中憂國愛民內涵之學習? 評論家往往揀擇數首相關詩作或摭拾詩句以印證其與杜甫世亂詩的傳承 關係，不夠全面也不能看到二者間更為細膩的層面，簡齋如何吸收杜詩的 養分滋養自己的詩作?他如何在這樣的限制下表現個人的獨特觀照、發展 自成一家的風格?都有待對這些詩篇作集中完整的審視才能解答。 第三，方回將陳與義加入江西詩派的「三宗」之內，固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17 ， 但若以其在世亂詩篇中的憂愛情懷為印證其學杜的關鍵，那麼在相關的評 論中，卻並未觸及到杜甫與簡齋此類詩作之具體的差異，也未作細致的比 較，更沒有提出較為精密的評判。 第四，有一派的評論認為陳與義詩與杜甫、蘇軾關聯密切，而他「已吟子美湖南 句，更擬東坡嶺外文」也顯示這種看法是值得繼續探討的。所以，研究簡 齋有關亂離的詩篇，便可以針對這種意見作出更詳細的闡述與更深入的探 究。 這篇報告重點放在陳與義對靖康之難的看法，包括事件發生之時以及之後對 此一亂事所作的描繪及因此亂事而生的感觸、想法等等相關之詩篇。
二.陳與義對靖康之難的態度
(一)對靖康之難的描述 陳與義在詩中似乎從未清楚描寫過靖康之難的過程，但對其原因則有簡要的 歸納: 「楊劉相傾建中亂，不待白首今同歸。」18此處的楊、劉指楊炎和劉晏， 又借指徽宗朝的蔡京和王黼，他說這兩個人的互相傾軋導致國政不修，而這兩人 最後的下場則是未能善終，不得好死19。此詩的下聯是「只今將相須廉藺，五月 并門未解圍」，是用廉頗、藺相如事來指陳當時「吳敏、耿南仲與李綱不和，出 綱，使援太原」20，使得自稱「書生，不知兵」的李綱不得已受命援太原，至陳 17如果不把陳與義歸入學杜的主要行列中，很難填補在內容、精神上學杜的空缺。例如許總即認 為「陳與義正是以”萬里南行”為契機，對江西派詩人由黃、陳學杜的角度進行了新的轉換， 這一方面表現對杜詩句法點化的盡力擺脫，一方面表現為對杜詩內蘊神髓的精心深入。」《宋 詩史》(重慶:1992 年 3 月，重慶出版社)，頁 611。 18〈鄧州西軒書事十首其六〉頁.405。 19 見《校箋》頁 412 註 2。 20白敦仁《陳與義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3 月)，卷 3，頁 88。與義寫此詩時太原仍受金人包圍21。這首詩的前半寫靖康之難的前因，後半則選 太原城被圍一事作為國破時那悲慘過程的縮寫。 在與前詩同一組詩的第七首中，陳與義首先慨歎國勢之艱難、兵戈之事未 休，之後的兩句「始行夷狄相攻策，可惜中原見事遲」22中「夷狄相攻之策」胡 注云「疑謂邢倞從趙倫結余覩事」23，是指靖康元年被宋朝拘留的金人趙倫因懼 怕不得歸國，所以對其館伴使邢倞詐稱有金國余都(應即余覩)者領有契丹精銳甚 眾，願與宋室連盟反攻金人。邢倞不察，稟告宋廷，於是授詔書予趙倫，而趙倫 便至粘罕處以書獻之，粘罕大怒，遂破太原，直攻京師。若以宏觀的角度來觀察， 未必不能說是將亂事的起因向前推到徽宗妄想「聯金滅遼」之計策24。此處的「中 原」即是對北宋政權的概括性指稱，這樣一來其評論之高度就被提升為兩個民族 間的爭鬥，而非限於單純的、零星的個別事件。 〈鄧州西軒書事其八〉寫的是金人退兵之後，欽宗在「靖康元年五月丁丑， 詔以儉約先天下，澄冗汰貪，為民除害，授監司郡縣奉行所未及者，凡十六事」 25，其主要的內容不外廢除苛捐雜稅、澄清吏治、愛惜民力等26。陳與義為宋廷 肯面對以往內政的積弊做出改革的努力感到莫大的欣慰: 詔書憂民十六事，父老祝君一萬年。 白髮書生喜無寐，從今不仕可歸田。 建炎元年(1127)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後，大赦天下，並廣招舊時僚官， 準備生聚教訓，陳與義對此大表贊許，一時雄心大發: 中興天子要人才，當使生擒頡利來， 正待吾曹紅抹額，不需辛苦學顏回。27 他也期許自己能馬上加入復國的行列，並揚棄儒生獨善其身的思惟。 不過，數年之後，在簡齋集中僅一、二見的、針對世亂所作的長篇〈雷雨行〉 則嚴苛地批判了南宋高宗的胆小畏敵: 21《校箋》頁 405「按十首非一時之作，蓋七月以前陸續寫，俟後編為一什者」。 22見《校箋》頁 417。 23見《校箋》頁 418 引。 24《校箋》頁 421 引點校本引增注云：「中齋云：『漢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宣和夾攻之策 既失之，今又結契丹餘黨，何見事之遲也。』 25《宋史．欽宗紀》(台北巿：台灣開明書店，1962)，卷 23，頁 261。 26見《靖康要錄》卷七。《校箋》頁 422 引。 27〈題繼祖蟠室三首之三〉，《校箋》頁 477。
憶昨炎正中不融，元帥仗鉞臨山東。萬方嗷嗷叫上帝，黃屋已照睢陽宮。 嗚呼吾君天所立，豈料四載猶服戎。禹巡會稽不到海，未省駕舶觀民風。 定知諫諍有張猛，不可危急無高共。自古美惡周必復，犬羊汝莫窮妖凶。 吉語四奏元氣通，德音夜發春改容。雷雨一日遍天下，父老感泣霑其胸。 臣少憂國今成翁，欲起荷戟傷疲癃。小遊太一未移次，大樹將軍莫振功。 劉琨祖逖未足雄，晏球一戰腥臊空。諸君努力光竹素，天子可使塵長蒙? 君不見夷門山頭虎復龍，向來佳氣元葱葱。28 這首詩道出陳與義對高宗繼位四年後仍未平亂的不滿、也對建炎三年冬至四年春 金人再次南侵，而高宗選擇入海逃竄一事發出嚴重的抗議。結末則以舊都汴京佳 氣葱籠來勉勵高宗能赦宥過罪、起用賢臣良將，早日光復中原。 由以上幾首詩可看出陳與義對這驚天動地的災難之成因雖未作全面精細的 描繪，但卻能把握其「夷狄相攻」策略之錯誤與權臣之傾軋等遠因與近因，再 加上亂事發生時任命將領的不當，為此一亂事勾勒出簡單卻傳神的輪廓。而他 對亂起後朝廷的舉措也作出了個人的評判:欽宗的改革措施受到稱贊，而高宗的 畏敵與其部屬的怠忽職守也受到嚴厲的抨擊。而這些意見反映了陳與義對整個 國家情勢的關心與了解，他的評論植基於理性的分析，而未流於情緒化的書 寫。 而他的感情則表現在對徽、欽二宗的懸念，〈有感再賦〉29便以今昔對照的 手法表達了這樣的忠君之情: 憶昔甲辰重九日，天恩曾與宴城東。 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 「甲辰」指徽宗宣和六年(1124)，「時以復燕、雲，赦天下，大饗明堂」30，而陳 與義曾在當時寫過〈九日宜春苑午憩幕中聽大光誦朱迪功詩〉31，其上聯為「酒 酣耳熱不能歌，奈此一川黃花何!」，所以〈有感再賦〉的「黃花」便別具深意。 陳與義寫此詩時在鄧州，時汴京已失守，徽、欽二帝被擄至北方，想要折得宜春 苑(為北宋時的御花園)的菊花為君王祝壽的心願是註定不能達成的。 然而宋廷的中興作為終究讓陳與義感到失望，他在建炎四年(1130)春寫的〈傷 春〉32 一詩開頭便說「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所幸他還在向子堙的 28〈雷雨行〉為建炎四年(1130)五月所作，《校箋》頁 698。 29《校箋》頁 484。 30《校箋》頁 485 註 1，為白敦仁之意見。 31《校箋》卷一二，頁 341。 32《校箋》頁 713。
身上看到了一些將領應具備的忠勇之氣--「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回到寫於近四年前(靖康元年-1126)的〈鄧州西軒書事其九〉33，我們就不難了解 陳與義對能參佐政事、英勇抗戰的賢臣良將，尤其是作為領導者的君主之聖明有 多麼深切的盼望啊! 范公深憂天下日，仁祖愛民全盛年。 遺廟只今香火冷，時時風葉一騷然。 而〈劉大資挽詞兩首〉34 則歌頌了義不受辱、自經殉國的劉韐: 天柱欹傾日，堂堂墮虜圍。遂聞王蠋死，不見華元歸。 一代名超古，千年淚染衣。當時如有繼，猶足變危機。 一死公餘事，由來虜亦人。始知臨難日，猶有不欺臣。 河洛傾遺憤，英雄歎後塵。煌煌中興業，公合冠麒麟。 劉韐死於靖康二年(812)，陳與義的挽詞可能是事後「追悼之作」35，他以為如果 在金人滅北宋之時能有像劉韐這樣不畏強權、勇於犧牲的人繼起不輟，可能還可 以力挽狂瀾、使北宋免於滅亡的命運。還有，正因為宋朝有這樣不肯就範的忠臣， 也讓金人知道何謂民族的尊嚴、知識分子的風骨。最末後說，如果中興偉業能夠 成功，要圖畫有功之臣於麒麟閣時，那麼劉韐應居其首。 紹興元年(1131)寫於廣州的〈雨中再賦海山樓〉則對國家缺乏勇士發出沈痛 的感慨: 「滅胡猛士今安有？非復當年單父臺。」36 從前面所引的「中興天子要 人才」與這裡的「滅胡猛士今安有」皆可看到陳與義對扶衰起弊、振興國勢的主 要意見為延覽、培養人才，事實上在紹興二年他任中書舍人兼侍講一職之時，他 也對皇上提供了擇才之具體做法37 。 33《校箋》頁 425。他拈出范仲淹的原因是他的「深憂天下」，宋仁宗則是「愛民」，所以也可 以說他認為北宋最後落到如此地步是因為沒有像范仲淹一樣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的大臣，而帝王更缺乏愛民之心。 34《校箋》頁 811。 35《校箋》頁 812，白敦仁的意見。 36《校箋》頁 768。杜甫〈昔遊〉「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 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杜詩鏡銓》(台北巿：藝文印書館， 民 67 年)，卷 14，頁 994。陳與義所謂的「當年單父臺」即指杜甫詩中所說的四海昇平、將士 用命的全盛時期，用以對照今日之「國無人」。 37《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60「紹興二年十一月乙丑，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言:『臣竊見陛下 憂勤庶政，日昃不食。臣嘗深思政治之要，不過擇人，欲無遺才，不若素察。陛下垂意黎庶，
(二)判定靖康之難的意義及提出解決之道 對於靖康之難這樣可的亂事，一般人鮮少能從中發現它的正面價值者，但陳 與義卻能賦予它積極的意義，〈鄧州西軒書事十首其五〉38 : 皇家卜年過周曆，變故未必非天仁。 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胡鋒作爭臣。 此詩首句先聲明他對宋朝國祚的信心，認為宋朝能夠像周代一樣超過原先卜測所 得之年39，所以他把靖康亂事當成是老天爺基於仁愛之心所給予的一次教訓，「欲 止其亂」40也。基於這樣的想法，他接下去申論--宣和二年在睦州起事的方臘並 未完成上述的任務，因此要靠宣和七年金人的南侵來讓宋廷知過並徹底改過。他 把金人之入寇視為正直的臣子對君主的直言規諫41，是非常特別的觀點，由此也 可以看到陳與義在戰亂初起時的樂觀態度。不過當這場亂事並未如他原先所想的 那樣在短期內平復時，陳與義也借用「天意」來陳述他自己的看法:「皇天豈無 悔禍意?君子慎惜經綸時」42，他認為原來老天爺只想給宋廷一點教訓，希望他 們能知過而改、勵志圖強，沒想到出手太重，以致無法收拾，所以現在老天也頗 不為不切，而近郡之守，或一歲之間乃至數易。選擇在廷之臣按察諸路，猶或失之，至於改命。 皆以見在人材寡少故也。若稍修臺省寺之缺，悉召天下之材，繫之朝廷，詳試以攷其能，還觀 以究其蘊，緩急任使，豈憂乏人?或謂大農之費不可增，則今州縣添差之官豈不食於民力，而 於此顧惜之乎?自古急於人材之代，必有收訪之術。今之士大夫雖更數年夷狄盜賊之禍，而流 落堙晦，散在諸路，尚多有之。其不願從仕者少，而困於無津、不能自達者多。若使諸郡每一 季或半年以里居不仕及流寓之人並列姓名爵里以聞，則披籍一覽，可已盡知矣。』詔諸路州軍 如所陳，開具尚書省。」轉引自《校箋》頁 974。 38《校箋》頁 410。 39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民 71 年 4 月再版)，頁 672-3。 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意思是說，周成王遷都雒邑 之時，卜問有周一代所傳之世與所得之年，後來周之國祚長於原先占卜所得，故《漢書．諸侯 王表》云「周過其曆」。 40《荀子集釋》〈榮辱〉「夫起於變故，成於修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 77 年 10 月)，頁 65。點校本引《增注》「董仲舒策，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 心之仁愛人者，而欲止其亂也。」見《校箋》引，頁 411。 41《荀子集釋》〈子道〉「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 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同註 40，頁 653。《漢書．蕭望之傳》「朝 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台北：史學出版社，民 63 年 5 月)，卷 78，頁 3274。 42《校箋》頁 559〈居夷行〉。
覺懊悔，而宋室君臣正應趁此機會加緊努力、規畫治理之事。 陳與義對平治世亂所提出的解決之道自有其積極意味。例如，建炎四年(1130) 初寫的〈觀雨〉一詩末二句為「不嫌屋漏無乾處，正要羣龍洗甲兵」43 ，用杜甫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一句「床頭屋漏無乾處」來指涉此詩的精神--即不管 個人有多困窮，仍舊傾全力關懷其他與我同病堪憐的士人。簡齋之意是只要能平 息戰事、重新過著和平的日子，個人的貧乏乖蹇並不足慮，這也就是捨棄小我、 成全大我的高貴情操。 寫於同年年底的〈遊秦巖〉先把秦巖寫成「仙鄉」，之後筆鋒一轉，談到安 史之亂時唐肅宗即位於靈武，開始興復之業，而元結所寫的〈大唐中興頌〉也被 刻於湘江之浯溪石崖，炳耀千古--「靈武唐業開，湘濱耀文章」。繼而說到四皓 當年因秦政暴虐，「乃退入藍田山…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44 (「望 夷秦政壞，嶺底畏禍殃」)。在歌頌了唐朝中興的事蹟(其實是寄望南宋朝廷能光 復失土)與四皓之遯隱深山後，陳與義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隱顯非士意，安危存 國綱」，他認為要歸隱或用世的抉擇並非知識分子真正應該關懷的事情，他們在 意的是在國勢危急的時候能挺身而出、維護國家社會的秩序與規律。很明顯的 ，這裡的「安危」是指靖康之難後宋朝所面對的嚴峻形勢。 然而五年後陳與義在發抒他個人的意見時語氣上顯得更為平和，而其內涵則 多了一份哲學的深度與雍容的意味:「備物以養已，更用干與戈。」45 「備物」用 《左傳》之典故: (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榖， 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46 「備物」在這裡指祭祀所用的器物，但要舉行「備物之饗」的前提是其文事足以 彰顯其德，武功足令姦佞不法畏怖恐懼，簡而言之便是國政修明、四海昇平。「養 己」是修養自己。簡單地說，這兩句是說如果能做到文武皆修又能涵養自身的品 德，就不需要訴諸武力了。 陳與義對北伐的主張是以和議為優先，但也不排除用兵的準備47 。但在他的 43〈觀雨〉《校箋》頁 721，此詩寫於建炎四年(1130)，時年 41。 44皇甫謐《高士傳》(台北巿：台灣中華書局，民 61 年 4 月)，卷中，頁七 a-b。 45《校箋》頁 819。全詩為〈小閣晚望〉「澤國後易變，孟冬乃微和。解襟憑小閣，日暮歸雲多。 蒼蒼散草木，莽莽雜山河。荒野蟲亂鳴，長空鳥時過。萬象各無待，為人顧紛羅。備物以養 己，更用干與戈。天風吹我來，衣袂生微波。幽懷眇無寄，蕭瑟起悲歌。」 4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民 71 年 4 月再版)，頁 482-3。 47同註 2《宋史》〈陳與義傳〉。「(紹興)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 振紀綱。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
詩篇中並未談及此一看法。 (三)對金人的批判及避居南方的觀感 靖康之難的發生，北宋朝政的腐敗固然應加撻伐，但南侵的金人也是宋人所 敵視、仇恨的對象。面對著這樣的時代巨變，陳與義又如何看待金人以及靖康之 難呢? 首先，他延續歷來視北方異族為「犬羊」的傳統48 ，把金人看作等級低於人 類的動物：〈雷雨行〉稱「自古美惡周必復，犬羊汝莫窮妖凶」49 ，對敵人喊話， 叫他們為「犬羊」並要「牠們」小心一點，不要肆意逞凶使妖。金人在此不僅是 動物，而且還是邪惡非常的動物。〈傷春〉一詩則贊揚率領君民固守潭州的向子 堙「疲兵敢犯犬羊鋒」50 ，同樣把金人視作「犬羊」。 而在〈劉大資挽詞兩首〉之一的開頭，陳與義把靖康之難京城陷落之時比做 「天柱欹傾日」51 ，用共工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的神話故事來喻示這 個事件對宋朝君民所造成的巨大打擊與嚴重傷害，人所以立於天地之間的安全感 至此遭到無情的摧毁，怎不令人驚恐懼怕?52 對詩人來說，靖康之難後宋室所能掌握的半壁江山永遠意味著失落、不全、 邊緣，是文化低落的地方。〈渡江〉53以方隅和中原對舉，雖然以實際的生活經 驗承認了江南的優點、風景的壯麗，但總掩飾不了那深沈的、對故國的懷念之情： 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搖檝天平渡，迎人樹欲來。 雨餘吳岫立，日照海門開。雖異中原險，方隅亦壯哉。 〈贈漳州守綦叔厚〉54 則形容自己由去陳留、過湖南、經廣東至入閩的行程為「過 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 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頁 5394。 48蕭統編《昭明文選》劉越石〈勸進表〉「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台北 巿：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3 月)，冊 6，頁 2874。 49《校箋》頁 698。 50《校箋》頁 713。 51《校箋》頁 811。 52《列子．湯問》「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鰲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 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 潦歸焉。」莊萬壽註譯《新譯列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民 68 年 1 月)，頁 153。 53《校箋》頁 797。 54《校箋》頁 774。
盡蠻荒」，和衣冠風流的中原比較起來，這些地方一直是偏遠落後之地。〈居夷行〉 「遭亂始知承平樂，居夷更覺中原好」55 也是將中原與夷對舉，並作出結論說住 在中原比在夷地好，雖然提出這個結論的原因包括了陳與義是因走避戰禍故生活 艱辛，但使用「夷」這個傳統上用來蔑稱中原以外各個民族的字詞，不能說是毫 無貶抑的意思。 然而詩人心目中那盛明風雅的中原也已然消逝，而僅能於記憶中追尋了。 寫於建炎三年(1129)九月的〈粹翁用奇父韻賦九日與義同賦兼呈奇父〉56 依序提及 詩人在前年、去年、今年在流離途中的各個地點所度過的重陽節，並提出能與好 友共度明年重九的願望，之後，陳與義筆鋒一轉，說道「回首望堯雲，中原莽榛 蕪」。「堯雲」指的是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在此 應代指北宋曾有過的太平盛世，就像他深深懷念的「范公深憂天下日，仁祖愛民 全盛年」57 一般，然而詩人回首所望的是不再存在的那個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 時代，他了然於胸的是這個中原如今已是一片荒蕪、雜草叢生、荊棘遍野。
三.結語
陳與義面對一連串的亂事時，展現了一種相當特殊的傾向，那就是盡量以積 極的態度來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況，而將亂離視為難得的學習機會。例如，他認為 亂離為他提供了旅遊名山勝水、開拓視野的機會；而逃難南方的經歷也增進了他 的詩歌藝術，增加他對天理運行的認識。我們不能否認，靖康之難對陳與義所造 成的傷痛，使他備嘗流離失所、思鄉念親的苦澀滋味，有時候為了避免這些刻骨 的哀慟與激憤，他也會採取一種遠隔的、旁觀者的冷漠態度，將其視為夢幻。 此外，在與杜甫描寫安史之亂的詩篇作比較時，更能雙向凸顯二者的特色： 55《校箋》頁 559。 56《校箋》頁 626。全詩為「安穩輕節序，艱難惜歡娛。先生守苜蓿，朝事誇茱茰。前年鄧州城， 風雨傾客居，何常疎麴生，麴生自我疎。豈無登高地，送目與雲俱。門生及兒子，勸我升籃 輿。出門復入門，戈斾填街衢。去年郢州岸，孤橶對壞郛。莫招大夫魂，誰攬使君鬚。獨題 懷古句，枯硯生明珠。亦復躋荒戍，日暮野踟躕。白衣終不至，眇眇空愁予。今年洞庭上， 九折餘崎嶇。時憑岳陽樓，山川看縈紆。孫兄語蟬連，王丈色敷腴。不用踏庭舞，秋風搖菊 株。樂哉未曾有，是夢其非歟？丈夫各堂堂，坐受世故驅。會須明年節，醉倒還相扶。此花 期復對，勿令墮空虛。明日風景佳，南翔先一鳧。何言知機早，政爾因鱸魚。分襟肺肝熱， 輔事歲月迂。歸來問瓶錫，生理何必餘。相期衡山南，追步凌忽區。回首望堯雲，中原莽榛 蕪。臣豈專愛死，有懷竟不舒。老謀與壯事，兩者慚俱無。 57《校箋》頁 425，〈鄧州西軒書事其九〉。陳試圖保有個人的空間、盡量拉開兵戎之事與個人存在處境的距離，但是杜甫則 自始至終皆傾向於毫無保留的投入，他永遠無法冷卻對國事民生的誠摯關懷，以 致於其詩作老是洋溢著濃重的悲情。另外，杜甫在經歷安史之亂時大量描繪自身 與家人逃難的經過與當時社會各階級所遭受到的具體苦難，使用了極其逼真、大 量提供細節的手法，贏得了「詩史」的美稱。但陳與義則往往以極富詩意、文雅 的語言來陳述個人經歷亂離的感懷，這在二人的同題詩<北征>中表現得非常清 楚。還有，杜甫常常在詩中獻平戎之策或是評論平亂政策的優劣，比較起來，陳 與義的參與程度與批評的火力都遠不及杜甫；但是陳與義對整個形勢的深入了解 與批評，的確展現了過人的見識。他所提出來的解決之道，有些和杜甫相當類似， 有些則大為不同，例如，他在晚期的思索是要「備物以養己」，就已經與宋代理 學的終極思想不無暗合之處，體現了其深層的價值觀。杜甫往往以雄放的筆力、 超現實的想像、沈鬱的預示來凸顯他個人與整個社會對安史之亂及其後的變化的 感受，這也是陳與義較少著力的所在，但陳與義則喜好將自然的美好與人世的戰 亂作對比，以較飄忽的筆法無端插入幾句感慨，和杜甫的厚重沈鬱迥然不同。 參考書目: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民 66.6)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民 66.6)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民 64.10) 元．脫脫等《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6) 明．陳邦贍《宋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 顧宏義《天裂—十二世紀宋金和戰實錄》(上海:上海書店，2000.9) 傅璇琮、孫欽善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 清．厲鶚編《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元．方回《瀛奎律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台北:廣文書局古今詩話叢編本，民 60.9)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 冊，民 72) 傅璇琮《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北京:中華書局，1978.8) 錢鍾書選註《宋詩選註》（台北：木鐸，民 71 年） 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高雄巿: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 年） 許總《宋詩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6) 胡明《南宋詩人論》(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民 79)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劉明華《杜甫研究論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4)
《宋本杜工部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續古逸叢書本，民 46)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漢京文化，1984)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中央輿地，1970) 宋．陳與義《陳與義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1990 年) 鄭騫校箋《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64.10) 白敦仁《陳與義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3.3) 宋．陸游《渭南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五九冊) 宋．楊萬里《誠齋集》(四部叢刊正編第五七、五八冊) 劉明華<唐代詩人「以漢喻唐」的表現手法及政治內涵—以杜甫詩歌為中心>《杜 甫研究學刊》2000 年第 3 期，頁 41-46 房日晰<略論杜論的細節描寫>《唐代文學研究》第 7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8.10)，頁 309-320 曾棗莊<「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論宋人對杜詩的態度>《草堂》 1982 年第 1 期，頁 32-39 周裕鍇<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燈傳—杜甫與江西詩派>《杜甫研究學刊》1990 人 年第 3 期，頁 18-24 張 高 評 < 南 宋 使 金 詩 與 邊 塞 詩 之 轉 折 > 第 二 屆 宋 代 文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2002.8.26-19 南京大學 劉奉先<南宋流亡文學評介>《贛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1999 年)，頁 50-53 宋瑞祥<關於氣節概念的形成>《中州學刊》1987 年第 5 期，頁 121-2 蘇桂寧<論中國古典文學亡國之音的倫理文化精神>《暨南學報》第 17 卷第 1 期 (1985.1)頁 83-89 Edward W. Said、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新店市：立緒，民 88 年) Francois de Fontette 著、王若壁譯《種族歧視》(台北：遠流，1990 年)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布》(台 北：時報文化，民 88 年) Elleke Boehmer 著、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香港：牛津大學，1998 年)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1995 年)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譯《文學批評術語》(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
Ashcorft, Bill,et al.,”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Routledge, 1989).
Barker, Francis, et al., eds.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ory .” (New York: Methuen, 1986)
Bhabha, Homi K.,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Routledge, 1994)
Said, Edwar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Harvard Univ. Press,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