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4 期 第 131-172 頁 2007 年 6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錢穆《論語》學述論
－以治學歷程及方法為主軸
蔡慧崑
∗摘 要
《論語》學是錢穆的學術成就之一，也可以說是錢穆的民族意識與尊孔信念 之具體實踐。錢穆一生尊崇孔子，勤治《論語》，志在衛揚孔子之道，與反傳統 的時代潮流相抗衡，更希望藉此探尋中國不會亡的證據。 錢穆的《論語》學具有「善師法」和「勇創見」的特色，舉凡《論語》文法 的分析、文本的釐訂、章句的注解和人事的考辨，既有前賢啟發，亦不乏其獨見 創獲之處。此外，錢穆的《論語》學是伴隨著近世諸子學研究而進行的，他為孔 子的歷史定位與先秦的學術源流之研究注入了不一樣的思維。 錢穆研讀《論語》，考據、辭章、義理並重，兼用會通與分讀之法。不僅綰 合人事，闡發人道精神，更勉勵人們在日常生活的躬行實踐中體悟《論語》的思 想內涵。 關鍵詞：錢穆、論語學、孔子、論語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壹、前言
國史大師錢穆（1895-1990）一生著作等身，而孔子（551B.C- 479B.C）其人， 《論語》其書，或為撰述重心，或為旁及徵引，在《錢賓四先生全集》的字裡行 間屢屢可見。錢穆不僅時常提到孔子與《論語》，同時也對其推崇備至，孔子與 《論語》儼然成為他生命中恆久不變的學術信仰。 有感於此，本文乃將錢穆的《論語》學視為一研究主題，並以錢穆治《論語》 之歷程及方法為述論主軸，俾能對錢穆尊孔子、重《論語》的思想內涵有較為深 刻的瞭解。錢穆《論語》學的形成過程受到何種助力的驅動、啟發，使他能積極 地邁向成學之路？錢穆《論語》學有那些主要著作？顯示出什麼樣的學術特色和 時代意義？錢穆《論語》學的治學方法又為何？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課題。 瞭解錢穆《論語》學的治學歷程，實有助於體認孔子與《論語》的重要性， 有利於《論語》之研讀。倘若我們嘗試以錢穆所揭示的方法來治《論語》，在學 識和人格修養上亦當能有一番精進。貳、錢穆《論語》學的精神基礎
錢穆幼年即萌發民族意識，其後轉化為學術熱誠，驅動他探討中國傳統歷史 與文化的相關問題，進而勤治《論語》。再者，錢穆一生尊崇孔子，重視《論語》， 形成堅定的學術信念，對其研讀《論語》而言，實有強大的鼓舞作用。換言之， 民族意識與尊孔信念二者相輔相成，皆是錢穆治《論語》的歷程中極為重要的精 神基礎。一、民族意識
錢穆幼年特別喜歡誦讀父親窗課中的文章，〈岳武穆班師賦〉一篇對其影響 尤深，錢穆曾說：「余自幼即知民族觀念，又特重忠義，蓋淵源於此。」1後來 他進果育新式小學就讀，有體操老師錢伯圭，曾經遊學上海，為革命黨人，他對 錢穆的民族意識亦有啟發。錢穆回憶錢伯圭和他的應對說： 一日，攬余手，問余：「聞汝能讀《三國演義》，然否？」余答：「然。」 伯圭師謂：「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 1 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1 冊（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98 年），頁 9。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 們。」余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 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 此一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問題，如巨 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 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 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伯圭師隨又告余：「汝知今天我們的皇 帝不是中國人嗎？」余驟聞，大驚訝，云：「不知。」歸，詢之先父。 先父云：「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你 看街上店舖有滿漢云云字樣，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觀念，同情 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師啟之。2 錢伯圭的一席話對錢穆造成極大的震撼，經由他的引導，錢穆開始對中國歷史的 出路以及中西文化的優劣有所體認，並逐漸發展成為他往後學術生涯中亟思探究 和解決的問題。同時，錢穆也瞭解到滿漢之別、夷夏之分，民族意識油然滋長， 開始同情革命民主。3 宣統二年（1910），錢穆讀到梁啟超（1873-1929）〈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 民責任〉一文。此文以「明水」、「滄江」二人相互論辯的方式寫成：「明水」 舉出諸多例證，稱中國面臨滅亡的危機；「滄江」則逐條反駁，謂中國殆無滅亡 之理。4二人的問答層層遞進，談到中外的歷史和中國的國民性，而以「明水」 被「滄江」說服告終。梁啟超藉「滄江」之口強調：「吾國人苟非發憤自亡，則 他人殆無能亡我者。」5認為中國存亡之關鍵在於國民能否自覺並振興中國的國 2 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35-36。 3 謝振賢即指出，錢穆在果育小學「第一種接觸的新思想是革命思潮」。參見謝振賢，《思想界 的邊緣人：早年錢穆治學的心路歷程（1895-1939）》（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年），頁 21。 4 「明水」與「滄江」論辯之例如：明水曰：「今列強耽耽謀我，我之所以自衛者，殆窮於術， 此亡徵之最顯著者也。」滄江曰：「斯固然也。雖然，國與國並立於大地，狡焉思啟，誰則蔑 有？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外患非有國之公患也。且子不見乎普魯士之初建 國乎，七年戰爭之役，五六強協而謀之，其險象視我今日何如者？不見乎百年前之法蘭西乎， 大革命起，全歐伐罪之師壓四境，及拿破侖既敗，而列強會於維也納，各磨刀霍霍以向之，其 險象視我今日又何如者？又不見未統一以前之意大利乎，以華離破碎之數十都巿，分隸於數強 國，不度德量力而思與抗，其險象視我又何如者？由此言之，外患非有國之公患，視國人所以 因應之者何如耳。且以土耳其之孱，歐洲列強視為投地之骨者垂五十年，至今巋然尚存。波斯 之遇英俄也亦然。即彼新亡之朝鮮，自三四十年前，久已不國，然且擁虛號歷二君，直至去歲， 然後君為奴而社為屋。夫亡一國若斯之難也，吾子亦能言其故乎？」參見梁啟超，〈中國前途 之希望與國民責任〉，《飲冰室文集》第 10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卷 26，頁 1-2。 5 見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飲冰室文集》第 10 冊，卷 26，頁 2。
風民氣而已。6余英時（1930-）曾指出：「錢先生自能獨立思考以來，便為一個 最大的問題所困擾，即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他在新亞書院多次向我們同學講 演，都提到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曾在他少年的心靈上激起巨大的震動。…… 一九一０年，錢先生才十六歲，他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識至遲已萌芽於此 時，也許還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7可見梁啟超所揭示的「中國不亡論」對錢 穆的民族意識產生重大的影響。 錢穆在孩提之時便常聽人說中國快要滅亡、快要被西方列強瓜分之類的話， 當時已感覺到這是中國所面臨的大問題，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引發他的熱烈 迴響是可以理解的。錢穆自道： 我讀了這篇文章，無異如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線光明，刺激我，鼓勵我； 中國還有前途，民族還有將來，我們中國人的人生還有其意義和價 值。……當時，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話可信，但還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話。 因為要能證明梁先生這句「中國不亡」的話，才使我注意到中國的歷 史。我總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國。……對梁先生「中國不亡」這四個 字，開始在我只是一希望，隨後卻變成了信仰。8 錢穆認為，要判斷梁啟超的說法是否正確，只有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觀察才能得到 真切的答案。受梁啟超的影響，錢穆注意到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他對革命的同情 逐漸轉化為對學術的熱誠。中國傳統的歷史與文化，成為他往後數十年治學的重 心，其目的即是要從已往的歷史與文化中尋找中國不會亡的證據。9梁啟超的「中 6 誠如「滄江」之言曰：「今此國民者，我國家所恃之以改造政府者也，所恃之以捍禦強鄰者也， 奈何日以頹喪之語衰竭其氣？人之為道也，必自覺前途有希望，然後進取之心乃油然而生，否 則一墮而永不能復振矣。執一人而語之曰：『汝於此數月內必死。』其人不信吾言則已，苟信 吾言，則必萬事一齊放倒，惟排日婾樂，以待死期之至耳。今中國人心風俗日趨偷窳敗壞，何 一非由人人橫一中國必亡之心有以召之者？」由此推知，惟有國民認清中國之處境，且不為亡 國之語所惑，方能振興中國之人心與風俗，對中國前途懷抱希望和進取之心。參見梁啟超，〈中 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飲冰室文集》第 10 冊，卷 26，頁 39。 7 詳見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猶記風吹水上麟—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19。 8 詳見錢穆，《中國歷史精神．前言》，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9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1998 年），頁 1-2。 9 錢穆曾說：「我認為中國不僅不會亡，甚至我堅信我們的民族，還有其更偉大光明的前途。證 據何在呢？我敢說，我這一個判斷，固然是挾著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感的成分，然而並不是純 情感的，乃是經過我長期理智的檢討，而確實有其客觀的證據的。這證據便是中國已往的歷史。」 參見錢穆，《中國歷史精神．前言》，頁 2。余英時亦云：「梁啟超這篇文字在當時激動了無 數中國青少年的國家民族的情感。後來我讀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時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 學夜讀這篇兩萬四千字的長文，至於欲罷不能而熱淚長流。但是錢先生和大多數青少年讀者不 同，他讀了此文之後沒有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轉入了歷史的研究。他深深為梁啟超的歷史 論證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求中國不會亡的根據。錢先生以下八十年的歷史研究
國不亡論」對錢穆而言，不僅是他樂觀看待中國前途的一線希望，亦是他學術生 涯的依傍和信仰。 此外，錢穆曾談及他個人與國難的關係說： 余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 年迄於今茲，從未後人。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 中來。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日本之 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民國元年， 我即在鄉村小學教書。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 勵，受國難之指導。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 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10 錢穆的一生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息息相關，和國難如此貼近生命歷程，使 錢穆的生命史猶如中國的近代史，他體認到自己是一個苦難時代的見證者，是與 國家民族一起成長、共同患難之人。這種自覺，激勵錢穆自少至老都秉持著一種 愛國熱忱，對國家民族乃至世道人心懷有深切的使命感，由此，更顯示出他尋求 中國不會亡的證據之用心良苦。11 基於堅信中國不會亡的民族情感，錢穆認為：「欲明吾中華民族之傳統文化， 則儒學為其中心，而孔子則為集儒學大成之至聖先師。」，12又指出：「治孔學 重《論語》，不失為是一條活路。」13因此，他決定勤治《論語》，試圖以此做 為詮釋歷史、闡揚傳統文化的試金石，並從中尋繹中國不會亡的道理。我們可以 說，錢穆的民族意識，亦即一種文化憂患意識，是他勤治《論語》的歷程中與日 俱增的動力。 也可以說全是為此一念所驅使。」參見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猶記 風吹水上麟—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 19。 10見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序》，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8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1998 年），序頁 3-4。 11 陳勇即指出：「錢穆是一位學者，但他並不是一位純粹地埋首書齋的學者，他的學問並不是與 世無關，自拉自唱的孤芳自賞，而是具有強烈的經世意識和以天下為使命的責任感。他對中國 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強烈關注，正是由於國家民族危亡的迫切性和危機感所引發的。錢穆的一 生，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相終始，所以他的治學，蘊含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 情。」參見陳勇，《錢穆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60。 12見錢穆，〈中國教育思想史大綱〉，《中國史學發微》，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2 冊（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291。 13見錢穆，〈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學籥》，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4 冊（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33。
二、尊孔信念
錢穆七歲入私塾讀書，「首先即對孔子神位行膜拜禮」。14他在北京大學任 教期間，與學生同遊孔林，亦曾「囑諸生必行三鞠躬敬禮」。15由私塾誦讀《論 語》開始，到後來由文學轉而服膺孔、孟儒學，16錢穆一向好讀《論語》，使他 對孔子的言行與思想甚為熟稔，益加推崇。他晚年回憶說：「我自幼讀書先讀《論 語》，直到今天，《論語》是我常常要翻看的書。我一輩子讀書，還沒有像對《論 語》這樣用功的書。……孔子是個『聖人』，孔子的道理在那裡？在《論語》。」 17又說：「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為學。自問我一生內心只是尊崇孔 子，但亦只從《論語》所言學做人之道。……我腦子裡心嚮往之的，可說只在孔 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從《論語》學孔子為人千萬中之一二而已。」18在在顯露 出尊孔子、重《論語》的信念。質言之，錢穆幼年即有衛揚孔道之心；19抗戰前 夕仍潛心古籍，以孔子之道為教；20晚年病中還掛念著孔子其人和國家之前途。 21 在錢穆的心目中，孔子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家、哲學家、文學家、政治家或教 育家。22換言之，他不用西方所謂的專家觀念來理解孔子。錢穆認為，孔子是「中 14見錢穆，〈中國之師道〉，《文化與教育》，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1 冊（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352。 15 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205。 16 錢穆曾說：「余之讀書，最先從韓柳古文唐宋八家入門，隨即有意於孔孟儒學，又涉及古今史 籍。」參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91。 17詳見錢穆，〈素書樓經學大要第二十六講〉，《講堂遺錄》，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2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794。 18 詳見錢穆，〈九十三歲答某雜誌問〉，《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471-472。 19 錢穆曾說：「余不自揆，自幼為學，亦竊有意於好古守舊衛道，對當前國人，好新好變，惟務 於對傳統文化努力作翻案之風氣，投反對之一票。於六十年來之反孔批孔，曾著有《孔子傳》、 《論語新解》。」參見錢穆，〈李著岳飛史蹟考跋〉，《素書樓餘瀋》，收入《錢賓四先生全 集》第 5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71。 20錢穆曾自遣說：「及余四十左右，乃讀魯迅之新文學，如〈阿 Q 正傳〉。自念余為一教書匠， 身居當時北平危城中，中日戰爭，如弦上箭，一觸即發，而猶能潛心中國古籍，以孔老二之道 為教，若尚有無限希望在後，此正一種阿 Q 精神也。」參見錢穆，〈漫談新舊文學〉，《中 國文學論叢》，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5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241。 21錢穆〈雙溪閒吟三十五首之二十〉云：「病起孔誕近，病瘥國慶前，中華與孔聖，盤旋著心田。」 此詩為民國 63-67 年間所作，可明其晚年尊孔之志。參見錢穆，《素書樓餘瀋》，頁 525。 22錢穆此說屢見。如云：「以近代觀念來言孔子，孔子既非一西方式之哲學家，亦非一西方式之 史學家，又非一西方式之政治家，乃又非一西方式之教育家。」參見錢穆，〈中國教育思想史 大綱〉，《中國史學發微》，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2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8 年），頁 291。如曰：「孔子既不是一位哲學家，也不是一位在某一方面特別見長的專門 學者，又不是一位社會改革家，或是一位宗教家、大教主，同時也不能只稱為是一位教育家。國之至聖先師，文化傳統一大宗師」，23「其在社會之地位，尤高出歷代各朝君 主之上」，24「其地位意義價值，乃若更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古代 諸聖人之上」，25比起西方的耶穌、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或猶有過之。26錢穆屢 屢提及，「孔子可謂中國文化傳統中最具代表性的第一人」，27「孔子實不啻為 五千年來中國文化傳統中堅、最高一代表」，28「他是中國思想史上有最高領導 地位的人」，29「孔子之學，實繼以往歷史來，亦可謂乃集中國以往歷史文化之 大成」。30在錢穆看來：「孔子是中國人具體一縮影。懂得了孔子，自會懂得中 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31因此，「要尊重中國文化，就 該尊重孔子」。32 以上種種認知顯示，對錢穆而言，孔子儼然成為一種文化認同的象徵，甚至 是一種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與核心價值。戴師景賢（1951-）曾說：「當歷史研 究成為一種『敘述』時，錢先生係將創造歷史遠景之真正動力，歸結於各種表現 程度不同之所謂『中國人』。亦即：中國歷史乃是由中國人所創造出之一部歷史。 此所謂理想意義之『中國人』，其意義的核心價值，以及充實價值之方式，並不 能僅止說明為是儒家的，而應更正確底說明為乃由孔子義理所導引而充實，並依 孔子之理想為評判之標準。錢先生不逕以中國義理價值之核心為出於廣泛義之儒 因今天我們所謂的『教育家』，涵義仍與孔子人格有些不相稱。」參見錢穆，〈孔道要旨〉， 《新亞遺鐸》，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0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72。又強調從東方傳統文化體系中來認識孔子：「既不能認為是一宗教家，或科學家，亦不 能認為是一哲學家或文學家，亦不能認為是一教育家或政治家。一有此等專家分別，即與東方 文化傳統精神有隔膜而不親切。」參見錢穆，〈現代對退溪學之再認識〉，《中國學術思想史 論叢（四）》，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1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509。 23 見錢穆，〈廣與深〉，《晚學盲言（下）》，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9 冊（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498。 24見錢穆，〈再論中國社會演變〉，《國史新論》，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0 冊（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63。 25 見錢穆，〈天性與學問〉，《文化學大義》，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7 冊（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217。 26錢穆此說屢見。如云：「孔子，中國人。其生前既不自尊為教主，其身後亦無教會傳道組織。 故中國儒家並非一宗教。但孔子地位實堪與釋迦、耶穌、穆罕默德三人相比，或猶超而上之。」 參見錢穆，〈孔子誕辰紀念辭〉，《孔子與論語》，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 冊（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29。如曰：「中國之孔子，其地位，其意義與價值，乃尤 當遠在西方宗教主耶穌之上。」參見錢穆，〈中國之師道〉，《文化與教育》，頁 353。 27見錢穆，〈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之師道〉，《文化與教育》，頁 315。 28見錢穆，〈中國教育思想史大綱〉，《中國史學發微》，頁 257。 29見錢穆，《中國思想史》，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4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7。 30 見錢穆，〈中國教育思想史大綱〉，《中國史學發微》，頁 261。 31見錢穆，〈民族自信心與尊孔〉，《孔子與論語》，頁 413。 32見錢穆，〈孔誕與校慶講詞〉，《新亞遺鐸》，頁 371。
學，而必說明為乃出自孔子。」33據此，則錢穆以孔子為價值判斷之準則，反映 出孔子在錢穆心中的崇高地位。 錢穆生平不僅極尊崇孔子，而且很重視《論語》，時常提倡《論語》一書的 重要性，勸人研讀《論語》。他曾說：「我想《論語》還應該是我們今天人人必 讀的一部書，倘使要找一部比《論語》更重要，可以用來了解中國文化，又是人 人可讀的，我想這不容易。……我們要了解一些中國文化，我想至少該看看《論 語》。」34向新亞書院的學生講演時更提到：「《論語》可說是中國人的聖經， 是東方民族的聖經。現在希望大家回去以後，能去讀這部寶貴的書，可以從《論 語》中，得到寶貴的教訓與啟示。」35他重視《論語》、勸人讀《論語》之心意 由此可見一斑。錢穆又指出《論語》「是百家言中最早一部」，36以為：「中國 最古的散文小品，應可遠溯自《論語》。」37可知此書兼具哲學與文學之價值。 此外，錢穆強調：「關心孔子，則必連帶關心及於《論語》之一書。」38又說： 「且從頭讀一部《論語》，也自會懂得孔子。」39恰能反映他尊孔與重《論語》 之間的因果關係。孔子與《論語》在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中具有極重要的地位和 意義，而錢穆一生對孔子的尊崇，對《論語》的重視，亦可謂無以復加。 民國七年（1918），五四新文化運動甚囂塵上之際，反傳統思潮40排山倒海 而來，國人競務西化，求新求變，反守舊、反保守，進而否定中國傳統的歷史與 文化。許多學者主張打倒「孔家店」，搥碎、燒去「孔丘的招牌」，41批判封建、 專制與禮教吃人；42提倡新文學，詆毀舊文學；43甚至研議廢除漢字，44著意要將 33見戴師景賢，〈論錢賓四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形成與其內涵〉，收入《臺大歷史學報》 第 26 期（2000 年 12 月），頁 43-44。 34 詳見錢穆，〈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幾部書〉，《中國文化叢談》，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 第 44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225-226。 35見錢穆，〈孔子誕辰紀念講詞〉，《新亞遺鐸》，頁 137-138。 36見錢穆，〈綜論東漢到隋的史學演進〉，《中國史學名著》，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64。 37 見錢穆，〈中國文學中的散文小品〉，《中國文學論叢》，頁 92。 38 見錢穆，〈孔子論語與中國文化傳統〉，《孔子與論語》，頁 185。 39 見錢穆，〈民族自信心與尊孔〉，《孔子與論語》，頁 413。 40 陳麗惠指出，「反傳統思潮」可大致分為兩大系統：「一種是由康南海引發的『疑古史觀』， 他主要是從傳統中挖掘資源，促成反傳統思潮的產生。……另一種則是以胡適為代表，胡適援 用西方文化，藉此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參見陳麗惠，《反傳統思潮的批判與超越—錢穆史 學思想的形成（1930-1940）》（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139。 41胡適在〈吳虞文錄序〉一文中即指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 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並推崇吳虞為「四川省隻手 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參見吳虞，《吳虞文錄》，收入《民國叢書》第 2 編第 96 冊（上海： 上海書店，1990 年），卷上，序頁 6-7。 42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即云：「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 道德也。」參見陳獨秀，《獨秀文存》，收入《民國叢書》第 1 編第 92 冊（上海：上海書店， 1989 年），卷 1，頁 121。吳虞〈吃人與禮教〉一文亦曰：「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
一切舊傳統掃蕩殆盡。對反傳統的人士而言，孔子為一切舊傳統的代表，是中國 落後不得進步的阻力。一時之間，孔子乃淪為各方攻擊的主要對象，《論語》則 淪為備受批評的話柄。45 非孔、批孔的反傳統思潮與錢穆尊孔、重《論語》的信念大相逕庭，形成強 烈的對比。當時（1918）在江南鄉間小學任教的錢穆，已逐月看《新青年雜誌》， 對反傳統思潮之坐大有所瞭解，他的反應是：「竊就日常所潛研默體者繩之，每 怪其持論之偏激，立言之輕狂。益自奮勵，不為所動。」46自言：「新思想新潮 流坌至湧來。而余已決心重溫舊書，乃不為時代潮流挾捲而去。」47誠然，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潮流不僅沒有將錢穆挾捲而去，反而激起錢穆對中國傳統歷史 與文化的危機感和使命感，同時也強化了他衛揚孔道的決心，錢穆《論語》學的 著作：《論語文解》（1918）和《論語要略》（1925），都是在反傳統思潮激盪 的時勢下寫成的。他重《論語》、勤治《論語》，不無為孔子平反，與反孔、批 孔的時代潮流相抗衡的用意。 民國五十五年（1966）到民國六十五年（1976）間，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 「批孔揚秦」之聲震天價響，大肆破壞歷史與文化，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錢穆有 感於中國傳統深陷艱危的困境，認為：「今天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孔子是一佛， 《論語》是一套法。」48乃將《孔子與論語》（1974）和《孔子傳》（1975）付 梓，並大聲疾呼，希望以弘揚孔子之道，做為復興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的不二法 門。 總而言之，錢穆的民族意識和尊孔信念不僅對他《論語》學的形成具有鼓舞 的作用，同時也為《論語》學提供了「內在的驅動力量」。49在錢穆的認知裡： 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慘酷極了！一部歷史裡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 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了。……甚麼『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 套，來誑騙我們的！」參見吳虞，《吳虞文錄》，卷上，頁 71。 43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一文即將中國傳統文學比之為「冢中枯骨」，目之為「死文學」，或稱 之為「封建文學」、「貴族文學」、「官僚文學」，要求創造所謂屬於民眾的新文藝。參見陳 獨秀，《獨秀文存》，卷 1，頁 135-140。 44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一文認為：「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 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參見錢玄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卷 1，頁 162。 45 錢穆即云：「當時立意要打倒孔家店的人，就都在《論語》裡找話柄。如說：『唯女子與小人 為難養也』，說這是孔子看不起女人。又如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孔子主張愚 民政策。又如『子見南子』，把來編成劇本表演。拿《論語》裡凡可挑剔出毛病的，都找出來。」 參見錢穆，〈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幾部書〉，《中國文化叢談》，頁 225。 46見錢穆，《孔子與論語．序言》，序言頁 5。 47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91。 48見錢穆，〈中國歷史人物〉，《國史新論》，頁 351。 49杜正勝說：「任何大學問家治學都有個內在的驅動力量，錢先生自不例外。《師友雜憶》中錢 先生提到，幼時曾聽一位長輩說天下分合，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錯誤，此後當學西方合了
「不僅中國過去如此，將來的中國，亦必然應該要依照傳統重振學術才有正當的 進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各有他自己的一套傳統文化。看重學術思想之領導， 是我們傳統文化精神之精華所在，這是不能揚棄的。」50錢穆勤治《論語》，在 學術意義上，就是要從中國的典籍之中探尋中國不會亡的證據，此證據也可視為 中國歷史和學術文化的真實反映；而錢穆的民族意識則經由其《論語》學的著作 得以傳達、展現。如此一來，錢穆的《論語》學呈現出一種「人文學術研究之民 族化、中國化」的鮮明特色；51而他的民族意識也與尊孔、重《論語》的信念密 切結合，相輔相成，成為富有文化內涵和歷史意義的精神基礎。
參、錢穆《論語》學的主要著作
研究錢穆的《論語》學，必須對其《論語》學主要著作的性質、內容、撰述 因由、學術意義和影響等，有一番通盤的認識，才能進一步分析錢穆《論語》學 的治學進展和成果。在錢穆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論及孔子與《論語》的文章可 謂多如繁星；至於《論語》學的主要著作則有六部，分別是：《論語文解》（1918）、 《論語要略》（1925）、《先秦諸子繫年》（1935）、《論語新解》（1963）、 《孔子與論語》（1974）、《孔子傳》（1975）。這些著作，是錢穆一生自少至 老研究孔子其人與《論語》其書的心血結晶，可以說是構成錢穆《論語》學思想 內涵的柱石，也成為我們認識錢穆《論語》學重要憑藉。 就不再分，治了就不再亂。錢先生回憶當時聽到這個東西文化優劣得失的問題，如巨雷轟頂， 全心震撼，從此畢生學問與用心，都在這個問題上。錢先生少壯之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高張， 然而錢先生反而尋之古籍，以為主張新文化運動者，於舊文化多認識不真。錢先生日後致力於 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精義的闡發，欲引領國人自歷史求對自我的認識。若由此脈絡尋繹錢先生 著述大旨，則思過半矣。」據此言之，我們可以將民族意識和尊孔信念視為錢穆《論語》學「內 在的驅動力量」。參見杜正勝，〈徘徊於素書樓門墻之外〉，《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 8 期 （2000 年 12 月），頁 123。 50見錢穆，〈九十三歲答某雜誌問〉，《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473。 51諸宗海論錢穆之治學說：「先生治學之另一特點，為中國人文學術研究之民族化、中國化。晚 清以來，特別是『五四』後，西方學術漸浸漬蔓衍于國內。……先生于此卻如中流砥柱，以中 國的學術觀點、思想方法，研究中國的學術文化。……他從典籍中尋歷史之真，以中國學術文 化之實，求中國學術文化之理。他所有的著作，不受西方學術框架所束縛，不受西方思想所左 右，是應所是，非合所非，形成了他人文學研究民族化、中國化的獨特風格。」錢穆《論語》 學恰可體現此一民族化、中國化之風格。參見諸宗海，〈國魂常在 師道常存—為紀念賓四先 生逝世一周年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縣委員會編，《錢穆紀念文集》（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68-69。一、《論語文解》
民國七年（1918），錢穆任教於無錫縣立第四高等小學，不僅教學有方，讀 書精勤，而且在學問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在校教授《論語》課，利用時間詳讀 了馬建忠（1845-1900）所撰之《馬氏文通》，「一字一句按條讀之，不稍疏略」。 52《馬氏文通》出版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是中國第一部以西方文法觀念來 討論中文文法的著作，對當時的中文教學有一定程度的助益。53清末民初，一些 新式學堂的國文教師講授古文之初，往往借助此書為學生奠定實字、虛字和句讀 的基礎。當時身為小學教師的錢穆，教授《論語》課，為求輔助教學，自然也向 《馬氏文通》取經。54 錢穆自言：「念《馬氏文通》詳論字法，可仿其例論句法，即以《論語》為 例。積年遂成《論語文解》一書。」55《論語文解》融合了錢穆《論語》課的教 學心得與《馬氏文通》的撰述形式，全書分明體、達用上下兩篇，凡六章，詳解 起、承、轉、結之理，而專舉《論語》章句為例，以標明文章義法。他在《論語 文解．序例》中說： 此編本此意以成書，重在句與句之相續，而字詞句讀之義法，亦可於 此窺其大要。既以免枯寂無味之病，亦以求應時實用之效。此吾國小 學校教授文法，區區之意，謂當視西人略為變通之處也。《論語》文 簡淡切實，於古籍中較易指講，又為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今學校既無 讀經一科，故本編專引《論語》，俾學者非惟明斯文理致之大要，亦 以稍窺經籍，以資修養之準。56 52 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89。 53 《馬氏文通》由馬良、馬建忠兄弟合撰，馬良為獎掖其弟建忠，故未署名。書首〈例言〉即云： 「觀是書者，稍一凌躐，必至無從領悟。如能自始至終，循序漸進，將逐條詳加體味，不惟執 筆學中國古文詞，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於學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視自來學西文者，蓋事 半功倍矣。」可見此書之益處。參見馬建忠，《馬氏文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冊上，例言頁 1。 54 參見謝振賢，《思想界的邊緣人—早年錢穆治學的心路歷程（1895-1939）》，頁 36-37。又辛 意雲引述錢穆的話說：「馬先生讀英文，覺得中國也有語言上的文法習慣，於是整理古文而寫 《馬氏文通》。我讀了他的作品，覺得可幫助教學，於是反覆熟讀。……讀《馬氏文通》，就 訓練自己一字一字讀，一句一句讀。其實我的興趣是多方面的，《馬氏文通》也提供了我許多 書；我一本書、一本書的讀。」辛意雲，〈錢先生—生命中的導師〉，《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 第 8 期（2000 年 12 月），頁 68-69。 55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89。 56詳見錢穆，《論語文解》，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序例頁 7。《論語文解》模仿《馬氏文通》，變通西方文法觀念，可以說是錢穆治學方法上 的新嘗試。雖然全書著重解析文理；但是，錢穆撰寫此書的用意，卻不應單純只 以《論語》文章義法教學的眼光目之。錢穆著書的主要考量，除了令學者能通曉 文理之外，亦希望經由《論語》的閱讀，使其達到修身之俾益。 《論語文解》一書於民國七年（1918）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 是錢穆生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錢穆治《論語》的第一部專著。誠如嚴耕望 （1916-1996）所言，錢穆「為學善師法，善變化，喜新知，勇創見，而能悉心 追求，每從細小事故中徹悟大道理」，57《論語文解》在體例上模仿《馬氏文通》， 卻嘗試從文章義法來理解《論語》，已可窺見錢穆勇於創新的治學風格之一斑。
二、《論語要略》
民國十二年（1923）秋，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資深教席錢基博（1887-1957） 推薦錢穆到同校任教。依三師的舊例，國文教師必須隨班遞升，從一年級到該班 四年級畢業，再回任一年級。三師又規定，國文教師除國文一科外，每年必須兼 開一門與國學相關的課程。第一年為文字學，第二年為《論語》，第三年為《孟 子》，第四年為國學概論，而且均要自編講義。 民國十三年（1924）秋，錢穆隨班遞升，教授二年級的國文課。錢穆在二年 級兼講《論語》，他自編的講義，後來就撰成《論語要略》一書，民國十四年（1925） 十二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後又編入《四書釋義》（1953）中，與《論語 文解》同是錢穆生平著述之始業。 《論語要略》一書共分六章，首章〈序說〉，第二章為〈孔子之事蹟〉，第 三章為〈孔子之日常生活〉，第四章為〈孔子人格之概觀〉，第五章為〈孔子之 學說〉，第六章為〈孔子之弟子〉，全書對孔子其人與《論語》其書的相關資料， 有精要的彙整和論述。 《論語要略》首章〈序說〉的體例，主要是根據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一書中的〈論語〉章而來。58〈序說〉章中的前三節分別是〈論語之編輯者及其 年代〉、〈論語之真偽〉、〈論語之內容及其價值〉，文章標題和梁氏之作相同， 論述的內容則模仿梁氏之作而擴充之。〈序說〉第四節為〈論語之讀法及本要略 編纂之體例〉，梁啟超作〈讀論語法〉；〈序說〉第五節為〈論語之注釋書關係 書及本要略參考之材料〉，梁啟超則作〈論語注釋書及關係書〉。這兩節都是以 梁氏之作為藍本，論述內容多承繼梁氏的論點再加以發揮。錢穆回憶說： 57見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8。 58參見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收入《飲冰室專集》第 5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 年），頁 1-6。《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於民國十四年（1925）十一月由北京清華周刊叢書社初 版，《論語要略》則在同年十二月出版，由兩書對照可以推知錢穆當得讀梁氏之書。余自幼年即知有任公姓名，但誤會其乃一歷史人物。年十三，投考中 學回家，獲讀任公文字，始知其尚在人世。年十八，民國元年新春， 讀其〈國風報發刊詞〉，大加崇拜。嗣後，乃於任公文字無不一一細 讀。深恨余初赴北平時，不幸任公已辭世，始終未獲有一面之緣。…… 而余之不獲與任公一面，亦余畢生一遺恨。59 錢穆少年即知細讀梁啟超之著作，對梁氏心存崇拜之意，他撰寫《論語要略》一 書，師法梁啟超的地方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論語要略》關於《論語》編輯者、板本、篇章的疑辨乃至孔子生平 事蹟等命題，有許多看法其實是從清儒崔述（1740-1816）的《洙泗考信錄》、 《洙泗考信餘錄》等書歸納而來。60再從體例上來看，錢穆《論語要略》亦不乏 模仿蟹江義丸（1872-1904）《孔子研究》之處。例如《論語要略》第二章〈孔 子之事蹟〉的一至十二節，61與《孔子研究》第一篇〈孔子之事蹟〉的一至十四 章，62其標題大多相同或近似。錢穆《論語要略》的第一章〈序說〉，則擷取、 融會了蟹江義丸書中所引日本《論語》學者如伊藤仁齋（1627-1705）、荻生徂 徠（1666-1728）、安井息軒（1799-1876）等人的見解，在前賢的基礎上對《論 語》的板本、編輯者和名義續加論述。63諸如此類，《論語要略》書中皆有言明 其說之所本。 《論語要略》與《論語文解》一樣，體現出錢穆「善師法」的治學風格。然 而，錢穆在無錫三師教授《論語》課，尚有其與眾不同之處。據徐鑄成（1907-1991） 描述，錢穆「喜創新，喜突破別人做過的結論，總是要自己想，執著自己見解」， 59 詳見錢穆，〈談當前學風之弊〉，《學籥》，頁 223-224。 60 錢穆曾說：「余五十年前舊著《論語要略》，第一章序說〈論語之編輯者及其年代〉，其中頗 多採崔氏之說。」參見錢穆，〈讀崔述洙泗考信錄〉，《孔子傳》，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 第 4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61。 61 參見錢穆，《論語要略》，編入《四書釋義》，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 冊（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目次頁 3-4。 62錢穆嘗謂：「三師同事中，又有常州府中學堂同班同學郭瑞秋，江陰人，曾遊學日本。其寢室 與余貼相接。書架上多日本書，有林泰輔《周公傳》，蟹江義丸《孔子研究》，余尤喜愛。…… 及為《論語要略》，述孔子事蹟，亦多得益於瑞秋架上之蟹江義丸書。」參見錢穆，《八十憶 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133-134。又云：「時有中學同學郭君，遊學東瀛，與余同事；其案 頭多日文書，余借讀得蟹江義丸《孔子研究》一書，始知《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平歷 年行事多疎誤；自宋迄清，迭有糾彈。」參見錢穆，《孔子與論語．序言》，序言頁 5-6。此 皆錢穆《論語要略》有本於蟹江義丸《孔子研究》之確證。蟹江義丸《孔子研究》一書於 1904 年 7 月即由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初版，錢穆借讀者殆即 1904 年初版之書。1927 年，此書 改版，轉由東京京文社出版，則為現今之通行本。〈孔子之事蹟〉諸標題可參見蟹江義丸，《孔 子研究》（東京：京文社，1927 年），目錄頁 1-2。 63參見蟹江義丸，〈論語的解題〉，《孔子研究》，頁 453-472。
64這種喜好創新、突破的治學風格，與《論語要略》中師法前賢的治學風格，其 實是同時存在而且並行不悖的。錢穆因為早年失學（1912），他在學問上的成就 大抵皆由自修得來；錢穆於著作過程中，一方面很重視呈現他所閱讀到的各家意 見，一方面則有條理、有根據地從中取捨論斷，相當程度地顯示他個人閱歷與學 力的精進，以及他對自己治學見解的堅持和創發。 《論語要略》一書的前身是《論語》的課堂講義，而錢穆教授《論語》的同 時，已甚留意於孔子的生平與思想。《論語要略》所記，都是與孔子其人密切相 關的命題，此書在當時就有另一名稱叫《孔子研究》，「實為作者根據《論語》 為孔子試作新傳之第一書」，65顯示當時的錢穆不但以孔子為教學主軸，其整體 的治學重心亦逐漸轉入諸子學。
三、《先秦諸子繫年》
晚清以來，在歷史與社會條件的深刻變化乃至大規模西風東漸的衝擊下，學 界對先秦諸子學術源流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二十世紀初到五四運動（1919） 前後，由於章太炎（1869-1936）、梁啟超和胡適（1891-1962）等人的大力提倡， 諸子學的研究更是蔚然成風。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一書，就是在這種學術風 尚下產生的。 錢穆《論語要略》一書對孔子的生卒行事多有論述和彙整；值得注意的是， 在《論語要略》出版（1925）之前，錢穆已開始起草《先秦諸子繫年》的部份篇 章。 《先秦諸子繫年．自序》稱： 余草《諸子繫年》，始自民國十二年秋。積四五載，得〈考辨〉百六 十篇，垂三十萬言。一篇之成，或歷旬月，或經寒暑。少者三四易， 多者十餘易，而後稿定。66 《先秦諸子繫年．跋》亦云： 此書草創，在民國十二年之秋。時余始就江蘇省立無錫師範學校講 席，助諸生治《論語》，編《要略》一書。先及孔子生卒行事，為《傳 64見徐鑄成，〈難忘的老師—追念錢賓四先生〉，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縣委員 會編，《錢穆紀念文集》，頁 81。 65見錢穆，《孔子傳．序言》，序言頁 11。 66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自序》，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1998 年），自序頁 21。略》，而別撰其考訂，自藏篋衍，未以示諸生也。明年秋，《論語》 終，又講《孟子》，亦如前例，編《要略》。先為《孟子傳》，考訂 益富。時余治諸子，謂其淵源起於儒，始於孔子，而孔子之學見於《論 語》、《春秋》。《易繫》非孔子書，老子不得在孔子前。既粗發孔 子學術大體於《要略》，又先成〈易傳辨偽〉、〈老子辨偽〉兩篇。 及十三年秋，《論孟要略》既成，始專意治《易》，擬為書三卷，發 明《易》意。謂《易》與《老子》之思想不明，則諸子學之體統不可 說也。……余意治先秦學術，孔、墨、孟、莊、荀、韓諸家，皆有書 可按，惟名家、陰陽家，其思想議論，關係先秦學術系統甚大，而記 載散佚，特為難治。67 錢穆治諸子，由《論語》、《孟子》入手，又治《易》與《老子》，更擴至名家與 陰陽家，延及墨、莊、荀、韓諸子。他明言：「諸子之年世不明，其學術思想之 淵源遞變，亦自無可確說也。」68《先秦諸子繫年》正是一部專門考辨諸子生卒 行事的著作。前此者，錢穆認為，先秦諸子之學源自儒家，而始於孔子；其《論 語要略》一書之著力所在，本為梳理孔子的生平事蹟。當時錢穆已注意到諸子學 的核心議題：孔子與老子（生卒年不詳）年代誰先誰後？由於胡適《中國哲學史 大綱》卷上（1918，後改名為《中國古代哲學史》）提出老子年代先於孔子、先 秦諸子學術源自老子之說；因此，主張先秦學術源自儒家、諸子學始於孔子的錢 穆，亟思提出有力的論證做為回應。 錢穆的《論語要略》在胡適老先於孔的主張提出後不久出版，時值錢穆治《論 語》的開端，雖未針對孔、老年代先後的問題發表議論，但全書體例、內容其實 多本於梁啟超的《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而梁氏曾以《老子》書晚出之論（1918） 反駁胡適的主張，其論點亦為後來錢穆〈老子辨偽〉（1923，後易名為〈關於老 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等文所繼承。69 此外，若由孔、老的學術思想言之，則〈老子辨偽〉已謂：「今按《老子》 書中『道』字，有一主要之涵義，即道乃『萬有之始』，雖天與上帝，從來認為 67詳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跋》，頁 699-700。 68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跋》，頁 700。 69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1918）一文指出：「我很疑心《老子》這部書的著作年 代，是在戰國之末……這樣說來，《老子》這部書，或者身分很晚，到底在莊周前或在其後， 還有商量餘地。果然如此，那麼胡先生所說三百年結的胎，頭一胎養成這位老子，便有點來歷 不明了。」，參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 13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卷 38， 頁 57-59。錢穆嘗撰〈老子辨偽〉（1923 年撰，1930 年易名為〈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 刊布於《燕京學報》第 8 期）、〈再論老子成書年代〉（1933）和〈三論老子成書年代〉（1947） 等文，亦在證成老子書之晚出。參見錢穆，《莊老通辨》，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7 冊（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25-130。
萬物之所從出者，《老子》書亦謂其由『道』所生……今尋孔子《論語》言『道』， 範圍僅指人事，與老子所言道殊不相類。」70稍後《論語要略》書中關於孔子學 說的「論道」一節，更指出：「《論語》中記孔子論及『道』字者甚多。然僅說 『道』字，本與『天道』有辨。」71換言之，錢穆認為，孔子所論乃「人道」， 與老子所論之「天道」有別，而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即以「天道觀念」 來理解老子之「道」。72 《先秦諸子繫年》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全書共分四卷，考辨凡一百六十三篇，主要依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 國年表〉以考辨先秦諸子，上起孔子生年，下逮李斯（？-208 B.C）卒年，前後 歷時二百餘年。書中第一卷即就孔子生平乃至弟子時人的事蹟，博引諸家，詳加 考辨，所得近三十篇。可以說承接了《論語要略》中孔子研究之基礎，並將考辨 重點放在孔子三十四歲到四十一歲之間的行事，因為這是胡適認為孔子問禮於老 子，亦即孔老二人思想交流的可能時間。其中〈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 （1924）一文即指出，孔子根本未見過老子，亦未曾問禮於老子。73足見錢穆有 意將孔子與老子的關係區隔開來，證成老子晚出之事實，而其目的則在強調先秦 諸子學術源流乃起自孔子與儒家。錢穆《國學概論》一書有云：「開諸子之先河 者為孔子。孔子生當東周之衰，貴族階級猶未盡壞，其時所謂『學』者則惟『禮』 耳。……而其時貴族君大夫奢汰之風日甚，上下相僭，既乖舊禮，又多不能從事 學問，身親政務。於是禮日以增，亦日以壞。乃益有需於知禮之士，而儒業大 起。……孔子以平民儒士，出而批評貴族君大夫之生活，欲加以糾正……而自此 開平民講學議政之風，相推相盪，至於戰國之末……所謂諸子學者，雖其議論橫 出，派別紛歧，未可一概，而要為『平民階級之覺醒』，則其精神與孔子為一脈。」 74不僅道出孔子與儒家學術思想興起的背景及其影響，亦相當程度地反映了錢穆 撰寫《論語要略》及《先秦諸子繫年》部分篇章之時，對孔子學術及其歷史定位 的看法。 70詳見錢穆，〈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莊老通辨》，頁 26-27。 71見錢穆，《論語要略》，編入《四書釋義》，頁 106。 72胡適說：「老子的『天地不仁』說……打破了古代天人同類的謬說，立下後來自然哲學的基礎。 打破古代的天人同類說，是老子的天道觀念的消極一方面。再看他的積極的天道論……老子的 最大功勞，在於超出天地萬物之外，別假設一個『道』。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 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又卻是天地萬物的本源。這個道的 作用……並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個『自然』。」參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51-52。 73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5-10。 74詳見錢穆〈先秦諸子〉，《國學概論》，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1998 年），頁 38-45。《國學概論》ㄧ書自民國十五年（1926）即著手編撰，至民國 二十年（1931）五月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由《論語要略》到《先秦諸子繫年》，我們可以發現，錢穆治《論語》，對 孔子生卒行事乃至弟子時人的事蹟進行考辨，不是單獨進行的。在同一時期裡， 錢穆治《論語》，出版《論語要略》，撰寫《先秦諸子繫年》與《國學概論》的 部分篇章；他所思考的問題，則涵蓋先秦諸子的生卒行事。也就是說，錢穆治《論 語》與他治先秦諸子的時間點其實是有所重疊、相繫而行的。他曾說： 吾人發意治學，當於自己有一終身計畫，並於一時代有五十年、一百 年以上之遠大眼光。穆最先寫《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國學 概論》時，胸中早樹立下一規模，此下只是就此充實推廣之。……惟 《諸子繫年》貢獻實大，最為私心所愜。75 由此可見，錢穆對中國傳統學術之研究實存有宏觀的規畫，而且最滿意《先秦諸 子繫年》一書。他詳細考辨孔子生卒行事的初衷，主要是為了論證先秦諸子學術 源流的問題，確立孔子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此一諸子學的研究誘因，同時推 動其《論語》學思想內涵之進展。在學術意義上，這不但是錢穆個人治諸子的正 式起步，對其治《論語》而言也是一大進展。
四、《論語新解》
民國四十一年（1952），錢穆居香港，他創辦新亞書院早期，曾經給學生講 授《論語》課，而且逐章逐句的講解。因為見到當時美國出版的《論語》譯本與 自己所講的內容有許多相異之處，開始打動他為《論語》作新解的念頭。76 錢穆在《論語新解．序》中進一步說明了此書的撰述因由： 《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讀《論語》必 兼讀注。歷代諸儒注釋不絕。最著有三書。一、何晏《集解》，網羅 漢儒舊義。又有皇侃《義疏》，廣輯自魏迄梁諸家。兩書相配，可謂 《論語》古注之淵藪。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學家言，大體具是。 三、劉寶楠《論語正義》，為清代考據家言一結集。何氏《集解》收 入《十三經注疏》中，宋以前人讀《論語》，大率必讀此書。明、清 75詳見錢穆，〈致余英時書〉，《素書樓餘瀋》，頁 413。 76錢穆指出：新亞在桂林街早期，余曾開《論語》一課，逐章逐句講解。沈燕謀偕其一女來旁聽。 燕謀並攜帶美國最新一部《論語》譯本，告余：「聽講後當與此書比讀，遇其有誤解處，逐條 記下，將來作一長函告原譯者，囑其斟酌改定。」待聽了一月，燕謀又告余：「只聽一月，英 譯本出入太多，君所講亦與朱子《集註》有不同，君當另撰一書，以供國人廣泛閱讀。並當譯 作英文本傳之西方。」余遂有意撰寫《新解》。參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339。兩代以朱《注》取士，於是讀《讀語》必兼讀朱《注》，已八百年於 茲。朱《注》不能無誤，清儒考據訓詁之學度越前人，朱《注》誤處 均經發正。而清儒持漢、宋門戶之見過嚴，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 立異，轉復失之者。其所駁正，亦復眾說多歧，未歸一是。又考據家 言，辭煩不殺，讀者視為畏途。故今社會流行，仍以朱《注》為主。 民國以來，閩縣程樹德為《論語集釋》，徵引書目，凡十類六百八十 種。異說紛陳，使讀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歸趨。搜羅廣而別擇未 精，轉為其失。故《論語》雖為一部中國人人必讀書，注《論語》者 雖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則仍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此余之《新解》 所由作也。77 錢穆指出何晏（？-249）《論語集解》、皇侃（488-545）《論語義疏》、朱熹 （1130-1200）《論語集注》、劉寶楠（1791-1855）《論語正義》乃至程樹德 （1877-1944）《論語集釋》諸書在《論語》注釋上的貢獻和價值，亦點明諸書 的侷限或缺失，直言《論語新解》之作，乃為成就「一部人人可讀之注」。他曾 說：「普通讀《論語》，總是讀朱《注》。但朱子《集注》成書，距今已過七百 年，有些我們應該用現時代的語言和觀念來為《論語》作新解，好使人讀了親切 有味，易於體會，此其一。清代漢學盛興，校勘、訓詁、考據各方面，超越前代 甚遠，朱《注》誤處經改正的也不少，我們不應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 改訂朱《注》，亦復異說紛歧，我們應折衷調和以歸一是，此其三。我立意作《新 解》，主要用心，不外此三點。」78由此可知，切合時空環境、折衷異說而求得 確解，正是《論語新解》主要的著作旨趣。 錢穆撰寫《論語新解》之初，原本「刻意想寫一通俗本，用最淺近的白話來 寫，好使初中以上學生人人能讀。」79其後發覺：「欲以通俗之白話，闡釋宏深 之義理，費辭雖多，而情味不洽。又務為淺顯，驟若易明，譬如嚼飯哺人，滋味 既失，營養亦減。」80乃決定改用平易的文言文來為《論語》作新解。不過，因 為當時新亞書院的雜務紛繁，錢穆不得不將《論語新解》的寫作工作暫時擱置， 此一擱置，竟達近十年之久。 民國四十九年（1960），錢穆獲邀前往美國耶魯大學講學半年，他決定利用 課餘閑暇，續寫《論語新解》之舊稿，等寫完全書，再細加改定。經過有效的時 77見錢穆，《論語新解》，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序頁 5-6。 78 見錢穆，〈漫談論語新解〉，《孔子與論語》，頁 95-96。 79見錢穆，〈漫談論語新解〉，《孔子與論語》，頁 96。 80見錢穆，《論語新解．序》，序頁 7。
間安排與個人心力的堅持，錢穆離美前夕，《論語新解》的全稿已初具規模。81 錢穆在耶魯講學期間，曾應哈佛燕京社之請，在哈佛東方學研究所作學術講演， 講題為〈人與學〉，由著名學者楊聯陞（1914-1990）擔任翻譯。當時錢穆已開 始續寫《論語新解》，所以講演內容也多從《論語》一書發揮，時或論及中西為 學之不同。82 錢穆返回香港後，再取《朱子語類》關於《論語》諸卷逐一細看，以決定《論 語新解》初稿內容之修改和取捨。其間，錢穆也將初稿的文字作了一番刪潤。正 逢楊聯陞從哈佛大學來，歸途中經過日本，錢穆請他代購了三部日本學者所著的 《論語》相關書籍。83錢穆說： 我從日本買回來的三部書，第一部是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第二 部是物茂卿的《論語徵》，第三部是安井息軒的《論語集說》。這三 部書，正好代表著日本學者治《論語》學的三階段。東瀛學風，本和 我大陸息息相通。伊藤仁齋的書，篤守程、朱理學家言。物茂卿的書， 則相當於我們自王船山下至毛奇齡與戴東原，有意批駁宋儒，力創新 義。到安井息軒則受清代乾、嘉以下漢學家影響，實事求是，在訓詁 考據上用力，而重返到漢、唐注疏古學上去。我按著三書先後次序， 逐章分看，正如把朱注《論語》下到近代此數百年來中國學術界漢、 宋之爭的舊公案，重新在心頭溫一遍。84 日本學者的三部《論語》相關著作，一主程朱，一主陸王，一遵乾嘉漢學。三書 雖多本中國舊說，但取擇從違各有不同。這三書的見解，錢穆早年在日本學者蟹 江義丸的《孔子研究》一書中即或多或少參閱過。他此時參考三書，所用乃細審 從違之功。半年之後，《論語新解》全稿終於底定。其書體例為：先列原文，次 為《論語》逐字逐句之解釋，再次則綜述一章大旨，最後是《論語》的白話翻譯。 錢穆《論語新解．序》提及他對各家說法取捨之考量： 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新義，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 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然眾說勢難備列。程 氏《集釋》篇幅凡百四十萬字，而猶多遺漏。本書所采，亦多越出程 書之外者。然若專舉一說，存以為是，又使讀者不知有古今眾說之異， 亦無以開其聰明，廣其思路，而見義理之無窮。且一說之是，初不限 81 參見錢穆，〈漫談論語新解〉，《孔子與論語》，頁 97-99。 82 參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344。 83參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368。 84見錢穆，〈漫談論語新解〉，《孔子與論語》，頁 102-103。
於一人之說。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 某得其六七。亦有當兼采三家四家之說斟酌和會而始得一是者。今既 集眾說，凡所采摭，理當記其姓名，詳其出處；一則語見本原，一則 示不掠美。然就讀者言之，則貴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 大義既得，乃加沉潛反復之功。若注文一一稱姓名，列篇題，又勢必 照錄原文。原文義旨未盡，復須重加闡發。遇折衷諸家，則必條列諸 家之說於前，續加融貫之文於後。此可以顯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實 無益於讀者之精契與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為一部人人可讀 之注，體求簡要，辭取明淨，乃不得不擺脫舊注格套，務以直明《論 語》本義為主。雖違前軌，亦具微衷。抑如朱《注》，義詁事據，多 本漢儒，亦不逐一標明。惟引宋儒之說，始必著其姓氏，以見其為一 家之解。余書非欲成一家言，僅求通俗易誦覽，自不必一一徵引出 處。……抑余之為《新解》，亦非無一二獨得之愚，越出於先儒眾說 之外者。然茍非通觀群言，亦無以啟發新知。眾說己見，既如水乳之 交融，何煩涇渭之再辨。85 錢穆強調博採眾說而不限一家、會合斟酌始得確解的重要原則。他撰寫《論語新 解》一書，其實是在前人眾多舊注的基礎上，進行折衷取捨的功夫，再以現代的 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解說，「務以直明《論語》本義為主」；其中亦不乏錢穆個 人獨到見解之創獲與融入，從前人的舊見解裡生出新見解來。基於這樣的理念， 錢穆也認識到為《論語》作新解必須克服的困難： 異說既多，貴能折衷，一也。《論語》距今兩千載以上，何晏《集解》 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劉氏《正義》距今亦一百六 十年。時代變，人之觀念言語亦多隨而變。如何用今代之語言觀念闡 釋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遺訓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悅而解，二 也。86 有效地會通眾家學術立場以及古今時空背景不同造成的語言觀念之差異，忠實呈 現《論語》章句的真切意涵，雖然有其困難之處，卻是錢穆為《論語》作新解時 努力想要達到的目標。 85詳見錢穆，《論語新解》，序頁 6-7。 86見錢穆，《論語新解．序》，序頁 6。
《論語新解》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十二月由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此書 可以說是錢穆《論語》學的柱石之作，87雖然以前人的《論語》舊注為立足點， 但是此書特別著重孔子義理思想的闡發，得先前《論語文解》、《論語要略》以 及《先秦諸子繫年》等著作學養的助力，其論述亦更見成熟而有創意。
五、《孔子與論語》和《孔子傳》
民國五十五年（1966）至六十五年（1976）間，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 對中國傳統的歷史與文化，極盡破壞打倒之能事，「批孔揚秦」的惡氛瀰漫著整 個中國大陸。錢穆有感於時局艱困、傳統歷史與文化危機四伏，又念及：「國事 日非，學風日窳。即言反孔一端，論其意義境界，亦復墮退不可以道里計。然而 知讀孔孟書者，亦已日益凋零。」88乃彙集他在港、臺兩地二十年來所作以孔子 或《論語》為題之論文，撰成《孔子與論語》一書，於民國六十三年（1974）九 月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力圖中國傳統文化之復興。 《孔子傳》一書則是錢穆應孔孟學會之請而撰。起初，孔孟學會懇請錢穆為 孔子、孟子作傳，錢穆認為自己已有《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諸子 繫年》及《論語新解》等舊作，而且諸書已詳論孔、孟，原加以婉卻；經孔孟學 會力邀堅請，不得已，只好應允撰寫《孔子傳》。89錢穆搜羅相關資料，於民國 六十二年（1973）九月開始動筆，而六十三年（1974）二月書成。 撰述既成，錢穆將書稿送交孔孟學會，該會內部評議會審查之後，認為錢穆 的《孔子傳》對孔子生平疑辨過多，尤其主張《易傳》非孔子所作之類，更與該 會認知相左，因而要求錢穆改寫其書。錢穆認為自己撰寫此書，字斟句酌，所疑 辨者，無不有據有證。《易傳》非孔子所作，他在《先秦諸子繫年》書中論之已 詳，數十年來持論未變，如今自然不該因為評議桌上一二人語而遽加改易。於是 拒絕改寫其書，《孔子傳》的書稿遂暫時擱置不付印。當時報紙刊載其事，坊間 87 周海平認為：「《論語新解》具有特出的意義，因為此書為先生學術盛年之作，又是『積十年 來之心念』所為，對孔子思想的體認與闡發，對為學做人的訓釋，都有特別的意義。可以說， 《論語新解》一書凝聚了賓四先生對儒學乃至中國文化的深情體悟與理性思考，也是他學術心 懷的赤誠坦露。」參見周海平，〈深情的體悟，卓然的闡釋—《論語新解》的學術情懷與境界〉， 《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 8 期（2000 年 12 月），頁 206。 88 見錢穆，《孔子與論語．序言》，序言頁 6。 89錢穆又說：「予之此稿，初非有意撰述，乃由孔孟學會主持人親來敝舍懇請撰述孔、孟兩傳。 其意若謂，為孔、孟兩聖作小傳，俾可廣大流行，作為通俗宣傳之用。余意則謂，中國乃一史 學民族，兩千五百年前古代大聖如孔子，有關其言論行事，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以後， 尚不斷有後人撰述。今再為作傳，豈能盡棄不顧，而僅供通俗流行之用。抑且為古聖人作傳， 非僅傳其人傳其事，最要當傳其心傳其道。則其事艱難，上古大聖，其心其道，豈能淺說？豈 能廣佈？遂辭不願。而請求者堅懇不已。終不獲辭，遂勉允之。」參見錢穆，《孔子傳．再版 序》，再版序頁 15。出版社紛紛登門求印，最後錢穆決定由最先提出要求的綜合月刊社印行，時為民 國六十四年（1975）八月。90 《孔子傳》一書付印的周折，是錢穆生平著述所遇之第三次。91由此也可看 出，錢穆對待自己學術思想的態度是認真而嚴肅的，凡是經過自己悉心考證和深 思熟慮所得出的見解是不會輕易改變的。92換言之，錢穆不願屈從外界的壓力， 他選擇維護自己的學術專業與尊嚴。 錢穆指出，孔子生平言行具載於《論語》；孔子的政治活動，則詳備於《左 傳》。其後司馬撰著《史記》，採集從前諸書的材料寫成〈孔子世家〉，「是記 載孔子生平首尾條貫的第一篇傳記」，93卻不乏缺失： 然司馬遷之〈孔子世家〉，一則選擇材料不謹嚴，真偽雜揉。一則編 排材料多重複，次序顛倒。後人不斷加以考訂，又不斷有人續為孔子 作新傳，或則失之貪多無厭，或則失之審覈不精，終不能於〈孔子世 家〉以外別成一愜當人心之新傳。94 有鑑於此，錢穆乃綜合司馬遷之後各家考訂所得，重新為孔子作傳。《孔子傳》 一書所採材料以《論語》為主，其論述宗旨分為三項層次：首重孔子之為人、為 學與教育事業，其次為孔子的政治事業，再其次為孔子的著述事業。三項層次遞 演之重要性，乃至孔子著述真偽之問題，都根據《論語》記載而為之判定。 錢穆強調此書撰著的宗旨說： 學術錯誤，其遺禍直迄於民國創興以來之六十年，中共邪說獲得乘虛 而起。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復興中國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傳統， 而闡揚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實尤為目前當務之急。 本書編撰，著眼於此。95 90 見錢穆，《孔子傳．出版說明》，出版說明頁 1-2。 91 錢穆生平的幾本著作在出版過程中曾經有發生周折：先是《先秦諸子繫年》一書，原擬由清華 大學出版；但是，由於清華大學出版委員會中有人認為該書體裁不當，令錢穆改撰，於是錢穆 乃將其書轉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後，又有《國史大綱》一書，由當時政府出版委員會審查後， 指示錢穆須修改書中的某些章節才可出版，經過多次的爭執，最後仍依照原稿出版。《孔子傳》 之出版又為周折之一例。 92 參見郭齊勇，《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 年），頁 33-34。 93 見錢穆，《孔子傳．序言》，序言頁 7。 94見錢穆，《孔子傳．序言》，序言頁 8。 95見錢穆，《孔子傳．序言》，序言頁 10。
《孔子傳》和《孔子與論語》一樣，都是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時局下寫成的，今 編為一冊。錢穆撰述兩書的用意，皆希望有助於復興中國文化、重振孔子儒學傳 統。 《孔子傳》是錢穆為孔子作新傳的具體成果，錢穆在書中，回顧了他自少至 老對孔子其人與《論語》其書的研究心得，於孔子事蹟，附有「疑辨」二十五條， 即是對當年《先秦諸子繫年》見解的再檢視。此外，又附錄了〈讀胡仔孔子編年〉、 〈讀崔述洙泗考信錄〉、〈讀江永鄉黨圖考〉以及舊作《孔子傳略》、《論語新 編》。值得注意的是，錢穆在〈讀崔述洙泗考信錄〉一文中說： 余五十年前舊著《論語要略》，第一章序說〈論語之編輯者及其年代〉， 其中頗多採崔氏之說。越後讀書愈多，考辨愈謹，乃知讀《論語》貴 能逐章逐句細辨；有當會通孔子生平之學說行事而定，有當會通先秦 諸事之離合異同而定。乃知《論語》中亦間有可疑，然斷不能如崔氏 之辨之汗漫而籠統。及四十年後著《新解》，乃與四十年前著《要略》， 自謂稍稍獲得有進步。乃能擺脫崔氏之牢籠，不敢如崔氏疑古之猛， 務求斟酌會通以定於一是。故去年為《孔子傳》，較之《要略》第二 章〈孔子之事蹟〉，取捨從違之間亦復多異。讀者能加以比觀，其中 得失自顯，今亦不煩於崔氏書多加駁辨。96 錢穆早年治《論語》，撰《論語要略》，考辨孔子生平行事，由崔述《洙泗考信 錄》書中取益不少。經過多年的學術閱歷與涵養後，錢穆《論語新解》之作已有 不蹈崔述疑古太猛之失的自覺，撰著《孔子傳》一書亦復如是。他進一步指出：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錄》及《續錄》兩編，為考訂辨論孔子生平行事諸家中 之尤詳備者。其書亦多經後人引用。惟崔書疑及《論語》，實其一大失。若考孔 子行事，並《論語》而疑之，則先秦古籍中將無一書可奉為可信之基本，如此將 終不免於專憑一己意見上下進退兩千年前之古籍，實非考據之正規。本書一依《論 語》為張本，遇《論語》中有可疑處，若崔氏所舉，必博徵當時情實，善為解釋， 使歸可信，不敢輕肆疑辨。其他立說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標為作者 個人之創見。立說必求有所本，群說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竊願以 此自附於孔子之垂諭。」97可見錢穆治《論語》博綜會通的風格，以及不敢輕疑、 自專之態度。《孔子傳》中的見解，不僅是錢穆《論語》學的精華，也可以視為 他治《論語》的晚年定論。 96見錢穆，〈讀崔述洙泗考信錄〉，《孔子傳》，頁 161。 97見錢穆，《孔子傳．序言》，序言頁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