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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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 年 8 月，頁 459–478.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 ──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林素英** 提要孔子周遊列國 14 年，於哀公 11 年齊魯之戰後，接受季康子以幣相迎而歸魯，成為國老。《三國志》〈蜀志•秦宓傳〉載：「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注云：「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漢書•藝文志》將《孔子三朝記》七篇列入《論語》類。王聘珍以為《孔子三朝記》乃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原在《古文記》之中。〈千乘〉為《三朝記》之首，論述建國之規劃，與《周禮》以及〈王制〉等建國規劃可以相互對照，也可與《論語》之相關資料參照發明。本文即以此相關材料，在前言之後，分別從諸侯首重修齊之德以養仁、建立明確之治國理想、透過適當分官設職以達治國之道、針對魯政之針砭等四大方面，嘗試架構孔子晚年對於魯國治國之理想規劃。. 關鍵詞：《大戴禮記•千乘》、孔子、哀公、《論語》、《周禮》、〈王制〉、治國規劃. * **. 本文承特約討論人林平和教授以及論文審查者提供意見，再此謹申謝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2)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60. 一、前言孔子周遊列國 14 年，於哀公 11 年（484B.C.）齊魯之戰後，接受季康子以幣相迎而歸魯，成為國老。歸魯之孔子，一方面積極從事教育著述之大事，另一方面則以身為國老之故，在消極聊備國策諮詢之外，自會積極爭取機會向國君獻策，反覆陳辭以為治國之宏模。《漢書》〈藝文志〉不但已收錄《孔子三朝記》七篇，且將其列入《論語》類。1揆諸班固之義，理當認為其內容實與孔子之言論有關。至於《三國志》之〈蜀志•秦宓傳〉，則有「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之載，而裴注即云：「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2 可見直至晉初之時，劉向《七略》所本之《三朝記》應該仍然存在。只可惜隋唐之後已不見著錄，雖有盧辯為《大戴禮》作注，然而多有缺漏。時至清代，學者倡歸原典以明經義，故而對《大戴禮記》多有注意者；其中尤以王聘珍之解詁最為重要。王氏以為《孔子三朝記》乃孔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原在《古文記》之中。3共計七篇之《孔子三朝記》，阮廷卓以其雖非孔子所自記，然而其源則應有本有紹，且成書年代甚早，屬於先秦古籍斷無可疑。4由於此七篇之內容皆攸關治國之綱紀與要道，不但與身為國老之孔子所應盡之職責極為相應，而且頗能彰顯孔子一生念茲在茲之政治思想，同時也與為政之目的在於「博施濟眾」、「以安百姓」之崇高理想相貫串。5 〈千乘〉為《孔子三朝記》之首，因而通篇所論，實為對於魯國治國規劃之藍圖，而朱駿聲也已指出「維時陪臣執國，故〈千乘〉言設官之制也。」6可見朱氏認為〈千乘〉乃應當時魯國國勢衰微所發，意欲哀公奮發圖強，故而全篇言設官之制。固然妥為設官乃推動各項政策的極重要核心，不過設官分職並非建國之唯一要件，因為治國之道，首須以受命諸侯之修飭己 1 2 3 4. 5. 6.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717。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蜀志•秦宓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974。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大戴禮記解詁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6～7。其詳參見日•武內義雄撰，江俠菴編譯：《先秦經籍考》〈兩戴記考〉（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5），以為〈小辨〉連用「忠信」二字而不用「誠」字，而知其未在荀子之後。阮廷卓：《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7 期，頁 537～538，則進而徵引《荀子》、《左傳》多處之記載與〈小辨〉、〈虞戴德〉、〈四代〉之文相同或相近者，且認為此乃《左傳》襲孔子之語，因而認為《孔子三朝記》不特不在《荀子》之後，而且還應在《左傳》之前。筆者認為武內根據《孔子三朝記》文中未用「誠」字之現象，而斷其時代下限之說法，應可採信；然而阮氏以《左傳》與《孔子三朝記》相同或相近者，即《左傳》襲孔子之語，則因二書所採資料之來源以及成書之確實年代不明，而宜稍作保留，不過造成此一現象，至少可說明二者之年代相去不遠。《論語》〈雍也〉，見於魏•何晏集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55，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憲問〉，頁 131，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清•朱駿聲：《傳經室文集》第 2 冊，收入《四部分類叢書集成續編：求恕齋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頁 7。.

(3)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61. 身為重要前提，並應具有明確的治國理想，以規劃各種政策與制度，然後再妥善設官分職以執行政務，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此外，諸侯國之治國規劃，不但可與《論語》之相關資料參照發明，也可與《周禮》以及〈王制〉等盛言制度者相互對照。本文即以此相關材料，在前言之後，分別從諸侯首重修齊之德以養仁、建立明確之治國理想、透過適當分官設職以達治國之道、針對魯政之針砭等四大方面，嘗試架構孔子晚年對於魯國治國之理想規劃。. 二、諸侯首重修齊之德以養仁蓋古之諸侯王始受封者，必先受土於天子之社，歸而立之以為國社，7以示受命於天子。又由於「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於是受命之君首應封土立社以示有國有土，且立稷以祭之，示其具有五穀之長以養民。8因此始封君建國之第一步，即由封人「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9然後於國中建立宗廟，以為封國之主，主掌一國國政。追溯孔子於定公 12 年去魯之時，遲遲不忍離開，猶冀望魯公於舉行最盛大的祈榖郊祭大典時，還能依禮致膰俎於大夫，則魯之政雖衰，猶可勉強居之以待良時振衰起敝，逮定公不贈遺大夫祭肉，則魯政之衰已至於極，於是孔子失望而行。不過孔子即使雖行，猶宿乎魯地之屯，10以期待魯君仍能召而後返，則其一心在魯，不忍去父母國之情躍然可見。因而當孔子風塵僕僕地返回魯國，又已位居國老之職，則其關切魯國建國之情懷，理當更甚於去魯之時。有此因緣，則把握哀公問政之機會，首先為之陳述國君應從講求修身、齊家的內聖之德做起，然後再外推至於各層級官員之設置與各種政策之妥善實施，即是順理成章的。位居《孔子三朝記》之首的〈千乘〉，遂在哀公詢問建國者於安頓象徵國家的社稷宗廟之神位，分官設職與建立朝市之例行公事後，正式向孔子請教治國之道，孔子則以「不仁，國不化」之斷語，認為國君應率行仁道以為治國之總綱，且須以修齊為本：. （一）樹立行仁以教化百姓為施政之最高主旨 7. 其詳參見《史記》〈三王世家•褚先生補記〉，見於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頁 842。 8 其詳參見《白虎通》卷 3〈社稷〉，見於清•陳立：《白虎通疏證》，收入《續經解三禮類彙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417。 9 《周禮》〈地官•封人〉，見於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187。〈春官•小宗伯〉，頁 290：「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禮記》〈曲禮下〉，見於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96：「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祭義〉，頁 826：「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由此可見國君之重要天職，即對於宗廟社稷之祭祀。 10 其詳參見《史記》〈孔子世家〉，頁 750。.

(4)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62. 概括《論語》所載，廣義之「仁」，可以包含孝、弟、忠、信、禮、義、勇、知、恭、寬、敏、惠等眾多美德，因此《易》之〈乾•文言〉即明載「君子體仁，足以長人」11之語，說明為政之君子若能中心體仁，則能發而為長養人民的愛人德政，以產生德教成於上而風俗易於下的風吹草偃之效果，此即〈千乘〉所云「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12說明國之德政，即在於教化百姓，以使之成為良民。至於欲行使此德政，則端賴乎為政者能否擁有仁德之心。此從孔子所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13即可知為政之君子茍無仁德之心，則所有施之於外的禮樂制度，都僅為徒具形式之虛應故事，而無實質意義。〈大學〉所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14即為此意。因而孔子斷言「不仁，國不化」，以示人君行仁乃為治國之首要根本。然而由於廣義之「仁」可以總括眾德，因此容易流於寬泛而不具體，並不適合在極短之時間為哀公作十分詳盡且又周延之論述，所以〈千乘〉之中，並未見孔子長篇累牘地多費唇舌以論說。蓋因有關「仁」德之養成，尤其是為政君子應有之「仁」德，其實早已見於孔子與弟子、時人以及與時君之問答討論中，哀公理應有所聞。此外，在《大戴禮記》中，位於〈千乘〉稍前的〈盛德〉，雖然所言為聖王之盛德，不過侯國君主所統御之域內全國，其應有之德性亦可比照而降殺之。. （二）從謹慎立妃與立嗣之齊家以為治國之重要前提當哀公進一步追問「何如之謂仁」時，孔子即提綱挈領地直接切入「不淫於色」之主題，而不再泛言「仁」之眾德，以免淪於迂腐而模糊問題之焦點。推究其原因，則因為「男女有別，夫婦有義」乃一切人倫之基礎，故而身為國君者亦應對此問題特別重視。同時，此一思想，又可與《禮記》一些相關資料相互對照，例如〈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昏義〉「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以及〈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15說明君王本身應以身作則，嚴明男女之別，以明夫婦之義，方可為臣民之表率。倘若再證諸《左傳》，則針對楚莊王欲納夏姬之事，申公巫臣早有「貪色為淫，淫為大罰」16之說，說明淫於色者必害於德，有道之明君不可不謹慎戒. 11 12 13 14 15 16. 《易》〈乾•文言〉，見於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 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12。《大戴禮記》〈千乘〉，見於《大戴禮記解詁》，頁 155。下文若僅引用〈千乘〉原文者，皆見於《大戴禮記解詁》，頁 153～164，不另加註。《論語》〈八佾〉，頁 26。《禮記》〈大學〉，頁 986。此三則記載，分別見於《禮記》〈郊特牲〉，頁 506；〈昏義〉，頁 1000；〈哀公問〉，頁 849。其中，〈哀公問〉所載，亦見於《大戴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僅有以「庶物」作「庶民」之差別。《左傳》〈成公六年〉，見於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

(5)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63. 鑑之。尤其孔子回顧當初去魯，即因為定公君臣淫於齊國所贈之女樂，導致政務荒廢，故而在哀公問「何如之謂仁」之時，不但以「不淫於色」切入主題，且直接進入君王必須謹慎立妃之重點。一般家族之宗廟尚且為全族人精神之信仰中心，至於一國之太廟，乃為一國始封君之廟，因而更為全國人精神託付之所在，因此掌有祭祀權即為掌握君權之象徵，祭祀太廟也成為國君最重要之任務。然而因為行祭之時，必須由象徵陰陽和合之夫婦，分別從外內備物以共同主持祭禮，17因此〈士昏禮•記〉即明確載有父親醮子親迎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18，說明迎娶相禮之婦是何等重要。若證諸〈昏義〉，則亦有「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19之載。至於納女於國君，則曰備酒漿；20而國君取夫人之辭，也明訂為「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21說明國君與夫人共同成祭之重要。由於「嘉耦為妃」22，而祭祀宗廟特重主敬，必須身致其誠信，且剋盡其敬，然後可以事神明，23故而孔子直言立妃之道，必須謹慎如設立太廟。因為太廟既為全國之精神核心，而夫人乃與國君同本恭敬之心以共事宗廟社稷者，所以〈哀公問於孔子〉即載有孔子言大昏既至之時，國君尚須「冕而親迎」以示敬而親之之意，24以成嘉耦良配。為兼重人君必須重國、廣繼嗣以及防淫欲之多重目的，因而古之天子諸侯有一娶九女之制，而針對此「一娶」之制，《公羊傳》有「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25之補充說明，至於其所以娶「九女」者，《白虎通》謂之「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26由於無再娶之義，因而更須慎娶立妃。國君之妻謂之夫人，鄭玄以為「夫之言扶」，27明指夫人有扶助其君共事太廟之責。此外，夫人還有執掌內宮之職。《白虎通》謂之「明當扶進八人，謂八妾也。」28所謂「八妾」，當即指諸侯一娶九女，除正妻夫人以外，所包含左右二媵、嫡姪娣、二媵之姪娣等其他八女。故.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428。《禮記》〈祭統〉，頁 831 記載：「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儀禮》〈士昏禮•記〉，見於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64。《禮記》〈昏義〉，頁 1000。《禮記》〈曲禮下〉，頁 101：「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禮記》〈祭統〉，頁 831。《左傳》〈桓公八年〉，頁 96。《禮記》〈祭統〉，頁 831：「故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禮記》〈哀公問〉，頁 848：「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大戴禮記》〈哀公問於孔子〉亦有同載。《公羊傳》〈莊公十九年〉，見於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97。《白虎通》卷 10〈嫁娶〉，見於清•陳立：《白虎通疏證》，頁 544。《禮記》〈曲禮下〉，頁 94：「諸侯曰夫人」，鄭注：「夫之言扶」。《白虎通》卷 10〈嫁娶〉，見於清•陳立：《白虎通疏證》，頁 551。.

(6)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64. 知夫人之職，除卻必須公平而有序地處理自己以及八妾侍御其君之問題外，還需適當調配內宮其他賤妾、賤役等之各種庶務性工作。國君夫人若能秉持中正之德以治內宮，則宮中上下不相欺陵，眾多嬪妃之間皆可嫡庶分明，不逗弄心機以耍詐，而呈現陰陽和順之現象，進而使國家條理井然得以安治。29如此一來即可成就〈千乘〉所言「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遧，遧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之狀態，因而孔子即首言國君治國必須謹慎立妃，一方面凸顯國君夫人對於安定內宮、穩定君心，卒使國君可以安心治國之重要，另一方面也可藉此切斷國君淫於色之弊端。謹慎立妃以成夫婦之義後，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由於一國之君必須慎重考慮君位繼承之問題，因此〈千乘〉明載孔子直言「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尤其魯國自身即有緣於內宮不治，以致亂國的血淋淋事實：魯莊公於即位之初，求歡於孟任，歃血為盟，許之他日將立為夫人，其後孟任為莊公生下子般，然而莊公後來卻別娶哀姜為夫人。哀姜婚後無子，不過卻與莊公之庶弟慶父、牙淫通。當莊公病危之時，公子牙謀立慶父，季友則以死奉子般。雖然季友使鍼季以毒藥飲公子牙，而阻止慶父之陰謀篡位。然而慶父則借圉人之手，以弒子般。子般薨，於是齊桓公另立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開為閔公。不過哀姜仍不罷手，且夾莊公夫人之方便與勢力協助慶父，使卜齮弒閔公於武闈以謀篡。30雖然最後終因季友多方努力，再加上齊桓公之協助，慶父篡位風波總算平息，然而已造成魯國多年之朝政動盪，元氣大傷。追溯其因，乃由於子般未受冊封以立為世子，因此嗣位發生問題，致使莊公之母弟有覬覦君位之貪欲，更以哀姜又通於慶父與牙，導致慶父連弒兩君之歷史悲劇。類似魯國因冊立世子不明所引發內亂之事，並不僅僅發生在魯國，僅言其近者，即有其他姬姓國之顯著事例，如：晉驪姬欲立其子奚齊，即使晉獻公已立申生為世子，仍然因宮中之婦連合外廷之嬖而讒殺申生，且追逐逃亡於外的重耳、夷吾，造成晉國多年朝政不穩。衛莊公夫人莊姜美而無子，以戴媯所生完為己子，然而世子之位未定，後雖得立為桓公，然而仍為恃寵而驕且又好兵的嬖妾之子州吁所弒。其後，雖以石碏連合陳侯而殺州吁，然而繼立之宣公，不但多淫泆之惡行，還強以兒媳為婦，並因而厭惡世子伋，時時欲殺之。伋之異母弟壽雖欲代伋而死，然而伋以為無法獨存，卒為衛人留下「二子同死」之人倫悲歌。追溯造成此歷史悲劇者，或肇因於立嗣不明，導致名分未定，或者即使曾有冊立世子者，亦因未能如設立宗社之慎重，且欲更易之，以致威明不顯，卒生大亂。. 29. 30. 《禮記》〈昏義〉，頁 1002：「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此處雖言天子與王后共成教化天下之盛德，不過，其理亦可兼天子諸侯與后妃之治國平天下而有之。其詳參見《春秋》與三傳莊公二五年至僖公二年之記載。.

(7)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65. 由此可見訂立一套明確之君位繼承法，乃是穩定朝政，促使百官執事各歸於正軌之基本前提。王國維以為周代有鑑於殷商兄終弟及容易導致王室大亂、政局動盪之情事，於是興起救弊息爭之策，建立立子立嫡的制度。其因述之於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故天子、諸侯之傳世也，繼統法之立子與立嫡也，後世用人之以資格也，任天而不參以人，所以求定而息爭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於家天下，立賢之利過於立嫡，人才之用優於資格，而終不以此易彼者，蓋懼夫名之可藉而爭之易生，其弊將不可勝窮，而民將無時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輕，而定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後世31。由此可見不論是《左傳》所載的「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立；年鈞，擇賢；義鈞，則卜。」32抑或是《公羊傳》的「立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的君位繼承方式，都應為冊立君位繼承人之精髓。至於何休「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之申說，33乃針對《公羊傳》的後起補充，其細微之處彼此雖不全然相同，不過都能說明周代推動以嫡長繼承的天子、諸侯君位繼統法，其目的乃在於要求萬世之治安。基於此重要歷史教訓，於是孔子明告哀公，謹慎冊立世子乃是國君齊家治國之根本。. 三、建立明確之治國理想建立明確的治國理想，乃是達到國家大治的重要保證。孔子在〈千乘〉中首先為哀公提出「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的最高理想。至於所謂「有道」，則分從以下三方面而達成：. （一）宰卿因順天道促使全國和樂根據〈千乘〉「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之載，執政之上卿（宰卿）乃一國之門面，最為重要，必須因順天道變化之原理而施政，促使遠近臣民皆有所取法，以為進退之依據。將此設卿之安排對照〈王制〉所載，大國設有三卿，皆命於天子，崔氏以為若依周制而言，則所立之三卿，應為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34執政宰卿的職務，即在於協助國君執行政教措施，倘若執政之宰卿賢，則一國之百官即容易各得其理。其輔政之道，務必使所屬官員之. 31 32 33 34.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卷 10，見於《觀堂全集（附別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457～458。《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頁 685。《公羊傳》〈隱公元年〉，頁 11 之傳文以及何休注。《禮記》〈王制〉，頁 220，孔疏引崔靈恩之言。.

(8)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66. 小大尊卑皆能各合其度、各適其任，且能因順天道，使近者理解法禁所在，而遠者亦知所稽考，不至於誤觸法禁。例如〈天官•冢宰〉即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之職，而〈小宰〉不但有「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之職，也有以木鐸宣導「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之職責。35 此外，〈千乘〉還記載「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共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說明宰卿在執行國君所發布之政令任務時，必須時時注意因順天時以開發地利，並將仁德之心廣為散播到微小的事物之上，尤其應懂得根據上天所啟示自然天候之特性，而增減調和土地所生殖穀物之狀況，方可與民同哀樂，達到全國上下都和諧之狀態。例如〈月令〉即是配合各月氣候之特性，而提示人世間應採行的對應之道，因此當孟春之月萬物生機蓬勃之時，則把握「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時機，命令展開農事之耕作，且「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俾使田事既飭，農乃不惑。此外，尚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36不作扼殺生機之事。同時，為求趨吉避凶，則又應如《淮南子》所言，「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37由於能觀察入微，洞察機先，避禍於未萌，所以不但能與民同享安樂，即使國家遭遇不可抗力之狀況，也能迅速採取對策，共同承擔災禍，達到憂戚與共，全國和樂之局面。. （二）尚賢教孝促使國家長治久安〈千乘〉明載「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說明國之輔卿的重要性，猶如人之股肱四體一般，王聘珍以為應如〈中庸〉所言「體群臣」之類。38換言之，在執政之宰卿以下，還應另設下大夫小卿五人以輔佐執政之卿。39由於此五小卿負有直接處理行政事務之責，因而特別要求處事必須鄭重其事，注重「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之行事風格，不可輕忽草率，假借名義亂來，也不可一味看重官祿。更因為實際負責處理行政之業務，所以須特別講求人才應合乎賢能之標準，故而孔子言「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由於下大夫之人選並非世襲，因此農工商各業可各憑一己之能力以得祿位，此即《周禮》所言「任工以飭材事」、「任商以市事」之意，40 由於任事各以其能，則無能者亦無以怨上而能安於讓，故能使民不爭以成相互禮讓之美德。然. 35 36 37 38 39 40. 《周禮》〈天官•冢宰〉，頁 33；〈天官•小宰〉，頁 46。其詳參見《禮記》〈月令〉，頁 288～289。《淮南子》〈人間〉，見於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612。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頁 156。《禮記》〈王制〉，頁 220，記載大國有三卿以及下大夫五人。孔疏載其所以有五人者，乃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之小卿二人；司空之下，置小司寇、小司空之小卿二人；司馬之下，惟置小司馬之小卿一人。《周禮》〈地官•司徒•閭師〉，頁 203。.

(9)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67. 而在講求「進能」與「戴名以能」之同時，尚須使民養成孝弟之美德以為仁之本，因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41倘能如此，則為〈千乘〉所言「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而能達到國家長治久安之地步。. （三）建立善德之政促使國家興盛國家能否得治，有賴具體可行之措施以達成，而非徒託空言以濟事，因此〈千乘〉在論述施行德義之政的總綱之外，更上法先王施政之道，而提出以下六種較具體之行政措施，促使國家達到興盛之境地，而其中多有可與《周禮》〈大司徒〉十二教之部分內容相呼應者：42 1. 去無用之物以致國富：〈千乘〉所言「下無用，則國家富」者，猶如《書》〈旅獒〉所言「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43也如《淮南子》〈齊俗〉所言「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44，則民用乃足，而國道殷實。此一思想，又可上溯至《管子》〈牧民〉所言「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45之說法，也與孔子先富後教之說法相當，46都清楚可見民生經濟乃教民化民之前置工作，乃為政者首須注重者。 2. 辨儀尊等以成就國治：〈千乘〉所言「上有義，則國家治」者，猶如〈大司徒〉所掌十二教之五，為「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說明以禮區分不同之身分等級者應有之禮儀容度，即可使人各安其分位，而無僭越之舉，以成就社會秩序與國家法度。此也如《論語》所載孔子回答齊景公問政，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須使各種職位之人各安其分之道理一樣。47 3. 長陽禮之讓使民不爭：〈千乘〉所言「長有禮，則民不爭」者，猶如〈大司徒〉所掌十二教之二，為「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所謂陽禮，乃指專以男性參與的鄉飲酒禮以及相伴而行的鄉射禮而言。鄉飲酒禮最注重明尊長、知辭讓之意，射禮更以不與人爭為最高訴求。鄉飲酒禮極重尊長養老之意，再配合鄉射禮之進行，因而既可以成孝弟之教，又能使男子的陽剛之氣經由射箭的君子之爭，理解爭強鬥氣無濟於事，而不與人做無謂之爭。. 41 42. 43 44 45 46 47. 《論語》〈學而〉，頁 5，有子之言。其詳參見《周禮》〈地官•大司徒〉，頁 151。以下有關「辨儀尊等」、「長陽禮之讓」、「以祀禮教敬」、「以陰禮教親」等項目之討論，其詳參見林素英：〈《周禮》的禮教思想—以大司徒為討論主軸〉，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第 36 期，2004 年 12 月，頁 7～15。《尚書》〈旅獒〉，見於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長孫無忌刊定：《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184。《淮南子》〈齊俗〉，見於《淮南鴻烈集解》上冊，頁 374。《管子》〈牧民〉，見於黎翔鳳：《管子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2。《論語》〈子路〉，頁 116 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顏淵〉，頁 108 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10)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68. 4. 以祀禮教敬使民不茍：〈千乘〉所言「立有神，則國家敬」者，猶如〈大司徒〉所掌十二教之一，為「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所謂祀禮，主要指追遠之祭祖禮而言，希望藉由此禮，達到曾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48」的敦厚純樸社會。亦即藉由祭禮之舉行，將祭祀者對於已故親人的抽象仁德之愛，藉由祭祀場景之氣氛，引導祭祀者重回過去情境，而使祭祀者之內心充塞仁德之情愛與虔敬不茍之孝心。 5. 以陰禮教親使民不怨：〈千乘〉所言「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者，猶如〈大司徒〉所掌十二教之三，為「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雖然陰禮之大者，即為以合男女之昏禮，不過此處所謂「陰禮」，乃與上述專屬男子之禮的「陽禮」相對應者，因此當以「婦人之禮」為核心。至於「婦人之禮」的最重要內容，則又應以昏禮前三個月的密集養成教育有關，即對於「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積極培養有極密切之關係。婦女若能修好此四德，且能將其實踐於家族生活之中，則家族之成員必能和睦相處而使家道興隆。婦女內能親和族人，外又不興口舌之非，則鄰里之間和睦融融而不起怨怒之氣。 6. 以為無命而使民不偷：〈千乘〉所言「以為無命，則民不偷」者，乃指不以吉凶禍福為命定之事，而重視個人應有之修為，努力實踐既有之優良風俗習慣，則人民自然能各安其業而不偷惰茍且。此猶如《論語》所載孔子遭遇困厄之時，處變不驚所言「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等等，仍然以自身應有之修為為重，始終秉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君子之道，49絲毫不喪志退卻。透過以上六種具體的行政措施，再以德惠施於民為最高依據，則國家之興盛即為指日可待之事。. 四、透過適當分官設職以達治國之道將〈千乘〉所言「國有四輔」，再對照《周禮》所載，大國擁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及五大夫，因而孔子此處對哀公所言「設其四佐而官之」者，應如〈大宰〉所稱「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50的「傅其伍」，其意乃指五大夫，也是〈曾子問〉所載諸侯適天子之時，必須命國家五官而後行的「國家五官」。51由於此「五大夫」之「五官」，乃指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馬之五小卿，然而因為諸侯不設冢宰，因此小宰即. 48 49 50 51. 《論語》〈學而〉，頁 7。分別見於《論語》〈述而〉，頁 63；〈子罕〉，頁 77；〈里仁〉，頁 36。《周禮》〈天官•大宰〉，頁 34。《禮記》〈曾子問〉，頁 360 載：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

(11)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69. 隸屬於執政司徒之下的輔佐之官而不再多提，於是所謂「四佐」雖為五官，但因為是宰卿之下的具體執政者，因此〈千乘〉不特別名其「小」，而直接以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之官為稱，總說其為國所應盡之職責：. （一）以司徒之官總理春官大事諸侯之司徒兼冢宰之事，執掌春官布德和令之事，其下設有小宰與小司徒協助，以完成主導一國行政之大事。總計〈千乘〉司徒之年度大事，又可下分為三大類： 1. 切實掌握農時以利民生：〈千乘〉記載司徒具有「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壃。」之職，由於春為一年之始，最富生機，農事又為立國之本，最需順應天時而動，因而司徒首應善加教導百姓，以防農事之不時。同時又頒布應遵行之法令，以警惕不若與不令者，以建立社會之大秩序。此外，還應妥為照顧老幼、疾病與孤寡者，如〈禮運〉所言「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52使之能順利生活。為政者還應適時派人至各地考察民情，以免民情不能上達，如周天子設有采詩之官以知政之得失者，而《漢書》即明載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以及「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之說。53當農事生長以時，而百姓各遂其生，且下情又能上達時，則舉國將會進入衣食豐足而民樂其生之狀態。 2. 春祈以敬使萬物各遂其生：〈千乘〉還記載司徒之下又設有日、厤、巫、祝之專職人員，「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亦即利用一年之始，恭敬地進行各種祈禱工作，祈禱各種農事順利，舉凡六畜五穀、飛禽走獸、山澤林麓之所產，都能順遂以利民生。此工作猶如《周禮》所載大祝所掌六祝中的「年祝」，即屬祈禱年成豐收，至於其所用之辭即為「禱」，乃用以彌祀社稷之禱祠；54也如小祝所掌「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55之活動，祈禱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以使民命吉祥幸福。同時，對於百工以及巫祝技藝之士的整年活動，都使之遵循一定之理序俟命而動，如〈王制〉所言「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56說明倘使執技之士皆能專於其職司以生養萬物，則推而至於飛禽走獸以及山澤林麓所產之物，也皆能各遂其生。 3. 配合春祭以饗死國之孤子：〈千乘〉還載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說明在春祈農事順利，且禱祈萬物各遂其生之外，. 52 53 54 55 56. 《禮記》〈禮運〉，頁 413。分別見於《漢書》〈食貨志〉，頁 1123；〈藝文志〉，頁 1708。《周禮》〈春官•宗伯•大祝〉，頁 383～384。《周禮》〈春官•宗伯•小祝〉，頁 390。《禮記》〈王制〉，頁 259。.

(12)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70. 仍需配合宗廟四時祭享之春禘或春祠的祭祀活動，同時也為為國死難者舉行國殤大典。此與〈祭法〉所云聖王制定祭祀之道，凡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皆在祭祀行列之義相合。57伴隨國殤大典而召見死難者之子女，且於既祭之後，更與眾多孤子共同進餐，以清楚表達為政者關懷撫卹死難家屬之誠意，此即〈郊特牲〉所云「春饗孤子」58之義，執行春季重要之政事活動。. （二）以司馬之官總理夏官大事諸侯之司馬兼宗伯之事，執掌夏官教士車甲之事。由於專屬諸侯之邦禮較少，因而司馬之下僅設小司馬協助，主要執掌一國武備之事。總計〈千乘〉所載司馬之年度大事，又可下分三大類： 1. 執掌一國武備：〈千乘〉以司馬具有「教士車甲」之責，使士具有用武之技能，以備國家有戎征田獵等事之用，即「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眾長卒，所以為儀綴於國。」之載。王聘珍即以為此所謂「士」者，乃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周禮》屬於「司右」之職。59其所謂「司右」者，乃指軍旅、會同之時，能合其車之卒伍者，且比其乘之時，則屬其右以為能用五兵以行勇力之戰者。60由於司馬平日即具有訓練勇士車甲之戰的職責，因此〈千乘〉認為一旦出而率師，則可以「誘於軍旅」，此又可與《左傳》「專行謀，誓軍旅」61所言相合，以為君國之倚靠。 2. 考核賢秀才能：由於司馬出而率師，則有「專行謀，誓軍旅」之職，因而〈千乘〉記載司馬對於士卒之選拔與任命必須講求因人適任；同時又言「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說明司馬還必須廣為網羅四方諸侯國中有才能之遊士，也必須對國內卿大夫之賢能餘子以及造士之秀者，仔細考察其才能，再一一將其優秀者上薦於國君，以授與才能之士適當的祿位。此亦猶如〈月令〉於孟夏之月所言，「命太尉，賛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62之義；也如〈王制〉所言「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63之義。 3. 享祖考爵士慶：〈千乘〉記載司馬具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之職務，說明配合夏之時陽氣旺盛，因而司馬. 57 58 59 60 61 62 63. 其詳參見《禮記》〈祭法〉，頁 802。《禮記》〈郊特牲〉，頁 483：「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頁 158～159。《周禮》〈夏官•司馬•司右〉，頁 474：「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左傳》〈閔公二年〉，頁 192：「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禮記》〈月令〉，頁 307，鄭注：賛，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頁 314，阮元〈校勘記〉，則以「傑」為正字，「桀」為假借字。《禮記》〈王制〉，頁 259。.

(13)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71. 也應協助庶物之繁衍，並凸顯禘祭具有陽之盛的特色，而發爵賜服，即所以順應陽氣主發之義。64. （三）以司寇之官總理秋官大事原本諸侯國之大者立有三卿，因而司寇即合併於司空之下，而僅設小司寇一職。若有特殊狀況，則可另置孤卿一人，成為四卿，例如魯國即因周公之緣故，而屬於特殊之封國，故〈千乘〉將司寇獨立出來成為一卿，也正是展現此類狀況。根據阮廷卓統計，魯國自成、襄之後，季孫、叔孫、孟孫、叔氏四卿，皆曾書於經。65司寇主要執掌秋官聽獄治亂之事，其下設小司寇協助，以完成主導一國刑政之事。總計〈千乘〉司寇之年度大事，又可下分三大類： 1. 決獄訟以治亂而變民於中道：〈千乘〉所言「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者，乃司寇最重要之任務。不過該任務中，公正裁斷獄訟以平治紛亂，僅為治標之策，而其終極目的，則為權衡用刑之輕重，以期許能變化百姓之行為，使之能回歸於中道，而合於治本之道。所謂權衡用刑輕重之道，猶如《周禮》所載「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66換言之，適當使用輕重不同之刑典，使意圖不法之人不敢窺伺法律漏洞。至於〈千乘〉續言「崩本以要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者，則因為刑典明確，決獄公正，即可使民不至於以身試法，故而諸如強盜、姦宄、妖冶、亂賊、間諜、讒慝、賄賂等一類之罪行無以發生，社會因而獲得安定。 2. 陳刑制辟以期無獄訟之爭：既然「刑期無刑」為最高之用刑目的，則明確陳列刑律之內容以免人誤觸法網即是相當重要之措施，此即〈千乘〉所言「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若對照《周禮》，則有「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67至於《尚書》，也有「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68之載，皆明確說明事先陳列各種法條以供民眾理解，做好禁令宣導，乃是教化萬民，毋使其麗於罪之良策。 3. 配合秋嘗以成養老之事：〈千乘〉記載司寇具有「方秋三月，收斂以時，蕃庶物，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之職務。說明司寇配合秋季時節農作物進入收斂期之特色，適時舉行秋嘗之禮以祭祖，並邀約農夫耆老入宴，即具有養老、敬老之義，因此〈郊特牲〉直接點明秋食耆老之義，實與春饗孤子相合。. 64. 65 66 67 68. 《禮記》〈祭統〉，頁 837～838：「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阮廷卓：《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見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七期，總頁 542。《周禮》〈秋官•大司寇〉，頁 516。《周禮》〈秋官•士師〉，頁 526。《尚書》〈呂刑〉，頁 303。.

(14)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72. （四）以司空之官總理冬官大事諸侯之司空，執掌冬官百工庶務之事，其下設小司空協助，以完成一國庶務性之事。雖然《周禮》之〈冬官〉於漢代業已佚失，不過從〈天官〉小宰之職，已明載為「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且其第六項，即為「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69，實可確定《周禮》應包含〈冬官〉之第六官。至於今之所見，河間獻王所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之缺者，應與〈冬官〉所屬之內容大體不遠。若將《周禮》與《尚書》〈周官〉所載相較，則發見二書所載六官之官名皆相同，至於其職掌，除卻司空已無可對驗之外，其餘五官之職，雖用詞稍有差異，然其內容並無差別。基於此現象，則知〈周官〉所載「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70亦應與〈冬官〉之職有關。71巧的是如此「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職務內容，正好可與〈千乘〉對於「司空司冬」所載相近，其內容明顯偏重在對於農田水利、山林沃野等與土地制度相關之規劃，以調節四時之各項作業活動。此一現象，又可與〈大學〉所言「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72相對應，說明土地之妥善利用與開發，乃是民生經濟之重要政策，是達到民生富足的重要法門，因而可隸屬司空所管轄之範圍。總計〈千乘〉所載司空之年度大事，又可下分三大類： 1. 以制度裁制地事而調節四時大事：〈千乘〉所載司空之職，乃「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灌73浸，以節四時之事。」說明農業社會最重要之生產資源，即是對農田與山林等土地之妥為開發利用，以及灌溉溝渠之導引與調節，藉以節制農家四時例行之工事，促使百姓致富。同時，司空還應力行「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74，攻老之事」等工作，猶如〈王制〉所言「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75使百姓得以寬裕其力，且豐饒其食。換言之，司空必須按照百姓居住之地與國都遠近之不同，搭配載師徵收國稅採取輕近而重遠之原則，76於徵調勞役之時，改採近者多服勞役而遠者寡之策略，始可從反其道之方式達到繳稅與服役二者相對平衡之狀態。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周禮》〈天官•小宰〉，頁 42。《尚書》〈周官〉，頁 270。《周禮》〈天官•小宰〉以「冬官掌邦事」，《尚書》〈周官〉則以「司空掌邦土」，而與地官之職有些關聯，其因，或與《周禮》各種官員之間的「官聯」現象有關；此外，掌邦事與掌邦土雖然稍有不同，其實也有可相通之處。蓋土地之開發利用乃是獲得財用之本源，而最為具體之財用細目，則展現在百工技藝所營建之各種工程與所製造之器物上，足以方便人之生活所需，因此將二者合觀，更可顯現司空所掌「邦事」之多樣性。《禮記》〈大學〉，頁 987。〈千乘〉此處原作「濯」，今據王念孫所考而改。清•王念孫：《經義述聞》〈大戴禮記•衰濯浸〉，《四部備要》（臺北：中華書局，1965），頁 17：「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多量之數。《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灌浸』，今據改」。〈千乘〉此處原作「太古食壯之食」，今據王念孫所言而改。王氏言：「『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若此處有『太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禮記》〈王制〉，頁 246。《周禮》〈地官•載師〉，頁 197 載：「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15)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73. 2. 選擇美地且規劃合適之居住設施：〈千乘〉所謂「立民之居，必于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者，蓋因居住環境之美惡，直接與寒暑之調和、六畜之繁衍、五穀之豐登密切相關，同時也相對影響百姓性情之急躁或緩和、剛強或柔弱，也會連帶影響人對於飲食口味喜好之選擇，因而首須選擇良好之地點建立百姓之住所。此外，〈千乘〉又言「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者，乃指尚須築有城郭以為必備之防衛措施，又須立有市朝，以方便進行實際之民生經濟活動。換言之，選擇居住地點，除卻自然天候條件合適以外，還必須先考慮地形地勢之牢靠鞏固，再配合適當之防禦措施，國家方能可長可久。 3. 配合冬烝以養息國老：〈千乘〉以司空具有「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之職務。說明配合冬季時節草木搖落、山林川澤之作物收藏，五穀等農作也紛紛進入糧倉之特色，適時舉行冬烝之禮以祭祖，一以答謝天神地祇與祖先之眷顧，一以關懷致仕之國老，表達養老、敬老之義。如此一來，則〈千乘〉又言「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倘能如此，則即使將「臣民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於是可見國之大事必然可成。. 五、〈千乘〉所言肇始於對魯政之針砭孔子向哀公論述〈千乘〉治國之根本大道，就時間而言，極可能與孔子歸魯不久，季康子增加田賦一事有關。由於孔子當時被任命為國老，季康子遂派遣冉有詢問孔子之意見。然而從孔子直接以「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以及「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等內容回答季康子問政之經驗，77說明孔子與季康子的為政之道明顯不同。更重要的，則是孔子相當清楚，季康子之所以派遣冉有前來詢問，其實只為自己加徵重賦增加合理性，即使孔子不贊成，季康子仍會堅持己見，並不會打消既定之主意。果然季康子於哀公 12 年春頒令「用田賦」。根據《左傳》所載，孔子乃先以「丘不識也」，迴避冉有轉達季康子「欲以田賦」之問，而轉從私下與冉有言談，表達其對於徵收賦稅之看法，認為「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78說明孔子力主凡事應依禮而行，為政者不應貪得無厭，而應以薄收賦稅為宜。由於孔子認為冉有具有「千室之邑，. 77 78. 此三則紀錄，皆見於《論語》〈顏淵〉，頁 109。《左傳》〈哀公十一年〉，頁 1019。相關之記載，在《孔子家語》〈政論解〉亦有記載。.

(16)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74. 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79的治國長才，理應懂得為政之根本以權衡輕重，設法阻止季康子加徵重稅。然而薄徵稅賦之主張並未受到重視，季康子仍然頒發增稅令，導致孔子直接對協助季氏聚斂的冉有，發出「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80的嚴厲指責。當然，魯國加稅也事出有因。根據《春秋》以及《左傳》之記載，魯國於哀公 11 年間，曾經與強大的齊國發生兩次戰爭，最後雖然是魯國獲勝，然而國內之耗損極大，因此季康子欲藉由加徵田賦以彌補之。然而孔子認為增稅並不能解決財政困窘之問題，更非治國之根本大道。尤其魯國在遭遇戰爭之人禍外，接連還有哀公 12 年冬、13 年 9 月陸續發生的蟲害天災，81則百姓早已在戰亂以及農作欠收之雙重逼迫下，陷入饑饉乏食、難以渡日之狀態。基於魯國當時民生凋敝之狀況，所以孔子在為哀公陳述司空之職時，當然要特別強調「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的重要性。然而當孔子一提及應該採行厚待百姓之措施時，隨即引起哀公「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之質疑。若將哀公此疑，證諸《論語》還記載哀公仍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問諸有若，而有若則以「盍徹乎？」相對一事，則可知哀公始終有「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之數字困惑，根本不理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的為政道理。 82由於哀公並不理解藏富於民的治國根本大道，因此孔子只能再藉機力陳太古之美，以相對凸顯魯政之弊，而深深寄寓其針砭時政之義：為政之道，首應解決民生問題。〈千乘〉以「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者，事也。」為對比，說明「民以食為天」乃天經地義之事，倘若為政者不能提供正確的耕作農時，83以滿足人民適時進行農耕生產的基本需求，且又一再地剝削民力，迫使其從事過度之勞役，則民生無以為繼，顯然並非生民、養民之道。其次，務求人民能安居樂業。〈千乘〉以「太古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為對比，說明為政者在滿足百姓基本的生民、養民之道後，還應進而謀求百姓能安居樂業。為政者應努力促使君臣上下，使其彼此皆能交相敬事而信，萬一不得已而有舉國重大遷徙之情事發生，也能一如往日周之太王避狄人入侵所發生之情形。當太王決定由邠遷往岐山之下，而百姓終以太王為仁人而不可失，於是從之者如歸市之熱絡，因此居住之地雖然轉移，而民則常在。倘若為政者不能使百姓獲得基本的溫飽，且又經常迫使人民多服勞役，使之無法適度休養生息，則無止境地壓榨輕壯一輩之勞. 79 80 81 82 83. 《論語》〈公冶長〉，頁 42。《論語》〈先進〉，頁 98。其詳參見《左傳》哀公十一年至十三年之相關記載。其詳參見《論語》〈顏淵〉，頁 107。《左傳》〈哀公十二年〉，頁 1027 載：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17)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75. 力，或不知體恤年老廢疾者，而仍然課以重稅的結果，都將使百姓陷於憂苦之環境而不樂其生，導致人民對為政者離心離德。此外，平時尚須擁有救治荒災的對應之道。〈千乘〉以「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為對比，說明魯國平時即缺乏危機處理的準備，不知在豐年多積聚穀物以待不時之需，一旦遭遇戰亂災荒，既無足夠之現糧以救荒，又缺乏依據戶口分配儲糧之能力，竟然僅知加重賦稅以彌補財政缺口，無異是加重災情，而置百姓於死地。相對於此，《禮記》早有國家的長期政經配套政策，因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若能如此深謀遠慮地遵循耕作存糧之政策，且能以三十年之糧食流通量平均數為準，以調節與分配存糧之進出，則「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只有在具備此萬全之準備後，天子方可以安穩進食，且日舉以樂。84倘若一旦遭遇凶年之緊急時刻，還應有「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85之應變措施，而非加徵重稅以剜肉補瘡。再證諸《周禮》，平時也訂有「荒政法」12 條以聚萬民之妥善規劃，透過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等方式，86 以為國家遭遇荒年凶歲等非常時期之應變措施。考究此荒政法之最重要部分，乃由政府散發穀物，或以庫藏之種子積極協助人民儘速復耕，還開放平時禁止人民入內之山澤園囿以供人民採食，以維持人民生計；再透過減輕歲賦、減免繇役之具體減稅措施，減少人民之經濟負擔，使民猶有餘力可以進行經濟活動之再開發；同時為求穩定社會秩序，必須採取緩刑與防盜賊雙管齊下之策略，對於因飢寒交迫所導致之犯法行為，以哀矜之情而給予適度之緩刑措施，然而對於動機惡劣之罪行重大者，則有必要之防治懲戒條例，以防不肖之徒鑽法律漏洞而乘機作亂。. 六、結論欲使一國之國政上軌道，的確應如孔子對哀公所言，遵循國君修德養仁、明訂治國理想以及設官分職各盡其當之治國常規，此外，尚須時時省察朝政是否有缺失，而謀求矯正之道。至於省察朝政是否得當，則捨此上述孔子所論民生是否無憂、人民能否安居樂業、政府有無完善救災政策等三大問題之規劃而弗由。然而針對上述三大問題的重要應對之道，魯國當時之朝政 84 85 86. 《禮記》〈王制〉，頁 238。《禮記》〈曲禮下〉，頁 77。其詳參見《周禮》〈地官•大司徒〉，頁 157。.

(18)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76. 皆與之背道而馳，無怪乎孔子要把握重要之機會向哀公進言，庶幾可以稍微影響季氏之執政，而調整當時之行政方針。過去，學界針對孔子與哀公問答之內容，除卻對《論語》所載之片段零碎資料不以為疑外，其餘，則多以漢儒竄入或偽作者視之，而不加重視。然而在《郭店簡》以及《上博簡》陸續出現相當多有關禮的資料後，已將《禮記》中諸多問題篇章的時代，往前推移至最遲應在戰國時期。尤其是《上博五》的〈季庚（康）子問於孔子〉以及《上博六》的〈孔子見季桓子〉公布後，對於重整過去受到質疑的《禮記》（含《大戴禮記》）、《孔子家語》、《說苑》、《孔叢子》等資料中，有關孔子晚年思想之文獻內容，都具有一定程度之價值與意義。固然有關《周禮》與〈王制〉論述制度的內容存在相當多的差異，不過本文所採用者，乃從其相同部分證明該情形存在極為可能，而對於重新恢復過去失落之部分歷史環節，也理應有所助益。由於魯國之政掌握在季氏手中由來已久，季庚（康）子乃繼承其父季桓子之後，而為哀公的執政上卿，因此通過季庚（康）子問政於孔子的紀錄，可以推知當時魯國朝政之問題。從孔子避而不談「民務」，而直接告訴季庚（康）子「仁之以德」乃「為政君子之大務」，可見孔子認為魯國之問題不在民，而在於為政君子。孔子主要透過管仲、趙衰以及臧文仲三大重要輔政名臣之至理名言，勉勵季庚（康）子「恭則遂，驕則侮」，且應力求「著德行義」，而切記「好刑不祥，好殺則亂作」的為政之道。87此一說法，不但正好可與〈千乘〉所載孔子所針砭的魯政之弊相吻合，而且也與孔子對哀公論治國之道相呼應。同時此一紀錄，又可與《說苑》所載孔子回答哀公「政在於諭臣」之理相合，因為「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88故而亟需哀公重振君道、明定臣道，以健全治國之道。以〈千乘〉為《孔子三朝記》之首，說明孔子歸魯後，為哀公提出理想的治國大綱，無疑是具有深刻意義的。. 87 88. 其詳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康）子問於孔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頁 195～235。其詳參見漢•劉向：《說苑》卷 7〈政理〉，《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64。.

(19) 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477. 主要參考書目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長孫無忌刊定：《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魏•何晏集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清•朱駿聲：《傳經室文集》第 2 冊，《四部分類叢書集成續編：求恕齋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0）。《白虎通》，見於清•陳立：《白虎通疏證》，《續經解三禮類彙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清•王念孫：《經義述聞》，《四部備要》（臺北：中華書局，1965）。日•武內義雄撰，江俠菴編譯：《先秦經籍考》（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5）。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全集（附別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漢•劉向：《說苑》，《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黎翔鳳：《管子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阮廷卓：《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7 期。林素英：〈《周禮》的禮教思想—以大司徒為討論主軸〉，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第 36 期，2004 年 12 月。.

(20)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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