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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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

及其反思︰

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

張中復

壹、前

言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一向是以自成體系的模式對內傳承信仰。由於一神教教義的特殊性，以及回民穆斯林宗教生活相較於漢民社會的制約性，因此與佛教、道教並無密切的互動關係。在清代的漢人士大夫眼中，「清真一教，來自天方，衣冠言貌，炯岸異人。予向疑其立教，在吾儒之外，而或亦等於老佛之流也。」1這種對於伊斯蘭教的陌生認知，讓漢民社會不致於過度干涉其信仰與生活。儘管內地回、漢社群形成互為比鄰而居的共生形態，但傳統漢族知識分子，也未把伊斯蘭教或回民社會視為「華夏」的一個必然的組成要素。儘管在明末清初以來，由胡登洲所開創的經堂教育改革，或是王岱輿、劉智、馬注、馬德新等穆斯林學者所倡議的「以儒詮經」，企圖將伊斯蘭教哲理與儒家思想在中國建立出合理並存、互為體用的理想模式，但這僅僅是學術思想的交融和經典思想的再詮釋，與穆斯林社會文化與族群的定位及認同意識無太大的 1_{（清）鹿祐，《天方典禮．序》，收入︰（清．劉智）《天方典禮擇要} 解》（臺北︰重印未著出版，1953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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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關聯。2因此，在回、漢社會二元格局的清楚界線下，伊斯蘭教與佛教、道教或其他民間信仰之間，也沒有產生相互傳教或改宗的效應與必要性。3 自清末以來，西方基督宗教藉由帝國主義擴張在中國展開積極的傳教工作，其對象除關內的漢人社會外，也包括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在這類當代研究資料中，大多集中在基督宗教的傳教策略及其對於雲南等典型的邊疆省份與邊民社會文化的影響，至於與漢民呈現共生情境的回─ 穆斯林社會的宣教事實，都幾乎都未提及。4不過，由於部分屬於基督新教的教派的傳教手段與企圖心較為積極，加上在漢民社會傳教中不斷發現同屬一神教信仰體系的回 ─穆斯林社群，所以新教傳教士亦開始關注這群「熟悉的 2_{這幾年美國學界對於劉智等人的研究提出不少頗受爭議的解讀。例如}

Zvi Ben-Dor Benite 認為，劉智翻譯《天方至聖實錄》、撰《天方典理》

等書，所反映的是清代穆斯林知識分子基於當代性（Simultaneity）與

離散性（Diasporicity）意識下，藉闡釋原典教義哲理的過程來達到對

於伊斯蘭人文精神的認同境界。參看︰Zvi Ben-Dor Benite, The Dao of

Muhammad: A Cultural History of Muslim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 5-20James。而 James D. Frankel 則企圖從《天方典理》等書中，再次檢視劉智的宗教哲學觀與傳統中國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淵源關係，及其對伊斯蘭教法的實踐觀點的解讀。參看︰James D. Frankel, Rectifying God's Name: Liu

Zhi's Confusian Translation of Montheism and Islamic Law,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3_{清末西北回民抗清事件中曾出現漢民被迫改信伊斯蘭教的案例，在此本}

文先不討論此一現象。

4_{有關這類資料請參看︰徐永志，《融溶與衝突︰清末民國間邊疆少數民}

族與基督宗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錢寧主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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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s）5在中國內地長久以來所呈現的宗教生活與社會發展形態，甚至進而展開對於回民的直接宣教工作。近年來，這些清末民初新教的傳教士所留下的對回民宣教與觀察資料，已開始有人進行有系統的整理工作，並將此一過去不為外人廣為知曉的史實進行論述與分析。例如，1807 年即來華的最早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_{Robert Morrison），開始對中原地區穆斯林活動的紀} 錄，揭開新教與回─穆斯林社群互動的序幕。又如19 世紀

末英國公誼會（_{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或稱貴格}

派Quakers）傳教士梅益盛（Issac Mason, 1870-1939），開

始對於江南地區回民進行有系統觀察論述。到了_{20 世紀初}

著名的英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宣教家海恩波

（_{Marshall Broomhall, 1866-1937），具體地將對回民的傳}

教工作與研究觀察結合為一，並於1910 年在倫敦出版被認

為開創了西方學界研究中國伊斯蘭與穆斯林社會先河的重

要著作─《中國伊斯蘭教︰一個被忽視的問題》（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等皆是。6_{其中海恩波的這部} 著作影響較為深遠，其內容從伊斯蘭入華的歷史源流到當

5_{該名稱來自，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亦有大

陸學者沿用仿傚的案例來描述當代的都市穆斯林，例如︰白友濤等著，《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動穆斯林社會適應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 年）。 6_{參看︰房建昌，〈近代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西北少數民族中的傳教} 活動及有關文獻概述︰兼論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活動及有關文獻〉，《西北民族研究》，第1 期（1994 年），頁106-116；劉家峰，〈晚清來華傳教士與穆斯林的相遇與對話〉，《世界宗教研究》，第1 期（2009 年），頁 1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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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代社會特色、各地不同區域的回民現象的描述，甚至更詳述清末西北與雲南回民抗清運動的過程與影響。7從其中可以看出從19 世紀末開始，新教傳教士重視建立研究回民與中國伊斯蘭的知識系統，是兼具深入性與多樣性的事實，且其目的很明顯地是為強化對回民的宣教功能而做準備。而且更重要的是，海恩波的這部專著讓中國的回─穆斯林宣教工作，自此被納入到整個基督新教的世界宣教體系之中。8此外，日本學者松本真澄亦從世界宣教運動的推動影響下，觀察1949 年之前內地會對於回─穆斯林宣教工作的組織性特色，及其對於民國前期穆斯林振興族、教的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影響。9 不過，在這些受到基督教世界宣教運動的影響下，推展對於回─穆斯林宣教的組織工作與成果中，尤其是發行系

7_{例如海恩波就曾引述過英國人貝爾上校（Col. Mark Bell）的估記，經過}

同治年間回民抗清事變，及其後來被清廷鎮壓的過程中，甘肅人口從原來的1,500 百萬銳減到 1 百萬，其中每 10 個漢人中就有 9 人遇難，每 3

個穆斯林中就有2 人喪命。海恩波雖然認為這些數據可能有些誇大，但

他也不可否認這是貝爾上校在事變過後，親自走訪殘破不堪的甘肅地區後所獲致的結論。參看：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London: Margan & Scott Ltd., 1910, p. 155。

8_{該書除海恩波個人的研究觀察外，也是當時分布在中國各地的幾百位傳} 教士的一個集體合作的結果。事實上，該書原稿本原本是海恩波提給 1910 年愛丁堡世界傳教大會的資料，其直接結果是中國穆斯林的宣教問題被納入到基督教世界傳教運動之中，這後來對於中國穆斯林的宣教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參看︰韓永靜，〈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早期傳教活動研究〉，《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 期（2011 年），頁 131。 9_{松本真澄，〈キトリス教宣教運動と中国イスラーム近代への摸索〉，} 《中国21》，Vol. 28（2007）〈東洋のキトリス教特集〉，頁 12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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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統性的文宣刊物方面，1927 年於上海成立的中國穆民交際

會（_{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即是另一}

個值得注意的案例。該會之後在聖公會牧師畢敬士（Claude

Pickens, 1900-1985）等人的推動下，曾於 1927 年至 1932

年之間在漢口發行英文宗教刊物《友穆季刊》（Friends of

Moslem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其成為觀察民國前期在華基督教研

究中國伊斯蘭及向回民宣教的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史料。《友穆季刊》主要內容，包括時論報導與分析性論文，其大多為以時事為導向，探討基督教在回─穆斯林社會傳教所面臨的問題，甚至是失敗案例的檢討。該刊並記載宣教組織內部的傳教工作紀錄、會議文件與部分傳教士的生平事蹟等。另外，《友穆季刊》亦重視中國各地回民動態與即時事件的報導，並穿插刊登世界伊斯蘭教知識、中國伊斯蘭史史料介紹與考證等，內容相當豐富多元。本文即是以歷史民族誌（_{historical ethnography）的研究角度，來分析《友穆季} 刊》的重要取向與內容。一方面呈現基督教對回民宣教的過程中，在不同宗教文化與族群社會認知差異下，所顯現的多樣性策略及其得失；另一方面，則藉此珍貴的外來視野，尤其是「回民不易改宗皈依」的事實，來探究回─穆斯林人群在民國前期的文化變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關鍵現象的特點。最後，以當代華人世界中基督新教繼續對回─穆斯林人群進行宣教（回宣）的案例，來說明這個已存在一個世紀以上的一神教之間的傳教改宗現象，至今仍在有系統地進行著，並從《友穆季刊》等相關歷史的回顧中來反思這個發展脈絡的特殊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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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友穆季刊》的史料與歷史民

族志特色

《友穆季刊》的發刊，是_{1927 年成立的中國穆民交} 際會的重要宣教績效。而在此之前，知名的學者型傳教士、_{20 世紀推動基督新教在穆斯林地區宣教工作的代表性}

人物茲威默（或譯字威默，Samuel Marinus Zwemer,

1867-1952），於 1917 年來到中國並成立佈道回族特委會（Special Committee for Muslim Work, 或譯為穆斯林工作專門委員會），為基督新教開創具有全國性組織意義對回民宣教機構的濫觴。茲默威早在19 世紀末就在阿拉伯半島宣教，之後並成為著名的伊斯蘭學學者。_{1911 年，他創辦《穆斯林} 世界》（Moslem World）季刊，並出任主編，直到 1947 年為止。此外，他曾擔任_{1910 年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的副主} 席，隔年又擔任在印度召開的穆斯林宣教會議的主席。而佈道回族特委會的成立，顯示中國回─穆斯林人群已正式納進新興的基督新教世界宣教運動中。10而該會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以下二項︰一、調查穆斯林人口與分布區域並繪製地圖；二、發行專門針對穆斯林的中文和阿拉伯文基督教刊物與書籍，其中也包括中譯本《古蘭經》；引起社會大眾對於穆斯林宣教工作重要性的關注。為整合在華基督新教的宣教組織與事務，_{1922 年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在上海成立，之後佈道

10_{松本真澄，〈キトリス教宣教運動と中国イスラーム近代への摸}

索〉，頁132；王建平編著，《中國內地和邊疆伊斯蘭文化老照片︰畢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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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回族特委會也隸屬此一組織。但由於人事問題，以及在華的新教傳教士對於回─穆斯林的宣教工作不一定感到興趣，所以至1926 年時，佈道回族特委會被解散。佈道回族特委會解散後，部分對回─穆斯林宣教仍有興趣的在華傳教士，在前述人物英國公誼會傳教士梅益盛的促成下，於1927 年 5 月在上海另再成立中國穆民交際會。11 按中國穆民交際會與之前的佈道回族特委會一樣，都是推動回─穆斯林宣教工作的跨宗派組織，並把此一工作視為特殊的使命，因此其成立後便吸引甫從維吉尼亞神學院畢業的聖公會牧師畢敬士的注意。畢敬士的身分頗為特別，他是前面提及的佈道回族特委會創辦人茲默威的女婿。他和夫人伊莉莎白 ‧ 畢敬士（_{Elizabeth Pekins,}

1899-1986）都在聖公會的海內外傳教學會（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Society, FDMS）的支持下自美國來到中國傳教。可能是受到茲默威的家學影響，畢敬士夫婦展開對於中國伊斯蘭教的關注，並很快地投入對回─穆斯林的宣教事務。在上海，畢敬士夫婦受到梅益盛的推薦加入中國穆民交際會。不久畢敬士成為該會的秘書，並於_{1927 年被派往漢口} 的聖公會教區工作進而發行新刊物《友穆季刊》，伊莉莎白則擔任該刊早期的主編工作。12 11_{韓永靜，〈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活動研究 1917-1936〉，} 《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 期（2012 年），頁 113。 12_{1941 年底至 1942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畢敬士夫婦被日本軍隊視為戰} 俘而遭到拘禁。1942 年畢敬士獲釋後返回紐約，並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1945 年他獲得該校漢語與日本語系碩士學位，碩士論文題目是《中國伊斯蘭教文獻參考書目注釋》（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畢敬士與家人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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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值得注意的是，畢敬士曾於1933 年陪同岳父茲威默中國西北地區包括陜西、甘肅、青海等地進行了一次對於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考察。1936 年畢敬士又與其他幾位在中國宣教的西方傳教士一起，對中國西北、西藏的東北部和內蒙古的穆斯林聚居區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考察。13這些難得的經驗，不但讓畢敬士對於中國回─穆斯林社會的理解，不再侷限於中原與江南等所謂的傳統區塊，同時對於建立有利於宣教工作的整體性的社會資料，尤其是較明確的全國穆斯林人口的數據不致於過度難以掌握。14更重要的是，這些以西北穆斯林社會為主要對象的調查研究，不僅留下了大量珍貴的記錄與影像照片，同時更為研究民國時期西北伊斯蘭教，包括蘇非派門宦等當地特有的宗教組織，提供了第一手的介紹分析資料。例如，當代某些現存於西北漢口教區工作，但之後因國共內戰之故而於1950 年離華赴美。有關畢敬士生平，可參看︰〈畢敬士生平〉，收入︰王建平編著，《中國陜甘寧青伊斯蘭文化老照片︰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傳教士考察紀實》（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頁 8-10。以及哈佛燕京圖書館，

“Pickens, Claude L., 1900-1985. Rev. 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 A finding aid”，網址︰ http://oasis.lib.harvard.edu/oasis/ deliver/~hyl00001#hyl00001serIII (2015 年 6 月 7 日 )。按《友穆季刊》自 1927 年起一直編輯出刊到 1951 年 4 至 7 月 ( 總號第 25 卷 )。當時畢敬士仍是中國穆民交際會的秘書長。 13_{參看︰〈畢敬士生平〉，頁 8-10。} 14_{韓永靜，〈西方傳教士對近代回族社會的調查︰以人口調查和「田野考} 察」為例〉，《回族研究》，第4 期（2012 年），頁 32-36。事實上，前面已題及，早在佈道回族特委會成立後便重視全國穆斯林人口分布的情資。1922 年由中國續行委辦會主編的《中華歸主》（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已刊出中國各省穆斯林人口數的總表，推定當時約在3,100 百萬左右，並據此做為日後分派各地宣教事務的重要參考。參看︰松本真澄，〈キトリス教宣教運動と中国イスラーム近代への摸索〉，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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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門宦宗教場域中的重要象徵性建築物，如道堂與拱北（教主及其家屬的墓廬），幾乎都是經歷_{1950 年代以來的反宗} 教特權鬥爭與文革等運動拆毀後再重建新修的。但在畢敬士等人所拍攝的照片中卻保留著當年完整的傳統樣式。後來，包括茲威默的收藏文獻、畢敬士等人的考察資料、書信以及所有的《友穆季刊》等珍稀文本，都由畢敬士返回美國後捐贈給哈佛大學典藏。以往這批材料，除美國專門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學者如佛萊澈（_{Joseph F. Fletcher）等} 人之外，則較少被人所注意。15但近年來，在大陸學者王建平與日本學者松本真澄的有系統地整理與開展相關研究工作下，這批珍貴的文獻在觀察現代中國伊斯蘭教領域中的學術價值才逐漸受到重視。16 無論是從資料篇幅、觀察視角、時間斷限以及分析深度等觀點看來，中國穆民交際會及其機關刊物《友穆季刊》，無疑地是有系統研究民國前期基督新教傳教士對於回─穆斯林社會宣教工作成效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獻。同時， 15_{佛萊徹過世後，其部分未完成手稿由門生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 繼續完成並編輯出版，包括1946 年在甘肅宣教的基督教傳教士泰樂（F. W. M. Taylor）寫給畢敬士有關當地哲合林耶門宦道統資料的書信之研究──〈泰樂致畢敬士書信中的納合什版底耶哲合林耶支派〉；即Joseph

F. Fletcher, “The Taylor-Pickens Letters of the Jahri Branch of the Naqshbandiyya,”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3 (1989), pp. 1-35. 以及 佛萊徹研究中國西北門宦史著名的遺稿──〈中國西北的納合什版底耶〉，李普曼還為之立序，並首次發表在佛萊徹中國伊斯蘭史論文集之中。參考︰Joseph F. Fletcher, “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in Beatrice Forbes Manz, ed.,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Aldershot: Variorum, 1995), pp. XI, 1-46.

16_{數年前，松本真澄教授將她在哈佛大學收集到的全套《友穆季刊》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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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帶有宣教改宗的企圖，但該刊也展現西方教會視野下現地研究中國穆斯林社會、文化與族群現象的另一種具有民族志書寫意義的寶貴紀錄。從《友穆季刊》第一期梅

益盛所寫的〈對《友穆季刊》的提示〉（_{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一文，似乎都是他之前在中國宣教的經驗總結。其中包括從基督教觀點來看伊斯蘭教本質與缺點以及對穆罕默德的批判，相當帶有基督新教的本位意識與優越感。例如，同文中梅益盛論及對穆斯林宣教的方法時，強調傳教士須篤信基督並健全自身人格來爭取穆斯林的友誼，因為友誼互動是比任何其他社會關係更能彰顯基督的精神美德。但他也提醒與穆斯林交往時，也不需過度重視一般的社交禮俗。17而這也可以看出中國穆民交際會這類宣教組織，對於回─穆斯林社會企圖深入理解與研究的心態，還是延續著典型西方優勢文明的基督教來皈依非西方劣勢文明的異教徒的基本模式，在策略上還必需有所彈性與適應。但這批企圖對回─穆斯林宣教並使之改宗的新教傳教士，同時面對的卻是古老傳承的中國華夏文化與同屬一神教體系的伊斯蘭，且兩者已在中國產生在地化意義下的共生關係，其傳統的宣教方法與策略是否能有所改變或提昇？關於這一點，可以先從〈對《友穆季刊》的提示〉一文發表後沒多久，《友穆季刊》所揭示「穆民交際會章程」的內容來理解。「章程」中提到該會成立的宗旨是聯合所有基督徒的穆斯林之友，並在穆斯林之間傳布基督教福音。其具體做法則是必須與穆斯林建立友好關係、發行文宣資料、協調在穆斯林社群內的中外傳教士的工作，並提供協 17_{Friends of Moslems, Vol.II, No.2 (April, 1928), pp.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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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助來增進其宣教等事項。此外，該會在上海設立執委會，擔負指導各地方委員會的教務工作，並鼓勵與執委會保持密切聯繫。18從該刊最早提供的穆民交際會會員名單中可以看出，35 位成員中，除在開羅的茲默威外，其他 34 人都分布在上海、江浙、安徽、兩湖、冀魯豫、雲貴、滿州與新疆。19由此可見，穆民交際會一開始的宣教布局是希望以擴大範圍、面向全國為考量。事實上，隨著穆民交際會逐漸擴充的宣教事務，以及《友穆季刊》不斷徵集中國各地穆斯林的社會動態與宗教情資，所以很快地便出現西北回民大省甘肅的即時消息，像是穆斯林地方武力叛變與回漢衝突

的報告“_{Muslim Rebellion in Kansu”（指民國 18 年馬仲英}

事件）等內容。20之後偶爾也會出現民俗性質的報導內容，

像是Olive M. Botham（濮美瑛）觀察甘肅穆斯林兒童依教

規所取的經名現象並將之歸類排序。21而_{1932 年“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一文，更對甘肅穆斯林的現況提

出深入的分析，以為日後擴大宣教做準備。22而對於《友穆

季刊》的發行地漢口，也很早便刊出調查當地清真寺的報

告，23以及之後不斷補充相關資料來呈現發展動態。至於像

新疆地區的特殊觀察材料，如_{1931 年刊登 H. F. Ridley 給茲}

威默的信，提及他在和闐、葉爾羌與喀什等地，觀察當地商 18_{Friends of Moslems, Vol.II, No.4 (October, 1928), p.13.}

19_{Friends of Moslems, Vol.I, No.2 (July, 1927), p. 12.} 20_{Friends of Moslems, Vol.III, No.3 (July, 1929), p. 9.} 21_{Friends of Moslems, Vol.V, No.4 (October, 1931), pp. 5-6.}

22_{Friends of Moslems, Vol.VI, No.3 (July, 1932), pp.35-39；No.4 (October,}

1932), pp.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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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貿、民政與蘇聯對於當地的影響等事務，也可以看出他們對宣教於“中國突厥斯坦”（_{Chinese Turkestan）的關注。}24 總之，《友穆季刊》自創刊以來，不斷報導在穆民交際會主導或影響下，全中國各地傳教士在回─穆斯林社群中各種觀察見聞、坊間軼事、社會動態、宗教情境與宣教經驗等內容，從整個地區範圍來看，到其停刊之前，幾乎已涵蓋所有回─穆斯林在中國的重點分布區，其間甚至還報導廣義回 ─穆斯林範疇中的分支族群，如_{1943 年 Charles Notson 對} 於青海撒拉族（Salars）的報告即是一例。25至於像是西北地區特有的教派與門宦現象，及其所展現的宗派多元主義（sectarianism），在後期的觀察文章中業已出現專門描述「四大門宦」這類特殊的蘇非派宗教組織的報導。26凡此，都說明《友穆季刊》對於民國前期回─穆斯林的社會調查與情蒐功能頗類似於日本的情報志。就近代中國穆斯林民族史而言，《友穆季刊》多視角的資料，也為民國前期時的相關研究提供頗為珍貴的歷史民族志的書寫素材。雖然該刊有些報導還屬於片面或帶有宣教主觀意識下的偏見，但面對中國伊斯蘭複雜的社會、文化與族群情境，《友穆季刊》與穆民交際會一開始便不願過度拘泥於有限的「點」的觀察，而是企圖運用傳教士深入地方的職業特色，逐步擴大到「線」加 24_{Friends of Moslems, Vol.V, No.2 (April, 1931), pp. 1-9.}

25_{Friends of Moslems, Vol.XVII, No.2 (April, 1943), p. 26.}

26_{“The Four Men Huans”（回教四大門宦）。按該文實翻譯自《震宗報}

月刊》，第5 卷第 4 期，1939 年。參看︰ Friends of Moslems, Vol. XVI, No.1 (January, 1942), pp. 5-7。類似對於教派門宦的報導尚有︰ “Mohammedans Factions in Northwest China”。該文譯自《大公報》1934 年5 月 8 日的報導。參看︰ Friends of Moslems, Vol. III, No.3 (July, 1934), pp.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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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面」的佈局，來穩固任何有利於宣教與皈依穆斯林的實務基礎與相關工作環境。除這種實證理解的構思外，對於中國伊斯蘭教歷史的回顧性研究，及其與現狀之間延續關係的觀察也是《友穆季刊》內容的一個特點。例如，梅益盛自1930 年至 1931 年

連續七期刊登“_{The Mohammedans of China: When, and How}

they First Came”一文，文中運用傳統中文史料與民間傳說（如《西來宗譜》等）為中國穆斯林的發展史鉤勒一個基本的輪廓。27此外，《友穆季刊》也注意一些與中國伊斯蘭教史有關的稀有史料，如蒙音漢字版的《元朝秘史》等。28 不過，歷史的研究與關注僅是宣教工作的基礎，對於傳教工作的實質成效而言，向回民宣教文本的整理與展現詮釋內容的正當性，應該才是《友穆季刊》文獻研究的重點。在此之前，已有基督教傳教文獻提到，對中國內地的回─穆斯林宣教，必須整理出一本有別於已在漢民中所使用的中文翻譯《聖經》，因為這類譯本中有些內容與詞彙對回─穆斯林 27_{Friends of Moslems, Vol. IV, No.1 (January, 1930), pp. 5-8 ﹔ Vol. V, No.3}

(July, 1931), pp.10-17.

28_{“Chinese Mediaeval Notices of Muhammedans, Part II”, Friends of}

Moslems, Vol. VII, No.2 (April, 1933), pp. 23-26。該文係引自研究著名

中西交通史學者E. Bretschneider 於 1888 年所出版的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 一書中的部分資料。按《元朝祕史》

（或稱蒙古祕史）第152 節中出現「撒兒塔兀勒」（Sarta’ul）一詞，明代的蒙音漢字版將之譯為「回回」，實為蒙古史料中首次出現對於

穆斯林的記載。參考，《元朝秘史三種》（臺北：維新書局，1975

年），頁110-111（四部叢刊本），頁 422-423（葉德輝刊本），頁 679 （十五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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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是具有冒犯性的。29可見從宣教的效果看來，對於同樣使用漢語的回、漢群眾而言，不但宗教意識與策略須有所區隔，書刊文獻亦各自有別。因此，穆民交際會或其他傳教組織對於這類宣教文獻的編纂與相關工作成效，都可以在《友穆季刊》中找到紀錄。例如，1930 年 1 月針對由該刊已出版的中文回民宣教書刊的介紹，像是《回經論真主》（God in Islam）、《回經論姿西哈》（Christ in Islam）、《穆民宗

仰福音記》（Sweet First Fruits）與《回耶指正》（Christianity

and Mohammedanism）等數十種。30_{而類似的介紹在往後的} 期別中還時續出現。值得注意的是，穆民交際會的成立與《友穆季刊》的發行時期，中國回─穆斯林的社會精英正處於民初以來受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時代衝擊的影響，展開所謂的「穆斯林新文化運動」，因而產生自我族、教意識覺醒與重視國民身分等新興現象，並投入發展教育、創辦報刊等多方面的社會實踐行動。因此，《友穆季刊》十分重視對於這類著名的新興報刊如《月華》、《穆聲報》、《穆民教訓》的介紹，31以及將收集到各地的各種回─穆斯林民間宗教文獻與經堂教育教材進行整理並做成摘要，供傳教時能產生知己知彼的優勢。32

29_{A Joint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pf North America and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and Religious Survey prepared,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Moslem Lands: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Moslem and Christian Press in All Mohammedan Countries,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3, P.152.

30_{Friends of Moslems, Vol. IV, No.1 (January, 1930), pp. 13-16.} 31_{Friends of Moslems, Vol. VII, No.2 (April, 1933), pp. 26-28.}

32_{主要由梅益盛整理，文章名為 “Supplementary 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包括《清真蒙引歌》、《希真正答》、《天方教典歌》、《中國回教學會月刊》、《小學教義課本等》數十種文本。參看︰Friends of Moslems, Vol. XI, No.1 (January, 1937), pp.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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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整體而言，上述《友穆季刊》這些特殊的史料與民族志內容，對於理解_{1930 年代初到 1940 年代末期中國伊斯} 蘭教與穆斯林社會的發展情況，提供了來自基督新教傳教士細膩與宏觀兼具的另一種解讀視野。雖然這種觀察是具有明顯的宗教改宗策略運用與基督教的本位主義的色彩，但這種主觀宣教意識下所呈現的現代中國伊斯蘭文化特色，反而顯現出回─穆斯林人群在中國社會持續生存的特有格局及其適應機制。

叁、引伸思考︰西方傳教士對中國

穆斯林宣教成效的檢視

作為民國前期在中國宣教的代表性組織，穆民交際會及其機關刊物《友穆季刊》一直積極開展工作，但很明顯的是，對於回─穆斯林各種形式的接觸觀察與學術實證研究僅是手段，使之放棄伊斯蘭信仰並皈依成基督徒才是最終目的。雖然前面提到像梅益盛、茲威默這些已在其他穆斯林世界宣教的傳教士對於伊斯蘭教的一神教本質及其文明形態是採取本位主義的批判立場。但他們都意識到，在以儒釋道為信仰核心的中國社會裡，回─穆斯林的發展存續現象不僅是一個有別於其他伊斯蘭世界的一個十分特殊的案例，同時其社群生活與伊斯蘭一神教信仰相結合的模式，卻帶有一定的自我制約機制與內部穩定性。其實這類來自西方的觀察心得並不一定集中在關內較為發達的地區，居住在邊疆的回─穆斯林社會亦有同樣的反響。例如，₂₀ 世紀初著名的法國多隆（D’Ollone）調查隊曾在甘肅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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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藏傳佛教重鎮拉不楞（今屬夏河縣），記載過當地穆斯林的信仰文化受到藏傳佛教影響與限制的情形。像是喇嘛僧侶不允許穆斯林公開進行伊斯蘭的禮拜儀式，以及當地唯一的清真寺的外觀幾乎不具有任何伊斯蘭的風格。33 儘管如此，相較於當地信仰現象混亂的漢人，喇嘛對於信奉伊斯蘭一神教的穆斯林反而視為更值得尊重的族群。34 即使穆民交際會從接近於全方位的策略、包括發行《友穆季刊》等做法來積極進行對回─穆斯林的宣教工作，但現實的問題在於，雖然穆民交際會的成員數大幅增加，35事實上整個民國前期皈依為基督徒的回─穆斯林人數卻相當有限。據畢敬士的統計，到_{1937 年為止，全國登記在冊的} 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只有100 位，而且都分布在中國的東部和西部地區。36雖然提供這些人數僅謹是登記在冊的，還有許多穆斯林不敢或不願公開自己接受了基督教，但與當時中國穆斯林人口總數與世界其他地區皈依基督教的穆斯 33_{中國回－穆斯林的清真寺一直都保有傳統中國式的建築風格，在當代之} 前幾乎看不到所謂西亞阿拉伯式那種廣泛為人所知的建築樣貌。多隆調查隊此一看法明顯是不了解整體實情下的偏見。

34_{Le Commandant D’Ollone, le Capitanine de Fleurelle, le Capitaine Lepage,}

le Lieutenant de Boyv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 Études de A. Vissiere. Notes de E. Blochet. Paris: Ernest Leroux, 1911, pp.233-235.

35_{畢敬士於 1937 年提到穆民交際會 1927 年剛成立時的會員約 40 人，到}

該年時已增加到425 人。參看︰王建平編著，《中國陜甘寧青伊斯蘭文

化老照片︰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傳教士考察紀實》，頁 178。

36_{Claude Pickens, “Challenge of Chinese Moslem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68, 1937, pp.416-417. 間引自︰韓永靜，〈西

方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活動研究 1917-1936〉，頁 118；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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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林人數比較起來，這100 人的數字可謂相當稀少。37同時，像西北甘肅等被傳教士視為傳統中國伊斯蘭核心的省份，那時幾乎沒有皈依者的紀錄。而到了1948 年，有人從 1947 年至_{1948 年中的 6 期《友穆季刊》持續發現穆斯林皈依基} 督教的案例，並很樂觀地認為實際改宗人數應該比這些報導還要來得多。38但無論如何，這些極少數的皈依者在整個中國的穆斯林人口中確實是鳳毛麟角。基督新教在中國對穆斯林傳播福音並使其改宗之前，已在其他伊斯蘭地區累積相當多的傳教經驗。無論中國的情境如何特殊，有些宣教的阻力與困難是屬於共通性的。像茲威默就曾提及對於處理皈依現象缺失的觀察心得，像是有的教會對因改宗而失去原先同儕的穆斯林皈依者並不具有同理心、讓其受洗後沒有提供更多的宗教學習、在宣教過程中只攻擊穆斯林的罪惡而忽視其美德、或皈依後不利於婚姻生活，以及皈依者的日常需求會讓教會忽視其真正的心靈需求，且提供日常需求往往造成分配不公以致引發爭議等。39而《友穆季刊》中偶爾也會出現〈如何與穆斯 37_{有研究指出，與當時世界上其他伊斯蘭教地區的改宗人數比較，基督新} 教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也可以說是失敗的。如19 世紀末，英國聖公會差會已爭取1,000 名穆斯林改宗者；萊茵河差會在蘇門答臘爭取約 6,000 名穆斯林改宗者；在爪哇約有 12,000 名穆斯林改宗者。到 1940 年時，爪哇已有65,000 人從伊斯蘭教改宗基督教，其中有 4,400 位成年人是3 年前受洗的。參看︰韓永靜，〈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活動研究 1917-1936〉，頁 118。

38_{Raymond H. Joyce, “Converts from Islam in China”, Friends of Moslems, Vol.}

XXII, No.3 (July, 1948), pp. 30-30.

39_{“Convert from Islam”, from “News from the Area” of the Council for}

Western Asia and Northern Africa. Friends of Moslems, Vol. VIII, No.2 (April, 1929),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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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林開展友誼〉這類的文章來提供有助於宣教的經驗，40或是報導像是河南皈依穆斯林的成長之路，或東北滿州的回民學生改宗基督教過程等以為範例。41這些過於簡化的解讀和零星的案例內容，不易讓人理解為何在穆斯林中推動宣教工作是充滿困難，甚至是充滿挫折的經驗。嚴格說來，《友穆季刊》中並未對於這類問題提供系統性或結構性的分析。或許傳教士結交穆斯林並拓展友誼是一般容易達到的初步成果，但要使之放棄伊斯蘭並改宗基督教則是另一種企圖與策略。按中國的回─穆斯林人口不多，其置身與漢民互動頻繁、並與之形成的共生關係裡，反而更需對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等「偶像教」保持必要的區隔，來強化其一神教信仰與清真的生活形態。42而這種以清真為依歸的我群意識，正是與包括漢民社會在內的所有外來人群及文化，產生「接觸但不交融」的清楚界限與社群存續的必要原則。數百年來，漢民社會乃至於朝廷，雖然對於回─穆斯林「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43的域外族

40_{W. Arthur Saunders, “ On ‘Cultivating Friendship’ with Moslems”, Friends}

of Moslems, Vol. XI, No.4 (October, 1937), pp. 71-74.

41_{C. F. Ward, “A Moslem Covert”, Friends of Moslems, Vol. IX, No.2 (April,}

1935), pp. 35-36; W. G. Davis, “A Moslem Who Found Christ”, Friends of

Moslems, Vol. XXII, No.1 (January, 1948), p.7.

42_{清真，即回民以中文字義內涵來詮釋阿拉伯語 halah（回民經堂語稱哈}

拉、哈倆力）一詞的衍生性詞彙，其原意為清潔無穢，進而擴展為一切

符合伊斯蘭教教義的信仰、文化與生活的實踐內容。參看：“Haliangli

哈倆力” in Jianping Wang ed., Glossary of Chinese Islamic Terms, Richmond: Curzon, 2001. p 44。 43_{清儒顧炎武對回－穆斯林與伊斯蘭教抱持負面的看法，他認為回民不但} 「殺牛為膳」外，還論到：「（回民）惟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為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馴其頑獷之習。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乎？」參看：（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出版社，1979 年），卷 29，〈吐蕃回紇〉，頁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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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群與社會文化形態理解有限，或產生「非我族類」的輕視心理，但終究不會藉由「正統」的佛教與道教來企圖影響、甚至要求回─穆斯林這群「熟悉的陌生人」來取代其原有的伊斯蘭信仰。然而，隨著清末西力東漸局勢的來臨，基督徒傳教士以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精神為依據，企圖在中國宣教並改宗，包括穆斯林在內的異教徒時，往往容易陷入面對漢、回策略不分的窘境之中。雖然有時穆斯林對於新教傳教士保持熱情與友誼，就像一位在山東宣教的傳教士提到︰「他們總是歡迎我們就像歡迎他們的堂兄弟那樣，因為我們就像他們那樣，信仰同一個主，而我們與他們都處於偶像崇拜者的包圍之中。」44《友穆季刊》也記載一個在四川宣教的案例，提到當地的穆斯林是聽不進福音的，並直接對傳教士說︰「我們是回回，對我們傳教是白費力氣。」而另一位也說︰「我們和你們是一樣的」（言下之意實無傳教的必要）。許多回民對宣教內容不屑一聽，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宣教應該是針對他們周遭那些異教徒鄰居的。這顯示出穆斯林對傳教士把自己看作像漢族那樣的偶像崇拜者感到非常反感。45而另一位也在山東的傳教士更頗為絕望地提到︰「通過與穆斯林接觸，我沒有取得任何的成功，與在向漢人傳教方面，情形是很不同的。對漢人宣教，我的努力可以融化在我的工作中。穆斯林生 44_{濮美瑛（Olive M. Botham）編，王建民譯，《中國和穆罕默德》（China} and Mohammed），1948 年，頁 30-31，收入︰王建平編著，《中國內地 和邊疆伊斯蘭文化老照片︰畢敬士等傳教士的視角及解讀》，頁162。

45_{“Where are the Chinese Moslems, Szechuan”, Friends of Moslems, Vol. XVII,}

No.4 (October, 1943), p. 53；王建平編著，《中國內地和邊疆伊斯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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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活於他們自己的街坊中，並且為緊密的族群紐帶所聯結。」46 儘管基督新教的傳教士無論基於使命與西方漢學式的訓練，或藉由在其他伊斯蘭地區的宣教經驗來面對中國的回─穆斯林，這種始終屬於外部觀察的傳教模式與心態，加上文化隔閡下很容易產生對中國伊斯蘭的「文化誤讀」，47這些都是很難去理解到對於回─穆斯林宣教工作推展有限的真正癥結，及其背後所涵蓋的結構性社會文化因素。換言之，如果從「在地觀點」出發，尤其是從穆斯林改宗的新基督徒的視角來檢討此一宣教效果不彰的問題所在，反而能得到一箭中的之反思效果。

肆、皈依傳教士對於宣教成效的

「在地觀點」及其社會反思

在現有民國前期的中國基督教本地的史料中，很難得地保存著一位甫從伊斯蘭皈依並成為傳教士的馬逢伯，於 1918 年所寫的〈對於回族布道之要點〉一文。48_{該文十分宏} 46_{濮美瑛（Olive M. Botham）編，王建民譯，《中國和穆罕默德》（China} and Mohammed），1948 年，頁 30-31，收入︰王建平編著，《中國內地 和邊疆伊斯蘭文化老照片︰畢敬士等傳教士的視角及解讀》，頁162。 47_{王建平編著，《中國內地和邊疆伊斯蘭文化老照片︰畢敬士等傳教士的} 視角及解讀》，頁16-17。 48_{馬逢伯，〈對於回族布道之要點〉，收入︰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 基督教會年鑒－第五期》（上海︰廣學書局，1918 年），頁 95-99。該書〈序〉頁拾肆介紹馬逢伯，「原籍（江蘇）泗陽，久居鎮江，隸長老會。前清附生，歷充志成、育才兩校校長。向奉回教，於清光緒28 年皈依基督，任教會學校教員數年。曾助賽兆祥牧師譯經，現任鎮江基督教堂牧職。」本文之前所參考劉家峰之〈晚清來華傳教士與穆斯林的相遇與對話〉一文中，亦引用馬逢伯此文，但抄錄部分文字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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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觀並深刻地比較中國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異同，並以回民社會的實際情況與心理特色，具體提到西方新教傳教士之所以對其宣教失敗的真正癥結所在。馬逢伯於文中開頭便說：中華民國非由五族組織而成乎？所謂五族者，非漢滿蒙回藏乎？……惟回人雜居于大江南北，及窮鄉僻壤之區，與漢人之氣習，無甚懸殊焉，何以漢人之通道者，紛至沓來，有一日千里之勢，回人則寥如晨星？綜計全國不過十餘人，此何故歟？大抵因傳道士，對於漢人，則侃侃而談；對於回人，每玩忽視之，非偷安也，亦非畏懼也。其意以為回人不事偶像等於基督教，毫無迷信等於基督教，敬拜一神亦等於基督教。回教與基督教大同小異，非如道釋等教，背道而馳，南轅北轍。是對於漢人布道難，難則不容稍緩；而對於回人布道易，易則不妨稍寬。殊不知回人雖不事偶像，而崇拜穆罕穆德之心，較之漢人崇拜偶像，有過之無不及也。雖毫無迷信，而種種免罪之方，較之漢人燒香念佛，所謂魯衛之政也。雖敬拜一神，而三一妙理，極端反對，較之漢人不明真主之神格，如出一轍也。吾敢曰：對於漢人布道，雖難實易；而對於回人布道，雖易實難。而況漢人于道釋二教，莫明其妙，不過人為亦為、隨聲附和。若能循循善誘，不難憬然覺悟。就我範圍，惟回人深明回教之理，信之最篤，行之最堅，深入迷途，習焉不察。雖有人大聲疾呼，亦置若罔聞，悍然不顧，甚有引經據典，強辯飾非，遇無學識之傳道士，鮮有不被其辯倒者（鄙人未信基督之前，恆與傳道者談道。傳道者每為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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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人所難，常瞠目不知所對。）噫！信如斯說。對於回人布道，如精衛填海，不生效力矣。欲回人皈依基督，如挾泰山以超北海，難乎其難矣。（頁 95）這段精闢的分析，明確指出基督新教「對於漢人布道，雖難實易；而對於回人布道，雖易實難」的基本原因，是對於回─穆斯林伊斯蘭一神教體系及其在中國多神教的社會情境裡堅持信仰、並發展出穩定的適應機制等本質現象過度陌生所致。另一方面，中國的教會一開始把回─穆斯林當成文化落後、地位黑黯且不及漢人的邊疆民族，對其傳教策略和心態與因應苗民、猺民與藏民差異不大，都希望使之儘快「得見主光」之餘也能獲得開化。49同時，部分在華的漢人與西方傳教士也和前述的茲威默、梅益盛的心態類似，有時會以基督教的本位觀來強調種種「回教之缺點」（無特定方針、不明認罪、無贖罪祭禮等），或提出「（全世界）回教婦女每千人中能讀書者僅三人而已」的論點，以穩固必須使其「聞基督福音」的正當性。50然而，馬逢伯卻很務實地認為，必須從知己知彼的易位思考角度，正視「不患回族之不信，但患我謀之不臧」，所以「布道於回族，必先於回人之所惡、之所需，回人之痼疾、之性情，回人之習慣、之歷史。知之極密，研之極精，庶胸有成竹，應對若流，入我囊中，效果必大。」因此，他直接提出以下四點來改進傳統的宣教心態與策略︰ 49_{陳春生，〈本年教會大事概論〉，收入︰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 督教會年鑒》，第5 期，頁 11。 50_{馮尚德、劉樹德，〈布道於回民〉，收入︰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 基督教會年鑒》，第5 期，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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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第一、「注重比例法」。即直接以穆罕默德與耶穌基督的言行、異蹟與救恩相互比對，「反覆比例，優劣自分」，來彰顯基督教的優越性。但他也特別提醒，這種方法只能私下針對個人，不宜以公開方式來訴諸群眾。第二、「宜力闢回人所恃之免罪法」。在馬氏看來，中國穆斯林常藉由不同的生死儀式或宗教行為，「祇憑人意、不賴神權」企圖為自己或他人除罪，就自認能免罪升天（堂），此「回人不自知其非，更無有人能言其非者」。針對這一點，馬逢伯很有自信地認為，如能向穆斯林闡述耶穌基督為人類救贖、並死而復生的正道之理，必能矯正穆斯林免罪心態的種種缺失。第三、「宜慎其所惡」。對於穆斯林特殊的飲食習慣，尤其是最厭惡豬肉，並「視異教人之茶食如鴆毒，不肯下咽，若勉強從事，則衝突立至」的原則必須充份尊重。馬氏舉例，曾有漢民傳教士天真地以為，若讓相識的穆斯林友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吃了豬肉，則對於改信正道便有助益。其結果不但引發衝突，原本的友誼也不復存在。他引用使徒保羅之言︰「蓋上帝之國，不在飲食，乃在公義和平及聖靈中之喜樂」，提醒傳道士在「慎其所惡」這方面須謹慎行事。第四、「宜教養兼施」。這一點主要是針對相較弱勢的社會底層穆斯林人群，提供教養所需，使之誘導入教。例如開辦回族學堂，提供青年回人子弟基礎教育；為年壯失業者開辦工藝場與實業廠，以解決生計問題。其間配合宣教，「以收身靈兩益之功」。馬逢伯自述他之前就曾任一般學堂教員，在其所教的穆斯林學生中宣教，「有二人已捨回教而奉基都教矣，餘人因梗於父母之命，而未能如願。」可見在這方面他是從自身經驗來加以論述的。此外，他也認為應多為穆斯林設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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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班，以充份理解《聖經》教義。同時也建議多用女傳道，便於「宣講於回族之女界」，並廣發勸世文（專言回教事），分送穆斯林店舖。51 總之，以上四點都是馬逢伯以其自身從穆斯林皈依成基督徒、進而成為傳教士的心得總結，並對於進行實際宣教工作時，有效掌握「因時制宜，對症發藥」的策略運用。除這篇文章外，這部1918 年出版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鑒─ 第五期》中，同時也收錄一篇由英國籍的馮尚德與漢民劉樹德兩位傳教士所寫的〈布道於回民〉一文，其宣教策略的構思及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的理解程度，與馬逢伯的觀點頗接近，但深度卻不及馬文。不過，〈布道於回民〉提及對回民宣教「時遭逼迫，為此捐生者，亦數見不鮮」，故特別強調傳教士須強化自身的布道修養，並「效高麗信徒之熱忱，以救人為己任。」52 雖然從馬逢伯等人的文章中看到對穆斯林布道的困難和阻力，但其並不完全是因為基督宗教在中國傳教使命或手段策略的本質問題，而是回民在中國社會中的特殊性，使其相較於其他漢人或少數民族群體在面對基督宗教的各種改宗誘因時，更具備著一定的反抗韌性。其實在馬逢伯的文章發表前一年（_{1917），茲威默已在上海成立佈道回} 族特委會，中華續行委辦會對其積極的作法還寄與厚望，希望「數年之後，必有美滿效果也」。53雖然佈道回族特委會為日後的穆民交際會與《友穆季刊》奠定了對穆斯林宣 51_{以上四點，參看︰馬逢伯，〈對於回族布道之要點〉，頁 96-99。} 52_{馮尚德、劉樹德，〈布道於回民〉，頁 101-102。} 53_{陳春生，〈本年教會大事概論〉，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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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教的基礎，而茲威默、梅益盛與畢敬士等人亦繼續全心投入這份「雖易實難」的使命工作近_{30 年，但整體宣教成效} 依然極其有限，甚至可以說是以失敗收場。嚴格說來，他們的努力都沒有突破馬逢伯早已提出的「在地觀點」中的主要障礙，也未能有效解決其所顯示的各種結構性問題。對於此點，或許會有人認為，民國前期內戰與外患不斷，國家社會動盪下未必有利於宣教；或1949 年中共建政後，將所有西方基督宗教在華的勢力全數逐出境外，讓畢敬士等人之前的努力無法持續，導致前功盡棄等。不過，即使所處時代的政治性因素不容忽視，但西方基督新教對中國穆斯林宣教工作失敗的各種原因中，還有另外一個為茲威默等人所忽略、或無法完全理解的情況，那就是他們很難去體會，近代中國穆斯林的精英是如何看待基督宗教這個也算是「在地觀點」的問題。例如，清代康乾時期，出身南京穆斯林世家、任職於翰林院四譯館教習的金天柱（字北高，_{1690-1765），於乾} 隆3（1738）年所著《清真釋疑》一書，用答客問的方式，就伊斯蘭教的教義本質、宗教信仰思想、生活飲食、風俗習慣與曆法等，逐項條例予以解答，可視為傳統穆斯林在中國社會中尋求合理化生存思維的代表。其中論及「主宰」（真主）時特別釐清其與天主教的不同，並質疑天主教稱「天主降生，聖母受胎」，而不稱「天主生母」之說的合理性。54 在論及「聖人」（穆罕默德）時，也直言天主教把耶穌視同主宰的不當，他說；「且天主教有所謂耶蘇，彼乃奉之為主 54_{（清）金天柱，《清真釋疑》（光緒 2 年 7 月，鎮江城內清真寺重刻} 版），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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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宰者。不知嘗考吾教經中，耶蘇實西方之聖人，亦主宰之差使。……國法釘死十字架上，彼教凡所行事，皆畫十字者，以此所釘耶蘇。當日不見，與謀之輩，多被其殃。當時知者甚為畏懼即號耶蘇為主宰。相沿至今，以訛傳訛」。55 可見同是一神教的體系，金天柱認為伊斯蘭教的認主獨一的精神比天主教還要來得貫徹。他也質問外教人「何以天主教律吾教耶？」似乎也想與天主教劃清必要的區隔界線。而金氏當時所遇到的應該是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天主教（羅馬公教），當時基督新教的勢力尚未大量來華，所以應未曾遇到有系統的宣教現象。_{150 年後，清末唐晉徽等人仿傚金天柱} 《清真釋疑》的筆法與體例，於光緒6（1880）年重新刊著《清真釋疑補輯》。書中除承襲金天柱的批判觀點外，還繼續對於天主教或新教「擅改古經，私行臆說」，以及耶穌「為真主投胎以救世」等教義內容予以抨擊，直言「天主教亦耶蘇以後之變教，已早非爾撒56之真教矣」。57不過，當時或許已感受到基督宗教開始對回民宣教的企圖，故該書亦提及對於受洗儀式的質疑︰「近聞入其教者，先令服藥丸藥水，或逼飲藥酒等類，更難免有邪術暗雜其中，尚信為爾撒聖教乎？」58以藉此提高警覺。無論是《清真釋疑》或《清真釋疑補輯》，雖然對基督宗教的基本教義提出「已憂他劣」的本位主義式的批評，但若是說其能引經據典，究其奧理，如同劉智、馬注 55_{（清）金天柱，《清真釋疑》，頁 8。} 56_{爾撒或爾撒聖人，即中國伊斯蘭經堂語中稱呼耶穌的用詞。} 57_{（清）唐晉徽等，《清真釋疑補輯》（光緒乙酉年春，成都清真寺藏} 版），頁6。 58_{（清）唐晉徽等，《清真釋疑補輯》，頁 7。}

(27)

261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等將伊斯蘭學理與儒家思想合流，以達到融會貫通的詮釋境界，或許還有一定的落差。但隨著民初以來新的一批現代穆斯林知識分子的出現，他們有些對於基督宗教為傳教目的不惜詆毀伊斯蘭的做法深不以為然。在相關的應變中，著名學者王靜齋（1879-1949）翻譯印度宗教家賴哈麥圖拉（_{Rahmatullah Kairanvi, 1818-1891）於 1864 年完成的阿拉} 伯文專著《抑祝哈爾漢各》（Izhar ul-Haq，原意為闡揚真

理，英譯本書名為The Truth Revealed）為中文，並於 1921

年以《回耶辨真》之名正式出版一事頗值得注意。該書被視為印度在英國殖民期間反擊宗教矛盾與殖民主義的重要論著。書中有系統地引證伊斯蘭與基督教的經典教義並作詳實的對照闡述，並以答辯方式提出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₅ 項駁斥。其中第四章更直接題為〈駁三位一體說〉，59將此一穆斯林最排斥、但又難以深入理解的新教教義，加以分析並提供完整的辯駁思路。按王靜齋翻譯此書的最終目的，就誠如馬孟常給該書序言中所言，是希望達到「假令（回耶）兩教教士專就特異之點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據理力爭，當仁不讓，使世人了然於兩教之真諦。此則忠於宗教者應盡之天職，而亦大雅所樂聞也。至於毛舉細故，摘發陰私，雖極淋漓痛快之能，未免有傷忠厚之道，是亦不可以己乎？」60然而，這番境界畢竟只是一種理想，基督宗教對回民宣教的目的不是「使世人了然於兩教之真諦」，而是在「應盡之天職」的使命下將之改宗皈依為基督徒。在 59_{王靜齋，《回耶辨真》，北京︰牛街清真書報社，1921 年。收入︰吳海} 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第46 冊（蘭州．銀川︰甘肅文化出版社．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123-134。 60_{馬孟常〈序〉，收入︰王靜齋，《回耶辨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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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這場民國前期兩支一神教信仰取代的攻防戰中，積極的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似乎占有大環境下的優勢，但結果卻遠不及預期。畢敬士等人雖然一直企圖努力達到馬逢伯所強調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61的宣教效果，_{但該輩始終無法} 充份理解、或刻意不去重視金天柱、王靜齋這些穆斯林知識精英，為何如此根深柢固地「誤解」基督教義或「敵視」對回民的宣教。這其中的原因，確實令人玩味。

伍、結論

中國內地的回─穆斯林人數不多，其與漢人社會保持一定的互動關係，並形成以儒家文化為交集的共生環境，反而更需要對佛教、道教以及民間信仰等「偶像教」保持必要的區隔，來強化其一神教信仰與清真的生活形態。當代中國穆斯林學者在著書立說時，往往也會特別強調教眾在理性的認知下，尊重漢人「大教」的必要性，但也不能逾越伊斯蘭的信仰本質，以致產生「出教」的可能。62清代穆斯林學者甚至撰述《清真釋疑》這類著作，來釐清漢人社會可能用自身觀點來曲解伊斯蘭教義、以及對回民特殊的文化與習俗所產生的各種誤會。這種在信仰上與其他宗教保持「涇渭分明、和而不群」的原則，並且不主張「以己代彼」的正當性，以強化「回」意識下的我群認同觀，一直是回─穆斯林在中國發展延續的生存機制之一。 61_{馬逢伯，〈對於回族布道之要點〉，頁 96-99。} 62_{參看︰時子周，〈佛教與伊斯蘭教不同之點〉，收入︰《時子周先生講} 伊斯蘭教義續五十講》（臺北︰臺北清真寺譯經委員會，1958 年），頁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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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然而，清末民初以來，西方基督宗教在中國積極傳教的過程中，自然不會忽視這個被茲威默視為「中國第四大宗教」的伊斯蘭現象，63以及對於同樣是一神教信徒的回 ─穆斯林宣教的相對性意義。從_{1917 年成立佈道回族特委} 會、到改組為穆民交際會與發行《友穆季刊》，茲威默、梅益盛與畢敬士等新教傳教士確實從組織宣傳、拓展宣教區域、積極接觸各地回民等策略進行布署與行動，希望藉此達到讓大量回民「得見主光」並皈依為基督徒的目的。雖然發行20 餘年的《友穆季刊》，以及畢敬士等人在西北穆斯林地區的多次考察所留下的大量珍貴的文獻紀錄與圖像資料，是研究民國前期中國伊斯蘭教史不可或缺的史料與歷史民族志文本。但這些看似用心良苦，但在「大使命」下要以取代信仰為最終目的的傳道事業，其成效卻極其有限。固然知其不可為之仍持續以恆，是傳教的基本理念之一，但西方傳教士並未透徹回─穆斯林在中國發展延續的生存機制，也未能充份理解、並解決皈依傳教士馬逢伯所提出「對於漢人布道，雖難實易；而對於回人布道，雖易實難」這類在地觀察所顯示的困境。而思考這些具有爭議性的歷史現象的本質，已不是僅僅是侷限在民國前期的基督新教在華宣教史的這個框架之中，而是擴展到伊斯蘭教在中國文明，乃至於世界文明中的定位問題了。 63_{字威默，〈中國的第四大宗教〉（原載於《穆斯林世界》，第 24 卷第} 1 期（1934 年 1 月），頁 1-12），譯文收入︰王建平編著，《中國陜甘寧青伊斯蘭文化老照片︰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傳教士考察紀實》，頁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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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一、中文專書

王建平編著，《中國陜甘寧青伊斯蘭文化老照片︰_{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傳教士考察紀實》。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王建平編著，《中國內地和邊疆伊斯蘭文化老照片︰畢敬士等傳教士的視角及解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2 年。王靜齋，《回耶辨真》。北京︰北京牛街清真書報社， 1921 年。不著撰人，《元朝秘史三種》。臺北：維新書局，1975 年。白友濤等著，《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動穆斯林社會適應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 年。字威默，〈中國的第四大宗教〉（原載於《穆斯林世界》，第_{24 卷第 1 期，1934 年，頁 1-12），譯文收入︰王建} 平編著，《中國陜甘寧青伊斯蘭文化老照片︰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傳教士考察紀實》。（清）金天柱，《清真釋疑》。鎮江城內清真寺重刻版，光緒2 年。吳海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蘭州．銀川︰甘肅文化出版社．寧夏人民出版社，_{2008 年。} 時子周，〈佛教與伊斯蘭教不同之點〉，收入氏著︰《時子周先生講伊斯蘭教義續五十講》（臺北︰臺北清真寺譯經委員會，1958 年），頁 28-33。徐永志，《融溶與衝突︰清末民國間邊疆少數民族與基督宗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_{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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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清）唐晉徽等，《清真釋疑補輯》。成都清真寺藏版，光緒乙酉年。馬逢伯，〈對於回族布道之要點〉，收入︰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五期》（上海︰廣學書局，1918 年），頁 95-99。（清）鹿祐，《天方典禮．序》，收入︰（清．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臺北︰重印未著出版，1953 年），頁_1。陳春生，〈本年教會大事概論〉，收入︰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五期》（上海︰廣學書局，1918 年），頁 11。馮尚德、劉樹德，〈布道於回民〉，收入︰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五期》（上海︰廣學書局，_{1918 年），頁 100-101。} 錢寧主編，《基督教與少數民族社會文化變遷》。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_{1998 年。} 濮美瑛（Olive M. Botham）編，王建民譯，《中國和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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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編著，《中國內地和邊疆伊斯蘭文化老照片︰畢敬士等傳教士的視角及解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年。（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出版社， 1979 年。

二、中文期刊

房建昌，〈近代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西北少數民族中的傳教活動及有關文獻概述︰兼論近代西方基督教新

(32)

266 教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活動及有關文獻〉，《西北民族研究》，第_{1 期（1994 年）。} 劉家峰，〈晚清來華傳教士與穆斯林的相遇與對話〉，《世界宗教研究》，第_{1 期（2009 年）。} 韓永靜，〈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早期傳教活動研究〉，《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 期（2011 年）。韓永靜，〈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活動研究 1917-1936〉，《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_{5 期（2012 年）。} 韓永靜，〈西方傳教士對近代回族社會的調查︰以人口調查和「田野考察」為例〉，《回族研究》，第_{4 期} （2012 年）。

三、英文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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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D. Frankel, Rectifying God’s Name: Liu Zhi’s Confu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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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Jianping Wang ed., “Haliangli 哈倆力” in, Glossary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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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為中心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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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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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London: Margan & Scott Ltd., 1910).

Zvi Ben-Dor Benite, The Dao of Muhammad: A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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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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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F. Fletcher, “The Taylor-Pickens Letters of the Jahri Branch of the Naqshbandiyya,”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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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F. Fletcher, “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in Beatrice Forbes Manz, ed., Studies on Chine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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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Ward, “ A Moslem Covert,” Friends of Moslems, Vol.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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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 Davis, “A Moslem Who Found Christ,” Friends of

Moslems, Vol. XXII, No.1 (January,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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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文期刊

松本真澄，〈キトリス教宣教運動と中国イスラーム近代

への摸索〉，《中国_{21》，28〈東洋のキトリス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