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價值鏈治理的改變:台灣個人電腦、半導體以及面板產業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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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論文. 組織價值鏈治理的改變：台灣個人電腦、半導體以及面板產業之個案研究 The Governance Change of Organization Value Chain：Cases for PC, Semiconductor and TFT-LCD Industries in Taiwan. 研究生：林玉娟撰指導教授：葉匡時.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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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謝詞. 我想我真的很幸運碰到這麼好的指導老師—葉匡時教授，他是一個很溫暖的人，在我遇到挫折與沮喪時，適時給我安慰；在我表現好的時候也不吝鼓勵。四年半的博士生涯，從修課、訪談、撰寫論文、文章發表到簡報，老師給了我很多的指導與協助，現在回想起來盡是滿滿的感激與成長的喜悅，老師，謝謝您。也要謝謝修課期間教過我的老師，以及論文口試委員：蔡敦浩教授、劉常勇教授、劉仁傑教授以及蘇國賢教授，您們的寶貴意見，讓我的論文最後可以有較好的呈現。同門的喜梅與韻僖兩位學姐，亦師亦友的指點與支持，讓我點滴在心頭，她們是值得我學習的榜樣。. 同窗好友的相互支持是另一股支撐的力量，相交二十年的大學與博班同窗--京姐，博班好姐妹—貞瑩、貞雯、惠雯，像妹妹般的同學—如梅、依倫，一起學習與成長的同窗--燕強、俊賢、俊儒、正壽....，以及曉暉學姐與登呼學長，謝謝您們，在此祝福大家順心如意。好同事荏惠與君瑜，謝謝妳們陪我渡過辛苦的博班生涯。還有一些曾經幫助過我的貴人...，也一併感謝。. 對於家人，我深感抱歉，尤其是外子--吉源，對於忙碌與壓力沉重的妻子是何等的包容，不言謝，只許你一個健康快樂的田園生活，就快實現了。還有要跟爸爸、媽媽說抱歉，這幾年太疏忽您們了，謝謝您們身體健康一切安好。同在學術圈的哥哥及姐姐，謝謝您們的鼓勵與支持，還有兩位弟弟及弟媳貼心的關懷，有您們真好。寫到此不禁有些許的難過，就差幾個月就可以跟公公分享這畢業的喜悅，好想念您。. 玉娟 2008.01.30. I.

(5) 組織價值鏈治理的改變：台灣個人電腦、半導體以及面板產業之個案研究摘要本研究運用組織權變理論的觀點，探討台灣高科技電子業最重要的三個產業── 個人電腦、半導體、面板──產業內上下游組織價值鏈治理的改變。過去已經有許多學者專家對組織價值鏈治理模式有深入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對於組織與產業的競爭力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些研究都是以西方產業為主，少有研究專門針對台灣產業。另一方面，過去對台灣產業及組織特性的研究仍強調在中小企業彈性的生產協力網絡以及快速回應能力，對於台灣組織朝向大型集中化的企業集團發展的現象卻較少涉及，本研究從不同的角度補充過去之文獻。. 本研究運用個案研究法，總計訪問 20 位熟悉三個產業的專家，發現三個產業興起時都是網絡模式，但產業成熟後，IC 產業會趨向市場模式，而 PC 及 TFT-LCD 產業則趨向層級模式。本論文並運用布林方法從各產業個案的分析中歸納出四個有關台灣高科技電子業的重要發現：第一，產業在興起階段時，在技術不確定性高、相對高的本業獲利率以及資本不豐裕時，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會傾向「個人」網絡模式；第二，產業在興起階段時，在技術不確定性高、技術複雜度低、相對高的本業獲利率以及資本豐裕時，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會傾向「非個人」網絡模式；第三，產業在成熟階段時，在技術確定、資本豐裕、技術複雜度高以及相對高的本業獲利率下，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會朝向市場模式；第四，產業在成熟階段，在技術確定、資本豐裕、技術複雜度低以及相對低的本業獲利率時，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會朝向層級模式。最後，本研究提出管理意涵與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字：組織價值鏈、網絡、層級、社會關係、PC、IC、TFT-LCD II.

(6) The Governance Change of Organization Value Chain：Cases for PC, Semiconductor and TFT-LCD Industries in Taiw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ingency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governance change of the organization value chain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firms in three most important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aiwan: PC, semiconductor, and TFT-LCD. Many scholars and experts have thoroughly studied governances of value chains. Their findings are valuable t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ies. However, most of them are focused on the Western industries. Very few studies are based on Taiwanese industries. Besides, most of these research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ies emphasize the flexible production collaborative networks and the quick respons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Even fewer studies have recognized that Taiwanese high-tech industries have evolved into large integrated business groups. This study complements previous literatur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Employing case research method, this research has interviewed 20 experts that are familiar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se three high-tech electronic industries. It is found that all PC, IC and TFT-LCD industries adopted network models at the emerging stage. When these industries getting matured, however, the IC industry adopted the market model, while the PC and TFT-LCD industries moved to hierarchy models. Using Boolean method, this study has reached four major findings for Taiwan’s high-tech industries: 1. The industries’ governance of organization value chain moved toward the personal network model at the emerging stage due to technology uncertainties, relatively high profitability and not enough capital munificence. 2. The industries’ governance of III.

(7) organization value chain moved toward the impersonal network model at the emerging stage due to technology uncertainties, low complexity of technology, relatively high profitability, and enough capital munificence. 3. The industries’ governance of organization value chain moved toward the market model at the mature stage due to technology certainties, enough capital munificence, high complexity of technology and relatively high profitability. 4. The industries’ governance of organization value chain moved toward the hierarchy model at the mature stage due to technology certainties, enough capital munificence, low complexity of technology and relatively low profitability. In the concluding chapter, this thesis presents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es based on this study.. Keywords: organization value chain, network, hierarchy, social relationship, PC、 IC、TFT-LCD. IV.

(8) 目錄頁數謝詞...................................................................................................................... Ⅰ. 中文摘要………………………………………………………………........ Ⅱ. 英文摘要………………………………………………………………....... Ⅲ. 目錄……………………………………………………………………....... Ⅴ. 表次……………………………………………………………………....... Ⅶ. 圖次……………………………………………………………………........ Ⅷ. 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背景……………………………………………………..... 1. 第二節研究問題……………………………………………………..... 3. 第三節研究範圍……………………………………………………..... 5. 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理論建構……………………………………………. 6. 第一節社會關係……………………………………………………..... 8. 第二節組織價值鏈治理....…………………………………………..... 11. 第三節技術………………………………………………………….... 18. 第四節資本豐裕度………………………………………………….... 21. 第五節本業相對獲利率…………………………………………….... 23. 第六節理論架構與變數定義……………………………………….... 25. 第三章研究方法……………………………………………………….... 28. 第一節建構理論的過程…………………………………………….... 28. 第二節個案研究法………………………………………………….... 31. 第三節研究步驟…………………………………………………….... 35. 第四節資料來源與分析單位……………………………………….... 39. V.

(9) 頁數第五節布林方法…………………………………………………….... 42. 第四章三個高科技電子產業背景……………………………………….. 46. 第一節台灣產業的發展概況………………………………………...... 46. 第二節 PC 產業背景介紹…………………………………………........ 54. 第三節 IC 產業背景介紹…..……..………………………………........ 71. 第四節 TFT-LCD 產業背景介紹……………………………………..... 83. 第五節三個產業背景比較…………………………………………...... 94. 第五章三個產業組織價值鏈治理與社會關係的轉變………………….. 98. 第一節 PC 產業…………………………………………………........... 99. 第二節 IC 產業……………………………………………………........ 113. 第三節 TFT-LCD 產業……………………………………………........ 121. 第四節社會關係……………………………………………………..... 131. 第六章研究發現與討論…….………………………………………….... 140. 第一節組織價值鏈治理及其影響因素之分類與布林方法.………..... 140. 第二節產業興起階段的治理模式…………………………………..... 146. 第三節產業成熟階段的治理模式…………………………………..... 149. 第七章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153. 第一節結論…………………………………………………………..... 153. 第二節管理意涵……………………………………………………..... 155. 第三節未來研究方向………………………………………………..... 157. 參考文獻………………………………………………………………...... 158. 註解……………………………………………………………………...... 167. 簡歷..................................................................................................................... 170. VI.

(10) 表次頁數表 2-1 組織價值鏈治理的類型及其決定因素…………………………. 14. 表 3-1 透過個案研究建構理論的過程…………………………………. 34. 表 3-2 訪問對象基本資料…………………………………………….... 40. 表 3-3 西歐國家工人階級運動真值表…………………………………. 44. 表 4-1 IDM 與代工廠先進技術聯盟………………………………….... 74. 表 4-2 晶圓代工廠上下游交易現況……………………………………. 82. 表 4-3 TFT-LCD 主要投資的企業集團及集團內相關事業………......... 88. 表 4-4 TFT-LCD 各世代廠生產線投資金額及生產尺吋…………......... 89. 表 4-5 三個產業興起階段的比較………………………………………. 95. 表 4-6 三個產業特性的比較……………………………………………. 96. 表 4-7 三個產業結構與交易關係的比較………………………………. 97. 表 5-1 台灣前兩大 TFT-LCD 廠商垂直整合情況……………………... 129. 表 5-2 受訪者對三個產業社會關係的統計表…………………………. 138. 表 6-1 三個產業組織價值鏈治理及其影響因素………………………. 141. 表 6-2 市場模式下的真值表……………………………………………. 142. 表 6-3 「個人」網絡模式下的真值表…………………………………. 143. 表 6-4 「非個人」網絡模式下的真值表………………………………. 144. 表 6-5 層級模式下的真值表……………………………………………. 144. 表 6-6 治理模式的決定因素……………………………………………. 145. VII.

(11) 圖次頁數圖 2-1 五類治理模式的內涵……………………………………………. 15. 圖 2-2 理論架構……………………………………………………….... 26. 圖 3-1 建構理論的過程……………………………………………….... 30. 圖 3-2 從描述性理論到規範性理論之理論建構過程…………………. 30. 圖 4-1 台灣上市暨上櫃企業歷年海內外集資總額（1980-2005）….... 50. 圖 4-2 電腦產業的策略演化………………………………………….... 56. 圖 4-3 台灣早期 PC 產業結構…………………………………………. 58. 圖 4-4 台灣 PC 主要廠商價值鏈佈局…………………………………. 63. 圖 4-5 台灣 PC 主要大廠歷年的營業收入……………………………. 64. 圖 4-6 台灣 PC 主要大廠歷年的本業獲利率…………………………. 54. 圖 4-7 晶圓代工產業關連圖…………………………………………... 76. 圖 4-8 IC 產業應用產品……………………………………………....... 76. 圖 4-9 台灣晶圓代工主要大廠歷年的營業收入……………………..... 78. 圖 4-10 台灣 IC 主要大廠歷年的營業利益率…………………………... 79. 圖 4-11 TFT-LCD 產業關連圖………………………………………..... 84. 圖 4-12 17 吋監視器及 32 吋電視各項材料及零組件比率………........ 85. 圖 4-13 台灣 TFT-LCD 主要大廠歷年的營業收入…………………….. 91. 圖 4-14 台灣 TFT-LCD 主要大廠歷年的營業利益率………………….. 91. 圖 5-1 台灣 PC 產業組裝廠及零組件廠歷年本業相對獲利率………. 102. 圖 5-2 台灣主要 PC 大廠 PC 關鍵零組件垂直整合情況……………... 111. 圖 5-3 台灣 IC 產業專業代工廠及設計、封測廠歷年本業相對獲利率……………………………………………………………...... VIII. 115.

(12) 頁數圖 5-4 友達與關鍵零組件廠歷年的營業利益率比較…………………. 126. 圖 5-5 TFT-LCD 前兩大廠歷年關鍵零組件垂直整合情況………........ 130. 圖 5-6 三個產業社會關係的演變…………………………………….... 137. 圖 6-1 三個產業龍頭企業歷年營業淨利率（1990-2006）.................... 150. IX.

(13)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過去五十年來，台灣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體，迅速地轉型到以加工製造工業為主的經濟體，近三十年來則更進一步轉型成為全球高科技電子產業的生產基地。隨著高科技電子業的發展，台灣產業漸漸趨向全球化。2005 年 5 月 16 日發行的美國《商業週刊》的一篇報導 ”Why Taiwan Matter”（註 1）可以說明這個發展。這篇報導點出台灣是一個幕後的世界經濟中心，連結美國市場及中國大量製造中心（台商扮演重要角色），主要高科技產業發展是從個人電腦（簡稱 PC），半導體（簡稱 IC）（註 2），到面板（簡稱 TFT-LCD）（註 3）等，這些產業中最重要的 25 家公司，2005 年營收高達 1220 億美元。該報導並且認為美國 IT 產業供應的來源不能不包括台灣，因為就「如同中東石油一樣，你可以找到替代來源，但必須付出很高的成本」。以 2006 年為例，台灣有多項電子產業達到全球市場佔有率第一，包括：晶圓代工(67%)、IC 封裝(48%)、IC 測試(60%)、Mask ROM (91%)、10 吋以上之大尺吋 TFT-LCD (45%)、筆記型電腦（NB）全球出貨量佔 90%等；而整體資訊硬體及半導體產業產值全球排名都是第四；TFT-LCD 則為第二（註 4）。至於個別廠商的表現也相當出色，如廣達是全球最大的 NB 製造商，鴻海為全球最大的 EMS(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廠商，日月光是全球最大半導體封裝廠，台積電及聯電是全球前兩大半導體專業代工廠，友達與奇美是全球前四大的 TFT-LCD 製造商，足證台灣已成為全球電子業供應鏈中重要的一環。另一方面，台灣資本市場也漸漸趨向全球化，不僅是台灣企業透過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海外公司債的方式自國外籌措資金，而且透過 QFII 制度將外資引進台灣，此多元而龐大的資金交流，使得台灣資本市場更趨向全球化。近年來，國際間企業. 1.

(14) 交互投資也方興未艾，不管是台灣企業購併外國公司或部門（註 5），或是外資持有台資企業超過 5 成的股權（註 6），甚或台灣企業被外資收購（註 7），在在都說明了台灣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的趨勢。隨著產業與資本市場趨向全球化，台灣產業發展也從中小企業協力生產網絡，漸漸朝向大型化企業集團的競爭，尤其在超競爭（hypercompetition）產業中，廠商獲利率快速下滑，當其他國家的企業紛紛從低獲利產業退出時，台灣企業不僅能在低利潤下存活，而且還持續擴張組織規模與市場佔有率，並形成「大者恆大」的競爭態勢。然而目前對台灣產業及組織特性的研究仍強調在中小企業彈性的生產協力網絡以及快速回應能力（Kraemer, Dedrick, Hwang, Tu, & Yap, 1996; Dedrick & Kraemer, 1998; Ernst, 2000; Hung & Whittington, 2000; Chen, 2002），對於台灣組織由中小企業朝向大型化發展的現象卻較少涉及，本文希望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於過去文獻的論點。. 2.

(15) 第二節研究問題組織價值鏈治理是指產業上下游組織之間的交易型態，傳統有關組織價值鏈治理可以分成三類：市場（markets）、層級（hierarchies）以及網絡（networks），過去對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 Coase（1937）與 Williamson（1975；1981；1991）交易成本理論，以及 Powell（1990）網絡治理模式為主要的理論基礎。而對台灣組織價值鏈治理及華人企業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小企業彈性的生產協力網絡（陳介玄， 1994；劉仁傑，1999；Kraemer et al, 1996；Ernst, 2000）以及社會關係對企業運作的重要性（陳介玄，1994；劉仁傑，1999；陳東升，2003；Kao, 1996；Ernst, 2000)。然而目前台灣高科技電子業卻充斥著「紅海策略」（註 8）的流血競爭，「大者恆大」的併吞策略，或快速的垂直整合策略。西方的交易成本、網絡理論以及整合/外包理論似乎無法解釋，為何台灣產業成熟後企業朝向大型化、垂直整合的發展方向？而過去對台灣產業研究所強調的協力網絡及社會關係的論點也無法解釋目前企業的流血競爭與併吞策略的現象。因此本論文企圖從其它理論觀點來探究台灣高科技電子業大型化及整合發展的原因。台灣高科技電子業的主要發展路徑是從 PC、IC 到 TFT-LCD 產業。PC 與 IC 的成功是台灣過去及現在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而新興 TFT-LCD 產業的發展，則奠基在過去 PC 與 IC 產業的能力(competency)、技術及資本所累積的基礎之上，是未來台灣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部分。隨著台灣經濟的轉型，產業及資本市場發展趨向全球化，這些產業從興起到現在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其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是否已經改變？而關鍵影響因素又為何？就此，本研究提出四個主要研究問題如下：一、隨著產業及資本市場趨向全球化發展後，華人企業過去所重視的人際關係在台灣高科技電子業中，是否仍有重要的影響力？二、台灣高科技電子業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是否已經轉變？其影響因素是什麼？. 3.

(16) 三、當產業發展成熟後，交易成本降低時，產業價值鏈的治理應該趨向市場模式，為何台灣有些高科技電子產業會趨向層級模式？四、當產業發展成熟後，產品性能夠好時，產業價值鏈的治理應該趨向市場模式，為何台灣有些高科技電子產業會趨向層級模式？. 4.

(17) 第三節研究範圍本文聚焦在 PC、IC、TFT-LCD 這三大高科技電子產業內的上、下游組織垂直供應鏈之治理模式；PC 是以系統廠商為研究分析的中心；TFT-LCD 則以製造組裝業者為中心，主要研究其與零組件供應商之間垂直供應鏈的治理模式；IC 則是以晶圓製造廠為中心，主要研究其與上游 IC 設計、光罩製作，以及與下游測試、封裝之間的治理模式。本研究試圖建立理論架構，比較三個產業的發展歷程，並提出研究發現做為學術對話與企業實務之參考，是一個探索性與理論建構的研究。其次，本文除了三個產業橫斷面的研究外，也加上產業變遷及治理模式改變等縱貫面的研究，研究時間從產業興起到目前階段，本文希望瞭解在經過近三十年的演變，尤其在全球化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下，這些產業的治理機制是否也有所改變，其改變的方向為何？有關產業內企業間的水平關係則不在本研究範圍。此外，本文所要探討的是產業治理模式，並非強調個別企業的治理模式，因此少數個別企業容或有不同的模式亦不影響整體產業主導模式的推論。. 5.

(18) 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理論建構. 本研究對組織價值鏈治理的定義是產業內上、下游組織之間的交易型態。而傳統對組織價值鏈治理的分類可以分成：市場（markets）、層級（hierarchies）以及網絡（networks），過去文獻主要聚焦在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等內生變數來論述組織價值鏈治理類型的選擇。然而隨著產業發展，外在環境等外生變數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進而使得產業內上下游組織價值鏈之治理產生變化。依據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組織必須調整結構以適應環境，才能得到好的績效（Donaldson, 1995）。而從產業的觀點來看，產業結構也必須調整以適應環境的變遷，而本論文所關心的產業結構是產業內上下游組織價值鏈之治理。影響組織外在環境的因素大致可分成任務環境（task environment）與一般環境（general environment）。任務環境將直接影響組織達成目標的能力，包括：產業面（industry sector）、原料面（raw materials sector）、市場面（market sector）、人力資源面（human resources sector）以及國際面（international sector）。一般環境則包括：政府面（governance sector）、社會文化面（sociocultural sector）、經濟條件面（economic conditions sector）、技術面（technology sector）以及財務資源面（financial resources sector）（Daft, 2007）。而其中的任務環境主要針對的是個別組織，由於本文分析單位為產業，此部分的環境面向將不在討論範圍內，即本文主要探討的影響因素為一般環境。在一般環境的五個面向中，有些面向不適合詮釋本研究所關注的產業，有些則必須修改才可適當地詮釋本研究的推論，以下一一說明。在技術與體制面向方面， Scott（2003）認為技術與體制環境對組織形式的塑造與對組織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但這兩項影響因素對不同的產業卻有不同的強弱程度，對一般製造業而言，技術是較重要的影響因素，而體制的影響力相對較小，顯示體制因素並非本論文所關 6.

(19) 切的一般製造業之關鍵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將技術視為三個高科技產業的重要影響因素，但認為體制並非重要的影響因素，而將體制對產業的影響放置第三章產業背景中說明。其次，經濟條件面是指組織當時所面對的經濟景氣，然而外在景氣的好壞對不同產業的影響效果不同，反而可能產業相對獲利率對組織價值鏈治理的影響更為重要，例如當產業獲利率快速下滑時，可能改變組織價值鏈的治理模式，因此本論文將此項環境因素修正為「本業相對獲利率」。財務資源面也是影響組織重要的環境因素，但為了彰顯組織集資豐裕的程度，本文將財務資源面此環境因素以「資本豐裕度」(capital munificence)此名詞來代替。此外，社會文化對台灣企業的影響最重要的仍在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上，此社會關係會反應在組織價值鏈之治理中，因為組織價值鏈治理型態之一的網絡模式是建立在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因此本論文認為社會關係並非組織價值鏈治理的影響因素，而是顯現在網絡模式的內涵上。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組織價值鏈的治理受到三方面影響：一是技術，二是資本豐裕度，三是本業相對獲利率。以下章節，首先回顧影響網絡模式內涵的社會關係之相關文獻，接著是組織價值鏈治理之相關理論探討，後續討論影響組織價值鏈治理的三個因素，包括：技術、資本豐裕度以及本業相對獲利率，最後依據各章節的文獻探討，提出本論文的理論架構及相關變數的定義。過去文獻較少從技術本質、資本豐裕度以及本業相對獲利率等面向來分析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本文補充過去文獻在此部分的不足。. 7.

(20) 第一節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過去許多研究都認為社會關係是華人企業重要的企業資本（陳介玄，1994；劉仁傑，1999；Kao, 1996)。Coleman（1988）將企業資本分成三類，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以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而 Burt（1992）也有類似的主張，進一步將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名為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人力資本與財務資本代表人與錢這兩項企業重要的資源，至於社會資本 Burt（1992:9）定義為：「透過朋友、同僚，以及更多其他日常接觸到的人而得到機會來使用財務及人力資本」，因此社會資本會影響財務資本及人力資本的累積。Adler and Kwon（2002）進一步將過去各學者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再分類成：外部連帶（external tie）、內部連帶（internal tie）以及兼具二者（both）。外部連帶是一種橋樑（bridge）的概念，內部連帶則是一種連結（bonding），他們認為外部連帶與內部連帶並不衝突，可結合運用。強調外部連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 Burt，他認為組織或個人站在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可以取得更多樣化的知識及資訊，而得到更多的利益，結構洞係指兩個接觸點間沒有重疊的關係，亦即站在結構洞上將可取得不重複的信息（Burt, 1992）。另一方面，主張內部連帶的 Coleman 則傾向建立密切及凝聚力強的連結，促使信任的產生，防止投機主義（Coleman, 1988）。綜合上述二位學者的看法，Reagans and McEvily（2003）則認為網絡結構應包括內部連帶--凝聚力（cohesion），以及外部連帶--範圍（range）。前述的外部連帶即類似 Granovetter 所提之弱連帶（weak tie），其將形成較不緊密的網絡；內部連帶則是一種強連帶（strong tie），其將形成較緊密的網絡（Granovetter, 1973）。事實上，企業應建立弱連帶以取得更多樣資源，或者建立強連帶以防止投機主義，端視企業與所處的社會在何種情境上，且仍須考慮管理這些社會資本的成本。然而在現今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趨勢下，人際關係漸趨淡薄，如何建立強連帶可能會是愈來愈嚴苛的任務，另一方面，隨著資訊電子化的發展，使得交易資訊更為透明 8.

(21) 化，希望透過強連帶的信任關係以防止投機主義的需求可能降低，反而透過正式化的資訊平台與契約關係來維繫穩定的交易關係更為普遍，或許企業對建立強連帶的需求也已逐漸降低。社會資本所談的範圍很廣泛，但對華人企業而言，最重要的仍在社會關係，因此本研究把焦點放在這裡。不滿於經濟學者把人類行為低度社會化（undersocialize），同時也不同意社會學者把人類行為過度社會化（oversocialize）， Granovetter（1985）提出人們的經濟行為是鑲嵌(embedded)在他所處的社會關係中，亦即人們的經濟行為會受到當下社會關係的制約。Uzzi 及 Lancaster 實證研究紡織、銀行、法律等行業，驗證了 Granovetter 的鑲嵌理論（Uzzi, 1999；Uzzi & Lancaster, 2004）。早期有關台灣產業的研究也符合 Granovetter 的理論，許多學者發現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下，家族與人際網絡對台灣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陳介玄， 1994；劉仁傑，1999；Kao, 1996；Kraemer et al., 1996；Ernst, 2000）。Hamilton（1996）則認為這是因為財產繼承權的平分制度，使得許多企業在設立時會以多個事業為開端，以便於將來兒子們的繼承及分家，這樣特性形成了透過親屬連帶相互支持的網絡模式。陳介玄（1994）更進一步說明這些中小企業社會關係的深層內涵，他認為「擬似家族團體連帶」是一種「形式連帶」；而「實質連帶」則是「情感與利益加權關係」，即人情倫理關係加上工具利害關係。陳介玄（1994：244）書中一段話最能真切反應情感加利益的社會關係--「…在商言商，利益還是關鍵，只是有了一層關係之後，就多了一些可預測性及確定性的籌碼，這或許是中國人的另一種形式理性」。此類的社會關係本論文將它定義為「傳統人情關係」，在許多中小企業為主的傳統產業以及早期的 PC 產業普遍為企業所運用，它們透過家族、親友、小地域範圍的人際關係，組織一個彈性、快速反應的網絡生產結構，以與國際大廠競爭，此傳統人情關係對台灣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當台灣進入到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後，必須吸納必要的技術與資. 9.

(22) 訊，以因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遷，網絡內的社會關係轉而強調專業領域的連帶，如同學、同事、同業（陳東升，2003），這樣的社會關係內涵，已不同於過去傳統產業所強調家族、小地理範圍的人情關係。再者；當台灣產業及資本更趨向全球化發展後，傳統依賴個人信任的人情關係及專業人際關係，其影響力似乎更加式微；我們可以從以下的研究得到證實。熊欣華、于卓民與司徒達賢（2004）對台灣資訊電子業的實證研究發現「個人關係網絡」對策略聯盟合作的信心是一個無效的機制，破除了華人社會中人際關係必然有效的迷思。瞿宛文與安士敦（2003）也認為台灣產業內的供應鏈關係是保持「市場關係」（註 9），中立性的交易遠超過代工、加工或在信任下的採購。同為華人社會的香港實證資料也顯示，家族連結的強度已不如傳統儒家社會，這顯現出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傳統社會網絡的式微（Chow & Ng, 2004）；即使是更講人情關係的中國大陸，在城市的工業經濟體系裡，傳統社會關係的重要性也逐漸降低中（Guthrie, 1998）。事實上，華人企業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的一個重要工作，是要建立「非個人」的信任（impersonal trust）（Shapiro, 1987），企業與企業之間所建立之「非個人」的企業關係網絡即是此信任關係的一種。. 本研究認為過去人際關係對台灣企業的運作相當重要，尤其中小型企業透過親友等社會關係以及小地理範圍的緊密連結，籌措創業及發展資金（陳介玄，1995），以及透過生產協力網絡在國際上競爭（陳介玄，1994；劉仁傑，1999；Kraemer et al., 1996；Ernst, 2000）。然而隨著產業與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台灣企業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正在進行與全球制度的鑲嵌，過去許多研究所強調的華人企業重視人情關係，可能也隨著全球化的趨勢而有所變化，且社會關係的內涵及其轉變也會顯現在組織價值鏈治理的變化上，特別是在網絡模式的內涵上。而有關組織價值鏈治理及其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將在後面章節陸續討論。. 10.

(23) 第二節組織價值鏈治理（value chain governance of organization）如前所述，組織價值鏈治理乃指產業上下游組織之間的交易型態，傳統上分成三類：市場、層級以及網絡（Powell, 1990）。Williamson 根據 Coase（1937）所主張的「市場」與「廠商（firm）」（註 10）之間的轉換，而提出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來論述治理成本（governance cost），做為市場與層級的選擇依據（Williamson，1975；1981）。「交易成本」係指為了確保交易能夠順利進行，交易雙方必須承擔的各種成本，亦即任何一項交易的進行都會經過搜尋、議價、選擇、執行等過程，在此過程中可能會存在對未來情勢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資訊的不完整性」（incomplete information）、決策者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以及交易雙方可能存在「投機主義」（opportunism）等情況，而由上述這些情況所產生的成本即為交易成本（葉匡時、蔡敦浩、周德光，1993：114）。Williamson 接著在 1991 年又提出混合模式（hybrid mode），是介於市場（market）與層級（hierarchy）之間的第三種型式（Williamson，1991）。另一位提出市場與層級之外第三種治理模式的是 Powell（1990），他受經濟社會學家 Granovetter（1985）的影響，認為交易是鑲嵌（embedded）在社會網絡之中，因此網絡模式是市場及層級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後面本文將陸續探討市場、層級及網絡治理模式的詳細內涵。新古典經濟學者主張人們會在充分理性下，追求自利行為極大化，市場上的買賣雙方透過價格機制協調，使得有限資源的配置達到最大經濟效率。該學派的代表， Hayek（1945）就認為價格是驅策複雜經濟環境的最好機制，也是最重要的訊息，它可以有效解決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問題。一個產業若以市場機制做為治理結構，則意味著這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產品容易取得或替代，因此廠商之間會以價格做為交易的重要依據。受到新古典學派的影響，經濟學家一直將組織視為一個黑盒子不予理會，直到 Coase（1937）提出了一個有趣且影響深遠的問題，組織的研究才開始受到重視，這 11.

(24) 個問題是：如果市場可以有效的協調生產活動，我們為何還需要廠商（firm）？他認為市場中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資源的運用無法完全靠市場引導，當交易成本過高時，廠商將代替市場。Williamson（1975）及其追隨者延續這樣的想法，建構了交易成本理論，提出市場失靈的原因，其主張包括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投機主義（opportunism）以及小數現象（small numbers）（註 11），這些現象的相互結合導致市場失靈，此時透過廠商（層級）來解決上述的問題，可能更為有效率。而市場與層級應如何選擇？他認為可以從三方面考量：交易頻次（frequency）、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由於一般交易頻次均很多，因此理論焦點放在後二者，尤其是資產專屬性一項，所謂「專屬性」係指交易容易被替代的可能性，若專屬性低則買賣雙方容易找到替代者，不易成為交易雙方的累贅（Williamson, 1981:555）。Williamson 接著在 1991 年，增加介於市場與層級的混合模式，當資產專屬性高時，層級模式的治理成本（governance cost）較低；反之，則市場模式的治理成本較低；而資產專屬性屬於中間時，則混合模式治理成本較低。此外，除了資產專屬性，外生變數--體制環境（如：財產權、契約法令、商譽、不確定性等）的改變也會影響治理成本（Williamson, 1991）。那麼廠商（層級）模式又為什麼失效？社會學者 Powell（1990）認為市場是一個自發的協調機制，提供選擇、彈性和機會，層級則是將交易及資源流動（resource flows）內部化，希望以管理手段來協調供需。而網絡為何會興起主要有三個因素：技術（know-how）、對速度的需求（the demand for speed）以及信任（trust），其中信任是維繫網絡的重要機制。他進一步提出透過策略聯盟與合夥關係的網絡形式，廠商可建立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或者與幾個小公司共同研發，或者共同發展新產品。股權安排也是一種網絡形式，是一種透過股權投資而非完全買下的方式，採取這種方式的理由是為了速度及創造力，因為小公司對創新及新產品的發展有更快的速度及更好的能力。綜合上述 Powell 所提的網絡模式內涵包括：協力生產、技術合 12.

(25) 作以及轉投資等等的形式。由於台灣企業間交互持股及股權投資的情況非常普遍，而這些應歸類為層級或網絡模式易產生混淆，本文以是否具有控制權做為層級及網絡的分野，因此網絡模式包含：協力生產、技術合作以及沒有控制意圖的轉投資等，而層級模式則做更廣泛的解釋，包括：同一公司下的事業部門、子公司、具有控制意圖的股權投資（即股權投資是為了控制被投資公司的供貨與利潤內部化）、絕大部分產品供應給某個廠商並依附在旗下等。近期學者們對三項治理模式做了一些補充論述，運用 Le Grand and Bartlett 「準市場（quasi-market）」概念，Exworthy, Powell and Mohan（1999）認為三個治理模式可能同時存在，而非從某個治理模式轉換至另一個治理模式的直線關係，因此提出「準市場」、「準層級（quasi-hierarchy）」、以及「準網絡（quasi-network）」的概念，例如「準層級」指的是在層級模式又隱含有某種程度的市場或網絡的內涵，準市場及準網絡亦有相同的概念。此外，作者將三個治理模式視為不同的面向，而不是一個連續帶的觀念，且認為治理模式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改變。然而，Humphrey and Schmitz（2002）對全球組織價值鏈的分析中將廠商關係歸成四類，即市場、網絡、準層級以及層級，且認為四個治理模式是一個連續帶的觀念，連續帶兩端為市場及層級，中間則為網絡與準層級，此論文比傳統治理模式的分類又多了準層級模式，而其準層級的定義與 Exworthy et al.（1999）的定義亦有所不同，該文的準層級是指在供應鏈裡的某一個廠商對另一個廠商擁有不對稱的能力與權力，例如：買方領導廠商可以直接控制供應商，甚至可以進一步控制整個供應鏈，反之，在某些情況下亦有可能是賣方擁有不對稱的能力與權力。此準層級與層級都代表著某方擁有不對稱的權力，但兩者差別在於是否擁有另一方的所有權，若未擁有所有權即是準層級，反之，則為層級。 Gereffi, Humphrey and Sturgeon（2005）對組織價值鏈的治理又做了更詳細分 13.

(26) 類，他們結合上述的文獻，以及過去許多學者所提出的「模組組織（modular organizations）」，將組織價值鏈的治理分為市場、模組、關係、俘虜（captive）以及層級，這五項治理模式是按協調及權力不對等的程度由低到高的連續帶，並以交易複雜度（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交易可規則化的能力（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供應面的能力（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等構面來分類，如表 2-1 顯示組織價值鏈治理的五種類型及其決定因素。表 2-1 組織價值鏈治理的類型及其決定因素交易可規則化. 治理型態. 交易複雜性. 市場. 低. 高. 高. 模組. 高. 高. 高. 關係. 高. 低. 高. 俘虜. 高. 高. 低. 層級. 高. 低. 低. 的能力. 供應面的能力. 協調及權力的不對等程度低. 高. 資料來源：Gereffi, Humphrey and Sturgeon（2005），p87. 由表 2-1 可知，市場係指產品規格相對簡單、交易容易規則化、供應商有足夠的生產能力較不需要買方的投入（input），通常是一個標準化的產品。模組是指複雜的產品、交易容易規則化、供應商有能力供應整套模組商品，通常具備市場模式之速度、彈性、容易取得低成本的投入等特性，但卻不以價格做為最主要交換的依據，而是跨組織之間的連結比價格資訊更為重要。關係指的是交易是複雜的、交易不易規則化、供應商的能力是高的，通常買賣雙方必須交換隱性知識，因此透過信譽以及家族、社會與小地理範圍等的緊密連結而彼此相互依賴。俘虜是產品複雜性高、交易容易規則化、供應商能力較低，由於供應商能力不足又必須面對複雜產品，因此必須依賴領導廠商而存活，使得供應商面對很高的轉換成本因而被俘虜。層級 14.

(27) 則是產品是複雜的、交易不易規則化，由於沒有高能力的供應商，領導廠商被迫在自己廠區內（in-house）發展和製造產品。三位學者另以圖型展現五種治理結構的內涵，如圖 2-1。市場是以價格來協調買賣雙方；模組則是領導廠商與統整型供應商之間的資訊及控制必須密集流動，統整型的供應商與零組件廠之間則依賴價格交易；關係是領導廠商與統整型的供應商之間必須明確地協調，統整型的供應商與零組件廠之間依賴價格交易；俘虜是領導廠商與俘虜型的供應商之間必須明確地協調；層級則是買賣兩造整合成同一個公司（Gereffi et al., 2005）。. ：價格機制. ：明確地協調. ：資訊與控制較密集的流動資料來源：Gereffi et al.（2005），p89. 圖 2-1 五類治理模式的內涵 15.

(28) 這些近期研究更詳細的分類，顯現出組織價值鏈治理模式的內涵其實是非常複雜的，要清楚地切割並不容易。而本文也同意 Exworthy et al.（1999）的主張，即沒有純粹的市場、層級或網絡模式，這三項治理模式多多少少均混合在一起，但本文認為仍舊會有一種模式居於主導地位，且本文所關心的是到底哪一種模式居於主導地位，因此本文所定義市場、網絡與層級即代表它們在產業中是具有主導地位的模式。再者；本文是聚焦在於組織價值鏈治理是否會隨著產業的發展而改變，而非治理模式的詳細分類，過多的分類反而容易失焦，因此本文仍將組織價值鏈治理以傳統方式分類為市場、網絡及層級。其次；市場、網絡以及層級三種治理機制究竟是一個連續帶的觀念，抑或是三個不同面向，在過去的研究一直有所爭論。Powell（1990）及 Exworthy et al.（1999）認為三者是不同的治理模式。然而 Williamson（1991）提出介於市場（market）與層級（hierarchy）之間的混合模式（hybrid mode），因此是一個連續帶的觀念。 Humphrey and Schmitz（2002）及 Gereffi et al.（2005）也主張是一個連續帶的觀念，而本文對台灣高科技電子業的實證資料也發現，不同治理模式其背後確實隱含著不同程度的協調與權力的不對等，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資源依賴（Pfeffer & Salancik, 1978）。市場靠著價格形成自發的協調機制，有著較低程度的資源依賴；層級則是將交易及資源流動內部化，希望以管理手段來協調供需，因此有著較高程度的協調與權力的不對等。而網絡之權力與資源依賴的程度則介於二者間，因此本研究主張市場、網絡、層級是一連續帶的觀念，並依此觀念建構本文理論架構。最後；過去研究聚焦在交易成本等內生變數來論述組織價值鏈之治理，如資產專屬性（Williamson, 1981; 1991），但產業外在環境等外生變數（如：技術進步、資本豐裕度的變化、產業獲利水準的改變等）會隨時間而改變，進而使得組織價值鏈的治理產生變化，亦即過去研究強調在橫切面，而本文希望能再加入縱貫面的研究，試圖瞭解組織價值鏈治理隨著時間的可能改變，以釐清或補充過去研究對於網絡是. 16.

(29) 否仍是台灣產業主要治理模式的不同論述。. 17.

(30) 第三節技術（technologies）組織的技術不只包含用以執行工作的設備、機器及工具，也包含員工的技能與知識（Scott, 2003:231）。技術會影響組織結構，而技術的改變及技術的複雜度，可能將影響組織之間的交流與交易型態。而在開放系統下，技術與社會網絡、體制等因素會產生交互影響，進而決定了組織或產業的結構。最早指出技術與組織結構相關的是 Woodward（1958），他以英國小型製造業為研究對象，將這些製造公司的生產方式分成三類：小批量生產（unit production）、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連續生產（process production），提出技術及結構是否配適（fit）會影響組織效率。Thompson（1967）以另一種分類方式，將技術分成長連結技術（long-linked technology）、中介技術（mediating technology）以及密集技術（intensive technology），他雖未明確指出那類技術應配適那種組織結構，但認為要降低不確定性，長連結技術可採取垂直整合模式，以增加對投入資源或產出的控制，此與 Williamson（1975）的概念相互呼應。然而，社會學者 Barley（1986）對技術與結構的配適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何相同技術下，仍存在許多不同的組織結構，以及在相同結構下，卻有著非常不同的技術？因此他認為技術與結構的連結可能會受到社會動態（social dynamics ）及人的行動（ human action ）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亦即宏觀社會（macrosocial）與微觀社會（microsocial）的糾纏（entwine）。接著他又以更廣泛的角度提出技術與組織社會網絡的相互影響（Barley, 1990）。Burt（1992）也有某些類似的看法，他從產業網絡的角度，認為生產製程、技術的特性以及體制環境的作用下，會制約了個別廠商的談判能力，進而影響了網絡的特性。此外 Rosenkopf and Tushman（1994）則認為組織引進新的技術，同時也被當時新技術的極限所限制，也就是說，組織和技術會交互影響。技術及體制因素也會影響了新組織形式的興起（Ruef, 2000），廣義而言，產業的興起也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的形成。由上述的討 18.

(31) 論可知道，技術會與社會網絡、體制等因素交互影響，進而決定了組織或產業的結構。技術的改變對產業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Schumpeter（1942）曾提出「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指的是不斷地破壞舊的並創造新的技術，是一種質變的過程，此會引發一段期間技術的動蕩，直到「主流設計（dominant design）」的出現，此時產品層次的標準出現，技術動蕩期間將告一段落（Tushman & Anderson, 1986；Hung, 2004）。此種技術的動蕩將使得廠商無法掌控技術，技術即處在不確定的情況，直到主流設計出現，產品標準形成，此時技術已成熟且易於取得，即代表技術處在確定的情況。再者，技術改變大致又可分為產品技術與製程技術的改變，以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或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s)為長的台灣廠商大都在製程技術改進上努力，對 OEM/ODM 廠商而言，不僅要面對製程技術動蕩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外，還有因技術進展速度與製程配合所造成接單的不確定性，本文把這些都定義為技術的不確定性。當技術不確定性高時，產業環境將變得高度混亂與不確定，買賣雙方在技術上須更密集的溝通（Darr & Talmud, 2003），此時將影響組織價值鏈之治理可能朝向層級或網絡模式；反之，則可能趨向市場模式，顯現技術確定性將影響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此外，技術應用層面廣泛的程度也會影響技術複雜度，當技術複雜性高時將增加整合的難度，因此技術複雜度也是影響組織價值鏈治理的因素。另一方面，在技術推進的過程中，有些廠商是技術先進者（first-mover），有些則為技術後進者（late-mover），前者指創造新技術並將其成功商業化者（Zahra, Nash, & Bickford, 1995）；而後者則為新技術的追隨者。技術先進者透過持續在技術上的領導地位而佔有優勢，其優勢來源可能是透過學習或經驗曲線產生持續的成本優勢、研發績效或專利取得等。然而先進者也可能有以下劣勢：1.後進者「搭便車」的效果（free-rider effect），因模仿的成本遠低於創新的成本；2.技術或市場不確定的. 19.

(32) 解決，早期進入者面對較高的風險；3.技術或顧客需求的移轉，先進者不易察覺； 4.現存者的慣性（incumbent inertia），不易回應環境改變或競爭威脅（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本文認為台灣高科技產業是技術後進者，因為關鍵技術主要來自國外授權或追隨國際標準，且大部分企業定位在 OEM 或 ODM。從上述的討論可知，技術會影響組織與產業結構。技術的不確定性將影響組織之間密集溝通的需求，而技術複雜度則將影響組織整合的困難度，這些將進一步影響組織價值鏈之治理。而技術落後的台灣企業，對技術的需求與掌控也不同於國際上的技術先進者，西方對技術影響治理模式的推論，不見得適合解釋技術後進之台灣廠商的行為。因此本文認為在技術確定與不確定、技術複雜度高與低、技術先進與後進的不同情境下，台灣產業上下游組織價值鏈之治理將受到影響。. 20.

(33) 第四節資本豐裕度（capital munificence）資本豐裕度是指產業內各企業普遍的集資能力。企業因應發展需求必須有資金配合，其主要資金來源有三：從營運活動累積盈餘、舉債或發行股票。社會學研究指出，來自銀行或個人借貸資金的取得與資金成本高低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中（Baker, 1990）。Uzzi（1999）認為廠商把商業交易鑲嵌在與借款人的社會關係中可以提高貸款機率以及得到較低的利率，而透過「市場關係 (arm’s-length)」可取得市場價格的公開資訊與貸款機會。然而對小企業而言，由於規模太小引不起專業投資者的興趣，必須靠「天使（angel）」投資人的資金挹注，所謂「天使」投資人即指投資在小企業有錢的個人，他們是小企業早期發展階段重要的資金來源。然而要取得這些資金並非容易的，以及後續應如何組織及管理這些支持性的「天使」網絡也是一個挑戰，比如為避免資金過度依賴少數人，就必須建立多樣化的社會關係，但這會伴隨著如何管理超負荷網絡的效率問題，而這些問題或許可以透過增強「天使」網絡關係的穩定度（robustness）來得到解決（Steier & Greenwood, 2000）。但問題是該如何建立穩定的關係呢？早期台灣企業非常善於運用穩定的社會關係來做為籌資的利器，例如，許多中小企業透過既有社會網絡，從農會、信用合作社以及當地金融機構借款，渡過經營危機或成長茁壯（陳介玄，1995），或者透過標會及人情資金來募集創業資金（陳介玄，1995；羅家德，2001），PC 產業發展初期也有部分資金源於此。另一方面，有許多創業者雖擁有技術或構想，卻沒有足夠的社會網絡取得創業與發展資本，而創投公司提供了一個正式化的籌資管道，只要有好的技術與構想，就可能得到資金挹注而開創事業，這也是創投事業存在的重要價值之一（陳東升， 2003）。有鑑於此，台灣自 1983 年由政府主導引進在美國矽谷高科技產業創造驚人成果的創投事業，次年由宏碁電腦以及大陸工程合資成立第一家創投公司--宏大創投，開始創投事業的發展，創投業從 1997 年前後快速發展，至 2005 年止累計總投資金額為 1880.7 億，實際營運家數為 231 家（註 12）。而由於台灣政府對創投投資 21.

(34) 限定在高科技產業，因此創投對高科技中小企業創立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如早期的 PC 產業及 IC 設計公司，由於對創立資本的要求較低，因此創投資金提供了很大的協助。但對於創業資本要求較高的 IC 製造及 TFT-LCD 產業，則仍須靠政府、大企業集團以及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援。因此不同的產業背景，資本要求也會不同，這也會影響了組織價值鏈的治理模式。隨著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以及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籌資管道也從過去透過社會關係的方式，進展到從資本市場集資或貸款。台灣高科技產業成長茁壯的發展資金來自過去台灣經濟成長所大幅累積的民間資金，剛開始用於消費性支出，漸漸地導入至股票、債券、基金等資本性的投資，活絡的股票流通市場（註 13）也增強了發行市場（註 14）的能量，尤其台灣投資人偏愛資訊電子業，促使上市、上櫃的企業家數大幅成長，在 1985 年時電子資訊業上市、上櫃總家數只有 22 家，但至 1996 年已成長至 213 家，使得企業更容易透過股票市場集資（張俊彥、游伯龍，2001）。此可由以下數字再次得到驗證，國內資本市場集資能量，包括現金增資及新發行的公司債，從 1981 年的 42 億，擴張到集資高峰時期--1997 年之 6,519 億，以及 2005 年之 2,779 億（註 15）。最後，從 1990 年後期開始，外資對台灣企業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企業不僅透過海外存託憑證及公司債向國外籌措資金，也透過 QFII 制度引進外資，多元而龐大的資金交流，使得台灣進行在地與全球制度的鑲嵌（陳介玄，2005）。過去建構在既有社會關係的合作模式，自然也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改變。以往強調中小企業的網絡模式，已經無法充分說明台灣企業全球化及大型化的發展，顯現資本豐裕度的變化影響了組織價值鏈的治理模式。. 22.

(35) 第五節本業相對獲利率（the relative profitability）傳統組織價值鏈治理的論述主要是以交易成本理論做為選擇三項治理模式的依據，即以成本面做為決策原則，並未考慮到價格波動所可能產生利潤的變化，這在產業環境穩定的情況下，也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若處在動蕩的環境中，如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競爭激烈導致價格快速下滑等情況下，如果只考慮成本面而忽略利潤因素，將可能無法詮釋現今超競爭（hypercompetition）環境下的廠商行為，因此本文提出本業相對獲利率也是影響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以下將分別探討交易成本理論以及超競爭環境下的策略。 Williamson（1975, 1981）提出交易成本理論來決定各種交易應以市場或層級的方式進行，而這必須同時考慮治理成本（governance cost）與生產成本（production cost），且兩者主要受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的影響，其中治理成本是交易成本最重要的要素，係指為了讓交易可以順利進行以及讓交易標的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所必須負擔的各種成本，通常層級模式在此部分佔有某些優勢，而生產成本則在市場模式佔有優勢，此乃因市場模式較可能產生規模經濟。至於傳統三項治理模式應如何選擇呢？ Williamson 以總合成本做為依據，亦即若層級化後的總合成本： ∆C＋∆G＜0（∆C：層級的生產成本減去市場的生產成本；∆G：層級的治理成本減去市場的治理成本），則應採取層級模式；反之，若 ∆C＋∆G＞0，則採取市場模式。 Williamson 於 1991 年又提出介於市場與層級之間的混合模式（hybrid mode），他認為三者的治理結構是一個連續帶觀念，並進一步論述治理成本，除了為資產專屬性的正向函數外，官僚成本與合作成本分別決定了三個治理模式的截距及斜率（Williamson, 1991），並據此做為市場、混合（網絡）及層級的選擇。Williamson 的理論主要是依據經濟理性的成本計算推導而來。然而現今的許多產業是處在一個超競爭的環境下，廠商所擁有的競爭優勢很難持久，低獲利率似乎難以避免，這也迫使許多美國企業退出市場（D’Aveni & Gunther,. 23.

(36) 1994）。PC 產業的特性非常吻合上述的超競爭環境，在 1990 年代後期穩定的產業結構被打破，而形成三種新的發展趨勢：（1）價格快速下滑；（2）產品生命週期縮短；（3）直接銷售模式（direct-sale）或接單生產（build to order）策略的成功（Dedrick & Kraemer, 2005）。我們可由以下數字得到證實，十年的時間 PC 價格可以由 2,500 美元下滑到 500 美元；而 1960 年代 PC 產品有效期是 7~10 年，現在則是 18 個月（張殿文，2005），產品價格的快速下跌以及生命週期的縮短，改變了產業結構並使得美國 PC 產業平均毛利率由 1998 年的 25.6%下滑到 2003 年的 20.1%，導致許多國際知名大廠退出，或者將製造及零組件完全外包（Dedrick & Kraemer, 2005），如： TI （Texas Instrument） NB 事業部 1997 年被宏碁收購；1998 年 Digital 被併入 Compaq； 2001 年 Compaq 又被併入 HP 旗下；2002 年富士通與西門子 PC 部門合併；2004 年 IBM 之 PC 事業部賣給中國的聯想集團，2007 年宏碁收購美國 Gateway 電腦公司，由此可知，獲利率的改變也將影響產業的結構。企業最終追求的是利潤與股東財富，交易成本理論忽略了外在市場環境的快速變化，導致價格波動對企業獲利的影響；因此，本文加入本業相對獲利率這個影響因素，以補充 Williamson 交易成本理論對組織價值鏈治理論述之不足。. 24.

(37) 第六節理論架構與變數定義本研究依據組織權變理論以及前述之文獻探討來建立理論架構，並對理論架構中的相關變數加以定義，以下分兩小節說明。. 一、理論架構. 從權變理論的觀點，組織必須調整結構以適應環境，才能得到好的績效（Donaldson, 1995）。本研究運用此理論，探討台灣高科技電子業上下游組織治理價值鏈的變化。這些產業從興起到成熟，由於外在環境因素的改變，使得產業價值鏈之治理結構也必須調整以適應環境的變遷。根據前述之文獻探討，這些影響環境的因素包括：技術、資本豐裕度以及本業相對獲利率。至於體制因素，特別是政府角色，在過去許多有關台灣產業的研究都認為是影響產業發展與治理模式重要的因素，（Kraemer et al., 1996；Ernst, 2000；洪世章，2001），但本文實地訪談學者專家後發現，政府角色對部分產業的興起也許有實質的影響力，但對產業內上下游組織價值鏈治理的影響卻有限，因此本研究未將體制因素放入在理論架構中。如前面有關組織價值鏈治理的文獻探討所述，本文按企業間協調及資源依賴由低到高的程度，將治理模式分成市場、網絡及層級之連續帶，而網絡的內涵又可分成「個人」網絡及「非個人」網絡。根據上述的討論，本研究認為組織價值鏈治理模式是技術、資本豐裕度與本業相對獲利率等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所決定，並依此提出本論文的理論架構，如圖 2-2 所呈現。. 25.

(38) 市場. 技術 (確定性及複雜度). 資本豐裕度組織價值鏈之治理. 網絡. 「個人」關係「非個人」關係. 本業相對獲利率層級. 圖 2-2 理論架構. 二、變數定義依據文獻探討與理論架構，本文對相關變數的定義與分類說明如下。首先是三個影響因素，分別是技術、資本豐裕度與本業相對獲利率。技術包含產品及製程的精進，對擅長製造的台灣廠商而言，製程精進更為重要。本文將技術影響因素分成兩個變項，即技術確定性及技術複雜度，技術確定性分為確定與不確定兩類；確定代表產業技術已趨成熟穩定且容易取得的情境；不確定代表技術處於動蕩期間不易掌控，或因技術所造成接單的不確定性。技術的複雜度定義為技術應用面複雜的程度，並按情境分為高與低兩類，高技術複雜度代表技術應用在不同產品上面且高度複雜，反之即為低技術複雜度。資本豐裕度則定義為產業內各廠商普遍的集資能力，並按情境分為豐裕與不豐裕兩類，豐裕代表產業處在集資較容易的情況，反之即為不豐裕。而本業相對獲利率是指組裝或代工廠之營業淨利率（operating profits）相較於上下游廠商是處在相對高或低的情況，營業淨利率代表一個企業本業的獲利 26.

(39) 率，即毛利率減去營業費用率。其次是組織價值鏈治理方面，前述的定義乃指上、下游廠商的交易型態，並按協調及資源依賴程度由低到高分成市場、網絡及層級。市場指買賣雙方透過價格機制協調。而由於台灣企業間交互持股及股權投資的情況非常普遍，在歸類為層級或網絡模式時易產生混淆，本研究以是否具有控制權做為層級與網絡的分野，因此網絡定義為：將交易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長期合作關係，包含：協力生產、技術合作以及沒有控制意圖的轉投資等；至於層級則是將交易及資源流動內部化，且做更廣泛的解釋，包括：同一公司下的事業部門、子公司、具有控制意圖的股權投資、絕大部分產品供應給某個廠商並依附在旗下等。最後是網絡模式下的社會關係，係指上下游廠商合作時所運用的關係，分為「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與「非個人」關係（impersonal relationship）。personal relationship 一般中文譯名為「人際關係」，本文為與 impersonal relationship 此名詞做對比，因此將兩個名詞翻譯成：「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與「非個人」關係（impersonal relationship）。「個人」關係指傳統人情及專業的個人關係。傳統人情關係指的是血緣及小地理範圍之人情關係，如：親戚、鄰居、同鄉、高中以下同學等關係；專業個人關係主要是指因專業背景所連結的關係，如：同事、同業、大學以上的同學（大學以上已是專業教育，因此本文將此同學關係歸類為專業個人關係）、同社群（如同屬某一專業協會）等關係。而「非個人」關係，主要是建立在企業對企業的社會關係，如：企業間的技術合作，以及沒有控制權之股權投資而形成的協力生產。. 27.

(40) 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文是一個質性研究，主要分析工具是實證論的個案分析法，研究步驟主要參考 Carlile and Christensen（2005）理論建構的過程以及 Eisenhardt（1989）個案研究的程序，資料來源主要為訪談記錄以及次級資料交互佐證，分析單位則是產業，而由於本研究個案數不多，為了要處理複雜變數的關係，因此運用布林方法來處理變數間的邏輯關係，因此本章研究方法將討論：一、建構理論的過程；二、個案研究法；三、研究步驟；四、資料來源與分析單位；五、布林方法。. 第一節建構理論的過程理論建構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本文理論建的過程主要是依據 Carlile and Christensen（2005）的論點，他們認為管理理論的建構可分成兩個階段，即描述性階段（descriptive stage）與規範性階段（descriptive stage），如圖 3-1 為 Carlile and Christensen（2005）所提出之理論建構的過程。描述性理論建構的三步驟是：觀察、分類以及定義關係。研究者首先將觀察到的現象小心地描述與測量，接著依屬性（attributes）分類，最後則是將上述的分類與觀察到的結果做連結。分類的完備性對現象與結果的連結，以及理論建構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在研究過程中有可能發現異常現象，而這給了研究者一個重新檢視的機會，可將現象的定義與測量更為精確，使得異常現象可以被解釋，並且確認與改進分類的基模（categorization scheme），精進理論的內涵。Carlile and Christensen 的說法，強調對異常現象的認識與理解，有助於理論建構的價值。然而對企業經理人而言，他們關心的是可以就其所處的情境（circumstances）去預測何種行動可達到或不可達到所想要的結果，而不是「平均而言，如何如何…」. 28.

(41) 的結論。套用一般的公式，追隨多數或標竿企業的模式，不見得會帶給企業成功，因此規範性理論的建構對他們來說更為重要。不同於描述性的理論，規範性的理論應以情境做為分類的依據，並以因果關係的論述代替只是相關的推論，因此其步驟為觀察、按情境(circumstances)分類、以及陳述因果關係，圖 3-2 顯示從描述性理論到規範性理論之理論建構過程（Carlile & Christensen, 2005）。每個理論都有其情境 (circumstances)，理論的推進在於是否能解釋或預測其他的案例，如果觀察到異常現象(anomaly)時，可能是處在一個不同的情境，新的解釋變數出現，理論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地進步（Kuhn, 1970）。尋求異常現象的研究應受到鼓勵，愈多這方面的研究，愈能精進現有的理論基礎，而如何設計尋求異常現象的研究，Carlile & Christensen（2005）認為有以下的幾個方法：1. 異常問題的提出；2. 其他學門修鍊的檢視；3.在現象中尋找不同層次的現象；4.觀察與比較更廣範圍的現象，這些方法無非就是要讓理論建構型學者的研究設計儘可能地能夠辨認出異常現象。至於如何建立理論建構的效度與信度， Carlile and Christensen（2005）質疑「大樣本的效度較高」及「量化研究就較客觀」這類說法，事實上不管量化或質化研究，他們認為大家都在主觀的船上，都應盡可能地謙虛與誠實。因此，一個好的理論不在於其研究方法是量化或質化，而在於其解釋力與預測力。. 29.

(42) 資料來源：Carlile and Christensen（2005）, p5。. 圖 3-1 建構理論的過程. 資料來源：Carlile and Christensen（2005）, p6。. 圖 3-2 從描述性理論到規範性理論之理論建構過程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