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客家研究，2014 年 5 月 第2 期，頁 1-114
1
從「客家」到客家（二）：
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
施添福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本文的目的，在釐清客家名稱的歷史性和地域性。全文主要包括 二大部份：首先討論自明中葉以降廣東惠州府和廣、肇兩府的移民史， 以及這些地區的土著對異邑移民的各種稱謂和這些稱謂的貶義化過 程。其次，探討歐美傳教士鑄造「Hakka．客家」標記及其傳播的過程。 全文論證的重點在：方言主義的客家一詞，究竟從何而來？以及 究竟經由何種機制，而成為一個方言群或族群的自稱或標記？我的基 本看法是： 其一，方言主義下的客家一詞，其直接源頭是19 世紀中葉以後， 由來自歐美的傳教士依據方言主義所鑄造的「Hakka．客家」標記。 由本貫主義的「客家」轉向方言主義的客家，其關鍵在自清初以降湧 入廣州府和肇慶府的移民，絕大部分來自粵東北的潮、惠、嘉等二府 一州的客家方言分布區。移民「客家」的鄉音一致，遂為19 世紀中葉 以降來粵的傳教士創造了從方言的角度認識、理解，從而將本貫「客 家」定義為方言客家的契機。 其二，方言主義的客家名稱，原是廣、肇兩府的土著，依據本貫 主義的分類標準，用來稱呼異籍或異邑的移民，即「客家」，但卻賦 * 地址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投稿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4 月 15 日予卑賤的意義。這個具有貶義的「客家」稱謂，在19 世紀中葉後，經 由西方傳教士，按照廣府方言的發音，以羅馬字拼寫成「Hakka」後， 再將Hakka 依方言特色重新定義為客家，即「Hakka．客家」，並與 同樣按照方言界定的本地（Punti）、福老（Hoklo）並立為廣東境內 漢人三大方言群之一，而回歸中性的人群分類意涵。同時，傳教士又 經由對「Hakka．客家」源流、方言以及其他社會文化特徵的深入研 究和文字報導，不但將「Hakka．客家」的標記向西方世界傳播，也 促使「Hakka．客家」由中性轉向具有優質漢人種族屬性的意涵，而 逐漸被客家的知識界和政治、軍事菁英所接受，作為自我認同意識的 標籤。 其三，伴隨客家稱謂由賤稱轉向中性化、優質化的蛻變過程中， 西方傳教士也同步藉由傳教站、學校、醫療診所等具有內在關聯機構 的設立，而在客家聚居的地域上，構建起訊息流通的空間管道。沿著 這些結構或組織嚴密的空間管道，客家的稱謂和概念，也日益在民間 社會擴散。到了20 世紀初期，西方傳教士足跡所及的民間社會，以及 中國知識界，特別是客家知識界，基本上已經接受了這個由西方傳教 士依方言主義所鑄造的「Hakka．客家」標記，不同的只是略加修正 為「客家．Hakka」而已。也就是依據這個重新定義下的方言主義客 家，羅香林提出了客家界說和所謂客家民系的概念，進而依此界說和 概念追溯歷史上客家的源流和發展；最後，在1933 年發表《客家研究 導論》，樹立了「Hakka．客家」這個源頭發展的第一座里程碑。 關鍵字：本貫主義、方言主義、「客家」、客家、移民、自稱、他稱、 傳教士
全球客家研究，2014 年 5 月 第2 期，頁 1-114
3
From the “Guest” to the Hakka(2):
The Emergence,Transformation, and Spread of the
Term Hakka on the Eastern Quangdong
Tien-fu Shih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Chair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paper aims at clarify the origins of the term Hakka ( 客家 ) and the territorial domain related to the term.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Huizhou ( 惠州 ), Guangzhou ( 廣州 ), and Zhaoqing ( 肇慶) Prefectures of Quangdong ( 廣東 ) since the mid-15th centur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derogatory naming of the immigrants by the inhabitants.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how the term Hakka had been coined by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later spread out. The main point of the paper is where the term Hakka as an ethno-linguistic term came from and how it turned out to be a self-identifying label. The paper argues for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points.
First, the term Hakka as an ethno-linguistic term was molded by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after the mid-19th century. Before that the term Hakka referred to the idea of Bon-gwan ( 本貫 ). Since most of the immigrants, who shared similar colloquial speeches, to Guangzhou and Zhaoqing were * Date of Submission: April 2, 2014
from Chaozhou ( 潮州 ), Huizhou, and Jiaying ( 嘉應 ) Prefectures of the northeastern Quangdong, it create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missionaries to approach this group of people through a common language.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Bon-gwan ( 本貫 ), the term Hakka, or “Guest ( 客 )”, was labeled with a derogatory meaning by the inhabitants of Guangzhou and Zhaoqing Prefectures. After the missionaries used the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of “Guest” and spelled it in Latin script into “Hakka,” and later coined the term to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 Punti ( 本地 ) and the Hoklo ( 福老 ), as the 3 major ethno-linguistic groups in Quangdong, the term Hakka had been neutralize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lite of Hakka later accepted the term as a self-identifying label after the spread of the history, language, and ethnography of Hakka by the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 which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ir image into the Han people of high quality.
Third, the churches, schools, and hospitals established by the missionaries in the Hakka areas served as the networking for the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Hakka as an ethno-linguistic ter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term Hakka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Then based on this concept of Hakka Lo Hsiang-lin ( 羅香林 ) published his Introduction to Hakka Studies ( 客家研究導論 ) in 1933, which became the first milestone of Hakka Studies.
Keyword: the Principle of Bon-Gwan, the Principle of Ethno-Linguistic, “Guest”, Hakka, Immigrants, Self-Identity, Given Identity, Missionaries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5
一、緒論
記得，2005 年 12 月 24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前所長許 雪姬在一場名為「乙未戰爭與客家」的學術研討會上說：「我在四十 多歲時，才發現自己有十六分之一的客家人血統」，接著又補上了一 句話：「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是客家人，應該好好定義一番」（林志成 2005）。對這個議題，2007 年和 2008 年，南昌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志 繁分別發表了〈什麼是客家：以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為中心〉和 〈誰是客家人〉等兩篇論文（黃志繁 2007、2008）；更讓人佩服的 是，華東師範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教授王東，也在2007 年出版了一本 專書《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說》，企圖「能夠在總體上解答 『客家是什麼』或者『什麼是客家』這個範疇性問題」（王東 2007: 39）。由此可見，圍繞著客家的定義，客家問題的研究者，想法極為 錯綜複雜而難於釐清。其實，早在2001 年，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劉鎮 發就出版了一本專書《「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企圖 解釋「嘉應方言使用者，甚麼時候和為甚麼得到『客家』這個稱號， 而這一切都是出於誤會。多重的誤會構成了一個誤會的歷史，而一個 歷史的誤會又將這個標籤鞏固和傳播，且更影響了其他學科的發展」。 明顯地，層層疊疊的誤會都是因定義問題而引起。因此，他又說：「客 家學的一個最大漏洞，是對於客家人的定義不夠嚴謹」，「由於缺乏 一個嚴謹的定義，『客家』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就顯得困難重重」（劉 鎮發 2001: 1、7）。何止研究困難重重，對王東來說：「這便是最近 十多年來海內外客家研究界所面臨的共同尷尬」（王東 2007: 21）。 又記得，1998 年 2 月 5 日，在一場名為「跨世紀客家研究」的座 談會上，我懷著惶恐、尷尬的心情，也提出了「什麼是客家」的疑問（施添福 1998）。日月如梭，十餘年過去了，惶恐與尷尬的心情依舊。 為了廓清久存的疑惑，本文繼〈從「客家」到客家（一）〉（施添福 2013）之後，再度圍繞「什麼是客家？」這個問題，提出我的看法。
二、基本設想
首先為了幫助了解本文論證的脈絡和重點，請讓我在此先抄錄一 段已發表的處理這個問題的基本想法，並略作修正和補充如下： 其一，如果區分客家與非客家採取的是戶籍制度的「籍貫」概念 （以下簡稱「本貫主義」），則客家的「客」應該是指寄寓、暫居、 離開本貫遷移他地的異鄉人或外來人，甚至是不入戶籍或脫漏戶籍而 到處遷徙的流民。因此，與客相對的是居住於本貫的主戶、土著或本 地人。據此而言，在本貫主義下產生的各種客稱，如客戶、客民、客人、 客籍等（以下簡稱「客家」），必然是通稱，而非專稱。因此，也就 不存在所謂客家民系的「客家」，有的只是冠上本貫或鄉貫的人群或 團體而已；而明清落籍於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 被稱為客家基本居 地── 的居民，也都是土著、主戶或本地人，而非「客家」。只有從 這個基本居地向外遷徙者，才有可能成為「客家」。 其二，如果劃分的指標是依據鄉音方言概念（以下簡稱「方言主 義」），則客家的客指的是使用客方言的人。在方言主義下產生的各 種客稱（以下簡稱客家），必然是專稱，而非通稱。因此，也就不存 在相對於主戶、土著、本地人的客家，有的只是跟漢族其他方言群並 立的客家。 其三，就總體歷史的演變來看，基本上是從本貫主義的「客家」 向方言主義的客家轉移。然而，這個轉移的過程卻相當緩慢，至今可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7 說尚未完全取代。「客家」和客家概念的長期混用和共存，不但對客 家研究者，同時也對客家指涉的實體造成認知上的落差，各種爭論乃 由此產生。例如，長期自認是土著、本地人，而否認是客家人的贛南 人、寧化人、甚至粵中人和粵北人，卻被漢方言或客家研究者指為客 家人，其理由是：前者想的是本貫主義的「客家」，而後者依據的卻 是方言主義的客家。 其四、方言主義下的客家一詞，其直接的源頭是19 世紀中葉以後， 由來自歐美的傳教士依據方言主義所鑄造的「Hakka．客家」標記。 由本貫主義的「客家」轉向方言主義的客家，其關鍵在自清初以降湧 入廣州府和肇慶府的移民，絕大部分來自粵東北的潮、惠、嘉等二府 一州的客家方言分布區。移民「客家」的鄉音一致，遂為19 世紀中葉 以降來粵的傳教士創造了從方言的角度認識、理解，從而將本貫「客 家」定義為方言客家的契機。 其五，方言主義的客家名稱，原是廣、肇兩府的土著，依據本貫 主義的分類標準，用來稱呼異籍或異邑的移民，即「客家」，但卻賦 予卑賤的意義。這個具有貶義的「客家」稱謂，在19 世紀中葉後，經 由西方傳教士，按照廣府方言的發音，以羅馬字拼寫成Hakka 後，再 將Hakka 依方言特色重新定義為客家，即「Hakka．客家」，並與同 樣按照方言界定的本地（Punti）、福老（Hoklo）並立為廣東境內漢 人三大方言群之一，而回歸中性的人群分類意涵。同時，傳教士又經 由對「Hakka．客家」源流、方言以及其他社會文化特徵的深入研究 和文字報導，不但將「Hakka．客家」的標記向西方世界傳播，也促 使「Hakka．客家」由中性轉向具有優質漢人種族屬性的意涵，而逐 漸被客家的知識界和政治、軍事菁英所接受，作為自我認同意識的標 籤。
其六，伴隨客家稱謂由賤稱轉向中性化、優質化的蛻變過程中， 西方傳教士也同步藉由傳教站、學校、醫療診所等具有內在關聯機構 的設立，在客家聚居的地域上，構建起訊息流通的空間管道。沿著這 些結構或組織嚴密的空間管道，客家的稱謂和概念，也日益在民間社 會擴散。到了20 世紀初期，西方傳教士足跡所及的民間社會，以及中 國知識界，特別是客家知識界，基本上已經接受了這個由西方傳教士 依方言主義所鑄造的「Hakka．客家」標記，不同的只是略加修正為「客 家．Hakka」而已。也就是依據這個重新定義下的方言主義客家，羅 香林提出了客家界說和所謂客家民系的概念，進而依此界說和概念追 溯歷史上客家的源流和發展；最後，在1933 年發表《客家研究導論》， 樹立了「Hakka．客家」這個源頭發展的第一座里程碑。 基於上述想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在釐清客家名稱的歷史性和地 域性。全文主要包括二大部份：首先討論自明中葉以降廣東惠州府和 廣、肇兩府的移民史，以及這些地區的土著對異邑移民的各種稱謂和 這些稱謂的貶義化過程。其次，探討歐美傳教士鑄造「Hakka．客家」 標記及其傳播的過程。換言之，本文重點擺在論述上面第四至第六項 的基本設想；至於第一至第三項設想的論證，則請參閱〈從「客家」 到客家（一）〉一文（施添福 2013）。
三、粵東客家稱謂的出現與屬性
一如歷代本貫主義下的各種客稱，明、清兩代的客人、客民、客 籍，甚至客家名稱，也一樣既不具有朝代之間的傳承關係（俗云：一 代客、二代主）（古直 1970: 7-8、1929: 5-4），亦非種族、民系、方 言群或族群的標籤，更不是羞辱性的賤稱，而只是戶籍登記或保甲組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9 織制度下的一種法定身分稱謂。因此，基本上，是一個中性的制度名 稱。 然而，自明代中期至清代雍正年間（1522-1735），二百餘年的粵 東地方，先是由於地方社會動亂，人民流離，田地荒蕪（唐立宗 2002: 99-176；王東 2007: 244-302；周雪香 2011: 421-437），以及軍屯瓦解， 屯軍逃亡，屯地拋棄（王毓銓 2005: 1147-1282）；而入清以後，又因 為實施禁海遷界，人口耗損，加上展界後復墾維艱，賦役匱乏（謝國 楨 1975: 225-256；蕭國健 1986: 92-182；曾祥委 2009: 54-63），以及 朝廷積極鼓勵無田可耕、無業可守的貧民移居開墾荒地等等契機（曾 祥委 2011: 70-78；劉平 2003: 43-67），乃促使聚居於贛江上游，以及 韓江上游汀、梅兩江流域的贛南、閩西和粵東北的土著（即方言主義 下的客家），先後一波接一波，大規模離心式的向外遷移，其中特別 是順東江而下遷移到廣府邊緣的歸善、博羅、增城、東莞等地的移民， 跟操另一種方言的廣府人接觸後，因租佃關係和土地資源開發等，與 當地的土著糾葛不斷，日生嫌隙、摩擦和衝突，而促使掌握話語權的 土著或本地人，透過地方志的纂修，將原本中性的「客家」稱謂逐漸 推向貶義，最後終於使本貫主義下的「客家」一詞變成賤稱。1為了更 具體掌握各種客稱和客家一詞出現的契機及其貶義化的過程，本節首 先回顧分布於上述流域的客方言群，自明代中期以後沿東江逐步向下 游遷移的概況和當地土著對這些移民的稱呼。其次則以傳世文獻，特 別是縣志為據，追溯和分析「客家」的意涵和演變。 1 研究客家的中外學者，認為客家一詞帶有貶意的至少有Eitel(1867: 65; 1893: 265); MacIver(1926); Oehler(1922: 351); Hsieh (1929: 202); Constable(1994: 22); 日本廣東帝國 總領事館（1932: 19）；瀨川昌久（1943: 194、注 2）；李恭忠（2006: 118）；飯島 典子（2007: 14）。
（一）明代中期以降惠州府的移民及其他稱
明代中期，惠州府的語音分布，據嘉靖21 年（1542）《惠州府志 ‧ 卷四 ‧ 風俗 ‧ 語音》的記載，大致是： 郡城多正音，歸善、河源相類，略近正，謂父為爹為爺， 謂母為娘為姐；博羅近增城，謂母為奶；海豐近潮，謂 粥為麋；龍川、長樂、興寧、和平略肖虔州，謂母為哀， 稱吏為亞公。（劉梧 1991: 62） 而嘉靖35 年（1556）《惠州府志 ‧ 卷十五 ‧ 雜志》在綜合「郡邑新 舊志」的基礎上亦指出： 惠之方言…。歸善附城音近正，博羅、河源近歸善， … 大都歸善、河源，其音輕以柔，博羅重以急。海豐近 潮州，…。龍川稍同河源。長樂、興寧、和平 …，三縣 山川風氣與贛聯絡，其語音稍近贛云。（楊載鳴 1986: 23b-24a） 至於位居東江下游，鄰接博羅和歸善，屬於廣州府的增城和東莞，其 語音又別有天地。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增城縣志》載： 「若語音亦稍不同，邑之上負山之氣居多，故其音剛而直；其下則禀 海之氣居多，故其音柔而婉，然與省會俱無甚差異」（顧炎武 2002: 2294；陳輝壁 2003: 31）。康熙 28 年（1689）《東莞縣志 ‧ 卷二 ‧ 風俗》則載：「三十里外土音不同，大約近城之聲輕清，遠城之聲重濁。 摭其尤異者，如涌口之民間為東語（閩泉鄉語）；七都所操亦雜鶴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11 （ 獠曰鶴），所謂方言也」（李作楫、張朝紳 1994: 63b）。 依據上引文獻所載語音推測，明代中期粵東北的粵、客方言群的 分布格局大致是：惠州府轄下的和平、龍川、興寧和長樂等四縣是純 客方言地區；位於四縣西南的河源、歸善和博羅等三縣為粵方言群和 客方言群的交錯分布地帶；而沿東江進入廣州府的增城、東莞和新 安等縣，則屬粵方言群的優占地區。明代中期，即嘉靖至隆慶年間 （1522-1572）在地方動亂平息後所湧現的客方言群移民潮，不僅改變 了上述的方言分布格局，同時也開始出現各種客稱。 位於東江中游、惠州府腹地的歸善東北境及其周邊一帶，自嘉靖 30 年（1551）左右以降，即常成為礦徒聚黨結寨，分道出掠的盜藪。 嘉靖33 年（1554）嶺東兵備尤瑛對這一帶的描述是：「賊據五縣，山 谷中多良田，流民雜居，易嘯聚，出則賊多，歸則賊少，皆近巢居民 半為賊黨」（屈大均 2001: 263）。由於官府對於這些山寇屢撲不能絕， 屢剿不能滅，到了嘉靖39 年（1560），遂使兩江群盜蜂起，2如火燎原， 迅速蔓延。波及的地區包括：「東至興寧、長樂、程鄉、揭陽，北至 河源、龍川，西至博羅，南至海豐、歸善以及東莞，無不罹其鋒者， 永安其蹂躪之區也」。而山寇所過之地，則「執官吏、質墳墓、擄人民、 室妻女、焚廬舍、據土田，死者以谷量，澤若蕉。即欲假息城郭，豈 能盡容。數村一壘，賊去則耕，至則閉壘而守，往往陷沒」（屈大均 2001: 264；賴朝侶 2003: 666-667）。儘管「是時，盜賊孔棘，民死亡 者非其父兄，即其妻子，鵝埠嶺乃至千人盡屠，哭泣之聲不絕，日夜 2 兩江指西江和東江，前者今稱西枝江，為東江支流，山寇活動的地區包括歸善的上、 下淮都，內外管都，直達海豐縣境；而後者山寇結寨的範圍包括歸善的馴雉都、古名 都和寬得都，直到河源和龍川兩縣境（賴朝侶 2003: 576）。其中古名都和寬得都， 於隆慶 3 年（1569）自歸善割出，加上長樂縣的琴江都一、二圖，設立永安縣。 艾
乞師」，但有司還是「縮朒主撫，置不省」（屈大均 2001: 264；賴朝 侶 2003: 667）。3有司消極不作為的結果是：「自[ 隆慶 ] 元年 [1567] 後， 賊歲甚，舊者死，新者繼，一巢又分為幾，…。諸縣所破寨，殺擄人民、 財幣、牛馬不可勝算。不著永安寨七十九，寨即圍也。一圍則數村人 居之，多者千餘人，少亦數百，盡破，完者厪八圍耳。員岡圍殺至千 人，三角圍殺四百人，樟樹圍獨三人得存。凡破圍，即據之」（屈大 均 2001: 266-267；賴朝侶 2003: 669-670）。一直到隆慶 5 年（1571），4 在「歸善、長樂、海豐民同詣闕，訴盜賊毒痡狀繪圖以奏」，以及工 科給事中歸善人李學一，兵科給事中張楚城和御史陳堂先後上疏力請 剿滅山寇。兩廣侍郎殷正茂不得已才在隔年，即隆慶6 年（1572）奉 旨大征，於是年冬10 月，分五軍分別從歸善、揭陽、長樂、海豐和永 安，大舉進剿，至萬曆元年（1573）12 月山寇始平。是役，俘斬山寇 共計12,300 人（屈大均 2001: 266-269；賴朝侶 2003: 669-672；史本 2003: 671；李逢祥 2003: 179-180）。除此之外，自嘉靖 39 年 (1560) 至萬曆元年(1573)，山寇蔓延的 13、4 載間，人民死於鋒鏑者更是難 以估計，以致不但海豐、歸善二邑「田地荒蕪，灌莽極目」，而且在 動亂中於隆慶3 年（1569）設立的永安縣也是「縣雖立，而無土無民 矣」（史本 2003: 671；葉適 2003: 30；屈大均 2001: 267）。直到康 熙初年，「永安父老至今語隆萬間事，髮猶上指冠而泣雨下」（李逢 3 對於有司的消極態度，工科給事中歸善人李學一上疏曰：「惠潮諸郡雖皆被寇，其害 惠為甚；惠之諸縣，歸善、海豐、永安、長樂為甚。蓋諸郡間曾用兵，四縣未嘗一創， 皆令得氣去也。今四縣出郭十里，即無人煙，膏腴皆為盜壤，良民不能自存。當事諸 臣咸緩視之，直欺百姓孱弱，不能赴闕哀籲，士夫鮮少無如己何，故漫不加之意耳。 臣願討賊，以撲滅為期，止取一、二渠魁，止搗一、二賊窟，此則不可。蓋招撫乃賊 愚有司、有司欺朝廷之計，可復蹈哉」（屈大均 2001: 267；賴朝侶 2003: 670）。 4 關於歸善、海豐、長樂民詣闕訴盜賊荼毒生靈的時間，史本《[ 康熙 ] 長樂縣志》的 記載，為隆慶 5 年（史本 2003: 671；李逢祥 2003: 179-180），而屈大均《[ 康熙 ] 永安縣志》和賴朝侶《[ 道光 ] 永安縣三志》所錄存之葉春及《[ 萬曆 ] 永安縣志 ‧ 前事志》的記載則為隆慶 6 年（屈大均 2001: 267；賴朝侶 2003: 670）。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13 祥 2003: 180）。山寇荼毒之慘，由此可見。 明代中期，惠州府腹地諸縣，歷經山寇蹂躪之後，人口大量損耗， 田地處處拋荒，乃吸引異邑百姓入境墾荒。《[ 雍正 ] 歸善縣志 ‧ 卷 之二 ‧ 邑事記》載：「萬曆十六年[1588]，異邑民入縣界田。自山寇 熾，民死於鋒鏑者殆盡。至是將二十年，生齒猶未復也，田地荒萊， 灌莽極目。於是異邑民入界而田之，多興寧、長樂人，而安遠、武平 人亦間有之」（葉適 2003: 30）。又載：「明萬曆二十三年 [1596]， 兩廣都御史陳大科下檄令有司拘客民入約。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惠州 府屬如歸善、永安、河源、海豐等縣，土曠人稀，近有隔府異省流離 人等驀入境內，佃田耕種」（葉適 2003: 32）。《[ 乾隆 ] 海豐縣志 ‧ 卷之十 ‧ 邑事》對被寇之後的移民來源亦載：萬曆17 年（1589）「異 邑民入而田之，海豐則多漳、潮人，歸善、永安則多興寧、長樂人」（史 本 2003: 672）。至於受禍較輕的博羅，由於尚處於「土曠人稀，厥田 宜稼，悉不墾發，邑是以貧」的狀態，同樣也在萬曆年間吸引異邑民 入界墾荒。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崇禎4 年（1631）韓日纘纂 《博羅縣志》曰：「戊申、己酉[ 萬曆 36、37 年，1608-1609] 間，興 寧、長樂之民負耒而至，無授無節，邑人擯之。當事者謂興、長稠而狹， 博曠而稀，蔡人亦吾人也，使人與土相配，不亦可乎？自是兩邑之民 鱗集棋布，閩之汀、漳亦間至焉」（顧炎武 2002: 2299）。 明代萬曆年間以降，這些從閩西、贛南以及粵東北遷入惠州府諸 縣的異邑移民，文獻上對他們的稱呼，除以本藉地相稱，如興寧、長 樂人等之外，大致是：「奇民」、「流寓」或是「客民、客戶、客火[ 伙、 夥]」等（屈大均 2001: 270；顧炎武 2002: 2299；葉適 2003: 30、32-33）。5這些名稱，基本上都是跟「土著」、「土民」或「地著」相對 5 除了這些名稱之外，在永安縣還有稱為「寓籍」的名目。明葉春及《石洞集 ‧ 卷
稱（屈大均、顧炎武、葉適：同前引），因此其含意皆屬本貫主義下 的客稱，而與方言主義下的客家無關。如隆慶3 年（1569）設縣的永 安，係「取歸善古名、寬得，長樂琴江凡三都」立縣，其中琴江的居 民「言語習尚，與古名異」（屈大均 2001: 272），但皆屬新縣的土著， 只有立縣之時，不入當地戶籍，或立縣之後自他邑移入者，才被稱為 「奇[ 寄 ] 民」，即使與土著語言相同亦不例外。換言之，明代後期 永安縣內的「奇民」和「土著」，有許多講的都屬今日所謂的客方言。 儘管藉由異邑民的遷入，使得惠州府諸縣，一方面得以彌補耗損 的勞動力和賦役缺額，另方面也促進了土地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周偉 華、黃志繁 2008；周雪香 2011）。然而，由地方官倡修、士大夫編 纂的地方志，卻往往從「治人之道，地著為本」的觀點立論（顧炎武 2002: 2299），而賦予來自異邑的奇民、流寓、客民和客戶等負面的 形象，甚至視其為社會動亂的根源。明葉春及云：「[ 永安 ] 縣中具五 民。庶人在官，近乃長[ 樂 ]、興 [ 寧 ]、[ 平 ] 和、[ 大 ] 埔，遠則江、 閩，性獷悍，民率畏之」（屈大均 2001: 255）；又云：「[ 永安 ] 古 名，縣治在焉，列肆而居，執役而食，皆異邑無土著者，…。遠方奇 民，聚琴江、古名、寬得傭耕，逋民隱之，第此鷹而彼虎也」（葉春 及 1983: 588）。萬曆 16 年（1588）入歸善墾荒的異邑民，也被認為： 「其中多獷猂好鬪，始至則厚饋田主，得耕之後，惟其所欲與。惠人 租斗有加一二至加五六者，皆其初量田所出定之，不知所始矣。此屬 強悍，訟之官，官不知因俗為政，遽減斗狥之。又或有爭訟，多屈土 民以直之，彼益驕狠，無嚴則亦何所不至。長塘客火[ 夥 ] 至刧辱人家， 十 ‧ 代令作〔即永安縣圖序〕》載：「[ 永安縣 ] 幅員七百里，… 籍厪七里，… 為 戶七百七十，寓籍居半」。然而這些「寓籍」者，並非永安設縣後才從異邑遷入的「寄 籍」或「客籍」移民，而是「多歸善受田之人也」（葉春及 1983: 586-587）。換言之， 原本在歸善所轄的寬得和古名兩都擁有田產的歸善其他都的人，在歸善割出這二都設 立永安縣後，才變成不在地的「寓籍」地主。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15 與賊無異，土民畏懦，不敢控訴，長此安窮哉」（葉適 2003: 30）。 而萬曆23 年（1596），兩廣都御史陳大科所以下檄令有司拘客民 入約的理由是：異邑民「入境佃田耕種，初亦少藉其輸納，乃久之， 遞相呼引，蟻聚蜂屯，藐茲土著之民，數翻不勝矣。浸浸客強主弱， 日欺凌我眾。甚至有夜聚曉散者，有格鬪健訟者，有偷牛盜馬者，有 推埋探丸者，見謂不屬本管，無如我何，而官府亦憚其管轄之難，莫 之誰何矣」（葉適 2003: 32）。《[ 崇禎 ] 博羅縣志》對萬曆 36、7 年 （1608-1609）入境的流寓，也有類似的看法：「邑流寓與地著雜處， 地著孱而流寓梗，馭之無道，眾實生心，群劫曰寇，殺入曰賊，在外 曰奸，在內曰宄，蓋兼有之。既茲曼矣，邑人控於督府，欲盡驅之」（顧 炎武 2002: 2299）。 來自江、閩以及粵東北的移民，即使所到之處往往被冠上各種承 載負面形象的客稱，也時時必須面對土著的敵視、怨恨和排斥，但是 這些地區，特別是粵東北的土著還是源源不斷離開故土，沿著東江向 中下游諸縣的山區或丘陵谷地遷移。到了明末方言主義下的客家，不 但在永安縣佔有絕對的優勢，6即使位於更下游的博羅、歸善等兩縣， 客方言群的比例也大為增加，甚至位居廣、惠二府交界的增城、東莞 和新安等縣，也有少數客家在山區墾殖，如屈大均《廣東新語 ‧ 卷八 ‧ 長樂興寧婦女》云：「長樂、興寧，其民多驕獷喜鬬，負羽從軍者 十人而五，蓋其水土之性也。其男即力於農乎，然女作乃登於男。… 故論女功者以是為首。增城綏福都亦然，7婦不耕鋤即采葛，其夫在室 6 從隆慶3 年（1569）到明末清初（1643），遷入永安縣的 120 族姓中，可確定來自客 方言地區者，至少有 106 族姓，佔總數 88.33%。資料出自《紫金文史 ‧ 姓氏篇》， 第 16-18 輯，2004 年，轉引自肖文評（2009: 69-77）。 7 明代增城縣共有11 都，其中綏福都（今福和鎮及其附近地區），位於該縣西北山地 丘陵，今東江支流西福河上游一帶。綏福都在清初統村 41，康熙 2、3 年（1663-64） 間，為山寇盤踞，知縣徐鳳來二度請兵剿捕，被征剿的村落共有 14 個（張文海 1990: 54-55；陳輝壁 2003: 37、65）。另外，《[ 民國 ] 增城縣志》所附一份〈姓氏
中哺子而已。夫反為婦，婦之事盡任之。謂夫逸婦勞，乃為風俗之善 云」（屈大均 1985: 270-271）。《[ 崇禎 ] 東莞縣志 ‧ 卷八外志》亦載： 「邑之東北，七都抵惠陽，8山原險曲，閩潮流人多竄居之，以種藍維 生」（張二果、曾起華 1995: 992）。 然而，就整體來看，直到明清鼎革之後，粵東北的土著才較大規 模地越過惠州府，或直接或輾轉移墾廣州府和肇慶府諸縣，並在這個 土著自稱「本地」人的地區，粵東北的移民，除了舊有的各種客稱外， 又獲得了一個新的他稱，即「客家」。
（二）清代廣、肇二府的移民及其他稱
明代的寄民、流寓，或是客民、客戶等客稱，一如上述，都只是 一種戶籍上的意義，或只是一種法定的社會身分。這種個人的身分， 一般將隨改朝換代重新造冊定藉而消失。因此，當明清鼎革之後，原 本身分屬於客戶或是客民的外來移民，經立戶定藉，進而承担納糧當 差的義務，皆可成為當地的土著；除非另有本藉，只想暫時居留，不 願在當地落戶永居和負起賦役義務者，則仍以客的身分存在。當然， 大清立國，造冊定藉之後，再起的新移民，亦將獲得另一輪的各種客 稱。這一輪新的客稱，討論的重點地域將擺在廣州和肇慶等二府，理 由是：這個地區不但是清代廣東省境內的主要移民地，而且更重要的 是，也是方言主義下客家稱謂的起源地。 1. 移墾廣、肇二府的誘因 自清初至乾隆年間，移民大舉、成批進入廣東省的廣、肇兩府， 村庄開基簡況〉亦有助理解明代增城移民的源流（增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124-135；王李英 1998: 1-7）。 8 惠州又稱惠陽（[ 宋 ] 祝穆 2003: 652），惠陽之名最早出現於宋至和元年（1054）（廣 東省惠陽地區地名委員會 1987: 10），此處之惠陽係指惠州府附廓縣歸善縣，該縣於 民國 3 年（1914）改稱惠陽縣，1958 年又於惠陽縣東部設立惠東縣。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17 其目的大都是為了承墾土地以改善生計（曹樹基 1997: 374-391；王東 2007: 316-319）。移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區作為墾殖的遷居地，主要 的原因有三：一、承墾軍田；二、復墾遷界棄地；三、移墾廣東西路 荒地。茲分別略述如下： (1) 承墾軍田 明代延續並發展了元代的軍屯制度，衛所遍設全國各地；其中廣 東都司，在明萬曆28 年（1600）以後，共設有 15 衛、53 守禦千戶 所（8 所直隸於廣東都司、45 所隸於衛）（王毓銓 2005: 927；郭紅 2007: 633-634）。每衛所按一定的比例，必撥軍屯種；明洪武 28 年 （1395）定制：「腹裡衛所四分守城，六分屯種；邊海衛所七分守城、 三分屯種」。明代分布於廣東境內各衛所的屯所，可考者據統計共有 353 屯（王毓銓 1997: 1107）。這些屯所，「每屯計田二十二頃四十 畝，每撥軍一名營田二十畝，起科三斗，共納糧六石」（張二果 1995: 347）。 清代並未繼承明代的軍屯制度，然而卻只「汰軍」而「留其屯」； 這些實際上已成「民屯」的屯田（李作楫 1994: 103a、143a），則招 募丁佃承墾。依據康熙14 年（1675）《廣東通志 ‧ 卷十二 ‧ 屯田》 刊載的資料計算，明代在廣東設置的屯田，到康熙初年至少還殘留 6,645 頃 96 畝。其中分布在廣、肇兩府的屯田，共有 3,914 頃 45 畝， 佔全省屯田的58.90%（金光祖 2010: 643-662）。雖然廣、肇兩府擁 有廣東省十府一州屯田數量最多的地區，但在清初，特別是康熙8 年 （1669）展界後的復墾，卻遭遇到乏人承墾的窘境，原因是：「屯糧 賦重」。屯田原稅上則起科每畝3.575 斗或 3.0 斗，中則起科每畝地也 高達2.495 斗餘，比起民田上則例僅起科每畝 0.888 斗餘，實在相差 很大，難怪屯種軍丁「多畏避逃竄」。直到康熙10 年（1671）「巡撫
都院劉[ 秉權 ]，洞悉屯糧起科例重，軍丁艱苦，具疏題允減額，自康 熙10 年分起，嗣後墾復展界遷荒屯田，准照民田上則例」起科後（金 光祖 2010: 646），墾復的遷荒屯田才大為增加。儘管如此，廣、肇兩 府到了康熙14 年（1675）及其後，境內還是殘留不少有待墾復的拋荒 屯田，例如廣州右衛此時尚有未墾屯田106 頃 10 畝餘（金光祖 2010: 647）。 廣、肇兩府境內存在的大片屯田，實際上，就是吸引遠方貧民， 自清初至康熙年間大規模遷居此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嘉慶 ] 欽定學 政全書》載：「查[ 廣東東莞縣 ] 客童等祖父於順治年間，因招墾軍 田，自惠潮來莞，入籍一百餘年，滋生已七千餘戶」（恭阿拉 2004： 318）。《[ 嘉慶 ] 新安縣志 ‧ 卷之九 ‧ 學制》亦載：「按新安自復 界[ 康熙 8 年 ] 以來，土廣人稀，奉文招墾軍田，客民或由江西、福 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處，陸續來新承墾軍田，並置民業」云云（王崇 熙 2003: 833）。另外，嘉慶 6 年（1801）11 月新安縣客童在〈呈布 政司大人詞〉中也說：「切童等高曾於康熙初，奉文招墾，由惠潮嘉 閩等處，洗產來新，居住歷百餘年，生齒日繁，現計煙戶五千餘，軍 民糧米千餘石，煙冊可據」（卜永堅 2010: 28）。凡此皆可證明，清 初大規模的移民進入廣、肇兩府，屯田的招墾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2) 開墾遷界棄地 康熙元年（1662）及 3 年，清王朝為徹底斷絕沿海居民對鄭氏海 上勢力的奧援，先後實施遷界令，9分別驅逐沿海居民向內地遷徙50 里和30 里，合計 80 里（以 1 里等於 575.9 公尺計算，共計約 46 公里）， 進而設立邊界。凡位於界外的田地，廬舍等一概拋棄，以致「民之遷 9 對於執行二次的遷界令過程，《[ 民國 ] 東莞縣志》有言簡意賅的記載（陳伯陶 2003: 274-278），有興趣的讀者請逕自參考，此處不再贅述。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19 徙者，野棲露處，艱苦萬狀，有司日事安插而死者相枕藉焉」（鄧廷 喆 2001: 171）；或是「先是初遷民多望歸，尚不忍離妻子，及流離日 久，養生無計，爰有夫棄其妻、父別其子、兄別其弟而不顧者，輾轉 流亡，不可殫述。上臺及縣長官俱日謀安插，但遷民多而界內地少， 卒莫能救」（王崇熙 2003: 865）。 面對這種慘絕人寰，罔顧人民生命財產的措施，即使身居高位者 也難於緘默。先是康熙4 年（1665），擔任過兩廣、浙閩和福建總督 的李率泰，臨終前遺疏：「請寬邊界」。略云：「臣先在粵，粵民尚 有資生。近因遷移以致漸漸死亡，十不存八、九。為今之計，雖不復 其室家，但乞邊界稍寬，則耕者自耕，漁者自漁，可以緩須臾死」（陳 伯陶 2003: 275）。接著是康熙 7 年春，「卒於任」的廣東巡撫王來任， 也在遺疏中直指「縮地遷民，棄其門戶而守堂奧」之非是，並「請展 界」。疏云：「粵東負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概於濱海之地，一 遷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錢糧三十餘萬。兩地遷矣， … 未遷之民，日苦派累；流離之民，各無棲止，死喪頻聞，欲民生不 困其可得乎。臣請將原遷之界急弛其禁，招徠遷民復業耕種… 於國用 不無小補，而祖宗之地又不輕棄，更於民生大有裨益」（陳伯陶 2003: 276）。於是，康熙 8 年（1669）2 月詔，復遷海居民舊業。同年 8 月， 遣官勘邊，「見遷民流離狀，疏請即復，… 若待會勘事竣，始請安插， 恐時日稽緩，開墾艱難，牛種不能早辦，有誤春耕，至是遂令復業」10 （陳伯陶 2003: 276）。 儘管奉旨復業，但遷界前後長達8 年（若加上禁海和禁島，前後 則長達20 餘年），奉遷的田地廣，流離的人民亦多。在這些流離的 10 復業中並不包括沿海島嶼，亦不許各海口貿易。直到康熙23 年（1684）才弛海島禁， 開復原額漁課，並許各海口貿易（史澄 2003: 396；陳伯陶 2003: 278）。
人戶中，一如上引資料所示，難於資生，客死他鄉，而無法回歸故土 復業者，恐怕為數不少。根據《[ 康熙 ] 廣東通志 ‧ 卷九 ‧ 貢賦》 的記載（金光祖 2010: 430），康熙元年和 3 年（1662、1664），廣 東全省奉遷拋荒的田地山塘等土地（以下簡稱稅田）合計高達85,535 頃29 畝。11若以惠州府歸善縣二次奉遷的稅田2,146 頃 58 畝和里排業 戶數1,233 戶的比例（葉適 2003: 41、43），即平均 1 頃 74 畝 1 分比 1 業戶為準計算（以下所有的業戶數估計，皆依此為準），則廣東全 省奉遷的業戶數為49,130 戶。若再以下農每戶 5 口計算（葉適 2003: 190），則廣東全省奉遷的人口至少達 245,650 人。 廣東省奉遷的各府州中，亦以廣、肇兩府所佔面積最廣，合計 35,349 頃 1 畝，佔全省 41.33%；其次是雷、瓊、高、廉四府，合計 28,750 頃 46 畝，佔全省 33.61%；再其次則為潮惠兩府，合計 20,874 頃10 畝，佔全省 24.40%，廣、肇兩府奉遷的業戶和人口，估計分別 高達20,304 戶和 101,519 人；至於該兩府奉遷的稅田，則主要分布於 珠江東西兩側的香山、新會、番禺、順德以及東莞和新安等6 縣，合 計21,929 頃 42 畝，佔兩府總數 62.04%；其中位於珠江口東側的東莞 和新安兩縣，奉遷稅田合計5,502 頃 17 畝，佔兩府總數 15.5%，奉遷 的業戶和人口，估計約3,160 戶和 15,801 人。而位於廣、肇兩府交界 兩側的新寧和陽江縣，奉遷稅田合計亦多達6,641 頃 72 畝，佔兩府總 稅田18.79%。 奉遷而拋荒的稅田如此之廣，驅逐而流離的戶口如此之多，其中 輾轉死於溝壑者又復不少。《[ 康熙 ] 新安縣志 ‧ 卷十一 ‧ 防省志 ‧ 遷復》載：「康熙元年七月，知縣李可成蒞任，… 及復歸，死喪 11 康熙元年的稅田中，包括冊報荒蕪崩陷的土地，但為數不多，且無法析分，故一併視 為奉遷稅田，至於康熙3 年則全為奉遷土地。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21 已過半；幸而歸者，牛種無資，編茅不備，亦未易以安生也。李侯給 具勸耕，悉心招徠，煩刑苛政，槪無擾之，春臺有其漸矣」（蕭國健 1986: 171）。因此，雖然展復，地方官也致力招徠遷民，但成效似乎 不如預期。康熙八年（1669）4 月遷界展復，「招遷民復業，時田廬 荒廢已久，民不樂赴者兩閱月，府縣詳請兩院疏題，令民墾荒三年始 起科，民乃漸赴」（葉適 2003: 44；王崇熙 2003: 955-956）。看似墾 復有所進展，其實不然。康熙24 年（1685）又見「招復墾民」，都 撫兩院再度疏題，這一次「招民墾荒，准其七年起科」（葉適 2003: 52）。另外《[ 民國 ] 東莞縣志》引《掌故彙編》載：康熙 12 年（1673） 「諭開墾荒地，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陳伯陶 2003: 277； 張啟煌 2003: 413）。文獻記載雖然前後不一，但起科年限，一再加長， 應該是事實，而其目的顯然是在吸引遠方百姓，負耒前來廣、肇兩府 開墾久已拋荒的大片稅田。然而，響應招募而入墾奉遷稅田的遠方移 民，究竟規模有多大，卻不易估計。但從乾隆16 年（1751）以降，廣、 肇兩府的客籍生童紛紛爭取入籍應考，並分別於乾隆52 年（1787）， 嘉 慶6、7 年（1801-02），以及 12 年（1807）獲准另立客籍學額收 考的就有新寧、東莞、新安、高明和開平等五縣來看（恭阿拉 2004: 318），移民人數應該不少。《新安客籍例案錄 ‧ 廣州府福府尊大人 詳文》載：「緣梁德恭原籍長樂縣，因康熙十三年[1674]，新安縣復 界之後，地廣人稀，招徠異籍民人，佃墾地畝。該童始祖梁自宏，於 康熙十五年[1676]，攜眷來新安，在土名莆子地方居住，耕種軍田。 其時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閩省漳、汀各府屬民人，亦各先後踵至 就耕」。12這些移民繁衍的後代，「據該縣前後正署各令查明：客民 12 清初新安縣有 4 處屯所，屯田原額合計 108 頃 99 畝，奉遷屯田多達 83 頃 15 畝（金 光祖 2010: 647）。因此，康熙 8 年復界後入墾的移民，有的承墾軍田，有的耕種民業， 或兩者兼而有之。關於清代早期新安縣移民的研究，蕭國健（1986）、張一兵（1997）、
四千餘戶」（卜永堅 2010: 28-29）。更明確地說：至嘉慶 6 年（1801）， 「新舊客戶，實有4,392 戶」（卜永堅 2010: 31）。除此之外，《[ 民 國] 赤溪縣志》亦云：邊界雖復，而各縣被遷內徙之民，能回鄉居者， 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寬曠，粵吏遂奏請移民墾闢以實之。於是惠潮 嘉（即清惠州潮州嘉應州郡名）及閩贛人民，挈家赴墾於廣州府屬之 新甯（今改臺山），肇慶府屬之鶴山、高明、開平、恩平、陽春、陽 江等州縣」（賴際熙 1967: 165）。 上引的資料，固然有限，但似已足夠顯示，康熙8 年（1669）以降， 異籍民人湧入廣、肇兩府和復墾奉遷稅田之間具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3) 移墾廣東西路荒地 雍正朝應是清代提倡墾荒、重農以解決民間缺糧乏食最為積極的 朝代。從雍正元年（1723）到 7 年（1729），清世宗五度頒佈聖諭， 或獎勵開墾，或倡導重農，或力勸務本（王崇熙 2003: 701-703、705-706、712-714）。在一片「勸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聲中， 身任地方重責的廣東大員，體察皇帝意向，當然也就不敢怠慢，除積 極清查境內可墾荒地外，並計劃性地推動墾荒，而開啟另一波主要指 向廣東西路，即肇慶府和廣州府新寧縣的移民潮。這一波的移民潮， 則肇始於雍正9 年（1731）肇慶府所轄鶴山的設縣（劉繼 2001: 438-440）。雍正 10 年廣東總督鄂彌達〈開墾荒地疏〉云： 查肇慶府大官田地方，新設鶴山一縣，及附近恩平、開 平等縣，現有荒地數萬畝，以之開墾耕種，安插貧民， 最為相宜。臣上年曾委糧驛道陶正中，料理新縣城工， 兼令查勘荒地。現據丈出荒地三萬三千餘畝。查業戶每 及曾祥委（2011、2012）有極為深入的分析，可供參考。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23 耕地百畝，須佃五人，此可安集佃民一千六百餘戶。恩 平、開平荒地甚多，不只一、二萬畝，現今丈出五千餘 畝，尚未及四分之一。因該處地廣人稀，雖有藩庫墾荒 銀兩，莫肯赴領承墾。臣等諭令有力商民，招集惠潮等 處貧民，給以廬舍、口糧、工本，每安插五家，編甲入籍， 即給地百畝。復念各佃遠來托居，雖有可耕之業，仍恐 日後予奪憑由業戶，不能相安，應為從長計議。凡業戶 領田百畝外，並令各佃俱帶領地五畝，一例納糧，永為 該佃世業，田主不得過問，庶佃戶稍有餘資，無偏枯之 嘆，亦可無逋租之虞。今惠、潮二府貧民，就居鶴山耕 種，入籍者已有三百餘戶，現在陸續依棲，日益增聚， 兼聞先到之人，安頓得所，無不踴躍趨赴。其各屬未報 貧民亦必陸續報出。其高、雷、廉等各府州縣可墾荒地， 容俟一併丈出，設法安插，使窮民皆有恆產，足以資生。 （賀長齡 1963: 881） 為了進一步了解上引疏文的意義，對鶴山設縣的過程，稍作說明。 約在雍正7 年（1729）左右，先是番禺生員唐化龍（新會人），以新 會縣大小官田地方有百峰山，山勢連接新會及其附近等十縣，常成賊 藪盜區，屢為地方之害，而大小官田又為百峰山諸賊的出入門戶。因 此，議請建縣，以塞盜源，而奠民居（劉繼 2001: 437-438）。次年 （1730），一群承墾大官田水田，來自南海，順德的里民伍德彝等， 捐儲城工銀6,000 兩，正式呈請建縣分治。經署巡撫傅泰批行布政使 王士俊詳議，委令糧驛道陶正中勘議詳覆，最後由巡撫鄂彌達和總督
郝玉麟題請建縣。13至雍正9 年 4 月 13 日，奉准部覆。割取新會縣新化、 遵名和古勞等三都，以及開平縣雙橋全都和古博半都，設立鶴山縣。 在設縣的過程中，不論是陶正中的勘議覆文，督撫的疏文或部覆文（劉 繼 2001: 438-445），都一再提到「里民伍德彝等一百五十戶（人）」； 這一批所謂「里民」，其實是一個來自異邑的合股墾戶集團，也就是 上引鄂彌達疏文中的「有力商民」。14鶴山建縣後，為了「照例獎賞」 他們「急公踴躍」，不但由廣州府發回捐儲的城工銀6,000 兩，而且 還賦予他們隨力在該縣墾荒，以及日後移民的招募和開墾等特權。陶 正中〈相度位置原議〉云：「里民伍德彝等一百五十人… 立縣日，准 其入籍，子弟一體應試，境內荒田聽其隨力開墾。土著人等，不得指 稱舊業阻礙滋事；伍德彝等亦不得藉稱創議，呈請建縣，踞佔原荒， 以塞外來托業之路」（劉繼 2001: 445）。雍正 10 年 5 月自平遠調任 的鶴山首任知縣黃大鵬，在〈蒞任初議〉中說：「附城村莊，向多惠、 潮人民陸續遷移居處。今建城招墾來者益夥，若聽其接踵而來，恐漫 無稽查，滋事必多；若拒之他適，殊非建縣開荒之意。今將現在有田 耕種，住居年久者，查明丁口，編入保甲。其新窮民，令各付保長隨 時查報，取具歇家的保，俟伍德彝等一百五十戶，招佃墾荒，按田 畝多寡撥給安插，庶不致鴻雁嗷鳴」（劉繼 2001: 442-443）。15而且 13 傅泰署廣東巡撫的期間是：雍正 6 年（1728）8 月 7 日至 8 年 5 月；廣東布政使王 士俊的任期是；雍正7 年（1729）閏 7 月至 9 年 4 月；而鄂彌達是繼傅泰於雍正 8 年（1730）5 月至 10 年 2 月 25 日授廣東巡撫，其後至乾隆 3 年（1738）7 月，先署 後授廣東總督；郝玉麟則於雍正7 年（1729）3 月至 9 年 9 月 14 日任廣東總督。 14 這些墾戶在鶴山縣立縣後，主要聚居於「附城都墾戶 11 圖」，即第 1 至 7 圖，第 9 至 12 圖（劉繼 2001: 365）。 15 「附城村庄，向多惠、潮人民」，應該是指立縣後，居住於附城都西，新設的 1、2 圖移民。這些惠潮人係在康熙 35 年（1695）至 47 年（1708），鶴山尚未設縣時，即 移墾大官田地方。依據《[ 道光 ] 鶴山縣志 ‧ 卷 11‧ 雜記 ‧ 十七村記略》的記載， 這些惠潮人，係由新會營隨征千總賴易勝（潮州大埔縣人）招募而來（劉平 2003： 95；曹樹基 1997: 389-390）。而「新窮民」係指新到的惠潮人，居住於所謂「寄籍」 的得行都 26 圖和 29 圖，以及會 1 圖和東 1 圖，總共 4 圖。若按明代 110 戶為 1 圖計 算，則雍正 10 年左右移入鶴山的惠潮人就有 400 多戶（劉繼 2001: 365；梁觀喜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25 又在〈詳題雙橋允除虛糧稿〉中指出：「雙橋都經糧憲委員丈出荒地 一百三十餘頃[ 即一萬三千餘畝 ]，原應照數除出，撥還缺稅之戶，墾 補虛糧，但殘孑窮黎力艱墾復，已歷有年所。而呈請建縣奉恩准入籍 之陳建樂、嚴子匡數十戶，又情願承墾，業蒙糧憲[ 指陶正中 ] 按股 分給，限年墾完；是丈出之荒又未便舍現在之墾戶，而反責之無力殘 丁，徒致遷延歲月也」（劉繼 2001: 445-446）。 上面引用的資料顯示，遠方移墾而來的貧民，係經由「有力商 民」，即墾戶集團的安插，並成為其佃農後，每戶可佃耕20 畝荒地， 以資生計。但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墾戶強橫，任意侵奪和剝削，甚 至以奴隸視之，官方又規定每戶授以五畝糧地為世業。藉此，移民可 以取得契照和照例納糧，而成為有業可守的合法居民；若居住20 年以 上，亦可照例入籍而讓子弟一體讀書應試。16也就是有了這些基本權 利的保障，才源源不斷吸引遠方貧民陸續負耒移墾，而使原本「山僻 藏奸，人稀地曠」的鶴山，到乾隆19 年（1754），建邑才 23 年後， 就已經「開闢無遺，以教以養，民安其居，士興於學，駸駸乎與他邑 等矣」（劉繼 2001: 307）。同時落戶生根的潮、惠移民也開始展露跟 土著有別的生活方式：「惠潮來民，多農鮮賈，依山而居，以薪炭耕 作為業，故其俗朴而淳，與土著差異；土著之民，多商鮮農，貧者亦 以習工技以治生，故其俗文而巧」（劉繼 2001: 344）。 廣東總督鄂彌達，以「有力商民」或墾戶集團為媒介，所設計規 劃而成的招墾模式，是否由鶴山擴散到鄰近各縣，如開平、恩平、新 寧、高明等，因缺乏史料不得而知。但從120 餘年後在廣東西路爆發 「血雨腥風十三年，烽火狼煙十七縣」，時段長、範圍廣的土客大械鬥， 2003: 153）。 16 從上述乾隆 16 年（1751）以降，廣、肇兩府內至少有五縣發生入籍應試紛爭，可見 此項保障未獲普遍充分落實，惟鶴山似未發生土著排斥客籍應考事件。
估計雙方戰死者各50 萬人以上來看（劉平 2003: 85-93），雍正至乾 隆初年，這個拓墾模式應該相當程度被推廣至其他地區，並成功地吸 引遠方貧民紛紛向廣東西路遷移，藉墾荒以求生路。 2. 移民的原鄉 自清初到乾隆初期，遷居廣、肇兩府，承墾軍田，復墾奉遷棄地， 或開墾荒地的遠方移民，究竟來自何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讓我先 抄錄若干地方志及相關史料，再做說明。 (1)《[ 乾隆 ] 增城縣志 ‧ 卷之三 ‧ 品族 ‧ 客民》載： 自明季兵荒叠見，民田多棄而不耕。入版圖後，山寇仍不 時竊發，墾復維艱。康熙初，伏莾漸消，爰謀生聚。時則 有英德、長寧人來佃於增，村落之殘破者，葺而居之；未 幾，永安、龍川等縣人，亦稍稍至。當清丈時，山稅之佔 業寖廣，益引嘉應州屬縣人，雜耕其間，所居成聚，而楊 梅、綏福、金牛三都尤夥。（湯億 2001: 364-365） (2)《[ 嘉慶 ] 東莞縣志 ‧ 卷之七 ‧ 學校》載： 查楊孟林等祖父自惠、潮來莞，住居年久，均各置有田 園廬墓。（黃時沛 1798: 7a） 又《[ 嘉慶朝 ] 欽定學政全書 ‧ 卷四十一 ‧ 寄籍入學》載： 查客童等祖父於順治年間，因招墾屯田，自惠、潮來莞， 入籍一百餘年，滋生已七千餘戶。（恭阿拉 2004: 318）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27 (3)《[ 嘉慶 ] 新安縣志 ‧ 卷之九 ‧ 學制》載： 新安自復界以來，土廣人稀，奉文招墾軍田，客民或由江 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處陸續來新，承墾軍田 並置民業。（王崇熙 2003: 833） 又《[ 嘉慶 ] 新安客籍例案錄》載： 新安縣復界後，地廣人稀。招徠異籍民人，佃墾地畝。 … 其時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閩省漳、汀各府屬民人， 亦各先後踵至就耕。（卜永堅 2010: 28） (4)《[ 光緒 ] 新寧縣志 ‧ 卷十二 ‧ 經政略下 ‧ 學制》載： 乾隆五十二年… 今據廣東巡撫圖薩布奏稱，新寧縣沿海 地寬，先於雍正年間及乾隆五、六等年，有惠、潮各屬及 閩省人民曾、廖等姓陸續就耕，積至二千餘戶，屢請入 籍，皆為土著所阻。（林國賡 2003: 331） (5)《[ 民國 ] 赤溪縣志．卷八．開縣事紀》載： 邊界雖復，而各縣被遷內徙之民，能回鄉居者，已不得 一二。沿海地多寬曠，粵吏遂奏請移民墾闢以實之。於是 惠潮嘉（即清惠州潮州嘉應州郡名）及閩贛人民，挈家 赴墾於廣州府屬之新甯（今改臺山），肇慶府屬之鶴山、 高明、開平、恩平、陽春、陽江等州縣，多與土著雜居，
以其來自異鄉，聲音一致，俱與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視 之，遂謂為客家云。 雍正十年[1732]，督糧道陶正中至新甯、開平、恩平等縣， 勸令墾民悉領地開耕，時新甯知縣王暠亦以墾闢自任，詳 報省憲開畸零圖，准立新戶升科，完納稅糧。乾隆初，惠 潮嘉人來墾者仍眾，至是生齒日繁，讀書人士難歸原籍， 各請就近入籍考試。（賴際熙 1967: 165、166） (6)《[ 道光 ] 佛岡縣直隸軍民廳志．卷三．土俗》載： 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時立籍者，為土著。國初 自韶、惠、嘉及閩之上杭來占籍者，為客家。（龔耿光 2003: 79） (7)《[ 乾隆 ] 鶴山縣志 ‧ 卷之十二 ‧ 部文 ‧ 議》載： 附城村莊，向多惠、潮人民陸續移居處。今建城招墾， 來者益夥。（劉繼 2001: 442） 又劉平據《[ 道光 ] 鶴山縣志 ‧ 卷十一 ‧ 雜記 ‧ 十七村紀略》云： 康熙三十五年，有新會營隨征千總賴易勝，潮州大埔縣 人，見此處[ 大官田 ] 人民寥落，田地荒蕪，招得惠、 潮人民黃、羅、邱、蔡等姓挈眷前來，始建坪山村云云。 （劉平 2003: 95）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29 (8)《[ 民國 ] 開平縣志 ‧ 卷二十 ‧ 前事》載； [ 雍正 ] 十一年 [1733] 癸丑，惠州、潮州客人來墾荒。縣 境東北隅，官荒頗多，粵督鄂彌達委糧驛道陶正中，來勘 九岡坪荒地，遂招惠、潮二府貧民，給資來境開墾。客人 移入縣境，自此始。（張啟煌 2003: 419） (9)《[ 乾隆 ] 恩平縣志 ‧ 卷一 ‧ 疆域 ‧ 風俗》載： 近復有惠、潮人來恩寄籍，勤耕讀、知向上，其狡者好 鬥 而 健 訟， 無 知 之 徒 遂 有 從 而 效 之 者。 民 風 不 古， 豈 盡民之故哉，吏斯土者，當思有以化之。（曾萼 2001: 38） (10)《[ 民國 ] 恩平縣志 ‧ 卷之四 ‧ 輿地三 ‧ 風俗》載： [ 恩平 ] 多惠、潮、嘉人來寄籍，勤耕讀、知向上，土 著視之無分畛域。其桀黠者，則好鬥健訟，無知之徒從 而效之，民風不古，官斯土者，當思有以化之。（桂坫 2003: 629） 督糧道陶正中，以恩、開、新諸邑荒地，安插客氓。客 民從惠、潮、嘉諸郡挈家來遷，與諸猺並墾，遂著籍焉。 （桂坫 2003: 629）
又《粵東剿匪紀略》載： 恩平客民乃惠、潮、嘉、三府州之人，雍正年間流寓廣、 肇二屬各州縣開墾生聚，自為村落，傭力營生，土民奴 隸視之。（陳坤 1996: 711） (11)《[ 光緒 ] 高明縣志 ‧ 卷之七 ‧ 學校；卷之十五 ‧ 前事志》載： 緣貢生楊宗嶽… 均原籍嘉應州平遠縣人。 緣謝國佐之父謝元應於乾隆十一年由嘉應州遷居高明； … 又李仁芳之祖李新德於乾隆九年由嘉應州遷居高明； 又葉常華… 於乾隆七年由惠州府長寧縣遷居高明。（梁 廷棟 2003: 105-106） (12)《[ 宣統 ] 高要縣志 ‧ 卷二十五 ‧ 舊聞篇一 ‧ 紀事》載： [ 咸豐 ] 十一年冬，恩、開、新、鶴猺匪俱竄，聚 [ 高 ] 要、 [ 高 ] 明地方，… 十二月中旬，猺首李天參在外招集惠、 潮、嘉猺匪數千，船數十號。（馬呈圖 2003: 399） 又《卷五 ‧ 地理篇五 ‧ 方言》又載： 語有三：曰官語、曰鄉語、曰猺語。官語為城郭之人及 鄉人有識者能之；猺語近山之人亦喻焉，其餘悉以鄉語，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31 十里之外即稍異。17（馬呈圖 2003: 73） (13)《[ 民國 ] 陽春縣志 ‧ 卷一 ‧ 輿地 ‧ 風俗》載： 聲音邑中大約有四：附城四、五十里，其音與廣州略同； 自三甲至八甲與嘉應州略同；自岡尾至黃蔃與陽江近似； 自高岡至大鐺灣與新興近似。（吳英華 2003: 274） 邑人遠祖，多於前明時代，自福建、江西兩省遷來占籍。 … 聲音分二種，土人稱之曰白聲，曰挨聲。18一二三六區 及五區，鳳北堡以下皆講白聲；五區現堯、鳳南兩堡及四 區各堡，皆講挨聲。所謂挨聲者，以其與正音相近，故名 之曰挨。別有一種客家聲，係於清中葉遷來五區企坎一帶 居住之民云。（吳英華 2003: 274） (14)《[ 民國 ] 陽江縣志 ‧ 卷七 ‧ 地理志七 ‧ 風俗》載： 陽江倚山瀕海，氣息頗殊，好勇輕生，不循禮法。僑寓 多惠、潮之人，朋比為奸，挺而走險。（梁觀喜 2003: 235） 17 不但高要「土人呼猺為客家」（馬呈圖 2003: 400），指猺語為客家語，視惠、潮、 嘉人為猺人，而且《[ 光緒 ] 新會鄉土志 ‧ 卷五 ‧ 人種》亦說：「粵中民族種類繁雜， 不易區分。然其大別略可定為三類，則陸居之民、山居之民、水居之民是也。陸居之 民，皆中原種族，唐宋以後，轉徙而至者。山居之民，即秦時所謂陸梁人，魏晉以後， 居惠潮連梧者曰猺，居高涼合浦者曰獠，此皆百粵舊種，今人概稱客家」（譚鑣 1970: 77）。這種說法，若非有意輕蔑，至少也是認知殊異。但卻清楚顯示遷居高要 和新會的移民係來自惠、潮、嘉等地。 18 挨聲，就是哎聲，係指長樂、興寧人或嘉應州人的語音，此點下節再做說明。至於客 家聲的客家，係指新移民，而新移民又是來自潮、惠，因此所謂挨聲和客家聲，就語 言學而言，應該是同一種方言。之所以如此區分，或許是為分別身份，前者已成土著， 而後者仍是客民身份。
(15)《毛尚書奏稿 ‧ 卷十五 ‧ 擒獲客匪首逆戴梓潰餘眾求撫摺 ‧ 同治三年十月十四日》奏稱： 溯查客家之初，本係惠、潮、嘉三屬無業之民，寄居廣、 肇各郡，為土人傭工力作，數百年來孳息日眾，遂別謂 之客家，而同里異藉，猜嫌易生，履霜堅冰，由來有漸。 （毛鴻賓 2007: 159） (16)《郭嵩燾奏稿，肇慶各屬土客一案派員馳往辦理情形疏 ‧ 同 治二年》稱： 查肇屬客民，原籍皆隸嘉應，其始墾山耕種，傭力為生， 土民役使嚴急，仇怨日積。（郭嵩燾 1983: 24） 上引20 餘則的史料，清楚地顯示，自清初到乾隆初期，湧入廣、 肇兩府的移民潮，絕大部分來自潮、惠，或雍正11 年（1733）以後的 潮、惠、嘉等二府一州，更明確地說，就是今天所謂粵東北客方言分 布區。這些移民所屬的府縣固然有別，但使用的方言卻相當一致，所 以賴際熙才說：「以其來自異鄉，聲音一致，俱與土音不同，故概以 客民視之，遂謂為客家云」（賴際熙 1967: 165）。賴際熙的觀察全面 而細膩，但並非完全正確。「聲音一致」是實，但客民或客家的稱謂， 並非因「聲音一致」，而是移民都是來自「異邑、異籍」的異鄉人。 因此，不論是口語或文字書寫所出現的各種客稱，仍屬本貫主義的「客 家」範疇，而與方言主義的客家無涉。只是在廣、肇兩府的這個特定 區域內，原本涵義有別的「客家」和客家，其所指涉的實體，卻意外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33 的合而為一。廣、肇兩府的移民這種「既是本貫主義下的『客家』， 又是方言主義下的客家」之特殊性，事實上，為19 世紀後半來自西方 的傳教士創造了從「客家」到客家分類標準轉換的契機。 3. 廣、肇兩府對移民的他稱 一如明代，清代廣、肇兩府的土著，對遠方而來的移民及其後 裔，除以原籍如惠潮人、永安人等相稱（劉繼 2001: 344；湯億 2001: 364），以及咸同年間（1854-1867）在廣東西路發生土客大械鬥後， 稱他們為客賊、客匪，甚至洩恨式地視他們為化外之民，而稱犵匪、 猺 匪 外（ 吳 英 華 2003: 435； 馬 呈 圖 2003: 398-400； 梁 觀 喜 2003: 270，377-380；張啟煌 2003: 425-430；林國賡 2003: 254-364；梁廷棟 2003: 245-248；陳坤 1871: 729-731；麥秉鈞 1996: 1020-1024），在承 平時期，一般稱他們為客民、客籍或客戶。其中客民一詞的使用最為 普遍如：《[ 乾隆 ] 增城縣志 ‧ 卷三 ‧ 品族》附有〈客民〉專目以介 紹他們的特性，並云：「客民習田功，耐勞勩，佃耕增土，增人未始 不利」（湯億 2001: 365）。又如《[ 光緒 ] 四會縣志 ‧ 卷一 ‧ 輿地 十 ‧ 猺蜑》亦附〈客民〉專目，亦云：「本邑上路各堡多客民，中、 下路亦間有之。考厥所自，多由贛、閩及外縣良民轉徙而至，著籍既 久，相親相睦，彼此無猜，是以從前歲科兩試，不另編客籍」19（吳 大猷 1966: 129）。至於客籍的稱謂，主要出現於入籍應試的相關議論 中，20如《[ 嘉慶朝 ] 欽定學政全書 ‧ 卷 41‧ 寄籍入學》載：「嘉慶 七年奏議：兩廣總督覺羅吉慶題，廣東新安縣客童… 呈請開籍收考一 摺。… 而新安縣土著生童，慮被客童佔額，自乾隆十七年以後，彼此 19 客民相關的史料頗多，不再臚列。可參閱 2.〈移民的原鄉〉所附的史料。 20 此說並非絕對，也有將客民或客戶聚居的村莊稱為客籍村，如《[ 嘉慶 ] 新安縣志 ‧ 卷之二 ‧ 輿地略一 ‧ 都里》載：「現查本籍村庄 570 有奇，客籍村庄 270 有奇，分 隸於縣丞、典史、兩巡檢屬下云云」（王崇熙 2003: 751）。
互控，…。新安縣客籍新舊煙戶，共四千三百九十二戶，… 其有契照 可憑者四百五十七戶。… 照東莞縣復設客籍之例，… 撥入府學」。又 載：「嘉慶十二年議准：兩廣總督吳熊光等疏稱，開平縣附近山陬， 向多可墾之田，先於雍正、乾隆年間，有惠潮嘉各府州民陸續就耕， … 應請照新寧縣之例，另開客籍 …。仍於卷面註明客籍。不得 … 混 入土著」（恭阿拉 2004: 319-343）。客戶的稱謂，則主要出現於賦役 制度、鄉約、保甲相關的組織和實踐中。如《[ 乾隆 ] 增城縣志 ‧ 卷 二 ‧ 區宇 ‧ 里廛》載：「崇賢舊統村十有九，其大者曰… 山口 ( 客 戶)、九興 ( 客戶 )、周田頭 ( 客戶 )、大坑 ( 客戶 )、西坑 ( 客戶 )、 ㄚ 髻頭( 客戶 )、興寧 ( 客戶 )」（湯億 2001：340-343）。《[ 宣統 ] 高要 縣志 ‧ 卷25‧ 舊聞篇一 ‧ 紀事》亦載：「[ 同治 ] 十年 [1871] 夏五月， 要、明局清釐客產。時客( 土人呼猺為客家 ) 匪遣散所遺產業，… 飭土 著辦價承領，由是客戶錢糧，撥歸土著輸納」（馬呈圖 2003: 400）。 客民、客籍和客戶之外，還有一個少見，但卻是遠方移民自稱所用 的名稱，那就是客人。《[ 嘉慶 ] 新安客籍例案錄 ‧ 例案錄序 ‧ 嘉慶 15 年 [1810] 孟秋》云：「念余等客人，隸藉新邑。前代進庠，相安無事， 一旦為土著阻抑，不獲觀光者三十餘年，此誠文運否塞之嘆也」（卜永 堅 2010: 26）。5 年後，即嘉慶 20 年（1815）5 月 20 日豐湖書院山長 徐旭曾（惠州府和平縣人）撰成〈豐湖雜記〉，21文中自始至終亦自稱 客人（羅香林 1992: 297-299；嚴忠明 2004: 36）。當然也有少數的地方 志，以客人稱呼遠方而來的移民。《[ 民國 ] 恩平縣志 ‧ 卷 14‧ 紀事 21 豐湖書院位於惠州府歸善縣，即今惠州市城區西側，西湖的豐湖半島的北端。該書院 的前身創建於南宋淳佑 4 年（1244），稱為聚賢堂，至寶祐 2 年（1254），擴建聚賢 堂後，正式改名為豐湖書院。其後歷經滄桑，或興或廢。至清康熙 33 年（1694）， 才在今址重建，復名豐湖書院。嘉慶 5 年（1800），再大規模整建豐湖書院，次年落 成，聘嘉應州（梅縣）宋湘（嘉慶 4 年進士）為山長。嘉慶 7 年（1802）冬宋湘離任 後由徐旭曾（嘉慶 4 年同榜進士）繼任為山長。
從「客家」到客家 ( 二 )
35 二》描述土客械鬥的過程中，大多以客人相稱，如「[ 咸豐 4 年 ]7 月， 客人恃其破謝蓮子之功，視土著如無物，多置軍器，口出大言，陰與城 東西北客籍… 等洞二百餘鄉聯絡，潛謀不軌」（桂坫 2003: 639）。又《[ 民國] 開平縣志 ‧ 卷 20‧ 前事》，在客匪、客籍、客民之外，也使用 客人的稱謂，如「[ 雍正 ] 十一年癸丑，惠州、潮州客人來墾荒，… 客 人移入縣境，自此始」（張啟煌 2003: 419）。以上的資料顯示，最遲 至嘉慶以降，廣、肇兩府的惠潮移民，似乎就以客人一詞自稱。 除了上述和明代類似的各種客稱外，最為特別的是，出現了一個對 遠方移民新的稱謂，即客家。自康熙到乾隆年間所見使用客家稱謂的史 料至少有： （1）康熙 26 年（1687），屈大均纂《永安縣次志 ‧ 卷十四 ‧ 風俗》載： 縣中雅多秀民，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 遷徙而至，名曰客家。（屈大均 2001: 255） （2）康熙 26 年（1687），屈大均撰〈入永安縣記〉載；22 [ 永安 ] 縣多閩、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 [ 祖 ] 至此，或商或農，樂其土風，遂居之。（屈大均 1997: 66） （3）康熙 28 年（1689），李作楫、張朝紳纂《東莞縣志 ‧ 卷 一 ‧ 圖考 ‧ 京山司圖》標記： 22 屈大均（1630-1696，崇禎 3 年 - 康熙 35 年），此文撰成於康熙 26 年（1687）7 月入永安， 至其於康熙 35 年逝世之間。
「 三 峯 客 家 」 及「 山 豬 棚 客 家 」23（ 李 作 楫 1994: 32b-33a） （4）康熙 46-47 年（1707-1708），張尚瑗撰〈請禁時弊詳文〉24 云： 江西贛州府興國縣，… 切興邑地處山陬，民多固陋，兼 有閩、廣流氓僑居境內，客家異藉，禮義罔聞。（孔衍 倬 1989: 714） （5）雍正 8 年（1730），鄧廷喆、陳之遇纂《東莞縣志 ‧ 卷 十四 ‧ 外志》載： 按 獠一種，向惟七都有之。自康熙壬申、癸酉 [ 康熙 31-32 年，1692-1693] 年間，有流 六、七人，自稱客家， 依大嶺山下結茅而居，漸至滋蔓。（鄧廷喆 2001: 168） （6）雍正 9 年（1731），謝仲坃撰《長寧縣志 ‧ 卷八 ‧ 風土 ‧ 方音》25載： 23 三峯位於今東莞市莞城東南 45 公里處，屬清溪鎮，1987 年左右人口 900。相傳在明 崇禎年間（1826-1626），大王嶺山上有巫姓人家遷此。因大王嶺有三峰故名。三峯 所在的清溪鎮及其附近一帶，不但在清代是軍田（屯田）的主要分布地區，同時至 今仍是東莞市內客方言群的主要聚居地。山豬棚則位於今大嶺山鎮，在東莞市中南 部，莞城南偏東 22 公里處，南臨寶安縣，鎮內居民講廣州和客家方言（廣東省惠陽 地區地名委員會 1987: 31、177；東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1360-1361）。 24 張尚瑗，蘇州府吳江縣人，康熙 27 年進士，43 年（1704）任興國知縣，54 年（1715） 以憂去。按此文在縣志〈國朝申文〉中編排於康熙 46 年〈呈送修建碑刻申文〉及康 熙 47 年（1708）11 月〈請革墟長詳文〉之間，故考訂為康熙 46-47 年（孔衍倬 1989: 712-728）。 25 謝仲坃為該縣儒學教諭，肇慶府陽春縣人，雍正元年（1723）廣東鄉試解元，5 年 艾 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