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院在中國－東南亞關係政治中的角色---蕭新煌、楊昊Update: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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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學院在中國－東南亞

關係政治中的角色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楊

昊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

摘

要

本文以「關係政治」的角度重新檢視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模式，同時藉著對中國推動柔性權力的重要外交工具「孔子學院」在東南亞的布局與發展之分析，結合作者從 2009-2013 年間分別前往泰國、柬埔寨、寮國、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與緬甸等七國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所蒐集到的田野調查資料，詳細探討中國「以周邊為首要」的關係政治所具備的多層次連結與戰略擴散邏輯，重新檢視北京如何透過「政府對政府」、「機構對機構」、「機構對政府」與「機構對社會」等四組互動網絡進一步強化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關鍵詞：關係政治、孔子學院、孔子課堂、中國、東南亞

壹、前言

近二十年來，國際學界逐漸重視中國與周邊區域的關係探索，相關文獻除了論證崛起中國對於鄰近國家的重要性，更希望能具體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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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趨勢及其對周邊區域的影響。1_{就此，中國崛起不} 再只是一種現象，它挾著全方位的強權勢力對國際體系的衝擊及對現狀結構的挑戰，成了近來各界爭相詮釋與評論的主體。2 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近年來更受到學術界與政策界的關注，最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下列三點。其一，中國正在快速興起，周邊的東南亞旋即成為崛起強權的重要腹地，隨著中國與東南亞的快速進展，從雙方互動情境中將可檢驗大國再興的戰略與圖像。這也使得東南亞地區成為中國處理周邊關係中最成功、同時也是最值得探索的經驗。3_{其二，研究者若能進一步勾勒出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的理論要} 根據波瑟佛(Bronson Percival)的分析，當前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主要有六項：維持穩定的周邊區域環境；鼓勵有助於促進中國經濟現代化與政權穩定的經濟網絡；進一步孤立臺灣並且阻擾其追求法理獨立的各種舉措；強調中國並非威脅，取信於其他國家；強化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避免圍堵中國的情勢在東亞萌生；以及特別強調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促使東南亞國家認同中國作為最有影響力的域外亞洲強權。請見 Bronson Percival, The Dragon Looks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p. 5。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96; Robert S. Ross &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323; Robert G. Sutter,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pp. 1-448;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1, Spring 2010, pp. 5-36; Ian Storey,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1-362.

Mark Beeson, “Can China Lead?”,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4, Issue 2, April 2013, pp. 23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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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將有助於展示非歐美地區對於致力於國際關係理論化的具體嘗試。4_{其三，中國近年來對於東南亞國家的經略方式正進行結構性的調} 整，以更為多元且深入的方式，重新打造密切的互動網絡。就此，政府間的友好關係儘管重要，但更關鍵地是如何深化社會網絡之間的親中連結，這同時也成為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對於北京而言，儘管中國領導人多次公開表示中國不會在亞洲或全球稱霸，但它對於亞洲事務的主導權，展現在對東南亞事務的積極參與上，揭示了「以周邊為首要」的外交戰略方針。誠如畢森(Mark Beeson)的觀點所示，中國對於周邊區域所施展的影響力，正逐漸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霸權體系(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5

這種特色不僅展現在對東南亞國際政治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積極參與上，同時也隨著北京傳遞大國形象的新戰略操作，進而將中國特有的社會與文化元素融入對周邊國家的經略上。本文認為，2004 年啟動的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s)推廣計畫，便是探討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新經驗參照。到 2013 年底為止，全球已經設置了超過 1,000 所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Confucius Classrooms)，這些語言與文化機構藉著長期的在地深耕，儼然成為另一種刻畫中國「溫和」崛起現狀的大型戰略工具，試圖讓國際社會與各國人民直接「感受」與「體驗」截然不同的新中國。6_{作為海外文化推廣實驗場所的孔子學院，長期以來積極藉由資源}

最經典的討論請見 Amitav Acharya &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242; Amitav Acharya & Richard Stubbs, Theorizing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Emerging Deb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140。

Mark Beeson, “Can China Lead?” p. 236.

Alan Hao Yang & H. H. Michael Hsiao,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a’s Soft Power Diplomacy,” China Brief, Vol. 12,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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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注、人際互動、文本傳播等各種方式，搭建與各國社會的網絡連結。當然，對於北京來說，孔子學院的存在被視為是修補中國形象、修正國際社會的中國認知的重要機制；藉此，孔子學院得以重構中國的柔性強權圖像。本文認為，中國的孔子學院布局戰略回應了北京近年來在外交政策上逐漸強調柔性權力(soft power)的趨勢，強調透過溫和、潛移默化的說服力量來實踐一套具有潛在影響力但又不具強制性的傳播施為，並將其轉換成國家經營對外關係的新政策工具。特別在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經營方面，北京透過孔子學院所施展的新外交政策或魅力攻勢 (charm offense)，乃是以一種非威脅性的舉措、看似無償的利誘或具有道德正當性的感召，試圖建立美好共同未來的願景，並盡可能地營造出種種促進社會聯繫或增加彼此諒解的方式，由下而上地強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對於北京而言，推動孔子學院的最終目的仍然在於具體增加中國在東南亞社會中受到歡迎的程度，以利政府外交政策的推行與國家利益的維護。就此，以孔子學院作為中國實施親中戰略中心據點所擴散出的特殊利害關係網絡，以及存在其中的「關係 政治」(the politics of guanxi)，7_{以及由這些機構所推廣與形塑出的樣}

13, July 2012, pp. 10-13.

本文所指的關係政治強調超溢傳統國與國關係研究的取徑，因而不採用傳統 的關係(relationship)譯法，轉而採用直譯的關係(guanxi)，以彰顯此一主題 之特殊性。循此途徑的研究文獻多半以人類學、政治文化研究為主，請見 Joseph Bosco, “Taiwan Factions: Guanxi,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Local Politics,” Ethnology, Vol. 31, No. 2, April 1992, pp. 157-183；Lucian W. Pye,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35-53。無獨有偶地，秦亞青曾指出中國文化對於外交決策有關鍵的影響，其中，所謂的「關係」除了是社會生活的中心，更能定義身分、孕化權力。這也說明了中國習慣透過良好的氣氛來管理關係網絡，進而建立起特殊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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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華文化與政治意圖，都是值得研究社群細探與深思的關鍵議題。有鑑於當前探討中國－東南亞關係的文獻多半採循國家中心主義的分析路徑，同時著重於單一層次的政府間互動模式，本文將採取多層次分析的邏輯，藉著討論孔子學院的關係政治網絡的具體實踐，進而解釋中國如何藉著此一語言與文化機構所醞釀出的親中利害關係網絡具體強化雙邊關係。本文將分為以下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先重新檢閱當前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研究，藉著描繪相關知識累積的情況重新討論主流文獻類型對於「關係政治」題旨的著重焦點與貢獻，並據此彙整出中國－東南亞「關係政治」的多層次分析架構；第二部分將以孔子學院作為展示關係政治的機制，據「以周邊為首要」的前提，探討中國如何藉著孔子學院在東南亞的在地布局與發展，形塑出各種親中氛圍與合作網絡；8_{第三部分則是本文的結論。} 動模式。請見秦亞青，〈中國文化及其對外交決策的影響〉，《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11 年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21-33。在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方面，本文之經驗資料為作者自 2009-2013 年間陸續前往中國、東南亞與其他國家之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所蒐集之資料彙整，其中包括：中國（中國國家漢辦、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立命館大學孔子學院）、韓國（首爾孔子學院、湖南大學孔子學院）、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孔子學院、清邁大學孔子學院、勿洞孔子學院）、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寮國（寮國大學孔子學院）、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孔子漢語學院）、印尼（阿拉紮大學孔子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及緬甸（仰光福星孔子課堂、東方語言與商業研究中心）等。在文內引述訪談對象方面，為保護受訪者個人資料，部分受訪者將以匿名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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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研究：知識累積與重新

定位

綜觀近十年來學術界對於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研究的知識累積情況，大致可以歸納成三種不同的類型，分別是：歷史敘事型、政策導向型及理論省思型。這三種不同類型的文獻，主要仍立基在國家中心主義的立場。首先，歷史敘事型文獻旨在鋪陳雙邊「關係」的時空脈絡；政策導向型文獻有助於理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互動關係中的特殊利益考量；相較之下，近年來陸續問世的理論省思型文獻，則是藉著呈現互動關係中構成特色，以提供研究者新的理論啟示。本節將針對這三種類型的研究進行綜合評析，討論當前三種類型文獻的不足，並且進一步提出關係政治的多層次分析架構。

一、歷史敘事型研究：關係的時空脈絡

「歷史敘事型」的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研究，主要從雙邊關係的歷史脈絡（如政治關係史、經濟合作進程等）來檢視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歷史演進與互動轉折。9_{其目的在於透過歷史經驗的檢視與重新詮} 釋，試圖還原互動關係的時空場域，或者賦予特殊的時代意義，又或者為雙邊關係的發展尋找適當的歷史定位。此種歷史追溯的途徑會因不同的歷史敘事主體呈現出截然不同的 James K. Chin & Nicholas Thomas, eds., China and ASEAN: Changing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Ties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pp. 1-278；Michael R. Chamber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Ann M. Murphy & Bridget Welsh eds., Legacy of Eng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 281-310；張蘊嶺、周方銀，〈中國與鄰國關係〉，王逸舟編，《中國對外關係轉型 30 年：197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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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主張與關懷。舉例來說，在冷戰時期針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進行研究與討論者，最具代表性的敘事主體其實並非中國或特定東南亞國家。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文獻係以「局外人」（特別是美國）的角度來敘事，進而具有特定的史觀與戰略意涵。如馬丁(Edwin W. Martin)頗負盛名的代表作即以重新檢視中國內部政治發展與反省美國圍堵戰略 (containment)的歷史沿革為主體，探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所搭建的外交關係對美國亞太戰略的時代意義。10 除了為局外人譜寫歷史，從中國或東南亞國家的觀點來呈現彼此關係的文獻仍占絕大多數。譬如，在近期以東南亞為論述主體的研究中，韋德(Geoff Wade)與孫來臣(Sun Laichen)便從 15 世紀的歷史脈絡中探索中國因素（明朝）對於當時東南亞政治經濟運作的影響，以找尋古代中國與周邊勢力之間的互動模式與歷史意義。11_{值得注意地是，} 隨著中國學界對於東南亞研究的關注日漸提升，以中國作為論述主體的歷史研究文獻開始受到重視。如李富強所編著的《中國與東盟交流合作史研究》便以三卷專書的篇幅，記載了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互動歷程。12_{整體來說，歷史敘事型的研究以歷史、社} 會關係或特定事件的脈絡整理與重構來解釋（或釋疑）隱含在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的若干命題，並希望從這些命題中找到中國與東南亞關

Edwin W. Mart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End of Containmen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pp. 1-128.

Geoff Wade & Sun Laichen,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China Facto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US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520. 李富強主編，《中國與東盟交流合作史研究：政治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頁 1-316；李富強主編，《中國與東盟交流合作史研究：經濟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頁 1-310；李富強主編，《中國與東盟交流合作史研究：文化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頁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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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定位。相關文獻最重要的特色與貢獻，在於提供研究者解讀中國與東南亞互動演進歷程的背景與脈絡說明，從史實的整理與歸納中奠定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時空脈絡。類似的研究儘管受到歷史的局限，要開創新的研究旨趣並不容易，但由於研究者持續挖掘隱含在歷史檔案與資料中的資訊並賦予重新解讀後的新意，對於中國－東南亞關係的引介與整體理解而言，有其參考價值。

二、政策導向型研究：反映特定關係的戰略利益

相較之下，「政策導向型」的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研究文獻隨著雙邊合作進程的加快而日趨豐富。此種類型的文獻有兩項意涵：其一，隨著北京「以周邊為首要」的戰略架構逐漸清晰，大多數的政策研究文獻乃著眼於中國－東南亞特定政策議題的研析，並據此提出政策建議，成果散見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智庫與學術機構中。13_{當東南亞被} 視為是中國確保周邊外交秩序能持續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腹地，研究東南亞與中國的全方位關係，著重在細緻的競合議題、互動與交流關係、合作模式與政策效應的評估，均有助於北京決策者擘畫東南亞戰略參考之用。14_{舉例來說，中國國內近年來開始有智庫編彙《中國－} 具有代表性的學術刊物，如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的《東南亞南亞研究》、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出版的《南洋問題研究》等，均刊載了許多探討中國與東南亞整體與個別國家關係的政策與戰略研究成果。

Han Feng, “ASEAN’S Relations with Big Powers,” in Samuel C. Y. Ku, e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An Asi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and Kaohsiung: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2), pp. 197-245；古小松主編，《中國－東盟博覽會可持續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頁 1-295；古小松主編，《中國與東盟交通合作戰略構想─打造廣西海陸空交通樞紐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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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年鑑》，作為紀錄、解讀雙邊關係進展的重要檔案資料。15 政策導向型研究的第二種意涵，涉及到學術社群與政策社群對當前政治局勢與區域動態發展的自我評估。特別是國際學界對於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關切，除了著眼於中國與東南亞關係進展的政策意涵之外，部份論述亦反映出特定的國家利益與戰略考量。譬如，近年來各種針對中國如何建立起與東南亞後進國家(CLMV)16_{之間的新合作模} 式、17_{探討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進展對於美中關係的影響與政策評} 估、18_{對於周邊國家（如日本）的影響分析、}19_{比較中國與東協關係及} 日本與東協關係的進展與挑戰，或者是全面性地檢視中國南向戰略的規畫與實作等。20_{當然，相關文獻亦不乏針對中國崛起的國際回應進行} 1-381；許寧寧、安曉宇主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東盟企業在中國》（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2009 年），頁 1-204；秦亞青，〈東盟與中日韓合作〉，秦亞青主編，《東亞地區合作：2009》（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8-53。許家康、古小松，《中國－東盟年鑒 2009》（北京：線裝書局，2009 年），頁 1-381。即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四國，又稱為東協新成員國，CLMV 為四國名稱字首縮寫。

S. D. Muni, China’s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the New ASEA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hina’s Post-Cold War Political,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Myanmar, Laos, Cambodia and Vietna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02), pp. 1-140.

Evelyn Goh, ed., Betwixt and Between: Southeast Asian 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Chin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05), pp. 1-120.

Elizabeth Economy,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October 6, 2005, <http://www.japanfocus.org/-Elizabeth-Economy/1815>.

Bronson Percival, The Dragon Looks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pp.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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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的探索。21_{特別在中國與東協關係進展加快的今日，有越來越多} 此一類型的研究成果係由中國學者與東南亞學者透過對話、籌組國際會議所完成，這不但展現出雙方對目前正發展中的自由貿易、經濟發展與安全對話的共同關切，更企圖形塑跨國知識社群的共同立場與共同政策建議。22 在 2000 年代中期以後，以中國柔性權力外交攻勢為旨趣的政策研究日趨重要，這些研究多半關注北京如何透過溫和的柔性戰略與形象建構，提升海外的支持度與友好程度，並且確保自身的戰略利益。舉 例來說，《美國國會研究報告》(CRS Report for Congress)便特別關 切中國與東南亞的「特殊」互動關係，該報告書透過柔性權力的角度研析中國以何種方式影響東南亞國家與各國社會，並據以作為美國決策者在面對中國崛起研擬對應戰略時參考之用。23_{諸如此類針對中國柔}

性權力的新外交政策分析，結合了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夥伴關係的評估，刊載在許多國際研究的著名學術期刊或政策期刊上。24_{特別是針對}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 Cheng-Yi Lin,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336.

James K. Chin & Nicholas Thomas, eds. China and ASEAN: Changing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Ties, pp. 1-278；H.Y. Lai & T. S. Lim, eds., Harmony and Development: ASEAN-China Rel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7), pp. 1-192; Mingjang Li & Chong Guan Kwa, eds., China-ASEAN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1) , pp. 1-188.

Thomas Lum,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Nicolas Cook, Kerry Dumbaugh, Susan B. Epstein, & Shirley A. Kan,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 s and U.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4620, August 15, 2008, pp. 1-16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http://www.fas.org/sgp/crs/row/ RL346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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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學院作為外交戰略工具的研究，自其全球布局計畫於 2004 年正式啟動之後，各國政策社群與學界便高度關注此一計畫對於中國與合作國之雙邊關係的真正影響何在。不過，目前僅有少數研究成果能藉著經驗研究的方式論證孔子學院對雙邊關係（特別是經貿層面）的正面助益。25 相對於中國內部與國際政策社群的關切，臺灣的外交與安全研究社群同樣重視相關議題的發展趨勢。譬如，在政治安全議題方面，自 2005 年起，由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秘書處(CSCAP Taiwan Secretariat)與國防大學共同發行的《戰略安全研析》月刊即收錄了國內專家學者對於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競合情勢的分析及區域安全議題的討論，相關論文所彙整的政策建議，同時亦反映了我國對於當前周邊情勢發展的戰略考量與即時關切。另外，在經貿議題上，自 2009 年起，由外交部補助中華經濟研究院成立的「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Taiwan ASEAN Study Center)，亦針對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體系發展的內容與計畫提供了各項經貿政策的分析，提供政府許多回應

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 “China’s Soft Power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1, 2008, pp. 22-49;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 Alan Hao Yang,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s Soft Power toward ASEAN,” China Brief, Vol. 8, Issue 22, September 2008, pp. 11-15; Cheunboran Chanborey, “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mbo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No. 1, November 2009, pp. 1-38.

該文發現，孔子學院計畫的推動帶動了中國對外貿易與投資的金額，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方面更可增加 46%至 130%之多。請見 Donald Lien, Chang Hoon Oh, & W. Travis Selmier, “Confucius Institu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and FDI: Isn’t It Delightful When Folks Afar Study Hanyu?”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21, Issue 1, January 2012, pp. 1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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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合作進程的實用政策建議。整體來說，上述政策導向的研究文獻，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展現隱含在中國－東南亞合作與和諧形勢背後的國際利害關係，藉著揭露此種權力關係的權力軸線及結構特色，不但能反映出論述主體的國家利益與戰略關注，更能有助於各個政策社群重新建立起理解、批判中國－東南亞關係的獨特視野，提出具有戰略意涵的政策建議。

三、理論省思型研究：建構在地特色的關係研究知識體系

歐美國際研究的知識社群在理論發展與探索工作上長期缺乏對於東亞與東南亞經驗的知識累積，進而使得國關理論的建構往往陷入相對偏頗的困境，無法應用在非西方國際關係個案的解釋與預測的局限。26_{如同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整理自《2011 年教學、研究}

與國際政策計畫調查》(Teaching,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Project Survey, TRIP 2011）的調查結果發現，目前在美國有 46%的

國關學者高度重視東亞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戰略地位，更有 72%的國關學者認為此一戰略將持續 20 年。不過，江憶恩更進一步指出，僅有 9%的研究者在現行研究計畫與出版成果中，實際從事東亞區域的長期研究，其中從事理論性探索者則更為少見。27_{這種現象顯示出現實政治} 與學術研究間的若干脫節與過度簡化或西化的危險推論及判斷，當然這也意味著學界對於東亞經驗進行系統性理論考察的努力仍有值得發展的空間。

Naazneen Barma, Giacomo Chiozza, Ely Ratner, &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Empirical Pattern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Issue 4, Winter 2009, pp. 525-54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What (If Anything) Does East Asia Tell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June 2012, pp.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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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十年內，國際研究的知識社群陸續有理論研究者針對東亞整體或東南亞區域國際關係的現勢、發展與內涵進行反省，特別是在東南亞區域內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在教學上或者是研究過程中多半以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框架試圖銜接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如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與現實主義(realism) 的理路，就東南亞整合邏輯、大國政治與東南亞、與共同體發展路徑進行對照研究，28_{或者從中找尋相對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在地元素與} 辯論焦點。29_{這些理論性研究匯聚了研究者對於東亞與東南亞在地經驗} 的特別關注，有助於政策社群或理論研究者對於東亞地區的衝突與合作、認同與共同體形構、區域整合與制度設計，以及新議題（如非傳統安全）的詮釋與分析有更深入、直接的了解。在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研究文獻方面，儘管「理論省思型」的研究成果在數量上遠少於「歷史敘事型」與「政策導向型」，但相關文獻卻因為豐富的經驗政治內容而產生極濃厚的理論啟發性。循此導向所進行的研究不僅是探索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經驗」，更是希望藉由經驗研究與比較研究的理論化，有助於釐清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在不同領域、議題與形式方面的發展類型，同時藉以歸納並發展出一套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00;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52; Amitav Acharya,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pp. 1-240; Sarah Eaton & Richard Stubbs, “Is ASEAN Powerful? Neo-realist versus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Issue 2, August 2006, pp. 135-155.

Alan Chong & Natasha Hamilton-Hart, “Teach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Historical Memory, Academic Context, an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9, Issue 1, January 2009, p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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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解釋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甚至是強權與鄰近區域關係的邏輯。近十年內的研究嘗試大致呈現出兩種命題：第一種命題乃針對當代國關理論的典範或理論主張，如國際社會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等，在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上的應用進行思辯與批判分析。30_{相較之下，第二} 種命題則特別關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之類型分析。研究者多半運用或反省歐美國際關係理論的平衡(balancing)、扈從(band-wagoning)、結盟(alliance)、交往(engagement)與避險(hedging)等戰略概念，31_{並試圖從中找尋小國集團面對中國時特有的平衡、扈從與避險} 並存的戰略安排與變遷過程。這種強調雙邊互動模式的類型化討論， 出現在 Pacific Review、Pacific Affair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等東亞區域研究的領銜

期刊中。理論省思型文獻的重要貢獻，除了在提供清晰的社會科學推論邏輯與因果關係來解釋複雜的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相關論文亦希望能打造具有在地特色的知識體系。儘管並不一定要挑戰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但至少藉著在地知識體系的發展提出具有代表性的區域觀點，將在地的經驗議題與西方國際研究的理論體系接軌。

四、三種研究類型中的「關係政治」比較與分析架構

綜上所述，「歷史敘事型」文獻首重關係政治的歷史質性(histori-Hong Liu, “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oward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25, Issue 3, September 2001, pp. 259-283; Alice D. Ba, “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2, August 2006, pp. 157-179. Ian Storey,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pp. 1-362; Ian C.Y. Chen & Alan Hao Yang, “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6, Issue 3, February 2013, pp. 26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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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從過去經驗的長時間趨勢剖析或者是特殊事件的探究，釐清促成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時空脈絡與實際樣態。而「政策導向型」文獻則是從特殊利益與立場來拆解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權力軸線，它所彰顯出的關係政治多半帶有以國家中心主義為核心的工具性(instrumental)意涵。其最終目的在於探索影響關係的各種利害因素。最後，「理論省思型」的文獻則是傾向關係政治的啟發性(heuristic)研究，藉由理論化造成關係及其影響的主要因素或模式，建立起足以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對話的知識體系（請見表 1）。表1 三種中國－東南亞研究類型對於關係政治的啟示歷史敘事型的中國－東南亞研究政策導向型的中國－東南亞研究理論省思型的中國－東南亞研究類型特色歷史質性工具性啟發性研究目的釐清促成關係的時空脈絡探索影響關係的利害因素理論化造成關係及其影響的主要因素或模式主要途徑國家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研究導向歷史導向議題導向理論導向分析單元國家或政府國家或政府國家或政府研究成果豐富豐富較少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值得注意地是，這三種研究導向的文獻呈現出三項共同問題：其一，其所涉及的分析單元大多以國家或政府為主，促使行為者之間的互動軸線是由政府對政府的關係來展開（如圖 1 之左半部國家 A 與國家 B 的互動主要由 A1 政府與 B1 政府構成）。諸如非國家行為者、次國家行為者(sub-national actor)、或者是作為政府政策工具的特殊機構如何參與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擴散其關係政治發展網絡的研究則相對少見（如圖 1 之右半部 A2 其他行為者與 B1 政府以及 B2、 B3、B4 等其他行為者之間的連結）。事實上，諸如此類超溢政府間互研究類型比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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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的網絡聯繫，正是探討與檢視「關係政治」的重要環節。而此種超越國家中心論的知識探索與對照研究，同時也是當前中國－東南亞研究文獻中較少關注的主題。對於研究者而言，在探討中國－東南亞政府對政府的互動關係之外，若能補充次國家行為者之間的關係網絡經略模式，先檢視圖 1 之右半部 A 國國內的 A1 政府對於 A2 非國家行為者的關係，接續逐一探討 A2 非國家行為者對 B 國國內各個主要行為者的互動網絡，將更能呈現中國－東南亞關係的不同面貌。 A1 㓧⹄ B1 㓧⹄ B2 B3 B4 ⚳⭞A ⚳⭞B ⚳⭞ A ⚳⭞ B A1 㓧⹄ B1 㓧⹄ A2 圖1 補充國家中心論主張的關係政治圖像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說明：粗箭頭為政府對政府互動關係；細箭頭為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圖 1 右半部的多組互動關係都將影響政府對政府關係的發展。其二，持平而論，上述三種類型的文獻的確有助於釐清特定時期的中國與東南亞關係進展，但此種以國家中心論為基礎的特色卻也造成了知識累積上的若干局限，致使文獻著作多以靜態敘述，少有動態分析或跨時比較研究。細究其原因，一方面肇因於中國與東協 10 國之間關係政治的類型化建立不易，另一方面則是受制於各國國家利益與戰略需求的考量，使得研究成果過度集中在經貿（如中國與東協之間的自由貿易發展）與戰略安全（如周邊安全情勢與權力政治）方面的討論，在其他議題領域（如社會文化）方面具有理論意義的知識累積情況則更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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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從事關係政治的研究很容易面臨到資料不足或不甚透明的限制，因而影響到研究成果的品質。尤其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孔子學院議題，由於中國官方對於孔子學院運作情況的刻意保護，使得各種政府公開資訊與具有官方色彩的媒體資料幾乎一面倒地褒揚孔子學院的貢獻，進而導致有志於探索孔子學院實際運作情況及其對中國與合作國家關係政治的影響者，往往無法明確、清楚地進行判斷研析。另外，若仔細觀察各類探討孔子學院的研究文獻內容，其所引註的文獻很容易受到中國學者「政策導向型」研究成果的影響，並以讚揚中國藉著推廣中文教育與中華文化為當地社會帶來正面意義者為大宗，忽略了這些由政府所支持的機構在傳遞樣版形式的中華文化之際可能潛藏的政治意圖或戰略考量。相形之下，如實記載或就此議題進行系統性觀察、批判與持不同立場進行分析者則相對少見。面對經驗資料取得上的困難，使得研究者要深入剖析中國－東南亞在孔子學院議題上的關係政治實況，面臨到不少的挑戰。本文認為，對於中國孔子學院在海外擴張的系統性分析，將有助於提供一套「補充」國家中心主義的分析架構。孔子學院作為中國政府全力支持的海外語言與文化推廣機構（如圖 1 右半部的 A1 與 A2 的連結與指導關係），儘管在表面上被定位成「面向（他國）社會」的語言與文化推廣機構，但實際上它在世界各地的活躍運作同時牽涉到機構對非國家行為者（如圖 1 右半部的 A2 與 B2、B3 及 B4 的互動關係）及機構對政府的互動關係（如圖 1 右半部的 A2 與 B1 的連結），進而搭建出複雜的利害關係網絡。本文認為，此一利害關係網絡反映在孔子學院全球各地的運作模式中，至少包含了四組相互影響的互動策略：「政府對政府」（中國政府與孔子學院計畫合作國政府）、「機構對機構」（孔子學院與合作國合作機構）、「機構對政府」（孔子學院與合作國政府）、「機構對社會」（孔子學院與合作國社會）。這四組利害關係網絡透過孔子學院作為中國實施親中戰略之中心據點逐一向外擴散，最後形成依各國需求而有所差異的關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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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作者自 2009 年陸續前往東南亞各國重點孔子學院與位於中國北京的孔子學院總部進行的田野調查與移地研究過程中，逐漸察覺中國在東南亞孔子學院所啟動的合作計畫與在地布局，比起其他區域的孔子學院更具政治意義與戰略意涵，使得這些在海外推動語言教育與文化傳播的機構及其關係網絡，成為北京執行「以周邊為首要」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持力量。

參、檢視關係政治的運作機制：中國孔子學院在東南亞

一、孔子學院的發展現況：全球布局與區域深耕

根據中國財政部的統計，在 2012 年全年文化體育與傳媒的年度預算為 494.68 億人民幣（2014 年預算為 512.29 億元，逐年成長）32_，較前一年增加近 19%。相關預算除了運用在強化對重要文物、遺址、紅色文化資源，33_{以及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外，更重要的目的在於} 強化中國的國際宣傳能力，其中包括提升重點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以及厚植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各項戰略安排。34_{事實上，北京之所以} 中國新聞出版報，〈兩會直通：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 512.29 億元〉，《中國經濟網》，2014 年 3 月 6 日，<http://big5.ce.cn/gate/big5/www.ce.cn/ culture/gd/201403/06/t20140306_2430457.shtml>。在此所提到的「紅色文化」即中國共產黨成立迄今的各項文化資產，主要包括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長征基地、解放戰爭的紀念地與紀念館等。在 2013 年 6 月，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旨在強力宣揚紅色文化，弘揚紅色文化遺產，以「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請見新華網，〈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 年 6 月 8 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 n/2013/0608/c85037-21794150.html>。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關於 2012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 2013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3 年 3 月 19 日，<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303/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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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龐大資源在這些計畫上，最重要的目的就除了希望能有系統地重新形塑中國國際形象，更期待能藉此強化北京的國際論述權。誠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央宣傳思想工作小組小組長李長春所言：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在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贏得主動，需要進一步從戰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發展…誰占據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形成我國國際地位相稱的文化軟實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國際鬥爭主動權，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35 在全球廣設孔子學院，便是中國推動國際宣傳的重要戰略工具。中國在海外設置孔子學院的戰略規畫，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7 年由中國國務院整合多個具有特殊職能的政府部門共同籌組的「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36_{此一任務編組隨後設立其事務性機構「中國國} 家對外漢語教學小組辦公室」，也就是「中國國家漢辦」（以下簡稱漢辦）。漢辦的公開定位是以純推廣教育為導向的文化機構，旨在普及海外中文教育與中華文化，並以擬定中文國際推廣戰略、支援海外中文教學發展，以及厚植教學與教材能量為重點，試圖從文化層面打造中國與海外世界的關係網絡。從 2002 年起，漢辦開始思考在海外設置推廣中文的機制與據點， 0319_782332.html>。李長春，〈關於《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網》，2011 年 10 月 27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4/16033350.html>。分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外交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教育部、財政部、商務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新聞出版總部，以及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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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隔年提出整合型的「漢語橋工程」(Chinese Bridge Project)。其中一項重點任務在內部智庫的檢討與研擬下，37_{參照歐美國家的語言推} 廣教育經驗，如歌德學院 (Goethe-Institute)、法語聯盟 (Alliance Française)、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與西班牙文化中心(Insituto Cervante)等，正式籌備中國在海外推廣語言教育與中華文化的布局戰略。此一機制的名稱在當時受到高度關切，同時也引起了許多討論，相關論者曾研擬中華文化中心、漢語教學中心或中國研究中心等名稱，但最後則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務委員陳至立的提議，以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為名成立了「孔子學院」。38 截至 2014 年 6 月為止，根據漢辦的統計，全球已經成立了超過 440 所孔子學院與 646 所孔子課堂(Confucius Classroom)，其在全球布局的據點擴及美洲（528 所）、歐洲（302 所）、亞洲（143 所）、大洋洲（66 所）與非洲（47 所）。39_{未來更預計將在 2015 年前在全球各大} 這裡所提到的內部智庫主要有兩類，分別是語言教學型與戰略布局型的智庫。其中，側重於戰略研究的智庫首推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該機構主要研究中文推廣與中國和平發展、形象建構、民間外交與孔子學院布局的戰略。值得注意地是，該所亦研究臺灣與美國對於中文推廣的戰略與回應。根據作者的實地訪談，該研究所蒐錄全球各區域內的孔子學院年度自評報告。楊昊，當面訪談，匿名受訪者 A，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北京），2010 年 11 月 25 日。孔子學院的命名在中國國內的政策社群中一度引起辯論，最後以「孔子」來命名此一語言推廣與文化機構的目的，主要有兩項考量：其一，目的在降低此一文化機構的潛在爭議，譬如對於中國文化輸出的疑慮。其二，要彰顯中國推動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意圖，並強調藉著中華文化與中文教育的推廣，結合孔子所代表的和平形象，彰顯中國要以和平之姿走入國際社會。楊昊，當面訪談，日本立命館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趙延風，日本立命館大學孔子學院（京都），2009 年 9 月 28 日；楊昊，當面訪談，匿名受訪者 B，孔子學院總部與中國國家漢辦（北京），2010 年 11 月 26 日。孔子學院總部與國家漢辦，〈孔子學院／課堂：關於孔子學院／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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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設立 500 所孔子學院。隨著孔子學院海外擴展計畫的順利發展，中國已經成功地選送超過 8,000 位志願者教師在 120 個國家或地區服務，並且致力於透過「新的方式、新的教材、新的教學方法與新的計畫、強化基本教學標準並重視多樣化的文化推廣管道」。40_{隨著孔子學} 院推廣計畫的影響力持續擴大，中共中央高層也越來越重視它的工作計畫與實際表現；舉例而言，習近平上任後對於孔子學院的工作計畫批示了超過 80 次，出席孔子學院活動超過 20 次，並且在超過 20 份的中外聯合公報與聲明中均強調孔子學院的活動與貢獻。由於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該機構在 2014 年以「教育部孔子學院總部」之名，獲選為中央國家機關的「先進集體」，其獲選理由首推「政治方向堅定」，其次是「工作績效突出」、「作風建設優良」、「思想道德良好」、「廉政建設有效」及「組織領導有力」等。41_{該次的評選也進一} 步說明了孔子學院作為中國推動柔性權力外交戰略工具的特殊定位，以及該機構與政黨與政府之間難以擺脫及切割的政治屬性。《孔子學院總部與國家漢辦網站》，2014 年 6 月 22 日，<http://www.hanban. 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譬如，成立研究型孔子學院如使美國史丹佛大學孔子學院，以及特色型孔子學院促進舞蹈、中醫、商務、音樂等領域的文化交流等。楊昊，當面訪談，匿名受訪者 C，孔子學院總部與中國國家漢辦（北京），2012 年 5 月 8 日。在評選條件中，特別是評選說明中的第一項「政治方向堅定」，特別強調孔子學院總部「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寄一系列要講話精神，堅決貫徹執行的政治紀律規定，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豎立至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定政治信仰，維護中央權威，敢於政治擔當，堅持組織原則，在實際工作中，始終滿懷對黨與國家的忠誠，嚴把政治觀」，更彰顯出此一文化機構的政治任務與使命。請參見紫光閣（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中央國家機關「創建文明機關、爭做人民滿意公務員」活動先進集體評選：教育部孔子學院總部〉，《紫光閣（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2014 年 5 月 9 日，<http://www.zgg. gov.cn/cjwmjgxjjtpx/xjjtpx/201405/t20140509_439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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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經略中國與海外國家關係政治網絡的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從機構與據點的數量來看，目前以美洲地區最多；不過，近年來孔子學院在北美地區的運作卻引起各種爭議，猶如 2012 年 5 月 17 日美國國務院曾以「簽證不符」的原因，認為在美國設立的孔子學院中持有 J-1 簽證的中國教師違反了美國所設之交流訪談規定，並宣稱將不再發予簽證。儘管美國國務院在事隔一周後（2012 年 5 月 25 日）立刻澄清誤會並且就相關爭議公開道歉，強調孔子學院的活動符合聯邦法律 22CFR 62.20(c)規定，但此次事件卻間接彰顯出孔子學院作為文化機構的運作過程所牽涉到的權力政治角力，的確不如中國的各種公開聲明上記載的如此成功與穩固。42_{在 2014 年 6 月 21 日，美國《華盛頓郵}

報》(The Washington Post)更以〈孔子學院的代價〉(“The Pric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一題作為社論，質疑孔子學院進入美國大學校園裡將受到中國控制力的影響。43_{無獨有偶地，在 6 月 19 日，加拿大公} 立學校也因為憂慮中國可能將孔子學院打造成國家形象的宣傳工具，因而延緩了與孔子學院的合作計畫。44 相較於北美地區受到的質疑，在亞洲地區的孔子學院，特別是位於東南亞周邊國家的據點則展現出明確、正面的支持立場。再佐以中

Alan Hao Yang & H. H. Michael Hsiao,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a’s Soft Power Diplomacy,” pp. 10-13.

Editorial Board, “The Pric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1,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price-of-confucius-institutes/2014/06/21/4d7598f2-f7b6-11e3-a3a5-42be35962a52_ story.html>.

Moira MacDonald, “Toronto Public School Board Delays China-backed Confucius Institute Amid Fears It Will Used Be As Propaganda Tool,” National Post, June 19, 2014, <http://news.nationalpost.com/2014/06/18/ toronto-public-school-board-delays-china-backed-confucius-institute-amid-fears-it-will-used-be-as-propaganda-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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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周邊為首要」的外交戰略綱要，東南亞各國的孔子學院逐漸成為中國同時經略東南亞各國政府與社會關係的重要支持網絡。對於中國來說，東南亞在孔子學院海外布局方面具有三項重要性。其一，彰顯中國領導人對於整合語言文化與外交工作上的重視。尤其在最近幾年內，當中國國內重量級的政治人物如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及其他高階政治官員多次出訪東南亞，其中的固定參訪行程便是為當地孔子學院進行揭牌，或者實地走訪孔子學院並探視志願者教師的教學情況。這種作法彰顯出中國領導人與政治菁英對現有海外文化推廣活動在東南亞基層社會發展的政治支持，同時也成為中國政府推廣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與國際宣傳的具體實踐。45 其二，將文化機構提升成外援供需交換的新據點。中國政治菁英在出訪寮國、柬埔寨、緬甸與印尼等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時，特別強調將繼續支持地主國的基礎建設發展、促進雙邊經貿與投資量，並藉此深化政治互信與合作。儘管漢辦在不少公開場合中均表示，中國對東南亞關係中的各類外援(foreign aid)事宜仍以是以外交部的安排為主，孔子學院與漢辦所支持的計畫項目，僅限於文化交流範疇；46_不過，從中國提供中南半島國家建立孔子學院的軟硬體設備、基礎建設等實際行動計畫來看，孔子學院不僅是雙邊合作包裹中的一個環節，同時更是政治、經濟與文化、教育多管齊下的新據點。其三，孔子學院以語文推廣擴張網絡成為中國實施親中戰略的中心據點。東南亞是亞太地區中設置最多孔子學院的次區域，其中又以在東南亞各國的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的布告欄，一定會出現中國政治菁英到訪的訊息與各種資訊，其中包括了領導人造訪、剪綵、掛牌、正式運作、演講等照片。另外，具有一定規模的孔子學院院長室與辦公室中，更陳列了中國與地主國政治領導人贈送的紀念品，如前中國總理溫家寶的題字與泰國詩琳通公主所撰寫的「任重道遠」墨寶等。楊昊，當面訪談，匿名受訪者 C，孔子學院總部與中國國家漢辦（北京）， 2012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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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的孔子學院在質與量方面深受漢辦的重視與支持。在泰國，孔子學院的運作帶動了國內超過 60 萬人學習中文的「漢語熱」，47_而推動

孔子學院的代表性人物詩琳通公主(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更獲選為中國國際十大友人。當東南亞與泰國積極投入孔子學院的合作計畫，近年來更獲得中國的充裕支持，譬如，當前漢辦在全球各地設有六個海外辦事處或駐外代表處，其中有兩處設在東南亞，分別是泰國與新加坡。48_{海外代表處的設置一方面反映了在地業務有明顯且迫} 切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彰顯出北京對於合作方（政府）的政治考量與特殊合作意圖。到了 2012 年 6 月 24-26 日，漢辦更進一步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孔子學院共同舉辦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孔子學院年度聯席會議，從漢辦主任許琳、泰國詩琳通公主，與中、泰雙方出席會議官員的言論中，再次確認東南亞與泰國在泛亞太區域孔子學院網絡中的核心角色。上述三個面向反映出孔子學院在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政治網絡不僅限於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雙邊關係，同時也超溢了簽署孔子學院合作協議的兩個學術機構。事實上，孔子學院所搭建出的關係網絡，不純然如中國政治菁英、官員與各孔子學院院長及工作人員所言的純粹「面向社會」構想，它的運作過程牽涉到機構、政府、社會之間不同層次的跨國複雜互動網絡（請見圖 2）。首先，在中國國內，由中國國務院所啟動的行政指導體系，結合了漢辦、支持孔子學院與海外文「漢語熱」的說法成為漢辦、海外孔子學院院長與工作人員不斷強調的主流論述，藉著「漢語熱」的擴大醞釀，中國為了要滿足國際需求，才選擇建立以「面向社會」的方法籌辦孔子學院。楊昊，當面訪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傅增有，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孔子學院（曼谷），2010 年 7 月 26 日；楊昊，當面訪談，匿名受訪者 D，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學院（金邊），2012 年 12 月 13 日；楊昊，當面訪談，匿名受訪者 E，寮國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永珍），2013 年 7 月 19 日。這六個海外代表處分別是：泰國、新加坡、澳洲、加拿大、英國與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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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推廣活動的智庫（如中國人民大學對外漢語推廣研究所），以及學術合作機構（重點大學）形成國內合作網絡，具體推動孔子學院海外佈局計畫。而位於海外且作為此一關係網絡樞紐孔子學院，則肩負起搭建海外學術合作機構、經營當地社會網絡，以及維繫對當地政府友好關係的網絡經營職能，透過這些活動試圖拉近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暨社會的關係。本文認為，特別是「政府對政府」、「機構對機構」、「機構對政府」及「機構對社會」這四層關係政治的發展將決定孔子學院計畫在海外運作的成敗。本文後續將進一步討論這四層關係政治的發展在東南亞各國所呈現的圖像，並且提供系統性的透視、拆解與重構。 ᷕ⚳㓧⹄ 炷埴㓧㊯⮶橼䲣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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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孔子學院為樞紐的四層關係政治網絡

當孔子學院的全球廣設被視為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並試圖擴展對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機制，但不可否認地是，目前並沒有充分的實證研究能直接證明孔子學院的推動能對中國與合作國的雙邊關係造成何種影響；唯有少數研究從統計模型推估孔子學院的擴大運作將會增加中國對合作國投注更多的經濟資源。49_{本文作者在 2009-2013 年期間針} 對孔子學院研究所蒐集的實際訪談資料與參與觀察中，發現隱含在中國－東南亞關係中以孔子學院為軸心的關係政治網絡在「政府與政府」、「機構對政府」、「機構對機構」及「機構對社會」等四個不同層次的互動關係的驅動下，試圖由（國）內而外（國）地建立起緊密的雙邊關係，而這四層網絡之間的擴散與聯繫，更成為中國與東南亞關係政治網絡的基礎建設。 (一)政府對政府：孔子學院與政治化的文化連結關係北京在東南亞設置孔子學院，等同於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政府對政府」雙邊關係中置入「政治化的文化連結」，希望透過文化吸引力的施展來充實對外關係的發展，並且強化公共外交的政治影響力。50_近年來，中國積極提升柔性權力的戰略高度，從北京提出的「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到「科學發展觀」，再轉進到「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論述，最後在中國「十二五規劃」與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研究者欲從事孔子學院的跨國比較研究面臨到相當程度的困難，這包括了不易前往多國孔子學院進行參與觀察或訪談、在資料蒐集方面受限於品質不佳的官方資訊而面臨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的困擾；Don-ald Lien, Chang Hoon Oh, & W. Travis Selmier, “Confucius Institu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and FDI: Isn’t It Delightful When Folks Afar Study Hanyu?” pp. 1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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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決定》），宣示在文化上「堅持發展多層次、寬領域對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鑑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展新形象和我國人民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51_{這些官方的指導論述展現出中共中} 央對於運用文化來重新打造中國對外關係早已有一貫的立場。文化走出去戰略需要中國內部的政治支持、資源挹注與組織動員，誠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小組長李長春在《決定》中的補充說明所示，中國共產黨被賦予特有的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政治責任，除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之外，透過宣傳部門的組織協調與相關部門分工負責，並且結合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以期能有效落實並推動此一文化走出去戰略。52 對此，中國國務院於 1980 年代末期整合 12 個部委組成的行政指導體系，便說明了孔子學院總部與中國國家漢辦自從規畫之初便獲得中共高層的充分政治支持，而從孔子學院總部理事會主席劉延東的另一個身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國務院副總理），更可清楚了解孔子學院並不只是單純的語言教學機構，它在雙邊關係上經營所扮演的文化連結角色，更具有外交與戰略上的意義。中國在東南亞成立了 47 所孔子學院（包括孔子課堂），從整體分布情況來看，大致可彰顯出中國經略東南亞的重點考量。目前以泰國（23 所）成立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的數目最多，其次是印尼（7 所）、

Gary D. Rawnsley, “China Talks Back: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for the Chinese Century,” in Nancy Snow & Philip M. Taylo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82-291. 人民出版社編，《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4。人民出版社編，《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頁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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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4 所）、菲律賓（3 所）、新加坡（3 所）。緬甸（3 所）、馬來西亞（2 所）、寮國（1 所）及越南（1 所）。截至目前為止，汶萊尚未成立孔子學院或孔子課堂。53_{在上述國家中，特別是泰國與印尼} 兩個區域大國，受到漢辦與孔子學院推動計畫的重視（請見圖 3）。越南對於孔子學院的合作抱持著保留的態度。在 2011 年底習近平出訪越南，曾呼籲希望能建立第一間孔子學院，但未獲正面回應。究其原因，一方面牽涉到中國與越南之間的政治緊張關係；然而，越南內部亦曾傳出對於孔子與儒教思想是否為宗教活動的質疑，有不少輿論甚至批判孔子學院將造成中國對越南的文化與宗教滲透，不利國內政治與社會穩定的掌控。作者曾在 2011 年 4 月前往越南訪談，並向順化科學大學提問越南籌設孔子學院的現況，得到的回應為原訂越南首所孔子學院將設在越南順化大學系統內，並座落在順化科學大學的校園中，不過當時因為高層尚未決定而延遲辦理。楊昊，當面訪談，順化科學大學匿名受訪者 F，順化科學大學（順化），2011 年 4 月 19 日。不過，在 2013 年 10 月，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越南總理阮晉勇的確認下，廣西師範大學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簽署了孔子學院的合作計畫，在越南籌設第一所孔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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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23 4 3 0 2 3 7 圖3 東南亞地區孔子學院暨孔子課堂分布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說明：此一數量包含孔子課堂。就泰國而言，泰國政府早在 2000 年即爭取到中國的支持，以 6,000 萬泰銖在泰國皇太后大學(Mae Fah Luang University)建立了「詩琳通中國語言與文化中心」(The Sirindho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enter)，成為推廣中文教育的最早合作機制。泰國相當積極地爭取中國的支持，特別反映在逐年提升的經貿與投資額方面，現有的 23 間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也是東南亞諸國之最。事實上，泰國發展孔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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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被視為是中國在東南亞擴散柔性影響力的樣版。在 2006 年，泰國即成立 10 間孔子學院與 1 間孔子課堂，54_{並且在 2009 年 3 月起將} 發展重點轉置為籌設孔子課堂，陸續設置了 10 間新的孔子課堂。從數量上的調整，說明了中、泰在孔子學院的合作逐漸著重在向地方社會與基礎教育紮根上。值得注意地是，泰國前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在 2012 年 5 月 16 日參加中國志願者教師歡迎儀式時，特別向中國提供中文教學師資與資源致謝，並指出當前泰國年輕人對於中文學習有高度的興趣，由於泰國本身缺乏資源，中國的適時協助對泰國來說意義非凡。她特別強調，透過志願者教師的網絡將有助於打造全新的中泰人際合作與互動關係，並且得以促成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55 除了泰國，另一個區域大國印尼原本僅於 2007 年成立雅加達漢語教學中心孔子學院(Jakarta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enter, BTIP/ Confucius Institute)。然而，隨著印尼在東南亞國協、G-20 等國際暨區域論壇的重要性逐日提高，中國逐漸強化對印尼的雙邊關係，因而迅速地在 2010 年一次成立 6 間孔子學院，分布在印尼國內各個重點大學中。此種現象反映了北京對大國政治與大國外交的鞏固邦誼考量。換言之，語言與文化儘管重要，但真正的關鍵在於如何透過語言與文化來拉近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而這也是孔子學院作為「政治化的文化連結」在政府對政府關係中的特殊戰略價值。這也說明了圖 2 之 I 的「政府對政府」連結對於雙邊關係政治網絡的重要性。 (二)機構對機構：從校際連結到教學與文化資源及人才培育的合作關係目前孔子學院在全球已經有超過 2 萬 8 千位教師、超過 85 萬的學員、舉辦了超過 2 萬場次的文化與講座活動，並且有 43 個國家將中文 2006 年 3 月 10 日於泰國成立的岱密中學孔子課堂是全球第一個孔子課堂。 Hanban, “Thai Prime Minister Yingluck Shinawatra Hosts Welcoming Meeting for Chinese Language Volunteer Teachers,” Hanban News, May 16, 2012, <http://english.hanban.org/article/ 2012-05/16/content_4370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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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這些都是孔子學院運作的重要績效。56_從機構運作的角度來看，這些績效的達成最主要還是由中國國家漢辦所支持的國內大學與海外「共建單位」之間的合作計畫逐一展開。根據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研究員蔡慧清的整理，相關共建單位分別是海外大學、跨國公司、政府或者是其他社團機構。57_{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由國} 外大學與學術機構與中國國內大學共同籌設，僅有少數孔子學院由漢辦直接設置。就此可見，如何維繫與共建單位、孔子學院與所在地區的關係，對於中國文化走出去外交的戰略布局而言甚為重要。在東南亞，目前一共有 47 間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均在 2005 年之後陸續成立。其中，有 25.5%在 2006 年成立，由於 2007 年與 2008 年的審查較為嚴格，僅成立 4 所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隨後有 34.0% （共計 16 所）在 2009 年設置。東南亞的孔子學院與全球其他孔子學院的建構模式類似，有 68.1%的孔子學院係透過中國國內大學的海外姊妹校網絡共同籌設；58_{另外，海外的孔子課堂多半則是由漢辦主導設置} （請見表 2）。紫光閣（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中央國家機關「創建文明機關、爭做人民滿意公務員」活動先進集體評選：教育部孔子學院總部〉。蔡慧清，〈孔子學院可持續發展動因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成都），2012 年卷第 3 期，2012 年 7 月，頁 215。根據統計，在 2012 年，中國國內有超過 160 所的大學參與孔子學院合作計畫。請見沈庶英，〈孔子學院建設的若干思考：以中華文化「走出去」為視角〉，《中國高教研究》（北京），2012 年卷第 5 期，2012 年 5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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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國在東南亞設置孔子學院暨孔子課堂合作夥伴一覽表國家簽約年度機構名中國國內合作對象柬埔寨 (1/3) 2009 柬埔寨王家學院孔子學院江西省九江學院 2013 暹粒省吳哥高中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13 金邊警備旅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13 警察學院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寮國(1/0) 2012 寮國國立大學孔子學院廣西民族大學緬甸 (0/3) 2009 福慶語言電腦學校孔子課堂雲南大學 2009 福星語言電腦學苑孔子課堂華僑大學華文學院 2013 東方語言與商業中心雲南師範大學印尼 (7/0) 2007 雅加達漢語教學中心孔子學院海南師範大學 2010 瑪拉拿達基督教大學孔子學院河北師範大學 2010 哈山努丁大學孔子學院南昌大學 2010 丹戎布拉大學孔子學院東北師範大學 2010 瑪琅國立大學孔子學院廣西大學 2010 阿拉紮大學孔子學院福建師範大學 2010 泗水國立大學孔子學院華中師範大學菲律賓 (3/0) 2006 馬尼拉亞典耀大學孔子學院廣州中山大學 2009 布拉卡國立大學孔子學院西北大學 2010 紅溪禮示大學孔子學院福建師範大學馬來西亞 (2/0) 2006 馬來西亞全球漢語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全球_漢語中心 2009 馬拉亞大學孔子漢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泰國 (12/11) 2006 孔敬大學孔子學院西南大學 2006 川登喜皇家大學素攀孔子學院廣西大學 2006 東方大學孔子學院溫州大學／溫州醫學院 2006 皇太后大學孔子學院廈門大學 2006 瑪哈沙拉坎大學孔子學院廣西民族大學 2006 曼松德昭帕亞皇家師範大學孔子學院天津師範大學 2006 清邁大學孔子學院雲南師範大學 2006 2006 宋卡王子大學孔子學院宋卡王子大學普吉孔子學院廣西師範大學上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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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勿洞市孔子學院重慶大學 2007 朱拉隆功大學孔子學院北京大學 2008 農業大學孔子學院華僑大學 2009 岱密中學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合艾國光中學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羅勇中學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玫瑰園中學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暖武裡河王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普吉中學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南邦嘎拉尼亞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明滿學校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易三倉商業學校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彭世洛醒公立學校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09 吉拉達學校孔子課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新加坡 (1/2) 2005 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山東大學 2007 新加坡孔子學校（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 2012 新加坡科思達孔子課堂中國國家漢辦越南 (1/0) 2013 越南河內大學孔子學院廣西師範大學總計 (28/1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說明：國家欄位中的括弧為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的分別數量。在東南亞，孔子學院的合作雛形乃立基在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校際連結上。此種校際連結所形成的機構對機構關係，至少具有兩種戰略意義：其一，透過重點大學的結盟合作強化雙邊高等教育合作關係。舉例來說，泰國最重要的朱拉隆功大學與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北京大學共同推動的孔子學院合作計畫，便深具意義。朱拉隆功大學孔子學院的中方院長便是由北京大學資深泰語教授傅增有擔任，近年來除了推動中文教材的編寫，更重要地是將關係網絡擴展到泰國政府、皇室內，設置各種中文訓練班，最後經由漢辦評選，獲得了第五屆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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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大會先進個人獎。其二，透過功能性的機構合作促進語言專業人才的交流與外派。譬如，中國將廣西民族大學設定為西南區域東協研究的重點機構，除了既有的國際教育學院、外語學院，更整合教育部的資源新設「東協學院」，希望能在中國西南藉著地利之便發展中國－東南亞關係的重點研究。在廣西民族大學中，外語學院除了教授歐洲語系，特有的東南亞語系專業（越、寮、泰、柬、緬、印尼、馬來語）即成為該校與寮國國立大學合作的利基。在寮國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教授中文的師資，包括本地師資與來自中國的志願者教師，前者曾在廣西民族大學修讀中文課程，而後者亦從廣西民族大學選送前來，具有寮語教學能力。59_{值得一提地是，廣西師範大學更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籌辦了越南} 第一所孔子學院，在中、越陷入緊張情勢的當下，此一由李克強與阮晉勇雙雙見證的合作規畫，更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對於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而言，孔子學院兼具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意義，同時也擴展了境內大學的海外合作與交流網絡，成為文化與教育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平臺。60_{此種高教機構之間的合作關係目的在將徒} 具形式的姊妹校連結，具體落實成特殊語種人才培訓、培養在地師資、並且發展中文教材國際化的務實操作，而這也是近年來孔子學院轉型發展的重點項目（請見圖 2 之 II 的機構對機構連結）。61_{在 2012}

年 11 月，漢辦正式推動了「孔子新漢學計畫」(Confucius China Study Plan, CCSP)，此一計畫將投入更充裕的資源在培養高階學術人力資源楊昊，當面訪談，寮國國立大學孔子學院行政人員匿名受訪者 G，寮國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永珍），2013 年 7 月 19 日。楊昊，當面訪談，匿名受訪者 C，孔子學院總部與中國國家漢辦（北京）， 2012 年 5 月 8 日。值得注意地是，當前中國國內的若干大學因為選送師資擔任海外孔子學院院長，而導致系所人力資源不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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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雙聯學位、至中國取得博士學位的獎助）、中國研究的訪談學者計畫、跨文化交流與會議暨出版補助等。在「孔子新漢學計畫」的挹注下，透過孔子學院所建構的機構與機構的合作，必然將更加專業化與制度化。 (三)機構對政府：為公部門培養中文人才與中國研究專家以孔子學院為核心的語言與文化國際推廣活動，具有特殊的「宣傳」(propaganda)意義，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相關議程的設定係以具有準官方性質的漢辦所主導，因而使得類似的語言、社會與文化推廣活動往往充滿濃厚的政治意味。在 2013 年 7 月，中國舉辦了每年一度的漢語橋中文比賽，比賽特別以「我的中國夢」為題，在議程設定上回應且延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稍早所提出的「中國夢」理念。漢辦透過全球 77 個國家超過 120 位大學生的參與，將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擴大、轉化成全球青年參與者共同的「中國夢」。62 事實上，海外孔子學院與中國的國際宣傳計畫不僅影響這些對學習中文懷抱興趣與理想的青年學子，對於個別國家的公部門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特別是位於東南亞各國的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其中承載著一項重要的任務，便是希望建立起東南亞各國內部的親中、友中之社會氛圍。63_{特別值得關切地是，目前中國在東南亞各地的孔子} 學院，尤其積極希望能促成與當地公部門的合作關係，根據本研究所進行的田野調查，此一合作關係可以進一步區分為至少兩種類型：其一，「直接設立型」，也就是當地政府機關直接與中國的大學或漢辦直接合作成立孔子學院。舉例來說，泰國勿洞市的孔子學院就是勿洞國家漢辦，〈用漢語訴說「我的中國夢」：第十二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開幕〉，《國家漢辦》，2013 年 7 月 8 日，<http://www.hanban. edu.cn/article/2013-07/08/content_503373.htm>。

楊昊，當面訪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教授 Nguyen Van Chinh，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臺北），2012 年 11 月 29 日。

孔子學院在中國－東南亞關係政治中的角色---蕭新煌、楊昊Update:2018/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