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闓運的女子教育思想與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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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周愚文博士. 王闓運的女子教育思想與實踐研究. 研究生：遲筠撰. 中華民國一零七年二月.

(2) 誌謝詞回想通過論文口試的當下，內心的激動與澎湃絕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但是現在，若真要說些什麼感言，我最想說的，除了感謝，還是感謝。當初抱著孤注一擲的決心考上師大教育所，就此開啟學習生涯中一個新的轉捩點，在未曾接觸過專業知識的教育領域開始耕耘。起初還覺得有些吃力，幸運的是，身邊總有好老師、好同學的鼓勵，讓我一步步越走越穩，轉眼間，四年過去，我完成了自己的碩士論文，除了感謝身邊人的陪伴與支持外，也慶幸自己在這段期間，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都未曾動過想要放棄的念頭。這本論文能夠完成，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周愚文老師。在最初選擇題目的時候，老師就為我點出研究的方向和建議，後來還在茫茫史料裡為我和這位晚清名士—王闓運牽線，我和王闓運也就因此結下學術研究的緣分。在撰寫過程中，特別是在計畫口試通過到最後完成論文的這一年間，因為正職工作的關係，整理史料與撰寫進度變得吃緊，常常是在時限前不久才交給老師，但即使如此，老師還是條理清晰地指導我的撰寫方向，以及應該注意與修正的地方，也會鼓勵我早日完成論文、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讓我除了對老師的研究邏輯與視野感到十分佩服外，也對老師在百忙之中批閱論文，以及如及時雨般的鼓勵與關心感到無限感謝。再者，這本論文能夠臻於完整，還要感謝撥冗審閱論文，並提供許多切實建議的口試委員—方志華老師與張鍠焜老師。方志華老師總是從不同的角度提供看待研究問題的方式與見解，讓論文內容更能互相銜接；張鍠焜老師則是循序漸進地和我討論章節安排與內容上的疑義，讓論文結構更加嚴謹。此外，還要感謝林逢祺老師，每次見到我時，除了關心我的論文進度外，也會問候我的工作近況，雖然只是短短幾句話，但已足夠讓我感到溫暖。一路走來，還要感謝 103 級的同學們，如果不是一起參與讀書會切磋討論，我的論文可能就不會這麼順利地完成，研究所有你們一起鑽研、一起瞎聊、一起熬夜、一起出遊，不只是研究的路途不孤單，生活也因為你們變得更豐富多彩。 i.

(3) 而在最後完成論文的這一年裡，還要感謝工作上的同事，除了每天一起和積滿粉塵的檔案奮戰外，妳們也會提供我撰寫論文的訣竅與建議，還有三不五時的下午茶佐工作趣事，著實為這工作與論文兩頭燒的一年增添許多小確幸。另外，還要感謝我的男友和交情十四年的好姊妹，總是和我一起分享所有的快樂與難過，在我心塞無助的時候，你們是我最大的心靈支柱。最後，感謝我的家人，當初支持我再度報考研究所，並且讓我在研究所的求學過程中可以無後顧之憂，累了有溫暖的床、餓了有熱騰的飯。即便我不常主動提起學校發生的事，像是哪些書有多難讀、哪些報告有多難寫，或是其他生活上的瑣事，但你們就像是擁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樣，總是默默地在背後為我築起一道堅強的後盾，讓我在低潮的時候有個避風港，如今才能順利地完成學業。當然，想要感謝的人絕對不止這些，然謹以這篇謝誌，感謝所有在我人生的這個階段認識、陪伴、鼓勵、曾經幫助過我的人，在這些歲月裡，你們彌足珍貴。. 遲筠寫於 107 年 2 月. ii.

(4) 王闓運的女子教育思想與實踐研究摘要中國傳統女子教育向來遵循「男尊女卑」、「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三項基本原則，並以家庭教育作為主要的教育形式。晚清時期，隨著西方思潮的傳入，女性地位開始受到重視，諸如反纏足、反貞節觀、婚姻自主、知識教育等議題不斷衝擊傳統思想。而湖南名士王闓運，身為晚清保守知識份子之一，對女子教育卻抱持相對開放與支持的態度，在這段新舊衝突與磨合的過程中，透過妻妾互動與教育自己的十個女兒，走出一條有別於傳統女子教育與新式女子教育的道路。其女子教育思想與實踐，不僅結合周代禮制、童蒙教育、書院教育的方式，更將眼光投向先秦禮教與婦道，並結合自身的學習與教育經驗，既不像傳統女子教育般受限於三從四德，亦不像新式女子教育般教授西學知識。王闓運的女子教育思想與實踐，雖非當時女子教育發展的主流，但他在女子教育上所做的各種努力與嘗試，仍可提供當時女子教育的參考與借鑑，在晚清女子教育發展與家庭教育變革中，自有其獨特之處。. 關鍵詞：王闓運、女子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思想. iii.

(5) A Study of Wang Kai-Yun’s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Chih, Yu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Wang Kai-Yun, a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in the Late Qing. Chinese traditional women's education has always followed the three basic principles: equality of male and female, separation of men and women, and male for public area and female for domestic one. Family education was always the basic type of women’s education. Howev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Western thoughts were introduced,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was gradually valued. Issues such as anti-foot-binding, anti-chastity, free marriage, and knowledge education continually impacted traditional thinking. As a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Wang Kai-yun held a relatively open and supportive attitude toward women's education.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his wife and concubines, and teaching his ten daughters, he took a way for women's education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ones. He combined not only the forms of ancient etiquette,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academy education, but also the ethics for women in pre-Qi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learning and education. Hi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women’s education were neither limited on traditional women's virtues, nor followed the new type of women's education to learn Western knowledge. Although his way was not the mainstream of women's education, his ideas and efforts for women’s education were still worth to be a reference for the women’s education at that time.. Keywords: Wang Kai-yun, Women's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ought. iv.

(6) 目次誌謝詞...............................................................i 中文摘要............................................................iii 英文摘要............................................................iv 目次.................................................................v 表次................................................................vii. 第一章緒論..........................................................1 第一節研究緣起..................................................1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3 第三節研究方法、步驟與史料......................................5 第四節文獻回顧..................................................6 第五節研究限制.................................................11. 第二章時代背景概述.................................................13 第一節晚清變局.................................................13 第二節女子教育的發展與變革.....................................20. 第三章王闓運的生平與教育事業.......................................51 第一節生平概述.................................................51 第二節著書立說.................................................84 第三節教育事業.................................................91 第四節書院教育經驗與女子教育..................................113. v.

(7) 第四章王闓運的女子教育主張與實踐..................................117 第一節四德教育................................................118 第二節經史文學教育............................................137 第三節教育方法................................................167 第四節綜合評析................................................179. 第五章王闓運教子與教女的異同......................................187 第一節教育四子................................................187 第二節教育十女................................................210 第三節綜合比較................................................221. 第六章結論........................................................225 第一節研究結論................................................225 第二節啟示與後續研究建議......................................229. 參考文獻...........................................................231. vi.

(8) 表次表 3-1 王闓運四子十女表..............................................61 表 4-1 王闓運教授十女之經典與篇目表.................................139. vii.

(9)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緣起 1 中國社會素來重視人倫、婚姻、尊卑的觀念，古人認為，人倫始於夫婦。《周. 易‧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2在此種社會觀念下，中國女子教育的主張亦起源甚早，《禮記‧內則》即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 3. 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由此可知，中國女子教育是建立在「男女有別」、「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三項預設上，4儘管歷代在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上有些許差異，但至清代，中國女子教育大抵仍皆遵循前述三項基本原則，及至晚清，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帶來新科技與新思想，女性地位開始受到重視，中國女子教育才逐漸有所轉變。對大多數的中國女子而言，家庭教育為主要與基本的教育形式，各種道德規 1. 參見劉詠聰，〈《奩史》初探—兼論類書中女性史料之輯錄〉，收入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六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 200。 2 參見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註》(臺北：頂淵文化，2000)，頁 647。 3 參見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京都：中文出版社，1971)，頁 1369-1370。 4 參見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書局，2001)，頁 400。 1.

(10) 範、生活技能、知識教育的灌輸與實踐皆以家庭為起點，此外，由於中國女子在社會上受到參與公共事務與活動的限制，家庭教育顯得更加重要。家庭教育以父母親長為主要的施教者，若是出身世宦之家或書香世家的女子，由於家學淵源的關係，這些女子更有機會受教於父兄。5此外，受到中國傳統家父長制的影響，雖然女性擁有管理家庭事務的權力，但男性家長在家中仍享有絕對的權力與地位，士大夫家庭尤其如此，6家中女子雖然多由母親或其他女性親長教育，但男性家長依然能夠掌握與主導教育內容，甚至親自擔任施教者。晚清時期，湖南著名學者王闓運即為留下此類家庭教育活動紀錄的士大夫家長之ㄧ。道光十二年(1833)，王闓運出生於湖南善化，六歲喪父，此後便由母親蔡氏與叔父王步洲撫養成人。咸豐三年(1853)，與元配蔡氏成婚。同治三年 (1864)，納長妾莫氏。共育有四子十女。民國五年(1916)，病逝於湖南湘潭。其一生經歷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民國五個時期，為中國近代經歷遽變過程的歷史人物之ㄧ，亦為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ㄧ，但他與當時各派思想人物的頻繁聯繫，在中國近代史上亦屬少見。7 然而，王闓運對女子教育可謂十分重視，其不僅對「男尊女卑」與「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不甚認同，甚至主張女子應該接受教育。他十分重視母教的功能與作用，曾言：「后妃所統，人多匹婦，將何所問？有此求賢一念，自能虛心。由聞見而審之，不患無學問也。是以頒之學宮，以教國子。由夫人一念以為王化之原，女教豈不閎哉！」8他認為，女子必須注重為學，宮廷后妃尤應擁有學問與修養，如此方能母儀天下，弘揚女教。此外，他亦讚許女子學詩與作詩，曾言：「女子之詩，蓋始載馳，詞婉旨深，特工辭令。其後則文姬〈悲憤〉，實開杜甫，發為光芒，天骨開張，風月之吟，方今陋矣。……誰謂女子莫由階聖，亦學詩而 5. 參見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402-403。參見孫慧敏，〈晚清民初士大夫家庭中的男性家長：以曾國藩、王闓運、譚延闓為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2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 12 月)，頁 2-3。 7 參見馬積高，《湘綺樓日記》序，王闓運撰、馬積高主編、吳容甫點校，《湘綺樓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7)，頁 2。 8 參見周頌喜整理，《王闓運未刊手書冊頁》，《船山學刊》，2001 年第 3 期(長沙：船山學刊雜誌社，2001 年 9 月)，頁 34。 2 6.

(11) 已。」9他認為，女子之詩擁有別於男子之詩的溫婉與深意，亦能同登大雅之堂，尤對蔡文姬的詩作讚嘆有加。其四媳楊庄著有《楊庄詩文詞錄》，楊庄之弟楊鈞曾言：「余之女兄名庄，字淑姬，為湘綺樓第四媳。讀《後漢書》時，湘綺命作〈藏洪論〉，批其文曰：『讀範史能學範文，可稱才女。』於是湘人皆呼曰才女。」 10. 楊庄曾作詩云：「貞柏陵霜貌，幽蘭惜露侵。綠衣勞執斧，翠袖好調琴。縑素. 從他意，糟糠自我心。相如才調少，珍重白頭吟。」11言語細膩又頗具大器，實屬上乘之作。王闓運不僅將楊庄視為己出，教授治學之法，有時亦常與其研究學術、家庭、教育、社會等學問，12此為當時保守派的女子教育所反對，即使屬於開放派的女子教育亦不多見的現象。王闓運雖未曾招收女弟子，但其對女子教育的問題卻多所關注，甚至於遲暮之年仍堅持與家中女眷一同在庭中聽學僮讀書、校正詩文誤字、勉勵學僮書寫日記，長子王代功曾記：「民國五年丙辰，時府君雖病，猶與婦女女孫等庭中納涼，聽學僮讀書。臥藤牀看自作詩文，校正誤字。七月朔日，猶勉書日記，執筆手顫而止。中秋日，扶往中堂坐刻許，至是遂不能出戶矣。」13此外，張之洞亦曾謂王闓運「女兒授學書滿床」14，足見其對女子教育的重視與實踐。.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晚清時期，隨著西方思潮的傳入與影響，帶來的不只是中國傳統思想受到嚴重衝擊，女性地位也在此時開始受到重視，中國女子教育因此逐漸蓬勃發展。當時，許多有識之士認為挽救中國應從女子教育著手，15《女報》第一、二號刊載 9. 參見周頌喜整理，《王闓運未刊手書冊頁》，頁 34。參見楊鈞，〈錄湘綺雜詩〉，《草堂之靈》(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 60-61。 11 參見楊云慧，《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頁 11-12。 12 參見李赫亞，《王闓運與晚清書院教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頁 187。 13 參見王代功述、王雲五主編，《清王湘綺先生闓運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337-338。 14 參見張之洞，〈送王壬秋歸湘潭〉，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 10485。 15 參見李慧娟、畢洪娜，〈試論清末女子教育興盛的原因與影響〉，《長春師範學院學報》(社 3 10.

(12) 的〈論禁女學堂之非〉即指出：「中國人民之所以弱，由女子之不強也；人民之所以愚，由女子之無學也；教育之所以不發達者，由女子之無教育也。……欲求教育之普及，斷以家庭教育為先務，而欲望家庭教育之興也，舍女學其何能？」 16. 該篇文章根據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提出「文明之發達，必由於教育」的主張，. 以及「教育之普及，必肇自家庭」的結論，17換言之，作者認為，若是想要挽救積弱不振的中國，普及女子教育勢在必行。而中國女子教育的主要場所為家庭，因此，家庭教育在晚清女子教育變革中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諸如施教者、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方面所呈現的女子教育思想與實際施教情形，皆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承上所述，本研究的動機主要有三。首先，家庭教育既為中國女子教育主要與基本的教育形式，晚清的女子教育變革又多由知識份子所提倡，因此，若是由知識份子的家庭教育的角度探討女子教育，或許能夠更深切地反映晚清女子教育的變革情形。其次，王闓運雖持保守的政治立場，但其對女子教育卻抱持相對開放與支持的態度，不僅強調女子應當注重品德修養，同時也鼓勵女子讀書識字與屬文作詩，與其保守的政治立場形成不小的反差。復次，中國近代婦女覺醒，除了廈門最早組織不纏足會鼓吹外，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後則形成上海、廣東、湖南三個發展中心，三處皆有結會與文字宣傳，但僅有王闓運的家鄉湖南真正達於政府官員行動的層級，其他二處皆僅止於民間立會與文字勸說，是以近代女權思潮的興起，湖南實居於先驅地位。18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三項： 1.探討王闓運的女子教育思想與其實際教育子女的情形。 2.比較王闓運教育子女的異同與時人的差異。. 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1 期(吉林：長春師範大學，2011 年 1 月)，頁 50。 16 參見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三集，頁 505-506。 17 參見雷良波、陳陽風、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頁 236。 18 參見王爾敏，〈近代湖南女權思潮先驅〉，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117。 4.

(13) 3.分析王闓運對晚清女子教育的影響與啟示。. 第三節研究方法、步驟與史料本研究屬於歷史研究，係指以嚴謹的方法探究往事19，透過對史料與文獻的蒐集、整理、敘述、詮釋、分析、評價，旨在發現事實、以古鑑今、鑑往知來、 20. 建立個人觀點、賦予歷史新的意義或評價，甚至培養教育之愛。此外，本研究亦採取個案研究法，期望透過對王闓運的個人生活史或某些事件的敘述來說明或探討相對較大的晚清女子教育問題，增強文章的說服力與可讀性。21 本研究具體研究步驟為：初步蒐集史料與專門論著、閱讀史料與文獻、草擬研究題目與大綱、評估題目可行性、草擬研究計畫、整理與考證史料、研讀與分析史料、修改研究計畫、開始撰寫報告、修正報告初稿、完成研究報告。22 本研究所欲採用的史料包括王闓運的日記、年譜、詩文集等，除以馬積高主編、吳容甫點校之《湘綺樓日記》為主要史料外，並以馬積高等人整理出版之《湘綺樓詩文集》，以及王闓運長子王代功述、後人王雲五主編之《清王湘綺先生闓運年譜》為輔助史料。茲將史料內容分別概述如下：一、王闓運所撰《湘綺樓日記》，後由馬積高與吳容甫等人彙編點校成《湘綺樓日記》五卷(岳麓書社1997 年版)，該日記起自同治八年(1869)，終於民國五年(1916)，內容記錄王闓運的日常起居、生涯際遇、講學著述、子女教育、朋友交游等活動，以及其對學術與時事的議論，文句口語平實，甚至帶有不少直白或情緒性的字眼，如：蠢人、頑鈍、竭蹶等，其中，子女教育即佔日記所有內容將近七成，乃是本研究賴以分析之重要史料。二、王闓運所撰《湘綺樓詩集》十八卷與《湘綺樓文集》二十六卷，後由馬積高等人彙編點校成《湘綺樓詩文集》五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收錄王 19. 參見周愚文，〈歷史研究法〉，收入黃光雄、簡茂發主編，《教育研究法》(臺北：師大書苑， 1993)，頁 203。 20 參見周愚文，〈歷史研究法〉，收入黃光雄、簡茂發主編，《教育研究法》，頁 205-206。 21 參見田正平、陳勝，《中國教育早期現代化問題研究—以清末民初鄉村教育衝突考察為中心》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 19。 22 參見周愚文，〈歷史研究法〉，收入黃光雄、簡茂發主編，《教育研究法》，頁 223。 5.

(14) 闓運所撰詩、詞、賦、記、書、啟、論、議、序、頌、箋、銘、傳、祭文、碑文、行狀、墓誌銘、上書、奏疏、箋啟等，其中蘊含許多王闓運的思想與主張。三、王闓運長子王代功所著《湘綺府君年譜》六卷，後由王雲五彙編為《清王湘綺先生闓運年譜》一本，逐年記述王闓運的人生歷程與事蹟，較為全面但亦較為簡略，可與《日記》互相補充參照。此外，周頌喜整理的《王闓運未刊手書冊頁》，內容為王闓運寫給四媳楊庄的二十封書信，其中多有闡述自己思想與主張的內容，亦頗具參考價值。而除了前述史料外，本研究亦將參考今人論著。王闓運的著述，大部分曾收入光緒與宣統年間由衡陽東洲講社彙編刊刻的《湘綺樓全集》，以及民國十二年(1923)由湖南湘潭王氏湘綺樓彙編校刊的《湘綺樓全集》中。前者收錄王闓運的十九種著述，後者收錄二十六種著述，此外，諸如《湘綺樓日記》、《湘綺樓詩集》、《湘綺樓文集》等著述亦曾單行刊刻。《湘綺樓全集》所收錄的詩文與單行刊刻的詩文集，大抵止於光緒與宣統年間 (1908)，之後八年的詩文作品，有些並未付梓，有些散見於報章雜誌，後由馬積高等人彙編點校成《湘綺樓詩文集》五冊時，補入詩詞四百餘首，文章一百餘篇。《湘綺樓日記》於民國十六年(1927)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時尚有十三處缺佚，其中，時段較長的包括同治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至光緒元年六月五日，為時將近兩年；光緒十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光緒十三年四月底，為時約兩年半；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底至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底，為時約兩年四個月，此外，尚有兩處缺佚六至七個月，兩處缺佚二至三個月，其餘則缺佚數日。後由馬積高與吳容甫等人匯編點校成《湘綺樓日記》五卷時，補入光緒十四年五月底至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底的日記佚稿。本研究之所以選用湖南長沙岳麓書社於1996年出版的《湘綺樓詩文集》與1997年出版的《湘綺樓日記》，用意即為補入的詩文與日記佚稿。. 第四節文獻回顧歷來對王闓運的研究大都著重於生平介紹、政治思想、經學成就、文學成就、 6.

(15) 教育事蹟五方面，茲分別敘述如下。生平方面，錢基博於《近百年湖南學風》中簡述王闓運的生平，認為他雖然頗負盛名，但處世不夠圓融，言行舉止過於自負狂妄，招致謗訴，因此評其「名滿天下，謗滿天下。」23王森然亦於《近代二十家評傳》中簡述王闓運的生平，但評論則與錢基博不同，認為王闓運雖然仕途不順，參幕失意，歸隱山林，過著以文史自娛的隱居生活，但其「經世致用，悲天憫人之衷，自弱冠以至耄期無一日而或息者。」24肯定其欲經國濟世的熱忱。研究者認為，錢基博從官場文化與社會發展兩方面評論王闓運待人處世與言行舉止的寸度，王森然從人生價值與社會關懷兩方面肯定王闓運經國濟世的理想抱負，兩人分從不同面向呈現王闓運矛盾的性格與曲折的人生歷程。梁啟超則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術概論》中對王闓運的經學與史學成就做了一番評論。在經學成就方面，梁啟超認為，王闓運雖以治《春秋公羊傳》聞名於時，但尚不足稱道，因此評其「闓運以治《公羊》聞於時，然故文人耳，經學所造甚淺，其所著《公羊箋》尚不逮孔廣森。」25在史學成就方面，梁啟超認為，王闓運為史挾帶過多主觀情緒，時常偏離事實，因此評其「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愛憎顛倒事實。」26然而，梁啟超雖然言詞振振，但卻先入為主地將王闓運視為文人，逕以文人標準評論，所述頗具成見。蕭艾《王湘綺評傳》則詳述王闓運的生平事蹟。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縱橫家，敘述王闓運的家庭背景、教育經歷、理想抱負、幕府際遇、人際交游，同時介紹先秦縱橫家的中心思想，並旁徵博引王闓運的日記與著述佐證，認為王闓運青年時期的游幕經歷即為縱橫家的表現，然而，由於參幕失意，加上功名仕途不順，中年以後遂致力於講學著述。第二章為史學家，敘述王闓運撰寫《湘軍志》與編著方志的事蹟。第三章為經學家，敘述王闓運掌教尊經書院時期的經學著. 23 24 25 26. 參見錢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學風》(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 54。參見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 4。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東方出版社，1996)，頁 69-70。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中華書局，1966)，頁 276。 7.

(16) 述，將其劃歸為常州今文學派，同時介紹中國經學發展史，側重於春秋公羊學的發微。第四章為教育家，敘述王闓運主講思賢講舍與船山書院期間的弟子成就。第五章為文學家，敘述王闓運的詩文造詣。第六章為平民家，敘述王闓運擔任國史館長的經歷，認為袁世凱之所以邀其擔任館長，並非真正看重其經史才能，而是藉由攏絡碩學耆老，以為帝制鋪路。27蕭雅宏認為，此書試圖將王闓運的生平事蹟分從上述六方面蓋棺論定，頗有商榷之慮。28研究者則認為，本書雖對王闓運生平事蹟的敘述與分類有些駁雜與缺失，但分從六方面論述其生平事蹟，使人能夠較全面地認識王闓運。此外，本書亦為近二十年來少數專門分析王闓運其人其事的著作，議題較新，仍具不少參考價值。除了前述專著外，徐一士亦撰有〈王闓運與湘軍志〉、〈王闓運與肅順〉、〈李慈銘與王闓運〉、〈湘綺樓之今昔〉等文，論述王闓運的著述成就與交友情形。政治方面，歷來對王闓運政治相關的研究大致以其帝王之學的政治思想為中心，探討其對時局變遷的看法與政治活動的參與。吳月美《王闓運觀世變》29旨在探討王闓運對晚清中國時局變遷的見證與看法，本書雖對王闓運看待時局變遷的主張與具體作為的探悉不甚深入，但對王闓運人生中的兩大政治事件--祺祥政變與《湘軍志》風波的論述十分詳盡，不僅使人重新看待其政治經歷，亦能從中窺見中國近代化的梗概。吳志鏗〈王闓運的夷務思想—近代中國保守知識份子對 30. 西方衝擊反應的個案研究〉旨在探討王闓運夷務思想的主張與內涵，本文真實呈現王闓運自相矛盾的言論與心境，使人能夠較全面地瞭解王闓運夷務主張的思想脈絡，惟其將王闓運評為僅能稍逞口舌之能的極端保守知識份子有些過於武斷。蕭雅宏《王闓運(1833-1916)的政治思想與活動》31旨在探討王闓運政治思想. 27. 參見蕭艾，《王湘綺評傳》(長沙：岳麓書社，1997)。參見蕭雅宏，《王闓運(1833-1916)的政治思想與活動》(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5)，頁 3。 29 參見吳月美，《王闓運觀世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1981)。 30 參見吳志鏗，〈王闓運的夷務思想—近代中國保守知識份子對西方衝擊反應的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18 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90 年 6 月)，頁 209-230。 31 參見蕭雅宏，《王闓運(1833-1916)的政治思想與活動》。 8 28.

(17) 的淵源與實際應用，本書雖然篇幅較少，但深入探討王闓運由春秋公羊學發展而來的帝王之學的內涵與實踐，同時側重王闓運中晚年後的人際關係與心境轉變，試圖從中釐清王闓運的政治思想與關鍵時期的動向，呈現其較少為人所知的政治面向。經學方面，歷來對王闓運經學相關的研究大致以其春秋公羊學的治經主張為中心，探討其經學內涵與治經特色。馮曉庭〈臺灣地區「王闓運經學」研究現況〉 32. 旨在探討臺灣地區對王闓運經學的研究情形，雖然內容較為簡略，但亦反映臺. 灣學術界對王闓運經學的關注確實很少，然而，王闓運身為晚清春秋公羊學名家，治經兼綜今古文學派，經學成就與影響不容忽視，實有研究分析的價值與必要；此外，許華峰〈馬宗霍的師承與經學史觀—以〈國學摭談〉與《中國經學史》為觀察對象〉雖對王闓運的敘述不多，但亦認為王闓運並非如章太炎與梁啟超所謂「詞人說經」，實為兼綜今古文學派的經學家。33魏怡昱《王闓運春秋學思想研究》34旨在探討王闓運春秋學的理想與內涵，有別於其他將王闓運視為公羊學家的論著，本書將王闓運視為春秋學家，認為其經學主張突破傳注、返回經文，實為晚清今文經學運動中的一環，開創新的解經風氣，使人能對王闓運的經學思想有新的認識。柯混瀚〈王闓運《楚辭釋》的時代意義〉35旨在探討王闓運《楚辭釋》的理念與內涵，本文雖在內容安排上有些駁雜，但亦呈現王闓運以經學注解《楚辭》的新意與思維，並以此對世人將王闓運視為玩世之徒或送字文人的評論提出異議，使人理解王闓運的解讀背後所反映的時代意義與個人色彩。羅章軒《王闓運《尚書箋》研究》36旨在探討王闓運《尚書箋》的治學態度與治經特色，. 32. 參見馮曉庭，〈臺灣地區「王闓運經學」研究現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4 卷：第 1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 3 月)，頁 93-97。 33 參見許華峰，〈馬宗霍的師承與經學史觀—以〈國學摭談〉與《中國經學史》為觀察對象〉，《輔仁國文學報》，第 33 期(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 年 10 月)，頁 10-16。 34 參見魏怡昱，《王闓運春秋學思想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2003)。 35 參見柯混瀚，〈王闓運《楚辭釋》的時代意義〉，《應華學報》，第 11 期(高雄：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文系暨華語教學研究所，2012 年 6 月)，頁 1-19。 36 參見羅章軒，《王闓運《尚書箋》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2016)。 9.

(18) 本書雖在檢視角度上不盡完整，但對王闓運《尚書箋》改經之處與內容特色的敘述十分詳盡，佐證條理分明，實為王闓運經學的研究注入一股活水，亦為後人研究王闓運經學提供不少幫助。文學方面，歷來對王闓運文學相關的研究大致以探討其詩學主張與詩作特色為主。吳明德《王闓運及其詩研究》37旨在探討王闓運的詩論與詩作，本書雖對王闓運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生平事蹟的敘述較為簡略，但對王闓運詩論與詩作的分析詳盡，條理清晰，並對前人批評王闓運作詩擬古之論提出反駁，認為王闓運作詩擬古僅為鎔鑄古人作詩技巧，並非以擬古為作詩宗旨，肯定其在晚清詩壇的成就與地位。謝秀卉〈從《湘綺樓說詩》對「興」義的闡釋重評王闓運「擬古」之 38. 詩學意義〉旨在探討王闓運「擬古」的詩學意義，本文雖在結合西方文學理論時說明稍有不足，但亦反思前人對王闓運詩論與詩作的既有評價，重評王闓運「擬古」的詩學意義，觀點大致與吳明德相同。教育方面，歷來對王闓運教育相關的研究大致以其書院教育為中心，探討其教育特徵與從教經歷。黃應乾〈王闓運掌四川尊經書院前後〉39旨在探討王闓運掌教尊經書院的前後歷程與影響，本文雖較像是軼聞紀錄，但亦使人瞭解王闓運掌教尊經書院前後的各種人事經歷，十分具有故事性。李赫亞《王闓運與晚清書院教育》40旨在探討王闓運書院教育的特徵與經歷，本書雖對王闓運生平事蹟的敘述較為簡略，但對王闓運書院教育的分析詳盡、條理清晰、內容銜接完整，並提出前人未有之觀點，較完整地凸顯王闓運在晚清書院教育發展中且近且退與徘徊猶豫的真實面貌，以及中國教育由傳統過渡到近代的一段軌跡。綜觀歷來對王闓運的研究，幾無專門探討王闓運對女子教育的主張與實踐，李赫亞《王闓運與晚清書院教育》中雖有提及王闓運重視女學，但僅有二頁的篇. 37. 參見吳明德，《王闓運及其詩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07)。參見謝秀卉，〈從《湘綺樓說詩》對「興」義的闡釋重評王闓運「擬古」之詩學意義〉，《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12 年 9 月)，頁 263-296。 39 參見黃應乾，〈王闓運掌四川尊經書院前後〉，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頁 694-703。 40 參見李赫亞，《王闓運與晚清書院教育》。 10 38.

(19) 幅。然而，王闓運身為晚清保守知識份子，對女子教育卻抱持相對開放與支持的態度，其女子教育思想與實踐在晚清時局變遷中呈現何種互動與面貌，實為值得探討研究的課題。. 第五節研究限制本研究的限制主要有三，分述如後。首先，在研究對象方面，雖然王闓運出生時家境貧寒，但其祖父王之駿曾為縣學生員，父親王士璠亦曾為儒學子弟，叔父王步州則開館授徒，祖母戴氏、母親蔡氏、元配蔡氏皆出身官宦與書香世家，甚至長妾莫氏亦通曉詩書，41加上其日後考取舉人功名，擁有所謂的正途出身，42 因此，王闓運無論在身份地位或教育程度上皆與平民百姓大不相同，其所撰之日記與詩文僅能反映知識份子家庭的女子教育發展，較無法反映一般平民家庭的女子教育情形。此外，晚清女子教育主要分為保守與開放兩派，其女子教育思想與實踐亦僅能呈現晚清女子教育變革的其中一條支線，全面性尚有不足。其次，在史料方面，雖然本研究所採用的史料大都保存完整，並由後人彙編點校，補入佚稿，但仍間有缺失，多少影響分析的完整性。而除了王闓運的著述外，關於其教育子女與其子女日後發展的紀錄甚少，蒐集不易，加上日記類的史料記載較為零碎，亦造成分析上的侷限。復次，在前人研究方面，誠如前述，由於歷來對王闓運的研究大都著重於生平介紹、政治思想、經學成就、文學成就、教育事蹟等方面，較少專門探討王闓運對女子教育的主張與實踐，今人論著中雖有提及王闓運對女學的重視，但僅一至二頁的篇幅，因此，本研究較缺乏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參考。. 41 42. 參見王代功述、王雲五主編，《清王湘綺先生闓運年譜》，頁 3-10。參見王代功述、王雲五主編，《清王湘綺先生闓運年譜》，頁 30。 11.

(20) 12.

(21) 第二章時代背景概述第一節晚清變局王闓運所處的晚清至民國初年，正是中西交會與新舊雜陳的時代，這段期間的歷史對過去以天朝自居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場創痛的蛻變。朝政紊亂使得各種內亂迭起，歷經工業革命洗禮後的西方各國又挾帶各種船堅砲利來到中國，不僅強行打開中國對世界的大門，也驟然將中國捲入近代資本主義與殖民文化的世界洪流之中。身處這個時代的人們在歷經各種文化衝突與新舊掙扎後，終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慨歎聲中，接受必須借重西方文化徹底改變的事實。王闓運作為晚清一介名儒，其一生不僅受到當時時代的浸染，其所思所為也必然對這個動盪的時代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1 在經歷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繁榮盛世後，清廷的統治逐漸出現衰敗的徵兆。嘉慶年間，除了白蓮教起事達到高峰外，東南海寇復侵擾閩浙，猖獗一時，不到兩年，又有白蓮教餘支所發起的天理教之變，以及白蓮教與天地會黨人所發起的零星事變，各種社會矛盾悄然滋長，預示著「日中則昃」的危局。2然而，誠如梁啟超所言：「今有大廈，更經千歲，……，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 3. 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也。」統治階級的輕忽與漠不關心，終使中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與西方國家的工業文明正面交鋒。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朝廷雖曾多次諭令封疆大吏率軍禦戰，但仍難以挽回頹勢，在屢經敗北的情況下，中國不得不與英方議和，簽訂了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4其中，除了約定賠款與永久割讓香港外，最重要的要屬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 1. 參見李赫亞，《王闓運與晚清書院教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頁 14。參見蕭一山，《清代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5)，頁 88-89。 3 參見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上卷，頁 9。 4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頁 392。 13 2.

(22) 稅。5此後，西方各國仗著條約保護的合法性紛至沓來，擬援照英例與中國締結通商條約，中國逐漸喪失主權，淪為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國家，數千年來以天朝自居的心理與歷代閉關鎖國的政策不得不幡然改圖，當時有士人賦詩記事云：「海外方求戰，朝端竟議和。將軍伊里布，宰相穆彰阿。」6可見其對朝廷逐漸積弱不振的諷刺。鴉片戰爭後，不絕如縷的外患不僅使朝廷疲於應付，歷次戰爭所需的經費與賠款更使人民不堪負荷，日益強烈的憤恨情緒逐漸醞釀為一觸即發的反動勢力。早自道光二年(1822)起，中國內部即已開始發生一些大大小小的變亂，雖皆連續敉平，但已透露政局不穩的端倪，有識之士已知禍亂將至。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爆發，洪秀全以男女平權、解放纏足、耕者有其田等「人間天國」的理念，鼓勵男女共同參與推翻滿清的革命與生產，7一時之間，各省豪俠富紳聞風響應，許多衣食無著的農民也毅然隨其走上反清之途，戰事蔓延半壁江山，朝廷幾乎無力應付。8為了撲滅聲勢迅猛的太平天國，朝廷遂借助西方兵力聯手鎮壓，9加上曾國藩訓練湖南湘軍有成，使清軍勢力大振，終於同治四年(1864) 平定太平天國。然而，此時的中國尚須面對連綿不絕的外患。咸豐六年(1856)，廣州發生亞羅號事件，英國使節巴夏禮認為廣東水師擅自逮捕船員，並扯落英國國旗，有損英國的權利與榮譽，要求廣州當局賠禮道歉，並立即釋放被捕船員，否則將訴諸武力，但兩廣總督葉名琛態度強硬，只答應釋放被捕船員，使英國極度不滿，遂約法、俄、美諸國聯合出兵。10另一方面，咸豐七年(1857)，廣西發生教案，法國神父遭地方官員逮捕處死，法國因此決定與英國聯合出兵，第一次英法聯軍爆發，後由朝廷派遣大學士桂良與吏部尚書花沙納前往議和，簽訂《天. 5.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392。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394。 7 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187-188。 8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09。 9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33。 10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15。 6. 14.

(23) 津條約》。11其中，除了例行賠款、修改稅則、允許傳教外，更增開牛莊、登洲、潮州、瓊州、臺灣等通商口岸，並准其選擇三口作為出運貨物往來區域。12咸豐八年(1858)，英法兩國前往北京換約時，在大沽口與籌辦防務的僧格林沁發生衝突，幾度交戰後，由於雙方對駐軍北京的問題爭執不下，談判破裂。13咸豐十年 (1860)，第二次英法聯軍爆發，聯軍攻佔北京，焚毀圓明園，京師陷入一片戰火，後由恭親王奕訢請俄國使節居間調停，雙方議和，簽訂《北京條約》，戰事乃罷。 14. 其中，除了增額賠款、加開商港、割讓九龍外，更增加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 國待遇、允許英法兩國傳教士進入內地傳教等。15此後，西方各國得以長驅直入中國腹地，中國的國家主權更加式微，人民的生活亦受到更多束縛與壓迫。歷經太平天國與兩次英法聯軍後，中國的政局與國力已是岌岌可危，然而，朝廷雖對有功諸臣予以封賞，但卻沒有徹底解決根本的政治問題，仍然循例苟求息事寧人，以致細故釀成巨變，亂源亦乘間隙屢發。同治年間，面對內外交迫的晚清時局，許多正途出身的士人開始研究西方事務，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富強策略，朝廷重臣李鴻章更發起一系列的洋務運動，為當時積弱不振的中國帶來一段短暫的中興與和平時期。諸如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文館、廣方言館、譯書局、江南機器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礦物局、西洋砲局、電報局、織布局，開辦船政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發展現代國防、船政、交通，派遣留學生赴歐美各國學習機械製造與輪船駕駛，建立北洋海軍等，皆為日後中國的改革與近代化過程鋪下承先啟後的道路。16此外，諸如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文祥、僧格林沁、多隆阿、楊岳斌、彭玉麟等人，無論是平定內亂、維持國際關係，還是響應洋務運動，亦為當時積弱不振的中國注入一股活水。然而，他們大力推展的現代防務與建設，卻因朝廷的輕忽與擠壓，難以從根本上挽救衰. 11 12 13 14 15 16.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15。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16。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16。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17。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17-418。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13-214。 15.

(24) 敗的朝局。加上光緒年間俄國侵占伊犁，日本藉口保民義舉出兵臺灣，法國更乘中法戰爭之機佔領澎湖與基隆，後雖次第收復，並將新疆與臺灣改建行省，推動兩省建設，但簽訂《伊犁條約》、《北京專約》、《中法新約》所付的賠款與割地代價，已使中國舉步維艱。17以北洋海軍來說，其於成立之初雖曾盛極一時，但自光緒十四年(1888)起，軍事預算遭到縮減，不僅兩年內未購置海軍軍械，此後亦未新增與更換砲艦，不少戰艦已逐漸老舊，無論航速與射程皆大不如前，終於光緒二十年(1894)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受到重創，艦隊全數覆沒。18 甲午戰敗，無疑標誌著歷時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朝廷後派李鴻章赴日簽訂《馬關條約》，除了鉅額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臺灣、澎湖與遼東半島等地外，更向日本開放多個內陸港口城市，允許日人在中國自由居住營業，並免去日本貨物在中國的內地稅，中國再次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19許多有識之士遂有幡然改革之意，時人論曰：「時事之棘，于今烈矣！自中東一役，吾華人士，稍稍知苟安之不可狃，而自強之不可遲也。」20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必須跟上軍事革新的腳步，以舊制度辦新國防，是導致洋務運動失敗的主因之一，因此，他們提倡時務論，主張變法救國，中國的自強運動至此邁入新的階段，康有為與梁啟超便是此時期的兩大代表人物。21 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與梁啟超連署一千多人上呈萬言書，主張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是為公車上書，此議雖未獲得當時朝廷採納，但卻形成人民問政的風氣。22康有為在民間創辦《中外公報》提倡新學，並創強學會主張變法自強，張之洞與陳寶箴則於江南湖廣一帶倡行新政，黃遵憲又引梁啟超主持湖南時務學堂講習與上海《時務報》，宣傳維新變法。此外，許多不同的議政團體亦如雨後春筍般產生，一時之間，維新風氣遍佈南北，為之後的戊戌變法醞釀 17.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47-449。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63。 19 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65。 20 參見湯志鈞、陳祖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頁 101。 21 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71。 22 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74。 16 18.

(25) 了民間基礎。23光緒二十三年(1897)，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進佔膠州灣，各國紛紛跟進，康有為見此瓜分之禍日亟，除了創立保國會大事宣講民族自覺與維新運動的重要性外，並上七書予光緒皇帝。24光緒二十四年(1898)，皇帝召見康有為籌議變法，同年下詔定國是，任命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行走，梁啟超辦理譯書局事務，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則為軍機章京，總理軍機事務，共同推行新政。其中，教育改革為其最重視之處，重要措施包括設立京師大學堂，各省設立高等學堂、府設中學堂、州縣設小學堂，並將所有書院、祠廟、社學、義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文化的新式學堂，同時廢除八股取士，改試時務策論，鼓勵私人辦學，並設翻譯、醫學、商業、農業、茶務、蠶桑、礦業、鐵路等專業速成學堂，以便培育新學人才，此外，尚有調整行政組織、裁汰冗官冗員、改訂稅制法律、設立農工商總局、軍營改以新法操演等政治經濟方面的新政。25然而，隨著新政越發「雷厲風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官員就越覺得受到威脅，加上康梁二人主張「改元易服、南巡遷都」，甚至曾有廢除慈禧之議，終使慈禧斷然發動政變，除了京師大學堂外，其餘新政一律廢止，並逮捕參與維新變法的相關人士，康梁二人分別逃往英國與日本，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則被捕處死，是為戊戌六君子，其餘內外大臣亦皆罷黜獲罪，26風起雲湧的維新變法因此戛然而止。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為了排除異己、鞏固政權，遂有廢立皇帝之意，除了將皇帝軟禁於瀛臺，對外聲稱皇帝病重外，更與載漪等人籌議立嗣之事。然而，各省封疆大吏不從，外國公使亦有違言，中外輿論皆不滿此議，廢立一事作罷，慈禧因此對中外阻撓廢立的埋怨日益加深，終致釀成無法收拾的變亂。27光緒二十六年(1900)，原在山東北部傳習的義和拳，受到巡撫鼓動，以「扶清滅洋」為號召，四處焚毀教堂，劫掠西人教民，勢力蔓延至河北直隸，當時民間仇洋仇教 23 24 25 26 27. 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74-275。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75。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75-276。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50。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50。 17.

(26) 的情緒十分激憤，各省教案頻傳，慈禧與載漪等人聽聞義和拳「扶清滅洋」的事蹟後，認為「數十萬義兵，不期而集，神祇感格，人人忠憤」，遂引其入京，美其名曰義和團，任其焚毀鐵路電線，搗毀洋房教堂，甚至殺害一名日本書記與德國公使。28各國使館紛紛集兵自衛，並聯牘向總理衙門抗議。然而，慈禧與載漪等人反而更加崇信義和團，經過四次御前會議，儘管皇帝痛哭流涕，各方大臣與封疆大吏屢疏諫止，慈禧仍決議從載漪的主張，下詔向各國宣戰。29然而，義和團不僅始終未能攻破使館，八國聯軍更早已佔領大沽，攻破天津，除了幾個封疆大吏管轄的區域因不奉亂命而未受影響外，義和團終為聯軍擊潰。30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與慶親王奕劻擔任全權議和大臣，與各國簽訂《辛丑和約》，其中，除了鉅額賠款、懲辦禍首、遣使謝罪外，更允許各國擴大使館的界線，規定中國人不得居住其間，並拆毀天津城垣與大沽砲臺，各國並得自北京至山海關的鐵路沿線駐兵。31此後，中國的國防與財政更加吃緊，國家主權損失更甚，人民逐漸產生崇洋媚外的心理，朝廷終於意識到必須與時俱進，方能維持政權穩固，遂開始仿效各國制度。戊戌變法時，維新派人士首重教育改革，有鑑於此，朝廷亦由教育改革始。除了派遣使臣赴日、德、法、英、美等國考察教育制度外，光緒二十八年(1902)，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欽定學堂章程》(又稱壬寅學制)，包括京師大學堂、考選入學、高等學堂、中等學堂、初等學堂、蒙養學堂六部份，將教育階段分為三段七級，雖為中國近代頒布的第一個新式教育學制，但並未實行。32光緒二十九年 (1904)，張百熙會同榮慶、張之洞、孫家鼐等人修正前制，釐訂《奏定學堂章程》 (又稱癸卯學制)，納入師範教育與實業教育，新增學務綱要、各級學堂管理通則、任用教員章程、譯學館與進士館章程等，仍將教育階段分為三段七級。33光緒三. 28 29 30 31 32 33. 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79-280。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80。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80-281。參見蕭一山，《清代史》，頁 281。參見陳青之，《中國教育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586。參見朱有瓛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第二輯，上冊， 18.

(27) 十一年(1905)，學部正式成立，雖曾數度修訂癸卯學制，但此學制自頒行後，大致沿用至清末，成為中國近代正式實行的第一個新式教育學制。34 政治方面，光緒三十年(1904)日俄戰爭後，外侮日亟，雖然中國並未參戰，但東北悉讓於日，蒙回見逼於俄，西藏受制於英，各藩屬國亦逐漸喪失，有識之士已知君主專制並非長久維持國家發展之道，遂有君主立憲之議，各省封疆大吏亦表認同，朝廷乃遣使臣出國考察，光緒三十二年(1906)，下詔預備立憲，35「亟議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甚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 36. 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光緒三十三年(1907)，朝廷下詔各省督府實行預備立憲，光緒三十四年(1908)，先後設立會議政務處、憲政籌辦處、考察政治館、憲政編查館，又於京師設立資政院，各省設立諮議局，並下詔九年籌備立憲。37慈禧本極欲專制，處處阻滯新政，但由於內外輿論交迫，為了安撫民心、鞏固政權，因此下詔實行君主立憲，但對立憲並無具體規劃，所謂預備與籌辦，其實只是為了拖延實行君主立憲的時間。38人民意識到朝廷仍舊固守專制政體，立憲運動有名無實，雖至宣統年間改組內閣，但親貴如故，時人謂之皇族內閣，各省軍民遂轉而響應激烈的國民革命運動，要求朝廷改革政體，朝廷雖立即取消前組內閣、解開黨禁、頒佈憲法信條，同時派兵征剿各地起義，但大勢已去，宣統三年(1912)，辛亥革命爆發，全國響應，清室退位，結束長達兩百餘年的統治。 39. 雖然民國初期，共和政體尚未完全名實相符，國家發展依然步履蹣跚，但中國. 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制度終於正式宣告終結。40. 頁 78-79。 34 參見劉真，《教育行政》(臺北：正中書局，1950)，頁 94。 35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55-456。 36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56。 37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56-457。 38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57。 39 參見金兆豐，《清史大綱》，頁 490-491。 40 參見李赫亞，《王闓運與晚清書院教育》，頁 18。 19.

(28) 整體而言，晚清變局與西學傳入密切相關。西學雖自明末清初時即開始傳入中國，然而，由於雍正年間頒布禁教、防夷、閉關等政令，西學傳入一度中斷。鴉片戰爭後，諸如林則徐、魏源、徐繼畲等人開始關注與介紹西學，西學傳入雖漸具規模，但影響仍舊不大。直至同光年間，隨著李鴻章興辦一系列的洋務運動，西學對中國的影響力才開始與日俱增，然而，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原則下，此時期的西學傳入主要是在器物層面應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即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甲午戰爭後，隨著維新派人士的大力提倡，西學傳入的管道更加多元，諸如公開演講、報紙宣傳、學堂講習等，皆使西學的傳入規模不斷擴大，內容亦越發豐富，有識之士更加關注西方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科學等制度的考察與引進，使中國傳統思想在受到強烈衝擊的同時，亦能融合新的文化要素。庚子拳亂後，許多知識份子開始以西方各種觀念的角度來思考晚清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倫理綱常逐漸淡化，直至清室退位，民國肇興，西方資本主義中的民主平等思想與進化論對中國的影響已是十分顯著。除了政治制度的變遷外，晚清的社會與文化結構亦發生一系列的變化，呈現新舊雜陳與豐富多元的面貌。鴉片戰爭前，中國仍是傳統儒家的社會。鴉片戰爭後，隨著西學不斷擴展與加深的傳入規模，諸如思想、禮法、倫理綱常、價值觀念等傳統學術的內容與體系亦隨之發生變革，並在各種衝突與摩擦的過程中不斷磨合，進而逐步走向近代化。此種變遷既使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結構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化，必然也對生活在其中，受到傳統禮教長期束縛的晚清女子產生重要且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女子教育的發展與變革清代的女子教育大抵承襲明代，並有逐漸嚴格與不理性的趨勢。在傳統禮教與父權社會的制約下，女子受到的束縛與壓迫日益沉重，陳東原曾言：「清代兩百餘年的婦女生活，是取此前兩千餘年的婦女生活，倒而繅演之，如登刀山，愈 20.

(29) 登而刀愈尖；如掃落葉，愈掃而堆愈厚。中國婦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極』了！『蔑以加矣』了！不能不回頭了。」41此語生動體現清代女子的掙扎與屈辱。及至晚清，隨著西學傳入，帶來許多現代科技與思潮，中國傳統思想受到強烈衝擊，諸如三從四德、解放纏足、婚姻自主、知識教育等議題也不斷衝擊傳統女子教育，女性地位開始受到重視，女子教育逐漸展開一系列的變革。. 壹、清代前期女子教育的概況清代前期，中國社會持續走向傳統儒學的深淵，此時期的女子教育亦在固有的四德基礎上，更為政權、父權、夫權、族權所限制，逐漸走向教條化與制度化。 42. 不僅許多女教書提倡女子所應遵守的三從四德，民間更透過宗族規範與戲曲演. 出來約束女子的言行舉止。以宗族規範而言，其主要是透過宗族自行訂定各種家範、家規、家禮、族約等家法來規範宗族內的女子，旨在使女子通曉各種禮法，無論未嫁、出嫁、嫁入宗族的女子，言行舉止皆不致失當，如著名的《鄭氏規範》即載：「娶婦三日，婦則見於祠堂，男則拜於中堂，行受家規之禮。……。諸婦初來，何可便責以吾家之禮，限半年皆要通曉家規大意，或有不教者，罰其失。」 43. 以戲曲演出而言，其雖作為民間主要的娛樂項目與社會教化的輔助手段，但因. 其對女子亦頗具吸引力，不少傳統儒家學者因此建議禁止女子觀賞戲曲，然而，也有人認為，若能掌握戲曲的表演內容，就能使戲曲發揮最大的社會教化功能，清代各地逐漸增加的節婦烈女，或許就是受到當時民間許多巡迴演出的戲曲內容的影響。此外，當時政府大力褒獎寡婦守節，賜以貞節牌坊表揚；44時人崇尚皮膚白皙、眉目端正、手嫩指尖、三寸金蓮等對女子嚴格且不合理的審美標準，帶起娼妓興盛的風氣；45民間更流傳許多惡婦遭到報應的故事，甚至發生當眾羞辱. 41. 參見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7)，頁 221。參見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頁 135。 43 參見元‧鄭太和，《鄭氏規範》(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6。 44 參見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35。 45 參見雷良波、陳陽風、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 (武漢：武漢出版社， 1993)，頁 165-169。 21 42.

(30) 不守貞節的女子的情形，凡此皆顯示當時女子教育對女子的各種束縛與壓迫，女子幾乎沒有自主與喘息的餘地。除了基本的三從四德外，清代前期的女子教育尚重貞節觀與才德觀的教化。以貞節觀而言，隨著傳統禮教日趨嚴苛，貞節觀亦逐漸成為民間普遍的風俗迷信，不僅將夫死守節視為理所當然，就連未婚夫死，女子亦須為其盡節，在室女子則須和室守志，若是偶為男子調戲，便會被認為是玷汙貞節，甚至應當尋死，以全節義。46此種導向使貞節成為廣大女子的第一生命，不僅許多女教書收錄女子守節盡志的故事，民間亦透過政府褒獎、地方佈告、勸誡故事等方式宣傳女子所應遵守的貞節觀。47 政府褒獎主要藉由旌表終生嚴守貞節的女子，宣傳所欲倡導的女子言行與價值觀的標準，賦予貞節觀合理性與正當性，《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即載：「孝女以父母未有子姪，終身不嫁，照孝子一例旌表。」48《清史‧列女傳上》亦載：「禮部掌旌格孝婦、孝女、烈婦、烈女、守節、殉節、未婚守節，歲會而上，都數千人。」49足見其影響之深廣。地方佈告主要是由地方官府或鄉里仕紳，以條約規定的方式，公佈貞節觀的內容與獎懲，進而使女子的言行舉止合於標準，清人余治所輯《得一錄》〈宣講鄉約新訂條規〉即載：一約正每到一鄉，先訪問該鄉利弊，與同人議立禁約，次訪地方孝子、悌弟、貞女、節婦事實送總局，以便匯齊請旌。……。一鄉約局門首，署鄉約總局匾額，旁用簽貼大字。書本局奉憲採訪孝子、悌弟、貞女、節婦事實，另一行書本局奉憲收毀淫書淫畫，吊銷板片，酌量給價。另立一碑，奉憲永禁花鼓攤簧演戲，並禁誨盜誨淫等戲。如違，立提嚴辦，遏邪扶正，允宜實力奉行。50. 此外，陝西省亦有村民相約，規定孀婦再醮必須按禮繳納各種規費，否則成婚時將有村民喧嘩阻撓，以致不能成禮，足見其所形成的強大輿論壓力與政令宣傳難 46 47 48 49 50. 參見雷良波、陳陽風、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71-172。參見雷良波、陳陽風、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73-174。參見《欽定大清會典則例》，轉引自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49。參見《清史‧列女傳上》，轉引自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49。參見余治，《得一錄》，轉引自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48。 22.

(31) 以達到的約束效果。以才德觀而言，女子教育逐漸重德勝於重才，才德比例逐漸失衡的結果，終於發展成「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才德觀。此語最早見於明末清初由王相編纂的《女四書》中，此書收錄其母生前編撰的《女範捷錄》，其中，〈才德篇〉云：「男子有德便是才，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殊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正邪之辨也。夫德以達才，才以成德，故女子之有德者，固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貴乎有德。」51王相並於其後註解，認為女子教育應以德為重，以才為輕，但非完全棄才不顧，因此，此語後來既有以王相註解為主的「尚德不尚才」之意，亦有民間普遍認為「女子無須有才」之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的女子文學教育頗為興盛，其中尤以詩詞為最，陳東原曾言：「清代學術之盛，為前此所未有，婦女也得沾餘澤。文學之盛，為前此所未有。」52這些受過文學教育的女子，無論是組織聚會、出遊、交換詩作的女性社團，還是擔任職業的女塾師，皆為傳統女子教育增添不少豐富的色彩，尤以江南地區的才女最為著名。美籍學者高彥頤曾對明清時期的女塾師進行深入的研究，這些女塾師大都出身傳統的文人家庭，接受良好的知識教育，藉由教授儒家經典、詩詞創作、藝術繪畫謀生，對象通常是高官或貴族人家的女兒或妾，很少是妻，主題通常是詩歌創作，但有時也可能只是基礎的識字與繪畫。53除了文學教育外，此時期的女子藝術教育亦頗有成果，舉凡書法、繪畫、戲曲、音樂，不少女子都能在此習得一技之長。這些詩詞技藝滿身的女子，不僅與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才德觀相違背，更因此引起許多傳統儒家學者的不安，袁枚與章學誠即為此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袁枚提倡以「性靈」為主的女學，認為教育不應男女有別，反對禮教對女子的種種限制與戒律，鼓勵女子接受知識教育，勇於表達內心情感，不僅公開招收. 51. 參見劉氏，《女範捷錄》，收入王相，《女四書》，轉引自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35。 52 參見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 257。 53 參見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135。 23.

(32) 女弟子，更將女弟子的詩作編集印行，其女弟子的詩作內容大都以抒發女子的痛苦生活為主，反映女子對幸福美滿生活的追求，可謂勇於挑戰傳統女子教育的理念框架。54章學誠對此大為反對，認為女子一旦有才，言行舉止便會不加節制，進而造成禮教崩壞的嚴重後果，因此，其不僅抨擊那些鼓勵女子學詩作文的文人士子，更倡導以「德、言、容、功」四德教育為宗旨的傳統女學，強調女子惟須「酒食是議」，無須讀書識字，其於《婦學》中云：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為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焉，最重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不得有聞也。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為本，舍其本業，而妄托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 55. 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 由此可知，章學誠對女子教育的才德觀主要是以德代才，女子若是德行不修，即使擁有出眾的文學才華亦是枉然，何況女子本就不宜學習詩詞文章，「徵刻詩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56 除了章學誠外，清代前期，許多傳統儒家學者亦皆大力倡導此種保守的才德觀。陸世儀認為「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57李仲麟提出「子弟欲上知千古，下明當世，然後胸中有所得；婦女則不然，除勤儉和順、女紅、中饋之外，不必另有學識。」58藍鼎元認為「夫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為學之日，故能. 54. 參見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36。參見章學誠，《婦學》，收入《史通通釋‧文史通義》(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 年影印版)，頁 124。 56 參見章學誠，《丁巳札記》，轉引自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36。 57 參見陸世儀，《思辨錄》，轉引自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37。 58 參見李仲麟，《增訂願體集》，轉引自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37。 24 55.

(33) 出入經史，淹貫百家；女子入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家事，百務交責，非得專經，未易殫究。」59其並撰寫《女學》詳述女子教育的四德內容，其中尤重婦德，強調婦言、婦容、婦功皆須以婦德為基礎，若是婦德不修，餘亦偏廢，更談不上其他才華。60陳宏謀先是提出「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61的看法，認為當時許多人不重視女子教育的內容與方法，「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以體恤，及其長也，為了教針黹，備妝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宜與否，則鮮有及焉矣。是視女子不必教，皆有固然者。」62然而，傳統女子教育著重德行的養成，而非僅止於針黹妝奩，「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裘集成編，事取 63. 其平易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顯，蓋欲世人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他的看法除了希望能使女子更全面且系統性地學習德行外，亦使傳統女子教育理念的傳播更加深遠與普及。整體而言，此時期的女子教育仍舊充滿濃厚的傳統儒家氣息，不僅嚴格要求女子守節盡志，亦以三從四德將女子拒於接受知識教育的大門外。當時雖有一些貴族或官宦世家要求女子知書識理，亦有袁枚、李汝珍、俞正燮等人為女子發聲，反對三從四德與節婦烈女對女子的束縛與限制，鼓勵女子接受知識教育，但仍不敵當時普遍保守的社會風氣與價值觀念。加上諸如章學誠、藍鼎元、陳宏謀等傳統儒家學者編纂、增補、改寫各種女教書與通俗讀物，倡導女子所應遵守的三從. 59. 參見藍鼎元，〈女學自序〉，收入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中冊，頁 344。 60 〈女學自序〉即云：「婦以德為主，故述婦德獨詳。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繼以和叔妹、睦娣姒；在家則有事父母、事史嫂；為嫡則有去姑；處約則有安貧，富貴則有儉，可常可變則有若敬身、若重義、若守節、若復仇；為人母則有教子，為人繼母則有慈愛前子；為人上則有待下；巫祝尼媪之宜絕則有若修正辟邪，而以其餘者為通論，此則婦德一篇之大概也。婦言不貴多，要於當，則有若諫夫、若以訓子、若幾諫、若守禮、若賢智、若免禍。婦容貴端庄敬一，婉娩因時，則有若事親之容、敬夫之容、起居、妊子、居表、避亂之容。婦工先蠶績，次中饋，為奉養，為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參見藍鼎元，〈女學自序〉，收入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中冊，頁 345。 61 參見陳宏謀，〈教女遺規序〉，收入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中冊，頁 402。 62 參見陳宏謀，〈教女遺規序〉，收入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中冊，頁 402。 63 參見陳宏謀，〈教女遺規序〉，收入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中冊，頁 402。 25.

(34) 四德與禮教規範，使這些同情女子的新聲如同曇花一現般，不久便逐漸為人淡忘。. 貳、清代中期女子教育的轉型早自明末清初時即有西方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帶來各種西方文化，然而，此時期的西學傳入規模不大，雍正年間甚至一度中斷，因此影響程度有限，其對女子教育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隨著鴉片戰爭爆發，資本主義傳入中國，其所倡導「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男女平等」等學說，不僅促進知識份子的改革，受到傳統禮教長期束縛與限制的女子亦開始覺醒，女子逐漸由家庭走向社會，並接連發起各種婦女解放運動，為女子教育開啟新的局面。. 一、教會女子學校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開始大量湧入中國，藉由傳教、辦報、辦學、翻譯書籍等方式，逐漸改變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與人民的生活型態，其中亦有不少傳教士致力於改善中國傳統的女子教育，創辦中國第一批教會女子學校，奠定女子教育轉型的基礎。然而，由於男女平等的觀念與中國傳統禮教思想相互矛盾，因此，教會女校在開辦初期阻力重重，富貴人家大都不願將自家女子送入學校，學生大都來自貧苦人家或信仰基督教的家庭，近人楊清即於《中國基督教百年史》中描述教會女校開辦初期的艱難情形：學生入學的既不多，而中途退學的還不少，女校尤其如此。例如 1850 年在廣州的一所學堂，開學時只有三個學生，不久其中兩名因受社會輿論壓迫，終而退了學。同年同地開設的一所女子寄宿學堂，開學那天，凡報了名的女生，都不敢入學，後來動員邀請來了幾個，不久又都退學。由此可見，傳教會開始興辦新學時，是何其煞費心機，艱阻殊多。64. 由此反映教會女校創立之初所面臨的招生困難與社會壓力。教會最初在中國創辦女校的目的主要在於傳教，之後則是為了進一步培養傳 64. 參見楊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頁 557。 26.

(35) 教人才與宗教領袖，期能藉此改變中國傳統的信仰文化，與其他教會學校並無太大差異。教會女校起初多為小學性質，之後逐漸向中學發展。道光二十四年 (1844)，中國第一所教會女校在寧波成立，但在當時排斥甚至仇視西方文化的社會氛圍下，許多詆毀學校的謠言四起，諸如誘騙女孩、挖其眼睛、煉製藥水、製造鴉片的傳言不脛而走，人民皆視教會女校為不祥之地，對接受學校教育的女子亦懷有敵意，認為她們數典忘祖，應當避而遠之。65同治三年(1864)，美國基督教公理會的裨治文夫人(Eliza Jane Bridgman)在北京創設貝滿女塾，招收貧苦人家或於街頭乞討的女孩，光緒二十一年(1895)，該校開設四年制的女子中學。66此後，教會漸有直接開辦女子中學的趨勢，不再由小學起步，清末更有教會女子大學的設立，足見教會女校在中國的發展與突破。教會女校的課程雖會因其所屬教會組織的不同而略有區別，但教學語言多為外語，有些學校甚至連中國地理與中國歷史亦用外語講授，教科書則由主辦該校的教會提供，多為與其母國同等程度的學校教材。67早期教會女校設置英語課程的現象並不普遍，許多學校不是用自己國家的母語授課，就是中文外語並進，僅有少數學校，如鎮江女塾，將英語設為貫穿始終的必修課程，直至清末，英語才逐漸受到重視。68宗教則為教會女校所有課程中最受重視的必修課程，不僅每年開設聖經或聖道等宗教課程，更規定宗教課程不及格者必須開除學籍。此外，各個教會女校每個禮拜天皆須上教堂做禮拜，甚至還有早晚禮拜、奮興會、佈道會、靈修、宗教活動週等活動，69足見宗教在教會女校課程中所佔的重要地位。除了語言和宗教課程外，教會女校亦有豐富的西學內容，如數學、哲學、歷史、地理、生物、人體解剖、生理衛生、基礎科學等，幾乎涵蓋中小學階段的所有課程。但亦教授中學，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詩經》、《左傳》、四書五經. 65 66 67 68 69. 參見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80。參見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83。參見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82。參見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83。參見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頁 182。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