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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 錢穆，《師友雜憶》，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第 51 冊，《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163。 2 錢穆，《師友雜憶》，《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34。 3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撰，〈出版說明〉，《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2。 4 錢穆口述，胡美琦、何澤恆、張蓓蓓整理，《經學大要》，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2 冊，《講堂遺錄》，頁 267。 5 錢穆口述，胡美琦、何澤恆、張蓓蓓整理，《經學大要》，頁 267。一、
1930年：大學經學課程終結的年
代？
錢穆（1895-1990）晚年在《師友雜憶》一書中曾提 到過一件關係現代大學中的經學教育至鉅的事情，其云： 余撰〈劉向歆父子年譜〉，及去燕大，知故都 各大學本都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 諸課，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 經學課遂多在秋後停開。 1 據錢先生此書自序，他起稿這本帶有回憶錄性質的 書係始於 1977 年冬，直至 1982 年的雙十節全書方竣成， 前後一共歷時五年，完成時他年已八十四歲了。2 有鑑於 此書係錢先生垂暮之年所作，故《錢賓四先生全集》編 輯委員會在為該書所撰之〈出版說明〉中便提醒讀者， 錢先生在撰寫此書時，一方面因其「雙目已失明不見 字，凡所載錄，全憑老年記憶所及」，另一方面又受限於 當時海峽兩岸的客觀情勢，「通訊不便，遇有疑慮，無從 查訊」，因而書中「所記若干細節，或與事實不免稍有出 入」。編委會做的補救措施便是：「遇有先生誤憶之處， 則另加附注說明。」3不過在《全集》版中的《師友雜憶》 並沒有為這則回憶加附注補充說明，或許編委會並不認 為這則敘述與事實有所出入。 其實，錢先生對此事件的印象是極強烈且深刻的， 他不但書之於筆墨，在《師友雜憶》中敘及此事；甚至 口宣於講堂，在 1974 年 9 月至翌年暑假的學年中，他在 為當時仍為中國文化學院（今已改制為中國文化大學） 的研究生所開之「經學大要」課堂中，便曾屢致其意， 如在〈第一講〉中，他說道： ……那時北大、清華、燕大、輔仁、師大等 各大學，都有經學課程，都照康有為的講法， 說今文經是真的，古文經是假的。待我這篇 〈劉向歆父子年譜〉刊出，從此北京各大學的 經學課程一律停開了。4 又曰： 民國初年，雖有新文化運動，各大學沒有不 開經學課程的，而這些課程便和新文化運動 相呼應，盡是疑古辨偽，一筆抹摋。但從民 國十九年以後，經學不能再照康有為那麼講， 從此沒人開這些課。直到今天，也就很少人 學經學了。5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
The Chinese Classics Curriculum in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在〈第八講〉中他又說道： 我一到燕大，別人便告訴我，北平各大學的 經學課程都停開了。他們讀了我這篇文章， 知道從前學的一套都不能成立，因此不願再 這樣教課了。 6 案：目前收錄在《錢賓四先生全集》中的《經學大要》 一書係根據當時上課錄音整理而成，在該書的〈出版說 明〉中不但交代了錢先生開設此課的經過，而且還詳述 錢先生對開設此類課程的心境： 先生當年開設此一課程，乃為了卻其數十年 之心願。蓋民國十九年，先生撰〈劉向歆父 子年譜〉一文，在《燕京學報》發表。其前 北平各大學本皆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 論」諸課，並主康有為今文家言，是文一出， 今文家言不能成立，此等課程遂多在是年秋 後停開。此本為一時現象，假以時日，學術 界自可有一適當調整。不料時局動盪，繼以 日本大舉侵華，國家存亡未卜，人心惶惶， 再無人有心及此專門學術探討。經學一課停 開，竟因循數十年未能恢復，先生引為內疚， 曾言其撰文主旨，本為看重經學，故特指出 講學不能專據今文家言，未料結果竟正相反。 為此耿耿在懷，屢思有所匡正，而皆不果。 7 由此可知，錢先生晚年對此事的認知仍是相當一貫且堅 定的，絕無因年老而誤憶的可能。但須注意的是，錢先 生所強調的經學課程是特指以經學為整體且以經學為名 所開設的課程，如「經學通論」、「經學概論」、「經學大 要」、「經學史」等，並不包括個別的經書課程，如《尚 書》、《詩經》、《三禮》等。 錢先生這個說法在學術界的影響不小，如廖伯源在 評價錢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貢獻時便是如此說的： ……此文有許多考證、辨偽，把事實系統地排 列，理路很清楚，明顯證明劉歆不可能假造 這麼多東西。所以此文一出震動當時的文史學 界，北京各大學的經學課遂多在秋後停開。 8 羅義俊也對此文的影響做了如此的評述： 廓清摧陷，盡掃所謂劉歆遍造群經說，為經 學撤藩籬而破壁壘，破門戶而顯真是，解決 了清道咸以來經學家今古文爭議，在經學史 上另辟了以史治經的嶄新路徑，對中國經學 史的研究，有劃時代的貢獻。故此文一出， 北方學界大震撼，令人歎為「學術界上大快 事」（《大公報‧文學副刊》137 期）。北平各 大學「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課，原俱主 康說，亦即在秋後停開，開大學教學史之先 例。 9 而錢先生的夫人錢胡美琦在〈錢賓四先生年譜•上篇〉 中亦將錢先生對此事的說法採入其中。10 杜正勝在〈錢 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與華定謨在〈自學成才的 錢賓四先生〉文中皆亦沿襲此說，杜氏認為「此文發揮 了相當大的作用」，11而華氏則形容〈劉向歆父子年譜〉 一文的刊出「引起學術界的震動」。12此外，顧潮在撰寫 其父顧頡剛（1893-1980）的傳記時，在敘及顧頡剛將錢 穆從蘇州一中學教師引薦至北平燕京大學，而使其在當 6 錢穆口述，胡美琦、何澤恆、張蓓蓓整理，《經學大要》，頁 413。 7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撰，〈出版說明〉，《經學大要》，頁 2-3。 8 廖伯源，〈讀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 5 期（1997），頁 97。 9 羅義俊，〈錢賓四先生傳略〉，《錢穆紀念文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縣委員會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頁 277-278。 10 錢胡美琦，〈錢賓四先生年譜•上篇〉，《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 3 期（1995），頁 161。 11 杜正勝，〈錢賓四與二十世紀中國的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 218。 12 華定謨，〈自學成才的錢賓四先生〉，《錢穆紀念文集》，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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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國學術中心逐漸展露頭角的這段經歷時，也援用了 錢先生在《師友雜憶》中的這段回憶。13 因為一篇〈劉向歆父子年譜〉而導致現代中國大學 中的經學相關課程（經學通論、經學史）的終結，錢先 生晚年在回憶此事時，透過上述〈出版說明〉的輔助解 說，不難讓人察知表露在錢先生口語文詞上的自得之意 中，還是難掩其深沈的自責歎惋之情。有趣的是，錢先 生這種反應與西方當代科學哲學巨擘卡爾•巴柏（Karl Popper, 1902-1994）自承他必須為 20 世紀 30 年代至 50 年代盛極一時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的消亡 「負責」，如出一轍。其云： 如今，每個人都知道邏輯實證論已逝。可是 好像沒有人曾想到過此中可以問一個問題： 亦即「誰該負責？」的問題，或是乾脆問「誰 幹的？」……恐怕我該認罪。14 對卡爾•巴柏來說，幹掉邏輯實證論非其本意，因為他只 不過是想要指出一些在他看來很根本的錯誤。15而對錢先生 來說， 他的初衷也是因為想反駁康有為（1858-1927）及 今文學家的謬說，其目的亦非想要終結大學講堂中的經 學課程。從這二位中西人文學術大師的現身說法中，一 方面不禁令人對中西學術發展中的某些雷同之處感到驚 奇，另一方面也使人對這二位大師展現在學術上的坦率 真誠與執著嚴肅的態度，為之動容。 然而問題是，事實的真相是否真是如此？大學中的 經學課程是否真的在 1930 年被錢先生的一篇文章給終結 掉了？將來的教科書或學術史在記載到民國時期的經學 活動時，是否能這樣書寫著：從清末民初以來，一直有 在北京各大學課堂中講授的「經學通論」與「經學史」 等經學課程，因為錢穆先生於 1930 年 6 月發表於《燕京 學報》第 7 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鉅作而紛紛停開， 影響所及，最終導致了經學課程在中國大學中的全面終 結？二、
1930年後尚未自中國大學講堂絕
跡的經學課程
雖然錢穆始終深信自己在 1930 年 6 月刊登於《燕京 學報》第七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導致了經學課 程的終結，不過仔細檢視錢先生的相關言論，卻發現他 對此事件的敘述也存在著若干令人疑惑的地方。首先， 錢先生所強調的重點究竟是當時北平各大學大多停開經 學課程，或是全部都停開？其次，經學課程的停開，其 影響的範圍是只侷限於故都北平，或遍及於全中國的大 學？第三，經學課程的停開是一時的現象，抑或持續的 狀況？整體來說，雖然錢先生在《師友雜憶》中說的 是北平「各校經學課遂多在秋後停開」，但在《經學大 要》中卻用極為肯定的語氣強調「一律都停開」、「都停 開了」。二者看似稍有不同，不過對照著《經學大要》的 〈出版說明〉對錢先生晚年心境的披露，還是可以察知在 錢先生的認知中，中國現代大學中的經學課程自 1930 年 秋天後，不但在空間上從故都北平的各大學中消失了， 同時也遍及於全中國的大學，甚至還涵蓋了錢先生待過 的香港及晚年定居的臺灣之高等學府，而且在時間上也 13 顧潮，《歷刧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139-140。案：也有的學者在述及此事 時，態度較為矜慎，如單周堯、許子濱合撰之〈錢賓四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與左傳真偽問題研究〉，《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01），頁 85，在敘述到此事時，用了「據說」二字。此外， 錢穆的學生嚴耕望（1916-1996）所撰述的〈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文中敘及到錢穆寫作〈劉向歆父子年譜〉的這段過程時， 卻對所謂導致北平各大學經學課停開之事隻字未提。嚴文見氏撰，《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3-37；又收入《錢穆紀念文集》，頁 105-122。14 以上引文見卡爾•巴柏的自傳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London: Routledge, 1992）。該書目前有二種中文譯本，
一是劉久清所譯，題為《封閉社會的敵人：巴柏》（臺北：北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8）；另一則是邱仁宗所譯，題為《無盡的
探索：卡爾•波普爾自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經比對原著後，發現劉久清譯本較邱仁宗所譯流暢準確，因此正文 所引相關文句係以劉久清譯本為主。中譯本引文見頁 132-133；英文原著見頁 88。
16 據該〈課程指導書摘要〉云：「本系科目內容，實包含中國語言文字學，中國文學兩系之全部及攷古學之一部。」（《北京大學日 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影印］，民國 19 年 9 月 14 日第 5 版。）案：據 1922 年考上北大國文系預科的著名語文學家陸宗 達（1905-1988）的回憶，當時北大的課分成三個專業，即文學專業、語言專業與文獻專業。（參陸宗達，〈我的學、教與研究工 作生涯〉，《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665）與該〈課程指導書摘要〉所分的三類課程若合符 節。當時所謂之考古學之一部，即陸宗達所認為的文獻專業，裏面的課包含目錄學、校勘學、古籍校讀法、經史、國學要籍解題 實習、考證方法論、三禮名物、古聲律學、古曆學、古地理學、古器物學等。看來，考據學的色彩還是很濃厚的。 17 《北京大學日刊》民國 20年 9 月 14 日第 5 版。案：馬裕藻自 1917 年至 1935 年間掌北大中文系，直至 1935 年方因校內風潮卸 下主任的職位。參馬泰，〈永遠的北大人――記述先父馬裕藻教授〉，《我的父輩與北京大學》（錢理群、嚴瑞芳主編，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68。 18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 2 卷，中冊，頁 1163。案：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 次郎（1904-1980）在 1928 年來中國留學時，就曾聽過馬裕藻開設的經學史課程，當時他在北京大學文學院擔任旁聽生，從他保 存完好的民國十七年度的北大旁聽證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旁聽的科目。除了 2 學分的「經學史」外，還有馬裕藻的「中國文字聲 韻概要」（3 學分）及朱逖先（希祖，1879-1944）的「中國文學史」（3 學分）與「中國史學史」（2 學分）。參吉川幸次郎撰、錢 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頁 48-49。 19 國立北京大學編，《國立北京大學一覽（民國二十四年度）》（北平：國立北京大學，1935），頁 172。 20 馬裕藻雖為章門弟子，但據黎錦熙（1889-1978）謂：馬氏是與錢玄同（1887-1939）談今文經學的朋友之一，陳以愛據此判斷 馬氏似為章太炎門生中態度較為傾向今文經學者。黎說參氏撰，〈錢玄同先生傳〉，《錢玄同印象》（沈永寶編，上海：學林出版 社，1997），頁 77；陳說參氏撰，《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頁 248。又據吉川幸次郎對馬裕藻的近距離觀察，他認為馬裕藻和錢玄同「都是從老 師的古文派轉向今文派的人」，而轉向的原因則是因為讀了皮錫瑞（1850-1908）的《經學歷史》，對皮書十分贊賞、佩服。因 而在課堂上，他們二人都不說《左氏傳》，而說《偽左氏傳》。馬裕藻在講到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時，還說劉歆是個偽造 者，《左傳》及其他古文經典都是他偽造的。甚至在一次宴會的場合，馬裕藻還跟同為章門弟子的吳承仕（1884-1939）為了該 不該信守鄭玄經說的問題而起了激烈的爭論，馬裕藻認為鄭玄的經學都是牽強附會的，而吳承仕則反對馬氏這種說法。（以上 俱見氏撰，《我的留學記》，頁 57-58、60、66-67。） 一直延續到錢先生晚年來臺定居的 1970、1980 年代。 不過，錢先生這些對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置 廢狀況的描述基本上仍是屬於個人回憶的性質，並沒有 客觀的史料為之佐證，因而其可信度與真實性仍是需要 被檢驗的。 在錢先生的回憶中，1930 年秋的北平是很關鍵的時 空背景，因此，檢視錢先生說法可靠與否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去察考 1930 年以後，北平各大學開設經學課程的 概況。在筆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中，與錢先生所述 1930 年秋最接近的課程資料是 1931 年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 的〈課程指導書摘要〉。這份包含了全系的課程大綱的課 程指導書是適用於 1931 年 9 月至 1932 年 6 月的學年而 設計的，恰巧是錢先生所敘及的 1930 年秋的下一學年。 這份北大中文系的課程指導書將該系課程分為Ａ、Ｂ、 Ｃ三類，Ａ類的課程以中國語言文字學為主，Ｂ類的課 程是以中國文學為主，Ｃ類則是以文獻、考證的課程為 主。16在Ｃ類的課程中赫然就列有「經學史」的科目， 所表列的教員為時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馬裕藻（幼漁， 1878-1945）。17馬裕藻開設此課並非偶一為之，在 1935 學年度的北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的「課程一覽」中，馬 氏依然持續開設此課，且在此「課程一覽」中更可以清 楚的看到，此課是上下學期二學分的課。18有趣的是。 馬氏講授經學史的課綱依然可以在 1935 年度的《國立北 京大學一覽》中看到，其云： 先述孔子作經之始末，次就兩漢博士之師傳， 劉歆古文之偽迹，以及鄭玄以降雜糅今古文 諸端，分別敘列。至宋儒疑古之精神，清儒 考訂之特色，凡關於經學者亦略具於篇，而 以劉逢祿、龔自珍、魏源、邵懿辰、康有為、 崔適諸家之說終焉。19 純是今文家的口吻，20似乎錢先生的大作對他絲毫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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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影響。 同樣被錢先生所提到的北平輔仁大學，其中國語言 文學系在 1930 年代的經學課程的傳統其實也未曾中斷 過。據《北京輔仁大學校史》所載的「中國語言文學系 課程設置一覽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列有「經學通論」 的課程，任課的教員一共有二位，一是長期擔任系主任 的余嘉錫（1884-1955），另一位則是劉盼遂（1896-1966）。 余先生授課的時間是從 1927 年至 1937 年，正好涵括錢 先生所說的 1930 年秋天的學年，劉盼遂則是在 1943 年 開設此課。21 此外，北平師範大學在 1933 年 8 月所重新修訂的 〈學則〉中也清楚地規定了國文系的開設課程，其中在二 年級的必修課目中就有「經學史略」，22當時授此課者應 是錢玄同，23此時距錢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刊布 時間，不過二年左右。如此看來，北平大學中的經學課 程似乎一時之間並未消歇。 經學課程不但未曾在 1930 年代的北平高等學府消聲 匿跡，在北平之外的中國大學中也有開設經學課程的紀 錄，例如在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33 年 度的授課科目中就有「經學通論」的課程，24而 1935 年 度的授課科目中更列有「經學通論」與「經學歷史」，前 者還被列在一年級的必修課目中，而後者則被列在選修 課目中。直到 1937 年度，雖然「經學史」已從該校中文 系的課表中消失，但「經學通論」仍然還是大一的必修 課。25值得一提的是，該系在 1935 年度的大三和大四的 必修課目中共設有《毛詩》、《左傳》、《禮記》、《尚書》 與《周易》等五門專經研究的課。26而 1933 年度必修科 目中的「基本國文」，從一年級至四年級共有七種，分別 講授《孝經》、《論》、《孟》（基本國文一）、《毛詩》（基 本國文二）、《禮記》（基本國文三）、《左傳》（基本國文 四）、《周禮》（基本國文五）、《尚書》（基本國文六）、《周 易》（基本國文七）。27由此可見，當時廣州中山大學中 文系對經學課程的重視恐怕是無與倫比的。28 又如在武昌的國立武漢大學，在其中國文學系 1935 與 1936 年度的課程指導書中同樣可看到「經學概論」的 課目，此課被安排在二年級的必修課程中，授課者是劉 21 以上俱見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 122。案：據周祖 謨、余淑宜所撰之〈余嘉錫先生傳略〉所記，余嘉錫 1928 年方自湖南北上至北平定居，1931 年任輔仁大學教授兼國文系系主 任，主任一職一直持續到 1949 年，且在其任教期間開設的課程中確有「經學通論」。參《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嶽麓書社， 1997），頁 665-666。又《余嘉錫著作集》之〈出版說明〉所述亦大致相同。參《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2 版），上冊，頁 1。不過，《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頁 109、111，卻記載余氏係 1927 年來北京，1932 年後方任國 文系系主任。孫邦華編著之《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41，亦謂余氏 1927 年出任輔 大國文系教授，與周祖謨、余淑宜所記不同。雖然如此，綜合這幾種記載還是可以證實余氏於 1930 年至 1937 年間確實曾在輔 仁大學開設過「經學通論」的課程。 22 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北京師範大學校史（1902-1980）》（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頁 98。 23 據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謂錢玄同在 1928 年擔任北平師範大學系主任時，兼授「說文研究」、「經學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 想概要」、「先秦古書真偽略說」諸科目。又說當時北師大國文系的科目有「經學史略」一門，他每年總要自己擔任，因為怕「人 家把它教得烏煙瘴氣的」。他在北師大的教職一直維持到抗戰之前。以上俱參《錢玄同印象》，頁 42、77。由此可知，1930 年後， 他應該都還有在北師大教授「經學史略」。曹述敬，《錢玄同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6），頁 102、吳奔星，〈錢玄同年譜〉， 《錢玄同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 140 及李可亭，〈錢玄同年譜簡編〉，《錢玄同傳》（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2），頁 256。三者記載皆同，當是同出於黎錦熙的〈錢玄同先生傳〉。 24 參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編輯，《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概覽》（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1933），頁 26。 25 參《國立中山大學現狀》（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1937），頁 75、77-79。 26 參《國立中山大學現況（民國二十四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影印），原書頁 86-89。 27 參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編輯，《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概覽》，頁 22-24。 28 案：此應與當時廣東當局推行之讀經運動有關。胡適（1891-1962）在 1935 年所撰寫之《南遊雜憶》曾對此運動加以批判。見 《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第 16 冊，《神會和尚傳》，頁 206-218。29 以上俱參見《國立武漢大學一覽（民國二十四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年影印），原書頁 19、39；《國立武漢大學一 覽（民國二十五年）》（武昌：國立武漢大學，1936），頁 21、43。 30 另外一門課是他拿手的「中國上古史」。以上俱參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291-292。 31 參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頁 300-301。 32 錢穆《師友雜憶》云顧頡剛曾告訴他說：「彼在中山大學任課，以講述康有為『今文經學』為中心。」（《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 刊》，頁 149）又云顧頡剛邀他為《燕京學報》撰文，但因其之前在後宅任教時，「即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而心疑。又因頡剛 方主講康有為，乃特草〈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與之。然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154） 33 顧頡剛從 1926 年下半年辭掉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一職，南下廈門大學擔任國學系教授及研究所導師後，方才正式展開其教職 生涯。從 1926 年至 1938 年間，他曾分別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及北京大學任教過，其所開設的課計有：「經學專書 研究」（以《尚書》為主）（廈大，1926 年，《顧頡剛年譜》以下簡稱《顧譜》，頁 130）、「中國上古史」、「《書經》研究」、「書目 指南」、「文史導課」（《詩經》、三百年思想史）（中大，1927 年秋至 1928 年暑假，《顧譜》，頁 145、146）、「古代地理研究」、「春 秋研究」、「孔子研究」、「中國上古史實習」、「三百年來思想史」（中大，1928 年秋至 1929 年寒假，《顧譜》，頁 160、167），「中 國上古史研究」（燕大，1929 年秋、1930 秋、1931 年上半年，《顧譜》，頁 176、188、191）、「《史記》研究」（北大，1929 年秋， 《顧譜》，頁 176）、「《尚書》研究」（燕大、北大，1931 年秋至 1932 年暑假，《顧譜》，頁 191、195、200）、「中國古代地理沿革 史」（燕大、北大，1932 年秋至 1933 年暑假、1933 年秋至 1934 年暑假，《顧譜》，頁 202、207、211、214、219）、「中國通史」 （北大，1932 年秋，《顧譜》，頁 203）、「秦漢史」（燕大，1933 年上半年，《顧譜》，頁 207）、「春秋戰國史」」（燕大、北大，1934 年上半年，《顧譜》，頁 214）、「春秋史」（北大，1935 年秋至 1936 年暑假，《顧譜》，頁 238、248；燕大、北大，1936 年秋至 1937 年暑假，《顧譜》，頁 257、265）、「古迹古物調查實習」（燕大，1936 年秋至 1937 年暑假，《顧譜》，頁 257、265）。 34 周予同，〈「經」、「經學」、經學史――中國經學史論之一〉，《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朱維錚編，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6 第 2 版），頁 649。 異（豢龍）。在該年度文學院的學程內容中，還載有他的 課程綱要，可以約略看出他對這門課的構想： 本學程以論為經，以表為緯。先綜論經之名 義，體性，源流，次第，傳授，師法，今古 文，傳注，漢宋，經緯經子，經史，經文， 治經，致用，俾得一總括之概念，及知經與 群書之關係。次分述經，傳，內容特殊之點， 使略知個別之要義。再緯之以經數，篇目， 義數，字數，傳授，經文異同，今古文異同， 石經，及他各概表。以期學者於經學得一整 個之常識，以為進究專經之基礎。29 此外，在顧潮所編的《顧頡剛年譜》中亦可看到 顧頡剛於抗戰期間避難西南時，曾於昆明的雲南大學文 史系開設過「經學史」的課程。他開設此課的時間是從 1938 年 12 月初至 1939 年 7 月，這門課程也是他短暫任 職雲大期間所開設的兩門課程中的其中一門。30不止於 此，在他於 1939 年 9 月轉任至內遷於成都的齊魯大學國 學研究所的次年，他便在所裏開設「經學」的課程。31 有趣的是，據錢穆自述，他當年寫作〈劉向歆父子年譜〉 一文主要針對的其實就是顧頡剛，32但顯然顧頡剛並沒 有因為這篇力破今文家言的文章而放棄開設經學課程， 從《顧頡剛年譜》的記載更可以知道，顧頡剛在 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 7 月於雲大開設經學史之前，他並沒有 開設相關課程的紀錄。33由此可知，顧頡剛在雲南大學 及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開設經學的課程正好與錢穆所述 及的現象背道而馳，顧頡剛當時為何要開設這方面的課？ 其動機頗耐人尋味。 在中國內地的大學中，經學課程的傳統直至中共建 政後的 1960 年代也都還未絕跡，據周予同（1898-1981） 自述，1956 年時，當時的中國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中就 有「中國經學史」一項專題，而自 1959 年起，上海復旦 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門化」復又開始設立「中國 經學史」的課程。34據周予同的弟子朱維錚的記述，周 予同是在 1959 年至 1966 年的七年間開設這門課的。雖 然其時中國的大學已開始按照蘇聯綜合大學的模式分成 「專門化」，但中國古代史專門化中的一門主修課程卻是 「中國經學史」。當時的課程設計是規定修讀一學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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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上俱見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前言〉，《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頁 5-7；朱維錚，〈中國經學史研究五十年――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後記〉，《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頁 980。相關敘述又見許道勛、徐洪興，《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6），頁 425-426。 36 參顧潮，《歷刧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 294。 37 就顧頡剛而言，其深受今文經說影響，此乃不待多言之事實。然其主要成就在古史，故其對經學的態度就頗值得玩味。他曾在 日記中紀錄下他對這門學問的觀感：「現在研究經學人士寥寥可數，只沈鳳荃、張西堂數君，予茍不為，則康、崔之緒即斷。 故此後研究工作，必傾向經學，庶清代業績有一碩果也。」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第 6 卷，頁 401，1949 年 1 月 5 日記。由此可知，難怪他會願意接受北大「經學通論」課程的邀約，因為他所抱持的態度就是：「甚 欲延此緒之業」。（顧潮，《歷刧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 294）再就周予同來說，其亦自承在立場上較傾向今文經 學者，見氏撰，〈經今古文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頁 24。 38 林慶彰，〈序〉，《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林慶彰主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頁Ⅲ - Ⅳ。 39 戴君仁於臺大中文系所開設「經學史」係始於 1959 年 9 月，直至 1970 年，參阮廷瑜，《戴君仁靜山先生年譜及學術思想之流變》 （臺北：國立編譯館，2008），頁 156、336。 40 屈萬里任臺大中文系「經學專題討論課」事見李偉泰，〈屈萬里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編撰，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頁 245。 41 其中部分資訊係筆者向明道大學中文系開悟講座教授胡楚生先生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蔣秋華與楊晉龍二位研究員詢查， 蒙三位教授不吝告知，在此特致謝忱。附帶一提的是，據胡教授告知，他亦曾於 1966 年至 1968 年左右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開授過經學史的課程，在他之前任此課者是黃六平（向夏）。此外，又據陳萬雄所撰之〈由一封信說起――追憶牟師潤 孫先生〉所敘，牟潤孫（1908-1988）曾於 6、70 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講授過「中國經學史」的課程。參牟潤孫， 《海遺叢稿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41。 42 「經學王國」的封號見林慶彰，〈序〉，《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頁Ⅴ。 週四小時，朱維錚回憶說：「這是當時全國大學文科中獨 一無二的一門課程。」35不過朱維錚的回憶若只針對「中 國經學史」的課程或許是有可能的，但若從整體經學課 程的角度來看，則就不是那麼獨一無二了。因為無獨有 偶的，顧頡剛也曾在 1964 年應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之約，為四、五年級講「經學通論」。這個為期僅有五週 的課程，雖因顧頡剛僅上了三週便因病而不了了之，36 但無論如何，這也證明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經學的課 程在中國大陸南北的重要大學中都未真正的絕跡。而且 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有意識開設此課者都是立場較傾 向於今文經學者，此中又透露出什麼訊息？37 與 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之蕭條景像形成鮮明對比 的是，經學課程在此時臺灣的高等教育卻呈現出一片花 團錦簇的榮景，誠如林慶彰所說的：「播遷來的學者成 了宣揚經學的新種子，使臺灣成為發揚經學的唯一聖 地。」38就筆者粗淺印象所及，曾在北部大學中講授經 學相關課程的著名學者就計有程發軔（1895-1975，曾 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講授「群經大義」）、戴君仁 （1901-1978，曾於臺灣大學中文系所講授「經學史」）、39 屈萬里（1907-1979，曾於臺灣大學中文系講授「經學專 題討論」及東吳大學中文所講授「經學史」）、40胡自逢 （1917-2004，曾在中央大學中文所講授「經學史」、東吳 大學中文所講授「群經大義」）、程元敏（曾長期在臺大 中文系所講授「經學史」）、蔡信發（曾在中央大學中文 所講授「經學史」）、李威熊（曾在政治大學中文所及中 央大學中文所講授「經學史」）、董金裕（目前仍持續在 政治大學中文所講授「經學史」）、夏長樸（曾於空中大 學人文學系開設「經學通論」）、林慶彰（曾於中央大學 中文所及東吳大學中文所等校講授「經學史」）、汪惠敏 （曾於輔仁大學中文系講授「經學通論」）、葉國良（曾於 空中大學人文學系開設「經學通論」）、何澤恆（目前仍 持續在臺大中文系所講授「經學史」）、李隆獻（曾於空 中大學人文學系開設「經學通論」，與葉國良、夏長樸二 教授合開）。41從這極不完整的授課概況中即可看出，大 學中的經學課程的傳統顯然在 1950 年代後的臺灣是未曾 中斷過的，僅從這點來說，臺灣即已不負「經學王國」 的美譽。42 由以上的敘述可以知道，錢先生的回憶顯然是與事 實不相吻合，甚至有段不小的落差，何以致此？其中最43 關於「心理真實」的相關討論請參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頁 59。 44 錢穆，《師友雜憶》，《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161。 45 錢穆，〈劉百閔經學通論序〉，《素書樓餘瀋》，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3 冊，頁 41-43。 46 錢穆，〈故友劉百閔兄悼辭〉，《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419-424；又參錢穆，《師友雜憶》，《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頁 304-305。 47 錢穆，〈劉百閔經學通論序〉，《素書樓餘瀋》，頁 41。 48 單周堯主編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07）所收錄的香港大學 1953-1954 年度校曆複印圖版 所載之文科中文課程（頁 73-75），以及羅香林（1906-1978）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文中根據香港大學 1957 年至 1960 年 各年度之校曆整理出香港大學中文系這五年來各年級之課程內容，其中一年級中國文學的課程中皆有「經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Classics）這門課。羅文同時又提到劉百閔於 1952 年被港大中文系聘為專任講師，1956 年升任為高級講師，而系中中 國文學方面的課程由劉百閔與饒宗頤二先生講授。由此可以證實劉百閔確曾有在港大中文系開設過「經學導論」的課程。羅香林 此文收入氏撰，《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初版），參頁 231-232。 49 參錢穆，《師友雜憶》，《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304-305。 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在《經學通論•第八講》中所說的： 「我一到燕大，別人便告訴我，北平各大學的經學課程都 停開了。他們讀了我這篇文章，知道從前學的一套都不 能成立，因此不願再這樣教課了。」由此線索或許可以做 如此推想，植根於錢先生腦海長達半世紀的這個「心理 真實」（Psychological truth）應是來自於旁人對他的〈劉向 歆父子年譜〉的推崇贊美之語。43對於 1930 年秋天甫從 南方來到北平的錢先生而言，他對故都各大學中的生態 其實是陌生的，加上他初任教的燕京大學在當時又地處 巿郊，而他平常又「絕少外出」。44因此從常理來判斷， 他應該是無法自行得出「余文出，各校經學課遂多在秋 後停開」這樣一個明顯不合乎事實的判斷。因而，錢先 生很可能是在接受了旁人帶有恭維性質的閒談話語所造 成的先入之見後，遂因此形成了如此一個牢不可破的「心 理真實」。 在 1931 年 9 月 14 日刊載於《北京大學日刊》的〈文 學院各學系課程大綱〉中，除了在第五版和第六版中列 有〈中國文學系課程指導書摘要〉外，在第八版和第九 版中亦同時刊載了〈史學系課程一覽〉。其中就列有錢 先生自己在北大史學系所開設的「中國上古史」、「漢魏 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但有趣的是，馬裕藻 的「經學史」就出現在第五版的中文系Ｃ組的課程中。 當時剛從燕京大學轉入北京大學的錢先生是否看到過這 份發行於北大校園內帶有公報性質的刊物？他是否有從 該《日刊》中或校內其他的訊息管道留意到中文系的課 程？抑或看到之後，但最後也隨著日子的流逝而逐漸淡 忘了？……這些問題都是無法再去證實的，但有一點似 乎是比較肯定的，意即，錢先生在形成他的「心理真實」 的過程中，他對大學中的經學課程的消亡與否有時並不 是抱持那麼絕決而肯定的態度，例如，他在 1969 年 3 月 為劉百閔（1898-1968）的《經學通論》寫序時便曾表達 過如下的意思： 晚近中國大學設經學科者已不多……竊謂經 學既為中國文化淵源所自，於大學文學院設 科講授，自屬必要。……如今在大學文學院 設「經學通論」一科，以一年之課程，每週 兩小時，全年不到一百小時，亦可使學者稍 知經學之大體大意，揭示其大義要旨而有餘 矣。劉君此書，若繩之以清儒之榘矱，誠若 寡薄，未進於專門之奧窔，然庶有當於大學 設教之所期嚮。45 劉百閔長期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錢先生曾與其共事 過。46《經學通論》一書係劉氏的遺稿，錢先生認為此書 「似為其在港大之講義」。47對照錢先生這些話，不禁令 人有如下的猜想，亦即：劉百閔在港大中文系教授經學 相關的課程，而《經學通論》一書當為其上課講義。48亦 曾在港大中文系任教過的錢先生，49或許在寫〈序〉的 當時，腦海中還存有劉百閔在港大講授經學的印象，所 以才有如上「於大學文學院設科講授，自屬必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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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大學文學院設『經學通論』一科，以一年之課程， 每週兩小時……亦可使學者稍知經學之大體大意」等帶 有欣勉嘉許意味的話語。尤其直謂劉氏此書「庶有當於 大學設教之所期嚮」，更可明白看出錢先生此時應該不會 有前引《經學大要》之〈出版說明〉所謂之「經學一課 停開，竟因循數十年未能恢復」之絕決認知。 但畢竟先入為主的成見往往是牢不可破的，錢先生 有時雖似有察覺實際情形的言論表現，但隨著他年歲的 增加，以及晚年視力的衰退，盤桓在他腦海長達數十年 的印象終究還是構成了他對此事的主要認知，而此認知 不但形成了他的「心理真實」，而且還透過了錢先生的巨 大學術影響力，主導了許多學者對這段攸關現代大學中 之經學教育的歷史認知，而且更可能從而形塑或構造出 這段歷史。如果一旦正式進入學術史家的歷史書寫中， 這個印象就很可能變成 20 世紀經學史的組成部分與其中 內容。三、
從大學課表中逐漸被擦掉的經學
課程
雖然錢先生上述的回憶與事實不合，自 1930 年秋天 之後，經學課程並未完全從大學課表中消失，但即使經 學的講授在若干大學講堂中仍然弦歌不輟，然而這卻猶 如殘陽落日的光暉，畢竟掩蓋不了經學在現代高等教育 體系中全面潰退的命運。從這個角度來說，錢先生的回 憶雖在某些細節上與史實不合，但卻也敏銳地洞悉了這 個趨勢。 最具關鍵意義的事件是國民政府教育部所主導的大 學院系課程之整理修訂工作，從其中很可以窺見經學課 程在現代大學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之升降。1929 年，教育 部組織成立了大學課程及設備標準起草委員會，正式展 開了對大學課程之整理工作。到了 1938 年，教育部決定 先從文、理、法三學院的課程開始整理，並隨之頒布了 「文、理、法、農、工、商之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於 1938 年度實施）。1939 年時，教育部又制定了「師範學 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與各學院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 （於該年度第二年級學生開始施行），以作為抗戰初期統 一各校標準，提高學生程度而修正大學課程之依據。50 此後每隔四、五年即再加以修訂，直至 1981 年，一共進 行了七次的課程修訂，其中與文學院與師範學院課程有 關的修訂共有六次。51在教育部於 1938 年 9 月 20 日所 頒布的「文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以及 1939 年 8 月 12 日頒布的「大學文理法農工商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 目表」與 1939 年 12 月頒發的「師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 修科目表」中，其中無論在「文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 中，還是在「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中國文學系選 修科目表」、「中國文學系語言文字組必修科目表」、「中 國文學系語言文字組選修科目表」，以及師範學院中的 「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國文學系選修科目表」中都完 全不見經學的課程。而在歷史學系的必、選修科目表和師 範學院中的史地學系必、選修科目表中，情況亦皆然。52 這些科目表到了 1944 年又做了第一次的修訂，於該年 9 月 27 日公布，情況依然沒有改變。531948 年 12 月 20 日 教育部所頒發的〈大學文理法醫農工商師範八學院共同 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科目表〉是第二次的課程修訂， 在文學院的共同必修科目，以及中文系、歷史系、師範 學院國文系與史地系等必修科目中也都找不到一門經學 的課。54雖然據《北京大學校史》的記載，當時學校當 局對於全校共同必修課目基本上是按照部訂的課程來實 施的，但各系的必修和選修科目在實際確定課程時是多 50 參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撰，《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頁 164。 51 參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撰，《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頁 166-167；另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印，《修訂大學課程報 告書》（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3），頁 3-4、6-7、9-11。 52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重慶：正中書局，1940），頁 23-24、35-40、48-51、108-111、123-127。 53 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訂，《修訂大學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55 年重印），頁 74-84、90-93、146-150、152-156。 54 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訂，《修訂大學科目表》，頁 4-6、8-9、65-66、69-70。55 參蕭超然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382-383。 56 燕京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參《燕京大學課程一覽》（北平：燕京大學，1941），頁 28-37。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參蕭超然等編著， 《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頁 466。 57 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著，《大學科目表彙編》（臺北：正中書局，1961 年臺初版），頁 8-11、14-15、158-159、162-163。 58 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印，《修訂大學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65 年初版、1970 年再版），頁 2-5、13-14、 20-21、24-25。 59 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印，《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頁 33-35、53-54、494-496、499-500。 60 參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編印，《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課程綱要》（臺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59），頁 16-17、3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編印，《師大要覽》（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70），頁 60、67、90-93。 61 參國立政治大學編印，《國立政治大學課程說明概覽》（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62），頁 2b-3b。 62 政大中文所碩士班開有「經學史」，臺師大碩博士班、高雄師範學院碩士班、東海大學碩士班和文化學院碩士班皆有開「群經 大義」，輔仁大學則是開「經學專題研究」。以上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印，《大學暨獨立學院各研究所碩博士班現行科目表》 （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8），頁 159、301、311、480、482、504、602。 63 以臺大中文系為例，其在 1974 年 2 月 9 日的系務會議中曾規定，非中文研究所碩士班之畢業生報考該系博士班者應舉行筆試， 而在六科筆試科目中的「中國學術史」一科就包含了「文學史」、「經學史」與「哲學史」。此外，在 1975 年 1 月 29 日討論刪減 研究所入學考試專科選考種類的五人小組會議中亦做出決議，將「經學史」一科列入刪減後的二十四種選考科目之一。以上俱參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撰，《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頁 54、59。 有變通的，並沒有完全按照教育部制定的一套執行。55 但從全國最高教育主管機關對大學統一課程的制定過程 中所展露出對經學課程的態度，以及統一課程實施後所 發揮的實際影響，還是可以很具體的評估經學課程在大 學教育體系中所受到的衝擊，以及其地位陵夷的趨勢。 以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為例，這兩校中文系分別在 1941 年和 1948 年的課程中，就如同教育部所頒布的統一課 程，都沒有任何一門經學的課。56 國民政府遷臺之後，情況是否有好轉？詳查 1958 年 12 月 30 日教育部頒布的第三次課程修訂的結果：「修訂 文學院共同必修科各學系必修科科目表」，其中還是沒看 到經學的課程。571965 年 9 月 21 日公布的「修訂文學院 共同各學系必修科目表」，這是第四次對文學院課程的修 訂，但情況依然沒什麼改變。58直到 1972 年與 1975 年， 教育部又分別對當時的大學課程進行第五與第六次的修 訂，在這兩次修訂所頒布的「大學必修科目表」中，無 論是文學院中的中國文學系（含文藝組）、歷史學系，或 師範學院中的國文學系與歷史學系亦均未見經學課程的 踪影。59 須聲明的是，這些部頒的大學科目表所規範的都是 大學及學院中的課程，並未包括研究所，而且自 1948 年 第二次課程修訂後幾次所頒布的大學科目表，其所規範 的也是必修科目，未包括選修科目，因此也許不能完全 反映現代大學，尤其是 1949 年後的臺灣地區大學中的經 學教育的真實情況。應該這麼說，臺灣經學教育的重心 其實是擺放在研究所階段，而非大學部。以臺灣師範大 學 1959 年和 1970 年的課程為例，這兩個年度的大學部 的國文學系都沒有一門經學的課，但 1959 學年度的國 文研究所卻同時開設了「群經大義」和「經學史」兩門 課，1970 學年度的國文研究所也依然有「群經大義」這 門課，而且還是必修課。60 與此類似的是，在政治大學 1962 年度中文系的課表中也沒有一門經學的課。61但若 翻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於 1978 年編印的《大學暨獨立學 院各研究所碩博士班現行科目表》，其中設有中文或國文 研究所的大專院校計有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師範 大學、臺灣省立高雄師範學院、東海大學、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與中國文化學院等八校，除了臺灣大學和東吳 大學之外，其餘六校的中文所或國文所在 1977 學年度報 給教育部的課程中皆有經學的課程。62 臺灣的中文研究 所教育重視經學的課程，這也反映在從 1950 至 1980 年 代，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班充斥著大量以經學為研究主 題的學位論文，以及不少學校博士班入學考試還保有中 國經學史這個學科。63 嚴格來說，臺灣所擁有的「經學 王國」的光環應該是在那個年代才是最閃亮耀眼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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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以上俱參林慶彰，〈序〉，《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頁Ⅴ。 65 林慶彰，〈序〉，《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頁Ⅴ - Ⅵ。 66 林慶彰，〈序〉，《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頁Ⅵ。 67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頁 265-266。 別是對照著中國大陸自 1966 年爆發文化大革命後，不但 經學學科從各級學校的課目中消失，而且圖書館的圖書 分類更見不到經學的類目的悲慘狀況，64這個光環顯著更 加的光彩奪目。 但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光環畢竟也有生鏽的時 候，誠如林慶彰先生所說的： 民國八、九十年代以來，臺灣本土化的呼聲越 來越強烈，所謂本土化，就是要強調臺灣的 主體性。什麼可以反映臺灣的主體性，在學校 課程方面，就是要增加臺灣文學的課程，甚至 設立臺灣文學系、臺灣文學研究所。現在設有 臺灣文學系、所的學校還不多，但在中國文學 系、所中挪出部分中國文學的課程，改開臺灣 文學課程，也是必然的事。哪些課程應該被取 代，最先受影響的是小學、經學的課程，也就 是本土化壓縮了小學和經學的空間。由於臺灣 文學的課程越開越多，許多研究生選擇以臺灣 文學作為學位論文也加倍的成長，這又奪走了 部分想研究經學的學生。65 就筆者的理解，小學、經學的課程的被擠壓，不能完全 歸咎於本土化教育的抬頭，而是整體古典課程（包含古 典文學、義理、經學、小學及圖書文獻學）被現代課 程（現代文學、用白話文書寫的臺灣文學及文學創作與 傳播）侵蝕的結果。但雖同樣受到現代課程的侵逼，古 典課程中的古典文學、義理及小學的課程，或因其本身 仍有一定的學科競爭力，或因其有必修及研究所考試的 保障，因而基本上還能維持一定的局面於不墜。但既未 受到必修保障，又未受到研究所考試青睞的經學及圖書 文獻學，其在現階段臺灣的大學教育中的前景似乎就不 那麼樂觀了。誠如林慶彰先生所觀察的，臺灣的經學因 為還保有數十年深厚的傳統（筆者案：也就是還有一定 的學科競爭力），至少還能維持小康的局面。但如果局 面再持續惡化下去，恐怕「三十年後反而要再向大陸取 經」。66 從清末民初到戰亂頻傳的 3、40 年代，直到 1949 年 後兩岸分治後的情勢，以迄今日，可以看到，大學中的 經學課程的逐漸沒落消失似乎是一個整體的大的趨勢， 但為何如此？其原因何在？這當然與經學在現代學術體 系中的地位的衰微有直接的關係。陳以愛在《中國現代 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 心的探討（1922-1927）》一書中是這樣分析經學在近代 的式微的： 扼要的說，從思想的層面看，諸子思想的再發 現，清末的今古文之爭，西學的傳入，以及 經學面對世變的束手無策，都造成經學地位的 動搖。從制度上看，科舉制度的廢除，使經學 頓失其社會基礎。清政權的結束，更切斷了長 期以來經學與政治的緊密聯繫。1912 年，蔡 元培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時，宣佈廢止大學經 科，經學的研究項目併入文科各學門，更加速 了經學沒落的腳步。67 上述所羅列的種種因素，有外在的原因，如政治、制度 的改變，也有學術本身內部的原因，如諸子學興起、今 古文之爭、西學的衝擊等。不過這些恐怕都不是最主 要、最關鍵的因素。因為向來被視做經學附庸的小學， 何以沒有因此隨著經學一起沒落，反而在現代學術體系 中獲得新生，站穩了其在中文學門中的地位？筆者揣測 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經學未能在這場由古到今、由舊到 新、由中到西、由傳統到現代的學術轉型中，找到其適 切相應的位置。在這個新舊、中西學術轉型運動中，凡 是能順利轉換軌道的，大概都能在現代學科體系與教育 系統中獲得安身立命的機會，如傳統的辭章之學轉換為 「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教學，傳統的義理之學及 子學、理學等可以轉換為「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小學則有西方的語言學（linguistic）及語文學 （philology）以資銜接，傳統的史學亦可銜接上西方的歷 史學。但經學呢？經學是面臨根本的「無軌可轉」的窘 境，68甚至連保有「經學」之名的正當性亦倍受挑戰， 如朱希祖就曾在 1919 年強烈的呼籲：「經學之名，亦須 捐除」。69正是在這樣一個從傳統「四部之學」轉換到現 代學術體系的過程中，無軌可轉的經學其存在之正當性 不但飽受質疑，且其學科本身之整體性、獨立性與主體 性也隨之消融殆盡，因而其在現代大學教育中的結局就 是被支解分裂成個別經書典籍，就如左玉河所說的： 1912 年民國成立後，經學科正式從分科大學 中取消，經學及其所屬之典籍，被分解歸併 到文、史、哲等近代學科體系中，經學因失 去其必要的生存空間而漸趨衰亡。70 1938 年參與教育部課程整理的朱自清（1898-1948） 正是抱持這樣的想法，71如他在〈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 科目表商榷〉一文中就是如此說的： 按從前的情形，本來就只有經學，史子集都 是附庸；後來史子由附庸而蔚為大國，但集 部還只有箋注之學，一直在附庸的地位。民 國以來，康、梁以後，時代變了，背景換了， 經學已然不成其為學；經學的問題有些變成 無意義，有些分別歸入哲學、史學、文學。 諸子學也分別劃歸這三者。集部大致歸到史 學、文學；從前有附庸和大國之分，現在一 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72 既然經學已然不成其為學，因此在大學中文系的課程 中，沒有經學的課也是理所當然的。 經學雖然不成其為學，但不表示構成經學的主體―― 經書――是沒有價值的，在朱自清參與修訂 1938 年的大 學科目表中，中國文學系的必修科目表就列有「中國文 學專書選讀（一）」的課，其內容則是「群經諸子」。73這 就是典型的將經學支解為經典的做法，一個龐大的經學 體系（包含經學學理、意識型態及世界觀等）就如同被 拆碎下來的七寶樓臺，僅成個別存在的「經典」、「經書」 或「古籍」而已，此所以朱自清特別強調經典訓練的重 要。他在 1934 年擔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時，曾 為入學新生撰寫過一篇介紹清華中文系概況的文章，他 將系裏的必修課程分為基本科目及足資比較研究之科目。 而所謂基本科目又兼指工具科目與國學基礎的科目。在 他的心目中，「中國文字學概要」、「中國音韻學概要」及 「英文」是屬於工具科目，而「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 史」與「國學要籍」則是屬於國學基礎科目。他認為「國 學要籍」一科，「用意在讓同學實實在在讀些基本的書， 培養自家的判斷力；不拾人牙慧，不鑿空取巧」。當時清 華中文系所訂的要籍共有《論語》、《孟子》、《莊子》、《荀 子》、《韓非子》、《史記》、《詩經》、《楚辭》、《文選》與 《杜詩》等。74由此又可看出，他雖然重視經典，但經典 卻早已超出經學的範圍，而包括史、子、集三部的書了。 這個態度與他在 1942 年寫成於昆明西南聯大的《經典常 談》是一致的，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力陳傳統的讀經教 育之「偏枯失調」，使學生食而不化，也批評了民國以來 的讀經運動之不當。他認為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 典中選錄的也不少，「可見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 68 關於學術體系轉換的討論可參陳以愛， 《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 頁 410-419 及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 423-432。 69 朱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朱希祖文存》（周文玖選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94。 70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頁 247。 71 朱自清不但參與 1938 年的課程修訂，而且還是中國文學系的科目表草案的起草人員，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11。 72 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朱自清先生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第 2 卷，頁 10。 73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35。 74 以上俱見朱自清，〈中國文學系概況〉，《朱自清先生全集》，第 8 卷，頁 4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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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廢止」。他更進一步強調，經典訓練不但沒有廢止，而 且是擴大了範圍。不但不以經為限，而且又按著學生程 度選材，可以免掉他們囫圇吞棗的弊病，他直承「這實 在是一種進步」。75 將經學取消，使傳統的經學教育化整為零，成為 經典的教育，再將經典的範圍擴大，涵蓋史、子、集的 典籍，這樣的課程觀念也貫徹在朱自清曾主持過的西南 聯大中國文學系。76 自 1937 年至 1946 年的九年中，聯 大中文系一共開出了 107 門專業課，其中文學課程約佔 65%，語言文字課程約佔 35%，沒有一門經學的課。經 書被置放在「中國文學專書選讀」這門必修課中。這門 課一共開了 25 種專書，與經學有關的經典計有《詩經》、 《尚書》、《周易》、《左傳》、《論語》、《孟子》等六種。77 將經學支解為經書，使經學的課程在大學文學院 （中文系、歷史系與哲學系）的講堂中「經書化」、「經典 化」、「專書化」、「古籍化」，甚至「史料化」，這恐怕是 經學最終在大學教育中的宿命。朝樂觀方向來看，在大 學講堂中講授經書，這代表經學的傳承還沒有真正的斷 絕。但部分的總合畢竟不等於整體，更何況在現實的情 況下，這些個別經書的課程往往也並沒有什麼機制將其 從整體經學的角度整合在一起，甚至教授者也非採取「經 學本位」的立場來講授，而是從文學、語言文字學、史 學或哲學等其他學科的立場來看待這些經書。因而從悲 觀的方向來看，現代大學中的經學教育的命運或許就像 全球暖化效應下的北極冰山，隨著外在大環境的不斷惡 化，正一步步朝向冰融山崩的結局。四、結 論
對現代大學中的經學教育的研究不但有助於釐清一 些學術史上的疑問，而且也可使吾人能更加深入地掌握 該學科在由傳統走向現代學術體系的建構過程中，其所 面臨的種種挑戰，以及可能開發出的種種新的關注面向 與研究議題。 就前者而言，本文檢討了錢穆在《師友雜憶》及 《經學大要》中對現代大學中的經學課程終結的回憶之真 實內容及所反映的實質情景。錢先生回憶的關鍵就在於 他的那篇深具影響力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照錢 先生的敘述脈絡來看，他寫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要破除 當時盛行於學界的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說，而康說 的主旨就在於劉歆遍偽群經。康說既破，自然就消弭了 晚清以來紛擾於學界的今古文之爭，這是錢先生此文所 發揮的第一個效應。此外，從錢先生的角度來看，康有 為的說法又佔據當時北平各大學經學課程的講堂，因此 當今古文之爭消弭平息下來之後，教授經學的教師們無 法再照從前的方式教下去，便紛紛停開此課，終於導致 了經學課程從大學講堂中「下巿」、「下架」的命運，這 是錢文所發揮的第二個效應。78因此可知，錢文這兩個 效應是前後連動的，而最主要的關鍵也就在於錢文能否 平息今古文之爭，或至少能說服立場傾向今文經學的學 者，使其放棄劉歆造偽說的看法。對於錢文究竟能否達 到這樣的效果，不但錢先生本人對此是堅信不疑的，而 且也獲致許多學者的支持，如李木妙便直言： 75 朱自清，《經典常談•序》，《朱自清先生全集》，第 6 卷，頁 3。 76 朱自清在 1937 年抗戰初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初遷至長沙組織成立長沙臨時大學時，即已擔任中文系教授會主席， 實際主掌系務，此時他仍繼續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至 1938 年臨大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1939 年 6 月，教授會主 席改稱系主任，同年 11 月，朱自清因病休養，主任由羅常培（1899-1958）暫代。1940 年 6 月，朱自清辭去聯大及清大中文系主 任職務，分別由羅常培、聞一多（1899-1946）接任。以上參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 一九三七 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修訂版），頁 89、95。 77 參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華、南開》，頁 91-95。又蕭超 然等編著的《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亦載有聯大中文系 1944-1945 年度的課程表，以及該課的實施方式，參該書，頁 387-389、393。 78 王汎森在〈錢穆與民國學風〉一文中就直云：「此文一出，各校以今文經學為主的經學史課為之停開。」見氏撰，《近代中國的史 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228。79 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臺北：八方文化企業公司、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版，1995），頁 89。 80 汪學群，〈錢穆經學思想初探〉，《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3），頁 100。 81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麟――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頁 138。 82 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下冊，《清代學術思潮》，頁 471。 83 參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頁 472、474、484。案；顧頡剛在撰寫這三部論著時皆已讀到錢穆此文，甚至在撰寫《中國上古史研 究講義》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時，他還同時在校對錢文以編入《燕京學報》。參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頁 185。 更有甚者，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的長文中，他也坦承在起草此文時，錢文所尋出的「許多替新代學術開先路的漢代 材料」，使他「得到很多的方便」。見顧頡剛編，《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 翻印），第 5 冊下編，頁 483。 84 相關討論參劉巍，〈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背景與初始反響――兼論錢穆與疑古學派的關係以及民國史學與晚清經今古文學之爭 的關係〉，《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01-144。案：所謂平息今古文之爭的問題可以從兩個面向來 思考，史實事件之探究與評斷是一回事；史實事件所產生之影響與效應又是一回事。就前者而言，錢文是否最終地解決了此問 題，限於學識，吾人不敢論定。但就後者而言，無論就當時及往後的學術發展情況來看，皆似乎是超出錢穆的估計的。正文所 引證的材料反映的是 1930 年代學界的情況，但即使是到了 1970、80 年代，今文經學的陰魂也始終沒有完全消散掉，如徐復觀 （1903-1982）在 1980 年所出版的《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一書中便持「《周官》乃王莽劉 歆們用官制以表達他們政治理想之書」的觀點（〈自序〉，頁Ⅰ）余英時就直指其「又回到廖（平）、康（有為）的立場」。（見氏 撰，《猶記風吹水上鱗》，頁 144）又徐仁甫（行）於 1980 年撰成《左傳疏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一書亦仍持《左 傳》劉歆偽作之說。由此看來，錢先生的這場驅除今文經學陰魂的工作還未能說已竟其功。又案：顧頡剛在 1937 年 4 月 21 日所 寫的一段話或許可為思考此問題提供一具有啟發性的線索，其云：「近來學者厭倦於經今古文學的爭論，相率閉口不談這個問題， 但古史問題又是非談不可，於是牽纏於漢人的雜說，永遠弄不清楚。」（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頁 271。）因此究竟是今古文 的爭論被「平息」、獲得「定讞」或「告一結束」了，還是這問題因經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的地位的消褪而根本被人們所遺棄了？ 頗令人玩味。 自此書出，而晚清以來一百年的經學今古文 爭論，遂得定讞；而乾嘉漢宋之爭，亦可由 此推斷其無當。79 汪學群也如此認為： 〈劉向歆父子年譜〉不僅結束了清代經學上的 今古文之爭，平息了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同 時也洗清了劉歆偽造經書不白之冤。80 錢先生著名的弟子余英時對此亦是深具信心，其云： 錢先生民國十八年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 〈劉向歆父子年譜〉，根據《漢書》中的史實， 系統地駁斥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這是 當時轟動了學術界的一篇大文字，使晚清以 來有關經今古的爭論告一結束。81 而錢先生另一位弟子何佑森（1931-2008）更以為此文： 不但結束了清代的今古文之爭，平息了經學 家的門戶之見，同時也洗清了劉歆偽造經書 的不白之冤。自從《向歆年譜》問世以後， 近四十年來，凡是講經學的，都能兼通今古， 治今文經的兼治古文，治古文經的兼治今文， 讀 書 人 已 不 再 固 執 今 文 古 文 孰 是 孰 非 的 觀 念……。 82 實情是否真如錢先生及其支持者所評估的那樣樂觀？這 的確是個令人好奇的問題。然而從馬裕藻在 1935 年北大 中文系的經學史課綱仍較傾向今文學說立場、顧頡剛本 人在 1930 年 1 至 6 月編寫的《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同年 2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撰寫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 和歷史〉及 1933 年 2 至 6 月撰寫的《漢代史講義》（即 1935 年上海亞細亞書局刊行的《漢代學術史略》）等論 著中皆並未放棄劉歆作偽說，83以及收錄在 1935 年出版 的《古史辨》第 5 冊中的多篇文章（尤其是錢玄同的〈左 氏春秋考證書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皆嗅不出錢 文的影響等反應來看，所謂平息今古文之爭的評斷似還 留有不少再評估的空間。84 就後者來說，從學科建構史的角度來省視經學學
漢學研究通訊 28 3（總 111 期）民國 98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