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的移置與鑲嵌－談加拿大臺灣僑民的移民動機與居住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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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的移置與鑲嵌──談加拿大臺灣僑民

的移民動機與居住地選擇

徐榮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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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從不同的空間尺度，來探討加拿大臺灣移民在跨國界遷移時，所面對居住地選擇與思維為何？資料主要透過 2001 年加拿大普查資料分析及文獻回顧，了解溫哥華及多倫多二地的臺灣移民概況及基本特徵。並採取質性研究法中的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的方法進行研究，以探索其居住地選擇與決策過程。選取二都市臺灣出生移民共40 位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現，加拿大臺灣出生移民因居住環境佳和天氣因素居住在溫哥華，且集中在 Vancouver、Burnaby 和 Richmond 等地區。因家人親戚和求學環

境而選擇多倫多，並聚居在Toronto、Mississauga、Markham 和 Richmond Hill 等地區。基本上，他們選擇居家時是基於他們的需求，如環境、房屋條件。他們的能力，如社會與經濟資產和家人觀念。以及適應過程等要素的交互作用，而做出遷移的決策。這情形與先前對澳洲的研究經驗，是非常類似的。關鍵詞：臺灣移民、遷移、居住地選擇、區位決策、加拿大 *_{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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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的移置與鑲嵌──談加拿大

臺灣僑民的移民動機與居住地選擇

徐榮崇

壹、前言

對於不同領域的學者而言，遷移的議題一直是他們研究的主題，儘管他們的訓練背景不同，總離不開「為什麼他們會遷移（why people move）」，「誰遷移（who move）」以及「他們遷移後發生了什麼事（what happens after they move）」等問題（Brettle & Hollifield, 2000: 1）。在此之下，他們所關注的議題卻不一樣，如政治科學與經濟學總關心兩地勞工市場與雙邊貿易的供需，並如何制定最好的條約。而地理學家所關注的是在空間的觀點下檢視移民的議題，如移民定居的型態（settlement patterns），居住地的隔離（residential segregation）以及移民社會的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 of immigrant communities）（Gober, 2000）。

澳洲地理學者Burnley（1996: 97）針對一些在雪梨的移民族群所做的研究指出，其居住地遷移可視為是研究國際移民後，可接續研究的重要議題。因此，針對臺灣移民居住地選擇與思維相關議題的研究，是具有意義的。而且，對移入地的規劃單位而言，不同族群對居住地的需求及偏好研究，將使相關單位在進行都市規劃的空間利用上，能更為適切。過去幾年來，研究者觀察美國、加拿大以及澳洲的臺灣移民，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他們多選擇居住在中上階層的郊區，並聚集在一起，同時將許多的臺灣的生活模式帶進了新家園。又，根據2001 年加拿大普查統計局（2003），針對移入加拿大所有的移民所做的長期追蹤調查報告顯示，受訪者主要大多選擇居住在多倫多（Toronto，47%），溫哥華（Vancouver，12%）以及蒙特婁（Montréal，12%）等三大都市。其選擇居住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家人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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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占41%，其次是朋友的關係，占 18%。他們主要會因經濟及就業因素而選擇多倫多；會因家庭團聚或朋友關係（41%）、較佳的天氣（20%）及生活型態（12%）而選擇溫哥華；會因家人及朋友（31%）以及語言（19%）選擇蒙特婁。然而，臺灣移民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因此，本研究主要從國家、城市以及居住區域等不同的地理空間尺度，來探討加拿大臺灣移民的居住地選擇與思維。究竟，臺灣移民的移民過程為何？他們在加拿大的居住地分布情形如何？影響他們選擇移民的主要考慮的因素是什麼？

貳、文獻探討

一、遷移的立論

自從1885 年 Ravenstein 首次發表其「遷移法則（Migration Laws）」以後，相關於人口空間變動的文章便相繼出爐（Kosinski & Prothero, 1975: 1）。雖然不同的理論模式，對於為什麼會開始移民有著不同的解釋，但其最終目的都在尋求解釋同樣的東西（Massey et al., 1993: 432）。無論如何，人類是不會漫無目的的進行遷移行為，而是會去選擇他們認為有機會生存的地方遷移（Weeks, 1996: 216）。

分析遷移的動機，一般學者多用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來解釋這個現象。推力指的是原居地一些負面的因素使的當地居民沒有意願繼續居住，而拉力則是移居地存在一些正面的因素吸引居民選擇遷居。也有學者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口的遷移，如，新古典經濟（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論的觀點。此理論主要是用於解釋經濟發展中的勞工遷移過程（Lewis, 1954; Ranis & Fei, 1961; Harris & Todaro, 1970; Todaro, 1976）。在宏觀上（macroeconomic model）主要是以哈佛學派之 Simon Kuznets 等人（1957; 1960; 1964）為代表的就業機會差異理論。他們認為，遷移的發生是肇因於兩地勞動力供需的差異（來

自低報酬國家的勞工移向高報酬的國家），而且國際間酬勞的差異則反應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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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Sjaastad（1962）為代表的成本效益模式（cost-benefit model），他們

把遷移視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投資成本與報酬之架構1

，並做出成本效益的分析考量，而且隨著移民的年齡成長，心理成本有提高的趨勢（Sjaastad, 1962; Kosinski & Prothero, 1975; Stone, 1975; Massey, 1990）。

然而，近年來興起的「新經濟的遷移觀念」，挑戰了新古典主義理論的許多

假設和論點（Stark & Bloom, 1985）。新古典經濟主張，個人是分析遷移的主要

單元（unit），而新經濟的遷移觀念則主張遷移是家人（families）或住戶（household）所共同討論商議的結果。認為除了要獲得全家最大的預期收入外，還必須考慮如何才能達到最小之風險。因此，遷移並不只表示人們的離開，也是家庭收入來源多樣化的一種方法（Massey et al., 1993; 1994）。另外，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則認為，移民（migrants）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interpersonal ties）。也就是說現在移民、先前移民和尚未移民三者在原居地與遷移地之間的血緣、朋友和社群的關係。這關係讓他們在國際遷移時降低了遷移成本和風險，也增加了他們期望回流的可能性，使得遷移數增加。網絡的關係就像移民本身的社會成本（social capital），例如，移民可透過這關係獲得海外工作的機會，而且在社會網絡的幫助下，會更加有意願的進行遷移（Choldin, 1973; Boyd, 1989; Gurak & Caces, 1992; Ho, 1993）。同時組織與機構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則認為，功能健全的組織，可以不斷的幫助接續而來的移民而使遷移永不休止。因為只要一有國際移民產生，私人的組織或公益的機構，便盡量的滿足一心希望進入富裕國家（限制發給簽證）的移民要求。不僅如此，遷移也會有累積性的（cumulative causation），此觀點承認，每一次的遷移行為都會影響到下一次的遷移決定。因為遷移會造成移民在原居地與遷移地間面臨一定程度的衝擊（impact）。在原居地，移民匯回來的錢讓她的家人及親戚增加了收入，由此也刺激了其他家庭送出了更多的移民。同時，移民本身也會成為遷移文化的一部分，因為具有遷移的環境與文化，會比別人有更多的遷移機會。另外，在遷移地，移民所從事的職業類別可能被貼上所謂的「移 1 成本包括現金成本，如遷移後在食物、住宅、交通等所增加之支出，和非現金成本，如在遷移和找工作時所減少之收入；以及心理成本，如想家、緊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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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專屬」標籤，這情形亦會增強（reinforces）移民不斷進入如此的工作（Stark & Yitzhaki, 1986; Taylor, 1992）徐榮崇（2002）針對澳洲臺灣移民的居住地選擇研究結果發現，臺灣移民在居住地選擇的決策機制在於：需求（needs）、能力（capitals）與適應的歷程（processing of adaptation）三要素間的相互影響，並且應從整個家庭的觀點來做整體的思考。當某一家庭產生遷徙的需求時，是會受到家庭能力的制約而做出對需求的修正，也就是說有了需求後不一定有能力遷徙；相反的，某一家庭有了遷徙的能力時，然而沒有遷徙的需求，一樣不會發生遷徙的動作。當有了需求而且能力足夠時，自然會發生遷徙，而這整個互動的過程是會隨著適應的歷程的改變而有所不同。當然，雖居住地選擇的決策應是理性的過程，但不可忽略的是，實際上仍有著許多非理性的因素隱藏其中。因此，臺灣移民會因為自己的需求與能力的不同而選擇自己的居住區域，而這需求與能力會因在居住時間的長短與適應的歷程而改變（如圖）。 1. 家庭偏好與需求 2. 家庭能力 1.2 鄰近地區的環境條件 2.1 家庭觀念 2.2 家庭經濟能力 2.3 家庭社會關係能力 1.1 房屋本身條件 3.1 蜜月與摸索期 3.2 探索與衝擊期 3.3 調適與適應期 3.4 憂鬱與抉擇期 3.5 接受與認同期

決策

圖1 臺灣移民居住地選擇的決策機制 3.適應程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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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居住地選擇的因素

在居住地選擇上，選擇居住地所展現的決策行為，為個人接收外在多元資訊後，於心智考量的歷程（Gold, 1980）。Clark & Onaka（1985）指出，人口遷移的傳統動機多來自於對原來住屋的不滿，且將其選擇過程表現在傳統都市內（intra-urban）的居住地流動（residential mobility）模式中。Brown & Moore（1971）認為，居住地選擇的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主要有三個步驟：1.產生遷移的慾望（development of desire to consider moving），2.選擇遷移地的區位（selection of an alternative location），以及 3.決定遷移或不遷移（decision to move or to stay）。Speare（1975）以此步驟討論了居住地遷移時考量的因素，進而提出了各步驟的決策模式圖。Wolpert（1970）則認為，遷移行為的主要概念必須考慮到：1.了解地方有何功能（the notion of place utility），2.搜尋行為的相關理論（the field theory approach to search behavior），以及 3.認識生命週期的分期（the life-cycle approach to threshold formation）。Moore（1972）提出了解家庭對居住地選擇的行為，可以從：1. 尋找新居所的決策過程（the decision to seek a new residence），和 2.搜尋和選擇新住所的決策過程，兩階層來了解移民對居住地選擇決策的情形。另外，Dejong & Fawcett（1981）則認為，通常移民的主要過程有：1.想要移民的傾向（propensity to migrate in general）；2.移到一特定地點的動機（motivation to migrate to a specific location）以及 3.做出遷移的決定（actual decision to migrate）三個階段。並針對個人或家庭的特徵（individual/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社會與文化的規範（social and cultural norms），個人的冒險性特質（personal risk-taking traits）和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來探討移民遷移的過程。居住地的選擇，即是在眾多的因子間，找出影響的因素來判定是否要遷移，如 Poot（1987: 23-32）所說，有一些變數（variables）是可以用來區分移動者（movers）與不移動者（stayers）的。Clark&Onaka（1983: 47-57）將自願移動的理由分為調適性移動（adjustment）與引導性移動（induced moves）兩種。調適移動通常歸因於房子本身的條件，如房子大小和居住品質的調適，而引導移動則是和居家的特殊事件有關，如夫妻關係的改變或退休。因此，不同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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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對遷移決策的考量亦會隨之不同。Frey（1975: 128-138）歸納了六項影響居住地選擇的因素：1.生命期階段（life cycles factors）；2.移動的潛在力（mobility potential）；3. 與社會和經濟的連結（social and economic bonds）；4.空間考慮（space considerations）；5.房屋結構（housing structure）以及；6.背景因素（background factors）等。而 Maher & Stimson（1994）則針對區域人口成長情形，分析吸引他們遷移的原因，並將其分為自然吸引要素（nature attractors），如氣候；自然地理因素（如海灘）；結構性吸引要素（constructed attractors），如經濟要素（有較好的就業機會）；社會文化要素（社會網絡、社會凝聚力、方便且負擔的起的房子、需要的基本建設及設施）。他們並指出，對長距離移民而言社會網絡是特別重要的，因為社會網絡不但是主要的資訊來源，而且也提供了「文化」和「語言的幫助」。（一）個人或家庭的偏好與生活型態在生活型態（life style）上，空間的大小是在遷移的過程被主要考量的因素。每個人的單位生活空間，將會影響是否遷移（Clark, Deurloo & Dieleman 1984: 29-43）。居家的滿意（satisfaction）情形、區位（location）和居住壓力（stress）是在居住地選擇時經常被提及（Clark & Cadwallader 1973: 29-41; Brummell 1981: 248-61）。房子的大小與設備、鄰居的形態、親友的可達性、離工作地點的遠近（proximity）以及居家環境的空氣污染等，皆是評量居家壓力的標準。對於居家環境而言，居住地附近的條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Moore 1972: 6），如、自然條件、鄰居特徵、易達性、及公共設施等。Johnston（1973）認為居家附近的條件評估可從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區域屬性三方面著手。 Cadwallader（1992: 212）則提供了，1.擁擠的程度，2.空間是否寬敞，3.私有空間與開放空間，4.好區或壞區，5.房屋的品質，6.是否清靜，7.附近鄰居和自己生活習慣是否相似，8.安全性，9.區位的方便性，10.公園設施的多寡，11.有無特殊性，等11 項鄰近地區的評估屬性。另外居家附近的種族（race）、少數族群（ethnicity）和宗教（religion）的情形，也是居住地考量的因素之一。（二）個人或家庭的遷移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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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動的潛在因素中，居住地條件變好和慣性（inertia），也會減緩移動的可能性。Moore（1972: 10）指出，在同一個居住地點的時間增加，下一次會再動的可能性將降低。親密的家庭和親戚的關係可能會減少移動的距離，因為長距離不易使移民保持與家人或親戚經常性的接觸或互動。McGinnis（1968: 712-22）認為，決定要找尋新居所時，過去的移動史是很重要的。特別是過去居住時間的長短，如果長期居住在一個地方，那麼移動的可能性將會降低，這和過去所累積的慣性有絕對的相關。我們也可以視其在當地住了多久，來作為他能否同化的一個指標。另外，熟悉的朋友、熟悉的商店、生活已經習慣等，都是可以考量的因素。相反的，工作改變、婚姻、家人死亡、生活品質降低、資產增加或減少等，也有可能增進遷移。 Boyce（1969: 22-26）指出，許多研究認為不管年齡大小或收入多寡，租屋者的遷移比率是比擁有住屋的人還要高的。Butler, Chapin, Jr., Hemmens, Kaiser, Stegman & Weiss（1969）的研究顯示，對遷移的行為和居住地的選擇而言，遷移者對房子的保有權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因素。另外，收入的多寡也直接影響到家庭是否能換取較好居家地。而且房子的花費（包括購買為自有的房價與租金）是一些家庭在考量換屋時的重要的因素。但是對即將住入新屋的移民而言，是比較不會在乎在新屋上花多少錢。Lansing & Mueller（1964: 5）的研究指出，

有55%的人花費較多的錢在新居所上。當然新屋的維修費（maintenance cost），

租金（rent-cost），購屋費（new dwelling cost）稅金（taxes cost）都是在考量的範疇之內。（三）生命週期階段事實上，居家的大小及設施和生命週期是息息相關的。如，20-30 歲之間最可能發生移動，這和新婚或新生兒的來臨有關，接下來會因為小孩入學以及正為事業奮鬥而進入穩定時期，直到小孩長大後離家不須要那麼大的房間時，再進入另一次移動高峰。自從 Rossi（1955）對於 Philadelphia 的研究後，幾乎每一個訪問研究都指出居家的條件（dwelling conditions）是對現居地不滿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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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特別是針對生活的空間而言。而這情形又特別發生在生命周期的兩端2 （Moore 1972: 5）。然而，因為家庭結構和型態的逐漸改變與分歧，如，越來越多的單親（single-headed）和獨身家庭（single-person），傳統的生命週期觀念的線性思考概念是必須被重新討論。家庭的生命周期應更具延伸性、多樣性及過渡性（transitions）的概念來思考（Stapleton 1980: 1103-1118）。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居住地選擇時所考量的相關因素整理如圖2。 2_{初期家人數量成長，居家空間的不足，後期小孩離家後居家空間忽然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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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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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的方法與資料取得

為了解加拿大臺灣移民的居住地分布情形與居住地選擇上的考量情形，本研究主要採取量化的問卷調查與質性研究法中的深度訪談方法。在量化上，資料主要來自2001 年加拿大普查統計資料和僑委會加拿大臺灣移民現況之調查研究（徐榮崇、齊力，2004）的原始資料分析（樣本溫哥華 264 戶，多倫多 74 戶） 3 。而質性研究上研究者於2006 年 7 月和 2007 年 7 月至溫哥華及多倫多二地以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方式所作的田野調查來蒐集資料。抽樣上，考量居住地分布、移民年齡、性別、時間、職業及參加的團體等，以滾雪球抽樣的方法，訪談溫哥華23 位和多倫多 17 位受訪者（男性 19 位，女性 21 位），並將受訪者的口述內容一一翔實的紀錄下來，繼而進行分析。受訪者年齡以30 至 60 歲為主，其中男性 19 位，女性 21 位，多數是在 1990-2000 之間定居加拿大。他們的學歷多是大專程度以上，且多已結婚，可見臺灣移民之教育水平很高，與亞洲新移民之高教育特徵符合。大多的受訪者來加拿大前多沒有居住其他國家的經驗，少數有經驗者則以居住過美國居多。他們在移民前大多有到過加拿大，主要目的多為移民作準備做考察，亦有是到加拿大旅遊的。他們主要為求學、商務和工作來到加拿大。剛到時，他們多採租屋或借住的方式。然後透過仲介找到房子。再遷移民則多在原居地附近遷移，且房子多為自有。多數家庭都至少有一次的搬家經驗，而且隨移民時間越長，搬家的次數會越多。茲將受訪者之基本特徵分析如表1。 3_{因礙於篇幅，以下引用此文之相關論述並未揭示相關表格，如有需要請參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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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訪臺灣移民特徵分析編號年齡定居時間性別教育程度在臺職業婚姻狀況離臺原因選擇加拿大原因選擇城市原因初次選擇居住地原因 V1 48 1993 M 大學救國團專任幹部已婚子女教育親友離臺灣近親友 V2 23 1997 F 大學學生未婚避險親友親友好學區 V3 51 1992 M 大學無已婚治安美國不好移民離臺灣近仲介介紹 V4 51 1996 M 碩士公務員已婚工作美國不好移民離臺灣近仲介介紹 V5 54 1992 F 高中貿易已婚子女教育教育好子女教育好社區 V6 54 1983 M 大學牧師已婚讀書親友親友好社區 V7 54 1996 F 大學會計已婚子女教育自然環境親友親友 V8 54 1993 F 高中貿易公司已婚子女教育婚姻親友親友 V9 無 1995 F 無無已婚拿身分親友親友親友 V10 40 以下 2001 F 大學護士已婚國際化移民較易親友親友 V11 36 2002 F 碩士電腦已婚子女教育接近美國離臺灣近親友 V12 38 1999 F 大學 (德州) 資料庫管理師已婚子女教育移民較易親友親友 V13 35 2001 F 大學記者未婚換環境生活環境生活環境生活環境 V14 50 1998 M 大專行政人員已婚子女健康親友親友交通 V15 60 1995 M 大學顧問公司副總已婚親友接近美國移民公司移民公司 V16 62 1974 M 博士候選人教兩年中文已婚讀書教書親友親友 V17 40 1996 M 碩士電腦工程師已婚讀書移民公司離臺灣近親友 V18 34 2002 M 大學記者未婚讀書移民公司工作親友 V19 50 1998 F 高中社區協會理事長已婚臺灣政治美國不好移民天氣合適親友 V20 42 1998 M 大學媒體工作者已婚政治不穩親友親友價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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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年齡定居時間性別教育程度在臺職業婚姻狀況離臺原因選擇加拿大原因選擇城市原因初次選擇居住地原因 V21 40 1999 M 大學旅遊業者已婚子女教育工作工作工作 V22 48 1998 M 大學裝潢已婚子女教育親友親友親友 V23 39 1992 F 碩士婚紗攝影已婚讀書美國不好移民工作交通方便 T1 ？ 1998 M ？無無子女教育美國不好移民親友親友 T2 44 1984 F 大專導遊已婚工作工作親友親友 T3 39 1981 F 大學學生已婚子女教育親友工商城市？ T4 61 1988 F 師範學院教師已婚退休自然環境工作工作 T5 73 1996 F 大學教師已婚退休依親親友親友 T6 66 1968 M 物理博士學生已婚讀書讀書工作親友 T7 51 1998 M 碩士建築師已婚？？工作？ T8 33 2003 F 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已婚讀書讀書婚姻婚姻 T9 49 1996 F 大學 商已婚子女教育美國不好移民親友親友 T10 26 1991 M 大學無未婚隨父母移民親友工商城市好學區 T11 ？ 1997 F ？無已婚換環境親友學校多華人較少 T12 51 1988 M 工專業務已婚換環境美國不好移民工商城市親友 T13 37 2003 F 碩士家管已婚留學美國不好移民學校多親友 T14 50 1992 F 大學教師已婚？？？？ T15 51 1990 M 大學房仲已婚換環境親友親友親友 T16 39 1989 M 博士教師已婚隨父母移民親友工作工作 T17 36 1990 F 大學鋼琴教師未婚讀書讀書親友親友註：V代表溫哥華，T代表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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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

一、背景

就早期海外華人而言，他們並不想融入移入國社會並多抱著「落葉歸根」的想法，成為了「異鄉孤客（sojourner）」。他們主要以經濟謀生為目的，每隔一段時間便把積蓄寄回家鄉，等積蓄存夠時，就想辦法返家團聚。移居地社會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過度且短暫的社會。也由於他們的教育程度不高，使得他們為便於互相支持，互相往來，而多居住在中國城或其附近，形成了聚居華埠的情形，同時也衍伸了同鄉會和宗親會組織，成為他們與外界聯繫的主要管道（陳祥水，1991: 33；麥禮謙，1992: 25-46；Lee，1992: 134-135；陳靜瑜，2003: 2-3）。因此，他們不需要積極的面對生活適應的問題，形成了早期的華人社會隔絕性特徵。這和傳統移民概念相比較，嚴格的來說，當時的他們還不算是移民。

到了1990 年代，來自亞洲的「新」移民（“New” Asian immigrants），大量

的移入美國、加拿大以及澳洲等國，他們大多為擁有專業技術（professional skills）

及可觀資產的中產階級或有中上收入的移民，尤其是來自於快速工業化國家的華裔，占了絕大部份，他們的複雜性，較早期移民為高，而且也引發出更多不同的議題（Inglis et al., 1992；Ip et al., 1998；Inglis, 1999；Wong, 2004）。而在海外的臺灣移民也具有這樣的特徵：首先是他們的教育程度和平均收入高；其次是他們的年齡多處青壯；再者是他們的英文程度佳，但卻是他們求職與適應的重要困擾；第四是他們多聚居在都市中；第五是和臺灣互動且聯繫頻繁；第六是他們的職業多樣化，視野國際化（徐榮崇、陳麗如，2006）。正如 Ip（2006）的研究指出，因為新亞洲移民的社經資本優勢，在移民社會第一代便進入了移居地的中產及中上階層社區居住，他們可被稱做是一群中產階級的跨國遷移者（middling transmigration）。這和過去的傳統華僑聚居於華埠的情形不同。他們能依自己的意願不住在唐人街，而選擇更好的居家品質或好學區去。他們各自需要和當地社會打交道，因此很快地便需要和當地的居民、社團、學校作接觸，同時也持續的和臺灣保持密切的聯繫。其適應路徑也是和過去傳統第一代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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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與主流社會隔離的生活是不同的。其實，從1950 年代開始臺灣地區就陸陸續續有人才外流的現象。雖然此時臺灣也有著高度的經濟成長，但對於高級技術和專門技術人才的就業機會仍缺乏，因此許多高級人才嚮往北美先進科技及生活水準，而選擇了美國作為求學的目的國，但多半在留學取得學位後，便就地尋求移民的身分。1960 到 1970 年代臺灣地區在國際的地位上有了變化，引發了臺灣國際孤立造成恐慌，促動了幾波的移民潮，其間又以退出聯合國和中美斷交二事為代表。1980 年代是臺灣政治和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年代。當時臺灣開放黨禁、報禁，經濟快速成長，股市房地產狂飆，個人收入大幅提升，再加上1989 年 7 月政府開放觀光，種種因素都使國人出國旅遊及外移能力及機會增加。另一方面，國內快速的社會變遷也帶來了政治不安定、治安不好、小孩教育壓力過重、生活環境惡化等弊端，加上中共長期壓力的因素，使得臺灣人民在比較國內外制度和生活環境後，增加了他們移出的動機。另一方面，由於國際局勢及經濟環境的轉變，世界各大移民輸入國無不紛紛改變了他們的移民政策，提出許多不同吸引移民的條件，希望透過移民的輸入，帶動本國經濟的提升。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相繼提出了商業投資移民的移民政策，這使得臺灣移出移民於80 年代末期快速增加，主要是對各國鼓勵商業及技術移民政策的回應（徐榮崇、姜蘭虹，2005；徐榮崇、陳麗如，2005）。根據調查，加拿大居住環境較佳、求學環境較好、社會安定，是臺灣移民選擇加拿大主要的因素（徐榮崇、齊力，2004: 99）。許多受訪者針對加拿大重視人權、尊重個人、有社會秩序，並認為生活在這有被尊重的感覺而選擇了加拿大。同時，加拿大的教育，也是很受家長所青睞，為讓小孩有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而來。另外，相較於澳洲，加拿大與美國同處大北美市場，具有較佳的商機與較多的選擇，也被認為是移民加拿大的一大優點。其實，也有許多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本來第一志願應該是移民美國，但由於美國簽證較難取得，讓許多臺灣移民退而求其次選擇了加拿大，等待機會轉進美國（這情形和許多移民會選擇移民門檻較低的紐西蘭移民，然後再等待機會轉進澳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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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加拿大普查資料得知，2001年共有70,790位臺灣出生的移民（包括170 位非移民、3,525位非永久居民），女性36,770人，占51.9%，而男性34,020人，占48.1%。他們從1980年代開始大量移民，而在1990年代達到高峰。大多數的臺灣出生移民選擇居住在卑詩省（46,935人，66.3%）和安大略省（17,910人， 25.3%）。而約有88.3％臺灣出生移民集中在溫哥華、多倫多和卡加利三大都會區中。其中以溫哥華所占比率（45,930人，64.1%）最高，多倫多（15,570人， 22.0%）次之（如圖3）。可見臺灣移民在加拿大地區集中於都市的比率是偏高的，這情形和澳洲臺移民集中在雪梨、布里斯本和墨爾本（84.5%）的情形類似（徐榮崇、姜蘭虹，2001；徐榮崇，2003）。繪圖：徐榮崇。資料來源：2001 年加拿大普查統計局未出版資料。

註：*統計至 2001 年 5 月 15 日（Includes data up to May 1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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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居住城市的因素

我們可以從調查研究資料4和訪談（如表 1）的結果了解，居住環境和親友是臺灣移民選擇溫哥華主要考量的因素，多倫多則是親友和工作。一般而言，親友能給與新移民安全與資訊的需求，故而受訪移民大多表示「因為那裡有某某親友在的關係」，故而親友在居住地的選擇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溫哥華風景優美、居住環境佳、氣候溫和是加拿大臺灣移民選擇溫哥華的主要因素（徐榮崇、齊力，2004: 97）。相對於多倫多，溫哥華在地理位置上離臺灣近，對於需要往返臺、加二地的臺灣人而言更具吸引力。正如V4 先生所說：「交通方便、離臺灣近、氣候佳，我為什麼不來溫哥華？」。又如V17 先生所說：「因為臺北有直飛溫哥華，氣候也能接受。多倫多有考慮，但回臺探親溫哥華近，多倫多的天氣對我要花更多的心力去克服，把挑戰縮小一點，就選溫哥華」。而多倫多是加拿大第一大城，機會多、學校多、商機好，所以有許多臺灣移民是選擇這裡。如T7 先生就認為多倫多有商機，認為來多是才有希望，他說：「當時溫哥華博覽會，當時在溫哥華導遊，常覺得很冷清，多倫多看到餐廳很多人在排隊，覺得要生存，要選擇多倫多」。注重小孩教育的 T9 小姐，選擇多倫多則是為了他的小孩，她說：「多倫多是經濟文化薈萃的中心，且因為移民動機是子女教育，所以認為選擇多倫多較好」。另外，有一部分選擇多倫多都會區的人認為溫哥華地區經常下雨，四季不夠鮮明。

三、溫哥華臺灣移民的居住地選擇

從 2001 年加拿大統計資料顯示，臺灣移民在溫哥華地區偏好居住在

Vancouver 、 Burnaby 、 Richmond 、 Surrey 等次統計分區地區（ Census Subdivisions（CSD））（如表 2、圖 4），其居住地選擇的差異，主要原因和房價有很大關係，越往東房價越便宜。Vancouver 距離市區最近，以英屬哥倫比

亞大學（UBC）附近的 West Vancouver 最高級，也是好學區，吸引許多帶

有相當資金的商業移民前往居住。

4

臺灣移民選擇多倫多原因，依序是：家人親戚在這裡、求學環境較好、工作機會與事業發展等（徐榮崇、齊力，2004: 97）。

(18)

表2 2001*年加拿大溫哥華地區臺灣出生移民居住地分布

單位：人數/百分比

地區總人數百分比

都會區域（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CMA）

Vancouver 45,390 100.00 次區域（Census Subdivisions，CSD） Vancouver C（City） 13,530 29.81 Burnaby C 8,775 19.33 Richmond C 8,255 18.19 Surrey C 5,290 11.65 Coquitlam C 3,405 7.50

Delta DM（District Municipality） 1,710 3.77 North Vancouver DM 975 2.15 West Vancouver DM 920 2.03 Langley DM 680 1.50 Port Coquitlam C 340 0.75 Port Moody C 330 0.73 Maple Ridge DM 315 0.69

Greater Vancouver A RDA

（Regional District Electoral Area） 215 0.47

North Vancouver C 195 0.43 New Westminster C 150 0.33 Langley C 125 0.28 Pitt Meadows DM 80 0.18 White Rock C 55 0.12 Anmore VL（Village） 30 0.07 資料來源：2001 年加拿大普查統計局未出版資料。

(19)

而Burnaby 和 Richmond 地區，華人生活機能很強，到處華文招牌，亞洲超市與中國餐館林立，且兩地都有好學校，吸引不少臺灣人前往居住。如：我是會選擇Richmond，因為華人生活方便，有人雖住在別的地方，但還是到Richmond 來生活吃飯。（V15）因為Burnaby 的中學不錯，我是為小孩來的，我當然為他考量。（V2）對於市中心而言，Burnaby 在東，而 Richmond 在西南，與市中心的距離相似。然而 Burnaby 地處高地，房子可興建地下室，許多人將地下室出租可有額外收入，尤其是對於一些資金較不足的年輕技術移民而言，是一項相當不錯的考量，V22 小姐建議：「在 Burnaby 可以買那種地下室有獨立出口的那種，地下室租人可以有一筆額外收入」。Richmond 是海埔新生地，無法建地下室，但接近機場，是大家選Richmond 的理由之一，V14 先生分析說：「Richmond 平，不像 Burnaby 高高低低，而且離機場近，接親友方便」。另外Surrey 則比較遠，房價較低，主要是親友的關係而選在這裡，也聚集了不少臺灣人。V6 先生說：「我們從溫哥華到 Surrey 大概是 20 分鐘，不是很遠的地方，那剛好是在高速公路的旁邊，交通還滿方便的，所以那時候就開一個新的社區，很多臺灣人都去買，差不多整個區都是臺灣人，我們就稱是臺灣村，一個村還不夠，幾年後再開一個新的，這是我們臺灣的第二個村，那現在有第三村，現在是到第三村」。而多倫多地區則偏好居住在Toronto、Mississauga、Markham、Richmond Hill、Brampton and Vaughan 等次統計分區地區（如表 3、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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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1*年加拿大多倫多地區臺灣出生移民居住地分布

單位：人數/百分比

地區總人數百分比

都會區域（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CMA）

Toronto 15,570 100.00 次區域（Census Subdivisions，CSD） Toronto C（City） 10,270 65.96 Mississauga C 2,245 14.42 Markham T（Town） 1,320 8.48 Richmond Hill T 965 6.20 Brampton C 250 1.61 Vaughan C 230 1.48 Oakville T 140 0.90 Whitchurch-Stouffville T 45 0.29 Newmarket T 35 0.22 Ajax T 15 0.10 Aurora T 15 0.10 Halton Hills T 15 0.10 Pickering C 10 0.06 King TP（Township） 10 0.06 Caledon T 10 0.06 資料來源：2001 年加拿大普查統計局未出版資料。

註；*統計至 2001 年 5 月 15 日（Includes data up to May 15, 2001）

Toronto 市是由許多小城市合併而成的地區，這裡接近市中心，房價也比較高，North York 地區附近因學區好聚集了許多臺灣人，如 T17 小姐從美國讀完

書後就單身來到多倫多，她說：「雖然North York 貴，但是近市區、工作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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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ham 和 Richmond Hill 是新興地區，沿 Steeles av. 和 Highway No. 7 道路有許多華人經營的購物商場，有很好的華人生活機能。如大都會廣場，就是臺灣人經營的商場，販賣的都是臺灣的食物與物品，也是相關臺灣社團辦公室聚集的地方，移民有一段時間的 T4 小姐認為這些地方有家的感覺，她說：「你要買臺灣的東西、吃臺灣的東西這裡都有，這裡有很多專門賣香港東西的商店，也有賣臺灣東西的商店，大都會就是一個例子。再往北 7 號道路那裡還有更多，這裡房子也比較便宜，人也在這裡，所以很多臺灣社團辦公室都在這裡」。西邊的Mississauga 是個工業區，且離機場近，讓不少作生意的臺灣人選擇住在那裡。然而近年來，大陸移民大量移入加拿大，導致了都市裡不同族群的再遷移現象，是我們值得再關注與了解的。繪圖：徐榮崇。資料來源：2001 年加拿大普查統計局未出版資料，取百分比超過百分之一次區域表示。註：統計至2001 年 5 月 15 日（Includes data up to May 1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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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徐榮崇。

資料來源：2001 年加拿大普查統計局未出版資料，取百分比超過百分之一次區域表示。註：統計至2001 年 5 月 15 日（Includes data up to May 15, 2001）

圖5 2001 年加拿大多倫多地區臺灣出生移民居住地分布圖

四、選擇初次居住地的因素

移民之初，通常希望有人給予幫助，減緩剛到時的陌生與害怕，並獲得安全感。多數人會選擇在親友家暫住，然後在其附近尋找居住地，也正因此，他們初次居住地的選擇和親友因素有很大的關係，這點和澳洲的研究相似（徐榮崇、姜蘭虹，2004）。剛開始，由於對週遭環境的不瞭解，經濟能力是影響居住地選擇的重要因子，然後再加上房屋仲介的介紹和親友的建議，決定了他們第一個住所。當然，他們在決策的過程中並非全然如此之理性，可能因為一時的興致使然，也可能因一時之因緣際會，讓他們在剛選擇居所時充滿變數。（一）經濟能力的因素移民的居住地選擇，經濟能力因素是必須被重視的。不同的移民的類別有著不同的經濟考量。商業技術移民者多資金，他們多會選「好區」，在比較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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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居住，並過著優閒的生活。而獨立技術移民者，他們需要辛苦的工作賺錢養家，因此，在價位較為低廉的地區尋找「工作方便」或「好學校」的地方居住。在經濟能力的篩選下，加拿大臺灣移民開始在負擔得起的地方找房子5 。如 T7 先生直率的表示：「我也想住好區啊！不過那實在是太貴了，買不起，聽朋友說這裡不錯，就開始在這裡找囉」。因此，加拿大臺灣移民的居住地分布和當時、當地房地產的情形有很大的關係。（二）親友的介紹剛到一個新的地方，安家是一件很繁雜的事。舉凡食、衣、住、行、子女教育等等均須解決，尤其是找房子這事。因此，大部分的移民在尋找新居住地時都會找親友或安家公司幫忙，認為如此有個好照應，也因此決定了他們初次落腳的地方。畢竟是全家一起來，大人們通常會希望有人能給予幫助，以減緩剛到加拿大時的陌生與害怕，並獲得安全感。在考量上，會以先能安家為主要目標，親友的建議會成為決策上重要的因素。總覺得先有個親友在那裡是較能夠放心的。正如在溫哥華的V20 小姐說的：「住在一個同學的家裡，她住在 xxx，一個月。然後我這一個月就先找地方住，一個月之後就搬出來。所以我現在的活動區域也都在 xxx 比較多。來的時候，真的要有個親戚或朋友在這裡會比較好，心理比較踏實」。不過，V23 小姐則建議不要依賴朋友太久，她說：「你知道嗎，朋友的幫忙是有限的，你不可能無限制的要求人家幫忙」。有些移民是透過安家公司代為安排的，安家服務是移民公司在移入地設置的售後服務項目，通常是由較早的移民擔任此工作，因此，有很多臺灣移民初次選擇的居留地和安家人員的安排有很大的關係。大多的移民都是會受到親友的影響而決定他們初次的居住地，而且相關的訊息也是透過親友的傳述而獲得。當然，親友的介紹是決定的重要因子之一，但對移民本身而言，仍是會在眾多的考慮：如交通、購物、小孩讀書是否方便，自己的預算與房子需求等因素下做決定。 5_{對於購屋的資金，貸款是多數人選擇的方式。而其資金的流動，主要是跨國界流通的，展現} 了跨國的行為。其型態大致可分：一次付清型，由臺灣大筆匯款，一次買斷。該資金有自有款項和在臺或第三地貸款者。另一形式是選擇在加拿大貸款者，其資金如來自在臺灣工作家人（多數為空中飛人）的匯款，則必須承擔匯率變化的風險。如來自加拿大的工作，則必須要面臨工作難求的窘境。所以，誠如前述，經濟能力較為不足者，他們也會考慮能否有收入而選擇是否能分租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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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及環境的因素除了親友的介紹外，他們也會考慮到交通的因素。這包括了購物、小孩讀書及工作方便等，如溫哥華的 V8 小姐說：「剛來這裡時，我不會開車，我要買東西方便還有近學校的，看了看這裡還不錯，所以就住下來」。T3 小姐回憶當時剛到多倫多時的情景說：「我們剛到沒多久先生就回去了，我當時不會開車，買東西方便，近車站，近學校最重要，不然要我怎麼辦？」不過比較獨立的 V23 小姐卻不這麼認為，她認為如果會開車，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她說：「如果你會開車，這裡交通不像臺灣，前前後後的時間也差不了多少」。由此可知，小孩的教育與工作的地點，是他們在交通上需求的主要影響因素。而其他大環境，如鄰居族群，公園綠地等都變成了次要考慮的因素，或許是剛到陌生的環境時，尚來不及考量那麼多吧。（四）風水的因素對於臺灣人而言，風水的考量（如凹地、門牌號碼、路衝等）在尋求新居所時是一項不可忽視的考量因素。住溫哥華做裝潢的 V22 先生，就蠻注重風水的，他說：「你看那房子，後面凹下去，就是不好，住的不穩。你看我這裡，前面清爽，後面有背，我就是覺得這裡風水好選這的」。另外，T13 太太則表示：「門牌有 4，總是不好啦。門前擋了大樹，也是不好啦。雖然不要那麼迷信，不過心裡總是毛毛的」。而在多倫多地區擔任房屋仲介的 L 先生6 ，他從科學的角度詮釋風水說：「風水，是大家都會注意的啦！不過不要太迷信。就像這裡，馬路直直對過來，人家說路衝。你說有沒有道理，是不是就撞過來。所以說，風水是有道理的。還有，剛剛那路口車子那麼多，回家必須從那路口跨馬路轉過來，是不是增加危險」。通常，臺灣人在當地除了自建或接手華人的房子外，可能無法如意找到一幢具有臺灣風格及風俗的房子。如，房子的方位是否合適7 屋主；屋外環境是否 6_{L 先生是多倫多地區的仲介，因工作忙碌無法受訪，只能跟著他一起工作，故 L 先生並未列} 入受訪者名單。 7_{指南針是在他們看屋時常見的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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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風水上的嫌惡設施，路衝、電線桿，門前有大樹檔門、房子前後是否是窪地等；房屋內部是否格局方正，有無門對門現象，門是開「龍」邊還是開「虎」邊等。但相信風水8 的人，仍然是會想辦法找到風水較好的住家，如無法避免風水上的缺點時，便會利用許多破解的方法，如放八卦或更改室內設計來避免風水上不好的缺點。也正因此，因為文化及習慣上的差異，接手臺灣人的住家的人同常會是亞洲人而非當地人9 。也因此，除了語言外，此因素也是造成族群群聚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再遷移時選擇居住地的因素

隨著經驗累積及以及對環境的認識，諸多因素致使他們選擇搬家，考量的情況將更多樣與複雜化。通常，臺灣移民在一開始時租屋對居家環境的要求是比較不苛求的，但實際要買房子時就比較會加入自己對房子的需求及意見。因此當移民到達加國以後，通常還是會經過幾番搬遷，然後才安頓下來。他們通常會有一次以上的搬家經驗，且會考量子女就學的學區而搬遷，另外他們也會因為求學、結婚、小孩出生等因素而搬家以求有最合適的居住空間。所以，多數移民都曾經搬過家。根據徐榮崇、齊力（2004: 101）的研究顯示，約達八成的人表示曾經搬過家。隨者小孩逐漸地長大，他們會因為小孩學區的改變而搬家。呃，我是因為現在這個房子雖然比較小，但是因為學區比較好，所以比較貴，我當初就有掙扎，因為從比較大的房子搬到比較小的房子，所以也會想說，你已經跟你原本住的附近的鄰居已經建立關係了，好不容易比較熟悉的時候又要搬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所以也是蠻多的……我有去拜託那個學校說，可不可以不要搬家。…因為我的孩子 8_{對臺灣人而言，風水屬於個人的偏好，因為這偏好及禁忌而產生了不同居住地選擇的需求。} 有人在環境上避諱路衝、電線桿，門前不能有大樹檔門，房子前後不可以有窪地。在房子本身上，要格局方正，盡量不要門對門，門要開「龍」邊不能開「虎」邊等等禁忌。在房子形式及格局上，如對於三角窗、無尾巷（死巷或 circuit）等觀念，臺灣移民和加拿大人的習慣是有某種程度上的不一樣。 9_{正如印度人家中總是有一股咖哩味，這味道總是無法讓其他族裔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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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有參加樂團，他在那個樂團是首席，他們學校也蠻重視樂團的，我就想試試這樣會不會有比較好的機會。但是那個學區規定實在很

滿。如果不住那裡就真的不能去讀。（T9）

在 Bramtpon 住了四年半，就搬到 North York，方便兒子在 downtown 唸書。（T4）有的是因為小孩長大了要換大房子。因為那邊的房子比較小，只有兩個房間。孩子也大了，有時候臺灣有親戚來好像覺得很擠。所以想說找大一點的房子，才買到這邊來。（V8）另外，小孩找到工作或結婚而離家，使得家庭成員的組成及生活型態發生改變，導致對居家需求產生改變而搬家。如和V19 夫妻的這一段對話，則顯示出兩老對居家需求的變化是隨著子女而來。妻：我們在這裡住了六年半…等兩個都踢出去的時候，我們兩個老的時候，換個公寓。就有錢養老了。先生：其實洋人有個觀念是住 house，等小孩子都離家後。要買就買 apartment，要嘛去看個 town house。town house 是獨立的，所謂 town house 是兩層樓，隔壁是連棟。妻：有個小花園。夫：有點像我們臺灣的透天厝。妻：每個階段你的想法會跟著改變。夫：當然看經濟囉。這很重要的吧。（V19）受訪者中，有人因為結婚因素而改變了他們對房子的需求。如 T8 小姐所言：「因為結婚了，希望空間可以大一點，由原先的一房一廳轉為二房一廳。」而T10 先生則說出有人因為求學的因素而搬家，他說：「多倫多的大學比較好，很多小孩考上多倫多大學，便舉家搬到多倫多」。隨著居住時間的漸長使得對於居家環境更加的瞭解，移民對房地產的投資觀念會隨之改變，這改變促使了他們搬家的行動，如居住在溫哥華的 V6 先生所說：「溫哥華地好、地價好，1985 年搬到這，因地大、漂亮、便宜，因為房子漲價，賣了它，有賺錢導致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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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子也會看這房子會不會增值了啦」。

陸、結語

本研究為澳洲臺灣僑民的居住地決策的接續研究，並運用了許多在澳洲的相關研究經驗在此研究中。研究結果發現，澳洲與加拿大二國的臺灣移民其居住地選擇的思維及模式幾乎相似。他們都因子女教育的考量和擔心國內政局不穩而離開臺灣，也因較好的居住環境及求學環境等因素而選擇了移居國。他們居住在主要的城市中，而且和早期華人聚集於中國城不同的是，會在社經水準高的郊區聚居在一起，而形成了所謂的新中國城（second Chinatown）並快速的展現（transformation）其族裔特有的文化地景，如「小臺北」。其實，臺灣移民的移民動機和早期的遷移理論已有所不同。早期的國際遷移理論認為，人口的遷移多肇因於經濟發展中的勞工遷移過程。雖然從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就業機會和成本效益可以用來說明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但這對於解釋當代加拿大擁有高教育背景及豐厚資金的臺灣「新移民」遷移趨勢卻已不適用。因為，其遷移行為並不是為了達到經濟平衡，而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遷移到他們所認為較好的地方。另外，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上，過去實質的利益（如獲得更好的收入），對臺灣移民而言，其重要性已不比心理上的利益來的重要（如小孩可以有更好的教育環境）。他們可以犧牲本身的金錢、時間與成就，只要讓下一代能更好。對遷移者本身而言，這是完全不符成本效益的。而且，臺灣移民在居住地遷移時會和其他一般遷移者考慮的因素不同。雖然他們會一樣考慮到房屋條件、週遭環境、易達性等同樣的因素。但事實上，由於他們背景、文化與遷移動機的差異，使得他們在考量同樣因素時，其背後所代表的意涵卻是不同。舉例而言，多數臺灣移民為了子女教育的特定目的來到加拿大，在考慮居家條件時就會特別以子女需求為重心，這是和一般居住地改變遷移者有所不同。另外太空人家庭，也會使他們在居住地選擇時會偏向於以妻小為主，考慮到是否安全、方便，或與親友聯繫及照顧是否容易等因素。加上有些臺灣移民會考量風水，以及文化上家長決定意見的權威性很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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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與一般居住地改變的遷移者所不同。同時，加拿大臺灣移民在不同的空間層次上有不同的考量因素。由於臺灣移民多因生活環境及小孩教育需求而移民，所以在選擇國家的層次上，親友的因素則不如社會或生活型態的因素來的重要。但在選擇省及城市的區位上，本研究認為，「城市」及「城市內」的初次居住地考量上，「親友」的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可以透過親友的介紹與互助獲得相關的資訊與安全感。通常，他們初次多採用租屋或借住的方式，此時對居家環境的要求是比較不苛求。再遷移時的房屋則多為自有，而且會加入自己對房子的需求及意見。當然，他們在選擇居所時是充滿變數的，而且其過程也並非全然理性。故而，在不同影響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決定了她們第一個居住的位置。隨著時間的粹煉，加拿大臺灣移民逐漸遠離臺灣的主流社會，而對於新的環境卻越加適應。在探討臺灣移民在居住地選擇的同時，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如何在異地適應的過程，他們由陌生到熟悉，由聽別人的意見到自己能進行判斷與分析，從訪問的內容中，我們可以了解他們在如何在交相互動的選擇因素間做決策，當他們對新環境的了解越深入，他們的觀念及價值也會隨之改變。因此隨著居住時間的增加，臺灣移民對於居住地選擇的考量，已經加入了時間及適應當地主流社會的歷程。他們會因為對適應能力的增加、分析能力的加強、生活環境的了解，而使得考量更多樣與複雜化。由於臺灣移民在進行移民的過程中，反應了移民族群與移居環境的文化與社會意涵。因此，本研究呈現了加拿大臺灣移民的移民動機與居住地選擇的相關資訊，對於移民者本身、移出地（臺灣）和移入地（加拿大）而言，應具備了相當程度的參考性。對於即將移民的臺灣人而言，移民之路並非一般人所認為的光鮮亮麗，其背後仍隱含著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因此，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移民事先了解移居地社會的現況，並做好移民前的準備，評估最適合自己未來的地點，以減低移民後困難與問題的發生；對臺灣而言，政府應認知臺灣移民在無邦交的環境下生活與適應上的問題是多樣性的，也應知道在全球化時空收斂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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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移民與國內社會的互動與聯繫是日趨緊密，更由於他們多具有豐厚資金與高教育程度的中上階層背景，因此他們移民經驗是否成功，亦直接或間接影響著臺灣本身的社會與經濟活動以及國際形象。是故我國政府應更於重視國人移出的相關議題，在設立相關專職機構上以及針對相應的移民規劃甚或輔導措施上做出努力，整合海外僑民，期使在外交與經貿上能發揮影響的力量；另外，對於加拿大的政府而言，不同族群對居住地的需求、偏好與生活適應的研究，使其於進行移民相關政策規劃時，更能迎合不同族群的需求。

謝誌

本文承蒙國科會及僑委會的補助。以及加拿大溫哥華 Quentin Lee 夫妻，

Wells Hsu 夫妻，Ian Standwood 夫妻，多倫多 Jason Wong 和 Maggie Lee 夫妻的

協助。更感謝仲介業者 Grace（溫哥華）和 Larry Lee（多倫多）在百忙之中不

僅讓我一路跟隨，還指導我許多觀念及技巧。在此一並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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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Embedding:

The Considerations and Residential

Choices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Jung-Chung Hsu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ideration process Taiwanese migrants went through in selecting their residential locations during their settlement. The methods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ed a review of the Census data in Canada for the year 2001, followed by an extensive survey of literature on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migrants in Vancouver and Toronto. From these cities, a total of 40 migrants'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probing into their decision in making residential choices in settlement.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most Taiwanese migrants chose to live in Vancouver and Toronto. For Vancouver, mild climate and pleasant environment we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and Greater Vancouver, Burnaby, and Richmond were the areas where they congregated. Those who chose to settle in Toronto, decided mainly for family and education purposes, and Toronto, Mississauga, Markham, and Richmond Hill were areas where they preferred to settle in.

In general, when choosing a residential location, most Taiwanese migrants considered mainly the environmental surrounding, conditions of the house, their financial capacity, and opinion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Over time, these reasons

*_{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of Education,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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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modified, reflecting changes in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nd settlement experiences, life-cycles, and fluctuating housing prices, reflecting a pattern very similar to that experienced by Taiwanese migrants settling in Australia.

Key words: Taiwanese immigrants, migration, residential choices, location decisions,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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