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理界線-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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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第十三屆教學碩士論文.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理界線—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指導教授：廖學誠研究生：李蕙琴. 中華民國一Ο三年八月.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教學碩士論文摘要研究所別：地理學系教學碩士班論文名稱：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理界線—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學分析指導教授：廖學誠研究生：李蕙琴論文內容：共一冊，約十萬字，分五章十七節，並以九百字扼要說明內容。. 摘要都市水岸在後工業化都市面臨全球化及城市競爭的都市轉型過程中，已成為都市再發展的重要區位，二重疏洪道地區也在此一脈絡下，展現由「邊陲」翻轉為「核心」的可能性。政治生態學強調在地景生產中，社會和自然的不可分性，同時也強調尺度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概念化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歷程。本研究主要透過政治生態學的「環境議題與認同」分析視角，梳理政策、地景變遷、居民環境認同及行動之間的關係脈絡，並運用解釋鏈模式，以釐清尺度互動過程。藉此，重塑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歷程，以及經歷邊緣化後的再發展脈絡，並探討在此變遷歷程中所衍生的環境議題；同時，析論二重疏洪道的界線意涵，以及人與自然關係之演進。在二重疏洪道尚未築起之前，農業地景下，人們實質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劃出來的界線，包括：田梗、聚落、溪流、灌溉溝渠，代表的是人跟土地組織起來的方式，是農民安居樂業的領域；二重疏洪道的興建，象徵國家力量的進入，政府決策以「防洪」為主要論述，以堤防劃設了新的現代性邊界，也定義了「核心」與「邊陲」，在國家政策主導的過程當中，進一步導致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環境退化與邊緣化。原有舊的邊界隨著舊地景抹去重寫，新舊邊界重疊交錯，但銘刻於舊居民身體記憶裡的地理界線仍舊存在，新地景無法覆蓋其對舊地景的記憶，高大的水泥堤防也不足以切斷其與堤防另一端的連結。然而，時隔30年後的今日，年輕一輩在生活上和記憶上的連結均已斷裂，舊的邊界也將逐漸被新邊界所取代。而隨著政府論述由「防洪」的「劃界」策略轉為「親水」的「跨界」策略。居民與河岸的關係產生了改變，「大臺北都會公園」也成為空間競逐的場域，並衍生相關環境議題。近年來，在新北市政府的宜居發展論述之下，堤內、堤外大規模的地景改造，展現了政府及地產開發商對此地區的宜居想像，亦呈顯了地區繁榮的可能性，然而，在地.

(3) 居民卻仍有深刻的「邊陲之感」。由此可見，「看得見」的地理界線—堤防，雖阻隔了區域發展，也阻隔人與自然親近的機會，透過橋樑、越堤道等設施，尚容易跨越；但存在於居民身體記憶裡那道「看不見」的地理界線—邊陲之感，卻不見得能夠透過地景改造而消弭。關鍵字：二重疏洪道、大臺北都會公園、政治生態學、環境議題與認同.

(4) Abstract Urban waterfro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o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when post-industrial cities fac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Competition. And in this context, Erchong Floodway area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orming the position from “the margin” to “the center.” Political ecology asserts the inseparability of society and nature in the production of landscapes,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cales.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conceptu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rchong Floodway area. The stud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transformations of landscapes, and environmental identities and actions of the resident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subjects and identities” of political ecology. Furthermore,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scale by the “chain of explanation.” In this way, the study depi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context of redevelopment of Erchong Floodway area, and then analyz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subjects that occurred in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also seeks to define the spatial meaning of the boundary line delimited by Erchong Floodwa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Before Erchong Floodway built, under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he boundary drew by people represented the way the people connected with land, including the ridges of field, villages, streams, ditches. When the power of the state come into this place, the dikes designated a new modern border, and drew a line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margin.” Meanwhile, this area has been led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as a result of efforts by state policies. The original boundaries were rewritten with the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old boundaries overlap and stagger with the new one. But the boundaries have been imprinted in the bodies and the memories of the original residents. The new landscape is not able to lay over the original residents’ memories about the old one. And the dikes are not able to cut their links with the other side. However, now, 30 years has passed, the links and memories have broken i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the old boundaries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new boundaries by degrees. Along with the strategy of “border-crossing” took the place of “demarcation.” Relations between residents and the riverbank have changed, and “Taipei Metropolitan Park " has become an open space of spatial competition.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5) scales became more frequent, and led to new environmental subjects. In recent years, on the basis of New Taipei City’s new policies of “urban livability,” the extensive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of waterfront revealed the livable imagination of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property developers. It seems that this region is able to be prosperous. However, the residents still have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marginal.” In consequence, although the “visibl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 dikes, block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y also become a barrier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yet we still can cross it easily through bridges, causeways and other facilities. But the “invisible” geographical boundary printed in the mind of the residents –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marginal” – is not necessarily able to be eliminated through the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Erchong Floodway, Taipei Metropolitan Park, politic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subjects and identities.

(6) 目次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文獻探討. 4. 第三節研究區域. 18. 第四節研究方法. 23. 第二章劃界：二重疏洪道的興建. 29. 第一節大臺北防洪計畫與二重疏洪道的興建. 31. 第二節二重疏洪道工程的影響與居民環境認同. 41. 第三節劃界：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 53. 第四節小結. 57. 第三章跨界：營造大臺北的「中央公園」. 59. 第一節營造大臺北的「中央公園」. 60. 第二節大臺北都會公園與居民環境認同. 64. 第三節跨界：人與自然. 75. 第四節小結. 83. 第四章從邊陲到核心？打造宜居的未來. 85. 第一節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的再發展. 87. 第二節新北市政府的宜居想像與居民環境認同. 94. 第三節從邊陲到核心？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112. 第四節小結. 117.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119. 參考文獻. 125. 附錄. 136.

(7) 表目次表 1-2-1. 二重疏洪道相關的碩博士論文之主題分布. 6. 表 1-4-1. 政治生態學的五個研究主題. 23. 表 1-4-2. 受訪者基本資料. 27. 表 2-1-2.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 38. 表 2-2-1. 二重疏洪道水位站的歷史水位記錄. 42. 表 3-1-1. 臺北縣四大旗艦計畫. 60. 表 3-1-2. 大臺北都會公園三期工程施作內容. 63. 表 4-1-1. 配合二重疏洪道闢建及拆遷戶安置之市地重劃一覽表. 88. 表 4-1-2.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土地開發計畫一覽表. 89. 表 4-2-1. 淡水河曼哈頓旗艦計畫範圍. 97. 表 4-2-2. 新北市政府之宜居論述內涵. 101. 表 5-1-1. 二重疏洪道地景變遷歷程中的尺度實踐. 123.

(8) 圖目次圖 1-2-1. 政治生態學的解釋鏈. 13. 圖 1-3-1. 二重疏洪道範圍圖. 18. 圖 1-3-2. 大臺北都會公園示意圖. 19. 圖 1-4-1. 研究架構圖. 25. 圖 1-4-2. 實察及訪談區域地圖. 26. 圖 1-4-3. 研究流程圖. 28. 圖 2-1-1. 淡水河流域圖. 31. 圖 2-1-2. 淡水河左岸零公尺地帶地圖. 33. 圖 2-1-3. 淡水河防洪治本計劃研究方案平面圖(丙案). 35. 圖 2-1-4. 臺北地區防治計畫建議方案圖. 37. 圖 2-1-5. 淡水河主要河段計畫洪水量分配圖. 40. 圖 2-3-1. 二重疏洪道邊緣化歷程之政治生態學分析(1960-1996). 54. 圖 2-4-1. 二重疏洪道地區邊緣化歷程(1960-1996)之解釋鏈. 57. 圖 3-2-1. 大臺北都會公園三大園區範圍示意圖. 65. 圖 3-3-1. 二重疏洪道內部地景變遷之政治生態學分析(1996-2013). 77. 圖 3-4-1. 二重疏洪道內部地景變遷歷程(1996-2013)之解釋鏈. 83. 圖 4-1-1.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 2013 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 87. 圖 4-1-2.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土地開發計畫. 90. 圖 4-1-3. 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範圍圖. 91. 圖 4-1-4. 五股都市計畫(洲子洋地區)範圍示意圖. 92. 圖 4-1-5. 五股新市鎮開發計畫範圍示意圖. 93. 圖 4-2-1. 大臺北都會公園營造計畫整合周邊規劃圖. 96. 圖 4-2-2. 淡水河曼哈頓旗艦計畫範圍圖. 98. 圖 4-2-3. 新北市城鄉發展目標示意圖. 99.

(9) 圖 4-2-4. 新北市七大策略區劃分示意圖. 100. 圖 4-2-5. 淡水河曼哈頓計畫之二重疏洪道相關計畫區位示意圖. 102. 圖 4-2-6. 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曼哈頓三核心示意圖. 103. 圖 4-3-1.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地景變遷之政治生態學分析(1968-2014). 113. 圖 4-4-1. 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地景變遷歷程(1996-2013)之解釋鏈. 117. 圖 5-1-1. 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124.

(10) 第一章. 緒論. 城市的綠色外緣和深埋的地下湖的黑暗輪廓彼此重疊；看不見的地景範限了看得見的地景；在陽光下活動的每件事物，都由包容在岩石的石灰質天空之內的晃漾波浪所推動。. --Italo Calvino(1972) 《看不見的城市》.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一、研究動機 1979 年，為了解決大臺北地區的水患問題，行政院決議修築二重疏洪道，工程分三期執行，並於 1996 年正式完工。1996 年 7 月底賀伯颱風過境，不少媒體均讚揚二重疏洪道首次發揮了預期的功能，據八月二日《自由時報》〈二重疏洪道防颱處女秀，漂亮〉的報導指出：強烈颱風賀伯挾帶豪雨侵襲臺灣，迫使石門、翡翠水庫洩洪保持安全警戒線，被排出的洪水昨日遭遇滿潮，在二重疏洪道內迴流，保住了人口密集的大臺北地區安全，疏洪道設立以來首次發揮功能，受到省縣各級行政首長及民代的肯定。 2007 年，臺北縣政府在「西區旗艦計畫」中提出將二重疏洪道改造為大臺北「中央公園」的整體景觀發展計畫。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a)於《水利白皮書》指出此計畫是三重、蘆洲、五股、新莊等地區都市再生的重要契機，可配合捷運系統通車，全面啟動地區都市更新，並強調疏洪道啟用後(至 2010 年為止)僅發揮 6 次疏洪功能，因而提出「提供優質都會休閒並兼顧防洪需求」之專業改造方案。2013 年，新北市政府舉辦「大臺北都會公園」《立夏齊步走》夏令活動，以下列的文宣內容賦予堤防內的空間一個不一樣的想像、美好的想像，將其描繪成一個適合散步的空間、充滿綠意的空間。開步走一個堤防隔出不同的空間花香草香書香麵香. 一樣的散步. 不一樣的心情. 鎮日餘香繚繞立夏好眠. 同樣一個空間，對照於 1996 年的報導，事隔 30 年後，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論述。 30 年前，意欲把水阻隔於堤防之外，堤防能有多高就建多高，100 年洪水頻率不夠，就以 200 年洪水頻率來設計；30 年後，卻希望民眾可以跨越堤防與水親近，同時打造一個「水岸新城市，新北曼哈頓」的美好願景。這樣的轉變引領我去思考以下的問題：. 1.

(11) 1982 年起，隨著二重疏洪道工程實行而漸次完成的堤防，是築起了一道新的地理界線，還是隔出了一個不同的空間？這條界線是如同我們在地圖上所看見的，還是畫在大臺北都會區的核心與邊陲之間？那麼，究竟現在的我所身處的空間是位於堤防內，抑或是堤防外？如果說，堤防代表人面對自然的態度，那麼堤防的存在價值是什麼？阻擋了洪水？阻隔了人的流動？阻礙了地方發展？還是遮蔽了視線？堤防最初是為了「防洪」而興建，卻成了左、右岸最明顯的界線；現今「大臺北都會公園」目的是希望打造新北市居民得以享有的綠地，但那片綠意盎然卻困在堤防內，然而，若沒有那片堤防，現在又得以享有那片綠地嗎？五股「洲子洋」地區新的建案林立，身為五股人的我反覆思索著，翠綠山頭的亂葬崗與堤防那頭的綠意，何處才是我們該凝視的地方？ Cosgrove(1985)說：「地景是一種觀看方式」，同時，地景也反映了社會的價值，特別是社會裡最有權力成員的價值觀；但地景也可以用來強化或質疑思考與組織社會的主導方式，或是視為理所當然的方式(Cloke et al., 2006 譯)。二重疏洪道地區因為洲後村的拆遷爭議而受到媒體關注，並成為社會注目焦點；又隨著防洪禁建形成荒煙蔓草一片，而成為大臺北都會區不被注意的角落；現在，則由於機場捷運線三重站的興建，一躍而成為國家門戶，並且展開了大臺北都會公園的改造計畫。然而，在這個「看得見」的地景變遷過程中，背後「看不見」的驅動力是什麼？二、研究目的以此問題意識為研究的起點，展開文獻探討。從二重疏洪道的變遷來看，國內地理學界對於二重疏洪道的研究興趣大致於1984年展開，當時由於洲後村拆遷的議題引起社會的關注，也佔據廣大媒體的篇幅，因而有劉英毓(1985)以二重疏洪道案拆遷地區之一的洲後村為個案，探討因公共政策之需要而執行拆遷時，村民的拆遷反應方式以及環境識覺。當居民全數搬遷，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方感逐漸消失，堤防兩側的土地利用變遷也漸趨不同，一個使空間發展斷裂的地理界線，油然形成。拆遷聚落的地方記憶也隨著聚落拆遷而凝結在那一刻。但是，當我們置於政治生態學脈絡下，觀看這個地區時，卻發現時間並未隨著聚落拆遷而停格，而是帶動了尺度的變遷。另一方面，則從地方治理及區域發展的脈絡來看，臺北縣政府於 2006 年提出「大河之縣，宜居城市」的施政願景；2010 年升格的新北市政府又進一步提出了「打造四水新首都」的施政目標，以「淡水河曼哈頓」為號召，訂下了 2030 年的「大河願景」。期望透過「淡水河曼哈頓計畫」，仿照紐約市曼哈頓地區的都市發展模式，讓原本被邊陲化的河廊發展逐漸蛻變，重新將淡水河兩岸地區之水資源、景觀、都市計畫等實質建設議題，進行整體規劃與更新及跨域整合，塑造與曼哈頓意象同等級之「淡水河意象」， 2.

(12) 讓淡水河合作發展的經驗、意象也能成為世界其他都市之學習之楷模(新北市政府水利局，2012a)。在此一過程中，複製曼哈頓經驗儼然已被政府視作都市治理的萬靈丹，水岸再生亦被視為打造「永續的宜居城市」的重要手段之一；另外，在此計畫底下，面積達 424 公頃的「大臺北都會公園」創造了「1.5 倍的紐約中央公園， 16 個臺北大安森林公園」的綠地，此一空間吸引了房產開發商的競逐，紛紛以「新大直」、「水岸第一排」、「公園第一排」為號召；然而，在地居民的光榮感卻似乎並未隨之有所提升。如此觀察，對於「宜居城市」的想像，在政府論述、建商規劃藍圖和居民認同之間似乎仍存在著落差。再則，從尺度變遷的角度來看，在全球化時代，尺度是流動的，空間尺度的組合不斷地被爭議並重新建構。將二重疏洪道的變遷與地方發展置於同一個時空脈絡底下，便不難發現地景與尺度之間的變遷是相互呼應的。從治水到親水，全球思潮與國家政策導向的轉變，權力的操控決定了空間的價值，進而造成地景的變遷。過去的研究多著重於國家尺度對於地景變遷的影響，因而忽視了其他尺度的行動者，而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則著眼於不同尺度之間的關連性，與尺度的變遷，以及不同尺度下人地關係的轉變。據此，本研究擬以政治生態學為主要研究途徑，將二重疏洪道置於一個更長的歷史脈絡之下，觀看此地區的地景變遷與尺度變遷互相回應的歷程。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究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歷程及尺度的互動與變遷。 (二) 分析政府政策及施政願景與二重疏洪道地區地景變遷之關聯。 (三) 探討在地居民對於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之環境認同。 (四) 析論二重疏洪道形塑的地理界線所象徵的空間意涵。. 3.

(13)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二重疏洪道的相關研究回顧國內關於二重疏洪道的研究，最早有李彩薇(1984)、黃天牧(1984)做過最完整的研究，主要探討二重疏洪道案在執行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及政策和民意之間的矛盾。劉英毓(1985)則是以二重疏洪道案拆遷地區之一的五股「洲後村」為個案，探討因公共政策之需要而執行拆遷時，村民的拆遷反應方式以及環境識覺。同樣以洲後村為個案，陳君愷、賴建寰(2008)的研究從社會運動的角度切入，探討二重疏洪道洲後村拆遷抗爭事件在臺灣民主發展進程中的價值，研究中指出在該抗爭事件中的幾次街頭抗爭行動，行動者無視於戒嚴法令，挑戰政府公權力；而政府也未依照「戒嚴體制」的模式來處理抗爭行動，傳達了「戒嚴體制」可以挑戰的訊息。此事件不僅是美麗島事件後街頭群眾運動再度興起的重要轉折，更影響了其後的歷史發展。關於二重疏洪道興建的聚落拆遷爭議，晚近尚有留方萍(2006)運用參與觀察法，以人文主義地理學觀點重塑三重「後埔仔」聚落的變遷史。論文中提出造成後埔仔聚落生與死的決定性因素，都是淡水河畔的水文位置。留方萍(2006)指出，後埔仔聚落由於疏洪道拆遷的變革，而呈現半毀狀態；然而，遷村並未造成聚落的真正死亡，外來的滅族危機反而激化了居民的地方感，而產生超越個人生死的護鄉決心。地方記憶的遺忘、新舊聚落地方感的重疊交錯、新聚落經驗的取代，才是造成地方感消失及聚落真正死亡的原因。其餘與拆遷爭議相關之議題則在討論土地利用變遷時在論文當中被片段提及。從以上論文中，可以發現除了拆遷當時引起社會關注的拆遷議題外，隨著政府拆遷動作的完成，洲後村、後埔仔、竹華村…等聚落也從此消失於地圖之上，時間停格了，屬於這些聚落的記憶凝結於那個時刻、那個地方，並隨著時間悄悄流逝。伴隨著二重疏洪道的興建，高聳的堤防在地圖上劃出長達7.7公里的界線，周圍市鎮的區域發展、土地利用也產生了變革。蘆洲地區因防洪工程的興建，而成為一個四周被堤防包圍的「島型都市」(李進億，2004)。三重市及五股鄉這兩個行政區則因這條從行政區中劃過的界線，而造成在空間發展上的斷裂現象。三重市的頂崁、谷王、德厚、五谷、中興等里被阻隔在疏洪道西側，形成與新莊地區共同發展的區域(留方萍，2006)。五股鄉則形成以疏洪道為界，三個區域各自獨立發展的特殊現象。疏洪道以西，為五股鄉行政中心與主要發展地帶；疏洪道以東，形成與三重、蘆洲地區共同發展的區域；疏洪道南側，則為獨立區塊的五股工業區(陳適偉，2009)。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因堤防的興建產生重大變革，以五股更寮地區為例，王意惠(2010)指出二重疏洪道的闢建為更寮地. 4.

(14) 區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劃下了一道分隔線，一方面雖促使當地免於淹水之苦，但另一方面卻也使得更寮區域面對了村落的消失與重組，甚至連學校都遷了新址等等的變革，一個社區生活型態時與空的分水嶺就因二重疏洪道而劃分出來，而在生活的運作上自然產生了許多的不自在或新對策。 1974年，塭子川閘門設立後，形成五股濕地(王曹晏婷，2010)。然卻由於2002年7 月臺北縣二重疏洪道的綠美化工程，使得五股濕地面臨沼澤生態最嚴峻的考驗，在當時也引發了關心臺灣自然生態之保育團體與地方文化團體的關注，並集結組成「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與縣政府進行溝通(陳照明，2006)。自此，研究者開始將對二重疏洪道地區的興趣轉向五股濕地的研究，包括：徐志宏(2004)、楊州斌(2005)「濕地水質模擬」的相關研究；盧麗真(2005)、陳榮裕(2010)、蔡秀珍(2011)等人以五股濕地為例，研究「濕地環境教育」議題；賴瑩雪(2009)以及滕佳霖(2011)則分別自遊客與居民不同角度探討「濕地保育與環境識覺」的議題；「濕地管理」的部分，另有陳照明(2006)探討荒野保護協會參與五股濕地營造之議題，王曹晏婷(2010)則是以文化理論加以分析五股濕地管理模式及民眾參與。 1988年「臺灣地區都會區域休閒設施發展方案」曾選定五股地區作為「臺北都會公園」的預定地。1998年，臺北縣政府獲得行政院環保署補助，開始進行二重疏洪道的綠美化計畫，所有工程在2002年底全部完成，經過此次的整體規劃，二重疏洪道變身成了臺北縣最大的河濱運動公園，並命名為「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2007年，臺北縣政府在「臺北縣二重疏洪道整體景觀及設施改善計畫」中提出將二重疏洪道改造為大臺北「中央公園」的整體景觀發展願景，2008年著手進行整體的「大臺北都會公園規劃設計」，計劃分為6年3期完工(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a)。在此發展脈絡底下，研究者開始以「都會公園」或「河濱公園」的觀點探討二重疏洪道地區，包括有：賴貞利(2008)探討臺北縣河濱公園的遊憩服務委外經營；陳梅雪(2010)以問卷調查研究大臺北都會公園遊客的環境識覺與設施使用滿意度；黃繼雄(2011)、張紘瑞(2012)、秦鈺惠(2013)則是從景觀規劃設計的觀點提出二重疏洪道的景觀設計策略。從相關文獻分析(表1-2-1)，可以發現二重疏洪道是一個在空間意涵上具有豐富多元性的地區，它同時是防洪工程、濕地生態園區、都會公園、交通要道、也是地理界線，二重疏洪道從興建之初，歷經拆遷的爭議，到如今轉化為「大臺北都會公園」，展現了在不同時空之下不同的獲勝價值。. 5.

(15) 表1-2-1：二重疏洪道相關碩博士論文之主題分布研究主題防洪工程設計. 研究者段鏞. 論文題目二重疏道完成後淡水河系洪水演算模式之研究. (1984) 陸明翰. 淡水河淤積對二重疏洪道之影響. (2008). 聚落拆遷爭議. 與地方發展. 黃天牧. 公共政策與民意：二重疏洪道工程政治溝通之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1984). 研究. 劉英毓.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二重疏洪道案拆遷戶拆遷反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研究所碩. (1985). 應之研究—臺北縣五股鄉洲後村個案研究. 留方萍. 一個聚落的生與死—三重市後埔仔的聚落發展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2006). 與地方感形塑. 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所碩士論文. 蘆洲：一個長期環境史的探討. 士論文. 臺北都會內一個小型市鎮發展之研究—以五股臺北市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 (2009). 鄉為例. 許慈君. 都市計劃重劃區開放空間形成之研究—以三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 (2009). 重陽重劃區與蘆洲南港子重劃區為例. 徐婉真. 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蘆洲市人口遷入決策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二重疏洪道與更寮區域社會文化變遷之研究. 臺北縣河濱公園遊憩服務委外經營之研究. 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觀光. (2008). 遊憩. 陳梅雪. 大臺北都會公園遊客的環境識覺與設施使用滿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 (2011). 意度之研究. 黃繼雄. 二重疏洪道因應氣候變遷之生態調適與設計策臺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碩士. (2011). 略. 景觀. 張紘瑞. 跨界—從都市到自然/捷運三重站自行車休閒空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規劃. (2012). 間系統設計. 公園及河. 園.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陳適偉. 賴貞利. 公. 士論文. 碩士論文. (2010). 濱. 災研究所碩士論文. 個案探討. 王意惠. 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 (1984). (2009). 都. 所碩士論文. 開發中國家政策執行爭論之研究—二重疏洪道國立中興大學公共行政及政. (2004). 利用.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 李彩薇. 李進億. 土地. 學校. 秦鈺惠. 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論文. 都會自然公園規劃—以二重疏洪道為例. (2013). 6.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16) 表1-2-1：二重疏洪道相關碩博士論文之主題分布(續) 研究主題. 研究者徐志宏. 論文題目濕地泥沙與水質模擬—以二重疏洪道濕地為例. (2004) 濕地. 楊州斌. 水文. (2005) 陳怡君. 濕地水質及生態模式之發展五股濕地中四斑細蟌棲地之水文環境特性. 學校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 盧麗真. 國小二年級實施學校本位課程教學之研究—以臺北市師範學院科學教育研. (2005). 五股濕地為例. 戴韋怜. 國小中年級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成效研究—以五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 (2009). 股濕地為例. 陳榮裕. 生態遊學學校本位課程對國小四年級學童的實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 (2010). 驗教學. 蔡秀珍. 以問題導向學習實施環境教育之行動研究—以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 地. (2011). 二重疏洪道為例. 相. 李偉智. 環境教育融入社會領域之教學研究—以「五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 關. (2011). 濕地議題」為例. 研. 林正餘. 探討不同環境教育策略對兒童濕地生態保育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 究. (2012). 習成效之研究—以新北市五股濕地為例. 陳照明. 非政府組織參與濕地營造之探討—以荒野保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規劃. (2006). 協會參與五股濕地營造為例. 賴瑩雪. 五股濕地遊客自然保育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 濕地. (2009). 究. 保育. 王曹晏婷. 與. (2010). 研究區功能發展. 管理. 滕佳霖. 五股濕地附近里民對濕地環境的認知—以成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 (2011). 里為例. 劉春蘭. 遊客參與濕地導覽解說與遊憩體驗影響之研醒吾技術學院休閒與遊憩管. (2012). 究—以五股濕地為例. 五股濕. 濕地環境教育. 究所碩士論文. 系碩士論文. 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與漁業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以文化理論研究五股濕地管理模式及民眾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與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註：依論文研究主題及出版年份排列。. 7.

(17) 二、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 (一). 政治生態學的定義與研究主題 1980年代，受到批判現實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作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 經濟學相結合的產物—政治生態學—開始受到關注(Forsyth, 2008)。此時期政治生態學的研究主題，包括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的研究在內，多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土地退化的問題(Walker, 2005)。關於政治生態學的定義，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以政治經濟論點分析人地關係，提出區域政治生態學(regional political ecology)，並將其定義為：「結合對於生態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之關注，包括社會與土地利用之間，以及社會中階級與團體之間不斷轉變的辯證」。而「政治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係「關注在地方和全球尺度的社會中，正在進行中的各種變遷，對於人們及其生產活動造成的影響」(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其視角傾向於認為政府，或是國家，是廣泛的社會和交換經濟過程與力量的展現，而非本身就是個行動者 (Parker, 2007譯)；而「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則是企圖理解「不同地理尺度和社會經濟團體階層的貢獻及其相互作用的影響，並探究在時間脈絡底下，社會與環境變遷之間的矛盾」(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和政治經濟學不同，政治生態學除了將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視角帶入自然與生態領域之中（Robbins, 2004），更提供了豐富的視角，並且強調多尺度的分析。因此，政治生態學不僅是許多介於生態領域及政治決策模式間關係的概念化方法，也是理解自然的表現形式如何被社會建構的途徑(Bunce and Desfor, 2007)。 1990年代以後，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內容逐漸擴展到其他層面，包含：貧窮、資源退化、資源分布、資源掌控、都市生態與鄉村重建…等。此外，政治生態學也強調對社會的關懷及行動上的實踐，Barnett and Blaikie(1992)的著作《AIDS in Africa》可以說是這一方面的代表，此著作勾勒出一個結構性的框架，包括：土地系統和勞動力系統的糾纏、生計的綑綁、藥物及知識的傳遞…等，以闡述並探究在愛滋病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Robbins and Bishop, 2008)。直至今日，國內外的政治生態學研究仍深受Blaikie的影響。Rocheleau(2008)指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以及《 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這二本著作，建立了五個特點，他特別指出這是政治生態學在政策上的關鍵，包括： 1.. 多元的方法、目標、行動者與旁觀者：包括提出批判性的解釋、實際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檢驗並制定政策。 8.

(18) 2.. 整合權力關係和環境的社會、生物物理分析：綜合方法與整合分析。. 3.. 多尺度的分析：包括全球、國家、區域、地方、鄰里等尺度，及政策、實行、影響等層面。. 4.. 鄰里與地方層級的資料蒐集與實證觀察。. 5.. 結合結構與權益關係人的解釋鏈。然而，今日政治生態學卻經常受到這樣的質問：「政治生態學中的政治和生態的本. 質是什麼？」Watts(1997)就曾提出這樣的質疑：「政治生態學中鮮明的政治內涵在Blaikie 多數的著作中是消失的(引自Forsyth, 2008)。」針對此一質疑，或許可以引用Robbins(2004) 的說法予以說明：「政治生態學的敘述和研究皆共享一個假設前提，亦即環境變遷與生態環境是政治過程的產物。」對此，Forsyth(2008)亦提出，Blaikie於1980年代的政治生態學著作揭示了在環境論述被產出的過程中，政治涉入的重要性，以及社會價值和環境議題的相互依存關係，並且將社會正義與環境議題的討論帶至新的里程碑。其貢獻不單在強調環境議題與政治之間的連結，同時也揭示了一個政治和環境分析可以重新設計的方法，以解決社會弱勢族群的問題。據此，Forsyth指出，許多關於政治和生態的爭辯試圖去找出一個政治或生態的先驗定義，反而忽視了兩者的連結。因此，Forsyth認為，政治生態學家不該強調Blaikie的政治生態學理論是否充份具有政治性，而是應該設法更成功地運用他的政治形式。歸納相關文獻，「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具有以下特性： 1.. 政治生態學是生態學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結合。. 2.. 政治生態學注重歷史脈絡的發展，與尺度的變遷。. 3.. 政治生態學注重多元的方法、行動者及多尺度的分析。. 4.. 政治生態學注重社會、政治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連結，包括相互作用的、對立的和辯證的關係。. (二) 政治生態學對於尺度(scale)的討論政治生態學的研究注重不同尺度之間的關連性、尺度的變遷，以及不同尺度下人地關係的轉變。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主張，要解釋人地互動間的複雜性需要進行涉及「不同地理尺度的分布，如：人、鄰里、區域、國家、世界，及社會—經濟組織階層 (hierarchies)的研究。」Zimmerer and Bassett(2003)亦強調地理尺度在政治生態學分析中的中心價值。而受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地理學影響的 Lefebvre(1991)則指出，「尺度是被社會建構的，因歷史情境而變的，政治角逐的。」 (引自 Neumann, 2009). 9.

(19) 綜觀國內外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在 1980 年代有關第三世界的研究中，對於「尺度」的討論，多是集中於第三世界國家在進入全球化的尺度之後，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之下導致「邊緣化」，進而造成土地退化或種種環境問題。1990 年代的政治生態學則與尺度及社會建構的辯論相關連，並聚焦於地區的個案研究(Bunce and Desfor, 2007)。再者，從文獻中我們也可發現「國家」在尺度化變遷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早期的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到，國家對於權力的分配，造成優勢團體的資本積累，而使得居劣勢者落入邊緣化的命運(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Derman and Ferguson(1995) 在馬拉威湖漁村的研究中，指出當地漁民的生計與文化之所以受到威脅，主要根源於政府與資本家在馬拉威湖進行的觀光事業開發，研究中強調「國家」在環境與社會的轉變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觀點也為國內研究者所引用，包括有：盧鏡臣(1998) 從 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所提出的政治生態學角度切入，探討國家政策對偏遠地區發展的介入，如何促成「破壞性地景的生產」。林政民(2003)則以和平溪口泰雅族部落為研究對象，首先從環境因素分析和平溪口地區在發展上的先天限制，接著強調國家政策對該地區的影響，以政權轉移的 1945 年為研究的時間斷面，探討一個「封閉社會併入較大規模的政經體系」時，「國家、資本、人群與環境」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李晏儒(2007) 將臺灣砂石產業情境，放置回原來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加以檢視，以探究國家、市場及地方社會三個作用之間的資源論述角力。劉怡君(2007)則是以 Swyngedouw(2003)對於西班牙 19、20 世紀之交「水政治」(water politics)的探討，對照新加坡的現代化歷程，強調二者在現代化的歷程中，強權政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一個強權國家對地景塑造的決定性影響。針對「國家」與「空間尺度」之間的關係，王振寰(2007)強調國家機器在空間尺度上的調整，並不只是反映全球資本主義的動力，而且也應該是對應於國內政治勢力鬥爭的結果。從此角度，空間的再尺度化必須視為一個政治社會角力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將焦點置於社會政治鬥爭所碰觸到的空間尺度轉型的機制上。此外，當我們將觀看一個地區的時間拉長後，可以發現在歷史變遷過程中，往往涉及兩個或以上的尺度，而且不同尺度可能同時發生、彼此呼應而變遷。舉例來說，劉怡君(2007)將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放入全球經濟脈絡底下，從全球化的尺度探討外部經濟條件、國家、人群如何形塑新加坡不同時期的土地利用，深究農業活動如何衰退，使得新加坡成為一個全面工業化和商業化的國家。其對照 Swyngedouw(2003)在西班牙的研究指出，改變西班牙和新加坡地景的驅動力都為了回應來自國際市場的需求。在此，我們看到國家尺度如何呼應全球化尺度的變遷，進而改變地方發展的歷程。. 10.

(20) 全球化改變了各尺度之間的空間距離，強化了不同尺度之間的網路關係，導致新的空間關係產生。由於每一尺度均鑲嵌於更大的尺度之下，尺度之間的互動關係也相形複雜，彼此呼應而變遷。在此一脈絡下，空間尺度的產生不再是自然而然、不證自明的，而是社會建構與動態過程的產物(王振寰，2007)。洪立三(2009)在關渡自然公園候鳥保護議題的討論中，引用 Brown and Purcell(2005)的觀點指出：生物多樣性並非先天性存在的，而是一個由行動者為了特別目的所建構出來的尺度，透過尺度的操作可以獲致特定的結果。此則展現了政治生態學對尺度的關注，已從「尺度本身」轉向「尺度的產生」。由於尺度之間關連的複雜性，政治生態學的尺度概念也一直備受挑戰。Marston et al. (2005)對於地理學者所建構的尺度概念，曾提出以下批評 (引自 Neumann, 2009) ： 1.. 垂直想像且鑲嵌於空間階層中的尺度(scale)，其與大小(size)和層級(level)的意涵是經常混淆的。. 2.. 要將尺度階層從微觀/宏觀的雙重性，以及鏈結的雙重性(特別是全球化/在地化)中鬆綁是有難度的。. 3.. 預設的階層(hierarchy)會導致實證研究的本體聚焦於少數的預設層級(level)，如：個人、鄰里、國家、區域…等。同時，Marston et al. (2005)認為，即使增加水平分布的網絡仍無法克服階層尺度. (hierarchical scale)在基本原理上的弱點。針對學者們對尺度所提出的質疑，Leitner and Miller(2007)認為，Marston et al. (2005)對尺度的批評，是將階層(hierarchy)與垂直的尺度 (scale)混為一談，卻忽略了實際在尺度文獻中出現的作用(agency)。Jonas(2006)則指出階層(hierarchy)是一種允許流動的垂直形式。關於尺度的流動，Smith(1993; 2000)提出尺度跳躍(jumping scales)的概念，亦即某特定尺度的政治主張或權力建構是可以擴張至另一尺度的。而 Sayre(2005)則進一步說明，跳躍的是層級(level)而非尺度(scale)，並且展現於再尺度化(rescaled)的過程。如同 Sayre(2005)所主張的，Manson(2008)亦強調在尺度變遷的互動過程中，尺度的生產(引自 Neumann, 2009)。為回應人文地理學者對政治生態學的尺度概念所提出的質疑，Neumann(2009)歸納近來關於尺度的研究，並試圖建立一個探討地理尺度的理論起始點，其指出： 1.. 尺度研究是認識論，而非本體論。亦即尺度研究的研究焦點應放在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的尺度實踐(scalar practices)，而非把尺度本身視作分析的類型(Moore, 2008；引自 Neumann, 2009)。. 2.. 關注權力的不對等關係對於理解尺度間和尺度內的網絡關係是重要的。. 11.

(21) 綜合上述， Neumann(2009)主張，尺度是社會建構的、相互關連的、偶然的、彼此競逐的，且強調權力關係和自然—社會關係的辯證研究，同時，Neumann 也特別強調「尺度實踐」和「權力關係」是尺度的政治生態學中最重要的關鍵。 Sauer(1962)指出，地景是連續的發展過程，或是分解與取代的過程，除非同時考慮空間關係與時間關係，否則無法形成地景的觀念。以政治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地景變遷是由於不同社會行動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所導致的「再尺度化」的過程。以此回應到Zukin(2010，王志弘譯)「權力地景」的概念，地景的意義也會不斷變遷，不同尺度的行動者會各自賦予其空間意涵，並且透過尺度實踐，以及權力的競逐，強化其論述的價值。因此，透過不同行動者的尺度實踐及其權力關係競逐的理解，來重塑地景變遷的歷程，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地景或地理界線是如何形塑而成，並說明其所象徵的空間意涵。 (三) 解釋鏈(chains of explanation) 一地的人地關係或地景如何變遷，無法單就特定尺度的討論就能理解，為有效解釋各尺度間的互動關係，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提出解釋鏈(圖1-2-1)予以說明，透過解釋鏈評估在不同尺度之中，各種變數的影響，其主張地方的選擇是受到區域的影響，又依次受到全球政治和經濟的指引(引自Robbins, 2004)。藉由解釋鏈將有助於解釋不同尺度下的人地關係(Zimmer&Bassett, 2003)；同時，有助於社會環境議題的理解和實踐 (Robbins and Bishop, 2008)。國內運用解釋鏈模式分析的相關研究，可以鍾沛鈞(2010)運用解釋鏈「探討農業政策與峨眉鄉發展間的關係」為代表。鍾沛鈞(2010)引用政治生態學觀點，將峨眉鄉的發展歷程放置於尺度更廣的脈絡下，並利用「解釋鏈模式」探討不同尺度間的國際市場、國家力量、農業政策、人、環境間互動情況。其修正Robbins(2004)的解釋鏈模式，將跨國金融、跨國公司、國際機構整合至國際經貿力量，並探討其如何影響國家政策制定。然後聚焦討論國家根據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策略、國際經貿組織協定要求所制定的農業、觀光遊憩政策及基礎建設的興設，對地方發展的影響。透過政治生態學觀點研究鄉村，證明了鄉村並非獨立個體，無法自行決定其發展歷程，而是受多重尺度力量，包含國際、國家、地方等互相角力、衝突、協商、妥協下的結果。隨著政治權力下放，地方賦權增加與民主自由化的發展，在地行動者擁有更多自主力量，對地方影響力增加，且能自主性挖掘鄉村特色並發揮之，鄉村已不單純為農產品提供地，而是在新的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城鄉互動關係中，轉變為具有新價值的鄉村。. 12.

(22)  開放市場  整合生產過程  穩定貨幣. 跨國資金. 跨國制度重構. 報酬.  債權服務  制度發展策略. 國家促進. 投資/控制. 挑戰/需求. 跨國公司  降低成本  提高收益. 地方/區域組織整合/組織. 提取/盈餘. 生產者/社區開發/生產/適應.  降低風險/勞役  達成目標  自行決定. 限制/使成為可能. 直接挪用. 地景/生態系. 圖1-2-1. 政治生態學的解釋鏈. 資料來源：Paul Robbins (2012) Political Ecology (Second Edition).P.89. 三、政治生態學於都市水岸(urban waterfront)的應用都市水岸（urban waterfront）係指「都市鄉鎮中臨近水體的地區」，亦即水域環境與都市空間交接的地帶，包括都市週遭的水體與環境，其範圍則涵蓋海岸地區及都市河岸，常見的如港口或船塢等(林文山，1993；陳效之，2000；李肇嘉，2009)。Hoyle et al. (1988)將都市水岸簡單地定義為「位於港區和城區交界的區域」，並且建立了一個理解都市—港口(city-port)關係的歷史地理變遷模式的框架，確立了海濱的連續發展階段，包括：原始的都市—港口階段、擴大的都市—港口階段、工業化都市—港口階段、從海濱撤退階段，與海濱再開發階段。根據他的模型，經濟活動和新技術發展的變遷型式是在水岸產生新的空間、機能關係的主要力量(引自 Bunce and Desfor, 2007)。都市河岸（urban riverfront）指涉的是「流經都市河川之水道路徑所自然成形的流域空間」，包括了水道與河岸週遭的環境與空間(李肇嘉，2009)，它可以是都市的通道、邊緣、界面，也可以是都市的核心(王志弘，1994；引自王志弘、黃若慈，2012)。人口稠密的都市，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免於水患侵擾，多採築堤圍堵的方式，然而此一措施卻阻隔了人與河流的互動。洪千惠(1995)因而將此一介於都市與河流之間的灰色地帶，包括都市接近河流邊緣的區域和河岸空間，稱作「界限空間」。在洪千惠(1995). 13.

(23) 的論述中，此一界限代表的是：城市對河流侵略的邊界、城市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的侵略、城市生活親近自然的最後界限；同時也可以視作河流對城市侵略的邊界、河流氾濫陸地的侵略、自然資源帶入城市生活的契機。水岸由於位於水陸交匯之處，一直是一個特別的地方，近年來，由於都市再開發 (urban redevelopment)過程，而成為一爭議的空間(Basset et al., 2002)。歐美地區對於水岸變遷的空間與政治議題的關注，一般認為開始於 1970 年代(Bunce and Desfor, 2007)。而近年來歐美地區關於水岸再生的個案研究，則多與 1970 至 1980 年代歐洲、北美的港口城市面對碼頭衰退的議題有關。水岸再開發的相關議題受到地方、區域、國家的關注，也引起了學者的研究興趣。包括：Hagerman(2007)以波特蘭郊區舊工業水岸再開發議題重現波特蘭水岸歷經了繁榮、經濟重組、工業衰退及再開發的歷程，探討都市政治經濟的調控及都市治理方式的重組。在波特蘭水岸再生的歷程中，公私的合作與策略調整使得新的政策被闡述在於這個地區的展望、規劃與再開發，同時重構住宅區與生態的關係。另外，O’Callaghan and Linehan(2007)則是以 2005 年科克(Cork)在成為「歐洲文化之都」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期間的事件為例，探討水岸開發的政治議題，並且提供一個理解經濟和文化是如何被刻劃在愛爾蘭都市景觀之中的方法。在加拿大的案例中，Kear(2007)透過溫哥華 Southeast False Creek(SEFC)的個案研究，回顧溫哥華創造永續發展社區的計畫—「Clouds of Change」，並展示了辯論長達十年之久的「永續發展的意義」之不同階段，Kear 指出以積累方式來協調社會—自然的過程是遠離自然的、總是主觀的、依賴於文本(歷史、地理…等)，且總是政治性的。此研究不僅展現了政治生態學對於都市自然議題與社會—自然關係的關注，也引領我們進一步去審視「永續發展」的意義。另外，在加拿大多倫多臨港工業區的個案中，Desfor and Vesalon(2008) 將社會—自然概念和資本與空間擴張理論相連接，從而將「自然」帶入，以理解都市發展進程。透過歷史文獻探討及當代城市理論概念，以政治生態學的框架分析多倫多的土地創建與南延，及其在 20 世紀上半涉及社會—自然工業化生產的政治與經濟的實踐。同樣以多倫多為研究對象，Laidley (2007) 透過多倫多 20 年來水岸規劃行動的政策與政治回顧，闡述了多倫多都市發展的政治中自然和社會的耦合，並說明其水岸是如何動員起來，從而適應 21 世紀全球經濟與空間重組的迫切需要。其指出透過「水岸再生信託」—新的水岸規劃的生態系統方法，不僅使得其支持者得以解決以前阻礙海濱發展新型式的歷史問題，包括解決司法管轄區的僵局、工業區劃，以及公共和私營部門的關係，更樹立了一個新的水岸開發典範。此一研究證實了「都市水岸所發生的事即反映了都市本身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都市所處地區的政治經濟變遷(Desfor et al., 1989；引自 Laidley, 2007)。」 14.

(24) 歸納歐美相關的經驗研究，後工業化都市在面臨全球化及城市競爭的都市的轉型過程中，水岸成為都市再開發的重要區位，而水岸的再開發亦成為都市再生的重要途徑，然而，都市水岸再生計畫卻難以擺脫地產開發與消費的主導，在此脈絡底下，「宜居性」 (Livability)、「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皆成為可操弄的術語。以 2005 年愛爾蘭科克港「歐洲文化之都」活動為例，愛爾蘭以鼓勵文化部門和藝術作為都市再生的一種途徑，這樣的都市發展策略雖帶動了都市企業治理新模式的實踐，並且打造了新的都市願景；同時，卻也合理化所謂精銳行動者的發展策略，使得都市再生淪為由地產開發商的利益所主導，而破壞了社會主義和公共領域的重分配途徑，都市治理也被企業式的經營所盤踞。然而，試圖利用地產與消費為主導的都市再發展也已經受到了挑戰，包括：新自由主義的都市發展策略與反新自由主義的抗爭，本地藝術界的經驗和期望之間的衝突，以及關於都市成長想像的競逐(O’Callaghan and Linehan, 2007)。在此一歷程中，政府、地產開發商和抗議的市民均試圖維護他們形塑和想像都市的權力，並且將其論述銘刻於都市地景之中。而在波特蘭水岸再生的個案研究中，波特蘭水岸歷經了衰退的歷程，棄置空間與多餘的倉庫反而成為今日住宅區與商業區重建的區位，將未充分利用的區域轉變為擴張的郊區，公寓、餐廳、辦公室都陸續出現。這使得水岸必須再被視為都市文明與自然的交界，為了形塑新住宅區的期待與消費，都市的宜居性與環境保育的重要性因而成為學術界與主流媒體的關注焦點。然而，在規劃的過程中，政府的「治理」隨著經濟政策的形成涉及到越來越多複雜的利益集團之間的談判，包括官員和社區組織，透過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政府間協定和其他半公共的形式實施(Hagerman, 2007)。從 Hagerman(2007)的經驗研究中，我們關注到在水岸開發的過程當中，規劃者和決策者往往側重於歷史性保存、綠地設計、環境整治，並創造新的住宅、商業區，同時透過概念化的過程，將所有規劃、願景置於「宜居規劃」論述的保護傘下。然而，關於「宜居性」的討論卻也不斷引發爭議和衝突，究竟何謂「宜居性」？是否只是政府、地產開發商的行銷術語而已？抑或是達成「縉紳化」的手段？在水岸再開發過程當中，政府往往以「宜居性」、「永續發展」做為都市治理的願景，Kear(2007)以溫哥華 SEFC 的故事引領我們進一步去審視「永續發展」的定義，其指出「永續發展」的術語在先進的資本城市已經與社會—自然改變的過程緊密相連，並且在語義上已和原意有所不同。「永續發展」一詞在語義上以及政治可塑性上，已經在表面上透過科學指標、公眾集會、社區願景…加以形式化，而成為一個容易引發對立的符號，並且被特殊利益集團所操控利用。. 15.

(25) 從依水發展、與水共生，到築堤治水、人定勝天的思維，大臺北都會區的發展始終與淡水河緊密相連。隨著高度都市化，大臺北的人口及住宅也早已向河岸擴張。而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之後，淡水河水岸利用的多元功能再被喚起，在不影響河川的防洪排水功能下，親水機能、遊憩機能、生態棲息機能、通道機能等都被納入到河川的經營規畫中(丘逸民，2001)。2010 年，「淡水河曼哈頓計畫」的提出後，水岸再生議題益發引起關注。近年來，水岸住宅的規劃和開發十分活躍，河濱公園的規劃和設計、濕地保育的議題、洪水平原禁建的解除、市地重劃…等，均是現今臺灣都市水岸引起關注的焦點。從新北市政府「新北曼哈頓」、「宜居城市」的願景，以及「洲子洋重劃區」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建案，不難發現前述歐美水岸再生案例的痕跡，並有利於我們覺察未來發展的軌跡，然而，現今臺灣的都市水岸開發策略，究竟會引領我們邁向一個宜居的未來，或是充滿對比與矛盾的現實，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由於人類活動對都市水岸的影響，使得水岸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區域，而且隨著時序的演進，這種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如同 Swyngedouw (1996)所說的，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無法切割的，自然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繫不是靜態的，而是不斷被反復生產的、動態的、複雜的。回顧近十年來國內外相關經驗研究，相較於歐美的多重尺度分析，國內的水岸或河岸研究，仍舊以景觀規劃設計及觀光遊憩等領域為主流。僅少數研究能較清楚地呈現大臺北都會區水岸發展的脈絡，透過丘逸民(2001)針對大臺北地區在各個歷史發展時期人與淡水河的互動關係所建立的分期，以及殷菀之(2001)、彭皓炘 (2010)分別以基隆河整治與河濱公園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將有助於釐清政府「防洪論述」及「親水論述」的演進，進而分析此論述如何刻畫於當代地景之中。有關「水岸再生」的經驗研究，則有吳明容(2004)著眼於水岸廢棄工業用地之再利用，挑選高雄為「個案研究」，並以溫哥華作為比較對象，探討其水岸發展模式之異同。其以「都市水岸空間經理」之視角切入，探討研究個案在再發展上之「經驗」與「價值」，俾為臺灣未來水岸再發展之參考。透過此一研究，將更能澄清水岸再生對於城市的意義，此研究展現了，高雄水岸再發展的改革計畫不僅為城市的地景與意象帶來新的面貌，水岸所具備之門戶意象，業儼然成為城市展現其競爭力的舞台。而與本研究之研究區相關之水岸再生個案研究，則有黃妤婕(2011)以臺北縣西區旗艦計畫—「中港大排河廊再造工程」及其穿越的新莊副都心區為研究區域，歸納出水岸再生作為一種綠色都市主義的特殊性，並呈現此計畫推動過程中的都市治理特徵。此研究指認出，以綠色都市主義為主導的水岸再生，不僅是港口與河流都市的都市再生與經濟復甦主要藥方，同時受到地方政治治理變遷脈絡的深遠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以地產開發為主導的空間轉型仍主宰著都市水岸再生計畫。 16.

(26) 從國內相關研究的爬梳發現，晚近有關水岸發展的研究雖已能呈現政治經濟脈絡，分析的視角仍偏重於都市治理的尺度。而歐美研究則多能從水岸空間發展的歷史脈絡的鋪陳出發，進而探討左右水岸再開發歷程的政治經濟力量，並展現多重尺度的分析視角。對照近年來歐美都市水岸的政治生態學研究，反思本研究區的發展歷程，實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如同Bunce and Desfor(2007)所述：水岸是一個「一切都發生的地方」。而政治生態學強調在地景生產中，社會和自然的不可分性，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和自然之間複雜且流動的連結，對於都市在社會—自然的生產、社會互動模式、政治經濟分配等方面，產生新的見解；另外，政治生態學強調尺度之間的關係與尺度流動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在都市水岸的規劃和開發歷程中，都市化、尺度和政策的關係；同時，政治生態學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觀點，亦即視都市水岸為一開放且持續變遷的研究區域，而非視其為一穩定且封閉的調查地點。政治生態學提供了一個新的都市水岸研究途徑，此一分析策略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並概念化都市水岸「空間再生產」的歷程。綜合上述觀點，本文擬回歸到二重疏洪道發展的歷史脈絡分析，並且探討不同尺度的社會和環境政策發展與執行，對於都市水岸的社會和生態發展歷程所造成的影響；同時運用解釋鏈模式，探討並概念化二重疏洪道的地景變遷歷程。. 17.

(27) 第三節研究區域一、位置與範圍本研究主要研究範圍為二重疏洪道及其左、右岸鄰近社區。二重疏洪道位於臺北都會區，貫穿三重區、蘆洲區、五股區與部分新莊區(圖 1-3-1)，設計之初主要以防洪為目的，為「臺北地區防洪計劃」之一環，全長約為 7.7 公里，寬度約 450 公尺，總面積達 424 公頃。. 二重疏洪道. 圖 1-3-1：二重疏洪道範圍圖 (修改自「新北市行政區域圖」). 二、二重疏洪道沿革淡水河主要支流為大漢溪、新店溪與基隆河，其匯集於最低窪之首善區域，由於地形特殊洪水量特大，而臺北橋段及關渡隘口河槽狹窄無法暢洩，每當颱風季節或是下大雨時往往氾濫成災，導致大臺北地區淹水頻繁。因此，臺灣省水利局自民國 49 年(1960) 起，即著手研擬臺北地區的整體防洪計畫(臺灣省水利局，1979)。 18.

(28) 鑑於 1960-1970 年代之間多次水患，1973 年，經濟部提出「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計劃開闢二重疏洪道以幫助分洪。由於淡水河右岸早在日治時期即已開始各項防洪工程，因此，本項計畫以保護淡水河左岸部分的安全為主；另外，雖然在各項評估計畫中皆認定臺北橋附近因河幅縮減所造成的水流瓶頸，是導致洪患的主因，然而，若拓寬臺北橋的流槽部分將影響到三重地區，變動過大。因此該項計畫在評估各項方案後，決定沿淡水河左岸築堤並開闢二重疏洪道分洪，以期能於洪水來臨時將大漢溪的洪水分洪經二重疏洪道至塭子圳，而後注入淡水河 (莊富凱，2003；黃繼雄，2011)。二重疏洪道於 1982 年開始興建，分三期執行，並於 1996 年完工。然而，興建完成後，卻面臨了廢水、垃圾、廢土污染、飆車族聚集等環境、治安問題，政府乃於 1998 年推動綠化建設，建置河濱綠地，希望改善此地生活環境，也賦予疏洪道新的景觀面貌。 (王曹晏婷，2010)。相關綠美化設施包括有：微風運河、親水公園、自行車道、運動場等。所有工程於 2002 年底完成，開放民眾使用，並命名為「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 2007 年，臺北縣政府在「西區旗艦計畫」中提出將二重疏洪道改造為大臺北「中央公園」的整體景觀發展願景，並於 2008 年著手相關規劃設計。2009 年，臺北縣政府正式提出「大臺北都會公園計畫」，規劃以 3 年完成都會公園整合，形成主題空間，6 年內完成細部設計與總體營造。希望改變以往堤防外讓人不易親近之現況，並結合河域管理的永續經營理念，維護該區原有之生態環境及景觀資源，達到「親水、親景、親自然」的願景，將整體空間更有效規劃與應用(臺北縣政府，2009a)。2010 年，「大臺北都會公園」第一期工程完工，二重疏洪道至此轉型為兼顧防洪功能之大型都會公園(圖 1-3-2)。新北市政府並配合三重、蘆洲、新莊地區捷運通車，及洪水平原管制解除，推動二重疏洪道兩側地區都市更新，打造「新北曼哈頓」的願景。蘆洲微風園區. 三重水漾園區. 五股生態園區圖 1-3-2：大臺北都會公園示意圖 (資料來源：大臺北都會公園網站) 19.

(29) 三、研究區發展二重疏洪道貫穿三重區、蘆洲區、五股區與部分新莊區(圖 1-4-1)，三重、蘆洲、五股等行政區位於臺北盆地西北部，淡水河下游西岸，隔淡水河與臺北市相望。臺北盆地盆底地勢低平，大致由東南向西北緩斜，至蘆洲與五股交界的塭子圳流域海拔高度僅有零公尺(陳國川，2005)。三重、蘆洲、五股一帶，除五股西面的北部觀音山區及西部林口台地區地勢較高外，東南部的沖積平原區地勢低窪，平均高度約在一公尺至零公尺以下(尹章義等，1997)。由於臺北盆地本身地勢低窪，豪雨往往容易造成盆地內低窪地區的洪水災情。為了解決臺北盆地的洪水問題，早在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就已經開始推動防洪計畫，以保障居民的身家財產安全：大正 4 年(1915)於淡水河右岸的大稻埕一帶開始興建防洪牆，並在昭和 12 年(1937)，開始擬定淡水河水系的全面性防洪治水計畫，不過，在這項防洪計畫中，堤防僅僅蓋在淡水河右岸的臺北市側，而左岸的三重、蘆洲、五股則被劃為洪氾區，以便上游洪峰來襲時可以疏導洪水、降低洪峰，減低洪水對臺北市的威脅，這項政策也深深影響了此地區之後的發展(林其民，2009)。三重、蘆洲、五股一帶由清領時期的開發肇始，以至日治時期均以農業為主要的產業活動。三重埔一帶由於地近大稻埕，隨著清同治年間大稻埕茶業興盛，利用交通便利且土壤適合種植花卉等優勢，旱田轉作花圃，種植秀英與茉莉等花樹以提供茶葉烘焙 (三重市志編纂委員會，1996)。日治時期的三重，基本上仍然維持著稻米與香花的種植(林其民，2009)，蘆洲、五股一帶平原地區則以種植水稻、桶柑與蔬菜為主要經濟活動(陳憲明，1974；尹章義編，1997)。光復後，隨著都市化的進展，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浪潮下，伴隨著臺北都會區的成長，經濟結構與土地利用方式亦發生顯著變遷。三重、蘆洲原係同一地方行政轄區，光復後稱鷺洲鄉，及至民國36年(1947)分治，正式命名為「三重鎮」與「蘆洲鄉」(臺北縣政府，1956)。民國51年(1962)三重鎮基於人口快速成長及因應地方發展需要，率先改制縣轄市，為臺北縣第一個改制縣轄市之鎮 (臺北縣政府，2009b)。由於地理位置鄰近臺北市，使得三重具有相當的發展優勢，早在日治末期，三重便因位於臺北城以西之地理位置，隨著日本殖民政府的治理政策，加上臺北橋的重建完成，而從以第一級產業為主的地區轉型為工商業聚落(林其民，2009)，並於光復後逐步發展成為臺北縣的製造業中心。在1960 年代出口導向經濟政策下，食品、紡織、電子、塑膠業的興起，集中於新店、三重、板橋、中和一帶。製造業在臺北縣的興起逐漸開始吸引大批中南部青壯的城鄉移民北上就業(臺北縣政府，2009b)，三重亦在此時吸引大量外來人口移居。從二次戰後初期至民國65年(1976)以前，三重市一直是臺北縣人口最多的縣轄市(林其民，2009)。. 20.

(30) 面積相對較小的蘆洲早期發展深受淡水河洪患限制，光復初期的土地利用仍是以農業為主(臺北縣政府，1993)，直至1970年代，工業發展由三重市擴充到蘆洲鄉，此地區的產業才逐漸轉型，人口也隨之增加(陳憲明，1974)。民國68年(1979)，行政院決議辦理「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實施計畫，並陸續興建堤防完成二重疏洪道工程(洪健榮， 2000)，這時才使得蘆洲水患問題顯露曙光；同時，配合二重疏洪道拆遷戶的安置，劃設了灰磘、重陽、南港子等三個重劃區，自此，蘆洲持續吸引大量外來人口移入，原有農地也逐漸被住宅取代(高傳棋，1997a；臺北縣政府，1993)。民國79年底(1990)「重陽大橋」完工後，使得蘆洲與臺北市之間的距離更加接近，也使此地具備了發展房地產首要的交通優勢(臺北市捷運局，1995)。由於堤防及重要交通建設陸續完工，再加上當地房產的低價位訴求，造成蘆洲房市交易熱絡，大片農地逐漸被住宅華廈所取代(高傳棋， 1997b)。人口激增的蘆洲鄉也在民國86年(1997)正式改制為「蘆洲市」，成為臺北縣第八個縣轄市(臺北縣政府，2009b)。相較於三蘆地區，五股地區的發展則顯得遲緩，光復初期，仍是以農業生產為首要經濟活動(陳適偉，2009)。二重疏洪道興建後，五股地區由於境內有三分之二面積為丘陵台地(尹章義等，1997)，加上受限於林口特定區禁建、塭子圳洪水平原管制的限制，大片土地未能進行實質建設開發(臺北縣政府，1993)。民國58年(1969)，由於三重地區移入人口漸多，加上洪患情形嚴重，政府遂公告三重市都市計畫禁建，一些大型工廠無法在此立足，五股鄉雖仍有洪患問題待解，然由於土地取得成本低廉，而成為部分工廠的集結地，五股鄉的工業也從此一時期獲得開展。1980年代，五股工業區成立後，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更帶動五股地區的人口成長(陳適偉，2009)。新北市從戰後以來大量移居人口組成的特質始終鮮明，除了反映戰後以來與臺北市的產業分工關係之外，亦顯示來自中南部地區受就業拉力影響的社會移入現象(葉又華， 2012)。1970至1980年代，臺北縣第二級產業迅速發展，此時期創造的就業機會吸引了大量城鄉移民，快速成長的城鄉移民總數遠超過原本設籍臺北縣的人口總數，臺北縣「移民城市」的特質也逐漸形成。發展過程中臺北縣與臺北市的關係日趨緊密，但由於行政層級、人事組織、財政預算嚴重落差，此時縣境內處處林立的違章工廠，雖帶來經濟繁榮，也造就混亂的都市景觀與惡劣的居住環境。為改善環境並提升臺北縣整體建設，臺北縣政府因而積極推動「升格改制」，欲塑造臺北縣成為臺灣第一個低碳、生態城市，亦即「臺灣大河之縣，國際宜居之城」，並推動五大策略及行動方案，包括打造國際花園城市、建設便捷交通路網、整治河川水案再生、復甦機能都會重構、打造低碳健康環境(臺北縣政府，2009b)。民國99年(2010)，隨著臺北縣升格為新北市，三重市、蘆洲市及五股鄉也改制為三重區、蘆洲區及五股區；同時，由於「西區旗艦計畫」及「淡水河 21.

(31) 曼哈頓計畫」的依次推動，在地景及城鄉發展上皆產生了巨大變革。回溯三重、蘆洲、五股地區的發展歷程，大致有幾個影響此地區發展的關鍵，包括：洪患問題、交通建設、二重疏洪道的開闢、工業區的劃設，以及市地重劃。在這其中，二重疏洪道無論在哪個時期，均扮演著影響此地區發展的關鍵性角色。. 22.

(32) 第四節研究方法一、研究架構政治生態學討論的主題包括和人類、環境變遷有關的政治、倫理、社會正義等議題，且常是跨尺度的環境變遷與發展，不只檢視權力運作，也分析其中的過程、結構與歷史 (Jarose, 2004)。Robbins(2012)於再版的《Political Ecology》中，將政治生態學分為五個研究主題，分別為： 1.. 退化與邊緣化(degrad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2.. 保育與控制(conservation and control). 3.. 環境衝突與排除(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exclusion). 4.. 環境議題與認同(environmental subjects and identity). 5.. 政治目的與行動者(political objects and actors) 表 1-4-1：政治生態學的五個研究主題. 主題退化與邊緣化. 保育與控制. 環境衝突與排除. 環境議題與認同. 政治目的與行動者. 解釋了什麼？. 相關(Relevance). 環境條件(特別是退化)以及變遷. 環境退化問題，長久以來皆歸咎於邊緣族. 的理由。. 群，實則展現於更大的政治或經濟脈絡。. 保育的成果(特別是失敗). 長久被認為是好的保育活動，顯示出有不良的影響，甚至有時結果是失敗的。. 環境進入權以及衝突(特別是自然. 將環境衝突置於更廣泛的性別、階級、族群. 資源). 紛爭之中，反之亦然。. 民眾與社會團體的認同(特別是新. 政治認同與社會紛爭，表現在生計與環境保. 的或新興的). 護活動等基本議題的連繫之上。. 社會—政治環境(特別是高度結構. 政治和經濟系統被與他們交互作用的非人. 的). 類行動者支持與影響。. ◎資料來源：Paul Robbins (2012): Political Ecology (Second Edition). p22. 在政治生態學的五個研究主題中，Robbins(2012)對於「環境議題與認同」的說明為：制度化和權力取向的環境管理制度會導致新的行動者的出現，產生新的自我定義、對世界的認識、生態思想與行為，並透過新的政治行動來展現，以回應到其他尺度。此一解釋，展現了政治生態學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跨接的脈絡。而政治生態學除了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跨接外，晚近的政治生態學也出現了「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和自然具備能動者的主張，亦即強調自然的主體性及能動性(王志弘、黃若慈，2012)。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Holifield (2010)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開闢了一條以往馬克思都市 23.

(33) 政治生態學所沒有的批判環境正義研究路線，不同於馬克思都市政治生態學透過文本以脈絡化並解釋不平等現象，行動者網絡理論則是將行動者置於社會脈絡中，以追溯「環境不正義」爭議的出現並尋求解決之道。然而，行動者網絡理論雖開闢了一條以往馬克思都市政治生態學所沒有的批判環境正義研究路線，Holifield (2010)仍主張應該保持兩個研究理論的獨立性，而非試圖開發一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的都市政治生態學理論。然而，運用其中「強調人類與自然行動者的角色」此一觀點，將更有利於本研究釐清環境認同與行動之間的關連、不同行動者的互動，以脈絡化二重疏洪道的地理變遷歷程。另一方面，從地景的定義來看， Stewart and Strathern(2003)認為，地景是構築出人們的地方感和社群感的感知環境(the perceived settings)。地景就是文化，它被刻寫在田野、樹林、農作物、家畜、建築物與道路中，而在知覺的印象與記憶裡，這些地景都呼喚著居住在其中的人們。Wilson and David(2002)則指出，地景作為地方上人們的參與，作為世界的經驗，地景是有意義的、社會建構的地方，它包含身體的和認知的經驗。所有的地景都會將記憶予以具體化，而透過記憶的方式，過去持續地往現在移動，就好像認同的形成一樣(引自徐主驊，2010)。綜合上述學者的說法，環境認同和地景的意義是相連結的，涉及人們在這個地區的經歷和記憶，並與其價值判斷有關；人們對於新地景的環境認同其實牽涉其對於舊地景的記憶。如同文化地理學者提出的，「地景同時是一種全景、一種構成、刮除重寫的羊皮紙、一種縮圖」(Zukin, 2010譯)，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清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合(Crang, 2003譯)；地景的變遷也會銘刻於居民的身體上和記憶裡。因此，從「居民環境認同」進行探討，將有利於理解人與地景之間的互動關係。據前所述，本研究將聚焦於「環境議題與認同」的分析視角，並修正解釋鏈模式以建立一套詮釋二重疏洪道形塑之地理界線的理論架構(圖 1-4-1)。在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中，每個尺度均鑲嵌在更大的尺度之下，尺度在地景變遷過程當中不斷變遷並重新建構；而將此研究架構拆解成左右二個部分來看，在架構圖的左半部分可以看到，不同社會行動者，如：國家政府、地方政府、社區居民，均會對地景進行開發、保護…等行動，而造成地景的改變；而地景的變遷則會導致不同的社會行動者，產生不一樣的環境認同，進而採取新的政治行動，進一步牽動著尺度的變遷及改變地景。在架構圖的右半部分，則可以看到支配地景變遷的那隻隱形的手—環境論述，當社會行動者採取改變地景的行動時，會產生權力競逐的關係，為獲致支配地景的權力，不同的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會選擇對其有利的環境論述。而在全球與地方價值競逐或結合的過程當中，將進一步確立改變地景的當代論述。 24.

(34) 全球化牽動. 回應援用. 開發/保護. 國家政策. 使產生環境認同支配牽動. 地景 /. 生態系. 彼此回應. 回應. 環境論述.  防洪以保障生命財產  環境保育與生態修復  親水與宜居性  生態城市與永續發展  氣候變遷. 援用開發/保護. 地方政府. 使產生環境認同支配牽動. 回應援用. 開發/生產/適應/保護使產生環境認同. 社區/生產者圖 1-4-1：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 (一) 文獻蒐集與回顧為了完整呈現二重疏洪道地區由計劃興建至今的地景變遷歷程並加以詮釋，必須透過相關文獻的蒐集與回顧，才能釐清整體脈絡。主要文獻資料包括： 1.. 衛星影像判讀：透過衛星影像判讀，建構二重疏洪道地景變遷歷程的初步脈絡。. 2.. 政府文獻：包括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臺北縣水利局年報、政府施政計畫及白皮書、地方志等資料的蒐集與回顧，期能理解研究區整體發展過程，並由政策執行面來了解國家政策及都市治理策略如何主導地景變遷。. 3.. 學術期刊論文：包括政治生態學相關西文期刊及國內論文，以期建構完整理論架構，利於理論對話。二重疏洪道方面則以二重疏洪道、五股濕地、大臺北都會公園等相關論文為主，輔以探討淡水河流域變遷、防洪、河濱公園、親水等相關議題的論文，期能補充更多觀點，並藉此釐清各個時期主導地景變遷的主要論述。. 4.. 報章雜誌及網站資料：期能彌補政府文獻及學術期刊論文的不足，並提供輿論觀點。.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