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探討

一、二重疏洪道的相關研究

回顧國內關於二重疏洪道的研究，最早有李彩薇(1984)、黃天牧(1984)做過最完整 的研究，主要探討二重疏洪道案在執行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及政策和民意之間的矛盾。

劉英毓(1985)則是以二重疏洪道案拆遷地區之一的五股「洲後村」為個案，探討因公共 政策之需要而執行拆遷時，村民的拆遷反應方式以及環境識覺。同樣以洲後村為個案，

陳君愷、賴建寰(2008)的研究從社會運動的角度切入，探討二重疏洪道洲後村拆遷抗爭 事件在臺灣民主發展進程中的價值，研究中指出在該抗爭事件中的幾次街頭抗爭行動，

行動者無視於戒嚴法令，挑戰政府公權力；而政府也未依照「戒嚴體制」的模式來處理 抗爭行動，傳達了「戒嚴體制」可以挑戰的訊息。此事件不僅是美麗島事件後街頭群眾 運動再度興起的重要轉折，更影響了其後的歷史發展。

關於二重疏洪道興建的聚落拆遷爭議，晚近尚有留方萍(2006)運用參與觀察法，以 人文主義地理學觀點重塑三重「後埔仔」聚落的變遷史。論文中提出造成後埔仔聚落生 與死的決定性因素，都是淡水河畔的水文位置。留方萍(2006)指出，後埔仔聚落由於疏 洪道拆遷的變革，而呈現半毀狀態；然而，遷村並未造成聚落的真正死亡，外來的滅族 危機反而激化了居民的地方感，而產生超越個人生死的護鄉決心。地方記憶的遺忘、新 舊聚落地方感的重疊交錯、新聚落經驗的取代，才是造成地方感消失及聚落真正死亡的 原因。其餘與拆遷爭議相關之議題則在討論土地利用變遷時在論文當中被片段提及。從 以上論文中，可以發現除了拆遷當時引起社會關注的拆遷議題外，隨著政府拆遷動作的 完成，洲後村、後埔仔、竹華村…等聚落也從此消失於地圖之上，時間停格了，屬於這 些聚落的記憶凝結於那個時刻、那個地方，並隨著時間悄悄流逝。

伴隨著二重疏洪道的興建，高聳的堤防在地圖上劃出長達7.7公里的界線，周圍市鎮 的區域發展、土地利用也產生了變革。蘆洲地區因防洪工程的興建，而成為一個四周被 堤防包圍的「島型都市」(李進億，2004)。三重市及五股鄉這兩個行政區則因這條從行 政區中劃過的界線，而造成在空間發展上的斷裂現象。三重市的頂崁、谷王、德厚、五 谷、中興等里被阻隔在疏洪道西側，形成與新莊地區共同發展的區域(留方萍，2006)。

五股鄉則形成以疏洪道為界，三個區域各自獨立發展的特殊現象。疏洪道以西，為五股 鄉行政中心與主要發展地帶；疏洪道以東，形成與三重、蘆洲地區共同發展的區域；疏 洪道南側，則為獨立區塊的五股工業區(陳適偉，2009)。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因堤防的興 建產生重大變革，以五股更寮地區為例，王意惠(2010)指出二重疏洪道的闢建為更寮地

區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劃下了一道分隔線，一方面雖促使當地免於淹水之苦，但另一方面 卻也使得更寮區域面對了村落的消失與重組，甚至連學校都遷了新址等等的變革，一個 社區生活型態時與空的分水嶺就因二重疏洪道而劃分出來，而在生活的運作上自然產生 了許多的不自在或新對策。

1974年，塭子川閘門設立後，形成五股濕地(王曹晏婷，2010)。然卻由於2002年7 月臺北縣二重疏洪道的綠美化工程，使得五股濕地面臨沼澤生態最嚴峻的考驗，在當時 也引發了關心臺灣自然生態之保育團體與地方文化團體的關注，並集結組成「疏洪道生 態保育聯盟」，與縣政府進行溝通(陳照明，2006)。自此，研究者開始將對二重疏洪道 地區的興趣轉向五股濕地的研究，包括：徐志宏(2004)、楊州斌(2005)「濕地水質模擬」

的相關研究；盧麗真(2005)、陳榮裕(2010)、蔡秀珍(2011)等人以五股濕地為例，研究「濕 地環境教育」議題；賴瑩雪(2009)以及滕佳霖(2011)則分別自遊客與居民不同角度探討

「濕地保育與環境識覺」的議題；「濕地管理」的部分，另有陳照明(2006)探討荒野保 護協會參與五股濕地營造之議題，王曹晏婷(2010)則是以文化理論加以分析五股濕地管 理模式及民眾參與。

1988年「臺灣地區都會區域休閒設施發展方案」曾選定五股地區作為「臺北都會公 園」的預定地。1998年，臺北縣政府獲得行政院環保署補助，開始進行二重疏洪道的綠 美化計畫，所有工程在2002年底全部完成，經過此次的整體規劃，二重疏洪道變身成了 臺北縣最大的河濱運動公園，並命名為「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2007年，臺北縣政府 在「臺北縣二重疏洪道整體景觀及設施改善計畫」中提出將二重疏洪道改造為大臺北「中 央公園」的整體景觀發展願景，2008年著手進行整體的「大臺北都會公園規劃設計」，

計劃分為6年3期完工(臺北縣政府水利局，2010a)。在此發展脈絡底下，研究者開始以「都 會公園」或「河濱公園」的觀點探討二重疏洪道地區，包括有：賴貞利(2008)探討臺北 縣河濱公園的遊憩服務委外經營；陳梅雪(2010)以問卷調查研究大臺北都會公園遊客的 環境識覺與設施使用滿意度；黃繼雄(2011)、張紘瑞(2012)、秦鈺惠(2013)則是從景觀規 劃設計的觀點提出二重疏洪道的景觀設計策略。

從相關文獻分析(表1-2-1)，可以發現二重疏洪道是一個在空間意涵上具有豐富多元 性的地區，它同時是防洪工程、濕地生態園區、都會公園、交通要道、也是地理界線，

二重疏洪道從興建之初，歷經拆遷的爭議，到如今轉化為「大臺北都會公園」，展現了 在不同時空之下不同的獲勝價值。

表1-2-1：二重疏洪道相關碩博士論文之主題分布

表1-2-1：二重疏洪道相關碩博士論文之主題分布(續)

二、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 (一) 政治生態學的定義與研究主題

1980年代，受到批判現實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作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 經濟學相結合的產物—政治生態學—開始受到關注(Forsyth, 2008)。此時期政治生態學的 研究主題，包括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的研究在內，多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土地退化 的問題(Walker, 2005)。

關於政治生態學的定義，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以政治經濟論點分析人地關係，

提出區域政治生態學(regional political ecology)，並將其定義為：「結合對於生態學和廣 義政治經濟學之關注，包括社會與土地利用之間，以及社會中階級與團體之間不斷轉變 的辯證」。而「政治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政治 經濟學」的研究途徑係「關注在地方和全球尺度的社會中，正在進行中的各種變遷，對 於人們及其生產活動造成的影響」(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其視角傾向於認為政 府，或是國家，是廣泛的社會和交換經濟過程與力量的展現，而非本身就是個行動者 (Parker, 2007譯)；而「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則是企圖理解「不同地理尺度和社會經濟團 體階層的貢獻及其相互作用的影響，並探究在時間脈絡底下，社會與環境變遷之間的矛 盾」(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和政治經濟學不同，政治生態學除了將政治經濟學的 批判視角帶入自然與生態領域之中（Robbins, 2004），更提供了豐富的視角，並且強調 多尺度的分析。因此，政治生態學不僅是許多介於生態領域及政治決策模式間關係的概 念化方法，也是理解自然的表現形式如何被社會建構的途徑(Bunce and Desfor, 2007)。

1990年代以後，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內容逐漸擴展到其他層面，包含：貧窮、資源退 化、資源分布、資源掌控、都市生態與鄉村重建…等。此外，政治生態學也強調對社會 的關懷及行動上的實踐，Barnett and Blaikie(1992)的著作《AIDS in Africa》可以說是這 一方面的代表，此著作勾勒出一個結構性的框架，包括：土地系統和勞動力系統的糾纏、

生計的綑綁、藥物及知識的傳遞…等，以闡述並探究在愛滋病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Robbins and Bishop, 2008)。

直至今日，國內外的政治生態學研究仍深受Blaikie的影響。Rocheleau(2008)指出，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以及《 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這二本著 作，建立了五個特點，他特別指出這是政治生態學在政策上的關鍵，包括：

1. 多元的方法、目標、行動者與旁觀者：包括提出批判性的解釋、實際分析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檢驗並制定政策。

2. 整合權力關係和環境的社會、生物物理分析：綜合方法與整合分析。

3. 多尺度的分析：包括全球、國家、區域、地方、鄰里等尺度，及政策、實行、影響 等層面。

4. 鄰里與地方層級的資料蒐集與實證觀察。

5. 結合結構與權益關係人的解釋鏈。

然而，今日政治生態學卻經常受到這樣的質問：「政治生態學中的政治和生態的本 質是什麼？」Watts(1997)就曾提出這樣的質疑：「政治生態學中鮮明的政治內涵在Blaikie 多數的著作中是消失的(引自Forsyth, 2008)。」針對此一質疑，或許可以引用Robbins(2004) 的說法予以說明：「政治生態學的敘述和研究皆共享一個假設前提，亦即環境變遷與生 態環境是政治過程的產物。」對此，Forsyth(2008)亦提出，Blaikie於1980年代的政治生 態學著作揭示了在環境論述被產出的過程中，政治涉入的重要性，以及社會價值和環境 議題的相互依存關係，並且將社會正義與環境議題的討論帶至新的里程碑。其貢獻不單 在強調環境議題與政治之間的連結，同時也揭示了一個政治和環境分析可以重新設計的 方法，以解決社會弱勢族群的問題。據此，Forsyth指出，許多關於政治和生態的爭辯試 圖去找出一個政治或生態的先驗定義，反而忽視了兩者的連結。因此，Forsyth認為，政 治生態學家不該強調Blaikie的政治生態學理論是否充份具有政治性，而是應該設法更成 功地運用他的政治形式。

歸納相關文獻，「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具有以下特性：

1. 政治生態學是生態學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結合。

1. 政治生態學是生態學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