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界：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

「反正，疏洪道就都是為了臺北市的人建的，他們是一等公民，我們是二等公民。

它不是為了我們三重、蘆洲人的權益。」(三重區居民 DS4)。

「疏洪道蓋好，都是好到三重埔那邊啦！」(三重區里長 CS1)。

「原本的聚落沒了，周圍的聚落又限建，發展都是停滯的，對其他人而言，當然都 是福利啊！因為這些人犧牲了，其他的地方都解脫了！」(三重區居民 DS5)。

「蘆洲的堤防跟五股這邊的堤防高度是不一樣的，我們這邊比較矮，所以對五股最 不公平，如果沒有蓋到跟對面(蘆洲)一樣，我們就像二等公民一樣。」(五股區里長 CW1)。

對於疏洪道所造成的影響，當地居民及里長的回覆看似雷同，卻引發了這樣的發問：

「誰是核心？誰是邊陲？」「二重疏洪道的興建是如何導致此一地區的邊緣化現象？」

為暸解二重疏洪道堤防所劃分出來的「核心」與「邊陲」指涉的為何處？首先，從 對「堤內」和「堤外」的定義談起：一般而言，我們將「堤內」界定為「人居的建成都 市區域」；而「堤外」則是「供河川流經之水域及高灘地」(彭皓炘，2010)。亦即「堤內」

為受堤防保護的區域；而「堤外」則為行水區。「堤內」由於受堤防保護，得以蓬勃發 展，可視其為「核心」；而「堤外」則受水患之苦，發展受限，淪為「邊陲」。

接著，從「居民環境認同」來看：當居民認定「二重疏洪道僅是為了保護臺北市的 居民而存在」時，則「核心」為臺北市，「邊陲」為廣大三重、蘆洲、五股地區；當居 民認定「二重疏洪道的存在阻隔了三重市左右岸地區」時，則「核心」為右岸的三重埔 地區，「邊陲」為左岸的二重埔，即居民所說的「三不管地帶」；當居民認定「大臺北地 區免於洪患威脅，是由犧牲二重疏洪道拆遷聚落的權益換取來的」時，則「核心」為堤 內受堤防保護之區，「邊陲」為堤外已消失的聚落；當居民認定「二重疏洪道堤防的高 度，決定了保護的程度及發展的限制」時，則「核心」指的是堤防已達 200 年洪水頻率 保護標準之蘆洲、三重地區，「邊陲」指的則是疏洪道北口西側尚未達 200 年洪水頻率 保護標準之五股地區。

至於，二重疏洪道地區邊緣化的探討，則將接續前面二個小節，從政策、地景變遷、

居民調適及環境認同之間梳理出的關係脈絡，將此一脈絡置於本研究擬定的研究架構下，

嘗試以政治生態學的分析視角，釐清其互動過程及二重疏洪道的邊緣化歷程。

圖2-3-1：二重疏洪道邊緣化歷程之政治生態學分析(1960-1996)

1967-1968 五股沼澤形成 1982-1984

二重疏洪道 初期工程

1985-1987 二重疏洪道 第二期工程

1989-1996 二重疏洪道

關於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環境退化及邊緣化，或許有人會將洪患問題歸因於其地理位 置及自然環境條件，將違建林立的窳陋地景歸因於法治不彰，而五股垃圾山則歸因於公 德心不佳。然而，政治生態學基本上反對將這一切歸因於邊緣族群，或是天災、意外、

自然環境的脆弱…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而傾向於將其置於更大的政治或經濟脈絡下探討 (Robbins, 2012)。

從圖2-3-1所進行的分析，歸納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歷程，大致有幾個重點：

首先，在二重疏洪道的地景變遷歷程中，國家/政策扮演著主導二重疏洪道地景變 遷的關鍵角色。除了前述提到相關政策之決策所造成的影響外，在執行過程中亦能感受 其強制力。以聚落拆遷為例，二重疏洪道拆遷戶 CS1 回憶當時拆遷過程提到：「後來也 是強制啊！水車啦、憲兵啦、警察來，就把你趕走。有的還沒搬的，女的就叫女警察，

從家裡把你拖出去。因為他有期限給你，比如說，一間屋子要賠你 100 萬也好，50 萬也 好，但那時候大家都不願意啊！不願意就強制。」拆遷戶 DS4 也指出：「當初興建的過 程太粗糙了！那時候是威權時代，以威權來行使公權力，造成不公平。那時候，派很多 警察，因為還在戒嚴時代，大家都比較怕，就會比較收斂。那時候是強制鎮壓，如果你 不搬走，就叫警察把你架走。有的人被收走好多甲的地，才換回 50 坪的地。」拆遷戶 DS5 也表示：「政府決定要蓋了之後，就會用各種手段、手法來促成這樣的結果。」

而「洪患」在此過程中則扮演了驅動政策推動的重要行動者角色。追溯「臺北地區 防洪計畫」的提出，即是源於大臺北地區長久以來的洪患問題。以空間尺度而言，二重 疏洪道的興建為的是解決「大臺北地區」的洪患問題，而非五股、蘆洲、二重的洪患問 題。而在地居民和政府在「洪患」的威脅程度認定上的落差，也成為導致二重疏洪道計 畫執行過程中的各項爭議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居民在地景變遷的互動過程當中，其角色定位則相形被動，但也展現了 極高的調適能力。面對長久以來的洪患問題，二重疏洪道地區早期的聚落早已發展出適 應當地自然環境的農耕方式，依水發展、與水共生。然而，面對政策的強力介入，除了 被動調適以外，居民更被迫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回應。早在二重疏洪道計畫提出之時，居 民由於生活、生計受威脅，且基於對防洪設計及功效的質疑，以及政策不公平的反應，

即以請願的方式，反對二重疏洪道興建；當正式執行聚落拆遷，更激發拆遷戶以更積極 的抗爭行動對抗政府。二重疏洪道拆遷戶DS5回憶當時抗爭過程表示：「那個時候還在戒 嚴，老人家心中都還有白色恐怖的印象，所以，以前那個時候敢出來的人，比起現在出 來的人而言，是更勇敢的！動力的強弱是不一樣的，媒體生態是被掌控的，那時候還有 報禁，所以敢說話的，可能真的是為了社會正義的。」而論及為何當時洲後村的抗爭行

動較為成功，他則表示：「洲後村那邊比較團結，因為他們算是疏洪道的末段，都以農 業為主，我們(後埔仔)這邊比較複雜，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有工業區，什麼萬家香、味全 等等，那些他們對於不淹水、新的土地的需求更大，所以我們那邊已經有一些人不務農，

等著賣土地，所以土地能夠賣一筆錢，對於我們前段的人來講，是很重要的，那邊的人 因為一定要務農，跟土地還沒脫離，所以團結性比較強，我們這邊算是各懷鬼胎，因為 有人已經在從商了，利益上已經有轉換了，等著賣土地了！」從興建過程中所引發的爭 議，及拆遷民眾的抗爭行動，可以發現即使是在戒嚴時期，國家政策仍是受到挑戰，可 能被撼動的。

至於，回溯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歷程則是檢視其環境退化與邊緣化的最佳手 段。劉怡君(2007)指出，邊緣性(marginality)隱含三個面向的意義，分別是經濟的、生態 的、政治經濟的。根據此一觀點，以疏洪道內部而言，由於二重疏洪道興建、聚落拆遷，

而成為閒置土地，良田變荒地、生計無著，對於在地農民而言，無疑是一種土地退化，

我們可將其視為「經濟的」邊緣化。而五股濕地的部分，過去是五股洲仔尾地區臨淡水 河畔濕地，早年擁有豐富的鳥類和潮間帶動植物生態，後來歷經興闢二重疏洪道、廢土 違法濫倒、占墾種菜、成蘆大橋施工、綠美化工程整地等長年人為干擾(王曹晏婷，2010)，

導致濕地環境退化，此則可視為「生態的」邊緣化。再則，以疏洪道兩側地區而言，由 於防洪禁建，導致發展受限、長期發展停滯，甚至使得五股洲子洋地區成為大臺北都會 區廢土傾倒的地點，久而久之，形成惡名昭彰的「五股垃圾山」，更嚴重影響此地區未 來的開發；另外，1970年代至1980年代，臺北縣第二級產業迅速發展，吸引大量城鄉移 民(臺北縣政府，2009b)，隨之而來的是，濫墾濫建，形成違章建築及非法工廠林立的窳 陋地景，居民生活品質也嚴重惡化，此即「政治經濟的」邊緣化。

另外，二重疏洪道地區除了「地景」有明顯邊緣化現象以外，「居民環境認同」方 面亦有明顯的「邊陲之感」。本研究則嘗試以「居民環境認同」的角度探討二重疏洪道 的邊緣化現象。從居民訪談內容提出的「權益被犧牲」、「二等公民」、「仍受洪患威脅」、

「生活受影響」、「生計受影響」、「不公平」、「發展停滯」、「交通不便」、「三不管地帶」

等，在在都顯示出當地居民有因為二重疏洪道建設被劃入「邊陲區」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