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對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的衝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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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對中國國際關係

理論的衝擊與影響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The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a

詹為元（Chan, Wei-Yuan）

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

改革開放以來，中國逐步與世界接軌，漸展經濟實力，連帶使得中國的國家實力上升。在這上升的過程中，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也漸漸醞釀出一條屬於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理論。中國經濟實力的提升，拜經濟全球化所賜，而在討論全球化對中國衝擊的面向時，往往只著重經濟、政治及文化，而忽略了其他的面向，中國國關理論便在這無形的影響之下發展。國際關係理論分為知識導向層次以及行動導向層次，知識導向層次的興起拜全球化所賜，全球化不但激起了中國的理論發展意識，亦給予理論內涵的挹注，奠定了中國理論發展的基礎；而行動導向層次則證明了中國逃不出全球化的制約。但中國並不用因此害怕全球化，全球化對中國是危機更是轉機。關鍵詞：全球化、有中國特色的國關理論、知識導向層次、行動導向層次

壹、前言

1978 年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了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也許是一種歷史的巧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的改革開放與歐美的金融全球化、金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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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幾乎是在同一時間裡開始啟動的1。因此，全球化成為中國大陸新興的議題，而中國的全球化不僅止於經濟全球化而已，而是一種全面性的擴散，從文化到政治領域皆受全球化的衝擊與影響，而學界也因為全球化出現了新的變革與思維。以往在探討一國的國際關係理論或是外交理論的產出時，其理論輸出依據總是根據該國利益為依歸，因此國際關係理論探討的主要意義在於為國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指導思想2，其所強調的是國家的主動性。而中國又因為過去的馬列毛思想以及自身的國力，因此更加重視國家外交政策對外的影響力，因此整個中國外交理論的思維都是由內而外的，強調內部國家外交政策的輸出，能對其他國家或世界產生預期的影響。然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漸漸面臨全球化的壓力，雖然在制定對外政策或外交理論時，強調要先對「時代」主題進行認識以及定義，漸漸地比較重視到外部環境對內部外交理論產出的影響，但總的來說還是以國家主動性為優先 3_{。並且，除了外交理論之外，90 年代初期中國開始出現「有中國特色的國際} 關係理論」建構的聲音，整個中國開始陷入是否要建立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的爭辯中。傳統上，在探討國際關係理論或外交理論時都強調國家自身的主動性，理論的產出是完全獨立的，是國家獨立自主的展現，不受其他國家或外在環境所影響。而中共因特殊的歷史傳統，因此又更能展現出理論獨立自主的立場。然而本文欲翻轉上述的觀念，並以中共為例，利用中共改革開放之後外交政策的變遷以及欲建構自身國關理論為依據，來探討全球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欲勾勒出全球化對中國國際關係理論以及外交理論的衝擊與影響，強調這兩個變項之間的直接關係。最後欲證明中共對於其國關理論或外交理論的建構及輸出，並非如中共官方所言具有獨立自主的能動性，而是仍受全球化這大結構的制約下，進行不得不的選擇。 1 李惠斌，「導論」，李惠斌編，全球化：中國道路（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8。 2 王緝思，「國際關係理論與中國外交研究」，資中筠編，國際政治理論探索在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296。 3 傅耀祖，「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時代精神」，魯毅、顧關福、俞正粱、傅耀祖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1999），頁 1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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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國際關係理論興起的背景

中國國際關係理論興起的時間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為基點，因為改革開放不但使中國加入了全球化的洪流，也促使中國許多外交策略的改變。因此，改革開放和中國國際戰略的轉型，為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的研究提供了廣闊的舞台和前進的動力。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的繁榮4，中國國際關係理論自此百花齊放。而中國國際關係理論也因此經歷了三個發展階段：一、第一階段（1978～1987 年）在 1978 年以前中國國關理論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新形勢，為中國國關理論研究的建立和發展創造了條件，而此時期主要的發展為：　開始介紹西方國關理論—最早介紹西方國關理論的文章是陳樂民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理論簡介」，而最早介紹西方國關理論的學術著作是陳漢民的《在國際舞台上》，而最先翻譯的兩本國關理論專著分別是詹姆斯‧多爾蒂和小羅伯特‧法爾格拉夫的《爭論中的國際關係理論》和威廉‧奧爾森等人的《國際關係理論與實踐》5。通過對西方國際關係理論論著的翻譯、介紹，使得中國初步的接觸了西方國際關係理論的本質，也為中國的學界的教學和研究提供了一些基本的分析工具、途徑、方法，甚至理論框架和體系6。　中國自 1984 年一批復刊或增設的學術雜誌開闢專欄，為國關理論研究提供論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國外社會科學》、《世界經濟與政治》、《戰略與管理》等等；而中國的大專院校也在 80 年代以後漸漸地將國關理論納進了大學的殿堂，使之普遍化於中國的學生之中7。此階段主要的濫觴仍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所引入的經濟全球化的概念，因全球化所造成的強大開放壓力，促使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軌，大量西方的概念以 4 俞正粱、陳玉剛，「中國國際關係的戰略轉型與理論研究20 年」，任曉編，國際關係理論新視野（北京：長征出版社，2001），頁 5。 5 _{倪世雄、許嘉，「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歷史回顧與思考」，國際關係理論新視野（北京：長征出} 版社，2001），頁 17-18。 6 同註4，頁 6。 7 同註5，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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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思想不斷地湧入中國。因此，第一階段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的發展重點主要仍是對西方國關理論的翻譯與了解，藉由學習西方理論的經驗來充實自身理論性的不足。二、第二階段（1987 年～1993 年）此階段的中國國關理論有了顯著的進展：　 1987 年 8 月，在上海召開了首次全國國關理論討論會，與會者提出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關理論的初步構想。以此為標誌，中國國關理論研究進入了第二階段。此後，又分別於 1991 及 1993 年陸續召開了兩次以中國特色為討論主軸的國關理論會議。　中國的學者推出了一批新的國關理論學術著作，是中國學者自己寫作而非翻譯西方論著，如張季良的《國際關係學概論》和倪世雄、馮紹雷以及金應忠的《衝突與合作―現代西方國關理論評介》等等。　繼續評介西方國關理論。　進一步探索建立中國的國關理論體系。1986 年初，以王建偉等人的「努力創建我國自己的國際關係理論體系」一文為開端，關於這方面內容的一系列文章相繼發表，形成一股強勁的力量8。此時期中國進入了另一個階段，不再是單純的翻譯、介紹，而是漸漸開始創造了一些自身不同的觀點，並且探討中國國際關係理論體系建構的可能。這也與 80 年代末期許多留學西方的學者歸國有關，不但帶回了新的西方國關理論思想，也憑藉的自身對理論的理解進而試圖創建一套屬於中國自己的國際關係理論。三、第三階段（1993 年～至今） 1992 年中國的改革開放深入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國關理論研究進入了一個新的階段。　此時期的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開始開闊其研究視野及領域，關切一些環保、文化、國際衝突以及人權等問題，中國國關理論的研究開始朝向多元化發展。　在理論探索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中國特色。儘管在中國國關理論是否要有 8 同註5，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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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以及在中國特色的內容界定上，學術意見並不統一；但是，中國學者循著三條途徑進行著的研究和探索，其終極趨向卻殊途同歸，輻輳地聚向於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關理論：　重點研究中國領導人的外交思想。例如毛澤東的統一戰線、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觀等等。　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外交理論。例如孫子兵法、李鴻章外交思想等等。　在研究西方理論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中國此時已經開始出現系統性地對西方國關理論進行評析的能力，例如對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論」便有不下 40 篇的評析9_。此時期中國國關理論能有如此顯著且多元的發展，全都歸因於 1992 年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因為此次講話使得長期以來姓「社」姓「資」的問題得到暫時的解決，使中國改革開放的道路堅定的繼續走下去，而這也意味著中國更加的開放，而全球化的影響力量灌注更鉅。由此可看出，中國國關理論的發展，其實是伴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的腳步而邁進的，如果沒有全球化對中國國關學界的影響，或許中國學界無法像今日如此多元化，更別提試圖建構自我一套的國關理論與西方理論抗衡。

參、國際關係理論的內涵與意義

Kenneth Waltz在《國際政治理論》一書中曾對理論定義為：「理論是解釋規律的陳述，而規律是指恆定的或很可能存在的聯繫，理論產生於推測、扎根於觀念，而當推測被證實時，理論就成立。」10而James Doherty也在《爭論中的國際關係理論》的第一章談到研究國際關係理論的方法，他認為：「理論是一系列相互聯繫的假說、是對某些經過選擇的現象作某種概括性說明、是組織我們知識的一種方法。而國際關係理論是一種全面的、連貫的，能夠自我修正 9 同註5，頁 19-20。 10 _{Kenneth Waltz著，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理論解析（臺北：麥格羅．希爾出版；五南總代理，} 1997），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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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識。」11由於西方長期受實證主義以及經驗主義的影響，因此理論必須透過經驗的累積才可以成立，但這同時也顯現出西方主流的國關理論仍承認有一客觀的規律在，因此國際關係理論如同一客觀的存在。因此，這個國際關係的大結構成為一個被給定（given）的東西12_{，造成了理論是為了解釋結構而應運} 而生，反過來說，結構也限制了理論的解釋性，甚至控制了理論的發展。所以結構是由上而下的制約及影響了理論的發展；然而中國或是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國家卻不是這麼認為，馬克思在《1844 年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德意志意識形態》中強調：「在歷史中人固然是社會存有，但更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實踐，人類不僅再生產他們的物質生活和社會，而且通過人的『能動性』作用於世界，並改造世界。」13而毛澤東解讀馬克思主義關於理論部分時，其認為：「理論來源於實踐，是由感性認識提高到理性認識，了解事物全部本質的內部聯繫，並為實踐檢驗，是更深刻、正確地反映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和發展的規律性，才能成為科學的理論。」14這裡顯現出了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所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是說理論是人主觀所創造的，而這以人為本的理論勢必能去影響並且形塑整個世界。因此，結構不是被上帝給定的，而是由人所創的、是由人所給定的。由於西方的唯心論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交叉影響下，中國國關理論學界在探討理論的內涵及作用時便出現了以下幾種不同的主張：一、理論以領導人意志為主大陸學者官鄉在《國際關係理論初探》裡提到中共的國關理論是依託一套思想所進行以及形成的，並以此來指導外交政策，例如鄧小平思想等等，因此國關理論中對外戰略的建構往往是出自領導人個人意志，尤其以該領導人的意識形態所建構15。其他論點相同的學者還有陸寧、包大可等。二、理論以意識形態為主王緝思在「國際關係理論與中國外交研究」一文中提到，中國目前的國關 11_James_{Doherty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論中的國際關係理論（原著第五版）（北京：世界知識出} 版社，2003），頁 19-39。 12 _{李英明，國際關係理論的啟蒙與反思（臺北：揚智出版社，2004），頁 75。} 13 _{姜新立，分析馬克思―馬克思主義理論典範的反思（臺北：五南圖書出版社，1999），頁 152。} 14 毛澤東，「實踐論」，毛澤東選集第一卷（北京：人民出版社），頁282-298。 15 _{官鄉，國際關係理論初探（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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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對外戰略相當程度仍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為革命實踐、社會主義建設來服務。且共產黨人特別強調理論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毛澤東曾說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不在於懂得了客觀世界的規律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了這種對於客觀規律性的認識去能動地改造世界。」16 三、理論以國家利益為主這是最多學者所持的意見，閻學通在《中國國家利益分析》一書中提到，外交政策應以國家利益為依歸，而這國家利益應是以全民利益為宗旨，其次為集體利益再來才是個人利益，因此外交政策理論的產出，乃依全民所形成的集體國家意志為主，是自主出發的17。而 80 年代末，鄧小平在思考國際戰略時亦提出：「國家利益」是處理國與國關係的最高原則，發展對外關係要把國家利益放在第一位，因此發展出獨立自主和平外交等等外交理論策略18。而大陸學者何蘭也認為，中國建國 50 多年來，黨的三代領導集體，為維護國家的獨立自主和安全利益，提出了一系列國家安全的思想、理論，並在維護國家安全利益的實踐中取得成功，奠定了中國國家安全理論的基礎，成為制定國關對外戰略的指導思想19。四、理論是與西方接軌的媒介此派的論點認為中國國關理論才初步建構，有許多基礎仍不穩固，尚屬年輕的學科。因此，此時就急欲建構屬於自己的國關理論似乎過早，應該等完全透徹了解西方國關理論的內涵後，再來討論。此派的代表人物為王逸舟20、蘇長和21。由上述不難發現，即使較推崇西方理論的第四派，也只是將理論的應用當成一個融入全球社會的跳板。而其三派主張即使訴求的重點各有不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理論都是為該國利益作嫁，不論利益是來自於人民集體 16 同註2，頁 297-298。 17 _{閻學通，中國國家利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 62-65。} 18 _{傅耀祖，「中國外交思想的又一次歷史性飛躍―再學鄧小平外交思想」，傅耀祖、顧關福編，中國國} 際關係理論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5），頁 68-69。 19 何蘭，「新中國三代領導集體的國家安全思想和理論」，傅耀祖、顧關福編，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頁185。 20 王逸舟，「中國國際政治理論研究的幾個問題」，資中筠編，國際政治理論探索在中國，頁1-26。 21 蘇長和、彭召昌，「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的貧困―對近 20 年國際關係學在中國發展的反思」，任曉編，國際關係理論新視野，頁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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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所構成的國家利益、或是以領導人或意識形態為主的利益，其出發點都是由內而外，先探求國家內部的需要，再來制定對外理論及政策，最後理論影響世界。因此，中國國關理論生成的內在邏輯為：國家中的人具有主動能動性，他從自身以及該國的利益出發來制定該國國關理論，並且本著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的精神，相信人可以影響以及塑造結構，最後，以該理論去影響世界。因此中國在制定理論時是由下而上、由內而外的生成；而西方國關理論的內在邏輯迥然不同，其認為：世界有一給定的客觀結構環境，因此當理論制定者觀察到這結構的制約性後，再依該國利益制定理論及政策。因此西方的理論是由上到下，由外而內的影響理論政策的產出。不過，大陸學者任曉22以及秦亞青23兩人卻認為中國學者在討論理論定義時，往往是站在不同水平上，經常將理論的實踐層次的面向來與理論的知識層次的面向來對話，因此經常失了焦，並且沒有探討到真正的問題。因此，秦亞青認為「理論」這個詞在當今的中文語境之中有著兩種定義：一是行動導向的定義，二是知識導向的定義。行動導向的定義是指「理論」的意義在於它能夠指導行動。這種定義的理論在中國的國際關係和外交領域並不缺乏，比如「三個世界」的理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等。知識導向的定義是指「理論」的意義在於它是知識的積累、生產和再生產。知識積累和生產是為了人類能夠更多地知道他們生活的世界，包括自然世界、社會世界和在這些世界之中的他們自己。國際關係理論中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都可以算在此列24。因此，知識層次如同理論的本體論，是理論的核心價值，而行動層次是理論的方法論，通常外交政策都屬於這一層次。所以理論其實是由這上下兩種層次所共同建構，因此中國學者總是站在行動層次來批評知識層次的理論對話並不平衡，其基準便不同，因此兩者不可類比。但本文試圖證明，不管是知識抑或是行動層次，其理論的產出過程中都仍受全球化這一大架構的束縛。

肆、全球化對中國國關理論的影響—知識導向層次

22 任曉，「理論與國際關係理論：一些思考」，歐洲（北京：2000 年第 4 期），頁 19-21。 23 秦亞青，「國際關係理論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北京：2006 年第 3 期），頁7-9。 24 同註23，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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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導向的定義是指「理論」的意義在於它是知識的積累、生產和再生產。知識積累和生產是為了人類能夠更多地知道他們生活的世界，包括自然世界、社會世界和在這些世界之中的他們自己，也就是尋找一套人之所以生存在世界上的法則。而西方理論知識導向的代表便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等等，它們提供了理論高層次的指導原則，因為其勾勒出了世界運行的規則、規律，建構起了理論的核心價值與基礎。而這正是中國所缺乏的東西，現階段的中國仍處於服膺於西方價值體系的架構下，談論國際關係時，仍不脫現實主義、建構主義等架構，而這也是全球化的影響，使得西方主流國關理論能傳入中國並且發揚。然而 90 年代以後的中國卻出現了不同的聲音，其試圖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國際關係、試圖將自我中國特色突顯出來，而其主要表現在儒家文化的天下觀。儒家天下觀和朝貢體系的實質是差序秩序。差序意味著等級，秩序是體系存在和運轉的基本狀態。自秦漢以來，中國按照天朝禮治原則建構了一個「國際」體系，稱為「朝貢體系」。這不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國際體系，所以費正清說，朝貢體系是世界體系（world system），而不是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or inter—state system)。費正清的評論之中已經包含了中華傳統世界觀的要素：世界是一個整體，是一個有序的體系，不是諸國林立的戰場，不具霍布斯文化的天性。這是中國傳統世界觀念與西方國際體系觀念的一個重要區別。這個區別自然是來自中國的「天下觀」。天下觀的核心是「天下」的概念，「天下」的概念也就是「中華體系」的概念。秩序總是與體系的結構聯繫在一起。在中國的天下觀之中，天下的結構是等級的，而且只有等級結構才能夠保持體系的穩定和秩序的和諧。上下有序、尊卑有別，才能秩序井然。「五服」制度確定了政治和社會關係和角色差別，而秩序恰恰來自對差別的恪守。中國社會的這種差序結構延續到世界之中，就是天下體系的差序格局。這是中國國內結構的特徵，也是中國世界觀的基礎。這種觀念無所謂內外，所以不是無政府體系。它的體系特徵顯然不是霍布斯文化，因為體系中的單位之間的關係不是敵對的關係；不是洛克文化，因為這種關係也不是競爭關係；也不是康德文化，因為康德文化中的體系成員關係是平等的朋友。差序結構的理想體現的是父與子的差別，所以才不僅有差序之別，也有差序之愛。一方面，它不將霍布斯每個人反對每個人的戰爭這樣一種叢林文化視為國際體系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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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它也不承認霍布斯、洛克、康德等人的一個共同的基本信念，亦即體系單位的平等原則。在無政府體系中，從法律意義上講，國家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單位才可以有平等的權利，因之出現了主權觀念和主權制度。所以，布林定義的國際社會是以國家的平等為基本原則的，也就是說，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形成國際社會。這是天下體系不予承認的內容。維持差序體系的禮制原則，不是無政府文化的原則，而是中國特有的歷史經驗和文化建構。這種原則無法用西方的二元對立的結構性話語來表述，也難以在西方表象體系中得以再現。天下觀的理想模式是和諧與大同，是協和萬邦。它維持秩序的手段是禮制，以禮制施行治理則為禮治。在等級體系這種差序體系中，國際秩序是國內儒家禮制體系的放大、延展和投射。秩序依靠禮治，而禮治在一般意義上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制度治理和規範治理的結合，因為「禮」可以解釋為指導政治與社會行為的規範體系和制度體系。禮治的核心是「仁」，仁又是道德範疇的概念，所以，禮治的根本在道德。這是與西方近 300 年來國際秩序主導觀念，尤其是現實主義秩序觀的一個根本的不同，也是與西方自啟蒙以來，以工具理性為認識論基礎的科學哲學理念的根本不同25。儒家文化的天下觀不但提供了一套國家運行的法則，也基本的區分出中國與西方的不同。因此，這套架構成為中國學者在建構中國國關理論的一套強力依據，近代中國國關學者在討論有中國特色的國關理論時，總是不忘將儒家文化的天下觀置為前提，成為核心價值，將中國國關理論最薄弱的知識層次給補強，因此從上而下的進行指導作用，進而產出了和平共處五原則、睦鄰政策等外交政策，使得中國國關理論成為一套完整的理論架構，而非只在行動層次打游擊戰。然而，我們必須反過來探討中國國關理論知識層次建構的緣起。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國關學界主要是以引進西方相關理論為主，此時為厚實根基階段，對於中國特有國關理論的討論尚未發生。但隨著改革開放腳步的加快，西方理論也伴隨的全球化勢力的擴大而不斷入侵中國學界，直到 1986 年初，以王建偉等人的「努力創建我國自己的國際關係理論體系」一文為開端，關於這方面內容的一系列文章相繼發表，形成一股強勁的力量，開啟了中國特色國關理論 25 同註23，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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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述建構。而之所以會興起有中國特色國關理論的論述可分為兩個原因：一、西方理論厚植了中國學者的實力拜改革開放所引入的全球化力量所賜，許多中國學者開始引介西方主要的國關理論進入中國。因此許多的學者與學子接觸了西方的理論，打破了以往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一元化的思維，並且就西方的本體論以及知識論有了深層的了解。而西方學者或國家也趁著這個時機，刻意將西方理論灌入中國，使得自由主義、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能在中國發酵，試圖藉由全球化一體化、趨同化的力量能由量變產生質變的影響中國。因此，中國學界一開始接觸西方的國關理論時，便已受全球化的影響。二、全球化激起中國特色的國關理論隨著中國學界對西方理論的厚植，方法論上漸趨嚴謹，因此開始有能力來為自己建構一套國關理論，然而這動機的初始點應該不是單純的實力累積足夠後的自然發展，其主要動機應是全球化所激起的本土化力量。Giddens認為：全球化不是一個單一的過程，而是各種過程的複合，這些過程經常相互矛盾，產生了衝突、不和諧以及新的分層形式。例如，本土民族主義的復活以及本土認同的增強直接與相對立的全球化的力量交織在一起26。而俞可平也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合理的悖論，它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時又含分裂化的傾向；既有單一化，又有多樣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而本土化乃是國家在接受國際化試圖一體化的力量時所激起的反抗作用，以該國的傳統和特徵建構起本土化的架構與之對抗27。且相當多數的中國學者將全球化歸為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形式，尤其是美國，將自身的美國價值灌入全球化的潮流之中來同化中國，加強中國對全球化的反抗。因此，中國建構自身本土觀點的國關理論的動機應是受全球化的刺激所賜。而有中國特色國關理論從改革開放後開始漸漸發展，一直到 1992 年南巡講話以後，有中國特色的國關理論開始大放異彩，迄今仍是中國國關學界討論的重點。從時間點不難看出，中國國關理論發展的進程是伴隨著改革開放而來的，而全球化的力量就順著這改革開放的勢頭影響著中國學界。因此，沒有全球化提供給中國學界的實力累 26_Anthony_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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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與刺激，中國也不會有動機去發展自身的國際關係理論。

伍、全球化對中國國關理論的影響—行動導向層次

行動導向的定義是指「理論」的意義在於它能夠指導行動。也就是說，相對於知識導向層次，行動導向層次屬於理論中的低層次，是實際指導對外行動的作用。更進一步來說，行動導向層次往往指的是國家對外外交政策的大方針，例如，西方國關理論的行動導向層次就是民主和平論、恐怖平衡、霸權穩定論等，而中國則是毛澤東的和平共處五原則或鄧小平的和平發展世界觀。因此，行動導向層次的國關理論是服膺於知識層次之下的，它在知識層次所提供的世界觀及規律之下，創立一套可供依附的次理論28，而這套次理論就是指導各國外交策略的方針，因此外交策略就在這次理論的價值之下進行實踐行動。而上一節已經將全球化對中國國關理論知識層次的衝擊與影響清楚的描述，本節則繼續將全球化對中國國關理論行動導向層次的衝擊與影響勾勒出來。一、毛澤東—獨立自主的外交政策 1949 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利，實現了中國人民百年來反對帝國主義侵略，爭取民族解放的宿願。為了捍衛得之不易的獨立和自由，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鬥中形成的獨立自主、自力更生的原則引進到中國的對外關係中去，從根本上劃清了與舊中國半殖民地屈辱外交的界線，從而奠定了當代中國外交的基礎29。在這獨立自主的次理論指導下，中國分別發展出「另起爐灶」及「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等對外策略。毛澤東乃是根據自身國家的利益以及對社會主義的實踐所制定出來的對外方針，從理論的初始便完完全全的依照毛澤東或是說中國本身的意志進行，此時期對外理論的制定完全符合之前所述，領導人意志或國家利益完全主導對外政策理論的產出，且直到文革時期的「烽火外交」大體上也符合國家或領導人的主動性。二、鄧小平—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觀在中國，對於一切與社會科學有關的理論都提出了同一個要求，即為革命 28 _{假如知識層次的理論為大理論、主要理論，行動層次的理論則稱為次理論。} 29 宮力，「毛澤東外交思想精髓與理論貢獻」，傅耀祖、顧關福編，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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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服務，而 1982 年外交指導思想「和平與發展」理論的主要目標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以服務於國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任務30。鄧小平總結過去，他認為：「1978 年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過去作了總結，提出了一系列的方針政策。中心點是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力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31因此，國內路線的大轉移也直接使得中國的外交理論、路線和運作得到了思想解放32。此時期鄧小平的作為似乎是扭轉過去錯誤的路線，進而改成符合社會主義道路的政策路線，因此，似乎「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觀」也是順著此邏輯，是為了社會主義道路而制定。然而，可以從鄧小平的講話當中，看出「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觀」這套戰略理論，並非在具有完全自主性的狀況下制定，相反地，可能從一開始就受制於大環境的結構。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亓成章提到：「1978 年 12 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本著我黨一貫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認識、研究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清楚的認識『時代』特徵，重新認識戰爭與和平問題，並科學地作出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兩大問題』的新判斷。」33其實對於「時代」的重視並非源自於鄧小平，「時代」問題出自於列寧關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的著名論斷，而史達林也提出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理論34。但鄧小平與他們不同之處在於，列寧和史達林是主動的認定以及形塑時代，而鄧小平則是根據觀察世界形勢之後所作的時代結論。1983 年及 1984 年鄧小平在中央內部多次提出要對時代戰爭問題作出戰略判斷。1984 年 11 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指出：關於時代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了好多年了，粉碎了四人幫後，我們又講了好久，現在我們應該冷靜地作出新的判斷，這個判斷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35。終於在第二年，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全面、科學地闡述了對當代戰爭的新判斷。他深刻地指出：「過 30 同註2，頁 297-300。 31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41。 32 姜長斌，「鄧小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色」，魯毅、顧關福、俞正粱、傅耀祖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頁78。 33 亓成章，「論鄧小平國際關係思想內涵十要素」，傅耀祖、顧關福編，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頁 36。 34 同註2，頁 302。 35 同註3，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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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不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洞」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這幾年我們仔細地觀察了形勢……由此得出結論，再較長時間內不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據對世界大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我們周圍環境的分析，我們改變了原來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36從這裡可看出，雖然同樣是為了自身國家的利益所作的「時代」判斷，鄧小平不是去「創造」時代，而是去「認識」時代。更進一步來講，鄧小平是受「現狀的時代」這個大結構的制約影響下，在被限制的環境下去制定對本國或符合社會主義道路的對外政策。而鄧小平此種被動的「時代」認識，其實跟中國的發展策略息息相關，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確定了「改革開放」的道路，也意味著中國即將與世界接軌，而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也入侵了中國。回到之前提及的一個邏輯概念：外交政策為內政的延續，鄧小平此時正欲藉由與世界接軌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動力來發展中國的經濟實力。中國正面臨經濟發展起飛的關鍵階段，中國不可能再像過去強調世界大戰早晚會打起來的觀念繼續窮兵黷武，於是，對外訴求和平與發展便成為最符合國家利益的表現。然而，雖然是符合國家利益，但它是在經濟全球化這大結構之下去進行有限性的政策制定、是為了去迎合經濟全球化所制定出來的時代觀，這就違反了馬克思主義中「人去形塑世界、創造結構的概念」。即使鄧小平可以聲稱這樣的政策是為了國家利益、是為了社會主義道路而制定，但整個中國仍是服膺於經濟全球化這大架構、價值體系之下。因此，中國的內政或外交政策便為了迎合此大結構進行限制性的制定，假如制定出不符合這個價值體系的政策，中國便會在經濟全球化的競賽中出局，甚至連門票都拿不到。

陸、結論

長期以來各個國家都認為自己對內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對外則有無可替代的自主權。也因此，國家在制定對外政策或理論時，也同樣認為自己擁有他人 36 同註31，頁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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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影響的自主意志。然而，本文以中國為例在探討全球化對中國國關理論建構過程中的影響時，可以清楚的發現，即使連中國這樣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為依歸，認定人能夠自主性的主導甚至建構結構這樣的國家，還是無法擺脫全球化對它的衝擊與影響。這顯示出了一個結論，各國決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或理論時仍自認為自主，因為他們憑藉著個人的主觀意識以及理性來進行外交政策的選擇，試圖選擇出一個對自己國家最有利益的政策。然而，也正因為理性，點出了國家不可能完全自主。理性是指個人追求財富最大化，轉為國家的理性就是追求國家利益極大化，而要如何達到利益最大化，這就必須盱衡時勢與環境，不作自殺式的選擇。因此領導者往往在決策的初始，便已經受結構的制約，所以這裡所謂的理性其實應為受制約的理性，而所選擇的政策也只是在結構制約下的有限選擇。本文以全球化當成一個變項，來探討對中國國關理論的衝擊，除了上述將全球化視為一個大結構進而對中國對外政策自主性產生制約這一結論之外，另一個相當重要的概念便是全球化同樣也激起中國國關理論的建構。全球化對國關理論的制約是顯現在行動導向層次，也就是外交政策的產出，但另一方面也激起了中國國關學界對知識導向層次理論的建構，使得中國一方面受制約而自主性下降，但另一方面的自主性卻上升了，這就是中國學界經常在討論的全球化的悖論。然而，在這全球化一體兩面的背後，全球化對中國似乎利大於弊，因為當一個國家對外理論知識導向層次能發展健全之後，不但建立起自身對外理論的主體性之外，也會進而對他國對國際體系的知識觀產生衝擊與改變。因此，全球化如同兩面刃，除了努力抵禦它對國家的制約衝擊之外，另一方面也必須好好掌握它無意提供出來的發展道路，抓住機會努力發展，最後引用中國社科院俞可平先生的一句話：「中國不必害怕全球化」。

全球化對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的衝擊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