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形式與都市經驗之歷史轉變：台北之案例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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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形式與經驗之歷史變遷：台北之案例（II） ※

※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orm and ※

※ Urban Experience: The Case of Taipe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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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0－2415－H－002－011

執行期間：90 年 08 月 01 日至 91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夏鑄九教授

計畫研究群：博士生 林秀姿

碩士生 遲恆昌、廖建彰、麻生沅、

陳宜伶、鍾佳沁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論文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中 華 民 國 91 年 12 月 25 日

一、理論角度

閱讀都市的形式與建築類型，若能結合都市經驗的歷史轉化角度來解讀，當 能掌握不同的社會意義。

暫時借用列斐伏爾－索亞(Lefebvre-Soja)提出的三元空間分析架構，來說明 台北的特殊性建構：「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徵的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不同概念， 以區分不同層面的空間特殊性，雖然仍然有些曖昧之處，但對空間經驗與歷史之 分 析 ， 卻 相 當 有 啟 發 性 效 果 。 列 斐 伏 爾 提 出 感 知 的 （ perceived ）、 構 想 的 （conceived）、生活的（lived）三重空間範疇之展示，結合實質物理層面、心理 精神層面與社會層面，強化三元空間分析架構。 首先，空間實踐，包含了生產與再生產，以及做為每個社會形構特徵的特殊 區位和空間組合，這一支影響及我們在先前所提的政治經濟學取向。其次，空間 的表徵，緊繫於生產關係關所安置的秩序，關係著知識、符號、符碼等關係，它 透過知識而展現，即透過理解與意識形態而展現，藉由一種建構的方式介入，是 種構想概念式的空間做為專業的“規範”（canons），它們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理 性與專業結構的根基（Lefebvre, 1991:38）。最後，相對於前述空間實踐與空間的 表徵所具備的空間的社會化規範性權力關係，表徵的空間，是生活空間的核心， 關係著反身性的（reflexive）向度（Shields, 1999:64）。它具備複雜的象徵論，有 時有編碼，有時沒有編碼，是透過相關的意象與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是 居民與使用者的空間，是藝術家等所描述的空間，是被支配且消極經驗的空 間…，然而可用想像力來試圖改變與佔有它。它與實質空間重疊，將客體做象徵 性使用。所以表現的空間多少傾向於是非語言的象徵與符號，沒有一致性的系統 （Lefebvre, 1991:39）。列斐伏爾試圖連結三個面向之間辯證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案即是試圖以列斐伏爾的三面向間的互動關係為基礎，就台北市個案 不同時間與空間的研究，歸納出幾點初步研究成果，我們把它用四個部分加以結 合，期能表現台北都市形式與都市經驗之歷史轉化過程中的創造性混亂（creative chaos）的特性。這種創造性混亂的經驗是一種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的強制性力量（imperative），它翻轉了台灣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這也就是迫使我 們必須面對它、質疑它與挑戰它的“現代性”（modernity）力量。 本研究案目前採取一個開放性架構，將尊重研究者（研究生）的興趣與專長， 而有各個領域的子題加入，並將視新子題的加入而隨時進行理論架構的調整，而

非封閉性的理論應用研究。 一、殖民與後殖民的空間實踐 二、專業論述、政府實踐與空間表徵 三、文學再現出的表徵空間 四、全球化網絡與流動空間

二、研究子題與切入點

一、殖民與後殖民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

關於真實空間實踐的部份，本研究案將以兩個個案來探討從殖民到後殖民的 空間實踐，一是在日據時期成為殖民者所碌力汲汲經營的西門町，到了戰後也成 為台北市的都市中心，直至東區的興起後，它又成為一向為社會制度所不容的青 少年所佔領的區域，卻也成為日本最新流行的引入地，這種歷史的循環與嘲諷， 確是回答都市形式與都市經驗轉化最好的個案。二是戰後台灣的店屋如何於 1960-1970 年代左右轉化為透天厝（販厝），甚至讓透天厝在戰後至公商式建築類 型成形時，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台灣都市形式中重要的支配性建築類 型，店屋這種由清代主要商品經濟與漢人移墾社會中，在城市通商口岸或河港城 市經營出的建築遺產，在歷經日本殖民與戰後，究竟是經歷了什麼樣社會經濟、 制度與社會關係的改變，而體現為新的透天厝建築類型，確實也是回答台灣都市 形式空間實踐的最好案例。西門町是一個特殊的小區域，而店屋／透天厝雖是建 築物，不過卻也是台灣當時普同經驗所具體化的建物類型，由特例到普同性，其 實這兩個個案對於說明殖民時期到後殖民的空間地景的轉變，確實可以說明些東 西。

二、專業論述的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相較於透過西門町與店屋／透天厝（販厝）在台北空間的實踐，這部份則將 再討論空間的表徵，即空間如何被視為表徵成為書寫空間的方式，都市計劃與建 築設計就是一種關於在空間上書寫表徵的制度，它其實是可以分為政府部份所推 行的制度，以及專業者在其中所扮演與試圖推行的論述。於是我們便藉由專業論 述的分析向度，來解讀台北空間個案的表徵書寫：以 1970 年代以來的「現代中 國建築」論述的建構，來解讀專業在空間的表徵建構過程中，所欲建立的論述及 其社會意涵。

三、文學再現與表徵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

即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現實空間與建築類型的轉變，看到了專業論述與政府 制度所試圖在現實空間上書寫的表徵，然而大多數的人卻是既生活在現實環境 中，又生活在自我對於現實的想像之中，這兩者其實是無法一刀兩斷的。於是如 何理解另一個空間向度──表徵的空間，也是本研究所欲著力的。 整體而言台北市的都市性質在 1970 年代有了大轉變，它由一個生產性資本 城市，由一個西門町中心的城市，在 1970 年代由於東區的規劃，也慢慢導出一 個漸成為台北市新中心的東區。這種都市性質的轉變，讓台北市形成了新中產階 級，同時關於的都市經驗也為之改變，於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可以看到整個 台北市的城市再現也有了大逆轉，本研究即試著藉由 1980 年代倡導都市文學的 林燿德對於都市文學界定的幾個向度來理解，它包括：城鄉關係、城市空間、城 市時間、社群關係。藉著小說的再現來解讀小說家既生活於其中又添加了想像的 台北，也藉此來比對這些表徵空間所欲表達的空間與城市觀，究竟與前面二者的 空間觀有何差異？彼此如何交接？此子題確實可以彌補了空間研究在此向度的 缺撼。

四、全球化網絡與空間

前面我們看了幾個空間的不同面向時，這些空間基本上都是立基於實質空間 上的實踐與表徵，然而我們也漸發現全球化的網絡，早在 1970 年代開始就己經 進入了台北的東區，尤其是在 1990 年代的末期，都市的形式與經驗不再僅僅限 於在地的都市空間，與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網絡關連，已經愈來愈顯現於台北的空 間裡，西門町的哈日青少年消費文化即是一個實例。接著，本研究便再納入了兩 個研究子題：一是以世界知名品牌的化妝品象徵經濟為例，探討台北作為一個消 費城市，全球化的主流象徵經濟是如何的展現在消費網絡與消費空間的設計之 上。另一子題則是以台北非主流的青少年搖頭丸文化與販賣搖 pub 為例，試圖探 討全球化下 pub 與“搖頭文化”的網絡，探討一個全球化下的消費空間，如何為 非主流價值觀的在地青少年文化所轉化。

三、研究成果──歷史轉化

（一）結構性意義賦予與對抗

所謂前殖民城市之主要性格正在於漢人對今天台灣所稱的原住民進行商品 經濟的剝削、軍政的壓迫、與漢文化的支配。這就是說，其實仍是文化研究論述 中某種範疇界定較鬆散的內部殖民。然而無論如何，清代中期，活潑的社會流動 終於產生三條南北縱列成線的漢人城市之都市模式，甚至，逐漸形成了一種共生

關係之組合，這就是：港口城市、地域性政治中心與山麓地帶做為農業開墾據點 之山產集散地（侯怡泓，1989:30-31；Wheeler and Pannell, 1973:21）。這個建構 過程一點也不是平和的，只是鄉愁式論述視而不見其間的無衝突罷了。在此同 時，台灣的經濟即使逐步開始納入了國際分工，區域空間領域上有“一府、二鹿、 三艋舺”的提法，清代的台灣仍不易形成全島性的大城市。 這些地域與其政治中心，仍以福建省城為依歸，這種都市模式其實是典型漢 民族在發達的商品經濟中之“城”與“市”分離模式之台灣版本。到了清末，台 灣開港貿易的影響終於造成了台灣經濟重心北移，也推動了台北建城與置省會的 力量（夏鑄九，1988:278-279）。雞籠到新竹的鐵路建設一方面固然表現了以劉 銘傳為代表的“自強新政”對新技術的開放與接納，它更表現出以鐵路帶動區域 經濟發展之空間組織萌芽。最後，1887 年（光緒十三年）台灣建省，則是政治 上開始將台灣做為一個整體單位對待（夏鑄九，2001）。

（二）殖民現代化的城市

台灣在殖民依賴關係所塑造的的都市化過程裡，移植（transplanted）了日本 帝國主義的殖民城市。台灣也經由這個日本殖民的移植過程，真正形成了全島的 整體性格。 台灣的殖民城市是按照空間分工角色上的不同而重新編組，如淡水被改造與 轉換為日人高級官員與皇族的休閒地，這是區隔階級的遊憩場所；而台北則是做 為殖民地的首都，軍事政治控制的中樞，殖民地金融資本管理中心，以及全台之 消費中心而存在（夏鑄九，1994）。 此時，市區改正及改造台北城周邊區域，規畫了數十條主要幹道、十餘座大 型公園以及住宅、學校、機場用地等，成為後來台北市都市發展的主要架構，包 括自成系統的綠色軸線與公園規、中心圓環與放射狀街道，還有古亭、東門一帶 寬敞幽靜的日式住宅區等。殖民主義讓台人與日人隔離住居，初日人多居於城 內，台人則分布於台北城西邊的艋舺及大稻埕，日人逐漸向新興區擴張。日據初 期，殖民者在台北城內的象徵空間上大規模刮去重寫，把清代封建皇權象徵空間 的取向徹底肢解，將天后宮拆除，重新改寫了清代台北府城之「王城」的南北向 被抹去重拼，翻轉為一個東向日出之地的新權力軸線（徐裕建，1993），這正是 在都市象徵支配層次上，殖民者對舊城的「刮去重寫」（palimpsest），空間肢解 與抹除重拼(respell)，使得新記號塗銷（erssure）了舊標記的「落後」污點（夏 鑄九：2000：13）。 關於殖民時期，有一子計畫討論到此時的空間塑造： 一、西門町地景變遷（遲恒昌，2001）：西門町則是台北殖民城市最重要的 消費場所。1904 年台灣總督府決定配合第三次市區計畫事業的道路計 畫，拆撤清代所建的台北府城城垣，改築三線道路，並設有步行道，到

處配有圓形或半圓形小公園，夜晚時分是殖民城市少數有夜生活的場 所。殖民者藉著想像帝國首都的鬧區淺草，來改造西門町，並以淺草的 熱鬧市景類比西門町橢圓公園與夜市和電影院。三線道除了彰顯殖民統 治的威權，亦是日本歐化風格的建築與空間實驗改造的一部份，百年後 的現在，三線道重現，並越過東京直探源頭模仿巴黎香榭大道。 西門町的形成說明了城市商業中心的轉移，漸取代前現代時期的大稻埕，成 為台北這個殖民政治中心的新興商業中心，商業活動不僅更緊密地接合到日本殖 民經濟結構裏，並和帝國首都──東京淺草的歷史發展接軌，這正是殖民的現代 性建構（遲恒昌，2001）。

（三）國族重構與冷戰結構下的城市

沿襲日本殖民城市制度的殖民城市與中華文化連線期。各項經濟資源為國民 黨政府接收，並轉化為國家資本，城市中的街道也被重新命名而賦予一套政治意 味的街名系統。除此之外，城市的規劃體制與計畫內容其實都還保留殖民時期的 特徵。國民政府撤退台灣，而使台北成為戰時的首都，唯有防空疏散目的的建設 持續著，同時各種強化法統的中國北方官式建築形式，漸在台北官方建築出現， 而都市規劃淪為沿續殖民時期計畫和戒嚴城市的措施，加上以農養工的農業外銷 導向經濟政策，台北市人口激增，但都市空間與都市規劃卻未能有效擴張（曾旭 正，1994）。 這時的台北地景有很強的政治意味：都市空間有很強烈的區域差異（省籍、 窮富、住/商/行政區分明）、具政治象徵的中國北方官式建築成為支配性地點。 關於此時期，有二個子計畫持續或開始討論此時的空間經驗與塑造： 一、市中心的經濟轉型與角色重塑之命題（遲恒昌，2001）：戰後中華路鐵 道旁的低下階層與外省族群的違建聚落，以及後來興築的中華商場與西 門町的百貨公司，形構了第三世界國家的首要城市之中心商業區。整個 中華商場被串連成一棟立體化的購物商場，隔著中華路與西門町電影街 連成一氣（呂芳斌，1984），成為戰後做為第三世界首要城市台北重要 的街景。西門町除了百貨公司，電影提供了一種異質異國的文化刺激， 西門町一度聚集達 37 家電影院之多，除了國片新電影，更是此時美國 電影文化的中介地，在戒嚴年代西門町始終提供了舶來的消費娛樂。 二、建築形式、象徵徵與國族重構的命題（廖建彰，2001）：此時的中國官 式建築，在專業上也產生了一套相關的論述（表徵），彼此在「傳統」 與「現代」之間爭論。一支屬「本位文化派」建築論述，反對全盤西化， 亟欲重回「傳統」尋求（中華）民族認同，堅持發揚中國建築特色。另 一支則屬「新派」建築論，主張「新時代應追求新的建築」，批判「復 古」，而主張由「精神上」、「原則上」傳承中國建築，使用現代建築風

格附會中國建築精神，或以簡化、抽象化或元素拼貼的手法納入傳統形 式語彙。基本上，它受國際建築運動逐漸拋棄寰宇性的影響，新派藉由 地域主義的論述找到了參與中國建築現代化大業的正當性。如子計畫研 究所指出的，圓山大飯店（1973）、中正紀念堂（1987）、國父紀念館（1972） 都是此時的代表作。

（四）經濟發展下的都市形式與都市經驗遽變

在現代政治經濟政策的主導下，在政府精心策略的介入影響，推動部門間勞 動力的移轉，「雙重動員策略」下，「以農養工」政策下的城鄉移民大量集中於台 北地區，而尤消費、交換、金融、指揮功能也集中於台北市及台北都會區，呈現 強型集聚首要化（primacy）的特性（孫義崇，1988）。 1967 年改制後的台北，民間資金與人口的集中卻實擴展了都市空間，但政 府政策反而錯過了都市快速發展的階段，致無法有效引導都市發展，反而在後追 趕著民間的發展。民間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出一套特定的資金運作機制，即房屋 預售制，小規模開發商便成為都市空間的主要生產者，販厝便是在這種歷史脈絡 下興建出一棟棟密集的小公寓，形朔了台北大多數的地景，房屋在台灣歷史上首 次成為可以販賣的商品。 由於預售制是依賴消費者提供資金，只適用於規模不大、產權清楚的住宅與 小型辦公室，而商場建築及大型辦公室幾全由財團投資，但這直到 1980 年代才 密集出現，尤其是出現在台北東區（曾旭正，1994）。 1980 年代之後，台北西門商業中心的沒落而東區崛起為「新」的中心，但 後者並不是以相同功能區位來取代前者，而是在台北切入世界經濟文化網絡過程 中，以一種新的空間形式、活動類型乃至新的國際關係的優勢，取代了前者，因 為當世界經濟漸被跨國界性的組織網絡組合起來，大幅度地避開了國家和國際規 範的架構，而整個生產方式也加以重組，從一個福特主義時代邁向後福特的彈性 積累時代，此即為台北東區能成為企業總部中心而被整合的過程。就社會文化方 面，可以說此時產生了一種新階級，它是新國際分工的中心／邊陲國的語言、文 化、生活方式中介的代理人，一種與台北疏離，但又是台北的新地景與新服務業 的主要消費者。這是台北東區在 1970 年代，開始與全球新國際分工連結之始， 東區的成為新時代的國際金融櫥窗。 這時期是台北地景轉變最劇烈的時期。 據曾旭正早期的研究指出，從 1960 年代以來拆攤棚改建為嶄新大樓的（西 門町）中華商場，一直到 1970 年代還是台北的重要地標，也是城鄉移民入台北 市的入口。隨處可見的新建公寓是 1970 年代重要的都市地景元素，線條簡單、 現代主義造型的公寓陸續取代舊有的日式宿舍或二層連棟住宅，公寓生活成為一 種全新的都市經驗類型，是種疏離、更加分化的社會空間。明顯地影響了社區意

識、城市認同生成的可能性（曾旭正，1994）。 然而，這種現代化的地景，到了 1980 年代以後，伴隨著新國際分工發展， 資本也轉向服務業及地產投機，資本密集的建設公司出現，配合跨國的商場管理 技術，而「信義計畫區」是全台灣第一個實施都市設計管制的地區，台北的商業 空間才明顯地改變。於是辦公大樓、百貨公司漸成為東區的新興地景，東區不僅 成為台北的新都市中心，這種新都市性質更成為新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中心。 本研究有好幾個子題是針對此時期轉型進行討論： 一、對於 1950 年代以來傳統店屋轉為（販厝）透天厝個案的命題（陳宜伶， 2002 未完稿）：這個子計畫針對 1965 年前後興盛的透天式販厝作土地 分割使用、營造過程、類型學的社會意涵等探討，是本透天厝興建的家 族個案研究的切入點，企圖由新竹市中心邊的東區公園里東山一小段的 個案研究，觀察土地演變與建築營造的變遷，它是社會、土地、經濟制 度與社會關係的轉變在新建築類型萌芽上的體現。 1960 年代左右，許多分家後的農地紛紛變更為建地，或因當時實施都 市計劃及房地產炒作的影響，而催生了當時房地產市場的熱烙；次之， 或因農家家庭結構的轉變，核心家庭的家庭方式漸取代了傳統的大家庭 結構，或子孫分家，或結婚工作，據 1978 年的數據顯示，有六成以上 是婚後新建，此個案亦因結婚而進行改建透天厝的改建工作；再來，年 輕夫婦的小家庭生活，加上新的現代化家電產品，空間的需求既要實 用、夠用、且現代化，由傳統店屋衍生新的建築類型，提供了住商混合 彈性空間使用的特色，同時也滿足了有天有地的需求；同時，因經濟發 展形成對住宅的需求提高、急速的都市化而導致住宅供應不足，加上都 市計畫的推波助瀾、國宅政策無力與市場放任、資本集中與建設公司形 成等社會因素，而於 1970 年代形成了台灣的房地產市場。 1957－1970 年間有許多土地開始由田地變成建地，原本非建地的土地 也多以農舍名義興建連棟透天厝以取得建築住宅的使用，農舍成為透天 厝的前身，這種先建透天厝，之後土地才變更為建地的情形，是受到都 市計畫實施的影響；同時，地主聯合自建的狀況，是原本的土地是屬於 大宗族的共同持份，但地上建物有實際使用者，直到 1977 年之後共有 物分割之後，土地權與地上建物才得以合併。這種土地所有權與建物的 劃分不同調，是台灣土地的普遍現象，但也是因為這種共同持分，才使 土地得以採取連棟小規模聯合興建，快速完成連棟式透天厝。 透天厝的住商混合和發展的使用彈性，「間」的計數與寬度，即呼應了 1960－1970 年代的「有一店面，勝過三甲田」的俗諺，也呼應了當時 時人由農投入工商業祈求財富剩餘的重要想像與時代意義。另外，透天

厝多余空間作為出租的基礎，試圖以出租收入作為往後退休生活的金錢 來源，房子作為一種再生產的工具，在透天厝的使用與變遷的彈性上得 到極度的發揮。 「人家」（非販厝）的透天厝，在空間設計上，一樓多保留為商業使用 的可能性，不像販厝多未設定使用機能等魄販售後使用者再依需要調 整。自建過程不僅是利用傳統的人脈絡來協助幫忙，而且包含包工、統 包、對建築品質的要求。其中，工匠、建築師、地政繪圖員之間有著詳 細的分工，但業主卻同兼出錢者、設計者、營造者，而早期的貸款令業 主對其房子有距離感，但透過自己以對「家宅」的期望與營建（營建的 材料、工法等品質控制）要求，是種透過掌握家宅的品質來滿足使用者 對於家宅的期望，令使用者在參與空間改造的歷史而成為主體。看似簡 單的店屋轉向透天販厝的歷史過程，卻不僅與當下社會與經濟制度轉變 相關，更承載了所有者的生命過程與對家的期望。（陳宜伶，2002 未完 稿） 二、繼續戰後以來中國建築現代化在進入消費社會時期的轉向命題（廖建 彰，2001）：台灣做為邊陲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最快速成長的時期，快速 都市化造成城鄉空間結構的劇變與文化解組；一般傳統學院教育下的建 築專業者已無力掌握現實。此時論述的特點有：透過對某種歷史文化中 典型概念直觀領悟的溝通方式。於是，採用現代建築的建材與結構語 言，配合東方傳統色彩的裝飾語彙、細部的妝點或拼貼，形塑成一種異 質地方的效果，達到商業包裝宣傳的效果。有的反對折衷形式，於是主 張以民間自發的「過程」取代形式的規範，考慮傳統風格在現代社會的 適應性，將焦點轉移到了建築生產的程序。 三、針對這關鍵的都市性質與經驗的遽變，文學對這種都市轉型與經驗的再 現與想像翻轉命題（林秀姿，2002）：這個子計畫是透過幾個不同年代 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分析，藉由 1970 年代以來敏感而細微的作家（陳 映真、黃凡、林燿德、朱天心）對台北新面向的敏銳觀察──它是城市 空間、身體節奏的轉變，以及對於城市圖象的描繪──來觀看此時台北 空間與身體節奏的轉變。 這些作家細緻的觀察，點出了此時以台北東區為中心的幾個新都市節 奏：（一）流動資本下的都市節奏──跨國與流動資本的新節奏，是理 性管理與全球資本與消費物品的新節奏，土地計算的單位從農地的甲轉 為建地的坪。台北東區成為人潮、車潮、資金潮竄流的新節奏中心，也 是城鄉之間地景轉換的節奏──鄉村的無望與台北快速節奏的對照，以 及傳統小資本消失的節奏。（二）1980 年代以來的新勞力都市節奏，和 以中收入階級為中心的文化節奏。中高階經理、管理、專業技術人員等

新中收入階級的興起，並漸於 1980 年代開始透過電腦網路等高科技來 尋找資訊、客戶的城市空間經驗，身體的空間感不再侷限於實際空間， 而是如蜘蛛網般無限的延伸。（三）中高收入階級者透過各種空間與管 理的高級住家設計，來突顯與外界隔離、社區位置差異、視覺景觀的收 攏、象徵性城堡等高級都市文化的空間節奏。（四）由各種資本中介公 共領域的新節奏：它是公領域漸為各方所佔與導引，如公寓的公共空 間、社區的公共空間、媒體所建構的公共領域，以及在各小資本自立救 濟的角逐各大小領域，成了人民與上帝、商品、社區、空間互動的另一 個中介者。 作家們除了觀察到與新國際資本連結的東區新節奏外，更看到了在其中 的各種特殊社群或個人的「變奏」：（一）在這些資本與都市新普同節奏 與圖象中，也是股市新社群的集會遊行抗議政府的空間，是拒絕或被拒 絕納入金融消費市場者，透過日常動線的變更以豎立其社會與道德地位 的空間，或者，以最後返回鄉村的角色，形成相反的人口流動節奏。（二） 相較於新中收入階級文化的都市節奏，是將屆退休或無技術勞工的節 奏，是臨時而未定的地方，是展現自己的身體，是在人潮穿流與人接觸 的地方，是為電腦取代與左右的節奏。紅綠燈的設置或百貨公司的全場 監控，是個阻礙與當下新經濟節奏同步的設置，是員工們玩監控捉迷藏 的場所。（三）相較於大小資本組成的社團與媒體中介的公共空間節奏， 有民間傳統資本自立救濟式的另種「變奏」，是在空中、在各建物與設 施之間連結的東區，是穿梭於各建物、各設施隙縫間的空間經驗。是人 與人接觸的、身體移動、短距離且緩慢移動的空間經驗，老舊社區是有 新生力量的。 諸如此類的節奏與圖象的翻轉，皆突顯了此時台北東區與鄉村變動遽 烈，它是新的資本節奏與個人試圖翻轉的節奏與圖象。藉著這種想像力 的賦予，社會重構下台北東區的中心性被翻轉了，社區自力救濟連結上 民間資本，或者是美化的郊區與鄉村圖象，都被賦予了翻轉的力量。 此時期的台北東區，基本上是台灣各地「仰望」的中心，在台灣各地同步進 入現代化之際，只因台北東區是連結中心國經濟與文化的櫥窗。不過，也在此時 台北東區成為台灣各界眼光關注之際，傳統店屋開始轉型為可以販售的商品（厝 販──透天厝），現代建築也配合東方傳統裝飾語彙，甚強調商業包裝的效果， 以東區為中心的台北產生了新的空間形式與生活節奏，它是與全球資本連結的節 奏、中收入都市文化的節奏。在這種新都市節奏下，老舊社區、中低收入勞工或 移民、老管理階級等都在此時受到快速的衝擊，是受到不友善對待的經驗與發 聲，但同時這些受衝擊者也有了反抗、翻轉的空間經驗，老舊的西門町也成為青 少年聚首反叛之地，各種社會運動的蓬勃，也都是在此時。

（五）全球化象徵經濟流動與消費之城

柯司特（M. Castells）認為流動空間是資訊社會支配性的空間形式，「流動空 間」包含了三個層次：一是由電子交換的迴路構成；二是由節點與核心構成；三 是佔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流動空間的概念打破以往對於產業活動在地理上被嚴 格劃分的邊界，藉由新的資訊技術以全球為活動場域，資金在全球流動形成熱 錢，並以全球的視野選取商品製造過程中管理、製造、生產到配銷的位置，形成 各區域因其歷史結構性的位置而形成「新國際分工」，尤其是在 1990 年代電腦網 路成為重要的溝通工具時，這種跨國界的資金、生產、行銷、理念等的流動更是 快速。 伴隨著全球化城市的競爭壓力所進行城市空間與功能的調節過程，最後造成 了階級矛盾的浮現，空間的區隔性亦增強，而新都會中產階級文化卻主導著台北 的城市文化。自台北於 1980 年代進入新的國際分工時，長期以來歷史因素所造 成的集體消費不足、非正式經濟所衍生的非正式地景，也漸因國家正當性來源的 轉變（因所得提高而要求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邁向國際化），非正式地景漸為建 制化地景所取代，市民社會內部的矛盾在族群及階級的參數下，清楚的浮現，而 台北市地方政府對於康樂里（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違建的剷除，背後的發 動力量正是中收入階級護衛家園生活品質和房地產的綠色意識形態。這種新的城 市／社會公共意識型態，其實是將「它者」化為不道德的中產或自己的代罪羔羊， 以正當化執政者、中產階級或主流階級的各種對生活環境品質的需求，對於不符 中產階級想像的地景與公共性，則以此為正當化手段加以剷除。（吳欣隆（1998）、 謝佩娟（1998））這可說是台灣都市「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建構。 然而 1980 年代末以來的台北，隨著各種全球與地方聲音的出現，隨著政府 政策與資本的更加僅密結合，讓進入全球象徵文化經濟網絡的台北，更顯現出具 如夏鑄九所提的概念──「創造性混亂」（creative chaos）般景象，它包含了各 式文化象徵經濟在台北的移植，地方的改造，以及各種關於再現的轉化，以及資 本的逐漸引導政策的轉化。本研究案的幾個子計畫，有的繼續延續歷史變遷的探 討，有的則是進入此時期的新命題： 一、文化雜交的後殖民地景（遲恒昌，2001）：1970 年代經濟再結構以來， 西門町走向城市非主流文化──青少年的集中地，而一個新的台北在正 形成。在台北新東區浮現的過程中，西門町的行人徒步區欲重振西門商 業功能，板南捷運線貫通新舊台北，在 1990 年代拉近了東區與西門町。 同時，全球化的流行青少年娛樂工業活動高度匯聚於此，加上公部門的 更新計畫，讓西門町再度躍成台北西區再發展的標竿。 西門町由殖民者的歡樂街發展而來，今日仍是日本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聖 地，東京的流行文化的重鎮涉谷、原宿成為台北西門町青少年與店家慾 望的他者。中介流行文化的西門町其實正邁向日本化與全球化，西門町

呈顯的是後殖民的文化與經濟再殖民，還是可以更戲謔地說是彩色書寫 文化雜交的後殖民地景。 台北不僅有再度成為日本全球象徵經濟欲望下的青少年西門町，早自 1980 年代以來，東區已是各歐美跨國公司的重要駐點，然而到了 1990 年代，大型的 合資百貨公司（SOGO、新光三越、Idee、大葉高島屋）進駐台灣，打敗了本土 的遠東、力霸、欣欣大眾百貨，而成為台灣人消費時尚的新寵；麥當勞、先施、 小雅，到大眾消費導向的星巴克（Starbucks）與華納威秀電影院，及各種跨國品 牌服飾旗鑑店的紛紛進駐東區，我們生活漸漸由許多的跨國公司的象徵文化消費 活動所攏罩，漸從本土傳統消費習慣，轉型到全球性跨國企業進駐後產生的國際 消費習慣。 二、跨國百貨化妝品專櫃消費經濟的都市形式與經驗命題（「正式地景」）（麻 生沅，2001）：此子計畫是以跨國的百貨化妝品專櫃為研究子計畫，試 圖看到此進全球經濟重整的台北的跨國經濟角色下的空間設計。從「流 動空間」觀察角度切入，東區新興的跨國消費服務業活動空間系統的重 要之處，既不是它們的集中，也不是分散。在跨國流動的網絡中，以雅 詩蘭黛為例，新加坡變成為全球市場中亞太區域的節點，透過電子通訊 聯繫者亞太市場的動向，並在更高的層次與紐約互動；而台北，複製著 同樣的網絡模式，由位於台北的雅詩蘭黛台灣分公司組織了全台灣的化 妝品線的佈局。在其所屬國家以及全球尺度上，都是經濟、技術與社會 動態的中心，是文化與政治創新的中心。透過「電子通訊技術」，新加 坡之於亞太區域，台北之於台灣，其實具體而微地表現出此種特質。 在第二個層次上，台北成為台灣化妝品專櫃「空間」符號的生產的節點。 跨國企業塑造出一致的品牌形象，運用著整組的符號概念加以全球複 製，空間設計也成為產品包裝的重要一環，甚至將空間符號化以便於複 製之用。透過「設計中心」的規範，與台北空間設計專業的跨界合作， 完成了雅詩蘭黛台灣化妝品專櫃的「空間生產」。台北，成為集中台灣 區域生產與管理的上層功能，掌握了媒體，以及創造及散佈訊息的象徵 能力的節點。但雅詩蘭黛公司並不稱台灣當地的設計師為「designer」， 而稱之為「shop-fitter」，可以看出在設計的分工中，強調當地設計公司 的溝通整合的角色，來達成「One World One Image」的概念。

第三個層次，落到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的「空間消費」上，化妝品專櫃 空間，融合了消費者對於品牌的認同與想像，融合了所有精煉過後的空 間元素符號，成為符號象徵的節點。也許化妝品專櫃本身並不能吸引消 費者上門購買，但其操作媒體及運用符號的力量，成為消費者結合心中 想像與真實身體經驗的「空間」。 研究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空間的生產與消費，我們看到了「空間」，從

全球的尺度、區域的尺度、進到地方的尺度，在不同尺度上、不同層次 上，所具有的多重意義。 三、相對的「非正式地景」，是全球象徵文化經濟的都市形式與經驗命題（鍾 佳沁，2001）：即搖頭丸 pub 的形成。搖頭丸在馬來西亞、香港、還有 台灣形成一波青少年 pub 文化下的附加消費產品，「搖頭丸」不僅是毒 品的一個新代名詞，更是青少年另類的新對話搖頭店場域的符號代碼， 隨之而成的電子音樂（英國的 Rave party）搖頭音樂之名因而興起。然 而，搖頭丸最早在中南部的舞場興起，兩年前才在台北發跡，幫派固定 堂口在大安區的及中山區的數家 pub，原本單純經營業者，也因此做起 中盤商，賺取暴利，搖頭店因而產生。 台北這種由美國移植過來的 pub 休閒領域，於是本研究子題便是藉著探 討搖頭丸店，來瞭解台北都會中產的休閒 pub 成為挑戰主流休閒價值的 過程，包括源於歐美反社會的嬉皮士（Hipsters）、狂喜（Ecstasy）、瑞 舞客（Ravers），全都匯集於台北中產都會休閒的 pub 中，但是既有反 社會的銳舞精神卻在此完全消失。台北的搖頭空間，它涉及了室內空 間、空間氣氛、DJ 祭司台、展演舞台的塑造，它變成一種獨特的生活 方式、不同的裝扮聚集地，是電音音樂愛好者的天堂，而透過加強舞動 效果來達到解 HIGH 的這種搖頭過程，便此達到了所謂的「大同世界」。 然而這個看似「大同」的搖頭世界，卻是個藉由消費認同、網絡組織而 形成了不同的搖頭族群，但同樣的享受著這種在自我想像的狂飆、身體 與空間的符號，這種反理性思考的過程，是種政治身體的主動建構，是 在全球化高度流動的年代中，才可能產生的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台北搖頭 空間。 台北的搖頭店並非存在於虛空之中，而是發生在都會區的後現代符號消費、 媒體的再現以及幫派把持的社會結構之中。這種在台北全球化下的在地衝突，所 呈現的社會空間，如同映射社會問題的一面破鏡（鍾佳沁，2001）。在這個全球 化流動的象徵文化經濟的 1990 年代，快速的流動與消費快感的都市經驗，讓人 變得很段片，於是才會有像搖頭丸 pub 這樣的非正式地景的產生。同樣的，這樣 的都市經驗，也改變了人們看待城市的眼光。 三、全球化過程中的地方空間經驗與文學再現、顛覆命題（林秀姿，2002）： 這個子計畫更進一步地指出，作家們也觀察到此時的新節奏：（一）新 網絡節奏：網絡化漸變成了台北東區的主要流動方式，不管是資本、販 賣、消費、活動、或使用等等，各種不同層次的網絡化經驗，看似無關 卻又與各地相連結的節奏，是種新的網絡身體節奏。（二）平民化的現 代、非日常消費的新生活節奏：是透過網絡連鎖組織所販賣的，是透過 非日常的特殊節慶來營造的，它原屬於中收入階級的消費文化，現在則

是漸平民化為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文化。（三）新的全球消費與公共節奏： 東區成為全球經濟在亞洲重要的區域消費中心之一，與世界各國（歐美 日已發展國）文化符碼相連的空間設計、管理方式、消費商品集中於此。 在東區與全球象徵消費經濟更密切連結的同時，更點出了共同統攝在愛 國標語、生命共同體、或中產社區漸排他化等新的公共節奏，而這是 1990 年代後半並存於台北東區的兩種節奏。 作家們也觀察到，在同一空間裡也有些不同的節奏並存著：（一）相較 於 24 小時、全世界皆可及的資訊、不夜城等非自然時間，還有著大自 然的韻律在東區茍延殘喘著。（二）那些中收入階級文化一向視為「他 者」的青少年、婦女、同志等，利用了東區連鎖網絡服務業或夜間服務 業，將夜裡的東區變成青少年的天堂。這些產業與消費的網絡，竟成為 「他者」尋找自己社會網絡的重要節點，成為反抗資本網絡、反抗成人 規律、反抗異性戀規律的認同地點，用以突顯與中收入階級定義下的身 體節奏的差異。（三）徘徊於全球與地方社區節奏之間：袋鼠族以小孩 為中心的生活節奏，雖然她們也進出這些全球象徵經濟網絡，卻在麥當 勞的兒童遊戲區旁看管著，在百貨公司的打折時區搶購，這些全球消費 節奏的邊緣活動著。那是一種中低收入家庭被迫與全球商品消費節奏慢 了半拍。（四）時間與空間的記憶節奏：透過記憶篩選、文化想像，是 記憶中的中山北路地景與經驗，它不同於 1980 年代外省族群在台北的 生活空間與節奏，也不同於 1990 年代福佬新國族主政的中山北路空 間，而是她記憶中 1970 年代美式文化的記憶節奏。 在這種新節奏與不同奏的觀察與再現下，作家們又試圖賦予翻轉力，它 是：（一）「他者」「挪用」空間的使用與意義：計程車司機可以透過「後 視鏡」，讓無技術勞工「上下左右」顛倒了後座的中收入階級乘客。這 些「他者」所挪用的空間，多為城市的「邊緣」，如：垃圾場、旅館、 廁所、隧道、公園、街道、頂樓違建，它是人潮流動的空間，是不穩定 的，至少它是不具生產力的空間。但也由於它的「不具生產力」與「流 動」的特性，為主流社會所疏忽，也才能成為這些「他者」所挪用，變 成了發展個人情欲、事業、人際網絡、休閒活動、慶祝活動、跳脫日常 節奏等「具生產力」的場所。（二）記憶節奏的定格翻轉力：或透過歡 樂節奏與地圖的記憶，藉由記憶的將時間定格，透過記憶而賦予鄉村和 1970 年代以前的台北，一種「未發展」的記憶節奏翻轉力，另外，還 有死亡時間、夢境的永恆時間、或者保存的時間等，都成為具翻轉力的 對抗性永恆時間。 總言之，這些由文學再現出來的表徵空間裡的空間，不限於白天資本、 中收入階級文化、社區與國族連結、全球象徵經濟消費的台北東區，台 北舊都市中心（中山北路、西門町等舊都市中心）、眷村、鄉村、郊區、

國外的已發展國家的城市，都成了組成烏托邦的元素；另外，構成表徵 空間裡的時間，也不限於當下的時間，古老未發展前的時間，經常成為 最後比對的時間軸，或者是短暫的跳脫時間，或者是喪失神智之後永恆 的宗教時間，全成了與現實的空間實踐、空間表徵下時間節奏的不同 調。「不具生產力」、「流動」的空間與「永恆」的時間，變成了翻轉這 些全球節奏的生產地。 這種與全球節奏的不同調，是敏感的作家們透過各種角色塑造、故事情 結聚集了現實生活裡各社群的感覺，是全球資本主義重構以來，藉城鄉 移民、老台北人、「他者」、中年台北人之眼而突顯的感覺、反應與經驗， 某個程度代表了集體的感覺與經驗。然而，這種表徵空間底下的某些空 間與時間跳脫或變奏，究竟是在何種情境中跳脫或變奏，其實是與當時 的歷史情境相關（也結合其歷史情境），而這也是台北東區在全球資本 主義重構下的歷史特殊性。 「創造性的混亂」或更可說明此時期的特徵。在全球與地方資本流動的連結 下，在全球象徵經濟商品與在地消費的相遇下，在中收入階級價值與「他者」價 值的相遇與衝突下，在流動時間、空間與在地歷史文化的相遇與連結下，我們看 到了許多在此歷史脈絡與特殊性下，產生了各種「接合」與「反抗」。各子計畫 的研究最後皆指出在地的各種「反抗」力量，如文學再現中的「不具生產力」的 空間與「永恆」的時間，化妝消費或搖頭的身體反抗，皆變成了在地有意識或無 意識地翻轉這些全球資本與節奏的生產點，或藉用全球化的邏輯，或借用它的對 立面邏輯，而更形成了此時台北都市經驗與形式的「創造性混亂」的特色。

四、研究子計畫表列

1.遲恆昌，2001，《從殖民城市到「哈日之城」：台北西門町的消費地景》，台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所碩士論文。 2.廖建彰，2001，《建築神話──戰後台灣「現代中國建築」論述的形構（1940 年 代中－1990 年代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士論文。 3.麻生沅，2002，《全球化下的流行、建築與品味：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之空間 生產與消費》，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士論文。 4.鍾佳沁，2002，《全球化下搖頭次文化再現之研究：台北的搖頭空間》，台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所碩士論文。 5.林秀姿，2002，《重讀 1970 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所博士論文。

6.陳宜伶，2002 未完稿，《從店屋到販厝／透天厝的空間與歷史轉變》，台大城鄉 所碩士論文未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