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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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下的中國大陸地方發展與地方政府： ※
※改革開放後不同歷史階段的地方發展案例比較研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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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89－2415－H－002－060－
執行期間：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王鴻楷
共同主持人：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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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89-2415-H-002-060-執行期限：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王鴻楷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劉昭吟、康智凱、謝瑞雄、趙宏禧
台大城鄉所
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對於中國的地方發展的個案研究企圖表明，在前一階段所累積的歷史遺產的 基礎上，以及中央－地方關係權力下放的背景下，中國的地方政府扮演著地方經濟發展 的主導性行動者。然而，地方發展策略能否帶來經濟成長，卻不是行動者的企圖所能單 方面決定。東莞、陳村、周莊三個個案都顯示，某項發展路線的啟動，乃是市場與生產 的結構性條件、地方過去歷史所累積的制度條件、行動者的決策，在特定的時空中接合 的結果，雖非與行動者的企圖形成因果關係，也非純粹的歷史的偶然。更重要的是，一 旦積累條件形成，地方制度將形成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特徵，以自我再生與持 續保存的方式逐步演化。 關鍵詞：地方發展、地方政府、路徑依賴、東莞、陳村、周莊 AbstractThree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n Dongguan, Chenchun and Zhouzhuang imply that based on the former role of dominating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local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transformed into a main leading agent i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a delegation unit of the central state under the reform polic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local governments take do not guarantee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y wish. Whether a developmental act is successful is a linking process of the actors’ decision making,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 and the institutional spaces of the local places in a specific point of time and space. Moreover, once capital accumulation starts, the local institution will self-reproduce and evolve incrementally to form path dependency.
Keywords: local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 path dependency, Dongguan, Chenchun,
Zhouzhuang 二、緣由與目的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地方經濟發展，多被視為是地方超越國界被直接納入國際分 工的過程，表面上看來與西方學者談論次國家區域納入全球化經濟相仿，但其制度內涵 卻極為不同。西方學者提出全球化經濟的次國家區域時，其參照點乃是福利國家模型下 的調節機制向新自由主義的轉移（Swyngedouw, 2000）。中國的國家角色在 1949 年以 後的國家主義（statism）「計畫經濟」下，不在於調節生產關係，而在於直接成為生產、 流通與分配的支配者。此種支配性角色也就成為其改革開放政策下的歷史遺產，經由產 權地方化（property right localization）的過程，使地方政府從中央政府的派駐單位轉化 為「公司類型的國家政權」（corporatist state）（吳國光與鄭永年，1995），直接主導 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周克瑜，1999）。
型中，受資本主義過度積累與生產過剩的內在矛盾（前者導致生產關係的矛盾，後者導 致利潤率下降）的驅使，資本透過地理空間的轉移與重新組織，以避免或緩解矛盾所導 致的危機，而資本的空間組織的內涵（空間分工），也就以工業生產的勞動關係為核心 （Swyngedouw, 2000），納入國際分工的地方發展，也就以「工業區位」（industrial location）或「空間分工」（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為核心。然而，工業區位的傳統定義 所指涉的製造業或財貨的製造，如今卻已不再適用，大量的勞動就業與生產貢獻轉移到 了流通與再生產部門（保健、教育與個人服務），生產與再生產、財貨與服務不再能清 楚地以一、二、三級產業予以區分，生產被統括在「人類勞動行動」（an act of human labor） 或「工作」（work）的範疇（Walker, 2000），那麼，地方發展的可能性也就不再以工業 區位或勞動力市場為唯一策略。 緣此，本計畫比較東莞製造業、陳村花木產業與周莊文化旅遊產業，關照地方政府 這個最主要的行動者，指出其行動策略與其產業發展間的特定結構性條件間的動態關 聯，及其資本積累一經啟動築巢後，地方制度空間的建構過程。 三、結果與討論 東莞製造業、陳村花木產業與周莊文化旅遊產業三者中，其一為工業化過程以勞 力密集加工出口產業納入國際分工，生產組織議題大於市場擴張﹔其二為工業化失利下 重新看到已有生產規模的花木產業，而以市場擴張與技術創新的營造為其地方發展主要 議題﹔其三亦面臨工業化失利的壓力，在上海旅遊市場的支撐下，以其自身的文化資產 作為新興產業（文化旅遊）的商品，而以文化商品的生產、服務，以及消費市場（觀光 客）的組織為其核心。 東莞的個案研究顯示，其發展歷程的結構性條件一方面來自於國族國家內部的開 放政策，另一方面嫁接上香港與台灣經濟再結構中的產業轉移，然而，僅有結構性條件 不足以說明何以東莞在珠江三角洲脫穎而出。其地方特殊性一方面在於其相較於深圳的 缺乏管制以及較惠州穩定的治安所形成的客觀區位條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僑 鄉社會網絡扮演了引進港僑資金形成原始積累的啟動角色，從而以地方政府為主體地， 透過對企業招商、提供設廠服務、協助勞動力市場調節與勞動控制的行動中，再生產地 方得以進行資本積累的制度的路徑依賴。這其中，由於勞動佔生產成本份額分別為雇用 外省勞工的東莞港商與在港港商的 4%與 40%1，顯見提供勞動市場與勞動控制的中介， 毋寧是東莞地方政府最為關鍵的發展策略。 相較於東莞地方政府以勞動控制中介的角色，促進工業化過程引進外資以利原始 積累並納入國際分工，陳村花木產業的經驗顯示，在商品作物方面，由於地方已具備生 產規模也有原始積累，地方政府主導發展的關鍵於是不在於引資進行原始積累，或為引 資協助勞動控制，雖然引資仍然是其目標之一。關鍵在於，透過地方政府的政策行動， 為地方生產提供市場擴張與產品創新的環境，以避免生產過剩危機。在陳村的個案中， 由於在地條件缺乏創新環境，外資的生產技術與產品更新之貿易網絡，乃成為引資的主 要目的。於是結合市場擴張與招商引資目的的「陳村花卉世界」，遂以「經濟技術開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在 1989 年及 1990 年間，深圳市勞動局曾經對在當地投資的外資企業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工資成本 所佔總成本支出的比例極小，平均只在 4％-7％之間。而若我們將這樣的比例換算回在香港設廠的工資成 本，比例則會佔到大約 30％至 40％左右，所以將廠遷往深圳，其中 20％至 30％的百分比差立即轉化為利 潤，若將廠遷往東莞，更有可能賺得將近 40％的利潤差。由此可見，在珠江在珠江三角洲設廠，利用廉 價勞動力及土地所帶來的利潤是非常可觀的。
區」的原型，在開放政策、消費市場成長、與外資（尤其是台商）進行地理轉移的結構 性條件下，複製至於花木產業，成為帶動地方花木產業市場擴張與技術升級的有效策 略。而最後，公司形態的「花卉世界」本身以範疇經濟（economy of scope）（投資於觀 光遊憩產業）作為其資本積累的策略，也啟動了地區產業結構進一步改變的可能。 周莊的古鎮保存與旅遊發展，與陳村鎮類似地，基本上是以地方政府所成立的旅 遊發展公司為主要作用者，而以地方空間為商品、以該公司為節點地串連起旅行社、航 空公司、運輸業、金融保險業等旅遊產業的相關作用者。但由於以地方空間為商品，其 納入全球網絡的方式遂不僅僅是經濟的，而包含了三重面向：一為作為再生產部門，支 持了大上海地區經貿發展所衍生的商務旅遊、觀光旅遊，以及區域內的高科技園區、工 業生產基地的技術勞動力的休閒基地，以此納入作為全球生產與金融網絡的上海地區； 二為作為此再生產部門本身的網絡節點，透過高爾夫球場、符合國際慣例的旅館的興 建，與全球菁英的流動空間連結；三為由於被商品化的是地方空間以及地方空間的文化 象徵，因此，在身體經驗與意義的創造中，進行文化意義的生產、消費與出口。 三個個案都顯示，納入國際分工的工業化是地方發展的普遍慾望，但未必都能成 功。工業化失利的地區往往回頭從其既有的其他條件，尋找其他發展可能。然而，新的 發展策略能否成功，市場支撐為其共同的結構性條件，陳村花木產業與周莊旅遊業便分 別佔有靠近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及大上海地區消費市場的地利之便。儘管行動策略不 同，三個案的行動者在結構性條件的支撐與限制下採取行動，其資本積累機制一旦形 成，都進一步強化或改變地方制度環境，而形成得以繼續再生產的制度空間（institutional spaces）（Martin, 2000）。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透過將三個案研究設計為三篇碩士論文研究的方式，掌握了相當深入的經驗 研究資料，並經由比較研究而得到理論建構上的啟發，值得進一步書寫為論文發表。 五、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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