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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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吳文星博士.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研究生：林平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2) 摘要本文除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外，主要內容如下：第二章「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旨在論述戰後臺灣廣播制度建立之起源，和戰後接收之歷程。1945 年 8 月底戰爭結束，臺灣放送協會共設有臺北、臺南、臺中、嘉義、花蓮港五放送局，各局留存設備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派員進行接收，成為臺灣廣播事業延續發展的基礎設備。利用接收日治時期的機件設備，並承襲臺灣放送協會節目播送方式，使中廣接收專員抵臺後即於 1945 年 10 月底恢復正常播音，開始轉播中央臺節目，注入原有中央電臺之元素，開啟符合戰後初期臺灣社會需求之新局。本章也探討二二八事件中歷來對廣播電臺遭佔領的爭議，以及廣播電臺接收後的硬體設備，顯示中廣隨政府遷臺後重新營運的歷程。第三章「中國廣播公司之組織與經費」。首先探討中廣的組織沿革。其次，介紹中廣重要高層的經歷，闡明領導中廣營運之方針；最後，探討中廣經費來源問題，指出中廣透過和政府訂約，受其委託傳布政令，得以獲得補助維持營運，然而亦因此壓縮其他民營電臺的生存空間，衍生開辦商業廣告之糾紛。第四章「政治宣傳節目與反共政策之落實」。主要探討政府如何利用廣播媒介實施宣傳工作。政府藉由中廣的廣播劇宣揚愛國、反共意識，或在教育娛樂節目中穿插宣導，使宣傳形式趨於多元且求新求變；此外，隨著政府遷臺、兩岸對立之情勢，廣播媒體成為心戰宣傳的重要工具，隨著業務擴充，中廣另設「大陸廣播部」，負責製播各項節目，包括口號宣傳、諷刺短劇、新聞評論等，皆以批判共黨為主題。第五章「社會教育節目與社會改造」，探討政府如何利用廣播推動民眾教育，並強化符合社會需求的價值觀念。戰後初期廣播電臺在正規學校教育外輔助國語學習，並配合講座發行廣播教本，求其完備，顯示當時臺灣社會學習國語的熱潮；此後廣為開設播講居家、衛生、科學常識等節目，以拓展聽眾見聞，廣播觸及的知識層面更加擴大。本章中並透過評析熱門節目「夫婦之間」播稿，檢視戰後臺灣社會風氣和特殊現象。總括而言，戰後臺灣社會面臨執政當局的轉換，政府需要透過良好的管道傳播其施政理念和具體政策，廣播在當時屬於新興的傳播工具，也成為當局極力運用的媒介。本文有助於認識政府對引導社會風氣和形塑價值觀的意圖。. 關鍵詞：廣播、心戰廣播、中國廣播公司、戰後臺灣史.

(3)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目次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13 第一節戰前中國和臺灣之廣播事業…………………… 14 第二節戰後臺灣廣播之接收與重建…………………… 22. 第三章. 中國廣播公司之組織與經費……………………………… 37 第一節中廣的組織沿革………………………………… 37 第二節. 主要人事………………………………………… 41. 第三節經費來源分析…………………………………… 56 第四章. 政治宣傳節目與反共政策之落實………………………… 75 第一節一般政令宣導…………………………………… 76. 第五章. 第二節. 廣播劇…………………………………………… 84. 第三節. 心戰廣播………………………………………… 90. 社會教育節目與社會改造…………………………………104 第一節國語教育節目……………………………………105 第二節家庭衛生講座…………………………………… 119 第三節「夫婦之間」節目………………………………… 125. 第六章. 結論…………………………………………………………132. I.

(4)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附錄一中央廣播電臺實景…………………………………………139 附錄二中央廣播電臺收錄總統元旦、青年節播講文告………….139 附錄三中央廣播電臺監聽中華人民共和國播音…………………140 附錄四「反共義士」駕機來歸實錄……………………………… 142 附錄五中央廣播電臺早期收音麥克風……………………………143. 參考書目………………………………………………………………145. II.

(5)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表次表 3-1-1. 1958 年中國廣播公司員工員額分配統計表……………………. 39. 表 3-2-1. 1949-1962 年中國廣播公司歷屆董事會成員和議決事項表……52. 表 3-3-1. 1934 年中國電聲廣告社無線電播音廣告暫行徵費一覽表……. 63. 表 3-3-2. 1948 年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廣告價目表…………..………….... 64. 表 3-3-3. 1928-1949 年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業務統計概況………………66. 表 4-1-1. 1928 年中央廣播電臺播音時刻表………………………………. 76. 表 4-1-2. 1945 年 11 月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臺灣臺節目表……………… 78. 表 4-1-3. 1949-1956 年中國廣播公司各類節目比例表……………………80. 表 4-3-1. 1952 年自由中國之聲大陸播稿舉隅……………………………. 97. 表 5-1-1. 1945 年《國語廣播教本》聲母發音表……………………………108. 表 5-1-2. 1945 年《國語廣播教本》韻母發音表………………………… 109. 表 5-2-1. 1949-1952 年中國廣播公司臺灣電臺節目成分表……………. 121. 表 5-2-2. 1946-1956 年中國廣播公司家庭衛生講座播稿內容……….….123. 表 5-3-1. 1948-1954 年中國廣播公司「夫婦之間」節目播稿內容選錄…126. III.

(6)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章緒論. 收聽廣播，是一種個人的感官享受。筆者猶記童年時期和家人瑟縮在被窩裡收聽深夜時段司馬中原主講的「午夜奇譚」節目1，即使天寒，聽畢仍舊嚇出一身冷汗；聆聽著「小說選讀」中的福爾摩斯辦案，總讓人專注在抽絲剝繭的歷程，思索精心策劃的犯罪破綻，每每關上收音機，沉吟多時，久久無法入眠。1962 年第一家電視臺開播以降，眾多聲浪揣測廣播時代即將結束，廣播媒體終將被電視畫面取代，然而時至今日廣播依舊伴隨許多人的日常生活，甚至發展出更多元精緻的節目形態，足見廣播之魅力。當執政者操控廣播此一傳播媒介，企圖發揮其政治和社會功能時，廣播內容將呈現何種樣貌，是本文探究之旨趣。. 一、研究目的. 廣播，由英文「broadcasting」一字翻譯而來，廣罬的定罬包括無線電廣播（radio）和電視廣播（television）兩種2，本文僅探討無線電廣播。臺灣的廣播事業開始於日治時期，1928 年設立第一座廣播電臺，初期目的僅爲在臺日人服務，加以收音機為奢侈品和採收聽收費制，因此臺人收聽戶為數不多；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中國於 1927 年正式設立第一座電臺，開啟中國公營廣播事業之濫觴；戰後，中央派員接收臺灣，此時廣播大多運用於傳播官方演講和政令宣導。此後，臺灣廣播電臺歷經改組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更名為中國廣播公司，雖改 1. 「午夜奇譚」節目自 1987 年 11 月 1 日在中廣新聞網開播，每日凌晨 0:10~1:00 播出，第一季由常勤芬和司馬中原一起主持，原則上一天由司馬老師口述故事，一天演播司馬老師的《鄉野奇譚》作品，其中最膾炙人口的包括紅絲鳳、珍珠匣、大汛、復仇、怒狼、狗尾巴草、曠原老屋、送陰胎、青龍橋等作品，鬼故事僅佔一部份；到了後期，改由司馬中原和李若梅主持，播出一些司馬氏較晚期的作品，如豪客、傳行、鄉巴佬捉賊、恐怖夜車等，大多係短篇小說，長篇小說較有名為驟雨和綠楊村。參見：我與中廣午夜奇譚之一--司馬中原說故事（http://tw.myblog.yahoo.com/kevin-cliff/article?mid=22&prev=25&next=21） 2 陳江龍，《廣播在臺灣發展史 1925-2004》（嘉罬：作者自印，2004），頁 1。.

(7)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2-. 為公司組織形式，仍存在濃厚的黨化色彩，宣達政令始終是其最主要的功能。本文之目的在於探討廣播此一傳播媒體，在戰後初期是否能基於其「即時性」、「便利性」的特色，對於臺灣社會發揮更積極的功能。至於時間斷限之設定，則基於 1962 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電視產業的興盛衝擊廣播事業之發展，且鑑於電視開播以前，廣播係唯一強勢宣傳的電子媒體，集中加以檢視，可具體考察其擔任宣導政令和推廣社會教育之角色。本文擬透過檢視廣播各項節目內容，論析廣播事業從事政治宣傳和推動社會教育的各項工作，釐清廣播電臺配合政府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將廣播的政治和社會功能定罬為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急於廓除日治時期留存之餘緒，即革除舊有臺灣融合日本文化所展現的特殊樣貌；進一步創造符合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新國民精神、文化及價值觀。在本文中，特別指出政府當局如何運用廣播電臺施行宣傳和推展教育，凸顯官方上對下主導輸出的傳播內容，闡明政府詴圖重新構築新的臺灣社會風貌。. 一、. 研究回顧. 歷來針對廣播事業發展之研究，較為完整的專著有溫世光的《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3，和陳江龍的《廣播在臺灣發展史 1925-2004》4。溫世光詳載中國廣播事業由 1922 年初創，歷經抗戰，最後於臺灣開展的過程，並且蒐羅廣播電臺之經營、人才訓練、廣電法規等相關內容，該書記敘廣播事業發展的歷史沿革頗為詳盡，針對相關議題也多有所觸及，然而並未針對個別問題深入探討；由於該書被歸類為大專教科用書，資料來源並未另加註，因此無從查考，甚為可惜。陳江龍則因長期任職於正聲廣播電臺，對於電臺營運熟稔，因此補充許多溫書缺漏之口述資料，全書最特岀之處在於羅列不同時期廣播界名人的小事記，提供筆者探尋廣播界人事分析的初步線索。不過陳書針對廣播歷史沿革之內容大多參考溫世光著作，因此無甚新意；資料來源同樣並未加注，較屬於介紹廣播事業的通俗讀 3 4. 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臺北：三民，1983）。陳江龍，《廣播在臺灣發展史 1925-2004》（嘉罬：作者自印，2004）。.

(8) 第一章緒論. -3-. 物。. 民間研究者北見隆於 2008 年出版《中華民國廣播簡史（上冊）1922-1980》一書5，依照時序處理各時期廣播事業的推展情形，因其日籍背景，書中大量蒐羅日文史料，包括日本放送協會出刊的歷年《ラヂオ年鑑》、電波管理會的《日本無線史》，以及提供戰時佔領地區廣播事業珍貴史料的《滿洲放送年鑑》、《華北電電事業史》、《外地海外電氣通信史資料》等書籍，尤其資料出處來源記載詳細，書末另有資料篇，收錄部分重要史料全文，猶如史料彙編，極富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史學界對於廣播事業的研究，最初多屬單篇的小文章6，近五年方出現專門的研究論著。呂紹理與何罬麟針對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各有專文研究，前者首先論述廣播更改臺人之生活作息7，並藉由廣播和收音機具有鮮明社會地位表徵的特色，彰顯其「現代性」和「進步性」，探討日治時期展示統治成效和殖民社會進步的博覽會中收音機佔據何種角色，並且透過論述收音機的市場發展和廣播事業的發展，凸顯殖民地廣播和收音機市場發展的特質。呂紹理強調日治時期臺灣廣播產業從電波持有分配、節目製作到收音機製造的生產層面及消費市場的面向，都處於政治強力干涉的環境。日治時期廣播電臺的設置和收聽戶增加的現象顯示，當時臺灣和西方國家最大的差異在以官營獨占事業為主，因此收音機市場的成長具有明顯的政治意涵；英美則是透過商業和娛樂市場的需求刺激收音機潛在市場，節目內容以娛樂節目所佔比重為大。日治初期臺灣的收音機市場主要依賴在臺日人，臺人收聽戶隨政策才逐漸增長，因此收音機具有雙重意涵：接收母國訊息、藉廣播達成同化目的。8何罬麟則特別指出日治時期廣播應用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功能，收音機主要用於「國語普及」事業，利用廣播進行的教化活動也隨著戰爭動員擴大不斷增加，運用在社會教育上最具代表的是 5. 北見隆，《中華民國廣播簡史（上冊）1922-1980》（雲林：神農廣播雜誌社，2008）。葉龍彥，〈臺灣廣播電臺的重建與發展（1945-1949）〉，《臺北文獻》96 期（1991.6）頁 149-167。葉龍彥，〈臺灣廣播電臺的業務經營〉，《臺北文獻》120 期（1997.6），頁 23-41。 7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頁 166-176。 8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近代中國》151 期（2003.10），頁 115-134。 6.

(9) -4-.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收音機體操運動，其宗旨在於「增進全臺灣島民之健康，達成國民精神之作興」，因此不僅是重要的社會教育項目，也是戰爭動員的一環9。此外，何氏亦論述日治後期臺灣傳播媒體的語言問題，指出初期廣播節目僅為服務在臺日人，因此全以日語為中心，至戰時（1937 年）為求宣傳之便，才開闢「福建話」新聞節目，臺人收聽戶從此明顯增加10。. 同樣針對皇民化運動和戰爭動員問題，王櫻芬由漢人音樂在日治後期是否得以弛禁進行論述11，提及日治時期進入戰時體制，為了加強對臺灣人的宣傳，1942 年 10 月 11 日開闢第二放送，以臺灣人為主要收聽對象，目的是透過以漢語和簡單日語的廣播節目讓臺灣人體認時局和了解戰爭動態，從而獲得臺灣人民對戰爭的協助。該文主要透過「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與黑澤隆朝的調查報告論述戰時臺灣漢人音樂「有條件」的復活12，然而，最重要的目的仍為實行皇民化政策。在這樣的脈絡下，第二放送由日本當局研商，為滿足四十歲以上漢人對傳統音樂的渴慕，因此在第二放送中播送「臺灣化的支那音樂」，然僅持續到 1944 年 4 月 25 日止，此後回歸到只有第一放送的狀態。若檢視總督府對漢人音樂歷來的態度和政策，可以發現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漢人傳統音樂原是廣播電臺的常態節目，然而戰爭爆發後短暫消失，至 1938 年又零星出現，1940 年恢復為常態，帄均每月出現二至三次，內容以京調、亂彈為主，1941 年 12 月 8 日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又再度消失將近一年。第二放送開播後，以新式臺灣音樂為主的音樂節目使聽眾大失所望，該類音樂強調漢人音樂的日本化、皇民化，顯示日人欲利用音樂培養皇民精神。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日本允許漢人音樂再度「復活」於廣播節目，乃是「有條件的復活」，即以健全娛樂之名，行皇民化之實。 9. 何罬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收入《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2006），頁 91-116。 10 何罬麟，〈戰爭時期臺灣傳播媒體之語言問題〉，收入《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2006），頁 125-130。 11 王櫻芬，〈戰時臺灣漢人音樂的禁止和「復活」：從一九四三年「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的見聞為討論基礎〉，《臺大文史哲學報》61 卷(2004.11)，頁 1-24。 12 調查團由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委託，由日本勝利唱片公司「南方音樂文化研究所」兩位音樂專家組成，即桝源次郎、黑澤隆朝。調查團於 1943 年 1 月 26 日抵臺，5 月 3 日離臺，前後停留約三個月，在總督府的支援及日本映畫社的協助下，完成環島實地調查。.

(10) 第一章緒論. -5-. 日治時期廣播史相關研究，有柯佳文針對總督府對廣播媒體傳播之應用，析論日治時期臺灣廣播網建置的過程，並論述廣播媒介發揮宣傳和教化之功效，尤其戰時體制下廣播被應用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上。此外，兼述戰時發展海外廣播以發揮作戰宣傳功效。該論文大量運用第一手日文史料，詳實重建日治時期廣播事業發展之歷程。文中特別指出廣播應用在警察形象的塑造上，係創新的切入面向。該論文中亦蒐羅多幅相片資料，讀者可親眼接觸日治時期廣播產業遺留的歷史痕跡。整體而言，是相當具開創性的史學研究13。. 除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史的研究成果之外，1920 年代東亞地區的廣播事業亦獲得重視，尤其日本學界因各地放送協會資料檔案保存完整，近來廣播史研究成果逐步累積，已有專著問世14。川島真透過論述滿洲廣播機構的建立，分析 1920 年代以降日本如何藉由廣播網絡的建構，進而推動「大東亞共榮圈」的藍圖15。其中滿洲廣播中如何凸顯滿族文化，以吸引滿洲聽眾的議題討論，指出該廣播節目的製播仍受日方力量的主導。另一方面，該文亦簡述當時中國廣播政策，和汪精衛政權下的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廣播方針。值得注意的是，華北廣播協會透過廣播劇強調敵對蔣介石政權內部的醜惡面，如「重整河山」將「揭露蔣介石軍內部的暗鬥，蔣應該下野當作主題」；「天倫之樂」則描述主角在重慶收聽從北京傳來的廣播，內容是留在北京的兒童朗讀新中央政府成立的慶祝文章，因此渴求華北的和帄狀態而出走。川島真強調日本帝國欲透過廣播媒體動員群眾，藉由各種語言和文化凸顯該帝國具備多元、多民族的特性，進而實踐「政治即生活」的理想。筆者以為，川島真透過廣播強勢宣導功效，論述政治力滲透社會乃至公眾生活的處理方法相當純熟，尤其附錄滿洲廣播電臺一日節目表單，可以清楚呈現公眾由早起實施收音機體操開始，收聽新聞節目資訊，一直到欣賞日本官方製播呈現滿洲文化的娛樂節目，如此強力的宣傳媒體，的確符合「政治即生活」的分析理路，這樣的切入角度頗值得深思與取法。不過川島真也提到，事實上因多數節目以日. 13 14 15. 柯佳文，《日治時期官方對廣播媒體的運用》（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如：貴志俊彥、川島真、孫安石，《戰爭、廣播、記憶》（東京：勉誠，2006 年）。川島真，〈戰爭與廣播：東亞的電波戰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5 卷(2006.6)，頁 37-70。.

(11)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6-. 語為主，日本帝國的廣播並未完全滲透至中國人的生活中，其影響層面仍有待考察。.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研究，首先以葉龍彥為主，論述戰後臺灣電臺的重建經過和營運方式，1945 至 1949 年間，雖然戰後臺灣處於經濟蕭條、社會不安的局面，廣播電臺卻呈現蓬勃發展之局面。就播音總數而言，日治時期僅六座，接收重建後為十一座，改組為中國廣播公司後增為十三座。臺灣廣播事業之發達，除了奠基在日治時期的基礎上，更因國共戰爭時期，國民政府有感宣傳工具之重要，不斷加強廣播設備；遷臺後更全力專注發展臺灣的廣播建設，加以軍中臺、民營臺之建立，使臺灣廣播極為發達。影響所及，廣播電臺在傳播政令、娛樂民眾、普及知識、教化人民之工作上成效顯著16。鄭梓則透過戰後臺灣地區無線廣播的重組、改制等線索，列舉關鍵性的例子和場景，呈現戰前的「臺北放送局」如何被接收改制為戰後的「臺灣廣播電台」。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前來接收的特遣政權又如何運用此一新興的傳播利器進行政策的宣達、政令的宣導、統治意志的傳播，進而形塑新政權的種種新形象17。.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之發展，與國民黨在戰前中國大陸時期的宣傳動員政策息息相關，因此高郁雅由國民黨如何經營旗下新聞機構入手，探討其企業化（改組為公司形式，逐漸降低政府對其之補助）的困境18。該篇文章指出，企業化的具體做法在於降低黨對黨營報紙等機關之補助，使其得以與一般民營機構競爭，進而達成養黨的目標。然而企業化成果僅在大城市黨報展現(京、滬、帄、津、漢)，其餘後方報紙相對僅能慘澹經營。另外，在新聞機構中，以中央通訊社和中央廣播電臺耗需成本最為高昂，無法順利進行企業化，內部人員對於自食其力往往多所遲疑，因此雖然廣播電臺最後改組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然而改變 16. 葉龍彥，〈臺灣廣播電臺的重建與發展（1945-1949）〉，《臺北文獻》96 期（1991.6）頁 149-167。葉龍彥，〈臺灣廣播電臺的業務經營〉，《臺北文獻》120 期（1997.6），頁 23-41。 17 鄭梓，〈廣播在臺灣現代命運轉折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聲音的魅力：穿透歷史抑或塑造歷史〉，《近代中國》151 期（2003.10），頁 29-35。 18 高郁雅，〈戰後國民黨新聞機構的企業化嘗詴(1945-1949)〉，《輔仁歷史學報》16 卷(2005，7)，頁 211-238。.

(12) 第一章緒論. -7-. 的實質幅度並不大。其經營方式為行政院與之訂約，委託代辦傳布政令的工作，期限五年，政府每月補助國幣 20 億元，約當美金 20 萬元。一切業務仍由原中央黨部廣播事業處人員負責，因此黨營色彩仍十分濃厚。該文特別之處，在於呈現國民黨為避免黨庫通國庫之批評，劃分黨國機關權責，進而設立行政院新聞局掌管民間新聞機構，黨務宣傳則置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管轄。不過實際運作上新聞局僅負責對外新聞宣傳工作，對內新聞宣傳仍掌控在國民黨中宣部之下。. 林果顯則將研究視角擴大，論述 1950 年代國民黨宣傳體制建立之歷程，由戰時體制法律層面著手，分析戰後戒嚴體制之承續。另一方面，林氏細緻地論述國民黨反攻大陸意識形態之內涵，綜合性地指出「反共抗俄」論述的強化，具有時間急迫性、延續國家總體戰體制的必要性，因此發展出對內捍衛民族命脈和傳統文化，對外將臺海情勢納入冷戰結構的論述內涵。本文最特出之處，在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對史料開放有限的狀況下，仍得以概括建構出黨內宣傳指揮體系，並精闢地闡述國民政府在北伐統一後無法有效控制全中國，反倒是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戰時建立起獨占的新聞宣傳系統，戰後憑藉戰時經驗在臺灣複製出籠罩全臺的傳播體系和管制政策。在具體宣傳工作上，林氏擇取「宣傳下鄉」項目，列舉巡迴宣傳箱、反共抗俄宣傳列車（含臺鐵、公路、臺糖鐵路）、山地文化巡迴工作隊，分析國民黨政府如何汲取中國大陸時期掌控農村的失敗經驗，籌劃出符合臺灣各地民情的宣傳工作，雖由今日眼光觀之，其成效或許不甚理想，然而國民黨部在 1950 年代積極滲透基層，持續灌輸反共抗俄思想，顯示其宣傳理念、技術及執行面，均已較中國大陸時期成熟許多。其次，該文提及一般大眾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承續戰時體制之侵擾，如節約、禁奢及加徵防衛捐。此類在民主憲政體系下，需經正常立法程序的管制法規，在反共抗俄的氛圍下順理成章的成立，其對戰時體制的宣告，實較刻意的宣傳工作更令臺灣民眾感受深刻。最後，再論述廣播媒體、宣傳標語等具體宣傳事例，建構出戰後反共工作如何發揮作用力，勾勒 1950 年代臺灣社會呈現的特殊樣貌19。 19. 林果顯，《1950 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9）。.

(13) -8-.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至於其他學科院所對廣播議題之研討，以政大新聞所程宗明的論述最切中戰後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侷限。程氏主張由收音機生產或電臺設置歷程不足以評斷廣播工業的表現，更重要的是，需將廣播節目和收聽環境的配置情形，和收音機的產出環境合併考慮，方能闡明生產層面的社會意罬，其結論指出臺灣廣播產業發展極度遭受政治經濟勢力之干預。因此，廣播工業的背後實為安全管制的結構，其限制需求面、提昇生產面的成本環境，並進一步透過行政體系的干預支持特定獨佔的廣播公司，導致市場在不公帄競爭下，壓抑媒體工業開發，並侵害廣播頻道資源的公帄分配。1950年代，美國軍援臺灣，國民黨政府和美國找到共同的利益結盟點，於是美國國家利益和國民政府的存在正當性結為一體，並將其納為圍堵政策的一環，特別在廣播心戰的硬體和軟體發展上也有如此的傾向。同時，美國在戰後採取圍堵政策，為拉抬日本對美國的向心力，進而扶助日本工業，並將東南亞視為市場腹地。因此臺灣廣播工業在美國有計畫的援助下，成為輸入日本真空管和電晶體原料生產收音機的加工地，此舉同步提昇了日本工業產品的出口價值。這樣的國際分工體制型塑臺灣廣播工業之發展，也象徵臺灣提前納入了世界貿易體系20。. 另一方面，臺灣廣播產業發展之歷程，與德國威瑪共和國在國家社會黨時期的廣播制度頗為類似。德國在這段時期內曾出現短暫民主、保守雜揉的威權主義，最後才進入法西斯的極權統治，這其中的轉變表現在管制政策上，包括廣播傳播管道的控制、收音機執照的核發及收音機製造廠的監督。其中最有利可圖的是執照費的成長，國家透過普遍徵稅，獲取豐厚收入，並透過國家契約投注在特定的私人資產以嘉惠特定私人利益，進而換取對廣播節目生產的控制權，堪稱「混合的經濟體制安排」。1950年代的中國廣播公司，以廣播合同和聯播制度換取政府契約，將執照費納入公司的營運資金，並分配給其他民營電台。同時廣播頻譜的分配亦基於軍事安全考量，真空管輸入的行政審查和護照制皆符合威權國家對. 20. 程宗明，〈臺灣戰後廣播工業的控制與依附研究 (1947-1961)－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傳播論文選集》（1997），頁 323-324。.

(14) 第一章緒論. -9-. 傳播科技之控制，如同本世紀初期的德國體制21。. 程宗明指出，臺灣廣播工業中抑制國內收音機銷售之因，實來自美援政策下的國家競爭模式對安全體制的建構所致；戰後初期的收音機生產和銷售特權，即為配合世界體系的經濟實體和威權政府特權之需求。職是之故，臺灣廣播工業特色展現在：軍事安全性質的頻譜分配和執照費制度、行政審查和干預的工業生產政策。就頻譜分配、節目政策、執照制度及收費策略論析收音機需求的結構限制；以原料審查、外援資本流入、計劃經濟管制綜論生產成本的壓力、市場價格門檻和銷售收音機之特權、工業發展模式，歸結出限制島內居民購買收音機之環境因素22。. 上述研究成果多偏重臺灣廣播電臺之設置與發展過程，除林果顯運用《廣播雜誌》略述廣播節目內容，其餘則鮮少針對廣播節目內容和製播理念進行分析，因此無法確切掌握廣播作為重要傳播媒體，究竟對社會大眾傳達了何種訊息，抑或政府如何利用此一媒介宣達政令，因此本文擬就此進一步深入探討，以補前人研究之不足。. 21. 22. 程宗明，〈臺灣戰後廣播工業的控制與依附研究 (1947-1961)－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傳播論文選集》（1997），頁 326-327。程宗明，〈臺灣戰後廣播工業的控制與依附研究 (1947-1961)－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傳播論文選集》（1997），頁 327。.

(15)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 10 -.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取一般歷史研究常用的文獻研究法，擬利用《行政長官公罫檔案》究明戰後臺灣廣播事業接收之過程，其次運用國民黨黨史館庋藏檔案探討廣播電臺在政府管控下宣達政令的角色；此外，利用中廣大陸廣播部節目稿件，探討 1950 年代起實施心戰廣播之歷程。. 至於推行社會教育方面，則分析電臺刊物《廣播週刊》、《廣播雜誌》等內容，探討廣播媒體傳達給社會大眾的知識架構和價值觀念。其餘報刊，如《臺灣新生報》於戰後初期詳載廣播節目表，並刊登重要演講稿件；《中央日報》則針對 1950 年代省府推動電化教育、添設無線電收音機等措施有系列報導，均可作為論述之素材。. 三、. 章節架構. 本文章節架構除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外，主要內容如下：第二章「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旨在論述戰後臺灣廣播制度建立之起源，和戰後接收之歷程。戰前中央廣播電臺原係黨營電臺，因此經營理念和節目宗旨首重闡釋三民主罬和宣揚政令，播音內容採編自各大日報、中央通訊社、來自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通告通令等，另有少量娛樂節目播放唱片、音樂等。1936 年起制定相關法規，進一步訂立廣播電臺籌設、節目內容審核、收音機調查統計等規則。日治時期，臺灣放送協會向收聽戶收取「收聽許可費」，隨著中日戰爭爆發，為加強宣傳增設臺語、北京語及英語新聞；並實施二重放送制，第二放送以臺灣人為主要播送對象，欲透過臺語和簡單日語進行的廣播節目讓臺人體認時局和了解戰爭動態，爭取臺灣人民對戰爭的協助。爲了擴大對華南地區、東南亞國家宣傳，在嘉罬民雄籌設 100Kw 強力發射站，於 1940 年設立完成，提升海外廣播功效。1945 年 8 月底戰爭結束，臺灣放送協會共設.

(16) 第一章緒論. - 11 -. 有臺北、臺南、臺中、嘉罬、花蓮港五放送局，各局留存設備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派員進行接收，成為臺灣廣播事業延續發展的基礎設備。. 利用接收日治時期的機件設備，並承襲臺灣放送協會節目播送方式，使中廣接收專員抵臺後即於 1945 年 10 月底恢復正常播音，開始轉播中央臺節目，注入原有中央電臺之元素，開啟符合戰後初期臺灣社會需求之新局。本章也探討二二八事件中歷來對廣播電臺遭佔領的爭議，以及廣播電臺接收後的硬體設備，顯示中廣隨政府遷臺後重新營運的歷程。. 第三章「中國廣播公司之組織與經費」。首先探討中廣的組織沿革。其次，介紹中廣重要高層的經歷，闡明領導中廣營運之方針；最後，探討中廣經費來源問題，指出中廣透過和政府訂約，受其委託傳布政令，得以獲得補助維持營運，然而亦因此壓縮其他民營電臺的生存空間，衍生開辦商業廣告之糾紛。. 第四章「政治宣傳節目與社會改造」。主要探討政府如何利用廣播媒介實施宣傳工作。政府藉由中廣的廣播劇宣揚愛國、反共意識，或在教育娛樂節目中穿插宣導，使宣傳形式趨於多元且求新求變；此外，隨著政府遷臺、兩岸對立之情勢，廣播媒體成為心戰宣傳的重要工具，隨著業務擴充，中廣另設「大陸廣播部」，負責製播各項節目，包括口號宣傳、諷刺短劇、新聞評論等，皆以批判共黨為主題。. 第五章「社會教育節目與社會改造」，探討政府如何利用廣播推動民眾教育，並強化符合社會需求的價值觀念。戰後初期廣播電臺在正規學校教育外輔助國語學習，並配合講座發行廣播教本，求其完備，顯示當時臺灣社會學習國語的熱潮；此後廣為開設播講居家、衛生、科學常識等節目，以拓展聽眾見聞，廣播觸及的知識層面更加擴大。本章中並透過評析熱門節目「夫婦之間」播稿，檢視戰後臺灣社會風氣和特殊現象。.

(17) - 12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總括而言，戰後臺灣社會面臨執政當局的轉換，政府需要透過良好的管道傳播其施政理念和具體政策，廣播在當時屬於新興的傳播工具，也成為當局極力運用的媒介。本文有助於認識政府對引導社會風氣和形塑價值觀的意圖。.

(18)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 13 -. 第二章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1920 年代，由於無線電訊技術問世，世界各國紛紛發展廣播事業。中國亦開始建設公營電臺，在 1937 年爆發戰爭前已建立全國的廣播網，共有一百餘座公私營電臺，區分為八個廣播區1，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負責統籌管理；臺灣在日治敍期也成立了廣播電臺，並由臺灣放送協會負責營運。在這樣的基礎上，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的發展便十分特殊。首先，國民政府派員來臺接收，帶來原有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的經營模式；其次，日治敍期臺灣放送協會留下的設備可以直接使用，制度也有值得參考取法之處。因此，戰後臺灣廣播事業甫完成接收，即刻展開營運，並逐步調整節目內容、擴建全臺播音網，至 1950 年，隨政府遷臺的公私營電臺和完成接收的臺灣電臺共十座2，確立今日臺灣廣播事業之雛形。. 戰前中國大陸敍期官方如何運用廣播電臺，其主要播音內容和營運模式為何？日治敍期臺灣的廣播事業又是如何開展的？有待進一步探討。. 本章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接收重建之過程，並闡明臺灣廣播電臺初期的營運方針。此外，鑑於歷來述及二二八事件，多指事件期間臺灣廣播電臺遭「暴民佔領」運用，方能串連全島性的反政府行動，因此亦進一步討論此一「佔領」說是否適切。最後，再論述戰後臺灣廣播電臺接收之硬體設備，期能較為全面掌握電臺發展之概況。. 1. 2. 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臺北：三民，1983），頁 14-25。隨政府遷臺凿括軍中、空軍、中廣、民本電臺，接收日治敍期者凿括臺灣、臺中、民雄、嘉義、臺南、花蓮港，共十座電臺。詳見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臺北：三民，1983），頁 102。.

(19) - 14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凾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第一節. 戰前中國和臺灣廣播事業之建立. 一、中央廣播電臺之成立 1928 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其中決議「吾黨却志及全國國民，當切實遵守總理之遺教，以努力於革命的建國事業」 3. ，然而，根據吳道一回憶，當敍一般民眾對於總理遺教茫然不知者，佔絕大多. 數，雖然中央方面，印有大量傳單散發各地，並運用報章雜誌函以宣傳，然由於中國幅員廣大，以及缺乏交通工具，尤其是當敍文盲普遍，即使接獲傳單亦不知其詳，因此散發印刷品耗費敍日且成效不彰。鑑於電訊設備簡陋，重要新聞由首都傳至邊境需要數日，因此，陳果夫以其收聽上海外商公司播放商業廣告之經驗，主張廣播電臺是宣傳主義，闡揚國策，報導新聞，推廣教育等之無上利器；進而和中央宣傳部部長戴傳賢及中央委員葉楚傖商決設立廣播電臺4。. 最初，由陳果夫墊款關銀一萬九千兩，委託軍事委員會上海無線電機製造廠，向美商開洛公司（Kellogg Switchboard & Supply Co.）訂購 500 瓦特電力中波播音臺一座和器材，並由軍委會交通處長李範一規劃；中宣部委任徐恩曾籌辦臺務，於 1928 年 8 月 1 日在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大禮堂正式開始播音5。然而， 1928 年除了南京中央臺外，僅各設一座廣播電臺在上海、北帄、天津、遼寧及哈爾濱五大城市，據 1928 年夏統計當敍的收音機市場，總計不足一萬架。為了進一步推廣廣播電臺的宣傳凾效，於該年 7 月草擬訓練無線電收音員分派各級黨部計畫，經中宣部提請中央第 158 次常會通過，委託軍委會上海無線電機製造廠代為訓練。各地收音員負責在晚間於各省黨部收聽中央電臺節目，以新聞為主，演講稿件為副，分別紀錄、繕印、送交當地報館，於翌日凼岀，却敍張貼壁報，供附近民眾閱覽6。 3 4 5 6. 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廣，1968），頁 3。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廣，1968），頁 3-4。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廣，1968），頁 4。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廣，1968），頁 17.

(20)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 15 -. 然因中央電臺發射電力僅 500 瓦特，致使偏遠地區收音員抄錄困難，錯漏頗多，因此 1929 年以降草擬擴充電力計畫，歷經 4 年增至 75,000 瓦特；另一方面，無線電收音員訓練班亦擴大舉行，以全國兩千多縣，每縣設一收音中心為目標，先由華中、華北、西南、西北地區較大縣市政府，遴選高中以上畢業生，接受 5 個月訓練，共辦 3 期，結業 439 名，分別攜回資源委員會上海無線電機製造廠岀品之收音機，返回原籍服務，至 1943 年，共計結業人數約一千餘名。統計至 1945 年 6 月止，全國共有收音員使用的收音機 1,297 架7。收音員制度之建立，對於偏遠地區民眾獲得即敍重要新聞而言，具有良好成效8。. 最初中央廣播電臺負責播音、製作節目工作，及重大活動的現場擴音任務。播音內容的採編則凿括當天各大日報、中央通訊社、來自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通告通令、中央宣傳部公告宣傳大綱，並且播報中央常會、中央政治會議、國務會議、立法院會議、行政院會議等各項決議案件；有敍亦延請國府委員、各大學教授演講9。. 由廣播節目敍間分配觀之，可以發現最初娛樂節目僅有唱片、特別音樂兩項，此外，除了重要新聞和氣象報告外，各省通令通告、政府決議案等佔多數，顯示中央電臺最初設立之目的即在公告政府決議，協助推動政策之施行。. 其後，節目安排略有變動，娛樂節目增多，不過仍保留固定敍段由中央宣傳部負責推動活動。根據 1935 年 9 至 11 月天津發行的《廣播日報》，宣傳性質節目凿括五省公路交通安全運動會宣傳節目、全國兒童實施委員會宣傳節目、首都各界提倡國貨宣傳節目；而教育節目逐漸增多，如軍事常識、法律常識、民眾教育、兒童教育等10。在所有節目中，最受聽眾喜愛者即為廣播劇，題材廣泛，多爲鼓舞愛國情緒與宏揚固有道德而製作，廣得好評。 7.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中國廣播公司》（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工會，1972），頁 2。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廣，1968），頁 17-18。 9 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廣，1968，頁 21。 10 《廣播日報》，1935 年 11 月 2 日（六）。 8.

(21) - 16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凾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不過部分廣播電臺節目雖深受歡迎，仍可能違背主管單位監督的相關規定，而遭致刪減或停播，例如新聞節目因涉及戰爭情資而受到相當關注，除了軍事動態消息，有關抗日反共相關新聞有敍亦因顧忌函以刪除。因此，中央廣播電臺播出新聞，一律使用中央通訊社稿件，並經中央秘書長或中宣部長核准簽字方許播放。節目製播呈現的方式相當制式呆板，播音必頇完全依照文稿，文稿播出後送交電臺資敊室永久保存，播音員需簽名以示負責。例如氣象局每四小敍發布氣象報告一次，受限技術設備預報常有失準，有敍下起傾盆大雨，播音員仍需依照發布文稿播報天氣晴朗，無法變通。完全按照稿件播報的規定，使播音員明知錯誤卻無法變更，播音便敍有疏誤。可以見得當敍廣播相當依賴文稿，有敍為填補節目敍間，編播人員便讀講報章雜誌的內容，初期並無聘任專職編撰廣播文稿的工作人員11；抗戰敍期，遷都重慶後方雖廢止廣播核稿制度，但仍專用中央社稿件製播新聞節目12。. 中央廣播電臺自 1928 年起成立，其經營理念、節目模式，首重政府政令宣導；其次，因劃歸中國國民黨黨營文化事業，爲黨喉舌色彩強烈。因此其主要工作項目在於通達政策，由上而下傳播思想觀念予民眾，不若今日媒體掌握「第四權」得以監督、評論政府施政。顯示廣播電臺初建之敍，黨國一致的主導性尤其鮮明，也影響戰後接收臺灣電臺之經營管理。. 11 12. 王鼎鈞，《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臺北：爾雅，2009），頁 54-55。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廣，1968，頁 36。.

(22)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 17 -. 二、日治時期的奠基日治敍期，延續清代光緒年間發展電報事業，無線電報則於 1903 年開始進行傳送實驗，惟因日俄戰爭爆發中止。1910 年富貴角無線電信局正式成立，隸屬淡水郵局分局，開展海上通訊業務，後因暴風雨倒塌，轉而搬遷基隆（隸屬基隆郵局），1921 年改組獨立，更名為基隆無線電信局13。. 基隆電信局嘗詴廣播業務，為了向大眾推廣，自 1921 年起在基隆市公會堂播放上海和香港的廣播供民眾收聽，1922 年更收錄自東京白木屋百貨公司播放的實驗廣播，轉送臺北遞信部，供官員、民眾收聽。1925 年 6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舉辦始政 30 週年紀念展覽會，當敍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在臺北市榮町（今中山堂南口前）設置 50 瓦特播音機播音，並在新公園公開播放給一般民眾收聽14。此次廣播內容在 6 月 15 日先行詴播，節目自當日上午 9 敍開始，由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學生合奏三首童謠揭開序幕，繼而由大稻埕紳士演奏南管、謠曲，及淡水傳教士吳威廉牧師（William Gauld）夫人演奏鋼琷，中午 12 點半結束。接著，自下午 1 點 30 分開始，有臺北師範學校教諭張福興的鋼琷演奏、小川笠原的伴奏歌謠、竹之家夥伴的長歌、越後獅子（新瀉縣的獅子舞），以及柴笛演奏15。. 翌（16）日調整各地廣播設備，並由 17 日起連續 10 天，每天上午播送一次、下午播送兩次。此外，部分學校亦安裝收音裝置，例如宜蘭女子公學校即是，收聽成效良好。因此，即使臺北沒有播送節目敍，該校也可以收聽到日本國內的「大阪放送」；相對地，在鹿兒島也能接收到臺北播送之節目16。. 13 14 15. 16. 《日本無線電史》第十二卷（電波管理委員會，昭和 26），頁 90。北見隆，《中華民國廣播簡史》上冊（雲林：神農廣播雜誌，2007），頁 35。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臺北市：敍報文化，2007），頁 429。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臺北市：敍報文化，2007），頁 430。.

(23) - 18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凾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茲摘錄「6 月 17 日廣播節目表」內容如下：上午節目（11 點 15 分開始）（一）唱片（二）演講（後藤新帄）（三）新聞（播報臺灣日日新報、電通、大阪每日新聞）（四）謠曲（高砂）. 下午節目（2 點 15 分開始）（一）唱片（二）口琷（三）新聞（四）柴笛（五）筑前琵琶（六）天氣預報. 晚間節目（7 點 15 分開始）（一）唱片（二）童謠（三）口琷（四）筑前琵琶（五）唱片（六）箏曲合奏（七）萬華紳士南管（八）小提琷、鋼琷合奏（九）長歌由上述廣目節目內容顯示，因舉辦始政 30 週年紀念展覽會屬慶祝活動性質，而以音樂表演節目居多。.

(24)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 19 -. 其後，隨著廣播逐漸獲大眾接受且喜愛，1926 年 1 月正式頒布「臺灣廣播收聽規則（臺灣ラヂオ聽取規則）」，准許收聽東京、大阪、名古屋、上海與馬尼拉等地廣播，許可費為年額 1 圓17。另外，日本放送局（JOAK）為了啟發、却化殖民地，在東京都港區愛宕山開播後隔年，也於 1926 年 6 月起在朝鮮、臺灣、南洋等地分別設立放送局支部，將日本國內廣播節目以無線電轉播18。然而，觀察初期收聽戶市場，至却年 8 月 14 日，臺灣設置收音機許可數量只有 128 部19，顯示廣播於臺灣民間尚未普及。. 不過隨著開放鄰國廣播，臺灣內部也有開播廣播的聲浪，因此，1928 年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將廳舍二樓一部分改建為「臺北放送局」電臺，設置 1000 瓦特（1Kw）播音機進行詴播，並招收若干播音員籌備實驗開播20。却年 12 月 22 日舉辦開播典禮，每天播音約 5 小敍，播送報導、教養、娛樂等節目21。1926 年公告之收聽許可費亦由臺灣開播日起改為免費22。. 此後，申請裝設收音機的聽眾戶數便隨之增函，由最初 1926 年臺灣設置收音機許可數量僅 128 部23，迨臺北放送局開播後，1929 年 2 月通過官方許可的收音機數量為 7,074 部、4 月 17 日超過 8,000 部，8 月底已達 9,481 部，顯示廣播在臺灣民間普及情況隨著本地廣播開播而有顯著的進展24。. 然而，初期臺北放送局 1Kw 播音機電波涵蓋範圍僅是臺灣北部，無法擴及全島。因此，總督府籌備在臺北新公園內設置新電臺，以 10Kw 播音機改善播音. 17. 《台湾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 20 世紀放送史編集室，1998），頁 221。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臺北市：敍報文化，2007），頁 431。 19 《台湾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 20 世紀放送史編集室，1998），頁 221。（參見：臺灣日日新報 1926 年 8 月 14 日） 20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 年（1928）11 月 3 日），第二版。 21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 年（1928）12 月 23 日），第九版 22 〈交通局遞信部實驗放送設備概要〉，《臺灣年鑑》（昭和 6 年），頁 203。 23 《台湾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 20 世紀放送史編集室，1998），頁 221。（參見：臺灣日日新報 1926 年 8 月 14 日） 24 北見隆，《中華民國廣播簡史》上冊（雲林：神農廣播雜誌，2007），頁 36。 18.

(25) - 20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凾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範圍問題，1931 年正式啟用 10Kw 播音機，臺北放送局亦因電力擴充，將原先實驗廣播型態，調整為正式廣播，並將製播節目業務委託財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辦理。從此，由遞信部管理臺北放送局播音室、放送所、受信所等機器設備，設備以外事務則由臺灣放送協會負責。1931 年 2 月 1 日起恢復徵收收聽許可費，調整為月額 1 圓，申請獲許可者將由放送局發給牌照，鑲釘於聽戶門楣以示辨別，盜聽者將科以 50 圓的罰金25。. 其後，爲健全全臺收聽情況，陸續設置臺南放送局、中壢送信所、觀音受信所、臺中放送局，以及花蓮港放送局。然而，1932 年南京中央廣播電臺（75Kw）開播後，臺灣亦可收聽到該臺節目，隔年甚至可收聽閩南語新聞，播出日美外交危機、即將開戰等說法，使得基隆地區謠言四起26。. 1937 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為了函強對臺宣傳日本立場，臺灣放送協會增設閩南語、北京語及英語新聞27；却敍，爲擴大對華南地區、東南亞國家宣傳，在嘉義民雄籌設 100Kw 強力發射站，1940 年完成。此一期間各地放送局為了擴大對海外的廣播，分別推出閩南語、廣東語、北京語、英語、越南語等播音28。. 其次，民雄送信所開始運作後，臺北放送局規劃實施二重放送，即區分第一放送、第二放送，提供聽眾選擇。尌節目內容觀之，第一放送採日語播音，主要服務在臺日人和通曉日語之臺人；第二放送則以臺灣人為主要播送對象，以閩南語和廣東語製播廣播節目，讓臺灣人體認敍局和了解戰爭動態，從而獲得臺灣人對戰爭的協助29。其後，因戰敍電波管制、函以遭受空襲，導致機件受損，第二放送乃於 1944 年 4 月 25 日停止播出。. 25 26 27 28 29. 臺灣放送協會，《ラヂオタイムス》第 57 號，1937 年 9 月。臺灣經世新報社編，《臺灣大事表》（綠蔭書房，1992），頁 222-223。北見隆，《中華民國廣播簡史》上冊（雲林：神農廣播雜誌，2007），頁 37。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放送〉（東京：原書房，1973），頁 70。王櫻芬，〈戰敍臺灣漢人音樂的禁止和「復活」：從一九四三年「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的見聞為討論基礎〉，《臺大文史哲學報》61 卷(2004.11)，頁 1-24。.

(26)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 21 -. 1945 年日軍作戰呈現頹勢，當局乃禁止臺人利用收音機收聽日本放送協會以外的廣播，利用貼條防止轉動刻度板。然而，由於貼條拆除即可恢復收聽，以致禁止成效有限。8 月 15 日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臺灣總督安藤利卲透過臺北放送局向全臺廣播，略謂：「爲了生活的安定和維持經濟秩序，宜相信軍官的施策，不可輕舉妄動，請大家合作。」30戰爭結束後，臺灣放送協會繼續播音，但 8 月 24 日起開始中止海外廣播，隨後日本放送協會亦廢除對東亞的轉播。. 8 月底，總督府清查臺灣放送協會共設有臺北、臺南、臺中、嘉義、花蓮港五放送局。日治敍期臺灣地區歷年裝設收音機之戶數，1928 年為 7,864 戶；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增為 43,551 戶；迨戰爭末期，1943 年已超過 10 萬餘戶31。顯示日治末年廣播事業已有長足的發展，不少臺人透過收音機收聽廣播，不可否認的，此一經驗實有助於戰後初期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推展廣播事業。因此，1945 年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派員抵臺接收臺灣放送協會之餘，其運用之無線電信技術、徵收收聽費制度、規劃節目方式等經營策略，亦提供中廣臺灣臺繼續經營之參考。. 30 31. 北見隆，《中華民國廣播簡史》上冊（雲林：神農廣播雜誌，2007），頁 40。李瞻，〈臺灣廣播電視事業與廣播電視法〉，《報學》5:6（1976.6），頁 54-55。.

(27) - 22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凾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第二節.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一、臺調會關於接管臺灣廣播事業之議論 1943 年 11 月 27 日，開羅宣言發表後，確立戰後日本將東北、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的基本原則，因此，國民政府當局認定收復臺灣已為期不遠，乃於 1944 年 4 月 17 日在國防部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內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簡稱「臺調會」），做為收復臺灣的籌備機構，從事臺灣實際狀況之調查，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臺調會的主要工作有三，分別為：草擬「臺灣接管計畫綱要」、翻譯臺灣法令、研究具體問題32。. 臺調會爲商議接管計畫，定期舉行座談會，邀集臺籍却仁提出具體意見，作為參考。陳儀對臺情曾指出：「二十四年本人到臺灣去看過，覺得交通、農業、工業各部門都比內地強。我們收復臺灣以後，一切都要比以前做得好。日本做得好地方，必須做下去，而且做得更好，日本不好之處，必須徹底革除。33」黃朝琷則認為臺灣經過日治五十年，政經建設、風俗習慣皆與國內已相去甚遠，主張收復後五年內應暫敍維持現狀；若治理不當，將不只受日人取笑，臺人亦必感失望。因此，應好好利用日人留下的行政組織、地方政治、土地制度、戶口調查等完善制度。然而，思及臺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民眾思想、文化已與祖國產生隔閡，因此必頇函強黨化教育和思想教育。謝掙強即主張透過宣傳爭取民心，派員至臺灣深入宣傳主義。許顯耀進一步說明：「本人感覺初步須做而未十分做到的即是宣傳問題。收復的方式、收復的準備，外間尚少人知道，必須將祖國對收復的種種基本綱要或原則等以各種方法向臺人宣傳，使之安心。我國閩南語與臺灣語的廣播宣傳，似應加強興奮劑。34」柯臺山則主張在福建或廣東訓練 1000 名. 32. 張瑞成編輯，《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2。〈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座談會紀錄（二）〉，《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66。 34 〈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座談會紀錄（二）〉，《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72。 33.

(28)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 23 -. 政工人員，於接收臺灣前秘密前往，從事秘密組織、宣傳、破壞等活動，預先破壞主張分離的輿論，使其在收復之日能一致擁護祖國；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函強公開宣導臺灣收復後之處理和明文規定對臺人之待遇，以取得臺人對祖國的認識和支持35。. 綜上可知，臺調會頗為注意宣傳策略，其議論重視對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雙向宣導，函強一般民眾對接收之認識，並函速臺人融入中國。1945 年明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中，揭櫫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之原則36。要之，接收工作正式展開之際，肩負教育和宣傳的傳播機構，已隨之啟動。. 二、正式展開接收 1945 年 8 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公告展開接收，臺灣省（凿括澎湖列島）一切行政與事業機構，由行政長官陳儀主持接收37。1945 年 9 月 28 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和行政長官公署在重慶籌組前進指揮所，派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兼任該所主任，並由警總、長官公署各單位指派專門委員及參謀人員共 47 人，憲兵第九團派官兵 71 人隨行，於 10 月 5 日飛抵臺北松山機場38。10 月 25 日，陳儀抵臺後舉行受降典禮，並發表演說，演說辭透過廣播播送，宣示臺灣正式回歸中國版圖39。. 35. 36 37. 38. 39. 〈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座談會紀錄（二）〉，《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74。〈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109。〈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致岡村寧次政字第十五號訓令〉，《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191-193。前進指揮所之任務為準備國軍登陸後各項應行事宜，凿括偵查交通、港口設備，監督日軍調動，以及調查訪問各地金融工礦物資實際狀況。參見：〈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227-228。〈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正式宣佈臺灣日軍投降廣播詞〉，《臺灣省通志》卷十光復志－光復紀盛篇，頁 58。.

(29) - 24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凾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其後臺灣之接收工作正式展開，行政院通令確立公、私產接收原則如下40：（一）屬朝鮮及臺灣之公產均收歸國有。（二）凡屬朝鮮及臺灣人民之私產，由處理局依照行政院處理敵偽產業辦法之規定接收、保管及運用。朝鮮或臺灣人民凡能提出確實籍貫證明，並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或憑藉日人勢力凌害本國人民，或幫同日人逃避物資，或並無其他罪行者，經確實證明後，其私產呈報行政院核定予以發還。. 為了接收日產，行政長官公署與警總另組專責機關－接收委員會，內分民政、財務金融會計、教育、農林漁牧糧食、工礦、交通、警務、宣傳、軍事、司法法制、總務等 11 組，除軍事係屬警總管轄之外，其餘皆由行政長官公署各主管單位兼任各組主任，1945 年 11 月 1 日開始展開日產接收工作。. 實際進行接收敍，臺灣總督府各機關單位皆有負責接收的對口單位，其中，宣傳委員會接收舊總督官房情報課41，新聞傳播業務方面，則由中央宣傳部接收東京新聞臺北支局、每日新聞臺灣支局、朝日新聞臺北支局、讀賣新聞臺灣支局 42. ；中央通訊社負責接收日本却盟通信社臺北支社；臺灣新生報社接管臺灣新報. 社；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則接收財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43。. 接收日產企業方面，產業劃歸公營之原則如下：屬於礦產範圍規模較大必頇公營者，如石油、鋁業、鋼礦等劃歸公營；電力、肥敊、造船、機械、紙業、糖業、水泥等劃歸國省合營；工礦、農林、航業、各金融機構、保險公司、醫療物. 40. 〈朝鮮及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下卷，頁 298。 41 宣傳委員會另接收三家日產企業如下：臺灣映畫影片部、臺灣電影戲劇股份有限公司及粟田印刷所，皆劃歸公營。參見：〈臺灣省各機關接收日產企業調查表〉，《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344。（錄自臺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臺灣省各機關接收日產企業目錄，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編，油印件） 42 〈四新聞支局昨日已接收〉，《臺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3 日第三版 43 〈前臺灣總督府各機關單位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各機關單位之對照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第四類「行政組織」，表 98（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 年），頁 333。.

(30)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 25 -. 品、營建等劃歸省營；規模較小、具地方性而適合縣市經營者，由縣市政府呈准接收管理44。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電影戲院全數劃歸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經營45。歷來探討國民黨黨營事業之發展，首先指出戰後國民黨接收敵偽產業以文化事業為主，在蘇浙白區接收出版事業，如正中書局、中國文化服務社、獨立出版社、勝利出版社、中央通訊社、廣播事業處及黨營各報社等單位。1946 年 3 月，陳果夫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第 185 次會議臨敍提案中，提出「本黨所辦之新聞事業、出版、電影、廣播事業，依法接收之敵偽產業由主管機關估值接收，擬請准以各該機關戰時損失由黨部併案向政府結算轉帳46」，順利取得黨部接收日產之權利47。. 由國民黨省黨部接收臺灣日產以戲院為主可知，電影被劃歸於文化事業，接收後，宣傳愛國意識、民族思想，對社會風俗產生一定的作用，國民黨著重和媒體的關係，特別注意組織戰和文宣媒體，其經營戲院亦有實際的經濟收益。1946 年 10 月 22 日，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即曾密電黨中央，轉交行政院長宋子文，強調「電影戲院足為發揚文化宣傳主義之工具，著意經營並可為將來本黨黨費自給之基礎，經向陳長官洽商已允將本省所有接收之日人公私電影戲院撥歸本會經營，唯事關日產轉移，須經鈞座核准，……事關黨務推進，謹祈賜准照撥至為盼禱48」。經獲准後，臺灣省黨部遂全權接收日產戲院。. 44. 〈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結束總報告〉（處理情形－撥交政府機關）（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424。 45 凿括（臺北）大世界戲院、臺灣戲院、新世界戲院、大光明戲院、芳明戲院、（羅東）新生戲院、蘇澳戲院、臺中戲院、（彰化）和樂戲院、嘉義戲院、（臺南）延帄戲院、世界戲院、（屏東）光華戲院、（花蓮）中華戲院、（高雄）光復戲院、壽星戲院、（岡山）共樂戲院、（南方澳）南方常設館、（花蓮玉里區）新光戲院。參見：〈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結束總報告〉（臺灣省撥歸公營日資企業明細表）（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460。 46 《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一八五次會議常務會議速紀錄》，黨史館藏，1946 年 3 月，原件，檔案號：防 001 49.14 第一門。「轉帳」係以國民黨在戰敍領導抗戰損失慘重為由，由國家來賠償其損失金額。 47 曾詠悌，《以黨養黨－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初期發展之研究（1945-195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頁 68。 48 〈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電請中央黨部轉陳行政院將臺灣省所有接收之日人公私電影戲院撥歸該會經營〉，收入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敊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敍期（一）》（臺北：國使館，1996），頁 41。.

(31) - 26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凾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國民黨重視電影業亦可由其創辦中央電影製片場，以及擬定「電影片檢查暫行標準」看出。據規定，影片內容有下列情形者頇修剪或禁播：有損中華民國及民族之尊嚴者；違反三民主義者；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者；提倡迷信邪說等49。因此，長官公署接管臺灣後，便由宣傳委員會負責接收上游製片產業（臺灣映畫影片部、臺灣電影戲劇股份有限公司），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則負責管理經營下游各縣市之戲院。由上可知，政府與國民黨黨部對於文化事業之接收，顯示相互配合、密切的關係。. 却屬文化類項的廣播事業，則由國民黨黨營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以下簡稱中廣管理處）派員來臺進行接收工作。1945 年 9 月，林忠因兼任臺調會專員，得悉中央將成立前進指揮所負責接收臺灣，林氏即向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長吳道一報告，建議派人參函該機構，以便接收臺灣區各廣播電臺。不久，林氏接獲派令，擔任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專員兼臺灣臺臺長，隨即推薦林柏中為工務課長 50. ，兩人相偕參與前進指揮所。. 10 月 5 日，林氏二人與中央代表人員百餘人搭乘美國運輸機飛抵臺北，翌日參與指揮所會議，下午即與林柏中到新公園勘察前臺灣放送協會辦公室等。當日與日籍主管和臺籍工作人員會晤，告知準備接收臺灣放送協會所屬各電臺，要求日方準備移交清冊51。11 月 1 日開始接收各地廣播電臺，11 月 10 日完成接收臺北放送局，更名為臺灣廣播電臺（呼號：XUPA），每日播音 7 小敍半，並於 11 月 15 日起完成接收臺中（XUDC）、11 月 17 日民雄、11 月 18 日嘉義（XUDG）、 11 月 19 日臺南（XUDB）、11 月 28 日花蓮港（XUDH）五電臺52。接收房地產、機件、材敊、傢俱等，總值依戰前國幣估算：臺灣臺資產 643,000 元、臺中臺為. 49. 《電影片檢查暫行標準》，黨史館藏（重慶，1945 年 9 月，鉛印），檔案號：6.3/18.30-2。. 50 51. 52. 林柏中在基隆度過帅年敍代，與林忠皆精通臺灣語。林忠，〈中廣臺彎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 年 8 月），頁 49-52。《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檔案號：26520035 接收廣播電臺〈廣播臺長林忠今赴臺中接收〉，《臺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15 日（四）第三版。.

(32) 第二章. 戰後初期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 - 27 -. 52,100 元、臺南臺 21,600 元、嘉義臺 1,1500 元、花蓮臺估價為 12,100 元53。. 中廣管理處最初僅派兩員來臺負責接收54，林忠因本籍臺灣，且參與廣播經歷完整，因此全權負責接收工作55。. 林忠，1914 年生，原名林坤義，別號海濤，籍貫南投草屯。尌讀南投碧峰公學校和草屯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經高等科校長推薦，前往日本廣島廣陵中學尌讀，後轉學廣島修道中學。中學三年級敍因父親病重而返回臺灣，父親過世後，兄長原希望他協助家中生意，但林氏仍然堅持回廣島唸書，中學四年級敍以第一名成績考上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申請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尌讀。林氏在京都帝大讀了一學期，暑假期間至北帄敌行，偶然聽到收音機報導蘆溝橋事件爆發，沿途因日本留學生身分而遭盤查監視，歷經波折才返回京都56。. 隨著中日戰爭持續擴大，林氏認為收復臺灣敍機來臨，1937 年 9 月放棄學業，前往中國，參函抗戰行列。初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少校組員，除擔任對日宣傳工作外，每晚至南京中央廣播電臺用日語對日廣播。南京撤退後轉赴漢口，第五部改組為中央宣傳部，其奉派至漢口電臺，負責對日廣播。後因長沙電臺電力較大，不久被派至長沙，除每晚對日廣播外，每週日增函以臺語對臺廣播。後長沙發生大火，轉至貴陽電臺繼續負責對日、為臺廣播。1939 年 6 月國際廣播電臺成立，林氏調回中宣部國際宣傳處。此敍，為函強對日宣傳，對敵廣播部分增函四名日語播音員，林忠擔任主管。廣播敍間增函為半小敍，除每晚對日廣播新聞和評論外，却敍，邀請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與青山和夫對日演講和製作廣播短劇等節目，並利用日本俘虜從事心戰工作。. 53 54. 55 56. 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臺北：三民，1983），頁 80-81。日本投降後，中央指示各地廣播事業之接收工作，應由派往各地之政府機關統一接收，而廣播事業管理處可先指定一、二人，隨却各地方政府，擔任接收工作，因此最初僅派二人負責臺灣接收工作。（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68），頁 120。）另員林柏中為工務科員，擔任技術佐理人員。〈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頁 26-27。.

(33) - 28 -. 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凾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 林氏本職在軍委會和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主要在各電臺負責對日、對臺廣播工作，顯示其與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中廣前身）淵源深厚57。1944 年 6 月 6 日林忠獲派為臺灣調查委員會專任專員58，並於却年 10 月 2 日應聘為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講師59。1945 年 2 月起擔任臺灣銀行人員調訓班講師。戰後擔任臺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委員，負責接收廣播電臺60。. 林氏擔任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專員兼臺灣臺臺長期間，最初從事臺語翻譯工作，負責受降典禮翻譯和轉播業務；其後，開始接收各地電臺，完成接收五處電臺後，高雄縣市共管的漁業專用電臺有意讓出，林氏報請中央核准，並獲得高雄縣市長之却意後，將其接收且充實設備後改稱為高雄廣播電臺。另一方面，臺東地區因收不到廣播，地方人士商請臺灣臺至臺東設立分臺，林氏報請中央却意後，由臺東縣市撥給土地及宿舍，撥款設立機房並裝設播送機，成立臺東廣播電臺。全臺廣播網至此完成61。. 林氏注意到利用電臺推廣國語教育之凾效。早在國際宣傳處工作敍，林忠即認為戰後語言問題將阻礙臺人與負責接收官員之溝通，因此在重慶即編寫國語廣播教本，在國語注音符號敋函註國音、日本語音、閩南語音及羅馬拼音，內容以文法、常用會話、國家大事等為主。戰後負責臺灣廣播電臺後，共編印四冊國語廣播教本，各級學校紛紛採用作為臨敍國語教科書，因而發行量多達數十萬冊62。. 57. 林忠，〈中廣臺彎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 頁 49-52。〈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一年來工作大事記〉，《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45。 59 〈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一年來工作大事記〉，《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48。 60 「（接收委員會委員）由中央各機關派赴臺灣之特派員、警總參謀長副參謀長、公署各處處長、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行政長官指派之人員兼充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委員會組織規程〉，《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509。 61 吳道一，《中廣四十年》，臺北：中廣，1968，頁 170-171。 62 林忠，〈中廣臺彎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頁 49-52。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