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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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69.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謝金蓉. 第 1 章試過方知難. 在傅雷（1908-1966）一生三十四部譯作裡，傅譯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佔了一半，當可謂主業。在其他的傅譯作品裡，傅譯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一共有《老實人》、《天真漢》、《查第格》三部，雖比不上巴爾扎克譯作的重量，卻也在其全部譯作裡佔了近十分之一的比重，不可小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傅譯評論家羅新璋將傅雷的作品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兩階段，羅新璋並非以政治事件（中國解放）作為傅雷翻譯生涯的轉捩點，他是以「譯筆」來論，依傅雷自己的話，解放前的譯作「還沒有脫離學徒階段」，那麼，解放後呢？羅新璋以 1949 年 6 月在上海初版的《歐也妮．葛朗台》為標誌，從此，傅雷的翻譯進入成熟期，達到新的水平，形成獨自的翻譯風格，卓然成一家之言（隨感 193）。筆者大致同意羅新璋將傅譯作品分為前後兩期的做法，也據此認為，解放後的傅雷，由於接連提出「要求傳神達意」等富有自信的翻譯評論，以為解放後的傅雷已完全脫離「學徒階段」的生澀、欠缺把握。不過，即使已進入 1950 年代的解放後成熟階段，當筆者讀到傅雷欠缺把握的自白時，相當震撼，一連串自認為難以勝任的自剖，完全集中在翻譯伏爾泰的過程裡。依時間的先後，以下筆者整理了四則傅雷的現身說法：. 第一則 1954. 2. 10. 這幾日開始看服爾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強，全靠文章的若有若無的諷喻。我看了真慄慄危懼，覺得沒能力表達出來。那種風格最好要必姨、錢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板、太「實」，不夠俏，不夠輕靈。（傅雷家書 5）.

(2) 70. 外國語文研究第十期. 第二則 1954. 5. 5. 人民文學社要我譯服爾德，看來看去，覺得風格難以傳達，畏縮得很。（傅雷家書 11）第三則 1954. 7. 8. 我近正翻譯服爾德的 Candide……此書文筆簡潔古樸，我猶豫了半年不敢動手。現在試試看，恐怕我拖泥帶水的筆調還是譯不好的。（傅雷書簡 192）第四則 1957. 5.12. 1954 年譯《老實人》，足足考慮了一年不敢動筆，直到試譯了萬把字，才通知出版社。（傅雷談翻譯經驗 44）. 如我有幽默感而沒寫過幽默文章，有正義感而沒寫過匕首一般的雜文，面對著服爾德那種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筆致清淡，干淨素雅的寓言體小說，叫我怎能不逡巡畏縮，試過方知呢？《老實人》的譯文前後改過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傳出多少還是沒有把握。（傅雷談翻譯經驗 45）. 從第一、二則可以明顯得知，傅雷會翻譯伏爾泰，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主動提出，時間點不會晚於 1954 年年初，因為，傅雷「猶豫了半年」，花了半年的時間讀伏爾泰，2 月、5 月寫給傅聰的家書裡清楚表達了他的「畏縮」和戰戰兢兢。第三則引言出自傅雷寫給宋淇的信，時序進入 7 月，傅雷已經開始動筆，他認為自己「拖泥帶水的筆調」恐怕是譯不好的。第四則的引言相當著名，先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引用過，1957 年，傅雷在《文藝報》發表〈傅雷談翻譯經驗〉，他承認《老實人》改過八道，坦然揭露自己並沒有十分的把握能傳達原作的精神。傅雷發表這段談話時，他已譯峻三部伏爾泰作品，並且皆能在 1955、1956 年順利由人民文學出社出版。翌年，傅雷被錯劃為右派，一直到 1962 年，帽子摘掉了才能繼續出書（由人民文學出版譯自巴爾扎克的《攪水女人》）。雖然說出版過程的順利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譯者的自由意志，而是與外在的政治環境比較有關。不過，傅雷對於自己譯作的自評裡，特別對翻譯伏爾泰感到「畏.

(3)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71. 縮」、「沒有把握」，這令筆者感到非常好奇。傅雷的擔心集中在兩方面：第一，他擔心自己比較不能表達故事性不強的諷喻作品；第二，他認為自己的文字比較厚實、硬板，不夠輕靈輕俏，拖泥帶水的筆調是無法傳達伏爾泰的。傅雷這兩段關於翻譯伏爾泰的自評，在他所有的翻譯評論裡，無論是一般性的理論或針對自己譯作的論評，顯得相當突出，他誠懇面對自己的弱點，坦然揭露自己並沒有十分的把握能傳達伏爾泰原作的精神。這樣的傅雷，似乎與翻譯巴爾扎克、翻譯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時候的傅雷相距甚遠，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到底，傅雷為什麼要譯伏爾泰呢？傅譯三部伏爾泰作品皆在「解放後」和錯劃為右派之前的 1954-1956 年間，在他寫給宋淇（1919-1996）的信裡，除了提到「猶豫了半年不敢動手」的憂慮之外，他也說道：一直譯巴爾扎克太緊張，中間得譯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讓他在精神上調劑調劑（傅雷書簡 192）。不過，若據此推論傅譯伏爾泰僅作為「調劑」，並不完全，正如傅雷三番兩次的自剖，翻譯伏爾泰一點兒都不輕鬆，從他的回顧說法「原作的精神究竟傳出多少還是沒有把握」甚至可以導出一個暫時性的推論：在所有的傅譯作品裡，傅譯伏爾泰可能是譯者最沒有把握的作品。此外，傅敏在〈回憶我的爸爸傅雷〉裡的說法也值得參考。傅敏認為，傅雷翻羅曼．羅蘭、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是想把不同風格的法國作家的作品都搞個樣品出來」（36），作為啟蒙主義代表人物的伏爾泰能夠出現在傅雷的法國作家選單裡，並不讓人意外。不過，傅譯伏爾泰的緣起，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傅雷在家書裡寫出來的「外部語境」（extrinsic context）：「人民文學社要我譯服爾德」。傅譯巴爾扎克也出於類似的「外部語境」，傅敏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金聖華訪問時，說出了很重要的一段話：「翻譯巴爾扎克主要是考慮到政治問題，當時國內的情況，翻譯巴爾扎克最安全，如果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不一定會翻譯巴爾扎克，但是他翻了，也很喜歡」（金聖華傅敏訪問記 55-56）。傅雷翻譯巴爾扎克和伏爾泰的緣起，和政治環境作為內容的「外部語境」脫不了關係；有趣的是，傅雷因翻譯巴爾扎克而成為大家，如他自己所說，「理想的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傅譯巴爾扎克彷彿讓巴爾扎克進行中文寫作；然而，另一方面，伏.

(4) 72. 外國語文研究第十期. 爾泰讓傅雷感到畏縮、欠缺把握，他並未因翻譯伏爾泰而喜歡上伏爾泰，究竟，傅雷和伏爾泰之間進行了怎麼樣的對話？. 第 2 章坦白少年？老實人？伏爾泰與《老實人》的漢譯史. 1930 年代起，傅雷初展開翻譯生涯，他選擇羅曼．羅蘭的傳記著作《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作為翻譯工作的起點。除此之外，法國小說家暨傳記作家莫洛阿（André Maurois, 1885-1967）的作品也獲得他的青睞，他先翻譯莫洛阿的《人生五大問題》、《戀愛與犧牲》，1936 年時，他翻譯莫洛阿一系列著名的傳記著作之一 Voltaire，以《服爾德傳》為書名，在同一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極可能是中文世界裡第一本伏爾泰傳記。歷來有關 Voltaire 的姓氏中譯相當多種，而且，傅雷並不是第一位翻譯伏爾泰的譯者，在他之前，陳汝衡（1900-1989）、徐志摩（1897-1931）已有譯作，一樣都譯了 Candide。台灣也有兩個譯本，孟祥森譯的《憨第德》與方瑜譯的《贛第德》，也就是說，Candide 一共有五個中文譯本，。陳汝衡，本名陳鈞，字汝衡，又作如蘅。祖籍鎮江，生長在揚州，他具有多方面的成就，著述相當多，其中，以《說書史話》、《吳敬梓傳》最為知名，是一位富開創視野的文學史家。青年時代的陳汝衡考上位於南京的東南大學英文系，受教於吳宓（1894-1978）。吳宓當時才三十歲，卻已是引入西洋文學的權威了，他很看重英文系學生陳鈞，邀他為自己創辦的《學衡》撰稿，陳鈞一共在《學衡》上發表過八篇譯文，其中有三篇是分三期（第 22、25、28）連載的《坦白少年》，也就是 Candide 的第一個中譯文本，時間是 1923 至 1924 年。《坦白少年》後來結集出書，吳宓替學生的譯作所寫的兩萬字序文〈福祿特爾評傳〉，這一段師生佳話，《吳宓自編年譜》的 1923 年條下已有明確的記錄。 Voltaire 的姓氏中譯，也以吳宓的「福祿特爾」首先出現於中國文壇。陳汝衡翻譯《坦白少年》時，不過是英文系學生而已，他根據 Candide 英譯本翻譯，吳宓再用法文原文本替他詳校。吳宓除了幫學生陳汝衡修潤譯稿，譯稿裡的註釋也出自吳宓。《坦白少年》在《學衡》刊出後，後來和另兩篇陳譯的伏爾泰小說一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為《福祿特爾小說集》。晚年時候的陳汝衡，為了紀念師恩，希望上海譯文出版社能重新出版《福祿特爾小說集》，除了.

(5)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73. 讓當代讀者看看吳宓的序文力作，也讓吳宓的精湛注解能和讀者見面。那是 1980 年代初的事，不過，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答覆頗令陳汝衡失望，他們認為，市面上已經有另一個譯本，不需要再重印《福祿特爾小說集》。這裡提到的「另一個譯本」，或許會讓人先想到傅雷的《老實人》，其實不然，出版社指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在 1982 年重印的《贛第德》，1重印的根據是 1927 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由徐志摩翻譯的《贛第德》。傅雷的《老實人》是在 1955 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1990 年代後，安徽人民出版社再印行新版，更近的版本是 1998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傅雷譯梅里美／服爾德名作集》。從陳汝衡的《坦白少年》與徐志摩的《贛第德》重印較勁能夠得知，Voltaire 在中國的接受史與《老實人》的漢譯脫不開關係，陳汝衡將 Voltaire 譯為「福祿特爾」，徐志摩則是譯作「凡爾太」，傅雷並不苟同，他在《服爾德傳》的「譯者附識」裡開宗名義強調：「服爾德（Voltaire）時人多譯作福祿特爾，鄙意與原文讀音未盡相符，因援用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譯名。」（傅雷服爾德傳 615）據此可知，傅雷認為「福祿特爾」的譯法，並不符合原來的法語發音，不過，他並不新創譯法，他在「譯者附識」裡繼續說，「凡外國人名之已有實際應用者較有普遍性，似不必於文字上另用新譯」，他考量外國人名在接受地傳播的普遍性，認為不必新譯，但舊譯「福祿特爾」並不好，「福祿特爾」就是吳宓校訂《坦白少年》時替 Voltaire 所下的譯名。因此，傅雷另溯其他譯法，1920 年在北京成立的中法大學，一度時興以法國哲人的名字替學校裡的學院命名，先後出現孔德學院、居里學院，1925 年，文學院亦改名為服爾德學院，到了 1931 年才又改回文學院。傅雷採用中法大學的譯法，將「服爾德」作為 Voltaire 的中譯。「十八世紀是服爾德的世紀」，這是《服爾德傳》的主調，透過這本書的翻譯，傅雷對伏爾泰有了基本的認識，如同書中所說：「十八世紀是……歐洲的尤其是法國的全盛時代……這一切特點都集於服爾德一身」（傅雷服爾德傳 711）。在服爾德眾多著作裡，莫洛阿也引用了伏爾泰本人對思想小說的看法：「這些小型的哲學小說，都是為證明一部分道德真諦而幻想出來的，作風很輕快靈動。」（傅雷服爾德傳 661）伏爾泰起先拒絕出版，他認為「這種小玩意兒是 1. 此部分訊息得自於陳汝衡學生韋明鏵的文章〈憶吳宓弟子──陳鈞師〉。.

(6) 74. 外國語文研究第十期. 不值得出版的」，文學史的發展卻證明了伏爾泰認為不值得出版的「小玩意兒」，反而是後世讀得最多的伏爾泰作品。這些「小玩意兒」是伏爾泰定居法爾奈（Ferney）時期最主要的著作，包括 Candide、L’Ingénu、Zadig 等，當傅雷在 1936 年翻譯《服爾德傳》時，他將 Candide 譯為《剛第特》，將 L’Ingénu 譯為《老實人》，他直接把 Candide 音譯為剛第特，並未多加說明（服爾德傳 685-688）。從現有的文獻史料，並不能十分確定傅雷讀過徐志摩、陳汝衡的譯本。1954 年他譯出整本的 Candide，並將之命名為《老實人》，傅雷特地在書裡寫了一篇「關於譯名」說明，為什麼他將原來替 L’Ingénu 想出來的中譯書名《老實人》，在 1950 年代時給了 Candide；而替 L’Ingénu 另取書名《天真漢》？傅雷相當清楚自己的一致性出了一點問題，因此他言明在先：. ……“戇第特（Candide）”在原文中是個常用的字（在英文中亦然），正如《天真漢》的原文 Ingénu 一樣，作者又在這兩篇篇首說明主人翁命名的緣由，故不如一律改用意譯，使作者原意更為顯豁，並且更能傳達原文的風趣。（老實人 191）. 傅雷以意譯的方式，以「老實人」作為小說書名和主人翁的名字，在 Candide 的漢譯課題史上，並非首創，陳汝衡也是同樣的方式，他將主人翁 Candide 譯為「坦白少年」，小說書名也一樣是《坦白少年》，「坦白少年」由坦白、少年組成，這在中文裡比較屬於文章用語。「老實人」比較不一樣，傅雷對白話文運動的看法，在他寫給宋淇的信裡陳述得很清楚，他認為充滿新文藝腔的白話文，剛剛從民間搬來，無非是把北方話的生命與靈魂去掉，是一種「假」語言、人工語言，缺乏文藝價值。2他對白話文的使用是很謹慎的，將 Candide 改為意譯，傅雷這一步跨得滿大的。另一方面，徐志摩直接以音譯。三者的區別，再加上台灣兩個譯文版本的題名和作者名中譯，以下列簡表呈現：. 2. 傅雷，《傅雷書簡》，頁 174，發信日期是 1951 年 4 月 15 日。.

(7)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75. Voltaire 與 Candide 漢譯簡表年份. 陳汝衡． 1923-. Voltaire 中譯. Candide 中譯. 語言. 福祿特爾. 坦白少年. 陳用英譯本翻譯，吳用法文本校. 吳宓. 1924. 徐志摩. 1927. 凡爾太. 贛第德. 從英譯本翻譯. 傅雷. 1936. 服爾德. 剛第特. 從法文譯《服爾德傳》. 1954. 服爾德. 老實人. 從法文譯《老實人》. 1976. 伏爾泰. 戇第德. 前半本從英譯本翻譯，後半本從. 方瑜. 訂。陳譯正文，吳寫註釋. （台灣）孟祥森. 日譯本翻譯 1980. 伏爾泰. 憨第德. 從 Robert Adams 英譯本翻譯. （台灣）. Candide 不僅是法國文學史的傑作，也是西方文學史一部必讀的經典（compulsory reading）。自從 1759 年在日內瓦初版，到了 2009 年恰逢出版 250 年紀念。Candide 的譯介史也可以當成瞭解作品流播的一個切入面，以英文翻譯來說，每幾年就會有一個新譯本，不同時代的譯者所寫的譯者說明或導讀，每每可反映出作品與時俱進的新生命。以較近的例子來說，2005 年耶魯大學出版社新推出 Candide 的英譯本，學者 Johnson Kent Wright 所寫的導讀呈現了當代視野裡的 Candide。Wright 認為，從思想史的發展來看，十七世紀中葉，來自英國和荷蘭的科學革命家已經為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鋪好了路；法國，經過長久以來的路易十四政權，知識分子渴望新鮮的空氣，一旦啟蒙主義思潮吹向法國，反基督教、傾向自然神論的態度已形成大略的共識，最著名的啟蒙宣傳工具，莫過於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主編的《百科全書》（1751-1772）。一般認為，法國啟蒙主義始自於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在 1722 年出版的書信體小說《波斯書簡》，不過，十八世紀最暢銷的小說，莫過於伏爾泰的《老實人》，另一本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在 1761 年出版的《新愛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Wright xv）。伏爾泰在中文世界的接受史上，吳宓替弟子寫的長篇序文〈福祿特爾評傳〉是較早的發言，反映了 1920 年代中國新式知識分子對伏爾泰和《老實人》的認識，於今觀之，並未褪色，吳宓說道：「福祿特爾著作之最要者，在今日觀之，.

(8) 76. 外國語文研究第十期. 非其長篇巨製之歷史，精心結撰之史詩，而為其出之偶然，最不矜意之短篇小說」（8），此番說法和英語學界的評論旗鼓相當。伏爾泰的傳記作者 A. J. Ayer 也在 1985 年時說過，儘管伏爾泰的名聲從未消減，但除了《老實人》和《哲學辭典》之外，伏爾泰的其他作品，至今已愈來愈少人讀，《老實人》稱得上是至今唯一仍被廣泛閱讀的伏爾泰著作（ix）。就文類而言，Wright 也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老實人》屬於諷刺（satire）小說，它雖然是啟蒙主義的代表作，卻完全稱不上是啟蒙主義的宣傳工具；相反的，《老實人》徹徹底底諷刺啟蒙時代以萊布尼茲為旗手的樂天主義。諷刺小說從來都不是文學史必讀經典裡的主流，西方文學史上歷久不衰的諷刺小說，恐怕是很少的，在這為數鮮少的諷刺小說經典裡，《老實人》的代表性居於其一其二（Wright xx）。. 三，脈絡性轉換：考驗翻譯家的「文化交往」能力. 眾所周知，傅雷的翻譯觀不僅僅停留於忠實與否，他提出「神似」，他在乎「理想的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種種這些，讓傅雷在中國翻譯史上具有一個「轉向」型人物的指標意義，也就是說，自從嚴復的「信．達．雅」說法以降，傅雷是少數富有翻譯思想，能提出翻譯觀，並且讓翻譯觀「轉向」的作家。在二十世紀的外文／中文翻譯活動裡，好的譯作，絕非是兩種語言在真空下進行，而是在兩種文學傳統的語境下進行的。這也是為什麼傅譯的評論不僅分析傅雷對法文的精確理解，另一方面，對傅雷的中文造詣從不敢小看的原因了。羅新璋提出一個與此相關的看法，他認為，傅雷的文藝生涯是譯而不作的，他鮮少創作；但是，在翻譯活動上，他譯而作，且譯且作，是一種有作為的翻譯，以致譯作一直廣為流傳（釋譯作 183-184）。「作」，意思是突出譯者的主體意識，傅雷對於譯入語文化（也就是中文的文學語境與閱讀語境）的掌握，絕非處於被動的、一成不變的、制式的接應而已，從他將 Candide 改譯為「老實人」，便可揣摩他「且譯且作」的態度了。然而，此處所謂的「轉向」，實是探討翻譯活動裡一個很有趣的課題，翻譯理論學者謝天振曾經為文探討翻譯研究進展裡的「文化轉向」課題，也就是說，.

(9)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77. 翻譯研究不應再拘泥於怎樣翻譯才好、什麼才是正確的翻譯，而是應該把重點放在對翻譯的描述上。謝天振引用當代翻譯理論家 Sherry Simon 的說法，譯本到底在做什麼？譯本如何在世界上流通、引起迴響？更進一步說，這是將翻譯作為當代人類最重要的一個「文化交往」3行為的意義、性質、特點去探討，將翻譯作為觀察一種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碰撞，也就是廣義來說的文化研究了（謝天振 223-225）。依照金聖華的說法，書名的翻譯是譯者最見功夫的地方（高老頭 212）。傅雷的《高老頭》、《貝姨》，做到了彷彿是原作者在進行中文寫作，這些人物稱謂都是中文裡的日常語言，卻又是譯者熟悉法文、中文兩種語言之後的發揮，「老頭」的譯法並不是「通俗」二字能簡單解釋，它傳達了一個人社會地位的轉變（金聖華高老頭 211-213）。也可以說，這兩部作品的成功，書名的翻譯佔了大功勞，傅雷讓 Le Père Goriot 變成彷彿就是個說中文的高老頭，這正是譯筆才能成就的「文化交往」。傅雷為了「使作者原意更為顯豁，並且更能傳達原文的風趣」，將主人翁的名字從《服爾德傳》時譯過的「剛第特」，改為意譯的「老實人」，這是他充分瞭解原著之後的體悟。在這部小說裡，主人翁擁有一顆天真的、理想主義的心靈，他的單純信仰被一連串的事件所摧殘，猶能樂天知命。意譯的「老實人」一方面體現了「老實」的美德，二方面也傳達了「老實」偶被用作反諷的說法，點出整部小說的諷刺用意。還有一點很重要，「老實人」是個能泛指任何人的普通名詞，就是原文裡 Candide 的用意；「剛第特」、「贛第德」等種種音譯法卻將這種普遍性隱藏了，音譯後專有名詞化了的譯法，反而偏離了 Candide 原本的詞性。陳汝衡的「坦白少年」譯法也極有特色，「少年」一詞語源極久，樂府雜曲歌辭裡，像是唐朝李白的「少年行」所傳達，充滿「乘肥馬，衣輕裘，馳逐經過為樂」的意象。不過，陳汝衡的譯法，傳達的是富有新文學運動的「少年」啟蒙色彩，更深一層來看，它隱約道出了主人翁歷經打擊之後的成長。擔任過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的艾德禮（Owen Aldridge），博學多采，曾寫過專書 Voltaire and the Century of Light，他認為《老實人》屬於「成長小說的諧擬」（a 3. 最早強調文化交往意義的文學理論家，莫過於法國學者 René Etiemble 艾田伯提出來的 échanges littéraires。.

(10) 78. 外國語文研究第十期. parody of Bildungsroman），歷經劫難仍能保持純真（252），陳汝衡認為應朝「溫和理性之人」、「坦白純真」方向翻譯 Candide，因此譯為「坦白」，也呼應了原文的語境。在地名、人名的翻譯方面，傅雷比較忠實，陳汝衡則是經常有簡化的譯法，例如故事一開始的發生地，傅雷譯為「以前威斯發里地方，森特─登─脫龍克男爵大人府上，有個年輕漢子，天生的性情最是和順。」傅雷依音譯完整譯出 Westphalie 威斯發里和 Thunder-ten-tronckh 森特─登─脫龍克， Thunder-ten-tronckh 是伏爾泰虛構出來的貴族姓氏，用來嘲笑他一點都不喜歡的德文。4徐志摩也是採音譯，他譯為「森竇頓脫龍克」。陳汝衡的譯法改動較多：「當日維斯法里亞省裡，有座雷樹男爵的堡城，城中住了一位少年，講起這人，真是風流溫雅、藹然可親。」《坦白少年》的譯本注釋裡說明，「按地名本宜譯音，不能譯義，今為求其名之簡短，故勉如此譯之。」（陳汝衡 8）陳汝衡將男爵的姓名意譯為「雷樹」，並不能傳達伏爾泰的刻薄用意，而僅照字面的意思求其簡短。簡化得更厲害的例子，出現在台灣的孟祥森譯文版本裡，他譯為「十雷劈」男爵，乍看相當刺眼，他在註解裡說明道，tronckh 在德文、英文裡都沒有近似的字，只有法文的 tronc 比較接近這個字，此字意思是樹幹，到這裡為止，這應是陳汝衡譯為「雷樹」的緣由。不過，孟祥森走得更遠，他認為，法文裡有一個從 tronc 延伸出來的用字：Tronc de cône，意思是「截頭圓錐體」，孟祥森因此「譯為『十雷劈』，意取詼諧」（1），孟祥森的延伸譯法，固然傳達的《老實人》的詼諧調性，但顯然和伏爾泰的原意相差甚遠。陳汝衡的簡化譯法繼續出現在全書的複合字地名翻譯裡，在人名方面也有類似的變造，特別是關於女主角的稱謂，自從女主角 Cunégonde 巧尼梗德第一次出現後，陳汝衡一律簡譯為「巧梗小姐」。和陳汝衡比起來，傅雷的翻譯比較保守。傅譯伏爾泰和傅譯巴爾扎克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在於傅譯伏爾泰時亦步亦趨，比較少進行原文的改動，參考許鈞在〈譯者、讀者與閱讀空間〉一文裡的分析，將有清楚的對照。許鈞分析傅譯時，「發現原文的形象多有改動」，他舉了好幾個《邦斯舅舅》的例子：例如 un bloc erratique（冰川漂石）被改譯為「飛來的峰」，這是傅雷對個性較強的形象比喻做改造；又例如 une toile en fil. 4. Genova 版的註解分析（Voltaire 3）..

(11)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79. de fer（鐵絲網）被改譯為「銅牆鐵壁」，也是形象的改動；另外還有 son métier de Sisyphe（薛西弗斯的差使）被傅雷譯為「苦工」，完全隱去希臘神話的原型（34）。專有地名的翻譯，傅雷、陳汝衡都將 El Dorado 譯為「黃金國」，徐志摩譯為「黃金鄉」，方瑜、孟祥森則是音譯為艾德拉德另在註解裡說明此則傳說中的「黃金鄉」。《坦白少年》譯文裡，吳宓以註解介紹「黃金國」的由來，並且引用英國作家 Sir Thomas More 的 Utopia 一書，吳宓將其譯為「烏託邦」，和今日通用的嚴復譯法「烏托邦」，僅有一字之差。「黃金國」也好，「烏托邦」也好，兩者都是西洋文學譯介進入中國之後才生成的專有語彙，另一個同義的專有名詞「理想國」，也一樣是舶來品。當代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在中國自身的文學傳統裡，不也有類似的人間仙境語彙，不就是耳熟能詳的「桃花源」嗎？誠如徐小平所說，不能斷言《老實人》受到《桃花源記》的影響（97）， Candide 的眾多譯者在翻譯 El Dorado 時，採取接近原文的「黃金國」譯法，而不採用中國文學語境裡的「桃花源」、「世外桃源」譯法，明顯是受到如許鈞所強調的「文化語境」的制約，「桃花源」是離開中國文學語境之後並不一定能說得通的烏托邦。《老實人》這部小說包羅萬象，主角們不停地遊歷，令人目不暇給，翻譯者在進行不同文化語境的「脈絡性轉換」（contextual turn），是一項相當艱鉅的工程。在英語學界，對思想史感興趣的學者，不分領域，許多都對 Candide 情有獨鍾，除了前述的比較文學泰斗艾德禮之外，英國歷史學家 Peter Gay 也寫過伏爾泰專書，文學史和和歷史學家感興趣的，莫過於伏爾泰悠遊於不同文化語境的穿透力。可是，史家們眼中的悠遊，正是考驗翻譯家的地方，層出不窮的「脈絡性轉換」考驗翻譯家的「文化交往」能力，《老實人》幾乎每一段都有「脈絡性轉換」的挑戰，其中，更不乏東方讀者比較陌生的宗教議題，這些都是很困難的文化語境轉換課題。例如，伏爾泰因為吃過猶太生意人的虧，《老實人》小說裡好幾處詆毀猶太人的描寫，例子之一是第六章裡有兩個被抓的葡萄牙人，原文是 deux Portugais qui en mangeant un poulet en avaient arraché le lard，試看看譯文比較：.

(12) 80. 外國語文研究第十期. 傅雷：葡萄牙人的罪名是吃雞的時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老實人 204）. 陳汝衡：又有兩個葡萄牙人，吃雞肉，卻不吃醃的豬肉。（坦白少年 25）. 徐志摩：兩個葡萄牙人，為的是他們不要吃與雞一同燒的鹹肉。（贛第德 13）. 台灣兩個譯文版本大同小異，比較特別的是都以注解說明這一段描寫的隱藏語境，方瑜的註釋寫道：「這是猶太人的吃法，因而認為這兩個人是異端。」（39）；孟祥森也以注解說明：「這兩個人被認為有猶太人傾向」（20）。這兩個葡萄牙人的下場，一直到第八章，由居內貢小姐敘述自己的遭遇時，提到自己在火葬現場看熱鬧，才以「戲中戲」的敘述方式揭露出來。傅雷、陳汝衡、徐志摩都翻譯為「那兩個猶太人被燒死了」，僅陳汝衡的譯文裡另以小字加註「第六章作葡萄牙人」。伏爾泰的原文逕提 les Juifs，未再回頭說明就是第六章裡那兩個葡萄牙人。如此曲折的布局與隱含的宗教對立，不僅僅困擾使用中文的東方學者的文化語境轉換能力，即使對使用英語的西方學者來說，這也是全書裡相當不容易理解和翻譯的地方。耶魯大學 2006 年的英譯版裡，翻譯家 Burton Raffel 也承認這裡傳遞正確意義的困難。他不認為 Candide 這本小說應該加註，即使這已經是兩百多前的書了，在 Raffel 替整本小說撰寫的個位數註釋裡，也有這一則，他認為那兩個葡萄牙人因為刻意不吃鹹肉而被懷疑是猶太人，他們其實是貨真價實的天主教徒（xxviii）。這不禁令人想起傅雷的感想，他說，伏爾泰「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筆致清淡，干淨素雅」，伏爾泰用雲淡風輕的俐落筆調寫這兩個人物，意在譏諷猶太人；任何的翻譯文本莫不希望能傳達譏諷的弦外之音，又能保持住原文的雲淡風輕，最保險的做法，就是一板一眼跟著原文，任何語氣的轉換，恐怕是很冒險的。他處，傅雷一旦調整原文的語氣，怕文意就面臨走樣了，一個明顯的例子發生在《老實人》第五章，水手雅各向老實人吹噓他的經歷，他說自己「到日本去過四次，好比十字架上爬過四次。」（202）原文是直述句：j’ai marché.

(13)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81. quatre fois sur le crucifix dans quatre voyages au Japon，並沒有「好比」的假設語氣。這句話的背景是指日本鎖國時期，拒絕西方宗教傳入，任何在長崎登岸的西方人，如不敢踩踏十字架，就等於承認自己是信徒，這是日本江戶幕府鎖國體制下著名的ふ. え. 「踏み絵」。這句話依直述句翻譯：到日本去過四次，踩過四次十字架，才是伏爾泰傳達宗教異端如何四處遭到迫害的原意，加上假設語氣「好比」，似顯多餘。. 四，結語：西方的十八世紀精神，能不能流播到中國？. 十八世紀是歐洲的全盛時代，更是法國的黃金時代，這一切特點都集於伏爾泰一身──這是傅雷翻譯《服爾德傳》的結語，頗適合總結伏爾泰，也很適合解釋傅譯伏爾泰的理由。不過，就文學史的推進而言，十八世紀小說有別於十九、二十世紀小說，十八世紀小說的特色，大抵是主角們不斷地旅行，藉旅行來認識世界，與異國、異文化、奇風異俗的接觸，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格理弗遊記》5如此，《老實人》亦復如是。小說裡，老實人打算離開黃金國時，伏爾泰寥寥數語便道出了小說的主旨，也可視作十八世紀的小說精神：「人多麼喜歡奔波，對自己人炫耀，賣弄遊歷見聞……」（.... on aimtant à courir, à se faire valoir chez les siens, à faire parade de ce qu’on a vu dans ses voyages .... ）（傅雷老實人 233）伏爾泰在小說裡設計一個貫穿全書的遊歷故事，組成串聯式的情節結構；道德教育的進行是由一位全知的導師引領主角做大量的旅行，小說裡以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為諷刺對象的「全球最偉大的哲學家」邦葛羅斯，就是扮演這個角色。他的名字 Pangloss 是由 pan（全部）和 gloss（語言）兩個希臘字源組合而成，意指他的語言能解釋宇宙萬物。老實人的耳朵聽了各種人的方言和敘述，他的那一幫同伙們更是輪番上陣，講述一連串「故事中的故事」，《老實人》裡各個角色，老婦人、水手雅各、馬丁等，莫不都參與了遊歷的述說。講得最少的、比較起來最不有趣的，反而是邦葛羅斯。遊歷小說在國際間旅行，跨越正在崛起的帝國，也掠過地處邊陲的殖民地。這是旅行的時代，也是一個翻譯的時代，「聽聽看」遊歷小說裡的語言，無異一 5. 伏爾泰和綏夫特是好友，他曾想將《格理弗遊記》譯成法文（傅雷服爾德傳 639）。.

(14) 82. 外國語文研究第十期. 部部多聲交混的翻譯小說。十八世紀的小說，基本上都稱得上是一部部「正在翻譯」的小說，這都和傅雷熟悉的十九世紀巴爾扎克很不一樣。伏爾泰一生大部分的時間並不在法國渡過，他待在英國、德國、瑞士，就像 Wright 所說，他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a man without a country），他筆下的老實人也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周遊各國，大團圓的結局落在東西方交會的康士坦丁。十八世紀的小說精神是去國浪遊、跨越國界，翻譯的本質不也如此嗎？謝天振提及的「文化轉向」，正適合用來解釋今日重估翻譯作品時受到重視的新興（emergent）態度，這也是後結構主義以來，西方理論界愈來愈重視翻譯研究的原因，在不勝徵引的翻譯理論文獻裡，有一場以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為主角的圓桌討論，其中涉及的議題，頗能呼應傅譯《老實人》的探討。這場圓桌討論的發言被收錄在 The Ear of the Other 一書裡。一般提到翻譯時，難免出現兩極化的反應，有人只談可譯性、也有人認為不可譯性才是最終的結局，不過，檢視西方的文化思想史，翻譯一直是起了關鍵作用的活動，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發生在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的作家們喜歡自比為翻譯家，自認為擁有預先看見未來的能力；翻譯者的一個重要工作是要將過去的經典（如聖經），介紹給他身邊那些講方言的老百姓。也就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翻譯具有主動的創造力，這是意識型態的轉向，也是「文化轉向」，翻譯是一種「譯且作」的文化創造，從當時所使用的字眼即能一探一二。在文藝復興以前的中世紀，一般提到「翻譯」，所用的字是源自希臘文的 interpretatio，這個字的重點在於「佈道的藝術」。文藝復興之後，法文的 traduction（翻譯）或義大利文的 traduzione 才成為新興字眼，開始流行起來（Derrida 91-162）。傅雷所處的時代也和文藝復興的作家相當，文藝復興的作家是歷史縱向的「以今譯古」翻譯活動，傅雷則是地理橫向的「以東譯西」翻譯活動，他們都是具有「文化轉向」能力的作家，從傅雷有計畫地「把不同風格的法國作家的作品都搞個樣品出來」，歷經對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眾多法國作家的嘗試，從他的自白裡可以清楚得知，翻譯伏爾泰並不是能夠讓他滿意的經驗，除了他向宋淇坦白的文字因素之外，伏爾泰和《老實人》的「十八世紀」因素，是不是讓翻譯家「逡巡畏縮」的原因呢？.

(15)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83. 傅譯伏爾泰集中在 1954 至 1956 年間，解放之後、反右與文革之前，傅雷開始參與政治活動，1954 年，北京召開文學翻譯會議，傅雷雖然沒有參加，他寫了一篇報告；1955 年起，傅雷開始參加市政協會議，將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發言給文匯報發表。待三本傅譯伏爾泰出版之後，被錯劃為右派的遭遇，讓傅雷被冷凍了六年不能出書。很明顯，傅雷的翻譯和出版都面臨了外部語境的劇烈轉變。伏爾泰的 Candide 能達到最代表十八世紀歐洲小說的地位，就外部語境而言，那是因為歐洲社會已經準備好迎接啟蒙時代的來臨，Candide 的出現恰恰能投合社會的期待。一旦《老實人》來到 1950、60 年代的中國，它所必須面臨的脈絡性轉換，尤大於、尤難於近現代中國的啟蒙時代，也就是五四時期。若從陳汝衡的《坦白少年》的出版年代算起，伏爾泰的 Candide 已經在中國旅行了八十年了。在這個不算短的漢譯史裡，傅雷的譯本《老實人》比較保守，對原文的形象沒有太大的更動。陳汝衡和徐志摩皆從英譯本翻譯，基本上很難和傅雷的法／中譯本進行比較，本論文因此援引謝天振的「文化轉向」說法，試圖從「老實人」和「坦白少年」的漢譯史裡，描述他們的外部語境差異，以及他們如何進行脈絡性轉換。無論就「老實人」的人物體系，或者「黃金國」的主題意識，甚或啟蒙思想在中文語境的流播，這些譯本都有或多或少的貢獻；不過，比起原作 Candide 在歐洲掀起的鋪天蓋地影響，向樂天主義提出諷喻的《老實人》，究竟在中文語境裡造成多大的接受？仍舊很難評估。傅雷的整體翻譯業績和翻譯思想，使他成為繼嚴復以降，在中文思潮世界裡帶動「文化轉向」的作家。在他的業績和影響力裡，也許，《老實人》的面貌並不十分明顯，但是，作為一個具有「文化轉向」能力的翻譯家唯一不放心的表現，值得今日的研究者細細玩味：為什麼二十世紀的中文世界裡，既有了阿Ｑ，何以不再生成一個老實人？.

(16) 84. 外國語文研究第十期. 參考文獻（一）專書伏爾泰著，方瑜等譯。《戇第德》。台北：志文出版社，1976。伏爾泰著，孟祥森譯。《憨第德》。台北：遠景出版公司，1980。吳宓。〈福祿特爾評傳〉，收入《福祿特爾小說集》。台北：海燕出版社，1968。頁 1-14。金聖華、黃國彬。〈主編序言〉，收入金聖華、黃國彬主編，《因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台北：書林出版社，1996。頁 1-13。金聖華。〈傅譯《高老頭》的藝術〉，收入金聖華主編，《江聲浩蕩話傅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頁 209-229。 ---。〈心如水晶一般透明：傅敏心目中的傅雷（傅敏訪問記）〉，收入金聖華主編，《江聲浩蕩話傅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頁 53-61。陳汝衡譯。〈坦白少年〉，收入《福祿特爾小說集》。台北：海燕出版社，1968。頁 1-143。福祿泰爾著，徐志摩譯。《贛第德》。台北：正文出版社，1973。傅雷。〈傅雷談翻譯經驗〉，收入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選編，《翻譯理論與翻譯技巧論文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1983。頁 44-47。 ---。〈服爾德傳〉，收入《傅譯傳記五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3。頁 613-713。 ---。《傅雷家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8。 ---。〈老實人〉，收入《傅雷譯梅里美／服爾德名作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頁 188-272。 ---。〈傅雷自述〉。收入傅敏編，《傅雷文集．文學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8。頁 3-11。 ---。《傅雷書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傅敏。〈回憶我的爸爸傅雷〉，收入金聖華主編《江聲浩蕩話傅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頁 35-37。羅新璋。〈釋 “譯作”〉，收入金聖華、黃國彬主編，《因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台北：書林出版社，1996。頁 179-188。.

(17) 傅雷與伏爾泰：一個「老實人」在中國的旅行. 85. 羅新璋。〈讀傅雷譯品隨感〉，收入金聖華主編，《江聲浩蕩話傅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頁 193-198。 Aldridge, A. Owen. Voltaire and the Century of Light.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75. Ayer, A. J. Volta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6. Derrida, Jacques. “Roundtable on Translation.” Christie V. McDonald ed. The Ear of the Oth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91-162. Raffel, Burton. “Translator’s Note.” Candide or Optimism. New Haven: Yale UP, 2005. xxvii-xxix. Voltaire. Candide ou L’Optimisme. Édition présentée, annotée et analysée par Sylviane Léoni. Genova: CIDEB, 1993. Wright, Johnson Kent. “Introduction: Candide, Voltaire,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ndide or Optimism. New Haven: Yale UP, 2005. xiii-xxv.. （二）期刊王秋榮。〈《老實人》與哲理小說〉。《中文自修》第 2 期（1995 年）：10-11。余鳳高。〈伏爾泰寫《老實人》〉。《名作欣賞》第 1 期（2001 年）：117-120。肖紅、許鈞。〈試論傅雷的翻譯觀〉。《四川外學院學報》第 18 卷第 3 期（2002 年 5 月）：92-97。徐小平。〈「桃花源」與「黃金國」〉。《江淮論壇》第 6 期（2000 年）：95-97。韋明鏵，〈憶吳宓弟子──陳鈞師〉（下載自《揚州文藝網》 http://news.yztoday.com/275/2004-04-16/20040416-254078-275.shtml 下載日期 2008. 3. 20. 許鈞。〈譯者、讀者與閱讀空間〉。《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第 1 期（1996 年）：32-36。謝天振。〈譯者的誕生與原作者的『死亡』〉。收入嚴紹璗、陳思和主編《跨文化研究：什麼是比較文學》。北京：北大出版社，2007。頁 2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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