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文小說《賢乎己》一書及其創作意旨研究

日本漢文小說《賢乎己》一書及其創作意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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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秀滿

 （收稿日期：108 年 9 月 29 日；接受刊登日期：108 年 12 月 18 日）

提要

《賢乎己》一書，是成書於日本幕末時期的一本漢文小說集，其所載內容由書前之自 序可知，主要是作者「漫記所聞見」而來，顯見其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江戶晚期日本 社會的一些事件、價值觀與文化側面。 然而，或許是因為作者井元行之生平不詳，歷來有關此書之相關研究甚少，令人頗覺 遺憾。若細覽其文，即可感受到作者深厚之漢文底蘊，以及隱含在內容中的撰文意圖；透 過對此書內容之探討，不僅可以讓人一窺幕末時期日本士庶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與文化 的某些側面外，更能從中發現到中國文學、思想等在書中的反映，以及中日文化交融後所 產生的結果。 基於上述，本文擬從：《賢乎己》之書名釋疑及作者井元行其人，書中對漢籍的仿 寫、化用與引用之模式，以及《賢乎己》之取材內容與撰寫意旨等三方面，進行深入之考 察，詴圖從中發掘此書所成就的文本價值。 關鍵詞：賢乎己、漢文小說、井元行、創作意旨  本文主要之內容曾於 2017 年的「〈日本文學‧語言‧文化〉國際研究論壇：知與體驜」會議上 宣讀，當日承蒙賴衍宏教授提供寶貴意見；而此次投稿《中國學術年刊》之際，復蒙兩位匿名 審查委員之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ISSN：1021-7851 DOI：10.6238/SIS.202003_(42-1).01

一、前言

成書於日本幕末時期的漢文小說集《賢乎己》1 ，由書前作者所記載之序文可知，是 其「項者漫記所聞見」2 而來，可見書中所載，概以作者自身所見或聽聞自他人所述之事 件為主；其中反映的是作者所處的江戶末期，日本士庶的生活情景、社會事件與時代風俗， 透過文中各篇所記載之內容，得以讓後人一窺當時士庶的某些觀念與文化側面。 《賢乎己》一書，3 其篇目總計 29 篇（30 則故事），每一則記事之篇幅均不長，體例 則近於中國之志怪、筆記小說，因此十分易於閱讀；部分篇章之最後以「稗史氏曰」總結 作者之議論，既仿蒲松齡（1640-1715）《聊齋誌異》「異史氏曰」之作法，亦不離司馬 遷（生卒年不詳）《史記》「太史公曰」之正史體例的寫法，乃擬稗官野史之類也。 歷來論及此書之相關研究十分罕見，管見所及僅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4一書 中略為提及，以及楊彬、吳佳娜〈中國古代小說與古代日本漢文小說〉5 一文中以數語言 及而已；孫氏一書除了針對此書之撰寫體例稍作分析外，主要指出其創作主旨在於襄助娛 樂及勸懲。而楊、吳二氏一文，則僅舉出《賢乎己》一書中的第一篇〈奇夢〉及第二篇〈野 男〉為例，並謂： 作者之意顯然在於強調對中國文化之接受，不應囿於經典、流於機械，無論是詩文 之道還是農田之學，都應如此。這充分展示了作者以我為主的「拿來主義」，和在 漢語的外衣裡面包裹著的日本臉孔。6 指出了作者對於接受外來文化之際，所秉持的原則或觀點。當然，這並非是井元行個人之 單獨想法，而是在中、西文化不斷衝擊日本的幕末時期，許多身處於當時的有識之士的普 1 本論文所依據之文本，為日‧井元行：《賢乎己》，王三慶、莊雅州、陳慶浩、內山知也主編： 《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一冊‧筆記叢談類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年）。 2 詳見日‧井元行：《賢乎己‧序》，頁 59。然此文首字之「項」者，不明其意。若按此書 54 頁所附原書序之書影觀之，其字形頗近於「頃」字，若為「頃者」則語意可通，故此處「項」 之鉛字印刷，恐為「頃」字之誤植。 3 按《賢乎己》內文首頁，書名標為《賢乎己初編》，想必作者或出版商方面原有出版二編或續 編之意圖，然管見所及，未見續書之出版，故是否真有續作，則無從得知。 4 詳見孫虎堂著：《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19-121。 5 參見楊彬、吳佳娜：〈中國古付小說與古付日本漢文小說〉，《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6 期（2004 年 11 月），頁 52-57。 6 楊彬、吳佳娜：〈中國古付小說與古付日本漢文小說〉，頁 56。

遍認知。 如上所述，無論是孫虎堂或是楊彬、吳佳娜，兩者對於《賢乎己》一書均僅略微觸及， 並未深入探討，不管是對於作者，或是書中內容所反映之觀念等均有待進一步之考察。因 此，本文擬從：書名釋疑及作者井元行其人、書中對於漢籍的仿寫、化用與引用之模式， 以及《賢乎己》一書的取材內容與撰寫主旨等方面，進行詳細之考察與分析，詴圖從中發 掘此書所成就的文本價值。

二、關於《賢乎己》書名之釋疑及作者井元行

（一）書名釋疑

在探討作者其人之前，筆者擬先就《賢乎己》一書之名稱，提出個人的一點看法。按 此書書序記載： 予項（頃）者漫記所聞見，以樂雖不如不文之善，猶為賢於終日無為，徒消光陰者 與！因顏曰：「賢乎己」，要不過慱奕之樂耳。（〈序〉） 此段敘述，不難發現，其乃源自《論語〃陽貨》篇孔子所言之意而來。〈陽貨〉篇記載：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搏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7 雖然下棋遊戲並非正事，但孔子認為這比起完全不用心思要來得好，同樣地，井元行也認 為寫下自己認為有益人心之見聞，勝過什麼都不做地虛擲光陰要來得好。因此，作者此段 著書的初衷表述，應是承繼孔子所言之意而來，是以書名應作《賢乎已》，而非《賢乎己》。 無獨有偶，早於《賢乎己》約 30 年前成書的《啜茗談柄》，其作者藍澤南城（1792-1860） 在書前自序中，亦藉漢武帝之口提及「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于已。」8 此段引文，從 所附原書序之書影觀之，不僅明顯寫作「已」字，且「已」字旁的訓點假名即訓成「ヤム」 7 見宋‧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臺北：啟明書局，1991 年），頁 274。 8 詳參日‧藍澤南城：《啜茗談柄》，收入王三慶、莊雅州、陳慶浩、內山知也主編：《日本漢 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一冊‧筆記叢談類一》，頁 15。

9 二個假名字，亦即「止」或「已」之意，因此，由此可知此處原書確實是作「已」字無 誤。10 據此，不僅有《啜茗談柄》之作者在自序處引用孔子此文之先例，加上井元行個人 的崇儒傾向（詳後述），是以井元氏應無誤讀之可能。因此，問題極有可能是出在漢字書 寫（或抄錄）之際的筆誤，因為，「己」、「已」、「巳」三字之字形相似，有彼此混淆 之可能，很可能錯誤就此形成。因此，筆者認為，若從語意上來判斷，此書之書名應正名 為《賢乎已》較為恰當。然而，為了論述一貫之便，以下仍以《賢乎己》稱之。

（二）關於作者井元行

有關作者井元行之生平，礙於相關資料之缺乏，目前尚無所知；然從《賢乎己》所載 內容之撰寫模式、對漢籍文獻之引用，以及嫻熟之漢文筆力觀之，作者是位飽讀漢籍、通 曉漢學之文士，11 應是無庸置疑的。其次，再從書前所附封面書影之「淀橋井元二無為著」 八字可知，作者為當時居住在淀橋地方，亦即現今的東京都新宿一帶的士人，加上從其書 中所記載之故事，亦幾乎都是主要圍繞在東京都及其附近一帶看來，當時的江戶（東京）、 武州（東京附近）顯然即為作者生活以及活動的主要範圍。此外，《賢乎己》中有三分之 一以上之內容記載了故事發生之時間，最早者為仁孝天皇天保 3 年（西元 1832 年）之事， 最晚者是孝明天皇安政 3 年（西元 1856 年）間的事（詳見下表），加上其書序所記出版 之時間為安政 6 年（西元 1859 年）來看，從 1832 至 1859 年，這近 30 年左右之時間，推 測極有可能是作者人生中的某個階段，因此，若以此推測，作者井元行之生存期間，大概 不離 19 世紀初至 19 世紀中後期左右。 《賢乎己》各篇內容所載事件時間一覽表 篇 名 時 間 西 曆 1 〈奇夢〉 天保 7 年 1836 2 〈遺物還原主〉 天保 5 年 1834 3 〈僕失鯉魚〉 天保 3 年 1832 9 日‧藍澤南城：《啜茗談柄‧序》，頁 9。 10 但仙人遺憾的是，鉛字印刷的〈啜茗談柄序〉，同樣是以「己」字呈現，此與原本日人所訓之 意即產生出入矣。若能從原書所附之訓點來輔助理解的話，相信應可避免掉一些在翻刻之際的 可能錯誤。閻小妹即曾表示，日本的漢文作品在台灣或中國出版之際，原本的訓點、假名等， 一開始就被刪除，若完全忽視這些應該稱作是日本漢文學之特點的訓讀的話，讓人不得不擔心， 究竟能對日本的漢文學正確地理解到何種程度？詳參閻小妹：〈東アジアの視点から展開され る「漢文小説」研究〉，《日本文學》7（2009 年 7 月），頁 56-58。閻氏之擔憂，確實有其道 理。 11 孫虎堂即謂：「井元行的生平，因目前資料缺乏未能確考，但從那些『稗史氏曰』裡可推知， 他是江戶末期、明治初期一位精通漢學的儒者。」（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頁 119）。

4 〈孝子二則〉 天保 12 年 1841 5 （孝子二則）其二 天保 13 年 1842 6 〈農夫遊名山〉 天保 12 年 1841 7 〈孝女〉 天保 13 年 1842 8 〈奇石〉 天保 13 年 1842 9 〈病女〉 天保 3 年 1832 10 〈敬鬼神而遠之〉 丙午之歲 1846 11 〈名倡黛〉 安政乙卯 1855 12 〈百瀨檢校〉 嘉永壬子 安政丙辰 1852 1856 13 〈地獄〉 丙午歲 1846 以上乃是單純地僅就《賢乎己》一書中有關故事發生時間與地理位置之整理所得到之 結果，據此即可先稍微勾勒出與作者井元行相關的某些推測。其次，再進一步透過書中各 篇內容之考察，則又或多或少可以掌握到更多一些與作者之思想傾向與身份屬性有關之線 索。 首先，可以直言的是：作者井元行是一位標準的崇儒之士。因為，在《賢乎己》一書 中曾多處清楚地顯現出此一特點。書中各篇往往引用孔子之言或提及儒家《論語》、《孟 子》等經典之處，並以此教化人心。例如在〈村瀨氏妻〉一文中，即記載了醫者村瀨元三 之妻，懷孕後日夜接受其夫所誦讀之《論語》、《孟子》等書以進行胎教，最終生下神童 佳子之故事。12 又如〈雷誅不孝〉一則中，作者所引「孔子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 13 之觀點，來闡釋母親對於不孝子之死非但未感解脫卻仍悲痛的心情。而書中最清楚地反 映出作者此種傾向者，乃屬〈敬鬼神而遠之〉一則，其文曰： 丙午之歲，疫癘盛行，世人多言有癘鬼行之，符咒祈禱，無不至矣。余家亦一奴先 染，甚劇，醫藥罔驜，次傳於婢，越五日，弟甫松亦染焉，舉家大懼。或勸之曰： 「宜請僧祈禱。」余曰：「我以吾儒道禳之，何借浮屠之力？」乃淨掃室內，用紙 12 日‧井元行：《賢乎己‧村瀨氏妻》，頁 67-68。 13 《論語‧子路》篇記載：「葉公問孔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宋‧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四 書讀本》，頁 200）。

為小旗，書曰：「敬疫神而遠之。」盥嗽立諸几上，供饌以祭。祭畢，舉旗及饌， 投之水中，於是乎皆愈。奇哉！（〈敬鬼神而遠之〉） 把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一語，改成「敬疫神而遠之」，並將其寫在小旗上當成符咒驅疫， 最終致使疫病不藥而癒之情節，14 頗讓人覺得荒誕無稽，但卻顯示了作者的崇儒傾向，僅 「吾儒道」三字，即明顯地反映出作者自身之思想歸屬矣。 除此之外，若仔細考察，可以發現作者所記載之事件或故事之主角，大多是如農夫、 娼妓、僕役、商人、醫生等在當時是屬於社會中下層階級的庶民，只有少數幾篇提及士人， 此點頗耐人尋味。作者是否刻意避開描寫當時的士人生活樣態，還是其所接觸之對象，大 多屬於此類，抑或只是單純地對這一階層之人物所抱持的關心使然？則不得而知。然而， 從書中所載、以及作者所接觸之主要對象是上述階層的各類人物，加上書中所提及之當代 士人亦幾乎都是名不見經傳者推測，15 作者與當時活躍於政壇及漢文學圈之漢學大儒們應 無特別之往來，是以書中幾乎不見相關之記載。 綜合上述，可以概略推知：井元行是幕末時期一位居處於東京都城，不僅通曉漢籍且 能嫻熟地駕馭漢文的崇儒學者，雖然其名不顯，生平不詳，且與活躍於當時的政治圈或漢 學界的碩學鴻儒們並無交集，其卻仍代表了當時一些精通漢籍，以儒教勵身，卻一生默默 無聞的江戶士人之縮影。但即使井元行並非是名見經傳的漢學大家，然其在吸收、內化中 國文學之後的展現，無論是仿寫、化用或引用，仍展現出其所擁有的豐富之漢學知識與嫻 熟的漢文駕馭能力，此點是必頇給予肯定的。 14 丙午之歲是指江戶後期仁孝天皇的弘化 3 年（西元 1846），此年東京地區盛行傳染力極強的痘 瘡（天花），當時被認為是疫病之一的痘瘡開始流行的話，江戶的百姓們就會在自家門口貼上 符咒，防止痘瘡神的進入，也會祈求神佛之保佑。詳參日‧酒井シヅ：《病が語る日本史》（東 京：講談社，2008 年），頁 193-200。按上引〈敬鬼神而遠之〉一文所述，作者家人在丙午年 相互感染之疾，極有可能即為當時所流行的痘瘡傳染，然就如眾所周知，痘瘡出疹過程中雖然 常會造成死亡，但只要熬過的話，兩週左右即能自動痊癒；因此，文中所載作者家人最終均病 癒，有可能並非是虛假的造作情節，雖然病癒可能是真，但其痊癒與作者的仿宗教人士之作法 儀式，相信應無因果關係。 15 《賢乎己》一書中唯一提及的當時較有名之儒學者是〈地獄〉一則中，故事主角安田啟三的老 師朝川善菴（庵）（1781-1849），善庵是江戶後期的儒學者，亦曾當過儒官，其死後由弟子們 共同商議以「學古先生」為其諡號。善庵曾在江戶本所的小泉町開設過私塾，安田啟三或許可 能是其當時私塾中所教授過的弟子之一。（善庵之介紹，詳參 https://ja.wikipedia.org/wiki/朝川 善庵。最後瀏覽日期：2017.08.01）。

三、對漢籍之仿寫、化用與引用

《賢乎己》一書之內容，受中國經典或古典小說之影響頗深；就如先前所述，作者在 文中不僅往往引用孔子之言藉以說理，亦喜套用中國古典小說之情節模式，進行作品之仿 寫，並適時地配合其個人或日本民族之喜好傾向而做部分之調整，讓作品符合日本民眾的 趣味取向與心理感受。或許正因為某些故事其仿寫之手法過於直接不修飾，因此作者對於 此類作品通常不會記載事件發生之時間，且故事中的人物也會不具其名，而刻意以「某」 字代替。這是作者在對中國小說故事生吞活剝之際所遵守的底線，隱約透漏是來自中國的 題材，不至於硬是裝成是在日本國土內所發生之真實事件一般地強行包裝。然而，為了藉 由漢文撰寫小說以成就其所謂的「自做一家之風」（〈奇夢〉），那麼，對於漢籍小說的 各種仿寫，就成了井元行磨練文筆的必要手段及過程。以下，此一章節即針對《賢乎己》 一書中，作者對於漢籍的仿寫與化用、對於漢文之成語、典故的引用及運用兩方面，分別 進行闡述。

（一）對於漢籍的仿寫與化用

1. 題材與情節的整體模仿 在《賢乎己》中，有數則故事的仿寫痕跡十分明顯，可以明確地判斷出故事的模仿源 頭。有趣的是，井元行似乎對清代袁枚（1716-1797）《子不語》一書之內容情有獨鍾， 因此，此一書中的某些故事情節遂成為其仿寫的主要範本。例如，第 13 則之〈玉子〉一 文，即是模仿《子不語》〈義犬附魂〉一文而來。其全文如下： 東都新橋名妓某蓄一貓，呼「玉子」，甚愛之，出則命僕懷焉。一日，妓從客遊品 川倡家，夜三更，歸途，遇三兇人方坐地飲酒。兇人見妓調之，遂摟抱親嘴。妓不 能爭，僕懼走，潛身樹下。玉子出懷，走就咬之。一兇人大怒，抽刀刺之，血漿淋 漓，遂縛妓，剝下衣，二人各捉其腳，一人跨過，將淫之。一黑狗突出背後，咬其 腎囊，兩子齊落。兇人驚懼，相助逃去。適有人經過，解其缚，妓泣謝，纔得歸家。 次早，往其所收玉子屍，葬之菩提院。其夜，夢玉子來，為人言曰：「蒙恩日久， 昨欲圖報，然力不勝，魂附黑狗，幸得遂志。」言畢而去。妓明日又至其地搜之， 果認黑狗，魚店所蓄也，撫頭久之。店主曰：「此狗老且病，衰弱不能守夜，昨日 歸家，滿喙染血，意氣極猛，猶存餘勇，不解何故。」妓愕然毛豎，遂秘不語其事， 惠食而還，後聞兇人到家死云。稗史氏曰：「傳云：『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之

不知恩義，何不慚於玉子。」 （〈玉子〉） 為便於說明，亦將袁枚《子不語》卷 6〈義犬附魂〉之全文引述於下。 京中常公子某，少年貌美。愛一犬，名花兒，出則相隨。春日豐台看花，歸遲人散， 遇三惡少，方坐地轟飲。見公子美，以邪語調之。初而牽衣，繼而親嘴。公子羞沮 遮攔，力不能拒。花兒咆哮，奮前咬噬。惡少怒，取巨石擊之，中花兒之頭，腦漿 迸裂，死于樹下。惡少無忌，遂解帶縛公子手足，剝去下衣，兩惡少踏其背，一惡 少褪褲，按其臀將淫之。忽有癩狗從樹林中突出背後，咬其腎囊，兩子齊落，血流 滿地。兩惡少大駭，擁傷者歸。隨後有行人過，解公子縛，以下衣與之，始得歸家。 心感花兒之義，次日往收其骨，為之立冢。夜夢花兒來作人語曰：「犬受主人恩， 正欲圖報，而被凶人打死。一靈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癩狗身上，終殺此賊。犬雖死， 犬心安矣。」言畢，哀號而去。公子明日訪至賣豆腐家，果有癩狗。店主云：「此 狗奄奄，既病且老，從不咬人。昨日歸家，滿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訪之，惡 少到家死矣。16 將上引二文兩相對照，即可一目了然，作者〈玉子〉一文，與袁枚〈義犬附魂〉一文的承 繼關係。井元行幾乎完全模仿了袁枚此文的主要情節發展，改變的僅是將主角之常姓公子 某改成女性的名妓某，並將報主恩的愛犬花兒，改成愛貓玉子，最後再把豆腐店老闆改成 魚店老闆外，其餘幾乎如出一轍。此一故事之主線發展，顯然對於井元行而言是十分適合 於宣導報恩觀念的，所以作者無法放棄所有情節而依樣畫葫蘆地模仿，導致在故事之發展 主軸上較無新意。然而，若針對其改寫之處進行考量，應可推測出作者的改寫理路。首先， 關於〈義犬附魂〉中描寫同性奸淫之部分，井元行將其刻意改成是異性之娼妓的作法，一 方面或許是作者無法理解或認同所謂的同性關係或同性之愛的緣故，因此選擇改寫，並將 其改成為在當時頗受關注的娼妓族群；另一方面，或許是受到當時幕府所推動欲矯正風俗 的天保年間之改革的影響，因此不得不進行改寫。同為幕末時期的漢文小說家石川鴻齋 （1832-1918）即曾在其書中提到江戶時期孌童癖的問題，並提到： 夫愛孌童也，舊幕府時公之，如芳町、湯島、芝七間，張門戶，延遊客，其他貴族 16 參見清‧袁枚著、周欣校點：《子不語》，收入王玉英主編：《袁枚全集》4（江蘇：江蘇古籍 出版社，1993 年），頁 119-120。

僧院及禁婦人之處，嬖童甚多。天保以來，以潰亂風俗，悖戾正理，嚴制禁之。17 無論是孌童或是美少年，在當時被認為是「潰亂風俗」的同性關係，絕對是被嚴格禁止的， 若作者在書中提及，不僅犯禁且必不利於其書之刊行，甚至有可能被停刊，18 是以此處之 改變，顯然是必要的。 其次，將犬改成貓，確實較符合於日本民族對於動物的喜好取向，19 因為，日本人對 於貓的喜愛往往遠勝於對狗之青睞，此處之改寫，則較不令人感到意外。而被日本人看做 是捕鼠益獸的貓，無獨有偶地，在前述石川鴻齋的筆下，亦具備了此種知恩圖報的形象。 〈義貓〉一文記載： 府下兩替町有時田氏者，家頗富豪。魚商某每朝來而鬻鮮。家有老貓，待商求食， 商亦愛之，必與小鮮一二尾。偶商患疫，旬餘不來，貓察其貧窶，竊銜橢金一枚， 去往商之家，置其枕頭。商怪之，然以窮迫計極之時，遂充藥餌之用。後又銜一枚， 將出戶外，忽為家人所捕，批而懲之。其翌，主人假寢，貓蹲其側，覷其熟睡，欲 竊啟筐，銜一裹金。主人覺，捕而付奴曰：「此妖貓也，不必利家。」遂撲殺之。 偶魚商來，欲以久病錢罄借貲也，先問貓安否？主人告其由。商流涕曰：「是為我 殞命也。」乃語銜金來之事。主人始悟欲盜金酬恩於魚商也，因貸所銜之裹金，又 使商厚葬之。20 節義之精神，是幕末時期的日本社會所倡導的觀念，因此在漢文小說作家的作品中往往會 記載許多與此相關之事件；其內容不僅記載人的重義事蹟，甚至連一些動物在某些作家筆 17 詳參日‧石川鴻齋：《東齊諧》（一名《夜窗鬼談》），收入王三慶、莊雅州、陳慶浩、內山 知也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二冊‧筆記叢談類二》，頁 545-546。 18 關於江戶時期天保年間的改革，不少小說作家受到影響。例如《譚海‧種彥》一則中所記載的： 「天保中，幕府執政水野忠邦大革敝政，以稗史小說淫靡傷俗，命毀其書。」詳參日 ‧依田學 海：《譚海》，收入王三慶、莊雅州、陳慶浩、內山知也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 ‧ 第二冊‧筆記叢談類二》，頁 104，同書〈為永春水〉一則記載：「天保壬寅秋，幕府大革敝 政，正風俗，禁淫靡，以春水所著為害風壞俗，命毀其版。又鐵鎖春水臂，錮於家，所謂手錠 罰也。」（頁 207-208）。 19 據傳從日本的室町時付（1336-1573）起，貓即是貴重的賞玩動物；貓與日本之文化，有很深之 關係，直至今日，無論在文學或語言方面，貓始終仍是主角之一。詳參日 ‧茂呂美耶著：《漢 字日本：日本人說的和你想的不一樣，學習不勉強的日文漢字豆知識》（臺北：麥田出版，2014 年），頁 210-215。 20 日‧石川鴻齋：《東齊諧》，頁 508。

下亦是義氣凜然，如藤井淑的〈義牛救主〉21 、〈義狗救貓〉22 以及井元行的〈義鼠〉等 均屬此類。然而，從井元行和石川鴻齋不約而同地均選擇記載貓的報恩故事來看，應可以 理解到不少日本人對貓特別關注之情況。而另一方面，日語中有句慣用語為「猫を殺せば 七世祟る」，中文之概意為：若把貓殺死，其將為祟七代。因為，日本人認為貓是一種執 念很深且具魔性的動物，23 若將其殺死，將會危害後代子孫遭受貓祟之騷擾。〈玉子〉一 文以貓換犬，讓遭惡人刺死之玉子，魂附黑狗藉此報復施暴者，也正符合日人的此種世俗 說法。此處之改變，的確頗為合適，讓源自中國清代的文學，順理成章地轉化成日本的故 事，在其地傳播。 2. 只仿情節，內容則放入日本之題材 井元行針對漢籍小說的第二種仿寫模式是，僅模仿情節主線，內容則為日本之題材。 如書中第 28 篇的〈茶人紫氣〉一文，其情節主線則與袁枚《續子不語‧文人夜有光》24 一 則之故事相類，惟原本故事主線在談文士胸中飽讀詵書後涵養深淺之問題，井元行則將其 改為茶道修養中茶思之高下的問題，同為諷刺性十足之幽默故事，但井元行在此所採取的 舊瓶裝新酒之作法，則較上一則〈玉子〉之模仿高明了一些。袁枚〈文人夜有光〉之內容 主要記載某一剛直之老學究夜行之際，途遇身故後擔任冥吏之友（鬼），被亡友調侃其學 識涵養不僅未如歷代經學或文學大家一般淬煉成「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光縹緲 繽紛，爛如錦綉。」之不凡，反倒是「字字化為黑烟，壟罩屋上。」卻未見任何光芒之故 事。而井元行仿此寫成〈茶人紫氣〉一文，文曰： 東條氏曰：「聞有負笈上人者，客行中逢其亡師孤峰不白先生，不敢畏問：『先生 何之？』曰：『我今為寘官，將之京師查照茶事，汝與我同去。』負笈遂從，行至 一所若王侯之居。先生曰：『此宗猿君之茶寮也，汝宜熟覽。』問：『何以知之？』 21 詳見日‧藤井淑編，依田百川評：《當世新話》，收入王三慶、莊雅州、陳慶浩、內山知也主 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一冊‧筆記叢談類一》，頁 118。 22 日‧藤井淑編，依田百川評：《當世新話》，頁 121-122。 23 前野直彬在提及狐是一種具魔性的動物時，亦談到了狸、獺、貓亦屬此類。但其所說的貓，是 指一種尾巴分成兩股且會變化害人的老貓。詳參日‧前野直彬：《風月無尽──中国の古典と 自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年），頁 221。而加藤徹曾說，在東洋的怪談中，狐、 貓以及狸等動物，會附身於人。詳見日‧加藤徹：《怪の漢文力──中国の古典の想像力》（東 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 年），頁 136。顯見，日本學者往往將狐、貓、狸等歸類在一起相提 並論，並認為牠們可能具變化之能力。 24 詳見清‧袁枚著，鍾明奇校點：《續子不語》，收入王玉英主編《袁枚全集》4（江蘇：江蘇古 籍出版社，1993 年），頁 82。關於此則故事，亦見於清‧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臺北： 大中國圖書公司，2003 年），頁 1-2。

曰：『茶人汲汲性靈，汗塵獨睡眠中，慾念不萌，精神朗朗，胸中所貯之茶思，自 毛孔而發結為紫氣，是以若珠光、利休甘禪味者，紫氣殊高。至一休澤庵，則其氣 上接天，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人品然矣。最下者不過滿茶室，但人不能睹，唯 鬼神見之。此寮屋上紫氣高數丈，以是知為宗猿君。』負笈問曰：『弟子學茶事凡 五十年，不知睡中紫氣幾許？』先生曰：『昨過上人茶室，上人午睡，因見胸中所 貯《茶湯式》一冊、《七事書》一篇、《寸法帳》一部，字字化為黑煙，籠罩茶室， 猶星月在密雲中，不曾睹紫氣，以無有茶思禪味也。』負笈慚憤，先生大笑，負笈 見之則杳矣。」25 （〈茶人紫氣〉） 作者先透過利用〈文人夜有光〉情節線路之模仿，提及日本茶道發展歷史上的諸位重要名 家之偉大茶思後，再以議論之方式表達其內心對於被視為是入禪的重要階梯之茶道由儉素 進入奢華之風的不滿，對於茶道演變成一點禪學之味皆無的時代氛圍，感到憤怒，因此， 由此可知，議論處所言之內容，顯然才是井元行真正的欲言之旨。而〈文人夜有光〉內容 中對於老學究學問涵養的調侃、諷刺之描寫方式，恰巧適合於井元氏進行改寫，藉此諷刺 日本茶道走向追求奢侈為尚的沉淪之路的境況。中國學者劉勇強曾提及，日本的小說家在 改編中國的小說之際，許多改編之作品都會體現日本文化的特點，並說道： 事實上，對中國古付小說的重構反映了日本人巧妙利用他國文化作為資源，根據本 國的傳統與需要創造新文化的追求，這樣的改編至今仍充滿活力地延續著。26 井元行此文之撰寫，並非是為了創造新文化之追求而改寫，反倒是為了回復過往的茶道傳 統所提出的復古吶喊，無論其改寫之目的為何，以中國之古典作品為本源而進行改寫之作 法，是日本小說家自古以來的一貫手法，這可以說是不變的原則。 如上所述，〈茶人紫氣〉一文中，作者將日本茶道的名家及茶道演變之歷史，呈現在 文中，同樣地將故事完全地轉化成是日本土生土長之樣貌，若非是讀過袁枚或紀昀 （1724-1805）之原故事者，或許不會察覺其情節主線是源自中國的吧。 3. 情節仿半，並化用漢籍典故 將漢籍之典故，轉化其意運用於故事中，是井元行偶爾會使用的作法之一。如前引〈玉 25 此段引文第四行的「茶人汲汲性靈，汗塵獨睡眠中，……」一處，斷句有誤，且「汗」字應為 「汙」字之誤，故當作「茶人汲汲，性靈汙塵，獨睡眠中，……」為是。 26 詳見劉勇強：〈中國古付小說域外傳播的幾個問題〉，《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 36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35。

子〉一文之最後，作者在稗史氏曰的議論處，借用孔子所說的：「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27 來勸人要懂恩義，不要讓自己在屬於動物之屬的玉子面前感到羞愧，此處即可看出作者 的化用。因為，孔子原本之意是連鳥都可以懂得棲止在良善之處，難道人可以比不上鳥嗎？ 作者卻將其運用在勸導大家要懂得恩義之事上，巧妙地作了涵意上的衍生與連結。 而井元行的第三種仿寫漢籍小說的方式即是情節仿半，再加上漢籍典故化用之模式。 為便於說明，在此先將袁枚《子不語》〈雷誅不孝〉一文節錄如下： 湖南鳳凰廳張二，賦性凶惡，父死依母而居。母年七十餘，視若老婢，少不如意， 輒加呵叱。鄰里忿極，欲鳴之官。母溺愛隱忍，反為調護。乾隆庚寅六月七日，值 其生辰，留群不逞飲酒食麵。家故貧未娶，廚中僅母一人司炊。某酒酣索麵，母云： 「柴濕火不旺，姑少待。」某怒，赴內呵責。母急捧一碗，戰兢而至，因惶遽，忘 下葱姜（筆者按：當作「薑」）。某益怒，接碗劈面打母，母倒地，仰天大哭。忽 天光晝晦，雲氣如墨，雷聲隱隱而起。某自知干天之怒，即扶母起，跪地謝罪。母 亦付為跪求。某伏母後，抱持母足不放，雷電繞屋不去。母起立焚香，忽火光如流 星，飛入中堂，將某攝去，擊死于街。鄰里聚觀，同聲稱快。28 關於不孝者會遭天打雷劈之觀念，自古以來即已深植在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中，相關之記載， 在宋人的筆記小說中即已多見，南宋‧洪邁（1123-1202）《夷堅志》的〈不孝震死〉29 、 〈雷擊王四〉30 ，郭彖（生卒年不詳）《睽車志》卷 2 吳縣村夫與長洲縣農夫謝三二的故 事，31 以及清代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 1 所記雍正壬子年宦家子婦一事，32 均屬此類。 此種報應來自天譴的觀念，一直是中國傳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袁枚此文的撰寫， 無疑地是為「人在做，天在看」的事例，再增添一筆記錄。井元行仿寫之〈雷誅不孝〉一 文如下： 武州根小屋村佃戶某早死，有二子。兄為人賥朴，能勤業；弟性兇惡，視母如婢， 27 詳見《大學》傳三〈釋止於至善〉，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7 年），頁 8。 28 清‧袁枚：《子不語》，卷 23，〈雷誅不孝〉，頁 467。 29 詳見宋‧洪邁：《夷堅志》（臺北：明文書局，1994 年），第 1 冊，〈夷堅甲志〉，卷 8，頁 71。 30 宋‧洪邁：《夷堅志》，第 2 冊，〈夷堅丁志〉，卷 8，頁 601。 31 詳見宋‧郭彖：《睽車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8-19。 32 清‧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 1，「灤陽消夏錄」，頁 4-5。

少不如意輒罵詈。鄰里惡之，欲鳴於官，母溺愛，隱忍回護。後母子與共往于野， 時天忽晦冥，油雲如墨，雷隱隱而起。兄抱持母，避雨於樹下；弟不顧，直走歸家， 未至，霹靂一聲，身為粉虀。既而母遇其屍，慟哭不能起，兄勸慰，纔得歸家云。 或曰：「不孝之子，母何以愛之？又何以哭之？豈不愚乎？」余曰：「否也，親子 之情出于天。孔子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況母親容不孝者，情所然也。天 罰不孝者，理所然也。雷斧之誅，其可不畏而戒哉！」（〈雷誅不孝〉） 此文一開始的二行畫線處，可以明顯看出作者仿自袁枚作品而來的痕跡，甚至連篇名也一 字未改。然而，接下來的情節，作者則進行了改寫，雖然雷誅逆子的結果相同，但作者此 文顯然是為說理、勸懲而作。袁枚之作對於孽子遭天誅之後的人母心境並未著墨，而井元 行卻巧妙地引出《論語》中的內容，將孔子之言化用，並指出母對子之情，是基於天性， 即使養子不孝，為母者亦難恨之的心情。雖然在情感上可以理解，然而天理卻難容之，遂 殛之以示罰，慈母之舉合於情，上天之罰合於理，二者均無可非之。顯然情理之間，有時 難以平衡。此種兩難之情境，古來所在多有。是以紀昀乃謂：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時而互妨。里有姑虐其養媳者，慘酷無理，遁歸母家， 母憐而匿別所。詭云未見；因涉訟，姑以朱老與比鄰常見其來往引為證，朱私念言 女已歸，則驅人就死；言女未歸，則助人離婚，疑不能決。乞籤於神，舉筒屢搖， 籤不出，奮力再搖，籤乃全出，是神亦不能決也。辛彤甫先生聞之曰：「神殊憒憒。 十歲幼女，而日日加炮烙，恩義絕矣，聽其逃死不為過。」33 無論該選擇情還是理，幫助弱者免遭強者之酷虐，顯然才是首要之真理。紀昀此文可為情 理互爭之際的最佳注解矣。很明顯地，仿作的〈雷誅不孝〉一文中，作者是想透過縱使為 母者願意包容逆子，但老天卻無法輕易饒恕孽子的背理之舉，藉以告誡世人天罰之可畏， 反過來強調孝順的重要。 上述三種模式，井元行從全文仿寫到部分模仿，再到化用漢籍典故之撰寫方式，頗有 循序漸進之味道，其仿效之法清楚可見。而其本人曾在《賢乎己》的首篇〈奇夢〉一文的 贊處，提及所謂的學習模仿之道： 稗史氏曰：「宋詩法唐而變唐，元詩法宋而變宋，變而始真。囿於唐宋，而語氣徒 33 清‧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 16，「姑妄聽之」，頁 297。

似者，則偽爾！法古而自作一家之風，是為得之。」（〈奇夢〉） 雖然作者強調，仿習中國之文學，必頇要先深得其法，其後再懂得進行改變方能自成一家， 亦方能成就真正屬於自身的東西，然而在實踐的路上，的確並非易事，因此，《賢乎己》 一書之內容，是否真的從其所仿習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全然地脫胎換骨，破繭而出，則見仁 見智矣。

（二）對於漢文之成語、典故的引用與運用

從語言學習的角度而言，若能正確無誤地掌握該語言之成語甚至典故的話，即代表了 學習者對於該語言所具備的實力水準。在《賢乎己》這一本篇數不多，每則內容不長的作 品裡，讀者卻可以從中發現不少之成語及典故，能將這些成語及典故自由地運用在書中， 井元行的漢文撰寫能力，可謂不差。首先，有關成語之引用：例如，在〈奇夢〉一則中所 出現的「香氣吹蘭」，〈孝子其二〉一則中的「枕麴借糟」，〈穩婆〉中的「天道好還」、 「惻隱之心」，〈楓樹下得歡喜天像〉中的「癡人說夢」、〈賊婆弄術〉中的「雲雨之歡」、 「嚙臍不及」34 、〈病女〉中的「魂不附體」，〈瘋子〉中的「鼾聲如雷」，〈名倡黛〉 中的「天姿國色」等均是漢籍中可見或常見之用語，但書中同樣也出現「國風之僻（癖）」 （〈賊婆弄術〉）與「分椹之志」（〈孝女〉）等似乎是近於自創的成語。「國風之僻（癖）」 出自〈賊婆弄術〉一則的第一句，文曰：「武州某邑馬賈重平有國風之僻。」從故事後續 之內容可以推斷，此一語應是指好色、好淫之意，因為重平最終以色慾之故而付出慘痛代 價，「國風之僻」所指之意，顯而易見。將《詵經》的「國風」作為好淫好色之代詞，頗 有以偏概全之虞，然此種用法並是非井元行的憑空杒撰，應是仿自袁枚之語而來。《子不 語》卷 19〈琵琶墳〉記載：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磊落，而有國風之好。35 由後續內容可知，董生因為受到彈奏琵琶之美女（墳中女鬼）的吸引，站在其處而徘徊忘 34 此語即為「噬臍不及」之意，亦作「噬臍莫及」、「噬臍無及」，均為後悔莫及之意。因為「噬」 與「嚙」，日文均讀為「かむ」，皆具有「咬」之意，是以此處作者遂將其寫成「嚙臍不及」， 與漢語的原慣用字有出入。日本三省堂編修所：《故事ことわざ‧慣用句辞典》（東京：三省 堂，2002 年，頁 680）亦收錄此項典故，寫成「臍を嚙む」，即「嚙臍」，同樣用「嚙」字， 意思相同。 35 清‧袁枚：《子不語》，卷 19，〈琵琶墳〉，頁 357-358。

返，最終因為同伴們的出現才將董生帶回現實，董生不久後隨即病逝。此處所謂的「國風 之好」，隱約中應含有男女相悅之情的意味。而井元行將其改成「國風之僻（癖）」，加 強了語感，似乎也代表了對於色慾更深一層的沉溺程度，此處即可看出井元行的造語功力。 而〈孝女〉一則中的「分椹之志」一語，應是作者在熟讀並消化二十四孝中孝子蔡順採拾 桑葚（同「椹」）並分類，然後以熟成的黑桑葚奉養母親，最終感動赤眉賊的故事之後所 創之語，藉此一語表達孝順之念頭。36 此處同樣可以看到作者在扎實地吸收了漢籍的養分 後所產出的新語。諸如此類，在《賢乎己》一書中，除了耳熟能詳的漢文成語以及自創之 新語以外，亦偶爾可見井元行利用原有詞意進行重新組合的四字用語，如「宛囀遏雲」（〈奇 夢〉）、「木桃之意」（〈奇石〉）、「葵心難駐」（〈神農會〉）等，顯見其在漢文的 遣詞用句上已達游刃有餘之境地。 其次，關於典故之運用，在《賢乎己》一書中亦俯拾皆是，充分展現了作者善於利用 漢籍典故以助成論之情況。如〈奇夢〉一文中的「古之藝人若庖丁、輪扁，心手相應，亦 無他焉，與法化已。」、〈野男〉一則中「我不如老農」、〈農夫游名山〉一則之「蓋翁 則黃瓊、錢鏗之比」、〈孝女〉一文中的「不使吳猛獨擅美於古也」、〈奇石〉一文中的 「聊表木桃之意」〃「不啻留侯於黃石」、〈病女〉中的「樂廣之客見弓影為蛇」、〈瘋 子〉之「蓋接輿、沮溺之流」、〈神農會〉之「陳氏作檄，孟德除病；韓子投文，鱷魚逃 淵。」等，還有前述〈玉子〉之「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雷誅不孝〉之「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二則亦是。作者所引用之漢籍典故，涵蓋《列子》（或《荀子》）、《莊子》、 《論語》、《詵經》、《史記》、《晉書》等，顯見其涉獵漢籍之廣。而熟讀漢籍經典、 善用漢籍典故，也是江戶時期漢文小說作家的共同表現。王三慶即曾謂： 日本漢文小說家在漢文學造詣上的確甚為深入，不但能以暢通的漢文撰寫作品，更 能運用熟語典故於作品中，使作品呈現傳統典雅優美的高級漢文，尤其岡白駒、依 田學海、菊池三溪、石川鴻齋諸人撰述的作品文章，絕對不輸於一般中國人。37 雖然井元行不在王教授所列的漢學大家之中，然其運用漢語中的成語及典故的功力，相信 亦可謂在水準之上。 基於上述，熟讀漢籍的井元行，雖然在其書中所提及之漢籍文獻不少，但其在觀念的 36 「分椹之志」一語，其創語發想應是源自孝子蔡順之故事而來，關於此點，承蒙審查委員之提 點，在此申謝。 37 王三慶：〈日本漢文小說詞彙用字之分析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域外漢文小說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1999 年），頁 16。

傳達以及故事情節之撰寫上，分別受到孔子《論語》及袁枚《子不語》二書之影響頗深， 一位是不語怪力亂神的古聖先賢，另一位卻是喜論怪力亂神的文學大家，井元行對於在撰 寫此書之際的取法對象之選擇，的確頗耐人尋味。

四、《賢乎己》一書之取材選擇及創作主旨

雖然在序文中作者以「漫記所聞見」提及此書之內容組成，然看似隨意的握管濡筆， 讀者卻不難看出作者的取材選擇與撰寫企圖。綜觀全書內容，可以發現其著書創作之主旨， 最主要者可列出以下三項。

（一）儒家忠、孝觀念之強調

同樣是江戶時期的漢文小說家依田學海（1833-1909）即曾謂：「篤於忠孝者，其情 必摯；勵於節義者，其思必深。」38 對於忠孝節義觀念的推崇，不時地表現在其作品中。 而同屬於此一時期漢文小說之《賢乎己》，自不例外，忠孝觀念之強調，亦隨處可見。以 下，詴舉〈玉樓花岡〉之故事為例，其文記載： 花岡，亦玉樓之娼也，小字阿安。初，其父早卒，母無所依，攜阿安及長女伊能再 嫁骨董商林藏者。既而又生一男二女。久之，林藏罹病，不能取業，貧漸窮，病漸 重，不得已，賣阿安於玉樓，得十八金，三分之二給飲食，一充醫藥。阿安改名花 岡，慎謹待客，能與姊妹和，不止客雅愛之，眾咸愛之。無幾，林藏沒，母以五指 養四子。而乙卯之洪震，丙辰之獰飊，屢遇奇難，貧如洗矣。花岡憂之，辨金贈母 五十二兩，母子乃得糊口。後花岡為大妓玉葛之屬娼，儉素廉直，人褒稱之。玉葛 之嫖客多佐之，且雛妓不良，花岡苦教諭之，主人仗焉。於是忠孝之名聞於官，官 旌之，賤銀三挺云。 稗史氏曰：「女子之道以縫裁饋食為第一，記誦翰墨次之，至絲竹歌舞，則大抵導 淫之具，不如不學之善也。而之二人者，在歌舞絲竹中，然孝義良實事若是，所謂 泥中之蓮，可不稱哉！」（〈玉樓花岡〉） 38 日‧依田學海：《譚海》，頁 78。

引文中之主角花岡，雖然不幸以賣身為業，但卻生性良善，不僅對母盡孝，亦忠於主人， 成為人們讚揚與政府表揚的榜樣。作者反映的是，不管是何種身分地位，必頇懂得忠、孝， 方是具備可貴之人性者。相反地，對於不忠不孝之人，最終難逃天罰是必然的。如前述〈雷 誅不孝〉一文中被雷擊身亡的不孝子，終遭雷斧之誅，展現了天理昭彰的真理。而作者不 僅利用現世的故事與事件鼓吹忠、孝之觀念，亦藉佛教地獄觀念來強調忠孝的重要，因為 若是不忠不孝，其影響所至，將會殃及死後。如書中最後一則〈地獄〉一文中即記載了， 生前弒殺主君織田信長的明智光秀，死後不僅無法成佛，而是在地獄裡打掃眾鬼廁所的悽 慘光景；同樣地，在生前逐父奪國的武田信玄，因為不孝之罪，死後在阿鼻地獄清理溝瀆， 受苦無量之情況，均顯示了忠、孝之道，必頇奉行的道理。此種為人需忠、孝之觀念，普 遍地反映在江戶時期的日本漢學家們所撰寫的漢文小說中，井元行為此的撰文立說，實是 江戶時期士人此種觀念的共同展現。 除了上述各篇以外，其餘如〈孝子二則〉、〈孝女〉、〈瘋子〉等諸篇，亦詳載了孝 子之事蹟或勸導孝順之重要，顯見作者對於宣導孝順觀念的不遺餘力。

（二）「報」之觀念的反映

作者在書中，不僅描寫善報，也敘述惡報，更提及報恩，藉由這些故事表達「報」之 思想，傳達「報」無所不在之觀念。首先，關於善報，如〈遺物還原主〉一文，即是代表。 其文記載： 中山道深谷驛旅店主人稱彥右衛門，性淳篤。一日，客房中有遺囊，檢之，藏七十 五金，即數木牌，標記某月日有遺物，俟原主之反問，頒建諸數驛中。越三日，一 客惶忙走至，店主曰：「君有遺物乎？」曰：「然。」曰：「請詳其狀，言與物符， 即刻完璧。」客曰：「僕上野州某村里正，稱藤助，三日前投宿貴店，所遺之金七 十五兩，色如是，囊如是。」主曰：「果然是也。」直出囊交之。里正大喜，拜謝 而去。由是店名聞遠近，客跡日多，家道漸旺云。此天保五年間事，店主親為予言。 稗史氏曰：「守遺物者店主之道，雖然，自非性淳者安全其道，且天報所在，亦足 以勸善，因記存之。」（〈遺物還原主〉） 如引文所述，由於旅店主人的正直，見財卻不萌欲心，反而努力尋找遺失財物之主，最終 完璧歸趙，使遺失者重獲其物，也因此讓其旅店之聲名遠播，生意隆盛，得到善報。而作 者在文末議論處所言：「天報所在，亦足以勸善」，表達人在做，天在看的道理，此文之

記載，自有其意義。相反地，若心生貪念，致使自身走向不善之途，那麼，惡報也就隨之 而至矣。〈穩婆〉一文即顯示此理。其文曰： 某村一穩婆，今忘其名，性姦黠，鬻墮胎劑以為生理。一日，婆暮從外歸，聞一宅 內有啼哭之聲，自壁隙窺之，則一女子解帶懸梁，若將雉經者。婆大驚，突入而詰 其故。女乃揮涕答曰：「遇繼母之虐使，不堪苦楚，今將縊而不得其方，故哭耳。」 婆將解勸救之，而其首飾不止百金，懷中亦似有金，貪心頓萌，意不如勸死，攘其 所帶物。乃謂之曰：「我能教之。」乃安一床於梁下而登之，引頸以示女。何思床 倒腳垂，女錯愕拯之，則顏色已紫，口露舌尖，蓋天報也。（〈穩婆〉） 文中之穩婆，按其身分，本應以接生為主，卻反以鬻墮胎劑為生，即此一點，即難逃天理。 而穩婆原本在其遇到女子以悲苦相告之初，心生憐憫而擬救之，未料卻因貪財之心頓萌， 反將憐憫之心轉成惡毒之念，最終斷送己命，落得天誅之報，令人感慨。作者在文末寫道： 「天道好還，宜矣婆自取死。且婆亦非無惻隱之心，始之於救，而終之於殺，忽(怱)卒之 間，善惡相反。人欲害之也，嗚呼！可不戒乎哉！」（〈穩婆〉）可見，人的欲念，特別 是「貪欲」，決不可萌生，否則恐將因此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因此要時時刻刻警惕自身， 方為善道。除了善惡之報以外，作者亦強調「報恩」的觀念。如書中〈義鼠〉一文記載： 武州王川邑農夫某，年老無子，家貧，以傭耕為生。曾畜白鼠，愛如子；鼠亦慕農 夫，如子於親也。偶農夫左腳發瘡，不能操鉏，涉月不愈，窮極，炊煙絕者二日。 一夜三鼓，橐橐有聲，鼠負一布囊歸，如有所言者。農夫異之，解囊，則有米，約 一升許，喜而炊。米盡，鼠則繼之，如是者數月。農夫瘡痊，終免餓死，復出傭， 鼠亦不輸米。（〈義鼠〉） 雖然農夫或許是因年老無子而畜養白鼠，藉此一解孤寂，鼠雖非人，但人鼠相慕，猶勝於 孤身度日。農夫對白鼠的這一番寵愛，在己身遭遇困境之際，收到了相應的回報，最終成 就了一件美談。作者在文末的議論之處，藉由此則故事批判了人心之澆薄，農夫的困境不 見鄰舍之憐恤，而有責任義務照護百姓的里保、肆長無法查知其情，反由白鼠代其職，真 讓人替這些人感到羞愧，連動物都知曉之理，人類卻不明白，的確讓人感慨。 如上所述，作者透過諸多例證，藉此反映出無論是「善報」、「惡報」或是「報恩」， 一切行為的背後，均有其相應的「回報」存在，是故，為人應心存善念、屏除惡念，才能

免於惡報，而獲得善報。

（三）事物的「有用」論

最後，作者在此書中所著眼的另一項主旨是，一切事物均頇創造「有用」價值的觀念。 例如〈石橋〉一文記載： 武州大谷邑有石橋，面刻梵文數十字。里正某素奉佛，意謂使人畜踐之，不敬甚矣。 乃與眾謀移石于別所，用板付之。未幾，里正病瘟，同謀者亦皆病瘧。一日，里正 女忽發狂呼曰：「我即石橋也，何故棄我於無用？」極口罵里正。眾大驚怖，復移 石為橋，病隨愈，不解其故，抑奇哉！ 稗史氏曰：「物之無用，天何生之，況乎人。游手怠務，以無用為樂，石橋為笑必 矣。」（〈石橋〉） 此則故事並未詳載人名、時間等細節，內容亦事涉靈異，顯然應是作者為說理而作之文。 因為，上文中里正以板代石橋之舉乃是出於對佛教的虔誠敬心，並無失禮之處，然卻遭受 罹患瘟病之罰，實不合情理，且在其得知疾病之由，乃因移徙石橋而來，遂將其復於原位 後，病終獲癒，亦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是以作者只能用「奇哉」來形容。然而，透過此則 故事，作者藉此引出天生萬物，均有其用的觀念，若以無用為樂的話，則將遭世間萬物的 取笑。此文之敘述，雖有其牽強之處，然作者之立意，則皎然易見。此種強調「有用」的 觀念，也是江戶時期許多士庶所秉持的共同思維。如《譚海》〈吉田空曇〉一則即載： 吉田空曇善醫，性僻不容於世，窮困不舉火累日，僕吉助留不去，謂空曇曰：「明 日無米，主人欲何出？」空曇笑曰：「天不生無祿之人，吾苦學不售，窮困至此， 餓死，天也，汝去事他主，莫共死為。」吉助曰：「奴欲去，不發此言，請與主人 同生死。」空曇曰：「善。」讀書不已。39 故事後段記載：果然因為空曇的醫術奏效，讓其主僕二人從飢餓的窘境中解套，而空曇也 因為治癒了眾醫收手的兩替坊某店鋪主人之難疾，最終得到對方給其衣食終身的禮遇，讓 其善醫之才能，發揮了實質之用處。空曇對生存的豁達態度，乃在於他心中所堅信的天不 生無祿之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想法，所以面對困境可以坦然處之，也做好了若真苦學無 39 日‧依田學海：《譚海》，頁 118-119。

用而遭上天淘汰也可面對的準備。是否有用，人的價值則存於其中矣。 不僅是人與物之「有用」，有時良文亦能發揮其莫大之用處與價值。〈神農會〉一文 記載： 武州中大里、橫見二郡，屢被水害，以故民率貧困，雖病，不能買藥，或延醫服藥， 酬謝甚菲。於是郡中醫家相謀，託神農會，集眾於一老醫所，誓言「謝儀不腆，有 請勿往，儻背盟，罰錢五千文。」有神戶氏者聞之，與書於所識之醫小島龍湖曰： 「僕嘗登高堂，接芝眉，事務繁劇，不得繼見，疏闊過年。今者聞國手術益精，數 取功，於是葵心難駐，復欵高門，遂數相問，謂得益友，僕喜可知矣。夫為益友者 無他，知國手能規我之過也。然則僕亦遇事之可規，安敢緘口。近日有人來告曰： 『眾醫託神農會建盟事，如是如是。』僕聽之，驚曰：『果然，爾後貧人得病，雖 瀕死，孰救之？豈不痛乎！且僕觀醫人之近況，富家雖微恙，不藥可治者，一日十 走，百端呈媚，無患者猶往候，唯恐忤牝雞之意。夫既如此，而事又如此，貧人病 疾，何以濟之？是豈仁術者之所為乎！思夫國手者，仁人也，必不臨其盟，否則眾 所強，或有不得已者乎，蓋然矣。且夫神農者，神人也，聖人也，神聖在天之靈聞 之，將怒耶？將喜耶？天誅之至，突逮夫躬，僕恐此輩無地可逃。請國手以此書示 之，使眾醫免天誅，則幸甚。』」適醫某復來要龍湖於會，龍湖不得已而往，乃出 神戶氏書示之。讀未半，而有悟若者，怒若者，羞若者，憂若者，盟於是乎寒。（〈神 農會〉） 此文中的某些情境描述，極有可能是當時醫病關係的部分真實寫影，特別是醫者對於利益 追求的心態。同樣身處江戶末期的儒學者安積艮齋（1791-1860）曾在〈鈴木一貫翁墓碣〉 一文中提及：「後之君子，寡廉鮮恥，惟利是求，而醫尤其甚者。」40 即指出了當時的醫 者過分逐利的社會現象。當然，對於以醫為業的醫生而言，其個人的醫療活動的確並非慈 善事業，然而許多立志為醫者，相信應有不少人的初衷是以救人為念的，是具有仁人之心 的，若最終因金錢報酬過少而拒貧病者於千里之外的話，則難保日後終能無愧於心，更何 況以盟約懲罰之方式，牽制彼此，則更不應該。文中神戶氏的勇於發聲，實令人讚賞，且 因其義正詞嚴的書信內容，最終讓其友人小島醫生願將其展示於諸醫面前，讓眾人省思， 最終收到盟約作罷之效。作者於文末議論處寫道：「詩文之功可以當醫藥，可以付弓弩， 40 詳見日‧近藤元宏編輯：《日本虞初新志》，收入王三慶、莊雅州、陳慶浩、內山知也主編： 《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一冊‧筆記叢談類一》，頁 215。

可以充真言陀羅尼也。如神戶氏書，雖文不巧，然至使眾醫挽回不仁之心，則未可必謂文 章不當一文錢也。」（〈神農會〉）此處明顯地指出了良文之作用，即使其文辭欠佳，然 只要能發揮效果，則為「有用」，即有其存在之價值。 無論是前引〈石橋〉一文中的石橋，或是〈神農會〉一文中的神戶氏之書信，能夠發 揮其存在之作用，即顯現了價值。特別是後者，即使文非美文，卻發揮其功用，正如同作 者所撰寫的《賢乎己》一書，或許談不上是上上之作，但比起「終日無為，徒消光陰」來 得有用，只要書中之內容能發人深省，發揮些微之功效，則不負作者出版此書之企圖矣。

五、結語

《賢乎己》一書，可以看出作者在記載內容上的費心選擇，其往往透過正反兩面以成 其論；為了談忠孝之例，必記不忠、不孝之例，為了「誡貪」，則既寫貪心之例，又不遺 漏不貪之事，既談報恩，亦談報應，環環相扣，構築成書，序文所謂「漫記」一語，顯然 虛語也。此舉恰巧回應了小說往往在於「虛實」之間的觀念。 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對井元行其人及《賢乎己》一書之探討。首先，據書前序文 所述究之，其書名理應是承繼孔子在〈陽貨〉篇所言「為之，猶賢乎已」之意而來，是以 筆者認為，此書之名應稱《賢乎已》為是；此種錯誤之形成，恐因「己」、「已」、「巳」 三字之形似所導致的誤植而來。至於作者其人，按書中內容之線索所進行的側面考察結果， 可以大致推斷出：作者井元行是身處幕末時期，以東京都為其活動範圍的崇儒士人，雖然 漢文底蘊深厚，卻與當時活躍於文壇的漢學碩儒們並無交集，而其生存之期間約在 19 世 紀初期至中後期階段。 其次，書中內容不乏作者對於漢籍之仿效與化用之處，有時是故事情節的套用、題材 的借鑑，有時則是文意的引用、化用或典故之運用，雖然是承繼中國之文學、經典而來， 卻往往進行適時之改寫，使其合乎於日本人的喜好或價值取向，亦使得原本在中國土壤上 產生的作品，能夠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在異域之日本開啟新芽。 最後則是探討此書的取材選擇與創作主旨，作者透過著書以立說，在其書中表達某些 觀念與看法。其一是對忠、孝觀念之強調與宣揚，其二是反映「報」無所不在之觀念，藉 以端正人心，第三則是強調萬事萬物之存在，均有其用之觀念，表達出無論是事物、人畜， 甚至是文章，只要「有用」則具備了存在之根本功用。誠如金培懿所言一般：

俚俗小道之作，因為有垂誡感人的可觀之處，其旨趣意蘊既然可羽翼聖賢經卷，則 其利益就同於六經諸史；小說家既然肩負起了教化傳道的教育使命，則其著作小說， 本的是一片道學心腸，如此也就為小說家爭得一席之地，可與儒、釋、道等諸家平 起平坐。41 無論井元行的漢文造詣何如，亦不管《賢乎己》一書在日本漢文學史上的定位為何，作者 「一片道學心腸」為提倡忠孝、勸善懲惡等觀念所作的撰寫努力，即足以展現其書之價值 矣。 41 金培懿：〈奇異趣‧情義理‧人間道──由《譚海》論近付日本吉士佳人典範之文化意涵〉， 《國文學報》第 55 期（2014 年 6 月），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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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料 https://ja.wikipedia.org/wiki/朝川善庵 ASAKAWA,ZENAN（最後瀏覽日期：2017.08.01）。

A Study on the Chinese-language Fiction Xian Hu Ji

of Japan and Its

Main Purpose of Writing

LU, HSIU-MAN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19 ; Accepted December 18, 2019）

Abstract

Xian Hu Ji is a collection of fiction written in Chinese in the late Tokugawa Shogunate era. As implied by the preface, the collec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Therefor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flects some of the events, values, and culture of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Edo era.

Nevertheless, it is quite pitiful that there have been barely any studies on the collection, a result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lack of records about the life of the author Imoto Nimui. Despite that, a careful review of the content reveals the author’s profound accomplishments in master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 purpose of writing hidden between the lines.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the collection, one can not only gain insights into the thinking, values, and some cultural features upheld by the Japanese people in the late Tokugawa Shogunate era, but also the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inking, as well as the convergence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collection Xian Hu Ji and the author Imoto Nimui; the imitation, adaptation, and quotation of other Chinese texts; and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writing of Xian Hu Ji,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values of the collection as a text.

Keywords: Xian Hu Ji, Chinese fictions, Imoto Yuki, Main purpose of writing

ISSN：1021-7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