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嚴之愚昧：保守派生命倫理學最新、最危險的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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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春天，總統生命倫理委員會發表了一本 555 頁的報告書，書名是《人性尊嚴與生命倫理》 (Human Dignity and Bioethics)。在 2001 年，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下令成立了這個由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其任務在於對生物醫學倫理議題提供建議及研究，包括增強認知能力藥物、動物或人類基因工程、延長人類壽命的治療方法、胚胎幹細胞，以及能夠替換壞死組織與器官的「治療性複製」 (therapeutic cloning)等。諸如此類的科學進步，如果能自由轉用在治療上，可以改善千百萬人的處境，而不會危害任何人。而這有什麼可反對呢？生命倫理學傳統上所關心的焦點，是病患或受試者可能遭受的強迫或傷害，但目前科學進展引發的主要問題並不是這些。所以，成立總統生命倫理委員會的倫理考量到底是什麼？對於以新穎方式改變心智與身體，不論這是實際上或想像上的發展，許多人已經莫名忐忑不安。浪漫主義者與環保主義者傾向將自然理想化，而將科技妖魔化。傳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在性格上不信任激烈改變。而平等主義者擔心各種增強技術 (enhancement techniques)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陷入軍備競賽。要是想到這些前有未有的生物操作，任何人都可能會有反感。總統委員會已經成為發洩這種不安的論壇，而「尊嚴」概念則成為闡揚這種不安的大標題。總統委員會長期致力於使尊嚴成為生命倫理學的中心，而這本論文集就是集大成之作。本書的基本論調是，即使新科技能改善生活與健康，減少痛苦與浪費，但如果科技冒犯了人性尊嚴，則需要加以拒絕或甚至以法律禁止。無論尊嚴到底是什麼，問題在於「尊嚴」是一個可以隨意操弄的主觀

尊嚴之愚昧：

保守派生命倫理學最新、最危險的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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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芬‧平克著何建志* 譯

* 感謝 Steven Pinker 教授同意授權翻譯。原文見：Steven Pinker, The Stupidity of Dignity: Conservative Bioethics’ Latest, Most Dangerous Ploy, The New Republic, 28 May 2008. ** Johnstone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t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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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觀念，很難用來處理重大的道德要求。對於以尊嚴之名而意圖壓制研究與治療的泛泛之談，在 2003 年英國醫學期刊，生命倫理學家露斯‧麥克林 (Ruth Macklin)以社論〈尊嚴是無用的概念〉(Dignity Is a Useless Concept) 加以挑戰。麥克林主張，生命倫理學以個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為原則已經足夠，而個人自主的理念則在於，因為所有人都有受苦、成功、理性、選擇等等相同基本能力，因此沒有人有權干預別人的生命、身體或自由。這就是為何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成為研究與實踐上的倫理基石，而知情同意顯然可以排除當初引發生命倫理學的弊端情形，例如納粹醫師門格爾(Mengele)假醫學之名所進行的殘忍實驗，以及在美國塔斯克吉(Tuskegee)對貧窮黑人病患不加治療的惡名昭彰梅毒研究。麥克林主張，一旦你承認自主原則，「尊嚴」就成為贅餘。受到麥克林文章的刺激，總統委員會承認尊嚴需要更堅實的概念基礎。委員會成員與受邀撰稿人撰寫了報告書中的 28 篇文章及評論，這些與可以發表而且直接呈送布希總統的資料。主編者承認這本報告書並未解決尊嚴是什麼，以及尊嚴如何指導政策等等問題。不過，這本報告書確實大量揭露了總統委員會所代表的生命倫理學。它所揭露的情況，應該使關心美國生物醫學及人類福祉改善的人有所警惕。因為政府官方的生命倫理學不希望醫療實踐能增進健康與繁榮；它認為那樣的追求是壞事而不是好事。為了解這個顛倒的價值體系來源，需要更深入觀察總統委員會的背景潮流。這本尊嚴報告書的自我呈現方式，雖然是針對普遍性道德議題進行學術討論，但其實這本報告書來自於將美國生物醫學政治化的運動，並受到宗教因素所激發。這本報告書由撰稿人名單便開始透露出詭異之處。名單中有兩位撰稿者是委員會職員亞當‧舒爾曼(Adam Schulman)與丹尼爾‧戴維斯(Daniel Davis) ，他們寫了很可觀的導論文章。至於其他二十一位撰稿人，有四位是主張宗教應在道德與公共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的鼓吹者：里昂‧卡斯 (Leon R. Kass)、大衛‧葛倫特(David Gelernter)、羅伯‧喬治(Robert George) 及羅伯‧克雷納克(Robert Kraynak)。而另外有十一人任職於基督教機構（其中兩個機構隸屬天主教）。當然，機構隸屬關係並不一定導致偏頗，但是當四分之三受邀撰稿人與宗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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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時，這就會使人感覺其中有刻意安排。而進一步的觀察則確認了這件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尊嚴與生物醫學議題上，應當可以提供討論意見的許多專業學科，在報告書中都沒有出現。撰稿人當中沒有任何生命科學家，也沒有心理學家、人類學家、社會學家或歷史學家。根據報告書中一篇導論章節的說法，委員會採取了「當代生命倫理學術界的批判性觀點，以及生命倫理學公共辯論的方式」，報告書似乎非常具有批判性，以致於麥克林幾乎成為眾矢之的，卻不被邀請展現她的論點，而可能贊同麥克林觀點的主流生命倫理學家，也沒有機會進行辯護。儘管報告書排除以上這些東西，卻將空間保留給了七篇猶太—基督教信仰的文章。在這些文章當中，有人認為聖經來自於上帝，有人接受創世紀所描寫的奇蹟真有其事（例如聖經始祖人物可以活到九百多歲），有人主張真理的來源是上帝的神聖啟示，有人主張在大腦的生理機能之外，有非物質性的靈魂存在，以及有人聲稱舊約聖經是道德的唯一基礎（例如，卡斯的文章主張，尊重人類生命的依據是創世記第九章第六節，其中上帝以復仇律教導大洪水的倖存者：「凡流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流，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在報告書中，這些猶太—基督教論點出現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裡，而某些則是直言不諱的聖經論點，這實在是太不尋常。除了丹尼爾‧丹奈特 (Daniel Dennett) 的兩段評論文字之外，報告書中沒有對宗教主張進行任何檢討。美國身為世界科學的發電廠，怎麼會用聖經故事、天主教教義，以及含糊不清的猶太教寓言應付二十一世紀生物醫學的倫理挑戰？部分答案在於委員會創始主任委員卡斯的超大影響力。在 1970 年代，對於人工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即日後俗稱的試管嬰兒，卡斯因進行道德譴責而出名。當這項技術具有可行性之後，全國隨即就不再理會卡斯，對今天大多數人來說，這在倫理上已經不是問題了。但這並沒有阻礙卡斯日後攻擊他認為有倫理問題的醫療實踐，包括器官移植、驗屍、避孕、抗憂鬱藥物甚至解剖屍體。為了支持他的立場，卡斯經常訴諸於「人性尊嚴」（以及「人類存在的基本面向」或「我們的人性核心」等相關說法）。在一篇標題為〈長生與其局限〉的文章，卡斯表達了他的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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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壽命、健康與生殖能力的科技如此恐怖。他在文章中回應：「延長青春的欲望，表現出一種幼稚與自戀的願望，與獻身照顧子女後代格格不入。」根據他的判斷，使他人增加生命歲月並沒有意義。「參加網球賽的次數多了 25％，對於專業網球選手真的是享受嗎？」而且，如經驗證據所顯示「死亡讓生命有意義」，他認為希臘神話眾神過著「膚淺輕率」的生活—這個例子表現出他有混淆虛構與事實的不良習性。（在〈尊嚴〉一文中，卡斯引用

小說《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的次數就多達五次）。除了長壽與健康之外，卡斯也認為現代的自由觀念有問題。他寫道：「能處置自己身體的權利，一種能夠對自己身體為所欲為的權利」觀念具有「致命危險」。舉凡整型手術、變性手術、延後生育或在二十多歲還維持單身等等，都使得卡斯感到不安。他對於尊嚴的執著，有時已經到了極端地步：從這種觀點來看，以不文明的方式吃東西是最糟糕的，例如像貓一樣舔冰淇淋蛋捲筒，雖然在美國的私下場合可以被接受，但是這仍然會冒犯認為公然吃東西不雅觀的人…因為忙於赴約沒有用餐時間，而在街上吃東西，這表現了一個人缺乏自制力：成為肚子的奴隸。…在沒有餐具的時候，用牙齒咬食物就像是動物一樣。… 這種像狗一樣的吃東西方式，要是人不得已必須這樣做的時候，就應該避免公開，否則即使我們自己不以為恥，別人卻會被迫觀看我們的可恥行為。這位贊成死亡、反對自由，而被美國主流思想摒棄的人，在 2001 年成為總統生命倫理學顧問，並說服總統禁止以聯邦經費補助使用新幹細胞株的研究。在布希總統宣布的幹細胞政策中，他邀請卡斯組織委員會。而卡斯則在委員會中塞進了保守派學者專家，在公共領域實施宗教原則（尤其是天主教）的支持者，向來對於生物醫學進展感到不安的作家，以及少部分的科學家（大都屬於宗教觀點濃厚或政治保守人士）。針對胚胎幹細胞研究、治療性複製（卡斯贊成規定為犯罪），以及在委員會報告中扭曲科學，曾有幾個委員反對卡斯，而卡斯就解任了其中兩位（生物學家伊利莎白‧ 布萊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與哲學家威廉‧梅(William May)），而以兩位傾向基督教立場的學者取而代之。雖然卡斯將自己的生命倫理學觀點轉化為政府思想與政策，但這不僅僅是他個人的執念，而是某種更大運動的一部份，而這個運動與天主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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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日漸緊密。（在 2005 年，卡斯將主任委員職務移交給八十五歲的醫療倫理學者及美國天主教大學前校長艾德蒙 ‧ 佩雷格里諾 (Edmund Pellegrino)）。布希政府與新教福音派之間的聯盟早已人盡皆知。但是委員會中彌漫的天主教氣息，尤其是《尊嚴》報告書，還是讓人乍看之下充滿疑惑。事實上，在美國政治界當中，它隸屬於一個強大卻少為人知的發展，戴蒙‧林克(Damon Linker)在《神學保守主義者》(The Theocons)書中記載了這個發展。在過去二十年來，一群激進知識分子呼籲我們重新思考美國社會秩序中的啟蒙根源，而這些人當中有許多從激進左派變成激進右派。在他們看來，承認生命權、自由權與追求幸福權，以及政府任務在於確保這些權利，並不足以實現一個有道德價值的社會。這種貧乏無力的願景，只會導致社會脫序、享樂主義，以及諸如私生子、色情與墮胎等不道德行為氾濫。社會應該追求比單純個人主義更高尚的目標，並推動更嚴格的道德標準，這些標準能夠約束我們的行為，並來自比我們自己更高的權威。在這一千年來，神啟的階段已經衰落，現在的問題在於，將由誰規定並解釋這些標準。當今眾多教派無法擔當這項任務：新教福音派過分反智，主流新教與猶太教的人道主義過多。而天主教因為具有悠久學術傳統與堅定道德戒律，而自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大本營。天主教神父理查‧約翰‧ 紐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所領導的刊物《第一要務》(First Things)，便成為該運動的傳聲筒。天主教教義提供了該運動背後的思想基礎，而能吸收社會保守派的猶太教及新教知識份子。在 1998 年，當紐豪斯與計畫參選總統的布希見面後，他們馬上就一拍即合。第一屆委員會的三名委員（包括卡斯）都是《第一要務》的編輯委員，而紐豪斯本人也在《尊嚴》報告書中撰寫一篇文章。此外，還有五名委員也曾在這份期刊投稿。為了建立阻撓性的生命倫理學 (obstructionist bio-ethics) ，尊嚴概念提供了自然的基礎。宣稱利害關係人的知情自願行為違反尊嚴，便使他人有可乘之機加以評論。為了擴張政府對於科學、醫學與私生活的管制，違反尊嚴提供了道德上的正當理由。當生物醫學改變了既有規則，教會在生、死及生育等大事上的生活指導權便岌岌可危。也難怪「尊嚴」主題在天主教教義中反覆出現：在 1997 年版的《教理問答》 (Catechism)，尊嚴這個詞出現超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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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次，而且是最近梵蒂岡生物醫學聲明的主調。平心而論，《尊嚴》報告書中的大部分章節，並沒有直接訴諸天主教教義，當然，論點的正確性也不能由支持者的動機或隸屬關係加以判斷。如果完全依據論點的優劣來判斷，這些論文的作者釐清了多少尊嚴的概念？他們自己都承認沒有釐清完整。幾乎每一位論文作者都承認這個概念依然模糊不清。事實上，尊嚴概念總是引發直接矛盾。我們讀到，因為奴役與貶低人類剝奪了人的尊嚴，因此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讀到，你對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包括奴役與貶低，都不能剝奪他的尊嚴。我們讀到了，尊嚴反映出美德、奮鬥與良心，因此只有付出努力與修養品格的人才能成就尊嚴。我們也讀到，不論是多麼懶惰、邪惡或心智障礙的人，他的尊嚴都完整無缺。有幾位論文作者還舉大屠殺為例，宣稱二十世紀的慘案來自於我們不維護尊嚴的神聖性。但是，對於以毒氣室殺害六百萬猶太人，或是將俄羅斯異議人士送到古拉格集中營(gulag)，我們並不需要以「尊嚴」觀念才能判斷是非對錯。所以，縱然這些作者盡了最大努力，尊嚴概念仍然是一團混亂。我認為，尊嚴難以作為生命倫理學基礎的原因，在於它有以下三個特徵。一、尊嚴具有相對性。即使不是科學上或者道德上的相對主義者，都可以發現到，隨時間、空間與觀察者的不同，關於尊嚴的認定就截然不同。在以往，女人露出裙下褲襪讓人看見，會被認為非同小可。在維多利亞時代，即使是天氣炎熱的樹林裡，人們還穿著高領襯衫與毛料西裝外套出遊，看到這些照片時我們卻感到可笑；而在許多社會，宗教與政治領袖要是拿盤子或與小孩玩耍，會被認為有損尊嚴。社會學家托爾斯坦‧范伯倫(Thorstein Veblen)寫道，一位法國國王認為將王座推離壁爐有損尊嚴，而某天晚上隨從不在，國王就被燒烤熱死。卡斯認為人們舔冰淇淋是可恥沒有尊嚴，但我卻不以為意。二、尊嚴具有可替代性。總統委員會與梵蒂岡認為，尊嚴是不可妥協的神聖價值。但事實上，為了得到生活中的各種事物，我們每個人都自願地一再放棄尊嚴。從小車出來是沒有尊嚴的事。性行為是沒有尊嚴的事。解下皮帶、張開雙腿，由安全人員用掃描棒檢查是沒有尊嚴的事。尤其是，現代醫療就像是剝奪尊嚴的懲罰。閱讀本文的讀者們，很多都經歷過肛門指診或婦科骨盆腔內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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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享受過大腸鏡檢查。我們一再地用腳（或其他身體部位）表明，為了生命、健康與安全，尊嚴是可以用來交換的微小價值。三、尊嚴可能有危害性。在針對尊嚴報告書的評論中，吉恩‧貝斯克‧ 艾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質問：「否認或者限制人的尊嚴，可否產生任何好東西呢？」答案是絕對肯定。當獨裁者披掛勳章綬帶站在高台上閱兵，就是試圖展示尊嚴獲得尊敬。為了捍衛國家、領袖或信條的尊嚴，往往便可以合理化政治與宗教迫害。想想看針對薩爾曼 ‧ 魯西迪 (Salman Rushdie)的追殺令，丹麥漫畫暴動，或是英國老師在蘇丹遭到暴民私刑鞭打，只因為她在課堂上將玩具泰迪熊稱為「穆罕默德」。其實，將領袖的尊嚴觀念強加於人民，往往就導致集權主義，例如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毛裝，或是阿富汗塔利班政權下，包裹女人全身的布卡罩袍(burqas)。一個自由的社會，不會讓國家把尊嚴觀念強加在人民身上。民主政府允許諷刺者嘲弄領袖、制度與社會規範。民主政府放棄了定義「良善生活的願景」或者「善用自由的尊嚴」（這兩個詞引自總統委員會尊嚴報告書）。自由的代價，在於容忍他人那些在我們看來違反尊嚴的行為。如果讓歌星布蘭妮‧史皮爾斯(Britney Spears) 和電視節目「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消失，則我會很開心，但我能容忍他們的存在，以便不用擔心被冰淇淋警察逮捕。這種妥協交換深植於美國的 DNA，也是美國對文明的偉大貢獻之一：我的祖國，美麗自由之邦。所以，尊嚴是無用的概念嗎？幾乎是。這個詞固然有某一種可識別的意義，而可以在道德考慮上作出主張，然而這種主張相當有限。尊嚴是人類的知覺現象。在人類接收者內心出現的性質，來自於外在世界的訊號刺激。如同圖畫中出現的匯聚線條引發深度感；兩耳間的聲音強弱差異引發聲音的位置感；另一個人的某些特徵則可引發價值感。這些特徵包括身體的安定、乾淨、成熟、吸引力與控制力等。而尊嚴的知覺也會引起接收者的反應。正如烘焙麵包的味道引發吃麵包的欲望，看到嬰兒的臉引發保護嬰兒的欲望，尊嚴的外表引發我們敬重有尊嚴者的欲望。這解釋了為什麼尊嚴有重要道德涵意：對於引起人尊重他人權益的現象，我們不應該加以忽視。但是這也解釋了為什麼尊嚴具有相對性、可替代性，及經常有危害性。尊嚴只是表面現象，它是牛排的滋滋聲而不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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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對於人的尊重，而不是引發尊重的那些樣板訊號。實際上，知覺與現實之間的落差，使我們落入了尊嚴的幻覺。對於沒有內在美德的尊嚴訊號，例如卑劣的獨裁者，我們可能會受到感動，但是對於沒有尊嚴外表的乞丐或難民，我們卻認不出的他們的美德。尊嚴的哪一個面向，才是我們什麼應該尊重的部分？一方面，人們都想要被認為有尊嚴。因此，除了身體完整性與個人財產之外，尊嚴也是個人利益的一種，而他人則必須加以尊重。我們不想要讓人踩我們的腳指頭，我們不想要讓人偷我們的車輪蓋，而坐在馬桶上的時候，也不想要讓人打開廁所門。以這種精確的意義，才能將尊嚴的價值應用在生物醫學上，亦即，在不妨礙治療的條件下，盡可能關心病人的尊嚴。對於當今病人時常被迫承受，卻可以避免的屈辱（例如後面開口的可怕醫院罩衫），佩雷格里諾與蕾貝卡‧德雷瑟(Rebecca Dresser)在尊嚴報告書中對此有很好的討論。在這種意義下，沒有人會反對重視尊嚴，而這就是重點所在。一旦精確定義尊嚴的概念，尊嚴就變成一種體諒他人的尋常事物，可用來對抗冷漠無情與官僚惰性，而不是具有爭議性的道德難題。因為它就等於是將心比心對待他人，因此在根本上，尊嚴只是自主性原則的另一種應用而已。給予尊嚴適度的尊重還有第二種理由。當一個人的尊嚴降低，就可能使他人變得冷酷無情，而使他人不顧忌虐待這個人。當人們受到貶低與羞辱，例如猶太人在納粹德國被迫戴黃色臂章，或被批鬥者在中國文革時期被迫理陰陽頭或穿怪異服裝，旁觀者便容易輕視他們。同樣地，當難民、囚犯與其他賤民被迫活在悲慘狀況時，便可能陷入非人化與虐待的惡性循環。著名的史丹佛監獄實驗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證明了這一點，其中被安排擔任「囚犯」的自願受試者必須穿戴囚服與腳鐐，而且以編號而不以姓名稱呼。而被安排擔任「警衛」的自願受試者，就自然而然開始粗暴對待他們。不過，請注意這些情形都涉及強制性，因此，根據自主與尊重他人的原則，就可以消除這些情形。所以，即使違反尊嚴導致某種可以指認的危害，但我們譴責這些危害的根據，最終還是在於自主與尊重他人。當人自願放棄尊嚴，是否可能導致旁觀者冷漠無情，因而傷害到第三者？亦即導致經濟學家所謂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在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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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言是有可能。如果人們允許他們的屍體被當眾褻瀆，或許會誘發對活人的身體施加暴力。侏儒自願參與丟擲侏儒的比賽，或許會誘發人們虐待所有的侏儒。而具有暴力內容的色情作品，或許會誘發對女性施加暴力。不過，若要以這些假設作為法律限制的理由，則必須要有經驗性的佐證資料。在人的想像當中，任何東西都可能導致其他任何東西出現：允許人不去教堂可能導致好逸惡勞；在沙烏地阿拉伯讓女人開車可能導致放蕩淫亂。在一個自由社會，如果只是憑空假設未來的傷害，則人們不會讓政府以法律禁止任何冒犯某個人的行為。難怪毛澤東、義大利修士薩佛納羅拉 (Savonarola)與新英格蘭清教徒牧師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都能夠提供許多理由主張，一旦讓人們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將會導致社會的崩潰。神學保守主義者的生命倫理學弊端，已經不只是對世俗民主社會強加天主教議題，以及使用「尊嚴」譴責任何讓某個人會緊張害怕的事情。自十年前複製羊桃莉(Dolly)出現後，保守派生命倫理學家所散播的恐慌，經由媒體推波助瀾，已經把生命倫理的公共討論變成了科學文盲的烏煙瘴氣。幻想小說《美麗新世界》被當成靈驗的預言。讓死人復活或大量生產嬰兒，與複製技術混為一談。長壽變成「長生不老」，改進變成了「完美」，篩檢疾病基因變成了「訂作嬰兒」 (designer babies)或甚至「改變物種」。然而現實則是，生物醫學研究面對具有高度複雜性與不確定性的人體，只能不斷累積微小進展。它不是，也不可能是失控的列車。神學保守主義生命倫理學的主要過錯在於傲慢自大，而正好這也是它對生物醫學研究的看法。在每一個時代，預言家們都在預言不會發生的悲慘下場，然而卻沒有預見真正的革命。如果在 1960 年代就有網路倫理總統委員會，毫無疑問它將會大力譴責網際網路的威脅，因為網際網路鐵定會導致小說《1984》的社會，或者電影《2001 太空漫遊》的劇情，而由電腦主宰人類。對於科學研究這種本質上不可預測的行為與結果，保守派生命倫理學家則自詡要未卜先知。在一個自由社會，只有在千百萬人自己權衡新發展的利弊得失，調整社會規範，並且處理具體發生的危害之後，才會形成社會變遷，然而保守派生命倫理學家卻想要操控這種社會變遷，如同他們以往想要操控試管嬰兒與網際網路一樣。最糟糕的是，因為衰老以外的原因，有億萬個已出生與未出生的人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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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疾病，原本生物醫學進展可以挽救這些人的生命或健康，神學保守主義生命倫理學卻以冷酷無情自誇。因為禁令、官僚行政與研究補助的禁忌（還不包括刑責威脅），即使生物醫學進步只延遲了十年，但是數百萬罹患退化性疾病與器官衰竭的人，就只能無謂地受苦而死。這才是對人性尊嚴的最大侮辱。

尊嚴之愚昧：保守派生命倫理學最新、最危險的計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