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研究所教育的本質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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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3，2（3），頁 1-3

研究所教育之量與質主題評論第 1 頁

重思研究所教育的本質

方永泉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學（university）最早的功用是在教育，從中世紀大學開始，教學就一直是西方大學的首要任務，而與教學有關的人才培育也成為大學對於社會的最重要貢獻之一。不過這種情形到了 19 世紀初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德國學者洪堡德（W. von Humboldt）創辦柏林大學時，明白地將學術研究納入了大學的正規任務中，這種結合教學與研究於一身的新型大學，迅即使德國在當時西方的學術研究發展中取得領先地位。而仿效德國大學的模式，美國在 1876 年也建立了第一所以研究為重的現代化大學約翰霍布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其側重學術研究，強調「創造」新文化之教育宗旨，並且完全以專精科學的研究著稱。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後來對於美國的高等教育產生了重大衝擊，後來也造就了美國在 20 世紀學術研究獨領風騷的局面。因此我們或可這樣說，對於「研究」的重視，可以說是現代化大學的最重要標誌，時至今日，強調「學術研究、知識創新」仍然是各個大學競相標榜與追逐的第一目標，而所謂「研究型大學」亦成為所謂一流或頂尖大學的基本特徵。近年來，隨著臺灣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加上為了追求所謂的「卓越」，臺灣在研究所教育的數量上也有著快速的擴充。從 10 年前政府在政策上開始放寬、鬆綁大學系所的設立開始，臺灣的高等教育有著極為顯著的成長，尤其是研究所教育方面。而技職校院的研究所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更助長了研究所教育的發展。87 年度教育部公布了《邁向終身學習社會白皮書》，致力推動高等教育的回流教育，許多研究所又紛紛增設碩士在職專班或是產學研發碩士專班，這些措施都讓臺灣的研究所教育達到空前數量，到 101 年度時，臺灣研究所的數量已發展到 3,300 多間，所培養出的碩博士更可說已達滿街跑的局面。臺灣碩博士學歷「貶值」的現象可從 102 年度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報名人數 6 萬多人，其中有博士學位 35 名、碩士 5,214 名，這種「高資低考」情形嚴重的情形看出。而除了研究所學歷「貶值」的現象外，臺灣研究所教育的品質似乎也並未隨著研究所數量的迅速增加而有著明顯的提升，特別是由於數量的擴充所衍生出的教學品質之問題，更受到了對於高等教育問題關注之人士的重視。這些問題根據筆者的觀察包括如下： (一) 研究所教育過於重視「研究」而輕忽「教學」的重要：以目前國內大學教師的評鑑及升等多半強調教師研究績效的比重來看，教師為了能在大學中「生存」，對於研究的極度重視在所難免。然而以現今臺灣大學教師所擔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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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教育之量與質主題評論第 2 頁作來看，要作到面面俱到其實並不容易；加上大學教師的授課時數不低，要能作好充分的課前準備往往亦得花上不少時間。遂使得研究所教育中學生個別報告及分組報告占了相當高的比重，不少研究生常自嘆自己淪為「學術血汗工廠」的基層勞工，但卻在學習上常流於「放羊吃草」的自學。而此一問題隨著研究生人數的倍增（包括全職及在職生）又日益加重，某些「重量級」指導教授每年指導的研究生少則五六名，多則一二十名，以這些教授日常業務之繁忙程度，其實很難作到「充分的」指導，不少研究生的論文成品，其指導教授亦是口試當天才得窺全貌，而此種指導的教學成效究竟能有多少？實令人懷疑。 (二) 過於強調研究所教育的實用性，可能會影響到學術的嚴謹性：在目前社會發展及就業市場緊縮的情形下，研究所教育的專業性及實用性遂被突顯了出來。除了強調研究所的教育目的必須配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外，對於個人來說，研究所也常常成為就業預備及相關考試的「避風港」。研究生入學的目的可能並不是出於對於學術研究的熱情（事實上真的能對學術研究有所熱愛的人並不多），而是出於未來就業的考量或是暫時尚無其他打算之故。而在社會需求的實際考量下，類似主題及極為相似之研究方法的研究論文紛紛出籠，但研究者可能從未深思研究主題的重要性或是為何要從某些研究變項進行探討的原因，而相關文獻的探討更是頗多雷同之處，充分地「展現」了標準化學術生產線的特色。另一方面，出於個人前途的實際考慮，能否快速地從研究所「畢業」成為最高價值，近來不少學位論文頻傳抄襲之情事，甚至論文代寫公司的大行其道，除了指導教授及口試教授把關不夠嚴謹外，此種價值觀的盛行也是重要因素。 (三) 根據國內高教評鑑中心系所評鑑結果顯示，大學的學士班評鑑結果之通過率往往高於研究所階段碩博士班，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碩博士班核心課程未加以區分，一是獨立研究所之專任師資不足的緣故。此固然顯示了國內研究所教育的結構性問題，也就是國內高教資源有其限制，不太可能無限量的供給，另一方面似乎也顯示了在設立研究所之初，主事者為了增設碩博士班爭取相關資源，對於核心課程架構及師資員額等問題未予深思之故。而這樣的問題亦可能對於研究所學生的受教權益產生一定影響。 (四) 目前的研究所教育雖然重視學術研究，然究其實質來看，所謂的研究仍多偏於研究目的的「達成」，卻忽略了研究過程中研究精神及研究倫理的培養。如前所述，教師為了追求自己的研究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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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教育之量與質主題評論第 3 頁效，可能忽略了研究所教育中的本質─教學，甚至將學生當成研究的工具及生財的利器。國內的不少大學教師目前所捲入的詐領研究費案件，固然大部分涉案的學者可能是出於不諳相關規定或是意圖便宜行事而誤蹈法網之故，然而在其中也不乏有將研究費用據為己有甚至壓榨研究生者。從追求真理的角度來看，研究者之所進從事客觀真理的探究，其實並非為了謀取個人的私利，而是出於個人的社會責任、為了更廣大的社會公益之故。是以未來的研究所教育實宜加強有關專業倫理的教學，而大學教師更應以身作則，為學生作出良好的身教。其實有關研究所教育的問題，因各研究所專業性質不一，很難有個完整的分析，筆者在此僅能提出個人的觀察所得，而上述問題的釐清也絕非易事，之前也一定有不少學者已經提出了許多高論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許多貢獻。筆者在最後倒是願意引用加拿大學者 Bill Readings 思索方向提供讀者參考。Readings 在其代表作《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觀察到現今社會中的大學已偏向於科層化及資本主義的企業機構，在這種脈絡下，大學的使命必然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它不再是原先為民族國家「陶冶人才」的教育機構，而是走向一個相對獨立的經營機構，在此同時，大學自己也面臨市場競爭機制中的各種挑戰。研究所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的一環，也不能自外於這些挑戰。而當大學面對著這些挑戰時， Readings 認為大學的教學應該作到「去中心化」，讓大學的教學能夠以其特有的「時間性」來對抗商業化的壓力。簡單地說，大學應該保持其相對的獨立性，其要能夠成為一個以「去中心」為「中心」、「去共識」為其「共識」的各執己見之學術社群。而要往這樣的方向發展，以「思想」之虛名，取代「卓越」之空泛理念，用「聆聽思想」代替目前大學一頭熱的「追求卓越」可說是一個重要的開始。Readings 相信，大學仍應該是一個有其特有責任場域的教育場所，大學教育中所講的 accountability 不應該是只是企業所講的「績效責任」之會計或管理的概念，而應該具有更積極的「教育責任」方面之「承擔」的意涵在內。當然， Readings 的此番諍言，在一般人士看法中或有曲高和寡之嫌，惟這種對於大學及研究所教育本質的重思，甚至其所強調之大學教育重建應該要從具體而微的教學場景開始實踐，應該也皆為所有從事大學教育工作者不能忽視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