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如何研究臺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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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如何研究臺灣的歷史

劉翠溶_* 本文原為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臺灣省政資料館演講的講稿，後刊於《臺灣文獻》第五十卷第二期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頁 1-13。目次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二、研究臺灣歷史的途徑三、展望 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 過去已有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臺灣歷史的研究提出回顧，今天我所要講的大致上是以這些學者的回顧為基礎。但是這些回顧性的論文大多數是在十年以前寫成的，對於最近的研究成果需要另外加以補充，可是我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今天的講稿，只能就個人所見，略舉一些重點而已。疏漏之處，要先請大家包涵。首先，關於臺灣早期歷史的研究，曹永和先生於民國七十四年發表〈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和展望〉一文，分別就明末以前的古代、荷西佔據時代和鄭氏時代三個時期，來回顧既有的研究成果。關於明末以前的時期，相關的研究大體上是討論自《隋書》以下，中國古籍中所載之「流求」、「琉求」、「琉球」等地名所指的地望，究竟是今日之臺灣，或今日之琉球。依曹先生的回顧，這個題目自一八七四年由法國人 D’Hervey de Saint-Denys 提出以後，有德、荷、中、日等國學者撰文討論。現在可以確定的是，宋代文獻中所載之流求是指臺灣，但《隋書》的流求卻仍有爭論，尚不知何時始能解決。曹先生說，這個問題的研究好像已鑽入死胡同，我頗有同感。個人以為，這類地名的考證工作固然是有助於釐清史實，卻不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問題。對於古代臺灣歷史的研究，除了古籍之外，最重要的是要依賴考古的發現，以出土的文物來補文獻資料之不足。考古發現的文物有助於我們了解古代聚落的分布，當時住民的生活情況，乃至他們與海峽對岸或其他地區的交通往來情形。關於荷蘭時代臺灣史的研究，曹永和先生曾在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二日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臺灣研究研討會中發表了〈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和展 ____________ *中央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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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望〉一文。這篇論文首先詳細的介紹研究資料的出版和翻譯，讓讀者明白荷蘭檔案及出版品中有關臺灣資料之情形。至於研究方面，在十九世紀結束以前，大多數是歐美人士所做的，其中貢獻最大的是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在二十世紀上半，大多數是日據時代日本學者所做的研究，以一九二八年臺北帝國大學創立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日本學者研究的重點放在臺灣舊慣和「蕃族」的調查，對於荷蘭時代只有一般性的記述。後期最大的貢獻是由荷蘭檔案館拍攝二萬五千多件的文件回臺北。據中村孝志的說法，這些資料大約佔荷蘭檔案館中有關臺灣部分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目前仍收藏在臺灣大學。日本學者如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幣原坦、中村孝志等人，開始翻譯並利用荷蘭資料來研究與臺灣有關的問題，對於本地的學者影響很大。此外，荷蘭學者 W. A. Ginsel 於一九三一年發表關於荷蘭人在臺灣傳教的論文，也是有份量的著作。戰後關於荷蘭時期臺灣史的研究，在日本以中村孝志為最著名。此外，岩生成一又設法自荷蘭拍攝有關日本的檔案，兼及臺灣和廣東商館的資料，共三一五捲，二十五萬六千多張，現藏於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對史料的收藏是一項值得注意的貢獻。其他值得注意的，

在荷蘭有包樂史(J. Leonard Bluss_{é)，在英國有 C. R. Boxer，在美國有 John E. Wills}

等人的著作。曹先生在民國七十四年的那篇論文中，對於荷蘭學界的新研究成果也特別再加介紹。當然，有關荷蘭時代臺灣史的研究，本地學者以曹永和先生貢獻最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民國七十八年，中村孝志先生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中以日文發表一文，繼曹先生之後，也對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提出回顧與展望。他首先指出，戰後四十年，在臺灣研究荷蘭時代歷史的只有曹永和先生一人，今後二十年內，可能還很難養成新的研究人才，以若林正丈的話來說，「這實是很可怕的事實。」新人才的培養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不過現在看起來，中村先生在十年前的預測，也許是過於悲觀，因為近年國內已有幾位稍能運用荷蘭檔案文獻的年青學者，而對於十七世紀臺灣史的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也漸漸發表論文，甚至也有幾位大學生和研究生表示他們對於學習荷蘭文的興趣，再過十年 (也就是中村先生當時所說的二十年)，現在的新人可以逐漸成熟，而且也一定還會有新人出現。荷蘭檔案中有關臺灣的文獻，大部分有影本或微捲收藏在臺灣或日本。何況，荷蘭方面自一九七七年以來，除其本國學者外，邀請中、日學者共同參與，積極進行《熱蘭遮城日誌》的編注出版，對於研究者將是很大的幫助。附帶一提的是，關於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事蹟，近年有任教於臺灣大學外文系的西班牙學者鮑曉鷗 (Jose Eugenio Borao) 先生致力研究，花蓮師範學院的康培德先生也能運用西班牙文獻，另外也有留學生在西班牙撰寫相關論文。因此我認為，荷西時期臺灣史研究上的困難，應該不在於資料難得或毫無人才，而在於如何組成一個團隊，擬定計畫，分工合作來逐步進行。關於明鄭時期的文獻及研究成果，在民國三十九年至五十年間，賴永祥先生曾先後發表五篇文章提出相關的研究書目和中西文獻。曹永和先生在七十四年的回顧中對明鄭時期的研究成果也有論述。他並指出，明鄭時期的研究較以前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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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為多，研究風氣也較熱鬧，研討的問題卻也相當分岐，有的難免流於瑣細，以致往往忽視了歷史研究的意義。民國七十八年，石萬壽先生在臺大舉辦的研討會中發表了一篇〈明鄭時期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這篇論文除了對於比較重要的著作略加以評論外，也將搜集到的資料列表。以論文篇數來看，關於明鄭綜論的論文分為四十五個項目共有三八六篇，其中臺灣學者撰述的三四九篇，大陸學者三十七篇；關於鄭芝龍的論文分為五個項目共有三十八篇，其中三十七篇由臺灣學者撰述；關於鄭成功的論文分為三十六個項目共三五二篇，其中臺灣學者撰述的二七四篇，大陸學者七十八篇；關於鄭經和鄭克塽的論文分為八個項目共有六十二篇，其中臺灣學者撰述的三十四篇，大陸學者二十八篇。以上總計八三八篇，其中臺灣學者撰述的六九四篇，大陸學者一四四篇。由此可見，就量而言，關於明鄭時期的論文確實不少，而且涉及明鄭時期歷史各個層面。石先生另外編成〈民國以來明鄭研究論著分類索引〉，對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的參考工具。關於清朝、日本殖民統治、及光復以來三個時期的臺灣史研究，據我目前的了解，似乎還沒有人做過較全面的回顧。關於清朝時期的臺灣史研究，許雪姬女士在民國七十四年曾從制度史的角度對旣有的碩、博士論文做了一個回顧，她也對七十三年一月為止在《臺灣文獻》刊出的一○八二篇文章加以分類，發現論及制度的只有十二篇，顯示了制度史研究之不足。翁佳音先生在民國七十八年曾就清代漢人社會史研究做了一番檢討。以上這兩篇回顧大致同意，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數量雖比其他時期為多，然論文品質在水準以上的並不多，論述的層面不廣，也往往不具關鍵性，因此仍有更深入研究的必要。關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林滿紅女士在民國六十八年曾就撰寫於戰前戰後的臺灣經濟史論著(包括中、日、英文)，以主題分別加以評介，如日人在臺的投資、財政制度、貨幣制度、土地制度、警察制度、農業發展、人口、物價與國民所得等。她指出這些研究大部分是經濟學家所做，多偏重總體的分析，而且也多僅就經濟範圍加以分析，忽略了將經濟變遷與社會變遷一併加以研究。顏娟英女士在民國七十八年曾就臺灣美術史研究做了回顧，討論的主要是王白淵和謝理法兩人的著作，她對王、謝二人的政治立場頗表同情的理解，但也指出，他們過份依賴文獻而忽略作品，因而缺乏對作品風格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在寫過回顧的文章後十年內，顏娟英女士編出《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為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史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參考工具書。至於光復以來的臺灣史研究，在民國七十八年，徐明福先生曾對二十年來臺灣傳統民宅的相關研究做了回顧。他討論的問題不只是建築史，也涉及聚落結構、聚落型態、區域間的比較，乃至古蹟的保存。林會承先生則從人為環境整體研究的角度來討論，不僅對相關的研究做了回顧，也提出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架構。這兩篇都顯示了建築學者對於臺灣史研究的關心和參與。此外，近年來對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已引起政府、學界和民間的廣泛注意。不過戰後臺灣史的研究似乎尚未真正的展開，還談不上可以做出回顧。歷史學者也似乎寧願把關於當代臺灣的研究讓給經濟、社會、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家去做，這樣畫期自限是否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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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是值得再加以思考。除以時期來做研究史的回顧外，在民國七十八年臺灣大學舉辦的研討會中，也有美國學者費德廉 (Douglas L. Fix) 對美國學界的臺灣史研究加以回顧。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自一九五○年代以來，美國學界對臺灣研究的興趣有增無減，但是從事臺灣研究的大多數學者並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因而美國的臺灣研究深具多學科的色彩，並沒有形成所謂「臺灣史」這個專門的學術領域。就美國學界的研究成果來看，他們對於臺灣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史比較有興趣，而對於臺灣的學術思想史則幾乎毫無研究。以該文所附的書目來看，自一九五一至一九九○年，在美國各大學完成的與臺灣有關的博士文共有六十八篇，若以作者姓名來判斷，則其中可能有三十七篇是臺灣留學生或華裔學生所作。同期間，在美國發表有關臺灣研究之論著的學者共有八十二位，其中華人約有十八位。對我們來說，美國學界對臺灣的研究應該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作用。尤其是多學科參與臺灣歷史研究的情形更值得借鏡，這種情形其實在臺灣也並不陌生，只是科際間合作的風氣仍尚待加強。在這裡應該提一下的是，有一個臺灣文獻歷史研究會於一九九六年夏天在美國成立。這個學會的會員是一群關心臺灣歷史文化的學者，包括教授、博士班研究生及學人。該學會成立之目的在於推展臺灣歷史文化研究的國際化及深化其理論，並加強海外學者和臺灣學者之間的交流。目前會員有一百五十人，包括美國、德國、英國、加拿大和臺灣的學者。學會的主要活動是會員間透過電子郵件討論，及每年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第一屆學術研討會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舉行，吳三連基金會是主辦單位之一。這次研討會發表二十六篇論文，主題涉及現代主義美學、社會變遷與大眾媒體、臺灣文學回顧、族群認同、臺灣民族主義、臺灣科學史與醫療社會學等。第二屆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發表論文三十二篇，主題有性別議題、文化變遷與經濟活動互動關係、教育政策與國家認同、臺灣文學回顧、殖民時期歷史研究與後殖民主義等。第三屆於一九九八年八月舉行，地點也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一次以「歷史、記憶、與文化批判：臺灣觀點」為共同的主題，發表二十八篇論文。這個學會正計畫把三次研討會的成果結集成書，以中、英文分別在臺灣和美國發表。這個學會努力把臺灣歷史文化的研究推廣至國際學術界，而每年研討會的主題都反映了國際學術界關心的議題，值得我們重視。民國八十四年，正逢臺灣割讓一百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共同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對百年來的臺灣史研究作了一個回顧，其中有多篇論文從專史的角度著手，如臺灣法律史、臺灣基督教會史、臺灣建築與都市史、臺灣漢人宗教研究、臺灣平埔族群史、臺灣政治史、臺灣企業發展史等，都收入《臺灣史研究一百年》一書中，在此就不再細說了。除了研究史的回顧以外，學界對於編輯相關的書目和索引也不遺餘力。據民國八十年出版的《臺灣風物分類索引》可知，在民國四十一至七十九年間，出現於《臺灣風物》有關臺灣研究的各種書目和索引就有七十一篇 (篇名相同者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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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種，則共有四十六種)。換言之，臺灣研究的工具書數量並不算少，這對於研究工作無疑是很有幫助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曾陸續編成三種主題的研究書目。一是《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二是《臺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三是《臺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而第三種更在六年後就出了增訂版。這三種書目收錄的範圍各不相同，其情形大致如下。平埔族研究書目收錄的圖書和論文共一○○六種，包括中文、日文、荷蘭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英文之史料、論述與研究著作。漢人移民研究書目收錄一九四○至一九八○年代以中文發表的論著或譯著共二三六五種。由主題來看，可知這些論著以研究土地開發與區域發展的最多 (有四四七種，占百分之十八點九)，其次是關於人物的研究 (有三八九種，占百分之十六點四)，第三是宗教活動和民間結社 (有二四二種，占百分之一○點二)，第四是產業部門(有二三一種，占百分之九點八)；其餘的論著則涉及統治政策、移民來源、農墾型態、漢番關係、家族、宗教發展、社會動亂、文教設施、及涉外關係等問題。民間信仰研究書目的初版只收集在臺灣出版的專書和論文，增訂版則兼及日文和西文的著作。由於編者未曾對收錄之著作加以統計，我就以增訂版計算了一下，結果是總共有七八七三種；如果只就大類來區分，則總類有六四七種、民間信仰有三一三四種、民俗藝術有一三○七種、教派宗教有一○九二種、民俗信仰有一六九三種。以上這三種書目顯示，這些主題的研究都已經有相當可觀的成果，而書目本身無疑的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的查詢工具。近五十年來，臺灣史的研究得力於公私機構的推動。在此略舉幾個例子做為說明。例如，《臺灣文化》於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創刊，由楊雲萍先生主編。又如，《臺灣銀行季刊》於三十六年六月創刊，《公論報》於同年十月創刊，其臺灣風土副刊由陳奇祿先生負責編輯。這些早期的刊物對於臺灣研究的提倡都有一定的作用。民國三十七年，臺灣省通志館成立並發行館刊，使臺灣史研究得到一個較無顧忌的發表園地。次年，臺灣省通志館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將館刊改稱為《文獻專刊》，再改稱為《臺灣文獻》。自民國三十九年起，各縣市分別成立文獻委員會，也都紛紛發行文獻刊物，其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此外，《臺灣風物》於四十年十二月創刊，至今始終未曾間斷，其民俗採風的觸角越來越廣，刊登的作品也越來越學術化，顯示了歷來主編者的努力。至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除發行季刊之外，更自四十六年開始刊行臺灣文獻叢刊與臺灣研究叢刊，為學者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發表的園地。到了民國五十年代，臺灣史研究已漸受學院重視。例如五十四年臺灣大學慶祝二十週年校慶時，陳奇祿先生就建議以「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為主題舉行座談會，這成為臺灣研究研討會的開端。此一臺灣研究研討會先由臺灣大學歷史系和考古系自五十五年起舉辦了十四次，以後則由林本源文化教育基金會接辦，歷次紀錄除在《臺灣風物》上刊出外，第一回至第一百回的記錄已陸續結集成四冊，題為《歷史文化與臺灣》。此外，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於民國五十九年倡辦，六十五年又有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的成立。這些機構所舉辦的研討會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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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考察活動，對於提升臺灣史蹟研究、促進學院內研究學者和地方上文獻工作者的交流都有一定的貢獻。民國八十年五月，吳三連臺灣史料中心的成立更標示了民間基金會對臺灣史研究投注的支持。至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由總統府核准設立，更表示了政府積極推動臺灣史研究的決心。由以上可知，臺灣歷史研究的涵蓋層面是既多且廣的，以目前已有的論著數量來說，成果也已相當可觀，關於有些主題的研究已有數百篇或上千篇的論文。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並不是臺灣史這個學術領域不受重視，而是如何提升研究水準，使本地的臺灣史研究論著能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並且把研究成果推廣到社會上去，做為社會教化的助力。以下我想就談談一些也許可行的途徑。二、研究臺灣歷史的途徑首先，我想應該強調的是，做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分支，臺灣歷史研究和其他的歷史研究一樣，分享歷史學共同的旨趣和方法。歷史學的方法和旨趣是什麼? 要說明這個問題，也許需要略為追溯一下，近代中國史學的形成過程。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和其他學術領域一樣，都受到西方的影響。梁啟超在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提倡新史學時指出，「中國舊史學之發達已有二千年，然而陳陳相因，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這是為什麼原因呢? 他認為中國舊史學有四個病源：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是知有陳述而不知有今務，四是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由這四個病源就生出兩種病：其一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是能因襲而不能創作。這六個弊病合起來，於是中國舊史就令讀者覺得難讀、難別擇，而且無感觸。在梁啟超提倡新史學之後，最具影響力的應是傅斯年。傅先生把德國 Ranke 學派 (或稱為歷史主義) 的史學介紹到中國來，並且將其精神溶入中央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中，對數十年來中國史學界的影響甚深，在臺灣接受學院歷史學訓練的人也大都受到這股學術潮流的影響。依照余英時先生的解釋，Ranke 學派的史觀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西方訓詁和考證學的傳統，一個是對科學的尊重；而清代乾嘉考據學的底子，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接受 Ranke 學派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這個學派所講求的就是客觀的歷史。傅斯年先生把 Ranke 學派傳來以後，對中國史學引起幾個重要的後果。第一個是肯定歷史和語言有的關係。第二個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講材料。第三個是講材料要越多越好，所以講史學，一定要淵博，這和考證有關係。當然，後來 Ranke 學派在西方史學界也受到一些批評。例如，美國近代最著名的史學家之一，Charles Beard，就認為歷史學家的主觀在史學上是永遠也去不掉的。另外也有學者對 Ranke 本人加以研究，也發現他對於日耳曼國家起源的問題，並不能排除主觀的因素。不過，余英時先生指出，Ranke 學派和考證學派對於史學的貢獻，在於對個別史實的鑑定和考察，能夠做到儘量客觀的地步。對 Ranke 學派和考證學派的批評要從更高層次的綜合觀點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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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也就是說，歷史研究不能只講史料的考證和分析，也要有一個綜合的觀念。我想，我們要研究臺灣的歷史，就和研究其他歷史一樣，既要客觀的探討史實真象，也要以綜合的觀念來融會和解釋歷史現象。這也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原則。下面我就先談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再談進行專題研究和進行綜合。 (一) 史料的蒐集和整理歷史研究需要依賴史料，因此史料的蒐集和整理是基礎的工作，也是必須不斷進行的工作。我在上面提到的多位學者在他們對未來的展望中，都提到史料的重要性。例如，曹永和先生提到荷蘭的史料，石萬壽先生提到大陸新出有關明鄭時期的史料，如《康熙滿漢文起居注》、《宮中檔》、蔣毓英《臺灣府志》、楊英《先王實錄》、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以及姚啟聖、李光地等人之文集等。這些史料都應加以整理、輯錄、或翻譯。當然，在進行史料整理之前，需先進行蒐集的工作。史料的範圍不僅以文字資料為限，還要藉著田野調查，以勘查地方史蹟、採訪口述歷史、採集各種圖像文物、以及其他非官方的資料等等。這類工作需要持續的進行。至於要採取什麼方式，才能比較有效的蒐集，就需要大家多想辦法。我們希望，政府各單位的檔案在國家檔案法立法以後，會有正常的徵集程序、管理和開放辦法。民間的史料可能就要依賴學者和地方文史工作者努力去蒐集。至於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於蒐集資料時重視理論模式的指引作用，這種看法曾由許雪姬女士在民國七十四年提出，頗得莊英章先生的贊同，應是可行的。近年來史料整理方面最大的進展是電腦科技的運用。中央研究院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設有史籍自動化室，在過去幾年分批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加以數位化，建立資料庫，目前已完成三批：第一批是臺灣方志，第二批是臺灣檔案，第三批是臺灣文獻。即將完成的第四批也是臺灣文獻。這些資料庫是中央研究院「中文全文資料庫」的一部分，已完成的三批自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以來已陸續在網路上開放，第四批也將在八十九年六月上網。研究者和一般有興趣的讀者都可以透過網路查詢檢索。另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各所收藏的臺灣古文書，已陸續掃瞄建檔，將來也會在網路上公開。此外，臺灣大學也正在建立岸裡社文書數位化資料庫。至於目前最大規模的臺灣史料數位化計畫，是正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中央研究院合作進行的，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和專賣局檔案數位化整理工作，計畫為期五年，自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開始執行以來，進行相當良好，我們計畫在不久可以作一成果展示。我們相信，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整理工作完成以後，在保存和利用上都方便得多，尤其是利用電腦來查詢和檢索，不但速度快，而且可以獲得較完整的資訊。這對於研究工作確實是極大的方便。今後數位化整理的工作無疑的會漸漸推廣，我希望各單位在規畫這類工作前，能夠先參考已有的成果，依循最佳的方式去做，以便在完成之後，各單位的資料庫能夠透過網路互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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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除了整理史料以外，對於研究成果的整理及索引的編纂，也要定期進行。我在上面提到目前已有一些索引和書目，有的是近年編成的，一時還不需要增補，但有的早在十幾年前編成的，就很需要儘快加以增補。我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對於史料的蒐集和整理，經驗最為豐富，民間也有很多熱心人士，不斷的在為保存臺灣文獻而努力。今天的頒獎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二) 進行專題研究大多數的歷史研究都從專題研究開始，而且可能都從小問題著手，也就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小題大作。自二十世紀初年以來，在講求客觀史學的風氣之下，歷史學家多半習慣以一人之力，對自己研究的問題，不斷蒐集資料，然後進行極深極細研究。這種方式當然也造就了不少史學名家。不過，最近十幾年來，不斷有人提出進行集體研究的看法。例如，許雪姬女士就曾在民國七十四年建議，採集體研究的方式。但她所說的集體方式，並不是由結合幾個人的力量同對一個問題做不同層面的探討，而是薪火相傳式的重點研究。她認為，對某一主題的研究要借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並使自己的研究進一步成為後人參考之依據，如此，薪火相傳就可累積集體的成果。莊英章先生稱這種方式是接力式的，其實是個別的研究，不是由一群人同時進行的集體研究。民國七十八年，石萬壽先生也提出集體研究及科際合作的建議。他指出，在明鄭的研究上，大陸學者多集體研究，而臺灣學者則多單打獨鬥，因此，他呼籲臺灣學者應多進行集體研究。此外，他建議集體研究也可藉科際合作來進行，不過，他曾嚐試而不太成功。事實上，今年一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舉辦了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在學門分別舉行會前會時，就有不少與會的歷史學界代表提出要推動集體研究的建議，而在正式的大會時，推動集體研究科際整合的研究，成為目前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界共識之一，不只是歷史學者警覺到有這種需要而已。問題在於集體研究不像個人研究那樣，可以由個人隨興去做，而是必須先好好的規劃，在進行的過程中又需要主持人善於協調，才能真正發揮團隊的力量。就此而言，如何培養能夠規劃和協調的研究人才，也是今後推動臺灣歷史研究必需面對的一個問題。另外，進行專題研究最重要的是要選擇有意義的問題來做。例如，曹永和先生在十幾年前就提出，關於明鄭時期的歷史，大至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經營臺灣，小至鄭成功的鬍鬚，都有人討論；問題過於瑣細就難免失去了研究歷史的意義。他認為應該要提出新的問題，開拓新的視野；因而他建議，從整個中國海洋史、或亞洲海上交通貿易史，甚至從世界史的角度和眼光來理解做為整體的一環，臺灣的地位或其時的歷史意義，以求突破研究的困境。曹先生的建議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年主辦的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中，已經得到部分回響。我個人認為，不只是明鄭時期，其他時期的臺灣史也都應該選擇有意義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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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題，避免只以臺灣論臺灣，才能夠有所突破，也才能夠使臺灣史研究的成果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 (三) 進行綜合的工作歷史研究的成果要能夠普及，就必須要做綜合的工作。梁啟超曾說，歷史著作要「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這樣的著作應該是指綜合性的作品而言。余英時先生曾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在香港新亞書院以「史學、史家與時代」為題發表演講。他用一個普遍的形式來講史學、史家以及時代的關係，其中有一些看法，很值得我們今天研究臺灣史的參考。他指出，講歷史應注意什麼問題才對於我們的國家有幫助，這是今天研究歷史的人必須思考的問題。歷史是鏡子，這並不是一句空話。歷史上的統治者，往往要讀歷史，這在中外皆然。今天我們講歷史的用處，當然不只是為了少數人，更不應該只是為了統治者。我們寫歷史，是為了大家看的。因此，史學和時代是有一種很明確的動態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建立，就看史學家對於他們的時代有沒有感受。有沒有深入進去，是不是時時注意現實人生的問題。史學家關起門來不問世事，固然也有。不過這種人很少，社會上總要有少數的學者，他們的生命就是進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他全不管。對於這樣的人，這種態度，我們不必擔心，不但不用擔心，並且還要尊重。我們應該擔心的問題，是怎樣才可把專門的史學知識，從學府裡面，傳播到社會上去。把最新的歷史知識隨時推廣到社會上去，這對於一般人的歷史教育是有很大的作用。今天的學院裡面檔案性的研究很多，如果沒有一些人將它綜合起來，這些千千萬萬的專題研究，都沒有了生命。在十八世紀，章學誠就曾說過：「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他明白的分出史考 (今天所謂的考證) 或者史纂 (今天所謂的編輯) 與史學的不同。真正的史學，必須是以人生為中心的，裡面跳動著現實的生命，應該有人隨時做這類工作。那麼我們如何做綜合的工作呢? 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寫一部通史，或全面的歷史。史學家可以寫一個時代，寫一個專門，或是政治制度史，或是思想史，或是經濟史等，這也是一種綜合的工作。史家通過寫史而創造歷史，所以史家是有特別的影響力的，史家的責任也是重大的。甚至沒有在學院裡工作的人，也一樣可以成為史學家。沒有經過學院式訓練的人，如果自修得法一樣也可以寫出好的史書，這在歷史上例子很多。其實，對於臺灣史的綜合工作已經有人在做。自立晚報自民國七十九年開始籌畫的臺灣歷史大系就是一個例子。曹永和先生在總序中指出：「在多達二十幾個專題中，動員了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文學等領域的精英學者，他們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對一般人士作了臺灣史全面綜合的介紹。」他說，這是目前唯一總結臺灣史研究成就的出版計畫，並且期望，這些作品可以做為日後更進一步探索研究的基礎，以建立臺灣的新史學。這一個計畫的第一批成果是八本書，分別由許雪姬(二本)、林滿紅、謝國興、李筱峰、戴寶村、劉克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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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偉盛等人撰寫。我們期待其他十幾本也陸續出現，並希望作者都能做到曹先生的期望。就綜合的層面來看，我在這裡要補充說明的是，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在國際史學界興起的環境史研究顯然是綜合研究的一個新趨勢，值得從事臺灣史研究的學者加以注意。美國重要的環境史家之一，Donald Worster，曾給環境史下一個定義。他說：「歷史研究的對象，從最早只重帝王將相等政治人物和政治史，至二十世紀初以來，史家漸漸主張要由下而上，研究一般人的歷史。環境史家的出現，則是更進一步的要求，歷史研究不只是要深入社會下層，還要更深入土本身。把大地看作是歷史的一個代理人(agent)而且存在歷史之中。」簡要的說，環境史是西方史學家致力修正史學傳統之一部分。過去，一般的看法以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人，以為人類的經驗可以不受自然的約制，人是一種特別的、超自然物種，而人類過去的作為對生態造成的影響可以忽略不顧。環境史排斥這種看法，而要致力於研究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自然力衝擊人類的生活，引起一些反應、一些防衛，和一些野心。所以，當我們走出人類自我反射的世界以外，而走向非人類的範疇，環境史就找到了研究的主題。環境史的研究大致上可以三個層次來進行，探索三大團的問題：(1)了解自然本身如何被組織起來及如何作用；(2)社會經濟與環境之間的互動；(3)在個人和群體中形成的對於自然的觀念、倫理、法律、神話及其他意義結構。在研究上雖分三個層次，其實要探討的是一個整體。環境史是在全球面臨著環境問題，要求重新評估和改革的聲浪中應時而生。它的主要目標在於加深我們對於人類如何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以及反過來，人類如何影響了環境及所造成的後果。為了研究環境史，歷史學者不但要具備一般的史學訓練，也要廣泛掌握其他知識，尤其是相關的科學和技術，也就是要有系統的結合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來進行研究，可以說是最綜合的歷史研究範疇。環境史研究的重鎮一直在美國和歐洲，亞洲各國的起步較晚。對於臺灣的研究，在好幾年前，我和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四位同仁共同執行一個專題計畫，分別探討漢人拓墾與臺灣聚落環境變遷，臺灣的非拓墾性伐林，日月潭水力發電的經濟、社會與生態效果，臺灣化學肥料使用量的影響因素等問題。我們的研究成果於民國八十二年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中提出，並且收入由我和澳洲國立大學伊懋可(Mark Elvin)主編的《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一九九五年出版)。這本書的英文版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一九九八年出版。我舉這個例子，一方面在於說明環境史研究是切合當前社會動態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綜合研究的最新趨勢，值得臺灣史研究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在於說明，透過與其他國家的學者合作，研究國際學界共同關心的課題，可以比較容易讓研究成果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 三、展望 總結起來說，過去五十年來，在公私機構的推動、學院學者和民間學者、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參與下，臺灣史研究已經有相當可觀的成果。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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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們除了要更加強加速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工作外，更要好好的構思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兼顧個人的專題研究和集體研究，提升研究水準，使研究成果能夠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並鼓勵資深學者致力做一些綜合性的工作，以使研究成果推廣至社會上，為一般讀者提供可讀性高的臺灣史作品。此外，歷史學家也要關心社會動態，探討與時代脈動有關課題，以期發揮以史為鑑的作用。 參考文獻 中村孝志，〈オランダ時代臺灣史の研究回顧と展望〉，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 1141-1152。石萬壽，〈明鄭時期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 1153-1175。李筱峰，《島嶼新胎記：從終戰至二二八》，臺灣歷史大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年版部，1993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頁 247-270。林美容(編)，《臺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增訂版》(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初版，1991)。林偉盛，《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灣歷史大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年版部，1993 )。林滿紅，〈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史學評論》，第一期(1979)，頁 161-208。林滿紅，《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灣歷史大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年版部，1994 )。林會承，〈臺灣村鎮人為環境研究內容的回顧與檢討〉，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 85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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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賢治(編)，《臺灣風物分類索引》(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1)。徐明福，〈二十年來臺灣傳統民宅相關研究的回顧〉，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 669-716。翁佳音，〈清代臺灣漢人社會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 1499-1510。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氏著《飲冰室全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第四冊，頁 1-32。許雪姬，〈清代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制度史為例〉，《思與言》第 23 卷第 1 期 (1985 年 5 月)，頁 25-36。許雪姬，《北京的辮子：清代臺灣的官僚體系》，臺灣歷史大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年版部，1993 )。許雪姬，《滿大人最後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臺灣歷史大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年版部，1993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和展望〉，《思與言》第 23 卷第 1 期 (1985 年 5 月)，頁 3-17。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和展望〉，《臺灣風物》第 28 卷第 1 期 (1978 年 3 月)，頁；收入張炎憲(主編)，《歷史文化與臺灣：臺灣研究研討會 1-27 回紀錄》，臺灣風物叢書 1 (臺北縣板橋市，1988)，頁 22-54。陳奇祿，〈四十年來的臺灣史研究〉，收入張炎憲(主編)，《歷史文化與臺灣：臺灣研究研討會 76-100 回紀錄》，臺灣風物叢書 12 (臺北縣板橋市，1996)。莊英章(主編)，《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1989)。張炎憲(主編)，《臺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1989)。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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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劉克襄，《深入陌生地：外國旅行者所見的臺灣》，臺灣歷史大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年版部，1993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1994)。顏娟英，〈「日據時代」臺灣美術研究回顧〉，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 1511-1518。顏娟英，《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雄獅美術，1998)。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臺灣歷史大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年版部，1993 )。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臺灣歷史大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年版部，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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