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
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層面的分析
張雅君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三研究所副研究員）摘
要
從 1990 年代迄今，中日關係不但仍延續「經熱政冷」的結構，而 且進一步陷入安全困境中。本文從體系和雙邊利益層面觀察，認為中 日關係結構中原本就存在容易使雙方陷入安全困境的根源。進入 21 世 紀後，中日安全之所以日益惡化，就體系因素言，美日同盟的持續和 發展取向使中日仍無法擺脫遏制和反遏制的體系框架。就雙邊利益層 面言，歷史爭議和諸多現實利益爭執同步發展是導致雙方走向安全困 境因素之一。其次，雙方在具有軍事安全意涵的能源領域上競爭日益 激烈，無疑又為雙方安全關係的緩和平添新的變數。基於安全困境不 利雙方未來發展，中日仍都具有緩和關係的意願，惟此將端視雙方是 否能夠通過持續性戰略對話、恢復領導人互訪，化解雙方在美日同盟 上的相互猜疑，並且擺脫能源層面的惡性競爭而定。 關鍵詞：中日關係、雙邊利益、安全困境、美日安保同盟、能源競爭壹、前言
自 1990 年代迄今，中共與日本的雙邊關係始終呈現「經熱政冷」 的趨勢。據日本財務省 2005 年 1 月 26 日發表的 2004 年貿易統計快 報，中日進出口總額增加 17.9%，達 22.2 萬億日元，超過了日美貿易 總額 20.48 萬億日元（增幅 1.1%）。1然而對照鮮明地是，在政治關係 層面，自 2001 年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出任日本首相後，連 續四年堅持前往靖國神社(Yasukuni Jinja)參拜，中共自 2002 年起憤 而中斷首腦互訪迄今。 事實上，進入新世紀後，中日關係結構不僅是「經熱政冷」，雙 方在安全領域的關係更明顯朝緊張惡化方向發展。2004 年這一年起， 雙方在涉及安全上的紛爭頻仍，包括中國民間人士強行登陸釣魚臺島 嶼、在東海開採油氣田、海洋調查船頻繁在日本周邊海域探測。11 月，中共漢級核子動力潛艦更被發現潛入日本宮古島附近海域。這些 事件無疑顯示雙方在安全上互不信任和相互恐懼的進一步強化。12 月 10日日本內閣安全保障會議通過了有關今後十年防衛力量配備的《新 防衛計畫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配備計畫》，其中指出「中國對本 地區的安全有重大影響，正在推進其核技術和導彈能力，正在推進海 軍和空軍現代化進程，正在擴大海上活動，所以有必要關注這些發 展」，2這是自 1975 年日本開始制定防衛大綱以來，首次出現這樣內容。 2005年 2 月 19 日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國防部長 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日本外相町村信孝(Nobutaka Machimura)“China Now Japan’s Top Trade Partner,” The Japan Times Online, January 27, 2005,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pl5? nn20050127a3.htm>.
“New Defense Outline Names China, N. Korea as Main Concerns,” Japan Today, December 10, 2004, <http://www.japantoday.com/e/? content= news&cat=1&id=321690>.
和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Yoshinori Ono)在美國紐約舉行二加二「美日 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會後發表聯合宣言，雙方明確指出將在多項亞太和全球戰略共同目標 上密切合作，其中同中共相關的有三項，包括：希望「促進中國在國 際扮演建設及負責的角色」，「加強軍事透明度」，以及「和平解決 臺灣問題」，這也是美日首次將臺海問題納入共同戰略目標。3中共相 當不滿，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公開表示，堅決反對美日將涉及中共國家 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臺灣問題列入共同聲明中。4《人民日 報》在 21 日也發表評論指出《美日安保聯合聲明》將臺海列入共同戰 略目標「是對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赤裸裸的挑釁和干涉， ……為自身在亞太地區搞軍事擴張找藉口，為侵犯和干涉中國主權做 鋪墊，為遏制中國做準備」。5 中日在安全領域的日趨緊張形勢所呈現的是雙方日益陷入國際關 係學者指出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中，也就是雙方都把對方增 強安全利益的任何行為視為自身安全利益的損失，雙方也為確保自身 安全利益而不斷強化實力，這也導致中日逐漸陷入安全競爭結構中。6
“North Korea, Taiwan Top Issues in Japan-U.S. Talks,” The Japan Times Online, February 21, 2005,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 pl5? nn20050221a1.htm>.
〈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堅決反對美日發表涉及台灣問題的共同聲明〉， 《人民日報》，2005 年 2 月 21 日，版 4。
于山，〈美日勿給台海添亂〉，《人民日報》，2005 年 2 月 21 日，版 3。 有關 Security Dilemma 的概念，請見 Nicholas Wheeler &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John Baylas & N. J. Rengger, eds.,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29;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9-170;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 11-12。
中日這種困境浮現是何種原因促成？為何自 1990 年代冷戰結束以來， 中日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下，經貿領域相互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卻 無法外溢至政治與安全領域的合作上，反而在新世紀的互動益形惡 化？本文認為必須從中日存在的外部環境，即國際和區域體系，以及 雙邊利益兩個層面來探究。基於此，以下本文首先將就造成安全困境 產生的原因、根源，以及導致中日關係結構呈現安全困境的體系和國 家利益根源作一探討；其次將探討導致新世紀中日陷入安全困境的國 際體系層面因素，即美日同盟發展和影響；其三探討的是中日陷入安 全困境的雙邊利益層面因素，本文認為此主要顯現於歷史爭議和能源 競爭上；最後在結論部分，將就中日安全困境的影響和安全困境緩和 前景作一簡析。
貳、中日關係結構中的安全困境根源
一、安全困境的形成根源
在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學者的認知中，安全困境基本上是一種 國際關係常態，它普遍存在於各種類型的國家之間，因而中共與日本 安全關係呈現安全困境特質是必然的。主要原因在於長期以來，國際 關係一直是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最高權威規範主權國家行為，以及 保護主權國家免於安全恐懼。但每個國家都有安全需求，都必須有足 夠安全保障措施，因而只有採取自助措施，例如把安全訂為國家追求 目標，制訂防禦計畫，充實武力軍備等等。然而正如國際安全研究者 杰維斯(Robert Jervis)指出，一國基於尋求增加自身安全而有所作為， 往往具有不經意損害他國安全的效果，從而也將迫使他國採取同樣作 為；7布贊(Barrry Buzan)也指出，當國家為自己尋求權力與安全時， 很容易威脅到其他國家對權力與安全的追求，安全困境因此產生。8惠Robert Jervis,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3, 1988, p. 317.
勒爾(Nicholas Wheeler)和耿博夫(Ken Booth)則具體指出安全困境之 所以存在是因為對對方意圖無可解決的不確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例如無法判定對方軍備行為究竟是用於防禦，還是為了改變現 狀的進攻目的。9史莫克(Richard Smoke)則指出安全困境無法避免是 因為國家通常難以在安全上以不作為方式來因應。10基於此，研究者普 遍認為安全困境無法根本消除，僅能通過制度或機制建立，或是觀念 的變化予以改良。 從新現實主義角度言，國家間安全困境之所以成為常態的根源之 一是區域或是國際體系結構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上述國家普遍存在的 不安全感、相互猜疑，以及執著於軍事安全和權力無疑是造成國際或 區域體系常態性緊張的原因，11而國際體系或區域體系的常態性緊張則 又反過來導致國家間安全困境的結構化；換言之，無政府狀態下的安 全困境是由於體系和國家持續性相互影響所構成。根源之二是國家之 間原本就存在程度不等的國家利益範疇的摩擦和緊張，最常見的就是 領土主權及勢力範圍爭執；而不滿現狀國家企圖挑戰現狀，或是崛起 大國企圖挑戰既有霸權也屬於此類。基本上，國家利益爭執往往導致 國家為了在利益競爭中取得優勢，而在安全作為上將以壓制對方，或 讓對方處於不安全狀態為目的，國家安全作為也往往因此偏離防衛 性，這種由國家導引的安全困境無疑極易加深對抗而呈現結構性，12通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 L. Rienner, 1991), p. 295.
Nicholas Wheeler &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p. 30. Richard Smoke, “A Theory of Mutual Security,” in Richard Smoke & Andrei Kortunov, eds., Mutual Security: A New Approach to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 76.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 21.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 10.
常也最不容易緩解。
二、中日安全關係結構
新世紀中日安全關係之所以逐漸陷入安全困境，明顯即由於中共 和日本安全關係結構具有構成安全困境的上述根源。先就國際體系因 素言，中日兩國所處的亞太區域體系自冷戰以來本身就是一個處於嚴 重安全困境下的結構，雙方安全互動也自然深受此一體系結構的制約 與影響。亞太安全困境結構基本上係由中共與超強，中共與周邊國 家，以及亞太周邊國家之間的複雜多層次的安全互動所構成；而作為 東亞區域內最大成員的中共，由於長期處於亞太區域中心地位，亞太 安全困境結構可以說是以中共、超強，和周邊國家的連鎖互動為主要 核心。13基於地緣接近和海洋戰略樞紐，日本無疑是中共最重要的周邊 國家，也成為超強為遏制中共最重要的聯合對象。1951 年美國同日本 簽署《美日安保同盟條約》，雖然主要目的在於防範蘇聯，但也有遏 制作為蘇聯追隨者中共的作用。隨著日本在 1960 年代經濟起飛，日本 更成為美國維繫東亞戰略與權力平衡的最重要聯盟夥伴。國際關係學 者指出，聯盟的目的在於權力平衡，但為維護各自認知的權力平衡， 聯盟成員必然對於敵對成員或集團的安全政策與外交行為極端敏感，14 換言之，聯盟極易導致國家間或是集團間的安全困境。基於此，儘管David Kang,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G. John Ikenberry &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5-174.
Hans Morgenthau著，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臺北：幼獅文化出版公司，1975
年），頁 270-271、302-303。有關同盟對國際關係穩定的影響，請見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68), pp. 175-178。
中共為對抗蘇聯在 1971 年同日本迅速建交，但冷戰對峙格局和以聯盟 核心的集團式對抗無疑深化了亞太區域的安全困境結構，15使得中共和 日本對彼此的認知很容易會以一種遏制和反遏制的競爭互動為主要認 知取向，雙方在對彼此的安全戰略和政策制訂上也明顯容易受此認知 影響。 其次，就國家利益層次言，中共同東亞周邊國家潛存了相當多傳 統遺留的歷史、領土、地緣，以及資源利益的紛爭糾葛，這些紛爭糾 葛頻繁的引發中共同亞太周邊各國之間的疑懼、競爭和衝突，從而加 深了中共和周邊國家之間的相互威脅和安全困境結構。其中日本由於 自 1868 年明治維新後積極推動現代化和富國強兵道路，中日間開始呈 現的雙邊國家利益衝突可說是中共與亞太周邊國家中最嚴重者。美國 哈佛大學日裔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從權力、文化、經濟三個層面指 出中日這種自 19 世紀以來呈現的惡性衝突互動背景是多面向並且複雜 的。16入江昭指出，從 1860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軍事力量和 戰略對抗成為中日雙邊關係走向惡化的決定因素，1931-1945 年雙方關 係持續惡化的關鍵因素在於文化和意識形態鬥爭，日本企圖以建立大 東亞秩序對抗西方文明的論述影響中國，要求中國放棄以民族主義， 以及追求西方民主作為抗日手段，文化也進而同軍事權力結合而成為 日本大舉發動侵華戰爭的正當化理由。二次大戰結束後迄今，經濟則 構成了雙方關係互動與發展的新因素。17從入江昭的分析可以了解，在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6.
Akira Iriye,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8; Minkyu Park & Taeho Kim, “Anchoring a New Pattern of Interdepenpendence and Strategic Rivalry: China-Japan Relations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X, No. 1, Summer 1998, pp. 124-125.
歷史糾葛和多重國家利益引致的相互疑懼下，1990 年代後中共迅速崛 起明顯對日本的國家利益形成重大衝擊，雙方也都對對方可能把強大 經濟轉化為權力（軍事力量）結合的趨勢發展感到憂心，此也極易導 致雙方深化安全困境結構。
三、冷戰結束後中日安全關係的改善環境
但由於安全困境可以改良，所以上述根源並非不能緩和，相當多 國際關係學者們指出可以通過制度和規範的建立，或是觀念的改變， 減輕國家間對相互意圖的不確定性，以及不安全認知，從而緩解安全 困境結構。18事實上，1991 年冷戰結束原本有助於減輕中日走向安全 困境根源；一是美蘇對峙結束，由兩極對峙大環境造成的國際體系安 全困境已緩和；二是東亞各國都有致力發展經濟，改善綜合國力的意 願，因而具有改善安全環境的迫切需求；而冷戰後經濟全球化，以及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又具有擴大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從而縮小邊 界、民族和文化等傳統藩籬的作用。這兩項發展基本上有助於減緩中 共與周邊國家安全困境的區域結構緊張根源。事實上，中日雙方也都 希望掌握這種亞太區域形勢緩和的良機強化雙邊關係，中共在冷戰結 束後對周邊國家宣示了睦鄰友好合作政策，強調要以和平及對話方式 解決同周邊國家之間遺留的傳統紛爭，並且建立信任機制；而日本也 主張以制度改良安全困境者如 Robert Jervis，或是 Barry Buzan，請見Robert Jervis, “The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p. 357-378;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 177。此外，Karl W. Deutsch 則提出以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 的建構來減緩國家在安全上的恐懼，請見 Karl W. Deutsch, S. A. Burrell,
etc.,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5。
早在 1990 年率先解除由於六四事件因素而對中共實施的經濟制裁，這 對冷戰後遭到西方經濟制裁，以及和平演變壓力的中共而言，無疑有 助於其突破國際孤立。從表 1 可以了解，雙方在 1990 年代經貿的迅速 發展無疑是這種合作氛圍所促成。雖然雙方在政治關係上由於歷史爭 議而相對冷淡，不過，從 1991-2001 年日本和中共之間仍維持了高層 互訪，同時，雙方在 1993 年起也展開安全對話，並於 1997 年後展開 國防安全交流，並試圖建立高層安全對話機制，以強化雙方在安全上 的合作和互信。19 表 1 1991-2004年中共與日本經貿總額 （單位：萬美元） 進出口總額 出口額 進口額 順逆差額度 1991 2,025,066 1,021,911 1,003,155 18,756 1992 2,536,117 1,167,871 1,368,246 -200,375 1993 3,906,264 1,577,956 2,328,308 -750,352 1994 4,789,389 2,157,312 2,632,077 -474,765 1995 5,746,745 2,846,269 2,900,476 -54,207 1996 6,005,830 3,087,448 2,918,381 169,067 1997 6,081,280 3,181,982 2,899,298 282,684 1998 5,789,918 2,969,199 2,820,720 148,479 1999 6,616,726 3,239,901 3,376,825 -136,924 2000 8,316,587 4,165,405 4,151,182 14,223 2001 8,775,448 4,495,757 4,279,691 216,066 2002 10,190,539 4,843,746 5,346,793 -503,047 2003 13,357,600 5,942,600 7,415,100 -1,472,500 2004 16,788,636 7,351,429 9,437,207 -2,085,778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北京：中國對外經 濟貿易出版社，1991-2004 年），國際貿易部分。 然而，進入新世紀後，雙方在安全領域互動卻未因上述環境變化 1998年 2 月，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首次訪問日本，同年 3 月，日本自衛隊 參謀長藤繩祐又應邀訪問中國大陸，此外，中共總參謀長傅全有則於 2000 年 4 月訪日，成為第一位訪日的總參謀長。
和雙方互動成果而緩和。中日不但仍無法擺脫從權力和安全出發的體 系性安全困境結構，而且從雙方在現實利益上摩擦的接二連三，顯示 雙邊國家利益更日漸在中日安全互動發展上發揮重要作用，並有引導 雙方安全困境從體系性質轉向國家利益導引性質的趨勢。以下將進一 步探究這種導致雙方在新世紀安全困境日漸浮現的體系和雙邊利益根 源。
參、國際體系層面因素：美日同盟的持續與發展
中日安全關係在新世紀日漸走向安全困境的國際體系層面因素是 由於美日安保同盟，如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樣，在冷戰結束後不但 持續存在，而且不斷往不符合中共安全利益的方向調整，因而導致中 日在軍事安全層面相互威脅的認知和疑慮不斷深化。一、美日安保同盟的發展取向與日本的戰略選擇
基本上，中共對於作為冷戰遺產的美日同盟在冷戰結束後原本持 模稜兩可態度，一方面，中共反對冷戰後美國仍企圖通過聯盟戰略來 維繫其對 世局的單極 化領導，因 而無論對於 北約和《美日 安保條 約》，中共均持公開反對立場。20不過，在現實上，由於美日同盟可以 制約日本的防禦政策和軍事行動的自由，避免日本重新走向軍事大 國，並且填補冷戰後東北亞權力真空，換言之，如同冷戰時期，美日 同盟具有反制蘇聯在東亞擴張的作用一般，對中共安全言，並非全是 負面，21因而在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中共對美日安保基本上是持默 認態度。 但 1996 年 4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Robert S. Ross, “Beijing as an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Apr. 1997, pp. 40-42.
Xinbo Wu,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arily Watching One Another,” Asian Survey, Vol. 40, No. 2, Mar./Apr. 2000, p. 297.
郎在東京發表《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對冷戰時期的美日安保條 約重新界定。1997 年 9 月 23 日，雙方在紐約簽署《美日防衛指針》， 其中強調一旦日本周邊發生武力爭端，美國與日本有共同防禦的責 任。中共一直要求日本澄清「周邊有事」是否涵蓋臺海在內，但日本 始終以「周邊有事」的概念是著眼於「事態」性質，而非「地理」上 的問題加以迴避。雙方為此爭執不斷，中共認為美日安保同盟是以遏 制中共為目標。這種認知也使得中日在安全領域上無法擺脫遏制與反 遏制的體系對峙框架。 美日安保同盟從 1996 年迄今的發展趨向，顯示的是美國雖然對中 共採取以交往和接觸來替代遏制的戰略，並在 911 事件後更把中共視 為反恐及化解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的合作夥伴，但美國無疑更重視日本 的角色，因而把強化美日安保同盟關係來作為確保美國在亞太長期軍 事存在的主軸。由於同盟必然建立在具有假想敵的基礎上，美日安保 同盟的存在和發展也等於意味美國對崛起的中國大陸及北韓一種潛在 遏制。在這種發展下，中共睦鄰友好合作政策在擺脫同盟遏制環境， 擴大自身行動自由上的作用明顯因為美國和日本持續結盟而被削弱， 中共期待以睦鄰合作政策為理念建構有助於和平崛起的亞太政經秩 序，無疑遭到美國和日本的制約。22中共和日本雙方在安全認知上的落 差和分歧也必然因為美日在安全防衛合作的日益密切而同步擴大，從 而走向進一步相互威脅的安全困境中。 事實上，冷戰結束後，日本在對外政策和安全戰略上是否要繼續 追隨美國，繼續偏重同美國的同盟關係，內部始終存在爭議。23若干人 士主張日本作為亞太經濟實力最強大國家不宜過度追隨美國，以及依
Michael Yahuda, “Chinese Dilemmas in Thinking about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2003, pp. 200-203.
有關日本在對外政策上的爭議，請見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 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議〉，《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 年 1、2
賴美日同盟，而應回歸亞洲，同中共改善關係，加強對亞太地區的影 響力，並且開展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以為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 作準備。24但這種思維一直無法成為主流，而影響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 的取向。1996 年美日安保再界定，以及其後的發展也意味日本在外交 及防衛政策上選擇了美國，而未如同東南亞國家在冷戰結束後選擇在 霸權美國和大國中共之間保持中立和平衡。25 日本權衡再三仍選擇美日同盟，主要是同盟能提供日本最大的利 益。首先，冷戰結束後日本面對的亞太周邊環境面臨相當大不確定性 和不可預測性，北韓核武發展，以及臺灣問題固然是亞太局勢不確定 性的來源，但中共崛起，以及其軍事力量的大幅增長，無疑又深化了 此種不確定性。為確保日本國土安全，以及海洋權益，日本必須改變 以往被動的防衛基調，增強防禦和嚇阻力量。然而由於和平憲法制 約，日本軍事政策和對外軍事活動受到相當大限制，美日同盟框架因 此成為日本在安全和軍事行動尋求實質突破的重要途徑。26其次是日本 在強大綜合國力支持下，一直希望擴大對東亞和國際的影響力，讓自 身成為一個「正常國家」，27其努力的目標是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 理事國成員，以及提升日本自衛隊的能見度和影響力，早在 1992 年 6 月，頁 86-87。 俞正樑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 京：中央編譯社，1998 年），頁 191-197、205-206。
Nikolas Busse,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1999, pp. 39,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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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ei Senatorov, “Japan: From Single-country Pacifism to a Normal Country?” Far Eastern Affairs, Vol. 32, No. 1, 2004, pp. 60-63.
月日本國會就通過《關於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合作法》，又稱 PKO 法 案。不過由於歷史問題，日本此一目標一直難以獲得中共和東亞國家 的支持，因而唯有選擇繼續作為美國忠實安全夥伴，在美日安保框架 下，爭取美國支持才能有效實踐。 從 1997 年新安保防衛指針確立後，日本和美國的同盟安全合作發 展方向可以看出，日本在防衛政策上已由專守防衛軌道轉向行使集體 自衛權，按日本在 1957 年制訂的《國防基本方針》，日本只有在反制 對方武力攻擊時才能使用防衛力量，而且無論是所保持的防衛力量， 以及防衛力量的使用方式，都僅限於最小限度內，或是也僅限於自衛 所須的最小限度內，而防衛範圍也侷限於本土。然而美日同盟發展顯 示日本已由過去單方面受美國保護轉變為與美國共同發揮作用，28911 事件後，這種趨勢更為明顯；日本不但積極配合美國反恐，同時積極 配合美國在亞太軍事重組。日本雖然沒有應允美國駐華盛頓路易斯堡 (Fort Lewis)的陸軍第一司令部在日本境內座間兵營設立太平洋地區的 前線指揮部，但期望美國和日本共同使用沖繩美軍空軍基地，更擬在 未來開放下地島戰略基地。29此外，日美也不斷強化聯合軍事演習，除 了各種海上聯合演習外，2003 年 4 月，日本航空自衛隊出動四架 F-15 戰機與美國空中加油機在九州以西及四國海面的空域首次實施加油訓 練，雙方一體化協同作戰能力明顯強化。30此外，日本也配合美國加強
Toshio Saito, “Japan’s Security Policy,” Strategic Forum, No. 163, 1999,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http://www.ndu.edu/inss/strforum/SF163/forum163.html>.
“Japan Asks U.S. to Shift Forces Based in Okinawa Overseas,” The Japan Times Online, October 8, 2004,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pl5? nn20041008a2.htm>.
徐冰川，〈從軍事合作看美日安保體制的重大變化〉，《國際在線》，
2004年 9 月 27 日，<http://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09/27/76212445_4.
在導彈防禦系統上的研發，2003 年 6 月，日本決定在 2008 年將建立一 套價值約 16.8 億美元，並能夠部署愛國者三型(PAC-3)和標準三型 (SM-3)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31凡此種種都說明日本已漸進走向行使 集體自衛權的態勢。32 日本專守防衛導向的政策變化更體現於向海外派兵具體作為上。 2001年 10 月，日本更快速提出並通過《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自 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三項支援美軍行動的相關 法案，從 2001 年底至 2003 年 3 月，日本共計派遣 10 批 22 艘次軍艦 前往印度洋為美國實施後勤支援。33這是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首度向 外派兵，也意涵日本防衛基調已明確從消極被動轉變為積極主動，對 於自身安全範圍不再限於本土安全，而進一步擴大至區域，乃至區域 之外的範圍。34在防衛認知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自衛隊基本任務自然也 必須相應調整擴大。2004 年《新防衛計畫大綱》中，也明確把國際和 平合作提升為自衛隊基本任務，還要求政府採取立法措施明確自衛隊 的國際維和行動，同時提出強化自衛隊快速反應能力的計畫。35
二、中共對美日同盟發展的威脅認知
中共對於日本通過美日同盟突破專守防衛政策和軍事活動制約意 圖的日益明確化自然不滿而且憂心。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在美日安保 同註 30。 所謂集體自衛權是指儘管本國未受武力攻擊，但允許在認為必要情況下，與 別國一起在海外行使武力。Toshio Saito, “Japan’s Security Policy”。 同註 30。Sharif Shuja, “Japan’s Changing Security Posture and Its Implication,”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285, No. 1885, October 2004, pp. 206-219. Japan Defense Agency, “Basic Principles of Japan’s Security Policy,”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 for FY 2005 and After, December 10, 2004, pp. 3-4, <http://www.jda.go.jp/e/index_.htm>.
體制的框架下，從二次大戰結束到 1980 年代末，日本軍事力量在量與 質上不斷獲得提升，冷戰後迄今日本軍事技術能力更持續提升，對中 共足以構成有效遏制。36中共尤其憂心的是日本在美日同盟護翼下防衛 政策的變化可能導使日本介入臺灣，妨礙中共統一大業。中國大陸日 本專家金熙德認為，日本防衛戰略不但欲突破專守防衛原則，更有走 向對外軍事干預型安全戰略的趨勢。372003年 6 月，日本國會通過《周 邊有事法制三法案》，此提供了日本在一旦周邊有事可以採取戰時體 制、協同美軍聯合作戰，或是向海外派遣自衛武力的法律依據。次年 3 月，日本又通過《國民保護法案》等七項同周邊有事法制相關的法 案。對中共言，周邊有事法案具威脅性已不僅在於周邊有事範圍是否 包括臺海，而在於為日本在必要時採取「先制攻擊」的作為提供法律 依據。38 但中共最不滿之處在於進入新世紀日本在《防衛白皮書》不斷突 出其軍事活動，以及其對日本安全的影響。2004 年 11 月，日本《東京 新聞》指出日本防衛廳曾經提出一份報告，設想中共武裝進攻日本的 三種可能，39在此同時，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防衛廳已制定明確的《西 南諸島防衛行動計畫》，決定當西南諸島有事時，防衛廳除派遣戰鬥 同註 21，頁 301-304。 金熙德，〈日本安全戰略面臨十字路口〉，《日本學刊》，2002 年第 2 期， 頁 6-9。 按日本防衛研究所於 2004 年 3 月 24 日發表的《東亞戰略概觀》，其中指出 按「有事」定義，日本不僅在受到實際攻擊的情況下，而且在「有被攻擊的 危險」的情況下都可以出動軍隊進行作戰行動。事實上，伊拉克戰爭結束 後，日本防衛廳就已開始研究進一步修改「自衛隊法」，以使自衛隊在必要 情況下能先發制人，把威脅消滅於萌芽階段。請見 Sigekatsu Kondo, ed.,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04 (Toky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04), pp. 220-223,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http://www.nids.go.jp/english/index.html>。
機和驅逐艦外，還將派遣 5.5 萬人的陸上自衛隊和特種部隊前往防 守。40同年 12 月 10 日，日本在通過的《新防衛計畫大綱》中就首度指 出「有必要關注中共軍事現代化和海洋活動範圍擴大」，這一連串發 展也引起中共激烈反應，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指出「由於歷史原因， 日本軍事安全領域的動向一直是十分敏感的問題。希望日方充分顧及 亞洲近鄰各國人民的關切，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在軍事安全問題上 務必慎重行事，以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41在中共看來，日本明 顯是以誇大中共軍事擴張來作為擴大自身軍事活動，改變防衛基調， 甚至修改和平憲法的藉口。日本軍事戰略重心從北方轉向西南，也讓 中共認為日本已明確將威脅認知從以往的俄羅斯轉向北韓和中共。
三、日本對中國崛起的威脅認知
不可否認，新世紀日本在防衛戰略思維和政策中的中共軍事威脅 考量確實較以往加重，主要是中共自 1990 年代以來經濟快速崛起，讓 日本憂心中共軍事力量也將伴隨經濟實力增長而強化，從而對日本構 成安全威脅。小泉首相的軍事咨詢機構「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懇談 會」在 2004 年 9 月發表的咨詢報告就指出「中國國防費用不斷增加， 國防政策不透明，已經成為日本周邊地區的軍事威脅」。42日本在 2005 年版《防衛白皮書》中指出，近五年來，中國的國防費用約增加 1 倍， 釣魚臺島嶼爭端衝突升高，以及在東海專屬經濟海域劃界問題上日本若不同 意中國的解決方式時。請見“Japan Defense Agency Set Three Scenariosof China Attack,” Kyodo News On the Web, November 8, 2004, <http:/ /home.kyodo.co.jp/all/display.jsp? an=20041108004>。
龍文虎，〈日本防禦西南諸島首度曝光〉，《人民網》，2005 年 1 月 16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5-01-16/11485563969.shtml>。 〈外交部：日本新防衛大綱渲染中國威脅論沒有根據〉，《中國新聞網》，
2004年 12 月 10 日，<http://news.tom.com/1002/20041210-1634944.html>。
2005年的國防費用達 2,447 億日元，比上年增長 16.5%，《防衛白皮 書》也指出，中國軍費的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率，更連續 17 年超過 10%，43因此《防衛白皮書》高度關注中共防衛力量是否超出 必要範圍。 從 1990 年代以來，日本就一直高度關注中共軍事現代化進程，尤 其是海軍與空軍的現代化，以及武器裝備更新。儘管進入新世紀，中 共總體軍事力量和作戰水平仍大幅落後美國，軍事技術上也難以在短 期內趕上日本，不過中共是具有核武嚇阻能力的大國，最重要是中共 自 1990 年代以來積極同俄羅斯進行軍事合作，並計畫性採購成套武器 裝備，新世紀中共又刻正推動歐盟解除軍售禁令，期盼獲取無法從美 國取得的精密技術，日本因此評估中共軍事實力已大幅提升，從而已 明顯增強了對日本的安全威脅。由於中共中程彈道導彈射程涵蓋了日 本及其所有島嶼，日本對中共和北韓彈道導彈發展一直相當憂心，此 也導致日本必須積極參與美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計畫，日本也更在 2000年《防衛白皮書》中明顯指出「中國擁有的中程彈道飛彈，其中 70枚射程遍及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44其次，日本更關注中共 海空軍日漸強化下中共可能走向藍水域(Blue Water)的海洋戰略對日本 作為海洋大國的挑戰與威脅。從 1990 年代中期後迄今，中共海洋調查
and Defense Capabilities Report─Japan’s Vision for Future Security
and Defense Capability (Tokyo: Council on Security and Defense Capabilities, 2004), pp. 8-11.
Japan Defense Agency, Defense of Japan 2005 White Paper (Summary), August 4, 2005, p. 12, <http://www.jda.go.jp/e/index_.htm>.
James J. Pryzstup, “Japan-China Relations: Spiraling Downward,” in Brad Glosserman & Eun Jung Cahill Che, ed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Quarterly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Vol. 3, No. 3, Third Quarter 2001, p. 93, Pacific Forum CSIS, <http://www.csis. org/pacfor/cc/0103Q.pdf>.
船不斷侵入日本海洋專屬經濟區，2004 年就有約 21 起中國調查船在沒 有知會日方的情況下進入日本經濟水域。中共漢級核動力潛艇在 2004 年 11 月入侵日本領海更被日本視為中共海軍力量企圖突破第一島鏈， 向第二島鏈附近海域擴張。因此，2005 年《防衛白皮書》特別強調必 須關注中共海軍艦艇的活動。45 日本之所以在防衛戰略思維和政策上，對中共國防預算和軍事活 動賦予高度的威脅意涵，關鍵在於 2001 年臺灣政黨輪替後主體意識抬 頭，走向獨立呼聲日漸高漲，此也導致中共內部鷹派日漸抬頭，中共 對臺海使用武力的意圖也因此日益明確化。對日本而言，臺海地區現 狀，以及和平的確保，關係到日本重要安全利益，因此日本憂心日益 增強的中共軍事力量將誘使中共提高以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信 心。2005 年 3 月，中共在十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醞釀已久的《反分裂 國家法》，其中雖然強調中共「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 和平統一」，但第八條強調將以非和平方式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這是中共將對臺使用武力以法律形式予以規定，也無疑提供了中 共在認為必要時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便利性，這種形勢毋寧對於日 本希望確保臺海和平的安全利益具有衝擊，也迫使日本將臺海問題納 入日美共同戰略目標中。
肆、雙邊利益層面的固有爭執因素：歷史爭議
除美日安保同盟導致的遏制和反遏制體系困境外，中日之間日益 頻繁的雙邊利益紛爭無疑又加劇了雙方在安全上的競爭與相互威脅， 其中歷史爭議無疑是構成中日雙邊利益層面的重大爭執之一。自 1990 年代迄今，中共和日本不但遲遲難以解決歷史問題爭議，反而讓爭議 在新世紀進一步擴大成為雙方最高領導人無法進行互訪，可以說是雙 方安全關係惡化的一個根本關鍵。從中國大陸學者屢發評議，以及兩 同註 43，頁 13-14。國民眾的反應日趨激烈，可以了解歷史問題事實上已成為雙方互不信 任，相互疑慮日漸升高的「死結」，換言之，歷史爭議在新世紀已成 為導致中日逐漸陷入國家引導型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
一、歷史爭議的焦點
前已述及，中日歷史爭議來自於日本侵華戰爭的傳統宿怨。中共 在冷戰後能夠基於睦鄰友好而以和平對話和談判方式，解決同相當多 國家的歷史宿怨，卻無法以同樣方式解決同日本這種宿怨，在於中共 一直不滿日本對於侵華戰爭性質的詮釋、態度與立場。早在 1982 年， 中 共 就 曾 因 為 日 本 意 圖 修 改 教 科 書 ， 以 及 中 曾 根 康 弘 (Nakasone Yasuhiro)首相於 1985 年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提出嚴重抗議。1990 年代 後，由於日本內部不斷有各種政治和民間團體企圖為侵華歷史事件翻 案，加上反中共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日漸擴大，更加深中共的不滿和 疑慮。雖然日本明仁(Akihito)天皇訪問中共大陸，曾表示「深刻反 省」，1995 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在日本投降 50 周年當天曾以書面對於日本侵略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失和痛苦鄭 重表示道歉，46但同中共的要求和期望有明顯落差。47 進入新世紀後，中共和日本的歷史爭議重點由謝罪問題轉向靖國 神社。2001 年，小泉純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後，宣布將以首相身分在 8 月 15 日日本終戰日參拜靖國神社。為平息中共和亞洲國家的不滿聲 浪，小泉最後選擇在 8 月 13 日前往參拜，同時在該年 10 月訪問中國大 陸時，小泉前往北京蘆溝橋中共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並發表了 對戰爭深刻反省的談話。然而，次年小泉又於 4 月進行第二次參拜行 〈國際焦點：日本為二戰血腥罪行道歉〉，《文匯報》，1995 年 8 月 17 日，版 B10。 中共要求的是日本能循對待南韓模式向中國表達謝罪，請見吳廣義，〈解析 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2004 年，頁 42。動，中共憤而中斷防衛廳長官訪問中國大陸，以及中共海軍軍艦訪 日，小泉希望在中日關係正常化 30 周年訪問中國大陸的計畫也被迫中 斷。但 2003 至 2004 年，小泉仍堅持其參拜行動。2005 年 1 月 18 日，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在年度政黨大會上通過一份新的政策綱領，宣布支 持小泉繼續參拜靖國神社；48這也顯示日本首相參拜靖國之舉可能制度 化和常態化。
二、歷史爭議持續的安全意涵
布贊指出，歷史性敵意(Historcal Enemity)的存在和反覆的戰爭經 常放大了當前的威脅認知；49杰維斯也指出「如果認為一個國家具有敵 意，在他人眼中或許視為中立或友好的行為都會被忽視、扭曲或視為 有意欺騙」。50中共對於日本在處理歷史問題上的諸種不滿，表現出來 的無疑就是以往不愉快歷史事件所塑造的恐懼和敵意，進而發展形成 的威脅認知。中共一直把日本修改教科書，以及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之 舉視為具有軍國主義復辟的意涵，但中共之所以恐懼軍國主義復辟的 潛在原因又是基於對日本未來國家走向的憂懼；中共學者吳廣義指出 「從表面看，日本的戰爭歷史認識和戰爭責任問題是日本右翼保守勢 力在興風作浪，而實質是日本政府的大國戰略在發揮主導作用」，51對 孫曉慧，〈日執政黨通過新政策綱領，支持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中國日 報》，2005 年 1 月 18 日，<http://news.tom.com/1003/20050118-1774203. html>。Barry Buzan, Ole Waever &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 59-60.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The Spiral of International Insecurity,” in William C. Olso, David S. Mclellan & Fred A. Sondermann,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entice-Hill, Inc., 1983), p. 202.
中共言，日本謀求作為正常國家的大國戰略無疑對中共崛起，以及在 伸張臺灣主權作為上構成阻礙和威脅，這也是中共無法如同對待同俄 羅斯及東南亞國家一樣擱置傳統遺留的歷史爭議與因素。 進一步觀察，中日歷史爭議在新世紀的升高和雙方在涉及領土、 主權和軍事安全等現實利益紛爭的浮現具同步性和關連性。雙方在釣 魚臺島嶼、東海大陸棚主權爭執的升高，以及雙方軍事活動的頻繁 化，使得雙方歷史爭議更難解決，但歷史爭議的持續，甚至升高又將 增加雙方在解決現實利益爭執的困難度。
三、歷史爭議持續的影響
毋庸置疑，歷史爭議和現實利益密切連結必然會加深中日雙方國 內對彼此的惡感，並且引發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2004 年 8 月，中國 大陸球迷在中日足球賽中共隊敗北後憤而聚眾鬧事，並焚燒日本國 旗，此一事件在日本引起憤怒反響。10 月日本內閣發布民意調查，日 本受訪者對中共沒有親近感的比例高達 58.2%，認為目前關係良好者 僅有 28.1%，都為歷次調查以來最低點。52 11月，中共漢級核子潛艇 入侵日本海域，不見中共政府立即明快承認和道歉，中共在日本形象 更為低下。2005 年 4 月，在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訪問中國大陸前後，北 京、上海、深圳等六個城市又為抗議日本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以及 教科書淡化侵略歷史而先後進行大規模群眾反日遊行，以及抵制日貨 的行動，並因此失控導致對日本使領館，以及日資企業、商店和人員 的暴力襲擊。日本輿論普遍深信係中共默許，甚至在幕後策動，加上 中共外長李肇星悍然拒絕町村外相謝罪和賠償損失的要求，因而導致 日本輿論的嚴厲撻伐與民眾的憤怒。就日本國內而言，面對 1990 年代Hitoshi Urabe, “Poll Shows Japanese Frosty Toward Chinese,” Japanese Institut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November 20, 2004, <http://www. glocom.org/media_reviews/n_review/20041220_news_review271/>.
泡沫經濟崩潰以來長達十多年的經濟蕭條，加上內閣更替頻繁，政客 改革不力，民眾一直有一種沮喪和失落感，因而盼望一種提高國家士 氣的振作動力出現。53在這種國內發展下，日本國內對於中共一直糾纏 歷史問題感到厭煩，民眾質問「到底要謝罪到幾時？」，54這也導致日 本內部主張對中共強硬的聲浪日漸高漲，小泉也是在強大民意支持下 連續數年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這種上綱至民族主義的對立情緒，無疑 是讓中日在安全互動上日漸陷入安全困境的最危險背景。
伍、雙邊利益層面的新爭執因素：能源競爭
一、中日能源競爭、能源安全與脆弱性的升高
新世紀中日雙邊利益層面的另一重大紛爭是在能源競爭上的白熱 化，這也是導致中共和日本在軍事安全上逐漸朝向國家引導型困境的 新因素。2004 年雙方在兩項同能源相關領域的競爭和摩擦已窺見此種 競爭端倪： 第一，俄羅斯西伯利亞輸油管線之爭。俄羅斯在 2004 年 7 月正式 知會中共否決了興建從西伯利亞安加爾斯克(Angarsk)到中國大陸東北 大慶的輸油管道方案，年底俄羅斯總理米哈伊爾‧弗拉德科夫(Mikhail Fradkov)正式批准的方案是從東西伯利亞泰舍特(Taishet)至太平洋沿 岸的別列沃茲納雅(Pervoznaya)海灣輸油管道。55中共認為，主要是日 本在 2002 年中途介入，以提供 160 億美元興建油管及開發西伯利亞資 日本學者三好崇一指出國家士氣動力反映在政治上新國家主義的興起，請見 三好崇一，〈21 世紀的中日關係：為振興亞洲齊心協力作貢獻〉，《國際 政治研究》，第 2 期，2003 年 5 月，頁 110-111。 掛川惠美子，〈日本人怎麼看中日感情〉，《環球時報》，2004 年 4 月 11 日，版 4。 〈俄政府決定修建「安納線」輸油能力為 8000 萬噸〉，《新華網》，2005 年 1 月 1 日，<http://news.tom.com/1003/20050101-1711924.html>。金為條件，才會導致俄羅斯重新評估所致。56 第二，東海油氣開發爭端。由於 1990 年代末以來中共最積極建設 的春曉油氣田即將投產，但由於春曉油田距兩國海岸中間線不足五公 里，加上自 1990 年代以來中日對於東海大陸棚架劃分原則始終存在爭 議，572004年 6 月 9 日，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Shoichi Nakagawa) 在馬尼拉舉行的「東協和中日韓能源部長會議」上指責中共在東海開 發春曉油氣田可能侵犯日本海洋權益，要求中共儘快提供東海專屬經 濟區調查和開採石油天然氣的相關數據，58日本國內因此一片質疑聲 浪，並主張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597月 7 日日本租用挪威科考船在東 海中間線以東的中日爭議海域開始進行海底調查，中日關係因此急速 惡化，60中共外長唐家璇更宣布中止原先於 2005 年下半年的訪日之 行。 中共和日本在能源競爭上的激化反映的是雙方在能源安全上具有 愈來愈高的脆弱性。61由圖 1 可以了解，由於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 木鳳，〈俄羅斯遠東地區能源與東北亞經濟發展〉，《大紀元網》，2004 年 8 月 17 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4/8/17/n629765.htm>。 中共認為應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主張按大陸 架劃分專屬經濟區，日本則主張採用等距離線或中間線劃分大陸棚架。
“Nakagawa Confirms Existence of China Gas Project Complex,” The Japan Times Online, June 24, 2004,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pl5? nb20040624a3.htm>.
“Cabinet Pushes for Info on New Chinese Gas Rig,” The Japan Times Online, June 19, 2004,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 pl5? nn20040619b1.htm>.
〈能源之爭急劇惡化中日關係，唐家璇暫緩訪日〉，《鳳凰衛視網》，2004 年 8 月 2 日，<http://www.china5e.com/news/oil/200408020080.html>。
Philip Andrew-Speed, Xuanli Liao & Roland Dannreuther,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33.
國民消費需求擴大，以致在原油供求上的差距日趨擴大。近十年來， 中國大陸原油產量年平均增長 1.6%，而原油消費的年平均增長卻在 4.5%以上，巨大的能源供求落差使得中共從國外輸入能源的比例日益 升高，其對外依存度也進一步擴大。根據中共商務部統計，2003 年中 國大陸原油消費達 2.5 億噸，其中從國外進口達 9,112 萬噸，首度超過 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第二大石油消費國，62估計至 2020 年，中共石 油進口將達到二億噸，對外依存度將從目前的 36%提高至 50-60%左 右。63對外依賴程度擴大又增加了石油進口通道安全的脆弱性，迄目前 為止，中國大陸 60%的石油進口都必須通過麻六甲海峽，以至中共在 石油進口上面臨了麻六甲困局。64至於日本在能源安全上的脆弱性更顯 而易見。日本是一島國，幅員狹窄，天然氣資源缺乏，因而日本在石 油、煤炭和天然氣能源幾乎全部依賴國外進口，其中更幾近 90%的石 油進口來源都是中東地區（請見表 2），65因此，日本無論在能源供 應，以及能源運輸航道上的脆弱性更超越中國大陸。 唐衛斌，〈中國石油安全與能源外交〉，《外交學院學報》，總第 76 期， 2004年 6 月，頁 73-74。 韋章堯，〈高油價下的中國能源外交〉，《鏡報月刊》，第 319 期，2004 年 12 月，頁 28。 李小軍，〈論海權對中國石油安全的影響〉，《國際論壇》，第 6 卷第 4 期，2004 年 7 月，頁 18-19。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Fundamental Philosophy of Japan’s Oil Policy,”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ttp://www.enecho.meti.go.jp/English/policy/oil/fundamental_view.html>.
圖 l 中國大陸石油生產和消費差距(1985-2000 年)（單位：百萬噸）
資料來源：Philip Andrew-Speed, Xuanli Liao & Roland Dannreuther,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
表 2 日本對中東原油進口的依賴程度變化
1973 1979 1985 1990 1995 2001
78.1% 76.3% 70.4% 71.5% 78.6% 88.4%
資料來源：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Fundamental Philosophy of Japan’s Oil Policy,”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ttp://www.enecho.meti.go.jp/English/
policy/oil/fundamental_ view.html>。
基本上，日本早在 1960 年代開始經濟崛起，至 1980 年代，日本 早已成為亞太工業化先進大國，也因此成為能源消耗量最大的亞太國 家。1990 年代後迄今，日本在油源供應層面逐漸擴大的脆弱性更在於 包括中共在內的亞太發展國家，在冷戰後經濟穩定發展所導致的能源
需求擴大。66從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角度來看，在冷戰後軍事對峙的緩
和，以及經濟加速迅速全球化的發展下，亞太國家基於相互依賴，在 能源需求上，理應通過共贏合作的策略來獲取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日本能源專家十市勉(Tsutomu Toichi)同樣也認為日本應從整
個亞太經濟發展的視角，以強化同亞太國家在能源上的合作關係，來 確保自身的能源安全。67然而在同中共關係互動層面，落實具相當大困 難，主要是中共在龐大經濟規模基礎上過於迅速的發展導致其能源需 求和消耗也以驚人速度快速膨脹，這種發展使得中日兩個大國在能源 上呈現競爭易，合作難的局面。從西伯利亞油管之爭到中共開發東海 油氣爭議，顯示的是日本作為亞太較早崛起的大國對於中國晚近快速 崛起的恐懼，換言之，新世紀日本在能源安全上脆弱性擴大的主因就 在於中國崛起。
二、中日能源競爭的軍事安全意涵
儘管能源安全在後冷戰被新自由主義者視為非傳統安全而認為可 以通過國際合作，和國際機制途徑來有效解決，但問題是在現實主義 認知中，能源一向具有重要軍事安全意涵，其因之一在於傳統上能源 一向必須憑藉足夠軍事力量來確保，全球經濟發展下能源需求擴張， 以及若干能源日益稀少趨勢又使得主權國家，尤其是大國更難改變以 軍事力量確保能源安全的認知。68其因之二在於能源是國家重要戰略資 源，關係到一國是否有效進行軍事活動，以及確保國家安全。毋庸置 疑的是一國軍事活動的範圍愈大，軍事現代化程度愈高，國家安全定Tsutomu Toichi, “Energy Security in Asia and Japanese Policy,”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1, 2003, pp. 45-46.
同註 66，頁 50。
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頁 163-164；Philip Andrew-Speed, Xuanli
Liao & Roland Dannreuther,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pp. 13-18。
義愈廣泛，對能源依賴的程度也愈大，在戰略安全上的脆弱性也必然 相對增強。這也意味一國在能源供應上愈有保障，愈能將能源有效轉 化為軍事實力。從這裡可以了解，中日在進入新世紀以來對於彼此軍 事活動和軍事力量發展日趨敏感，並日益陷入安全困境與雙方在能源 上競爭可以說具密切關連；69雙方都憂心對方將通過軍事戰略轉變，或 是軍力提升來確保自身認知的能源權益，更憂心對方成功實踐全球找 油目標，因為那意味對方在能源供應無礙情況下，可以增加實踐自身 軍事意志和戰略目標的自由度。 此外，能源具有的另一現實主義典範的軍事安全意涵是由於能源 競爭引發的國家間領土主權和勢力範圍競爭，從歷史發展可以了解， 由資源爭奪所引發的領土主權和勢力範圍競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 關係中導致軍事對峙，甚至衝突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為牢固控制中 東而長期支持以色列，並且堅持對伊拉克發動戰爭，重要原因之一即 為確保能源安全。就中日關係言，中日自 19 世紀末開始因為領土主權 和勢力範圍陷入惡性競爭，地緣接近導致的戰略競爭固然是原因之 一，但另一潛在原因是日本地狹人稠，缺乏資源。同樣的，冷戰後迄 今，中日之間明顯因為資源爭奪而再度浮現領土主權和勢力範圍的爭 執，此明顯表現以下兩個日益白熱化的領土主權爭議上： 釣魚臺島嶼主權爭議 釣魚臺島嶼總面積不足六平方公里，但中共、日本及臺灣三方都 宣稱擁有主權。但實際上，自 1990 年代以來，日本已事實性的控制此 一島嶼，2004 年日本逮捕強行登陸釣魚臺的中國大陸民間人士。2005 年初，日本更進而接管釣魚臺燈塔，使得此一島嶼爭執日益白熱化。70 同註 61，頁 77-78。
Robert Marquand, “Japan-China Tensions Rise Over Tiny Island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1, 2005, <http://www.csmonitor. com/2005/0211/p01s03-woap.html>.
究析中共願意對俄羅斯在黑瞎子島主權讓步，而不願在釣魚臺島嶼讓 步，除了釣魚臺臨近臺海，具軍事戰略價值外，更明顯是基於開發東 海天然氣資源的安全性考量。 臺灣問題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願明確定義周邊有事是否包括臺海，並因此同 中共產生齟齬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由於臺海確保穩定及現狀對日本在 能源安全和經濟安全上具有重大利益。臺灣位於中日在東海能源開採 爭議地區之南，因而確保現狀有利於日本確保海洋資源。其次，臺海 一向被視為是日本經濟生命線，日本四分之三進口貨運油輪都經由臺 灣東部外海北上日本，一旦中共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臺海可能遭到 中共海軍的封鎖，日本更憂心的是中共屆時可能會藉臺海航道向日本 進行外交勒索。71基於此，日本固然遵循中共主張的一中政策，但明顯 不願見到臺海現狀遭到改變，尤其是中共以武力改變現狀，這也是日 本積極強化防衛西南島嶼的軍事力量，並且在美日安保聲明中把臺海 列為共同戰略目標的原因。 從中日雙方在釣魚臺和臺灣問題爭執上的能源競爭和軍事安全的 密切關連可以了解，能源競爭明顯激化了新世紀中日雙方在東亞新一 輪的勢力範圍之爭。比較觀察，19 世紀末雙方勢力範圍之爭是在中國 大陸，而且是日本採取攻勢性戰略，企圖把中國大陸納入自己勢力範 圍；21 世紀則明顯是中共崛起後基於能源擴張需求而企圖向海洋發 展，中日勢力範圍之爭因此也從陸地轉向海洋。早在 1980 年代後期， 中共海軍司令員劉華清就曾主張要改變傳統漠視海權的現象，1992 年 中共因此通過《領海法》。新世紀中日能源競爭和日本防衛戰略改變 態勢，無疑促使中共將積極以具體行動伸張海權，72中共不斷強化海空 岡崎久彥著，林玉佩譯，《2005 年美日中決勝台灣》（臺北：先智出版事 業公司，2001 年），頁 65。 同註 64，頁 16-18。
軍，以及絕不容許臺灣同大陸分離的原因厥在於此。73但對於領土幅員 狹小，依賴海洋經濟維持生存，並且在二次大戰戰敗後採取戰略收縮 的日本而言，中共海權意識的提升與落實無疑是對日本安全和生存的 挑戰，中共海空軍力量快速現代化和對統一大業的急迫感更使日本感 受中共對海權伸張是一種攻勢性作為，也就是意圖讓日本不安全而獲 取自身的利益。這種威脅認知也必然迫使日本將部署更積極的防衛戰 略，尤其是強化海上軍事作為來確保海上利益及海洋資源。
陸、結論：中日安全困境的影響與緩解前景
一、安全困境的影響
從冷戰結束迄今，中共和日本的安全關係未能因應全球化下雙方 經濟相互依賴深化的形勢而緩和，反而因為新舊現實利益交織，以及 雙方民眾情感對立的影響而逐漸陷入安全困境對抗形勢，對中共而 言，毋寧是其睦鄰合作友好政策的一大挫敗。中共在過去 1990 年代除 了強化中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外，並運用「安鄰、睦鄰、富鄰」三鄰 戰略，成功的推動了同東協國家的經貿整合，並有效改善了在東南亞 國家間的威脅形象，卻無法有效遏阻同日本在安全上走向安全困境， 此說明中共和日本這兩個先後崛起大國之間似乎無法擺脫進攻性現實 主義(Offensive Realism)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認為 大國無法避免衝突的悲劇歷史循環。米爾斯海默尤其強調，大國是否 能 成 功 實 踐 地 區 霸 權 ， 端 視 於 是 否 能 夠 突 破 水 域 的 遏 阻 力 量 (theStopping Power of Water)。74從新世紀中共和日本的海空戰略取向，
以及島嶼主權和海洋資源競爭的白熱化，可以證實雙方的競爭明顯展 同註 61，頁 79-81。
John J.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現在海洋上。 然而，中日逐漸走向米爾斯海默式的大國安全競爭困境，必然影 響中共期望的和平崛起道路。2003 年 11 月，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鄭必堅 在亞洲博鰲論壇上首度提出和平崛起，意味中共崛起的道路是積極參 與經濟全球化，而不是西方大國發動侵略戰爭及對外擴張道路。75其 後，中共領導人溫家寶、胡錦濤也在相當多國際場合表達同樣的願 望。但此種願望必然是以強化與周邊國家合作為前提，尤其是同日本 的合作。從日本在 2004 年底宣布將中止對中共多年的官方援助貸款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顯示，中日在安全關係上的
惡化事實已有波及至經濟合作領域的趨勢。76此外，中日關係因為能源 競爭而持續惡化，可能將影響到具有同樣爭議的中共和東協國家的關 係。這與中共的和平崛起目標明顯背道而馳。當然，中日安全困境對 日本事實上也有同樣具有負面的不利影響，日本在 2003 年和東協國家 共同推動東亞共同體，希望加強東亞國家在經濟合作上的一體化，但 在中日大國安全競爭，以及可能導致亞太區域再度陷入緊張的框架 下，東亞共同體的進程顯然將會面臨重重障礙。 中共和日本內部事實上有不少人士體認到中日安全惡質競爭對雙 方長遠發展可能構成的不利影響，因此主張雙方應改變觀念，以加強 交流和合作來解決諸多新舊紛爭。中共學者時殷弘曾於 2003 年撰文主 張中共應從戰略高度看待，甚至支持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改變，77 而《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和學者薛力也認為中日關係超越歷史問 鄭必堅，〈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上海文匯報》，2004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china.org.cn/OP-c/520713.html>。
Kiroku Hanai, “ODA Looks Wasted on China,” The Japan Times Online,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pl5? eo20041025kh.htm>.
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第 2 期，2003 年， 頁 73-74。
題，不應因為歷史爭議而阻礙雙方關係的正常發展。78雖然這種聲浪遭 到相當大的批判，但也在中國大陸內部引起重視和熱烈討論。在日本 內部亦然，日中友好協會，以及日本商界對於小泉一直未能訪問中國 大陸益感焦慮，而極力反對小泉在 2005 年再度參拜靖國神社。美國學 者饒義(Denny Roy)觀察到日本國內事實上仍存在相當強大反對日本政 府在防衛政策和軍事戰略上實踐正常化步調的力量，而且相當多的日 本自由主義者也普遍厭惡被捲入國際政治，並且不認為其他國家將對 遵循和平憲法的日本構成威脅。79日本學者天兒慧(Amako Satoshi)就 認為日本以日美同盟來維持亞太和平的架構並不是好的選擇，他主張 就長期來說，日本應致力同中共改善關係，強化互信，如此對亞洲和 對美關係也能更有合作性的正面發展。80
二、安全困境緩解前景
中日內部這些主張反映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於促進中日安全關 係走向緩和的機會和空間仍然存在。事實上，中日雙方政府都了解必 須以增強互信、理解、安全對話和交流，以及推動安全信心機制來防 止安全關係持續惡化。中共在 2005 年 2 月主動向日本提議舉行定期副 外長級磋商的戰略對話，以便於就雙方之間存在的廣泛政治和經濟問 題交換意見。日本雖然同美國在《安保聯合聲明》中將臺海納入共同 戰略目標，但外務省公開表示並沒有將中共視為威脅，並強調同中共 馬立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戰略與管理》，第 2 期， 2002年，頁 41-47；薛力，〈中日關係是否能超越歷史問題〉，《戰略與管 理》，第 4 期，2003 年，頁 28-33。Denny Roy, “Stirring Samurai, Disapproving Dragon: Japan’s Growing Security Activity and Sino-Japan Relations,” Asian Affairs, Vol. 31, No. 2, Summer 2004, p. 87.
天兒慧，〈東亞共同體，難像歐盟政經大一統〉，《中國時報》，2005 年
合作的重要性。81日本也擬訂了改善日中關係的《日中共同作業計畫》 方針，希望在推進國際合作、擴大經貿關係、促進文化交流，以及加 強防衛與治安等領域展開雙方合作。在此同時，日本防衛廳事務次官 守屋武昌在 3 月 24 日於北京同中共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舉行 第六次中日防務安全磋商，並再度提出邀請中方派出軍艦訪日。此 外，雖然 4 月中旬在中國大陸民眾大規模反日示威的惡劣氛圍下，日本 外相町村信孝的中國大陸之行對於改善中日關係遭冷漠以對，中共總 理溫家寶未予以會見，不過仍具有深入相互理解的作用，也間接促成 小泉首相於 4 月 23 日在第二次亞非會議上同胡錦濤舉行首腦會晤，也 暫時抑制了雙方關係持續走向惡化。 然則，如前所述，安全困境無法避免，只能改良，中日安全關係 結構和互動過程中原本存在深刻多樣的導向安全困境根源、中美日大 國競爭的國際體系因素，以及中國崛起後日益加劇的雙邊利益摩擦， 使得 21 世紀中日安全困境的改良困難重重，因此，未來中日是否能經 由持續戰略對話進一步走向緩和，並且建立安全信心機制，從而緩解 安全困境，將視以下幾項關鍵發展而定： 首先是領導人定期互訪機制。雖然胡錦濤和小泉在雅加達實現了 首腦會晤，但這只是修復雙方關係的初步，最重要的仍是必須進一步 實現高層領導人定期互訪和對話機制，因為此可以累積雙方政治善 意，影響兩國民間認知，體現雙方改善關係的高度意願，更可以作為 一個溝通雙方分歧的有效管道，從而達到減少雙方猜疑和誤判的作 用，這也是成功建立安全信心機制，並且讓雙方各種利益衝突最終能 尋求制度化規範和合作解決途徑的基本條件。但此又明顯繫乎於雙方 是否能在歷史爭議上考慮彼此感受而從事某種程度的妥協。事實上，
“Press Conference 25 February 2005,” 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 Web Site, February 25, 2005, <http://www.mofa.go.jp/whats/2005/ index2.html>.
進入 2005 年，日本已通過各種實際行動希望化解歷史爭議的障礙，小 泉在 4 月 22 日在亞非會議上發表演說，為日本在二戰時期的侵略行動 公開道歉，這也是胡錦濤立即同意在次日同小泉舉行首腦會晤的原 因。8 月 15 日，日本紀念終戰 60 周年，在日本國內右傾聲浪增強，以 及眾多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的氛圍下，小泉並未如外界預期前往靖 國神社參拜，同時小泉也再度針對日本發動戰爭對亞洲國家構成的傷 害表達歉意，這也顯示小泉不願因為自身政治利益而不顧中共及周邊 國家的看法，小泉在歷史問題上的自制行為無疑對中日未來持續進行 高層首腦會晤有所裨益。 其次是美日安保體制發展取向。從胡錦濤同小泉在亞非會議首腦 會晤後中提出五點主張，可以了解中共拒絕就反日示威向日本道歉， 除不滿日本未反省歷史外，更重要地是，憂心美日同盟把臺海納入共 同戰略目標，最終可能導致其在臺灣問題上的利益損失。但美日同盟 把臺海納入共同戰略目標，反映日本憂心臺海軍力日漸失衡對日本戰 略利益的損失，日本更憂心中共所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為中共以 非和平方式遏制臺獨提供法律依據，日本外務省就公開表達「反對除 了和平解決之外的所有方法」。82因此，未來中日安全關係走向將取決 於美日是否可能將臺灣實質納入美日同盟的合作計畫內，從而形成中 共一直憂心並強烈反對的美日臺三邊同盟。83問題是中共如欲防止此種 形勢發展，必須取決於是否摒除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心理障礙，以及 務實看待美日同盟發展，並且強化同美國和日本雙方在安全領域內建 構制度化對話和交流建制，甚至積極主動參與美日同盟框架內的計畫 合作目標，尋求三方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降低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和 楊珮玲，〈反分裂法，日本明確表達反對〉，《中國時報》，2005 年 3 月 12日，版 A2。 黨朝勝，〈陳水扁美日台三邊結盟的內涵〉，《中國網》，2002 年 8 月 27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2/Aug/194716.htm>。
臺海問題上，從而引導形成一個有助於降低東亞體系緊張的美日中安 全合作框架。84 其三是能源競爭趨勢。在作為新利益紛爭的能源問題，尤其是東 海油氣之爭方面，中日雙方是否能以合作替代競爭，共謀能源安全， 降低彼此在能源上的脆弱性，明顯是未來雙方是否能遠離安全困境的 重要關鍵。中共一直主張中日共同開發東海天然氣資源，以及以談判 及協商方式解決東海大陸棚劃界問題，日本也希望讓相關海域成為 「合作之海」，而不是「衝突之海」，85因而呼籲中共在此一紛爭上加 強對話和協商，但問題是雙方領土之間的海域不足 400 海浬，彼此迴 旋讓步的空間相當小，雙方在相互重疊，並具豐富油藏的經濟專屬區 劃界談判原本就不易取得共識，1996 年 6 月，日本國會又單方面通過 《關於排他性經濟水域及大陸架的法律》，強調「等距離中間線」原 則，更將釣魚臺島嶼完全包括在日本的排他性經濟水域之內，此無疑 又加深了彼此歧見與猜疑商談判的困難度。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雙方 要通過協商談判緩和能源競爭趨勢明顯具有相當大困難。日本一直要 求中共在雙方協商談判前先行停止開採油氣計畫，未獲中共應允，此 也導致日本日漸在東海油氣問題上採取強硬措施，例如 2005 年 4 月日 國際和中日內部一直存在加強美日中三邊安全合作，或是美日安保納入中國 的聲音或主張，請見 Yoshihide Soyeya, Jianwang Wang & David A.
Welch, “A New Look at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Toward Building a Stable Framework,” Asian Perspective, Vol. 27, No. 3, 2003, pp. 191-194, 212-217; Caspar W. Weinberger, “Expanding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Forbes, Vol. 160, No. 10, November 3, 1997, p. 37； 陸忠偉，〈中美日關係應擴大均衡〉，《國際先驅導報》，2004 年 10 月 1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0/11/content_2076600.htm>。
“Koizumi Weighs in on China-Taiwan Issue,” The Japan Times Online, October 25, 2004,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p15? nn20050222a4.htm>.
本政府宣布允許日本民間企業在中日具有爭議的海域開採油氣。這種 競爭態勢說明中日雙方在能源問題上，若要從競爭趨勢轉向緩和，進 而以合作謀求能源安全，將是一個長期艱困過程。
（收件：2005 年 3 月 14 日，修正：2005 年 9 月 5 日，採用：2005 年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91-2004。《中國對外經濟貿 易年鑑》。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 俞正樑等著，1998。《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 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社。 譯著Hans Morgenthau著，張自學譯，1975。《國際政治學》(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臺北：幼獅文化出 版公司。
John J.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2003。《大國政治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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