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
的解經取向及其在《詩經》學史上的
定位
黃忠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摘 要
范處義與王質是南宋著名的《詩經》學家，其《詩補傳》與《詩總聞》是同 時期的產品，分屬宋代《詩經》學中舊派與新派的名著，考二氏的解經方法與著 書體例確實有守舊與創新的不同，舊之所以為舊，新之所以為新，這部分也是關 鍵之一。不過，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印象中，舊派的《詩經》學家尊重傳統， 新派者反是，透過本文的探析，可以發現印象與事實不合。把歷史元素放進《詩 補傳》與《詩總聞》的撰述緣起中來考察，的確，范處義尊經信《序》的主要動 機是為了對抗宋朝日趨激烈的疑經廢《序》的學術潮流，而王質恰恰是承接、發 揚這種疑經廢《序》的學術傾向。再以互文性來觀察《詩補傳》與《詩總聞》，我 們可以發現兩者同樣為經學之神聖性所籠罩。原來，宋代新舊兩派的《詩經》研 究者對傳統都抱持著相當尊重的態度，南宋早期「最尊《序》」的范處義與「最廢 《序》」的王質都認為三百篇是神聖的經典，差別在於前者認為《詩序》在傳統中， 要理解三百篇的聖人深意唯有通過《詩序》，後者則拒絕讓《詩序》進入傳統中， 所以他要以己意說《詩》，但王質既然有三百篇出自聖人的概念，則其解《詩》必然也就有所侷限了。我們由此判定，宋代新舊兩派《詩經》學的分別其實並沒有 想像中的那麼大，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都僅是一種追索聖人之意的立場與信念的 展示而已。
一、前言
《詩經》研究發展至南宋時，新舊兩派爭論地最激烈的是《詩序》的價值與 存廢問題。當《詩序》作為討論的焦點時，我們會發現《詩經》學史或者《詩經》 學著作評介的著述通常都把目光集中在鄭樵（1104—1162）、朱熹（1130—1200）、 呂祖謙（1137—1181）等幾位明星學者身上。不過，就現今完整的《詩經》著作 來觀察，南宋初年處於尊《序》與廢《序》的兩個極端立場的學者分別是范處義 和王質。1 范處義字子由，號逸齋，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後官殿中侍 御史。慶元三年（1197）除秘書監、百秘閣修撰，出為江東提刑。2據《宋史‧藝 文志》記載，范處義在《詩經》學方面的著述有《詩補傳》三十卷，《詩學》一卷、 《解頤新語》十四卷，3今天只存《詩補傳》行世。4 1 《四庫提要》：「蓋南渡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處義矣。」「南宋之初，廢《詩 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 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為加倍。」《四庫全書總目》（台 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第 1 冊，頁 337－338。按：鄭樵有關《詩經》的著作有《詩傳》、 《原切廣論》、《辨詩序妄》、《詩辨妄》等書，今皆已亡佚，只能從後人的輯佚成果看出其部分 詩論，詳林慶彰：〈鄭樵的詩經學〉，《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2006 年），頁 311－328。朱子的《詩序辨說》與《詩集傳》雖完整地傳到今天，但 他固然有批評《詩序》的公開言論，但維護《詩》教的用心極為明顯，解詩時也相當尊重《詩 序》，詳拙著《朱子詩經學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頁 93、181。 2 范處義於《宋史》無傳，其大略的仕宦履歷，主要見於《宋元學案》，卷 45。朱彝尊記載其生平 也只言：「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卷 106，頁 573。 3 《宋史》，第 2 冊，《正史全文標校讀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1379。 4 《詩補傳》今有《通志堂經解》、《文淵閣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等本，本文所用之 《詩補傳》為《通志堂經解》本，收入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0 年印行，徐乾學等輯、納蘭 成德校刊之《通志堂經解》第 17 冊。另朱睦楔《授經圖》載范處義有「《詩地理考》六卷」，然 今未見。根據劉毓慶推測：「然不見各藏書家著錄。不知是否王氏書（按：此指王應麟《詩地理 考》）誤題者。又晚明書肆於一書而改頭換面、或更作者名氏、或更書名，多次重出以牟利者， 甚為習見。此或王氏書而書賈假託於范氏以重刻歟？」《歷代詩經著述考》（北京：中華書局，王質（1135—1188），字景文，號雪山，博通經史，善屬文，紹興三十年（1160） 進士。後多任幕僚官職，性格耿介敢言，因此常遭人言之畏。中年後絕意祿仕， 隱居湖洲。5著有《詩總聞》二十卷，6《紹陶錄》二卷，《雪山集》十六卷。7其中 《詩總聞》的成書與刊行經過相當特殊，王質本人相當看重此書，稱花了三十年 時間撰作。8書成之後竟沒有出版，一直要到王質過世五十餘年，才有地方官員至 王質子孫處求得《詩總聞》刊刻印行。9 范處義與王質生活的年代相近，其《詩補傳》與《詩總聞》可以代表反《序》 與宗《序》的二大著作，又處於《詩經》學史上討論《詩序》存廢的高潮期（朱 熹、呂祖謙）之前。因此，本論文擬對二人《詩經》學著作進行比較式的研究， 以觀察二人的解《詩》立場與方法，並對其在《詩經》學史的地位做出基本的評 價。
二、經典與《詩序》
（一）經典的神聖意義
2002 年）「《詩地理考》，范處義撰，未見」條，頁 213。 5 詳《宋史》，第 4 冊，《正史全文標校讀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3233－3234。 6 《詩總聞》的版本包括武英殿聚珍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經 苑》本、《湖北先正遺書》本、《叢書集成》本、中央圖書館藏抄本（兩種）、日本靜嘉堂文庫藏 抄本等，本文使用《四庫全書》本與《經苑》本。 7 《宋史‧藝文志》載，王質著有《詩總聞》20 卷、《王景文集》40 卷、《雪山集》3 卷。《宋史》， 第 2 冊，《正史全文標校讀本》，頁 1379、1464、1465。清《四庫全書》又從明《永樂大典》中 輯出《紹陶錄》2 卷及《補論》數篇。 8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一》：「（王質）自稱『覃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四庫全 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第 1 冊，頁 338。 9 〔宋〕陳日強云：「雪山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櫝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臨州二車國正 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淳祐 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于富川郡齋。」《詩總聞》卷末，〈詩總聞原跋〉。按：淳祐癸卯為 西元 1243 年，其時王質已過世 55 年。經書的價值在於內容蘊含顛撲不破的真理，能夠指引人生的康莊大道，10 而經 書價值之得以確立，其關鍵主要在於其出自於聖人之手。歷代之所以強調經典與 聖人的關係，其用意便在將經典的價值與聖人作結合，必須聖人加上經書，才可 以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權威。這種觀念在漢代便已經開始逐步形成，《史記》在〈孔 子世家〉與〈太史公自敘〉中便強調孔子對於經書的積極參與。11孟康解《漢書》 「緯群龍之所經」語云：「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12 張華（232—300）亦謂：「聖 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13 當然，就經書整體而言，聖人制作經典的古老說 法僅是概念的宣達，實際上經典的創制無法全由聖人之手寫定，這是歷代經學家 都會承認的觀點。 雖然漢儒有「《易》為六經之原」的說法，14不過，六經之中最早成為儒家經 典的大概是《詩經》。15《詩經》的來源比他經為多元，它是周朝的詩歌總集，也 10 鄭玄（127—200）：「經者，不易之稱。」漢．鄭玄注，清．嚴可均輯，《孝經鄭氏注》（臺北：藝 文印書館，1970 年），頁 1a。劉熙（?－？，約東漢末）云：「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 不通，可常用也。」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卷 6，〈釋典 藝〉，頁 307 。《孝經正義‧御製序并注‧疏》引皇侃（488－545）：「經者，常也，法也。」《孝 經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4：1a。 11〈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 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太史公自敘〉：「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以上分見《史記》（台北：啟業書局， 1977 年），第 3 冊，頁 1935－1936、第 5 冊，頁 3295。 12 《漢書‧敘傳》：「登孔、顥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若胤彭 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顏師古《注》：「應劭曰：『顥，太顥也。孔，孔子也。群龍喻群聖 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終始天道備矣。』孟康曰：『孔，甚也。顥，大也。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也。』師古曰：『應說孔、顥，是也。孟說經緯，是也』。」《漢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5 年），第 5 冊，頁 4224。 13 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臺北：明文書局， 1981 年），卷 6，〈文籍考〉，頁 72 。 14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 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 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漢書》，第 2 冊，頁 1723。 15 詳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頁 9－11。按：葉國 良等著《經學通論》謂檢閱《論語》一書，似乎孔子之時，儒者研習的經典以《詩》、《書》兩 部為主，言及六經成為儒家經典的先後順序時則以《詩》、《書》、《禮》、《樂》、《易》、《春秋》 為序；或許《詩》、《書》成為經典的先後次序不易確認，本文為了行文之順暢，謂「六經之中
是中國倫理學的重要來源之一，孔子本身對其功能與價值就多次表示肯定，16更 重要的是，《史記》記載孔子曾經以倫理學的標準進行「刪詩」的工作，17如此一 來，經過聖人之手編定的《詩經》就保有聖人認可之義，這就是《詩經》神聖性 的來源。 早在唐代，孔穎達就已懷疑司馬遷所言過於誇大，18鄭樵（1103—1162）更 是完全不相信孔子有刪《詩》的舉動，19范處義則是徹底相信太史公所提的孔子 刪《詩》之說，不過，對此他未曾提出任何論證，而將之視為理所當然的先設條 件，直指「三百篇定於聖人之手」。20《詩補傳》一書以孔子刪《詩》作為依據， 而對詩義或是編次進行理解的篇章不少。如三家《詩》以為〈周南‧關雎〉為刺 康王之詩，范處義言：「若曰〈關雎〉止刺康王，非詠文王之事，則不得為正風。 聖人刪《詩》，豈以刺詩為一經之首耶？」21 以現實經驗來看，孔子刪《詩》與刺 詩可不可以列為一經之首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但是依照范處義的想法，聖 人表述的應該是正面的意義，不會是負面的譏刺，尤其在一經之首的關鍵詩歌中， 更應該展現出恢弘的教化，因此推論〈關雎〉不會有譏刺之義，所以三家《詩》 的論點錯誤。 最早成為儒家經典的大概是《詩經》」，應該可被接受。 16 《論語‧子路篇》：「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季氏篇〉：「不學《詩》，無以言。」〈陽貨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以上分見《論語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16、150、155。 17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 〈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第 3 冊，頁 1936－1937。 18 孔穎達：「鄭氏《詩譜‧序‧孔穎達疏》云：「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 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
《詩譜‧序‧孔穎達疏》，《毛詩正義》， 頁 6。 19 鄭樵：「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並得之於魯太 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六經奧論‧刪詩辨》，《通志堂經解》，第 40 冊，卷 3，頁 23169： 14a。 20《詩補傳》，卷 26，頁 10454：23b。 21《詩補傳‧篇目》，頁 10147：1b。在范處義心目中，聖人刪《詩》甚至寓有深刻的褒貶之義，如〈小雅‧斯干〉 旨在讚美周宣王修築宮室，但是卻放入變〈雅〉之中，同樣讚美修築宮室的〈商 頌‧殷武〉卻為《詩經》殿軍。范處義對於兩篇安排之道作出了這樣的解釋：「（殷 武）美高宗內外無事，脩宮室而享其逸樂也。……豈以宣王中興有不克終之愧， 故不得為正〈雅〉，而高宗中興之功有始有卒，故與〈周頌〉並隆。聖人刪《詩》， 寓褒貶於〈雅〉、〈頌〉，且以是為一經之終，其旨深矣。」22殷高宗之世始終皆為 太平興盛之時，而周宣王雖號稱中興，但是晚年則征戰不利，政局廢弛。透過這 樣的對比，〈商頌‧殷武〉被聖人置於《詩經》之終，為三百篇之壓卷，就深深寓 含褒美之義。 王質《詩總聞》對於孔子介入《詩經》的過程並沒有討論，直捷地認為《詩 經》的確經由孔子之手，目的是以此教化訓誡世人，他在解〈邶風‧新臺〉時說： 總聞曰：聖人存詩，所以訓世也。聖人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審爾，則此等之詩，誠不可于君臣 父子之間言之。聖人所以為世訓者，乃如此。23 既然《詩經》為聖人所存，內存教化世人之意義，則聖人之訓示自然就成為解讀 《詩經》的一項重要評判標準。如〈鄘風‧相鼠〉有「不死何俟」、「胡不遄死」 二句，用語激烈。王質將詩旨推定為：「當是在上而遇下無狀，故有不樂生之心， 非詛其人速死也。惡之欲其死，聖人以惑處之，豈肯存以為訓也。」24事實上這樣 的解釋跟《詩序》「刺無禮也」可謂一致，只是特別用「聖人存訓」的理由來強化 22《詩補傳》，卷 28，頁 10477：13b。 23 王質：《詩總聞》（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經苑》本」），卷 2，頁 41。按：以下所引 《詩總聞》語，若未再標示出版資訊，即為此本，若使用《四庫全書》本則另標。按：《詩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王氏解 〈新臺〉云：「當是此地之人，娶妻不如始言，故下有不悅之辭，本求燕婉，乃得惡疾者，為可 恨也。」「夫不悅其妻，則以惡疾詆之，此夫必淫泆，婦必高潔；河水濁而臺清，魚網下而鴻高， 婦不同夫，故夫不悅婦。籧篨，今龜胸也。戚施，今駝背也。二疾雖亦有兼之者，然未必至此， 恐是溢辭。」「……輕儇者，則資玩狎之談，而恭愿者，則持緘默之誡。《春秋傳》所載宣公之 事雖有，而恐非此詩。」卷 2，頁 40－41。 24《詩總聞》，卷 3，頁 49。
原詩絕無負面之意義。又如《詩序》解〈邶風‧旄丘〉云：「〈旄丘〉，責衛伯也。 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25 意思是黎國臣子責備衛國不能盡方伯之義務以保護黎國，而使黎國國君流落衛 國。王質對此說不以為然，他在〈式微〉中先提出「〈旄丘〉之叔伯若以人情推之， 當為黎之親族，而非衛之臣子也」之說，26實際解說〈旄丘〉時又以為「聖人必 不以此無理之事存之。何以勵為親戚，且為臣子者也」。於是他重新詮釋：「當是 卑者責尊者也。宗族有故，尊者當任之。」27他以為〈旄丘〉是在指責黎國王室 的不顧親情，這樣就將詩人指責的對象從舊說的衛國君臣轉而為黎國的臣子，此 一詩旨的修正靠的就是以人情揣摩文義的合理性，藉以貼近聖人所存之訓示。28 王質相信聖人之訓存於《詩經》，因此對某些難以得出皇皇大義的篇章，採取 反面的表述方法，如〈鄭風‧野有蔓草〉描寫男女之情愛，王質在討論第二章的 章旨時說：「雖以情合，亦欲以禮成也。蓋有慚心，欲蓋外議也。」在擬定詩旨時 則云：「大率始無恥而終有慚，聖人多憐之。凡存諸詩，皆非斥絕者也。」29〈野 有蔓草〉涉及「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事，30入於聖人經典中必須有些解釋， 依王質之見，聖人是見此詩具「有慚」之義，其情堪憐，所以予以保存。我們可 以由此類推，所有被朱子目為淫詩者，王質都認為其中有聖人之用心在內。只是， 王質雖然承認《詩經》存有聖人之義，而且也舉著聖人的旗幟對詩歌進行考察， 但是對於這些「聖人之訓」，他並沒有加以說明或是界定。因此王質所謂的「聖人 之訓」看似理所當然，但是仔細推敲其中內涵，有時也未免流於空洞，甚至成為 他彈性運用的說詞。如對〈唐風‧山有樞〉詩旨的理解，王質認為：「以此待君， 25《毛詩正義》，頁 92。按：陳奐：「責衛伯，伯疑誤衍。《序》云責衛，下又云責於衛，若〈螽斯〉、 〈采蘩〉、〈殷其雷〉、〈摽有梅〉、〈野有死麕〉，文法與之同，則責衛下不當有伯字矣。」《詩毛 氏傳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卷 3，頁 74。 26《詩總聞》，卷 2，頁 35。 27《詩總聞》，卷 2，頁 36。 28 近人有批評王質此說非是者，如張學波云：「王質以為行役在外之人責其叔伯不致之歸之詩，尤 恐非是。細玩詩篇，詩中之叔伯者當訓兄弟，王先謙所謂『往嫁之女，有事則愬親屬』者，甚 是。」《詩經篇旨通考》（台北：廣東出版社，1976 年），頁 50。按：張氏所論亦屬非是，蓋王 質之所以修正古文舊說，依靠的正是「細玩詩篇」。 29《詩總聞》，卷 4，頁 82 30 引文見朱子：《詩集傳》（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 年），頁 56。
豈事君之道？……況未至于此，而勸以姑耽樂延晷刻，此豈足言而聖人存。」31 關 鍵在於本詩有「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二句，王質認為按照這種勸人及時行樂的 詩句來看，不應該解釋為下勸誡上之詩歌，因為聖人不會讓這種違反勸誡之道的 言論留存於《詩經》之中。有此想法，於是王質斷定本詩的主旨應該是「朋友之 間，姑道此以開之也。」32若說臣下勸國君及時行樂有違勸誡之道，我們也很難 理解何以勸誡朋友及時行樂就是聖人本意？又如對〈南山有臺〉之後存〈由庚〉、 〈崇丘〉、〈由儀〉等無詩辭之篇名，王質言：「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以入詩。」 33《詩經》中何以會存在有目無辭的篇章，這是一個迄無定論的學術問題，但是 王質只是淡淡地說這是聖人之意，便算交代過去。顯然對王質來說，聖人之訓不 僅是解釋詩旨的重要原則，也是便於操作的理據。
（二）對《詩序》的態度
在范處義心目中，聖人制訂的《詩經》是包含《詩序》在內的，讀者要理解 三百篇的微言大旨，信賴《詩序》的解題是唯一的途徑，是以他在論述《詩序》 時，永遠將其與聖人結合在一起，其言： 「〈闗雎〉，后妃之徳也」，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 三百篇皆然，而〈闗雎〉為特詳，蓋經之首篇併陳三百篇之大義也。如《易》 之〈乾〉、〈坤〉二卦〈彖〉、〈象〉、〈文言〉比他卦為悉備，玩味〈大序〉 之文，殆與〈文言〉相類，非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34 作為先秦儒家詩論總結的〈大序〉，被他指為經過聖人之手，其重要性猶如《周易》 之〈文言〉，此類見地在解《詩》的守舊派陣營來說不算稀奇，問題是他認為《詩 序》篇篇都有聖人參與，在當代新派《詩》說紛陳之時，這樣的意見讓人訝異： 31《詩總聞》卷 6，頁 102。 32《詩總聞》卷 6，頁 102。 33《詩總聞》卷 10，頁 170。 34《詩補傳》，頁 10166：4a－4b。或曰《詩序》可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 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以為禮 者為夫子之言，〈賫〉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 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 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35 范處義在此提出的解釋模式是：通過《詩序》以理解《詩經》，理由是兩者皆經聖 人之手。36這樣的解釋模式最嚴重的問題是前提嚴重欠缺證據效力，范處義所提 出的論證純粹是以後出之言強加附會為故舊可信之說，毫無邏輯上的可信度。姑 且不論在《詩經》學史上引發長久爭論的《詩經》是否經過孔子刪削的問題，就 憑《詩序》作者的論定就可以知道范處義的前提很難成立。按《詩序》的作者為 《詩經》學史上討論最激烈的公案之一，但是綜觀各家說法，《詩序》溯自子夏的 說法得到多人的認同，37卻很少有經學家敢再將時限往前推。對經學家來說，其 實《詩序》來自子夏的論斷已經足夠，因為子夏是孔子傳文學一科最具代表性的 學生，38如《詩序》出於子夏之手，則在傳承意義上來說，《詩序》已具有成分相 當高的聖人之意。但是范處義竟然認為《詩序》經過聖人之手，這種論點雖非原 創，39但是以此概念進行實際操作，進行全面性解經者，千古難見。 35《詩補傳》，頁 10145：1a—1b。 36 按：依范處義所言，〈詩大序〉「經聖人之手」，〈小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 遺言」，為了文章的乾淨，本文遇此則總名為「《詩序》曾經聖人之手」。 37《經典釋文》引沈重謂鄭玄《詩譜》以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 有不盡，毛更足成之。」。《經典釋文》（台北：學海出版社，1988 年），頁 53。言及子夏序《詩》 者另有王肅《孔子家語》、《隋書‧經籍志》、孔穎達《毛詩正義》、成伯瑜《毛詩指說》……等。 詳胡樸安：《詩經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7。 38《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論語注疏》，頁 96。 39 程頤：「〈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 非聖人不能作。」《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256。。王得臣：「《詩序》蓋出於 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 下乃毛公發明之。」王得臣：《麈史》，卷中，「經義」條下，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 新文豐圖書公司，1989 年），第 16 冊，頁 303：17a。我們可以注意到程頤僅認為〈大序〉
范處義會將《詩序》與《詩經》比附為同出聖人之手，最重要的目的當然就是增 添以《詩序》解釋《詩經》的神聖性。他說：「經籍成於聖人之手，故經學必出於 聖門為得其宗，否則為異說。」40 若《詩序》為聖人所制作，則透過《詩序》來理 解《詩經》，即可正確地理解聖人之意，而且，這也是正確理解詩篇意義的唯一途 徑。也就因為如此，范處義不承認子夏書寫《詩序》，41轉而強化孔子創制《詩序》 的概念： 《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為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 之遺言也，庸可廢耶！42 這裡強硬地表達不管《詩序》創制的時間為何，《詩序》必經孔子之手、必存聖人 之意的想法。這也是范處義《詩補傳》解釋詩篇的重要立場，當然其所展示的不 是具有證據力、說服力的創見，而近乎是一種信念的表達，憑藉此一信念，他在 解經時可以不理會之前或當代《詩經》學者的各種意見，而義無反顧地從事自己 的補傳工作。 相對於范處義將《詩序》視為聖人之意的表徵，王質則是對《詩序》採取否 定的態度。范、王二人在承認三百篇曾經聖人之手後，接著就要對宋人論爭得最 出自聖人之手，王得臣以為每篇〈小序〉之「後序」為毛公所發明。由此可見，《四庫提要》以 范處義為南宋最尊《序》者（詳後），其說誠然。 40 范處義：「經學必出於聖門為得其宗，否則為異說。何以明之？《孝經》十八章，子思《中庸》、 《孟子》七篇、《左氏春秋傳》，與夫〈大學〉、〈緇衣〉等篇，皆孔門之傳授也。今觀數書所取 詩之斷章，往往與毛氏訓解相應，至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引《詩》之言， 與毛義絶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楚元王交亦學浮丘之《詩》，向乃元王之孫， 則荀卿、劉向乃《魯詩》之源流也。《齊詩》世不傳，《韓詩外傳》亦與毛氏不合。由是言之， 則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詩補傳˙篇目》，頁 10163：33b－34a。 41 范處義：「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詩序》也。王 肅注《家語》乃以為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詩補傳˙篇目》，頁 10162：31b— 10163：33a。 42 范處義當然也從古書中來找證據，他主要是從《論語》、《孔叢子》、《禮記‧樂記》、《國語》、《左 傳》等篇章與《詩序》同義的文字來證明《詩序》的可信。詳《詩補傳˙篇目》，頁 10162：32b— 10163：33a。
激烈的《詩序》做出表態，范處義選擇了絕對相信《詩序》，王質則對《詩序》投 下了不信任票，他強烈質疑《詩序》是後人附會《左傳》而作，認為「作《序》 似在《左氏》之後，其說皆附合《左氏》為之，而不省其不倫也」。43王質反對《詩 序》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其有「不倫」之處，例如他解〈小雅‧常棣〉云：「總聞曰： 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恚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孔氏以《序》『閔管蔡之失 道』故作〈常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為周公所作也。陸氏『〈鴟 鴞〉為詩，〈常棣〉作詩』，變為言作者，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鴟鴞〉，其事在〈常 棣〉。又略《左氏》召穆公，直以為周公，其欲附合於《序》如此。今以〈鴟鴞〉 攷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召穆公之作蓋亦未見。……故凡《左氏》所載， 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44此外，《詩序》那些無中生有的衍說、附會史 事的穿鑿之說更是讓王質難以忍受，45再者，王質也會針對《序》文作常理的考 43 《詩總聞》，卷 3，頁 46。王質於〈防有鵲巢〉亦言：「《序》以為宣公，亦是以事相附。」卷 7， 頁 126。王質〈檜風‧羔裘〉亦云：「史伯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為大，恃 勢與險，崇奢貪冒。』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隰有長楚〉歸諸君之淫恣。又 檜君少見，不能如他詩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 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卷 7，頁 130。 44《詩總聞》，卷 9，頁 158。 45 王質對於《詩序》攻訐最多的，就是它的羨詞衍說。詩文無一語言及，《序》卻無中生有，這樣 的情形只要被王質發現，他就會挑其毛病，如解〈邶風‧泉水〉謂詩無《序》所云「父母終」 之意，只是女子出嫁，將與父母兄弟分別遠離，此係常事常情（《詩總聞》，卷 2，頁 38）；〈鄭 風‧有女同車〉並非刺鄭忽辭婚，因為詩文「似是與婦成禮，而非憚耦辭昏」（卷 4，頁 76）；〈東 門之墠〉「尋詩不見奔狀」，只是「謀昏未諧」而已，「以為奔則過」（卷 4，頁 79）；〈齊風‧雞 鳴〉「不見賢妃警戒之意」（卷 5，頁 85）；〈陳風‧宛丘〉「幽公之事無見，徒以惡諡，故歸以大 過」（卷 7，頁 121）；〈小雅‧雨無正〉通篇未見《序》所言「雨自上下者也」之意（卷 12，頁 198）；〈魚藻〉整篇「辭意氣象」、「皆盛世之詩」，不是亂世之詞（卷 15，頁 243）；〈大雅‧泂 酌〉未見「召康公戒成王」之意（卷 17，頁 283）；〈雲漢〉未見仍叔稱美宣王之意，通篇皆為 宣王自憂之詞（卷 18，頁 301）。其次，《詩序》善於以史說詩，但王質抨擊《序》說的理由之 一正是《詩序》往往附會史事，他認為〈鄘風‧桑中〉並不是說申公巫臣之事（卷 3，頁 46）； 〈陳風‧防有鵲巢〉「《序》以為宣公，亦是以事相附」（卷 7，頁 126）；解〈檜風‧羔裘〉云： 「聞人曰：史伯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為大，恃勢與險，崇奢貪冒。』 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隰有長楚〉歸諸君之淫恣。又檜君少見，不能如他詩 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 無所附合，故無所增加。作《序》者，亦未為博極也。」（卷 7，頁 130）
察，從是否符合常理來推斷《詩序》的可信度，如〈召南‧行露〉、〈野有死麕〉 二篇，《序》說召南之地深受文王德業教化，所以該地之女能遵循禮法，嚴拒無禮 強暴之男，王質對此提出疑問：「文王之化，何厚薄于男女？貞女不受陵于暴男， 故為美也。暴男敢肆陵于貞女，亦何暴耶？」46何以文王之風化僅及於女而不施 於男？若說此詩為讚美文王之教化昭著，召南之地何以會出現這種恃強凌弱、犯 禮逾矩的暴行？王質在此的質疑係針對《詩序》的罅漏而發，力道十足。不僅如 此，王質在〈聞雅二〉又舉更多實例，攻擊《序》說的缺漏： 如〈無將大車〉，悔將小人；〈小明〉，悔仕亂世。小人亂世，豈非為君之罪？ 而不以幽王為刺，何也？〈采菽〉，婦人怨曠；〈瓠葉〉，士大夫饔餼微薄， 何預于人君？而乃以幽王為刺，何也？且如〈漸漸之石〉以征役久病而作， 〈苕之華〉以師旅並起而作，〈何草不黃〉亦以用兵不息而作，而前後兩詩 皆刺幽王，中一詩不刺幽王，何也？〈瞻卬〉、〈召旻〉皆凡伯刺幽王大壞， 一稱昊天，一稱旻天。獨以「旻」為「閔」，〈小旻〉又不以為「閔」，何也？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序》皆 刺幽王，而毛氏以二詩為刺幽王，四詩為刺厲王，何也？《序》者如此， 釋者如此，皆所不曉也。47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詩序》是一種心理功能性的產品，48王質對《詩序》的抵瑕 蹈隙都有洗垢索瘢之嫌，49但是這樣的議論也正表明王質的態度：既然《詩序》 46《詩總聞》，卷 1，頁 21。 47《詩總聞》，卷 9，頁 150。 48 〔德國〕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n）：「就比較高級的各種形成過程（理論命題、藝術作品、 倫理方面的交易等等）而言，其中的每一個形成過程都具有雙重的方面。它既是由心理功能性 積累起來的結果，也是某種由包含在這種結果內部的各種要素構成的東西，但是，它又是某種 新穎的東西，是一種本身能夠被人們領悟的意義。」卡爾‧曼海姆著，劉繼同、左芙蓉譯：《文 化社會學論要》（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 年），頁 55。筆者以為《詩序》可視為「心理功 能性」的產品 49 《詩序》本來就禁不起字斟句酌的檢驗，研讀《詩序》要注重的是其透顯出來的精神與意義，有 如徐復觀所說的，「《詩序》出現時代的先後，可作為判定文獻價值的標準，不一定可作判定詩 教價值的標準。同時，若認《詩序》為有價值，不等於說每一《序》皆無瑕疵。若認為無價值，
並非完美的解釋，更加可見其非出聖人之手，既然《詩序》的權威假相已被揭穿， 解《詩》時又何須自困於《序》說之中？在此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王質在《詩 總聞》中逐篇釋詩時，對《詩序》並非採取強悍的、連續性的批判，而比較像是 隨興之所至，忽而就把《詩序》拖出來針砭一番，顯然王質認為沒有必要逐篇批 判《詩序》。也可以說，王質是刻意略過《詩序》而逕行討論詩旨的。當南宋初年 存《序》與廢《序》展開長期的論辯時，王質以實際的經解操作蔑視《詩序》的 存在，這種方式較諸字字攻擊〈小序〉者，態度顯得氣定神閒得多，也比較不會 引來尊《序》派的反詰。50 宋代的《詩經》學確實是有新舊兩派之分的，我們很容易以為，舊派學者既 然理所當然的強調《詩經》的神聖性，那麼新派想必就是以瓦解舊派此一不合時 宜的觀念為職志，其實不然，以范、王二氏為例，舊派的范處義與新派的王質都 認同《詩經》的神聖性，他們同樣以為孔子經手《詩經》，用以教化訓誡世人，所 不同者，范處義以為聖人之手延伸到了《詩序》，王質以為《詩序》不在聖人的《詩 經》原始文本之中，就從這個地方，范、王二人走出了背反的解經路線。
三、著述體例與解經方法
《詩補傳》的書寫體例非常單純，卷前有〈詩補傳序〉與〈詩補傳篇目〉之 文，前者表明《毛傳》詳於詁訓，略於文義，又強調《詩序》可以盡信，故《補 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後者標出全書三十卷之篇目，以方便讀者查閱。范處 義的解經步驟是，先為各單元作解題的工作，例如卷一〈周南〉，先解釋周南之名 義與其重要性，接著則逐篇詮釋，先是篇題，之後先錄《詩序》，並疏釋之，後面 則是詩篇各章經文，逐章作傳，全書體例如此，但由於〈周南〉與〈召南〉有相 提並論的必要，〈邶風〉、〈鄘風〉、〈衛風〉也很難作割裂的討論，所以首卷解說〈周 南〉是附論〈召南〉的，第三卷論〈邶風〉是「〈鄘〉、〈衛〉說附」的，第二、四、 也不等於說每一《序》皆無意義。最重要的是應當看出作《詩序》者的用心所在。」《中國經學 史的基礎》（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 年），頁 154。 50 按：如同本文前面所引《四庫全書總目》之語，「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四 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第 1 冊，頁 338。五卷則不再對〈召南〉、〈鄘風〉與〈衛風〉作單元的解釋。全書共計三十卷，但 〈商頌〉結束於第二十八卷，其第二十九、三十兩卷內容則是「附說」與「廣詁」， 「附說」解釋的是十五國、二〈雅〉、三〈頌〉之名，「廣詁」內容包括〈風雅頌 字有異音〉、〈詩字同音訓皆異〉、〈詩字音同訓異〉、〈詩字音異訓同〉、〈字通用〉、 〈字借用〉、〈重言通用〉、〈重言字同音訓異〉、〈重言字異音訓同〉、〈重言音同字 訓異〉與〈詩重名〉。 在范處義之前，歐陽修（1007—1072）曾經對《詩經》研究的指向進行分析： 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 者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51 假若《詩經》的研究者可以從詩人、太師、聖人與經師四個面向來詮解詩篇，那 麼我們要說，范處義幾乎是籠罩在所謂聖人意志的條件之下進行解經的，他充分 信賴《詩序》，以為《詩序》不僅能發明詩人之意，而且可以進一步發顯詩意未盡 的義理，故《詩補傳》的工作之一即是在推闡《序》意。52當然范處義也知道「作 51 歐陽修：《詩本義》，《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14，頁 7b。 52 范處義：「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 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而觀之。」《詩補傳》，卷 20，頁 10354：24b。《詩序》既可發明詩人之意，還可以發顯詩意未盡之理，當然《補傳》能為《詩序》 所作的就僅是加以推闡了。如其解〈王風‧黍離〉云：「序詩者道東周大夫過豐鎬故都不忍去之 情狀，簡短數言，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解〈小 雅‧鹿鳴〉云：「文武燕飲其臣，又將之以幣帛，禮意厚矣。人臣事君，義當自盡，豈必待此而 後盡其心哉？蓋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賔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 孚，則君心不通乎下，有懐不盡，勢使之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 終曰忠臣也。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故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又如〈魚藻‧序〉：「〈魚藻〉，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范處義：「凡思 古之詩，終篇皆陳古事，惟〈下泉〉思明王賢伯，上二章刺時，卒章乃有思古之言。〈賔之初筵〉 不言思古，而首二章陳古，後三章刺時。〈大田〉止言矜寡不能自存，〈桑扈〉止言君臣上下動 無禮文，未嘗言思古，而二詩皆陳古事。獨〈魚藻‧序〉言思古之武王，而其詩止言萬物失其 性，王將不能自樂之意，與衆篇特異，先儒泥思古武王之說，遂以是詩三章為武王之事，殊不 知凡言思古皆序詩者發明作詩之意，其閒有詩所不及者甚多，未易悉舉，竊意序詩者謂周之鎬 京，武王始都之，是時萬物皆遂其性，故武王居之則為可樂，今幽王雖居鎬京，而萬物失其性， 幽王豈能獨樂哉？故於詩人言所不及者，以思古武王一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與孟子賢者而後
詩者」與「序詩者」兩者不可能重合，但是他認為在意義上《詩序》能夠涵蓋詩 人之意，因此在這個層面上，詩人之意完全被聖人之意所包攝。至於「太師之職」 與「經師之業」這兩層意義，都引不起范處義的興趣，《詩補傳》在〈詩篇目〉中 曾言及周朝設有采詩觀風之官，53但是在實際解經中並沒有就此層面的意義加以 論述，因為這些已經脫離了聖人之志，不是他所關心的重點。 范處義既名其書為「補傳」，正表示此書除了疏釋《詩序》之外，重新作傳是 他致力之所在。他雖自謙「補傳」，但其所補之傳主要是毛公力所未及的文義層面 的傳，亦即《詩補傳》主要是在解經，而且解的是詩的篇旨與章旨方面的大義，54 這一部份他自謂參考了六經史傳，但並未隨文標示出處，至於訓詁，因為《毛傳》 大致已足，所以他僅以《說文》與韻書補其缺；55由於他解經並未旁徵博引，無 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同。何以知其非武王之事？以詩人之辭意而知之也。」以上分見 《詩補傳》，卷 6，頁 10219：1b、卷 16，頁 10288：3a－3b、卷 21，頁 10361：1a－1b。 53 《詩補傳‧篇目》：「先王設采詩之官，求民間之詩，被之弦歌，其用為甚廣。……國之史所以錄 變風之詩者，以其明見國家之得失。」，卷 1，頁 10167：6b、10168：8b。 54 《詩補傳》雖說以補文義之傳為主，但解經時還是得從訓釋文字開始。如解〈衛風‧考槃〉云： 「考，擊也。槃，器也。謂擊器以為樂也。澗，山水之閒也。曲陵曰阿，髙平曰陸。寛謂襟抱 之寛博也。薖，草也，猶言在草野。軸，卷也，猶言卷而懷。詩人謂遯世之士擊器于澗、于阿、 于陸，自得其樂，自非襟抱寬博，安於草野知卷而懷之之道，何以有此樂也？言謂言語，歌謂 歌詠，宿謂止宿，皆以獨言之，蓋詩人指所見之人未嘗有朋儔也。皆以寐寤言之，以其寐寤之 閒得以自如也。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徃也。永矢弗告，自誓不 以此樂語人也。矢雖有二訓，若訓以陳，則不可加以永字。自誓而必以永，言有終焉之意，此 所謂無悶也。是詩三章皆賦也。」又如解〈王風‧黍離〉云：「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 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為作也。離離，垂貌。靡靡， 遲貌。摇摇則憂心無所附著也。如醉則憂心狂惑，如人之醉也。如噎則憂心哽塞，如人之噎也。 稷之苖、稷之穗、稷之實，非必謂前後所見，蓋其憂思既亂於中，謂我所見宗周故都盡為禾黍， 豈真黍耶？抑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邪？既不能辨其為黍為稷，豈復計其成之蚤晚為苗、為 穗、為實哉？於是自歎曰：知我者則謂我心憂宗周，不知我者謂我何所求而至此，惑亂人固未 必我知，所恃者天知之耳，彼不知者亦何人哉？意謂宗周顛覆至此而不知憂，亦不近於人情矣。 是詩三章皆賦也。」以上分見《詩補傳》，卷 5，頁 10212：4a－4b、卷 6，頁 10219：1b－2a。 55 范處義：「《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 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奥者明之， 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 略如此。」《詩補傳‧序》，頁 10145：1a。按：《詩補傳‧序》所言僅是大概，解詩時未必全然 如此，如解〈靜女〉云：「毛氏聞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遂以此詩彤管為女史，鄭氏因謂
論是文義或訓詁，我們都很難看出他是如何運用漢以後經學家的研究成果。 其實，今天我們與其說要來考察范處義的研究方法，毋寧說是要檢視其讀《詩》 方法。因為就研究方法來看，范處義並沒有詳密的訓詁，也欠缺嚴謹的演繹推理， 他理解詩篇的方式是信任《詩序》並用心地對文本進行所謂的感悟與體會。《詩補 傳》常出現「玩味」、「熟味」、「味」、「玩」、「詳味」、「玩其辭」、「味其言」等文 字，以此表達其主觀的體會。56這種體會是指深入地體悟詩人之意，范處義強調： 「《詩》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57要求脫離語言文字的拘執，進而體察 詩歌蘊藏的深刻意旨。這裡的不以言語求的意思，應該是要求讀詩者不可以陷入 訓詁的蔽障，而需要以主觀的意識進行探究。這種想法與清儒「訓詁明而後義理 明」之論幾乎恰成反比，58但又不盡然，因為范處義深知不讓讀者理解詩文之意， 《詩序》之言也同時被架空，讀者隨時可以新解取代舊說，所以他除了標榜《詩 彤管筆赤管也，殊不知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左氏所稱取彤管焉，亦止 取其美物相贈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竊意古之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蓋皆用竹簡，青 取殺青之義，則女史加以彤色，容有是理，況女史惟后夫人則有之，何必以人間相贈之彤管， 遂為女史邪？……孌，美態也。彤管，女子所玩之物也，牧，田牧之所也。荑，茅之始生也。 謂女之有美態者，旣以彤管贈男子，其色煒然而光盛，男子恱懌此管之色，謂亦如女之美，此 女贈男之物也，故男子亦自田牧之所取始生之荑以贈女，且謂此荑信美且異矣，猶未可以女之 為美，姑以此為美人之贈耳，此男贈女之物也。說者謂男女相贈荅，與〈鄭風〉贈以勺藥、〈陳 風〉貽我握椒之意同，此固足以發明詩人之本意，然世之儒者例信毛鄭之說，惟歐陽氏斷然不 惑，故竊取之，且證以刀筆，祛千載之疑，而彤史之義亦存而不廢，獨不可以此詩之彤管為女 史爾。」詳《詩補傳》，卷 3，頁 10198：24b－10199：26a。北宋的歐陽修在解〈靜女〉時如此 批判毛鄭之說：「〈靜女〉之詩所以為刺也，毛鄭之說皆以為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賢 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有正靜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詩皆無此義，然則既失其大 旨，而一篇之內隨事為說，訓解不通者，不足怪也。……彤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此美 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詩本義》，卷 3，頁 2a－3b。范處義接受其說，據以批評毛鄭之 解，可見其糾正舊說之誤不僅是透過六經史傳、《說文》與一些韻書而已。 56 分見《詩補傳‧篇目》，頁 10147：2b；頁 10149：6b；卷 1，頁 10166：4b；卷 2，頁 10177：1b； 卷 2，頁 179：6b；卷 10，頁 10249：2b；卷 12，頁 10265：1b；卷 16，頁 10298：23b；卷 17， 頁 10307：6b；卷 17，頁 10315：21b；卷 18，頁 10328：20b；卷 19，頁 10336：4b；卷 21， 頁 10361：2b；卷 24，頁 10421：21b；卷 25，頁 10427：5b。 57 《詩補傳》，卷 4，頁 10255：5a。 58 戴震：「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 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彼歧故訓義理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義理，而故訓何為？」《戴東 原集》（台北：大化書局，1978 年），頁 1113。
序》出自聖人之手，以提升《詩序》的價值，也要承認《毛傳》的訓詁已經詳盡， 不足的僅是文義的解釋而已，所以他主要是要「補」毛公在文義上所不足的「傳」， 於是，我們可以這麼說，范處義的「補傳」，與其說是補毛公的《傳》，不如說他 重新作《傳》。不像孔穎達的《正義》，疏解的對象還得包括《鄭箋》，范處義是連 原始《毛傳》都可以擱置在一旁，遑論《鄭箋》？當然更加可以忽略孔氏的《疏》 了。我們亦不妨說，范處義在他所處的時代複製了一個毛公，既然他本身已是另 一個毛公，又何須理會其他漢唐注疏？在范處義看來讀《詩》的最佳方法是：「善 讀古人之詩者，當以文義求，不當拘於章句。」59然而，「不拘於章句」的結果往 往就是，所有的理解關鍵全在個人的主觀意識。 王質《詩總聞》的體例比起范處義的《詩補傳》可以說創意十足。他在每一 篇詩的最後面都標出「總聞」之名，用以討論各詩詩旨。另外還有「聞音、聞訓、 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共十聞，用以解說詩中文 字聲音、字義、章句、訓詁、器物、作用、地理、制度（故事、本事）、人物等。 並非每一篇詩都具備這十「聞」，王質會視解釋需要而安插設計。另外有「聞南、 聞風、聞雅、聞頌」以解釋南、風、雅、頌四始，這算是特別說明部分，不算常 例。60 王質雖然標舉出十「聞」以解釋詩的各項意義，但是除了「聞音」之外，其 餘九項出現的次數並不多，而且這十「聞」的區分也不是很恰當。61就所「聞」 的形式來看，王質企圖由基礎的訓詁為出發點，進行對《詩經》的理解，這是自 漢以後很常見的通釋體例。但是就內容來看，王質所「聞」之類項雖多，然內容 59 《詩補傳》，卷 19，頁 10339：17b。 60 後人面對《詩總聞》」的體例，褒貶不一，貶抑的以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第三集》（台北：萬卷 樓圖書公司，1999 年）為代表，詳該書頁 175－179。稱揚的以李家樹《詩總聞研究》為代表， 李氏以為總聞體有「別出心裁」的優點，而且「聞」為考證之意，總聞體中有許多是「著意考 證事實」，不求新奇誇張，實事求是的味道，詳該書頁 14－15。依筆者實際閱讀體驗，王質的設 計雖別緻，但往往割斷讀者閱讀的情緒，可說花俏有餘，實用不足。 61 根據趙制陽統計，《詩總聞》中十「聞」出現的次數為：聞音 254 次，聞跡 47 次，聞訓 38 次， 聞物 33 次，聞事 28 次，聞字 23 次，聞人 22 次，聞用 21 次，聞句 15 次，聞章 11 次。總計 492 次，除聞音外，其他九項總計為 238 次。趙氏又云：「十聞之分難以釐清；況人、物、事、用與 字、訓之間，本有相互依存關係，難以截然劃分；如強制劃分，必然顧此失彼，自致矛盾。」 以上分見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第三集》，頁 175、178。
繁雜，選取並無一定的標準。其中固然也有承襲前人見解之處，但是更多的是自 出新意。另外，王質對於所「聞」的內容並沒有作源頭說明，也幾乎沒有論辯過 程，訓詁的成績不算突出。62大致而言，《詩總聞》的訓詁相當主觀，解釋時並未 提出充足的客觀資料為證，這和他著書之初的企圖有些脫節，63一來這可能是因 為實際操作原本就不一定能達到寫作的目標，二來這種態度跟他探索《詩經》意 旨的方法也有一些關係。 王質在〈周南‧葛覃‧總聞〉言：「說《詩》當即辭求事，即事求意，不必縱 橫曼衍。若爾將何時而窮？……遺本旨而生他辭，竊取其美以覆芘其不知，此談 經之大病也。」64這是表示解讀《詩經》要從文字上探求事實，由事實中鑽研真意， 而不必縱言夸談，橫生枝節。他也提到：「後之觀《詩》者，于文既無所攷，於《序》 又不可全憑，惟精思細推，至無可奈何而後已。然事實雖亡，物情猶在，則亦未 至于甚無奈也。」65認為解讀《詩經》必須要「精思細推」，全面而深入地思考。 這樣的思考之所以會有效，66乃基於古今之物情與人情相同。以「人情」推求詩 62 關於王質《詩總聞》十聞的內容分析，可參見陳昀昀：《王質詩總聞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 所碩士論文，1986 年），第 4 章，〈詩總聞十聞重要內容研究〉，頁 29—95。按：陳氏謂「十聞」 所論若依性質加以歸納，摘其要點，可分為音韻、訓詁、章句、異文四方面，本文總其名為訓 詁。 63 按：王質在《詩總聞‧原例》中表明其特立「十聞」的目的在於實事求是的考證，內容涵蓋《詩 經》中的文字、聲音、義訓、章句、器用、地理、人物、史事……等等。他說：「凡字義，是古 訓多不同，隨語生意，……故語意多暗失，作『聞訓』二。」「古字固多通用，……但不可率情 變文以附合己意，作『聞字』五。」「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切不用 求奇喜新，婉轉推測，……作『聞物』六。」「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輾轉差殊。今一鄉一里 其所用，制度稱謂各有不同，……而況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意細推即出，縱不 即出，久當自省，作『聞用』七。」「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輕認；亦必左右前 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真，……作『聞跡』八。」「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 先平心精意，玩熟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即其文意之罅，探其事實之跡，雖不可考，而亦可旁 見隔推，有相沾帶，自然顯見，作『聞事』九。」《四庫全書》，第 72 冊，頁 435。 64《詩總聞》，卷 1，頁 6。 65《詩總聞》，卷 6，頁 118。 66 王質使用「即辭求事，即事求意」、「精思細推」的方法，有時確實能收直探詩旨之妙。例如其解 〈邶風‧燕燕〉云：「二月中，為乙鳥至，當是國君送女弟適他國，在此時也。」解〈衛風‧竹 竿〉云：「此去家歸人猶在衛，故不離淇水也。舉目不見，舉足難至，雖近亦以為遠，所謂寸步 千里，前人亦常見吟詠之間。」說〈王風‧君子於役〉：「當是在郊之民，以役適遠，而其妻於
意的觀點並非王質所創，北宋歐陽修已先提出類似的見解。67這樣的觀點在《詩 總聞》中常被提出：「大率論古當以人情推之」、「大率詩發于眾情，出于眾辭，難 拘以定律也」、「今古雖異，人情不遠也」。68除了「即辭求事，即事求意」與「精 思細推」兩種方法，王質也強調「涵泳本文」的重要性，藉著涵泳本文，可以幫 助我們瞭解詩中所述事蹟、疏通上下文意，進而掌握詩旨。69以上這些都是王質 拋棄《詩序》與舊說，敢以己意直探《詩經》之義的最核心的理論基礎，而要達 到這樣的目標，章句、名物、訓詁、史事等之多聞，顯得不是絕頂重要。 比較范、王二人的解《詩》方式，可知兩者門徑一致，范處義主張「善讀古 人之詩者，當以文義求，不當拘於章句」、「學《詩》者宜以志求之」，70王質認為 讀《詩》要「以人情推之」、「精思審是」，71這些不僅是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詩》 路線，72也是宋代學者乃至今之學者常使用的方式。這樣的解詩方式，其核心是 日暮之時，約雞歸棲，呼牛羊來下，故興懷也。大率此時最難為別懷，婦人尤甚。」說〈王風‧ 中谷有蓷〉：「嘗見旱歲道途夫婦相攜相別，有不忍別之情，于男女亦然。此事自古有之。初嘅 嘆，吐氣之微也；次條歗，吐氣之猛也；次啜泣，吐聲而又吐液也。此分攜之時也，所見亦然。 今古雖異，人情不遠也。」以上分見《詩總聞》卷 2，頁 26、卷 3，頁 58、卷 4，頁 64、卷 4， 頁 66。這些說解或許可以引起多數讀者的認同。另如解〈小雅‧菁菁者莪〉云：「諸侯喜見王者， 凡經歷覽觀，皆樂事賞心也。」《詩總聞》，卷 10，頁 173。此係國君喜見賢者和君子喜見國君 兩舊說之外的第三說，也有學者表示支持。詳拙著《詩經選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頁 372－373。 67 歐陽修《詩本義》云：「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四庫全書》， 第 70 冊，頁 222。按：歐陽修在王質之前先提出以「人情」推求詩意的觀點，此事頗為今之學 者所重視，因此諸家在分析王質《詩總聞》的特質時，也往往言及此點，詳鄒然、賈利芳：〈苦 心立言，自成一家—王質詩總聞的學術創獲〉，《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7 卷 1 期， 頁 58－59。李家樹：《詩總聞研究》，頁 29－31。徐雁平：〈王質詩總文中的因情求意〉，收入《南 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2 期，卷 40，頁 129—136。其中，鄒 然、賈利芳以為王質之說係受到歐陽修之影響。 68 《詩總聞》卷 2，頁 34；卷 3，頁 48；卷 4，頁 66。 69 除了前引《詩總聞‧原例》中於「聞事」所云「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即其文 之罅，探其事實之跡」之外，王質又於「聞人」下云：「其隱昧遺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 推量。」《四庫全書》，第 72 冊，頁 435。 70《詩補傳》，卷 1，頁 10172：15b。 71《詩總聞》：「吾儒安可不精思審是，無負古也。」卷 1，頁 10。 72 孟子反對春秋以來讀《詩》斷章取義的傳統，他主張採用「以意逆志」法讀《詩》，詳《孟子‧ 萬章上〉，第 4 章，《孟子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63。
「以心揆心」，其功用是心理解釋，其主觀條件是解釋者心靈所具有的那種先在的 「意」，而其客觀條件則是「同類相似」、「人情不遠」，亦即人與人之間的心理同 構，正是聖人與凡人、歷史的人與現實的人的這種心理間同構性，決定了以意逆 志的可能。73孟子的「以意逆志」說是為了破除春秋時代流行的「斷章取義」、「以 辭害志」的讀《詩》法而推出的，以今日的文學讀解理論來看，屬於「作者中心 論範式」。這種從作家及其創作活動中去揭示藝術謎底的方式常會導致讀者「我」 的主體性失落，74既然世上沒有一位讀者的生活與美感經驗是完全相同的，則每 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意」來「逆」詩人的「志」，所得的結果必然出現分歧的現象。 換言之，范、王二人的讀者若依其所示的方式讀《詩》，必然可以讀出不同於范、 王二人的理解。 朱熹曾對宋代《詩經》研究者的研究方式與成果提出簡單的說明：
至於本朝劉侍讀（敞）、歐陽公（修）、王丞相（安石）、蘇黃門（轍）、
河南程氏（頤）、橫渠張氏（載），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
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
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
75 朱熹點出自宋代劉敞以後的許多經學研究者，用「己意」解經而能有所發明，並 且為《詩經》學別開生面，跳脫《毛傳》、《鄭箋》的限制，發掘生成出許多新的 意義。76當然這樣的新義創生所使用的方式往往並無強力的、客觀的論證加以支 73 周光慶：《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358－359。 74 龍協濤：「中國傳統的『以意逆志』派，發展到極端，不僅以千方百計揣摩古人之『志』為旨歸， 而且還要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絲絲入扣，契合無間。……解詩者必須先反覆涵詠，使己身己心 與古人之身之心合一，即要使自身先變成杜甫，用杜甫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去感受其詩，這 樣才能得杜詩之真諦。這是儒學先生們僵化的思想路線在解詩中的反映。古人作詩，靈感所至， 思緒風發，驟然篇成，此中況味，連詩人本人也難以說清，怎麼能要求千百年後的讀者去做勞 而無功的還原和復原的工作呢？」《文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 年），頁 17。 75 朱熹：〈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朱子文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第 8 冊，頁 3806。 76 按：朱子之文係為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而寫，《讀詩記》屬舊派說《詩》之作，朱子讚其 「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持，而是主觀的判斷與假定。范處義、王質分別代表傳統尊經守《序》與新銳解 經廢《序》的兩大派別。但是他們使用的研究方式都是用「己意」進行對詩文的 理解。尤其在需要證據支持的許多論點上，范處義與王質並沒有使用客觀有效的 證據加以論述，反倒像是個人信念上的表達與闡述，在此基點上兩人有其共同之 處。
四、
《詩經》學史上的定位
各門專史（專科史）的出現是近代歷史著述中的一大特點，經學歷史是屬於 中國自己的一門專史。經學研究成果作為考察的對象時，所有的成果都是歷史文 獻。歷史學者會從歷史文獻的個體上研究其材料來源、編著過程、體裁、體例、 內容及其價值，從整體上揭示歷史文獻的產生和發展的原因、過程，研究各個時 期歷史文獻的特點，及各個時期歷史文獻的繼承性。77 宋代經學是中國經學發展史上的一大變局，其時的《詩經》研究者超過百家， 今日憑藉著我們對於宋代《詩經》研究大環境的認識，要理解《詩補傳》與《詩 總聞》兩書的解經特色不會太困難，不過，當我們將兩本著作還原到其歷史文獻 的本質時，要找出其適當的定位，還是得運用一些理論。 英國歷史學者 John Tosh 以為，比較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在基本的方法論的設想 上是趨於一致的。他指出，奧地利的卡爾帕柏（karl Popper,1902-1994）認為科學 知識不是由法則定理組成的，而是由最好的有效假設組成的；它們與其說是確鑿 無疑的知識，不如說是暫時的變化的知識。我們的理解在新假設形成的過程中發 展，這些新的假設超越了目前可得到的證據材料，它們必須比照未來的觀察來驗 證，或者證實或者證偽。科學的方法是假設和努力證偽之間的交換，或是創造性 思想和批判性思想之間的交鋒。歷史學在這方面與自然科學類似，但有個重要的 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然又謂：「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 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 父誤有取焉。……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朱子文集》，第 8 冊，頁 3806－3807。 顯見朱子對於典型的舊派之作較無好感。 77 詳王余光：《中國歷史文獻學》（台北：天肯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緒論〉，頁 1－23。差異是，在歷史學裡，允許發揮想像，這個想像不局限於形成假設，而是滲透在 歷史學家的思維裡。歷史學家關心的不僅是歷史的解釋，他們還力圖重現或再創 造歷史。78 上面的論述主要是要引出並呼應英國著名哲學家柯林伍德（Collingwood,R.G, 1889-1943）所提出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觀點，79根據這樣的觀點，歷史 學家的任務就是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演（reenact）古人的思想，歷史學的證據是古 人的思想方式，而古人的思想同時也是今人思想方式的組成部分，所以，討論歷 史事件必須兼重人物與事件之外在性與內在性的兩面看法，所謂外在性是事件的 物質條件，內在性是事件中人物之思想狀態。80 如果說，「任何理解都是歷史的理解」，81那麼，以柯林伍德提出的歷史觀點 來考察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在《詩經》學史上的意義，很容易得 到具有解釋效力的論述，那就是：范處義《詩補傳》尊經信《序》的主要動機是 為了對抗宋朝日趨激烈的疑經廢《序》的學術潮流，而王質《詩總聞》恰恰是承 接、發揚這種疑經廢《序》的學術傾向。82 78 詳英國 John Tosh 著，趙干城、鮑世奮譯：《史學導論─現代歷史研究：目標、方法、新方向》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頁 160－161。 79 柯林伍德所謂的「思想」包含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圖、動機、人物所處的客觀環境，以及面臨環境 形勢可能應對的實踐推理，另外還有制約人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詳柯林伍德著，何兆武、 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The Principle of History）（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頁 242—249。 80 詳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頁 215。余英時：〈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 ──介紹柯靈烏的歷史哲學〉《歷史與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頁 223—246。相 關資料可參何兆武：〈論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歷史理性批判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1 年），頁 187—235。 81 李澤厚：《美學四講》（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22。 82 清初的朱彝尊以為棄《序》言《詩》始於王質：「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 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傳》出，而盡刪《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 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曝書亭集》（台北：世界書局，1964 年），頁 422。《四 庫全書》抄本的《詩總聞》在卷前的〈提要〉言及「自漢以來，説《詩》者多依〈小序〉，蘇轍 《詩傳》始去取相半，其廢《序》言《詩》，則鄭樵唱而質和之也。質自謂『覃精研思幾三十年， 始成是書』，吳興陳日强跋而鋟之，富川稱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雖間涉穿鑿，亦可謂苦心 立言者矣。』日强跋又曰︰『其刪除〈小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今考其書，雖廢《序》說 《詩》與朱子同，而其為說則各異。跋作於淳祐癸夘，朱子之學方盛，故日强假之以重質耳。
把歷史元素放進幾種關照角度不同的《詩經》學著作之撰述緣起中，以上論 述范處義存《序》與王質廢《序》的動機是相當合理的。范處義本人在《詩補傳‧ 序》中就特別強調其撰作動機即是在與當時疑經反《序》的潮流對抗，83他認為 《詩序》保留聖人對《詩經》的理解，在意義上具有不可動搖的神聖性，所以《詩 序》就是理解《詩經》的根本依據。范處義的自白，成為日後學者撰寫《詩經》 學史的重要依據，多數學者以此推衍其意義與價值，84然後點到為止地指出《詩 究非確論也。」這一段話在單行本的《四庫全書總目》中保存一部份，《總目》又云：「南宋之 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四庫全書總目》，第 1 冊，頁 338。按：朱彝尊 與《四庫提要》的說法並不相同，筆者在此有必要略作說明。本來王質的著作與朱子的《詩集 傳》問世之先後不易遽定，但王質在解〈魯頌‧閟宮〉與〈商頌‧長發〉時都引用了朱氏之說， 故《詩總聞》應該晚於於《詩集傳》，且朱子自言「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 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 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 《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朱子語類》（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 頁 2068、2076。我們沒有理由不採信朱子之言。亦即，朱彝尊以王質為朱子之先導，是不足憑 信的。再者，王質的《詩總聞》要至其過世五十年後才刊行，因此就「影響」的發生角度來看， 王質也不能拔頭籌。宋代的疑經風氣導致學者對《詩序》的質疑，這種質疑始於北宋，如歐陽 修《詩本義》對部分〈小序〉所闡釋的詩意進行了直接的批駁，此一質疑《詩序》的態度到南 宋鄭樵達到了高峰。鄭樵的《詩辨妄》對《詩序》的來源以及釋意採取全面性的強烈攻擊的態 度，雖其著作並非整體性地疏釋《詩經》，然而其對《詩序》的存在價值提出徹底的否定立場， 形象極為鮮明，這點深深影響了朱熹的《詩經》學著作。但是朱熹對於多數的《詩序》內容仍 然保持尊重的態度並且不吝於使用在《詩集傳》中，亦即，《詩集傳》在表面上不存《序》說， 但實際說解時又不時引進《詩序》的意見。與朱熹同時的王質在撰寫《詩總聞》時採取積極地 廢《序》立場，全書也是不標《詩序》，逕自對詩旨進行討論，且大多數詩篇的解釋不與《詩序》 同，就這點來看，王質《詩總聞》雖非第一位標舉全面廢除《詩序》者，然而在實際經解操作 上，他是宋代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將廢《序》立場清楚地表達並且貫穿在全《詩》的疏釋 中的學者。《詩總聞》並不在每一篇的釋義激烈地攻訐《詩序》，但是作者有意地忽略所有的《詩 序》文字，並且大多數詩篇他都要另出新說，比起朱子，這才是全面性地廢《序》言《詩》的 作風。所以筆者的看法是，鄭樵首先倡議棄《序》言《詩》，朱子的《詩集傳》表面上做到了這 一點，而王質則將這樣的理論發揮到了極致，《詩總聞》是裡外都廢《序》言《詩》。 83 范處義：「《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傳、疏義、注 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己說。學者 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求諸家之長。」〈詩補傳‧序〉，《詩補傳》，頁 10145： 1a。 84 《四庫全書總目》：「儒者不肯信《傳》，其弊至於誣經，其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處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