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當局對國、民兩黨之態度差異研究:2000~2012年國台辦新聞稿的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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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北京當局對國、民兩黨之態度差異研究：

2000~2012 年國台辦新聞稿的內容分析

Beijing’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KMT and DPP: Analysis of Press Releases by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2000-2012)

雷棋 Chi Lei

指導教授：陳明通博士 Advisor: Ming-Tung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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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隨著論文口試的通過及修改完成，同時代表的是碩士階段的結束，突然驚覺時間過得如此快速，甚至還在來不及回憶相關過往時，就得開始準備離開學校和我的學生身份了。對於大學主修歷史學的我，當初由於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內抱有相當的熱忱，故選擇了台大國發所的大陸組繼續學習，認為當代大陸的發展也可被視為其中的一部份，並且和我們生活的關聯是更加密切，如今在畢業前夕重新檢視當初報考的決定，很慶幸在各種不同的道路上選擇了對的方向。

有人問我研究所最大的收穫是什麼，似乎在學術象牙塔中的學問和外界實務常有脫節，對於這個問題，過去的我只能回答到學習是很有趣的，但是要再進一步解釋有那些實際效用時，卻找不到一個好答案；如今隨著論文的完成，以及滿載著每學期修習課程的知識，我認為研究所生活提升了我視野的高度，引領我在接收每天新聞爆炸的資訊上，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並且寫作和議題論述的能力比起大學畢業時有相當大的改變。

過去在高中課中讀到陳之藩先生的《謝天》，當時還無法領悟什麼叫要感謝的人太多的道理，如今在書寫誌謝上，對於要如何下筆及完整的表達我的感謝時，

才體悟到當我們受到太多人的幫助後，真的會對於現在的生活充滿了感激。

父母親對於我的決定永遠都是非常支持，在相信我能好好處理自己未來的情況下，從不給任何的壓力以及讓我去為生活煩惱，讓我可以完全無後顧之憂下學習。研究所的夥伴們，能在這裡相遇更是很好的緣分，碩一讀書會的認真學習、

聖誕晚會的大陸組男孩表演、大陸交換時的點點滴滴、廈門武夷山的小班遊、台東蘭嶼的畢業旅行、每次在研究室的開心玩樂、對於各個議題的討論和關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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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寫上的相互砥礪，常常聽到有些人認為研究生的相處，並不像大學時的熱絡，

且常常都沒有太多的交集，但我想這樣的情形不適用大陸組 98 級的我們，伯雍、

昶佑、育德、傳瑚、侑呈、延宗、佶哃、玉珊、慧瑜、宜欣、和欣宜，真的很謝謝你們；最後，謝謝女友玉珊，共同走過研究所的每個日子，和在大陸交換時一起留下美好的回憶，貼心的在我沮喪時總是給予鼓勵，對於我許多的壞脾氣更是包容，約定好要一起更加努力，真的很感謝她的陪伴。

和陳明通老師的認識，實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對於當時沒有助學金的我聽到還缺一位助理的職缺，在短暫的介紹自己後，老師很豪爽的給了我在他身邊學習和工作的機會，並且就是到畢業這三年的「占缺」，相對許多同學而言我真的非常幸運；此外，在指導撰寫碩論上，多次細心的對文章架構及其它細節多有指正，由於此份論文運用到許多統計的概念，對於文組的我是完全沒有觸碰過的方向，陳老師耐心的教導我從整理資料、建立資料庫和比較變數等步驟，讓我在後續的資料整理上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周繼祥老師和鄭自隆老師，周老師使本文的概念更加清楚，

同時避免文字和標題對讀者帶來的可能困擾，以及在體例上幫學生作了許多修正，

而鄭老師從其廣告學的專業，對於論文中內容分析的概念多有修正，同時告訴我怎許多地方該怎樣修改，會使得文章更頭尾呼應，且將資料運用得更加完善。

進入台大就讀是一直以來的夢想，很開心自己能達成並順利的結束碩士生涯，

三年的光陰為自己打下未來的基礎，我在這裡渡過了非常充實、開心的歲月。

雷棋謹誌於台大太子學舍 B 棟 550 室 20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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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許多過往研究在論述兩岸關係時，均先假定中共官方較親近國民黨而排斥民進黨，進而才在其各自的面向中進一步敘述，然而對於中共相關之政治態度，是否真的如此簡單二分，而不具變動的可能性卻少有討論，故本文透過內容分析法的途徑，以民進黨及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國台辦新聞稿為對象，比較在不同時期中，

中共官方對於不同議題和政黨的陳述態度，同時也從時間序列的橫軸來剖析，在正面態度和負面態度顯著差異的月份中，是否有發生何種性質的外在事件，進而影響了國台辦的相關態度，用此來佐證中共官方與國民兩黨間長期的互動關係。

本文從研究設計的數種類目當中，發現民進黨政府時期的國台辦新聞稿，除了關於兩岸協商及民間社會的議題以外，中共官方皆抱持著負面之態度，相反的，

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則是不論各種議題，其發言人在論述上都呈現正面態度。除此之外，雖然得出中共官方對國民黨較友好的結論，但同時也發現在不同執政時期裡，中共對於國、民兩黨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就民進黨而言，國台辦論述態度由其執政時的嚴厲批判，到了馬政府時轉變為有條件的贊成，至於對於國民黨的態度，則是由扁政府時期的友好，增強為其執政時的密切合作。

民進黨的台獨黨性和不承認九二共識，使得中共無法與其展開對話，因此對其採以負面態度；至於國民黨在不獨的基礎上與中共進行會談，並且願意在不觸碰政治議題情況下展開協商，此情況為對岸所樂見，故對其抱持著正面之態度。

關鍵字：國台辦新聞稿、政治態度、內容分析、國民黨、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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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erous studies regarding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s have assume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ends to be friendly to the Kuomintang (KMT) and hostile to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RC holds such an unvaried dichotomous political attitude. Thu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press releases of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AOSC) during the ruling periods of the DPP and the KMT us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We also compared the attitude of the PRC to describe different issues in separate periods. Additionally, we analyzed the horizontal axis of the time series regarding months whe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C’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s could be observed. 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certain events that influenced the attitude of the TAOSC occurred in the surveyed months. This is used to evidence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two parties of KMT and DPP.

From the research design categories, we found that the press releases of the TAOSC during the DPP ruling period exhibited negative attitude of the PRC, except for issues regarding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and the civil society. By contrast, the spokesman of the TAOSC presente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all issues during the KMT ruling period. Moreover, despit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RC tended to be friendly to the KMT, the PRC’s attitude toward the KMT and the DPP varied in different periods. Regarding the DPP, the discourse attitude of the TAOSC was shifted from severe criticism during the DPP ruling period to the conditional support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Ma Ying-Jeou. The attitude of the TAOSC toward the KMT was reinforced from the friendliness during the Chen Shui-Bian presidency to the close cooperation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Ma Ying-Jeou.

Keywords: TAOSC、Political Attitude 、Context Analysis、KMT、D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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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2-1 Lasswell 的訊息傳播模式 ... 10

圖 2-1 Lasswell 的訊息傳播模式與本文關係 ... 11

圖 2-3 戰略三角類型示意圖 ... 13

圖 2-4 中共與國民黨統一戰線抗日示意圖 ... 18

圖 3-1 本文研究架構 ... 37

圖 3-2 政治態度面向與層次圖 ... 39

圖 4-1 民進黨政府時期報導次數分配表 ... 43

圖 4-2 民進黨時期提問媒體次數分配表 ... 44

圖 4-3 國民黨時期報導次數分配表 ... 64

圖 4-4 國民黨時期提問媒體次數分配表 ... 65

圖 5-1 記者會次數與平均則數比較圖 ... 85

圖 5-2 不同時期提問媒體的比例差異圖 ... 85

圖 5-3 敘述形式與主權議題交叉分析圖 ... 87

圖 5-4 不同時期交流對象比較表 ... 88

圖 5-5 各類議題的比較圖 ... 91

圖 5-6 不同時期國家主權議題之比較圖 ... 92

圖 5-7 不同時期兩岸協商議題之比較圖 ... 94

圖 5-8 不同時期制度議題之比較圖 ... 97

圖 5-9 不同時期權威當局與政治人物議題之比較圖 ... 99

圖 5-10 不同時期政府政策議題之比較圖 ... 101

圖 5-11 不同時期民間社會議題之比較圖 ... 103

圖 5-12 扁政府首屆任期論述態度月份呈現圖 ... 105

圖 5-13 扁政府第二屆任期論述態度月份呈現圖 ... 107

圖 5-14 馬政府首屆任期論述態度月份呈現圖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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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表 2-1 戰略三角角色偏好順序 ... 15

表 2-2 政治態度相關研究 ... 20

表 2-3 以領導人為切入點的研究 ... 24

表 2-4 以事件為切入點的研究 ... 25

表 2-5 以統戰途徑為切入點的研究 ... 26

表 3-1 本文之信度檢驗結果 ... 36

表 4-1 提問媒體與討論議題交叉分析表 ... 44

表 4-2 敘述形式次數統計表 ... 45

表 4-3 提問媒體與交流對象交叉分析表 ... 46

表 4-4 民進黨執政時期討論議題次數統計表 ... 47

表 4-5 民進黨執政時期國家主權議題 ... 48

表 4-6 民進黨執政時期兩岸協商議題 ... 49

表 4-7 民進黨執政時期制度議題 ... 51

表 4-8 民進黨執政時期權威當局與政治人物議題 ... 51

表 4-9 民進黨執政時期政府政策議題 ... 53

表 4-10 民進黨執政時期民間社會議題 ... 54

表 4-11 國家主權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55

表 4-12 兩岸協商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57

表 4-13 制度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58

表 4-14 權威當局與政治人物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59

表 4-15 政府政策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60

表 4-16 民間社會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61

表 4-17 兩岸協商議題與交流對象交叉分析 ... 63

表 4-18 提問媒體與討論議題交叉表 ... 66

表 4-19 國民黨執政時期敘述形式分配表 ... 67

表 4-20 敘述形式與交流對象交叉表 ... 67

表 4-21 國民黨執政時期討論議題次數統計表 ... 68

表 4-22 國民黨執政時期國家主權議題 ... 69

表 4-23 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協商議題 ... 71

表 4-24 國民黨執政時期權威當局與政治人物議題 ... 73

表 4-25 國民黨執政時期政府政策議題 ... 74

表 4-26 國民黨執政時期民間社會議題 ... 75

表 4-27 國家主權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77

表 4-28 兩岸協商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78

表 4-29 權威當局與政治人物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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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政府政策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81

表 4-31 民間社會議題與論述方式交叉分析 ... 82

表 4-32 兩岸協商議題與交流對象交叉分析 ... 83

表 5-1 國家主權議題的態度比較表 ... 93

表 5-2 兩岸協商議題的態度比較表 ... 96

表 5-3 權威當局與政治人物議題的態度比較表 ... 100

表 5-4 政府政策議題的態度比較表 ... 102

表 5-5 民間社會議題的態度比較表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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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所謂的兩岸關係，涉及到的是臺灣與中國大陸間各個層面之議題，既有的相關著述成果已是非常豐富多元，學者們在研究兩岸關係時，透過不同面向的切入而產生不同之研究視野，然在政治議題上，必須得對政治行為的行動者－政黨，

藉由一定的了解與分析，才能深入理解各種政治現象背後的意涵。所謂的「政黨」，依照學者 Sartori（Giovanni Sartori）的定義為：「可以在選舉中提名候選人，並且有能力透過選舉獲得公職的政治團體」（Sartori，1976：64），因此，在民主國家內的各個政黨，為了贏得執政的最終目標，便會在各項議題中提出相關政綱，

供民眾自由依其偏好加以選擇，如同公共選擇理論所揭示的，選舉如同市場交易，

投票者會透過選票來進行交易，並視這種過程為所有成員的協定（Buchanan，

1985: 19-24）。然而，若在非民主國家的政黨，例如今日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以下簡稱中共），雖其政黨仍是抱持著取得政權之目的，但用政治菁英接班來代替民主選舉、且以既定規範來鼓勵黨內競爭的方式

（楊開煌，2002：106），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並不適用上述相關討論。

在我國當前政治體系中，西元2008年中國國民黨（Kuomintang；以下簡稱國民黨）馬英九先生贏得我國第十二任總統大選，而將國民黨一舉推上執政的國家地位，而另一方面，則同時結束了民主進步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以下簡稱民進黨）過去八年的執政，將其身份轉換為我國之最大在野黨¹；然而，

在民主體制下運作的臺灣，是不論各政黨的執政與否，而依循我國憲法既有之制

1 以立法院黨團席次來計算，民進黨 32 席的席次為僅次於國民黨的第二大黨，也是我國最大之在野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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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保障，人民組成的政黨皆享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權利²，換句話說，不論執政與否的政黨，皆有著獨立判斷及行事之自由，而這意義表現在兩岸關係的層次上，也就代表著國、民兩黨皆為兩岸互動中的重要行為者，彼此之間的互動、亦或其中一方與對岸中共的互動，都會對另一方、整體情勢，甚至台海局勢產生一定的影響。

承上所述，國民黨與民進黨皆為兩岸互動下的重要主體，兩者在國內政治領域中的競逐，除了涉及彼此政治版圖的消長外，對於對岸的中共而言，更會使其為了因應不同的局勢發展，而有著不同的對台策略手法；以胡錦濤時期為例³，其對台工作政策的重點，就是理解到在處理台灣議題上，除了既定之戰略目標不變外，為了能真正理解台灣問題的客觀現實、以及台灣政經發展的正確變化，就必得透過不同的處理方法來加以面對（王銘義，2005：141）。

因此，本研究不禁感到好奇，北京⁴在處理兩岸議題上，必須將國民黨與民進黨此兩者作為交手對象，其究竟對它們各自的態度為何？又亦或此一態度是否存在著改變的可能空間？而在怎樣的情況下會採取不同的策略或是調整其態度？

皆引發本文在研究上的濃烈興趣。兩岸之間在過去所累積的互動經驗，可以讓我們對北京相關的政治態度略以了解，如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就認為，中共應該改變當前對台的策略，應該停止敵視或區別對待民進黨（楊芙宜，2010），又如中共涉台智庫單位在於國、民兩黨的交流上，清楚說明不可能和民進黨正式來往的態度等(林琮盛，2011)，據此，我們從以上兩個面向的媒體報導，某程度上可以

2 中華民國憲法第 14 條：「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3 2002 年胡錦濤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繼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後，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至今，故本文於此稱作胡錦濤時期。

4 1949 年中共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會中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而自該時起北平改名為北京，本文以北京作為中共政府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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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明中共較排斥民進黨的政治態度。

然當前民進黨採取務實推動兩岸經貿交流的政策，誠如學者邵宗海認為，北京就應該更正視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轉型（中國時報，2010），同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⁵更表示：「民進黨不排除在不預設政治前提下，與中國進行直接並實質的對話，精準傳達台灣人民的觀點」（吳家翔、蘇聖怡、徐珮君，2010），因此，

當民進黨改變既有路線時，中共在態度上會有著怎樣的改變，更加深了本研究對此命題的研究動機，而討論北京對國、民兩黨的政治態度，去透過不同時期來加以比較，以期回應至最初的研究初衷。

第二節研究目的

就個人觀感和認知上，在某種程度內始終存有一種：「中共官方和國民黨較為密切，並和民進黨始終保持一定距離的看法」，此種認知是來自於國民黨政府自 2008 年執政後，兩岸間快速開展的各項經貿協議⁶，以及國共之間既有的相關對話平台⁷；而另一方面，民進黨和中共之間的往來互動，則和前者較為有所差異，其並不存在固定的黨對黨溝通管道，或者是在執政時期並未與中共簽訂相關

5 2008 年 5 月 18 日舉行的民主進步黨第十二屆主席選舉，蔡英文以 58.1％的得票率當選民進黨黨主席。

6 馬英九政府自 2008 年上台後，至今共推動了六次海基會與海協會之「江陳會談」，簽署了包括第一次會談的「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第二次會談的「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第三次會談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第四次會談的「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漁船船員勞務合作」、「標準計量驗證認證合作」；第五次會談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第六次會談的「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第七次會談的「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 2011 年 10 月 11 日，整理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np.asp?ctNode=5689&mp=1

7 2005 年 4 月，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率團對大陸進行「和平之旅」，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共同發表「會談新聞公報」，雙方達成關於兩岸和平發展五項共同願景，其中第五項共同願景，

即為成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而國共論壇至今一共舉辦過四屆。2011 年 10 月 11 日，取自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http://www.npf.org.tw/post/2/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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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文件的情事。當然，我們若只是單從國民黨、民進黨各自與中共的互動情況，

就想要了解北京對其各自的態度，無異陷入了單一面向的研究陷阱之中，唯有透過更深入的討論，以及更有力的證據論述，才是一份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

倘若我們對於中共政治態度的了解，只是單純停留在一種兩極化論述之形式，

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共對國民黨較友善、對民進黨較排斥的觀點，則很容易落入過度的簡化二分，這麼一來，不但無法清楚說明三者間互動關係，且更忽略了時間變動下政治態度的轉變過程。因此，若能透過時間軸線延伸之概念，去將一段長期的時間區分成幾個範圍，而對區間彼此的情況加以分析比較，則能對本文的命題有著較為完整的說明。

學界過往對於此一命題，透過不同研究途徑已有了豐富的成果，本研究將在下列文獻回顧中予以整理，故在此不一一去贅述，整體來說，本文試圖藉由中共官方的發言，比較其對於國、民兩黨的態度，並且透過時間的拉長，說明中共對國、民兩黨策略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目的，並且試圖瞭解其中的變動過程，嘗試解釋各個時期的策略目標，最後，期許此一著作的完成，能對學界亦或相關領域上能貢獻些許的一己之力。

第三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命題旨在探討北京的政治態度，希望能了解中共對國民黨及民進黨的態度差異，毫無疑問地，對於決策者的內心想法，倘能以訪談或者親身相處經驗等方式來尋求，自然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礙於現實的考量並不可能真正達成，

因此必須得換個角度，去透過其對台政策的走向趨勢分析，間接反應出研究本身欲得之結果，似乎是為一種更好的選擇。本文選擇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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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辦），其所發佈之歷次新聞稿為研究對象，是在於國台辦本身工作職責，即為貫徹執行中共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對台工作方針政策（郭瑞華，2004：103），

換句話說，國台辦乃上承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的決策，而對外統一發言及協調各地對台事務，因此，作為官方的對外發言喉舌，其新聞稿內容無異等同於北京的相關政治態度，若能藉由對此一文本資料的深入討論，一定程度上能回應至本文此研究命題。

配合本論文主要欲研究議題，而在選擇中共國台辦新聞稿資料上，將比較的區間訂定在 2000-2012 年間，進而去比較北京對於不同的執政黨有何不同的策略。

承上所述，筆者在研究範圍的設定限制上，首先將 2000 年 5 月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開使，而至 2012 年 1 月結束的第十三任總統、副總統大選為界，據此，在整理資料完備後之基礎上，進一步地針對其中各個階段時期，去分別討論說明，

最後，則利用各個部份各自得到之結果，來綜合回答和解釋本文之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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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關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相關概念之探討

一、政治態度

（一）政治態度之內涵

當我們欲了解研究對象的政治態度時，所直接指涉的便是探求其內心之想法，

因此，政治態度此一詞彙，其內涵和心理學領域實有著密切關係，且今日政治學者所使用的政治態度概念，大多取自社會心理學家對態度所下的定義，並以政治現象為主要的研究目標來加以延伸（林嘉誠，1989：162）。但是儘管如此，學者們處在相似的概念出發點上，對於政治態度的定義卻仍是莫衷一是，本文試舉數例定義如下：

1、Allport（Floyd H. Allport）將政治態度界定為：「政治態度是由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為傾向所共同組成的一種心理或生理組織，用以領導或影響個人對有關政治目標或政治情境的反應」（林嘉誠、朱浤源，1990：269）。

2、Almond與Verba（Gabriel A. Almond & Sidney Verba）對於政治態度的界定：

「政治態度係指個人對政治系統、系統中各種角色、角色任職者、系統中自己的角色、政治系統中的輸入與輸出的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

（Almond & Verba，1963：11-20）。

3、Reynolds（Henry T. Reynolds）在兼顧政治態度的組成因素、特性與功能，將政治態度界定為：「政治態度是一種政治人物、政治理想、政治目標的傾向，政治態度包括政治認知、政治感情與政治行為傾向」（Reynolds，197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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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者林嘉誠認為：「政治態度係指對於政治目標與政治情境的認知、情感與行為取向」（林嘉誠，1989：165）。

5、學者胡佛認為：「政治態度是個體針對政治體系的取向，亦即系統成員認同並自覺是系統的一份子，而對國家與政府產生權利義務觀念的主觀取向」

（胡佛，1998：164）。

綜上所述，雖然學者們對於政治態度一詞，分別由不同的面向去加以詮釋，

但簡單的來說，政治態度為：「政治態度是個人受政治系統與政治情境的刺激，

所產生的認知、行為和心理取向」（陳柏輯，2010），申言之，態度是個人對於外在人、事以及物的觀感，而政治態度也就為單獨個體對於外在整體政治環境的認知，當然地，若將態度亦或政治態度分析層次加以擴大，那麼，自然也有所謂的集體態度或者是集體的政治態度了。

（二）政治態度的構成成份

在對政治態度的概念有所了解後，接著再進一步討論其內涵中，之所構成整體的各個組成要件，其中，依據上述學者們對政治態度的定義，我們可以將政治態度理解為包括著政治認知、政治情感與政治行為等三種成份之整體（陳文俊，

1982：68；張秀雄，1993：59-61），以下分別敘述如下：

1、政治認知（political cognition）：係指一個人在觀察政治事件的發生、或者身處於政治情境下的認識及判斷；然而，因為每個人對事件的認識不一，

因此所得出的了解也會依既有思維而有所不同。

2、政治情感（political affection）：係指一個人對於政治立場有著既存之偏好，

或者是針對個別政治事件所存乎於心的個人觀感，除此之外，所謂的認知更包含強弱力道的區別，因此，人與人之間即便有著相同政治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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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必會在認同與否上意見完全相同。

3、政治行為（political action tendencies）：說明一個人對於其政治對象的意象，

換句話說，它是個人對發生的政治事件可能的反應傾向（陳文俊，1983：

6）。

雖然將政治態度的各個子元素分別加以說明，但無庸置疑的，上述三者彼此間存在著相當密切的關係，每個人透過己身的政治認知，自然的會去影響到他對於政治事件的感受，再者，藉由認知和情感的基礎，更會進一步地作出一定的政治行為；本文研究命題為北京對國、民兩黨的政治態度分析，在下述的研究上，

正是由於無法了解中共當局決策者的政治認知或是政治情感，因此，去透過對其政治行為的分析，某種程度上就能回溯探究北京對國、民兩黨的政治認知與政治情感，以達成寫作上的目的及實用性考量。

（三）政治態度之形成

若以中共之政治態度為研究對象，首先面臨到的問題便為其態度究竟是如何形成？或其是在什麼樣的原因下產生了該種態度？更甚者，該政治態度的形成之後會連帶產生怎樣的行為舉動等，皆是政治態度如何形成的問題下的研究範疇，

因此，對於政治態度形成之過程，就必須得先予以了解；據此，Hess 和 Torney

（Robert D. Hess & Judith V. Torney）分別對此提出四種態度形成模式⁸，來說明關於孩童政治態度的獲得、穩定以及變遷之過程（蔡璧煌，1994：25-26；張秀雄，

1998：193），本文分別略述如下：

1、累積模式（accumulation model）：在此種模式下，個人透過生活周遭所感受

8 參閱 Robert D. Hess & Judith V. Torney所著“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in Children ”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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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資訊以及活動等各種經驗，在長時間的過程當中發展而來。

2、人際關係轉移模式（interpersonal transfer model）：本模式則強調孩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藉由家庭及學校等生活場域的人際關係經驗，去影響到其日後對各項事物的看法與判斷。

3、認同模式（identification model）：此一模式的政治態度，是來自個人生命歷程中，其所認同而欲模仿對象之影響，換句話說，可能是父母、師長、或特定較受崇拜的同儕。

4、認知發展模式（cognitive-development model）：本模式說明了個人政治態度發展上的可能侷限，而這是由於受制於每個人不同的認知發展與領悟的能力，作者以孩童為研究對象，解釋了其智力發展在未成熟的情況下，是比較難對外在政治環境有所認識。

透過上述的數種發展模式，某程度上說明了政治態度之生成來源，然而筆者在此所謂的政治態度，僅僅只為一種概括性的詞彙，其中應更包含著如公民責任感（sense of citizen duty）、政治功效意識（political efficacy）、政治疏離感（political alienation）等不同的研究層面，選擇運用上端看研究者設計的主觀意識；除此之外，政治態度形成後，也會因為個人對於政治對象的認知強度不同，而有繼續改變以至形成新態度的可能(石之瑜，1999：72-73)。

本文所指涉的政治態度內涵，因論述命題為「北京對國、民兩黨的政治態度差異分析」，據此，主要以友善、敵視、冷淡或熱情等情感上之辭彙，來當作政治態度一詞的代表意義。

二、政治傳播

任何帶有政治意涵的言語或者思想，毫無疑問的，都需要透過媒介來加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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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播，而所謂的政治傳播，就是政治宣傳家希望其文宣及廣告內容，可以受到社會各個閱聽人的注意，進而影響到眾人的想法（祝基瀅，1986：36），換句話說，

對於任何政府及政治人物而言，如何能把欲推廣的政策，以及不同的意見訴諸於群眾，就成為了政治傳播學當中重要的課題；至於其中「政治」與「傳播」的關係，學者彭芸從四種理論來加以分類（彭芸，1986：5-7），分別為：

1、傳播體系包括政治體系－傳播的政治理論 2、政治體系包括傳播體系－政治的傳播理論 3、傳播體系與政治體系的交集－政治傳播的理論

4、傳播體系與政治體系各自獨立，但有互動關係－政治與傳播的理論

政治傳播的體系，正是由於處在一種持續變動的過程當中，因此也就存有上述不同面向的理論內涵，簡而言之，其廣義的內涵所指涉的在於，政治系統本身與政治環境間的資訊交換，以及與政治環境內各分子間相互影響之政治現象（祝基瀅，1989：4-9），這樣子的一個互動過程，就如同 Lasswell（Harold Lasswell）

提出以「Who？Says What？To Whom？In Which Channel？With What Effect？」作為分析架構一般（彭懷恩，2002：10），都在說明了政治訊息透過媒介傳送給閱聽大眾的過程；本文藉用此一流程來套用至論文架構，以中共官方新聞稿作為發送訊息的主體，藉以判斷其中傳遞的訊息，來了解對於國民黨與民進黨而言，分別是採取了怎樣的一個態度，其流程圖分別如下圖 2-1、2-2 所述：

圖 2-1 Lasswell 的訊息傳播模式 傳播者

Who

訊息 Says What

受播者 In Which Channel

效果 With What Effect 媒介

To W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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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鄭自隆(1992)，《競選文宣策略》，台北：遠流出版社，頁4。

圖 2-2 Lasswell 的訊息傳播模式與本文關係參考來源：作者自製

第二節相關理論之探討

一、戰略三角理論

（一）戰略三角理論概念與類型

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理論的概念，源自於冷戰期間美國、蘇聯及中共間互動的研究，學者Dittmer（Lowell Dittmer）解釋所謂的三角關係，實際上是由三個雙邊關係所構成的各種組合，而成的複雜組合關係（Dittmer，1983：44），

運用此理論的優點在於提供了一套行為模式，有助於研究過程中的系統化說明；

Dittmer在論述美國、蘇聯及中共互動時，加入了賽局理論（game theory）概念來予以分析，其認為在探究國際政治現象時，必需先界定包括「加入規則」（rules of entry）及「遊戲規則」（rules of play）的「賽局規則」（rules of the game），

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情形（Dittmer，1983：30）。

再者，Dittmer認為戰略三角之形成有其主客觀條件：在客觀上，必須存在著三個理性的行為者，以及這些行為者有足夠的自主性，能自由的與另外一方合作

媒介新聞媒體 傳播者

中共國台辦

訊息新聞稿

受播者 國民黨與民進黨

效果態度

(23)

12

或對抗，其次，在主觀層面上，行為者必須對彼此在戰略上的緊密關聯有所認知

（Dittmer，1983：33），據此，才可能構成戰略三角的互動關係；除此之外，國內研究對於上述的構成要件，也補充說明戰略三角中的任何一組雙邊關係，都處在一種既合作又對抗的情形（包宗和，1999：342），以及此種三角關係一旦形成之後，在這其中的任何一個行為者，都會藉由與另外兩者的合作與對抗來達到最大的益處，它是一種動態轉變的過程（劉志攻，1986：3）。

Dittmer認為戰略三角的種類依照友善（amity）以及敵對（enmity）關係，可以分作四種類型分別為：三邊家族型（m'enage a` trois）、羅曼蒂克型（romantic triangle）、結婚型（marriage）以及單位否決型（unit-veto triangle）等（Dittmer，

1987：34），其中，三邊家族型表示三者均維持友善關係、羅曼蒂克型為三方中的一方同時和另外兩方維持友善關係、結婚型則是三方中有兩方維持友善關係，

而同時和第三方交惡，單位否決型則是三方均呈現敵對關係（包宗和，1999：

339-340）。

關於上述三角關係的類型，Dittmer在其之後著作中曾提及，所謂單位否決型只是一種邏輯上推理，事實上並不容易存在此種類型，而這是由於三方間如果皆為敵對的關係，那麼自然也就沒有討論戰略三角的必要性。其次，三邊家族型對於國際穩定是最理想的類型，但並不是國際間主要的常態關係。最後，四種類型中普遍存在的是結婚型和羅曼蒂克型，而前者較後者穩定，因為後者主要的一方不容易保持著樞紐地位（pivot position）（Dittmer，1987：33-35）。

國內學者吳玉山教授則在過往基礎上，以正負號的概念來代表相互之間的友善與敵對關係，其將Dittmer戰略三角理論類型描繪為三邊為正、二正一負、二負一正和三邊為負，因為三方面所處不同類型和位置而有樞紐（pivot）、朋友（friend）、

(24)

13

夥伴（partner）、側翼（wing）、敵人（foe）和孤雛（outcast）等六種不同的角色（吳玉山，1997：178），其概念如下圖2-3所示：

朋友樞紐

＋＋＋＋

朋友朋友側翼側翼＋－

三邊家族型羅曼蒂克型

（m'enage a` trois）（romantic triangle）

孤雛敵人友善關係敵對關係－－－－

夥伴夥伴敵人敵人＋＋

結婚型單位否決型

（marriage）（unit-veto triangle）

圖 2-3 戰略三角類型示意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玉山(1997)，《尋求外援：臺北－華盛頓－北京的戰略三角關係》，台北市：

正中書局，頁180-182。

（二）戰略三角理論的運用

戰略三角理論過去在學界被大量運用，原因是它對於行為者之間關係變動具有一定的說明能力，而在這種三角關係裡，會對任何一組雙邊關係發生變化的原

(25)

14

因，則包括了「內在因素」（endogenous factors）和「外在因素」（exogenous factors）；前者例如安全、經濟及意識形態等因素，而後者外在因素則是指涉另外兩組的雙邊關係，對於本身既定雙邊關係的影響，毫無疑問地，內在和外在因素自然會交互混合進而發揮著不同的影響力（Wu，1996：32-38）。

筆者前述的外在因素，也就是本國對於它國的態度，是受到本國和第三國之間關係所決定，若將此種外在關係再進一步的加以延續，又可以再細分為四種情形，分別是「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敵人」、「敵人的朋友是敵人」以及「敵人的朋友是朋友」。國內學者羅致政教授在其著作中，藉由結構平衡理論的概念，從人們心理認知上來說明，行為者會試圖阻止外在環境出現不平衡的情形，因此就能解釋「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及「朋友的敵人是敵人」等情境

（羅致政，1995：38-39）；除此之外，吳玉山教授則透過權力平衡的考量，認為如果當敵人的朋友具備一定的實力，那麼本國在戰略上就應該盡力拉攏，用其力量與敵對國抗衡，也就是上述後者「敵人的朋友是朋友」之情境（吳玉山，1997：

176）。

然而就國際現實層面來說，將國家之間的關係簡化為「朋友」和「敵人」，

某程度上忽略了許多亦友亦敵的情況，換句話說，當國家和國家在交往的時候，

常常是利弊情事同時存在，自己國家對它方的態度，往往取決於國家在雙邊或三邊關係內的相對得益情形，因此，當我們用「朋友」一詞界定國家間關係時，代表著其中友好的成份多於敵對，相同的，敵人則代表了存有較多的敵對成份。過往關於國家態度的研究，就曾藉由國家的具體行為、政府正式文書、重要負責官員的發言等，來做為判別友好或敵對的主要依據，透過這些資料的佐證，再進一步比較友善或敵對的程度何者較重，若「正」大於「負」時，便界定雙邊關係為

「友善」，反之亦然（山君豪，2004）。

(26)

15

那麼，對於戰略三角理論而言，國家將如何運用「朋友」或「敵人」的相對關係呢？吳玉山教授認為：「對於戰略三角的行為者而言，友好關係愈多，角色越有利。在友好關係數目相同的場合，另外兩個行為者如果彼此敵對，則對本身有利；如果彼此親善，則對本身不利，因為此時有被設計和出賣的可能」（吳玉山，1997：182）。除此之外，包宗和教授則藉由量化的方式，來計算國家在三角關係的角色偏好順序，如下表2-1所示：

表2-1 戰略三角角色偏好順序

三角類型角色地位角色效益得分

羅曼蒂克型樞紐 3

三邊家族型朋友 1

結婚型夥伴 1

羅曼蒂克型側翼 -1

單位否決型敵人 -1

結婚型孤雛 -3

資料來源：整理自包宗和，《戰略三角個體論檢視與總體論建構及其對現實主義的衝擊》，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編(2009)，《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市：五南，頁339。

綜上所述，戰略三角理論自 Dittmer 研究美國、蘇聯與中共互動開始至今，

已有了大量且豐富的研究成果，而除了前述的「大三角」外，許多學者針對美國、

中共與台灣的此一「小三角」去加以延伸運用，雖然許多美國學者都將台灣視為中共與美國互動下的考量因素⁹，並不認為有所謂「小三角」關係的存在，然而，

9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可參考何漢理（Harry Harding）在《脆弱的關係：一九七二年以來的美國和中國》一書中，直言台灣問題是美、中雙方互動中的內部因素；以及拉薩特（Martin L. Lasater）

(27)

16

在戰略三角當中的一個要件為「關切」（concern），換言之，只要三方彼此間對於各自的動向皆非常在意，就會產生三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權力不對稱的三方仍能構成戰略三角（包宗和，2009：336）。

二、統一戰線理論

儘管上述之戰略三角理論普遍被加以運用，然學者在從事中國議題的研究上，

必須得更全面地藉由其特有邏輯來思考，才有可能真正窺探它的全貌；中共在處理政黨合作、敵我談判等戰略思維上，主要透過「統一戰線理論」來予以詮釋，

但儘管如此，統一戰線理論卻並不是中共所獨創發明的，其理論基礎來自於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及思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共產黨宣言¹⁰」中要求「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以及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概念（中國統一戰線全書編委會，1993：3-4），

此概念在傳到中共後逐步深化完備，在毛澤東時期倡議的人民政協¹¹，就是承擔著統一戰線角色及功能之最好例證（溫慶裕，2004）。

（一）統一戰線理論的內涵

統一戰線的意思在於，不同階級、階層、政黨、集團、民族及國家，為了要能實現一定的共同目標，因此就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成的政治聯盟關係，

簡單來說，統一戰線就是一定力量的相互結合（中國統一戰線全書編委會，1993：

在《中、美戰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一書中，將台灣視為美、中關係中的一項變數，並認為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台灣已成為美、中兩國間的棘手問題。

10 這份文件最初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黨綱，為該組織的目的和程序，該宣言鼓勵無產者聯合起來發動革命，以推翻「資本主義」並最終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參閱Karl Heinrich Marx & Friedrich Von Engels 所著“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一文。

11 政治協商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社會各界的代表，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舉行協商和就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的制度。 2011 年 10 月 21 日，取自中國網網站：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6/zzxs/txt/2006-03/24/content_6164600.htm

(28)

17

1-2）。易言之，目標達成乃作為首要之考量，而至於實現的手段和方法就是次要之事項了，也因為如此，以社會主義奉為圭臬的中國共產黨，即便將資產階級視為寇讎，但如毛澤東也曾論述：「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無產階級也可以和大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團建立反帝統一戰線」（郭志民、任濤，1988：123-124）。

我們可以了解到，統一戰線理論實作為中共武裝革命的工具，它清楚界定了不同時期內的相異策略思維，分別就其原則整理如下（鄭國智，2002：11-15；黃益中，2003：24-26；溫慶裕，2004：26；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1969：

297-318、597、759-760）：

1、「矛盾原則」：社會主義認為凡事皆存在著矛盾，但在同時面對許多矛盾時，

則將主要矛盾作為鬥爭的對象，次要的矛盾則成了聯合或團結的目標，毛澤東曾歸納出「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正清楚說明了此一原則。

2、「獨立自主原則」：此一原則乃是以矛盾原則為基礎，進而深化統一戰線的目標，正因為聯合其它力量為必要手段，但又不能在過程中失去了自主性，

反倒犧牲自己去壯大了別人的力量，因此毛澤東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必須有一個獨立自主政策」。

3、「又聯合又鬥爭原則」：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份，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政治路線」，此一目的是為了在敵人內部另外再開闢戰場，在分化敵人的同時，也達到了以敵制敵的戰略目標，申言之，它同時採取了和跟打的兩個手段，使兩種作為都能替最終目地來發生作用。

4、「爭取領導權原則」：關於此一原則之重要性，在於中共了解到如果在統一戰線的組織中，它若無法掌握領導權，則結果將會是不能按照意願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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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對抗

使得統一戰線分裂或無法展現出策略效果（熊樹忠，1980：49-50）；再者，

中共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扮演著團結全國的領導者角色，換言之，在統一戰線內的領導地位當然非中國共產黨莫屬，假若不是由中共領導的政治聯盟，就不能算是統一戰線（陳金富，1989）。

（二）統一戰線理論的運用

中共認為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大法寶，因此，不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或者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無產階級政黨都必須要透過統一戰線，才能夠達成各個時期的任務（李學明，1988，7），而在中共建政過程當中，其與國民黨的聯合抗日，正是一個最好的範例來說明統一戰線理論；中共在審視當時中國局勢後，運用既聯合又鬥爭之原則，這是為了確保其政黨的自主空間以及未來發展性，因此選擇了與國民黨合作，但同時另外也執行著「一分抗日、

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之策略（郭華倫，1975：22），我們單從結果而論，統一戰線理論的確替當時的中共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關於中國抗日時國共兩黨的合作示意圖，如下圖 2-4 之說明：

中國

國民黨日本合作

合作中共

次級團體

(30)

19 圖2-4 中共與國民黨統一戰線抗日示意圖

參考來源：作者自製

「統一戰線就是工人階級自身團結統一和同盟軍的問題」（黃鑄，1996：2），

換句話說，所謂統一戰線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團結，以及如何擴張其勢力範圍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關於黨內團結涉及到的是相關制度安排，和統一戰線較無關聯，因此，統一戰線則較常發揮在後者，也就是如何擴大其勢力範圍等議題上；大陸學者認為，當前統一戰線可以被廣泛使用在中國共產黨，其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一國兩制與海外統一、邊疆各個民族、宗教界和黨外代表人士之統一戰線（黃鑄，1996：108-179）；統一戰線理論於不同時期的內涵略有不同，

於革命鬥爭上屬於壯大自己的戰略應用，而在建政後雖然是大統小異，但已經其重點改置於擴大國家的統治基礎，將穩定作為其首要的目標考量。

第三節相關研究之探討

本研究係探討北京當局對於國、民兩黨的政治態度差異，透過拉長時間脈絡的條件設計，以及其官方單位發佈的歷次新聞稿，嘗試歸納出不同階段內的三邊互動關係，在文獻回顧部份，與下例見解有重要關聯：

一、關於政治態度的文獻

國內外有關政治態度的研究，主要是以學生及教師作為研究對象，並且透過問卷訪談的形式來設計出相異之研究變項，進而得出不同的結果與發現，以下試就過往相關論述之研究時間、研究變項、研究對象和結果發現，依照出版時間順序簡單整理如下表 2-2：

(31)

20

表 2-2 政治態度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變項研究對象研究發現 Hess & Torney

(1967)

政治態度的形成

美國二至八年級學生與教師的態度

年級越大的學生，政治態度會與老師越接近。

Dermody& Scullion (2005)

政治態度與政治信任

英國青少年政治廣告讓年輕人對政治感到不信任。

Aarts (2006)

政治態度與媒體

1998~2002 的電視節目

新聞節目能組織觀眾政治偏好，並受到信任。

Fridkin & Kenney (2007)

政治態度與政治社會化

六所美國中學八年級的學生

家庭對於孩童的政黨傾向和政治態度有決定性之關鍵。

Hooghe &

Wilkenfeld (2008)

政治態度與政治信任

八個歐洲國家的青少年

對於移民政治權利的政治信任與態度在 14 歲前已經建立

袁頌西 (1974)

台北市仁愛國中、小學生及台北縣鶯歌國中、

小學生

1、都市家庭子女較鄉下政治效能感高 2、父母教育程度與政

治社會化呈正相關陳義彥

(1977)

臺灣地區大學生 1、學校課程、教室氣氛和參與社團等，

對政治社會化效果有影響。

2、媒體接觸時間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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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治態度沒有太大關聯。

陳文俊 (1983)

臺灣地區中學生學校類別、性別、母語及學業成績等差別，皆對政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段盛華 (1988)

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

臺灣地區五專學生

教育方式、教室氣氛越民主、友伴團體密切，

政治態度也會更正向。

王錦雀 (1995)

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

國中教師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呈正相關

胡佛 (1998)

政治態度與國家認同

大專學生城鄉生長環境對於政治態度有顯著差異，然對選舉制度的評價則無差異。

侯淑嫣 (2004)

台北市四到六年級學童

1、台北市兒童的政治態度為較積極之傾向

2、教師領導風格越民主，孩童政治態度也會更正面

林政楠 (2007)

政治態度與族群認同

全國性的調查訪問

不同族群之通婚確實造成選民在認同上的差異

張華娟政治態度台中市高中職學 1、高中職學生國家認

(33)

22

(2008) 生同具濃烈臺灣意識且

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2、對兩岸未來的發展偏向維持現狀

胡中中 (2008)

政治態度高雄市高中職學生

1、高中生政治態度顯著優於高職生 2、不同年級的學生政

治態度有明顯差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關於政治態度研究之文獻汗牛充棟，本文在此僅就部份國內外成果進行討論，

雖然無法全盤加以歸納整理，但藉由過往長時間內不同論者的觀點，仍可以對這個議題有著一定的了解，綜合上述文獻的共通處如下：首先，政治態度往往與其它概念同時運用，如政治行為、政治社會化、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等，換言之，

政治態度是一個具抽象概念的辭彙，因此各個論者於其研究中，就得配合其主題進行概念的具體化。再者，研究者在調查具有主觀價值判斷的態度時，皆採用問卷調查及口頭訪問的形式，較沒有發現其它方法的運用情形，最後，關於政治態度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國內的教師及學生，在分析單位上有著高度的重疊性。

本文欲討論的主題為北京對國民兩黨的政治態度，因此，不管是在研究方法亦或是研究對象上，皆和過往之成果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儘管如此，現存文獻仍然對於筆者有許多的啟發意義，例如在概念加以具體化的操作上，必須得去思考該如何運用而能夠配合至研究主題，以及所謂政治態度與其相對應行為之間的關係等，皆是筆者在寫作上可以借鏡的地方；同時，更期許未來論文的完成，能夠對政治態度概念的內涵，去透過不同研究對象和方法的論述，能進一步的豐富過

(34)

23

往之研究成果。

二、關於中共對台政策的文獻

所謂的中共對台政策包含了兩個部份，首先，它是一種中共處理對台事務上的整體戰略思維，學者陳明通教授認為此一戰略目標就是「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並且不會因為執政黨的不同而有所差別（陳明通，2009：17）；

除此之外，中共為了能在不同的局勢下開展對台工作，故會依照不同情況採取適當的戰術運用；換句話說，戰術是為戰略而服務，而戰略內容是不會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承上所述，學界因此在戰術層面討論上有著較為豐碩之成果，而本文也以此作為主要的文獻回顧內容。

關於在作中共對台政策的研究上，學者周繼祥教授認為，若要能瞭解中共對台政策，就必須兼顧：一、清楚並準確的描述現行政策，二、介紹政策的簡史，

三、小心描述政策所解決的問題（周繼祥，2009：7-8）等要素；而針對中共對台政策的相關作為，國內學界在思考可能的相應策略上已有不少論述，如學者陳明通教授在對中共戰略戰術提出說明後，進一步主張台灣應以「兩岸關係正常化」

為戰略目標，並輔以「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原則來和對岸交流（陳明通，2005：283-289）；以及學者羅致政教授主張，在面對中共強勢的統戰政策時，台灣的主權與生存取決於自身是否有嶄新的論述與具體的作為（羅致政，2011：

50）。

除此之外，劉性仁（2009）對反分裂國家法制定後的中共對台政策，分別從中共及台灣當局的角度去探討，認為「反分裂國家法」是否能朝和平方向發展，

端看海峽兩岸的雙方能否理性的來加以面對，以及洪儒明（2004）從民進黨執政時期中共與臺灣的互動，提出兩岸不要陷入名詞之爭，且台灣前途應以台灣民意

(35)

24

為依歸的思考；皆是透過單一背景脈絡進而擴大詮釋，從不同面向豐富了中共對台政策的研究。

在學位論文方面，關於中共對台政策的描述，主要皆以選定的單一切入點，

進而詳述該面向的仔細情形，筆者在此將其歸納為三類，分別是以領導人、事件以及統戰途徑等來做為討論的面向，本文分別整理如下表 2-3、2-4 及 2-5 所示：

表 2-3 以領導人為切入點

作者(年代) 研究變項研究對象研究發現鄭芝淇

(1999)

中共相關內在及外在環境因素

後鄧時期的中共對台政策

1、對台決策由「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提出，獲得初步意見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核可。

2、江澤民一方面呼籲兩岸應盡快政治談判，同時更積極促進兩岸經濟交流，使兩岸關係保持緊密。

詹俊彥 (2005)

胡錦濤的個人特質因素

胡錦濤時期的中共對台政策

「五一七聲明」和「反分裂國家法」的提出，皆為計畫性的

「必然」。

胡宜文 (2008)

美國因素及台灣因素

江澤民時期的中共對台政策

中共對台政策的目標為「統一中國」，核心策略是「一國兩制」，而底線是台灣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張宇韶結構因素的胡錦濤時期的中共對台政策的探討，不可

(36)

25

(2009) 影響中共對台政策能獨立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脈絡，與改革開放後的整體規劃有密切關聯。

表 2-4 以事件為切入點

作者(年代) 研究變項研究對象研究發現蔡成聖

(2002)

兩國論和一邊一國的影響

人民日報裡的相關報導

1、人民日報對台報導與對台政策之間有著不可忽略的關連性與互動性。

2、中共對『兩國論』的反對程度大於『一邊一國』，。

陳郁萍 (2003)

中共與美國互動的影響

1997 及 1998 年兩次柯江會談

善用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及柯林頓政府對台「新三不政策」等，去營造美國對台灣的壓力，已成為中共對台工作重要的一環。

謝麗娟 (2007)

總統大選的影響

1996 、 2000 和 2004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

在三次台灣大選中，選前的中共對台文攻武嚇呈現逐次下降的趨勢；然而，大選後並沒有相應的下降走向。

黃柏源 (2009)

一個中國原則的影響

中共建政至今的對台政策

探討不同時期、不同領導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中共對台政策的「持續」與「變

(37)

26

遷」。

表 2-5 以統戰途徑為切入點

作者(年代) 研究變項研究對象研究發現黃益中

(2003)

統戰的影響 1979 年至今北京當局若能確實理解台灣人民對自由民主的重視，重新檢討「一國兩制」的對台統戰政策，兩岸關係將可展現穩定發展的和平前景。

黃彥穎 (2006)

統戰的影響中共組織的各類學生交流團

中共以兩岸交流的名義做為包裝，透過種種的作為意圖影響我國民意，每年都舉辦的學生交流活動成為統戰方式之一。

蔡宗哲 (2007)

心理戰的影響

台灣相關重大事件

建構出中共對台政治傳播心理模式，有視人而異、依事行動、與時俱進、因地制宜、

等特徵。

上述數篇論文透過不同切入點，去加以說明不同面向上的中共對台政策，這是由於會對中共對台政策產生影響的因素甚廣，因此想要全盤的概括說明幾乎是緣木求魚，而透過單一變項作為背景來論述，在積累一定成果之後仍可以構築起完整的脈絡，但較為可惜的是，當前學界對於此一議題著作仍略顯不足，故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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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讀者一個精確的說明。本文在研究上欲說明其政治態度的轉變情形，因目前學界仍未有著作以此為論點，因此，希望藉由相關新聞稿的整理，去作為了解中共對台政策的面向之一，進而使相關的現存文獻更加完整。

三、關於中共及國、民兩黨三方互動的文獻

本文旨在討論中共對國、民兩黨的政治態度，因此，所關聯到的行為者自然也就是中共、國民黨和民進黨，然而，學界開始出現討論三方互動的文獻，相對於中共對台政策的研究，則是較為近期的新興議題，學者童振源教授就指出，在 2000 年前長期由國民黨執政，一直到民進黨取得政權後，因民進黨從未與共產黨發生過內戰，所以中共要以內戰的歷史和形式來定義兩岸關係，就變得較為困難（童振源，2011：3）。據此，不論是對於中共、國民黨和民進黨任何一方來說，重新思考定位及論述空間就成為急迫的事情。

就學位論文而言，蕭明哲最早提出關於上述三方的討論，認為兩岸關係的安定取決於三黨間之互動，其中，國民黨可以居於「優勢的第三者」之地位，而使三角關係維持某種程度的穩定狀態（蕭明哲，1994），而近期的研究，有以國共兩黨擴大接觸為面向，發現民進黨政府落入了孤立與邊陲化的命運（余莓莓，

2008），以及從 2008 年政黨輪替前後，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對於台灣形象的塑造進行分析，得出了雖然兩岸在國民黨執政後漸趨改善，但中共在對台態度上仍是屬於外弱內強的情況（鮑號方，2011）。

綜言之，當前國內學界對於中共、國民黨及民進黨三角關係的論述，仍處在尚待進一累積成果的階段，故本文欲透過對於中共政治態度的視野切入，來嘗試說明三者在互動的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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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

第一節分析單位與分析層次

所謂的「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或稱為「分析單元」，指的是一項研究中所欲分析的最主要或最基本的構成體 (the major entity that you are analyzing in your study)¹²。本文之目的在於了解北京對國、民兩黨的政治差異，故透過中共國台辦的相關新聞稿來加以分析，希冀從中找到可能的態度脈絡；據此，出現在歷次新聞稿中的對話內容，若能藉由內容分析的篩選過程，就可以反應出北京的相關政治態度。在歷次國台辦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中，其發言人針對各種議題分別加以回答，本文以這些個別議題的回答，來當作研究之分析單位，藉此探求新聞稿中所呈現的論述方式，以及意見表達強度等特性，至於實際操作方法，待下述相關討論內容分析法時再予一併說明。

透過中共官方新聞稿發佈之內容，閱聽者可以對其在各個層次上之戰略及戰術有所了解，而在此所指涉之層次則包括了國際、兩岸和國內等不同層面，本文為了配合命題上的需要，選擇了兩岸層次來做為研究之分析層次，藉以討論在此層次相關範圍內的中共政治態度。

第二節研究方法

當我們在研究一項命題時，除了應弄清楚究竟問題意識為何外，更得透過一套能完整闡述問題本質的工具，來架構起全文的頭尾脈絡，因此，這就得需要藉由方法論(Methodology)來達成所欲的目標，而研究方法指的就是收集及處理資料

12 參見：http://www.socialresearchmethods.net/kb/unitana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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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本文以內容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相關運用說明如下：

一、內容分析法之內涵

關於內容分析法之功能，學者認為其是在創造一種文化指標，此指標透過正式文獻和其它內容為基礎，用來決定說明社會、或者某個團體所關心的事物（王石番，1999：81）？至於內容分析中所謂的「內容」，更可以包涵著文字、圖片、

影音、實物、意義、符號，或任何用來溝通的訊息（朱柔若譯，William L. Neuman

原著，2002：508-510），而國台辦舉辦例行記者會的目地，便是在於傳遞出其

對於各個議題的意見表達。

本文動機為了解北京政治態度，故透過其官方喉舌國台辦新聞稿之整理，嘗試去回答原先的研究初衷，選擇內容分析法的使用，是因為它可以比較不同新聞稿的內容，透過客觀以及系統化的流程，計算相關詞彙出現的頻率強度，將大量紙本文獻予以簡化整理，進而得出背後所欲表達的意涵。再者，內容分析法具有如屬於非介入性研究（unobtrusive）、具經濟效益（economic）、和超時空比較

（processes occurring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等優點（李美華等譯，Earl Babbie 原著，2004：501-515），直接與本文命題有高度的相關，因此具有相當程度之適用價值。

在內容分析法的應用上，重點在將眾多繁雜的資料予以化簡，將文件的單字、

語詞歸入研究設計的「內容類目」中，其分析步驟可分為下列十項（羅世宏、蔡欣宜、薛丹琪譯，Bauer & Gaskell原著，2008：178），分別為：（一）選擇主題、

（二）決定樣本或普查、（三）定義概念或單位、（四）建構類目、（五）製作編碼表、（六）訓練編碼員、（七）收集資料、（八）對編碼員先進行前測、（九）

分析資料、（十）報告結果等步驟，客觀且有系統的對各個時期進行編碼，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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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各時期的北京政治態度。

二、資料蒐集

本文研究樣本為中共國台辦例行記者會新聞稿，其自 2000 年 9 月 5 日首度舉行了新聞發佈會起，時任發言人的張銘清就予以強調：「今後國台辦將根據台灣局勢和兩岸關係的發展，不定期地舉行新聞發佈會，以闡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對台方針」¹³；本文旨在比較扁政府、馬政府時期的新聞稿內容差異，因此以 2000 年 5 月 20 日至 2012 年 1 月 14 日為樣本選取範圍，其中包含了扁政府兩屆任期，以及馬政府的首屆任期，而在此選定的時間範圍內，國台辦總共舉行了 160 次的新聞發佈會，其中扁政府時期 94 次，以及馬政府時期的 66 次，此外，

由於歷次新聞稿中皆包含了許多相異的個別議題問題，本文乃是選取其作為分析單位，因此在進一步的建檔編碼上，扁政府時期有著 1216 筆有效資料，以及馬 政府時期的 1067 筆有效資料，總共 2283 筆的母體研究資料。

三、類目建構

所謂類目建構代表的是將內容去加以分類，據此，若是類目的劃分越是周延而且明確、以及能夠符合論文研究之問題及內容，當然也就越具有學術價值。

學者王石番教授在其著作當中，以其自身的經驗和配合學者的看法，認為建構類目的相關原則包括：符合研究目的、反映研究問題、窮盡、互斥、獨立、單一分類原則、功能性、可操縱性及必須合乎信度及效度；並且類目的種類可分為說什麼（What is said）和如何說（How is said），分別屬於實質和形式兩種類型（王石番，1999：199-202，207-208）。

本文建構的類目包括：「基本資料」、「主題類目」、「敘述類目」、「強

13 參見中共國台辦首次舉辦之新聞發佈會。 2011 年 2 月 25 日，取自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101/t20110105_16772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