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我曾应美国一书局邀请写这篇个人传略，因为藉此可得有机会以分析 我自己，所以我很喜欢的答应了。从一方面着想，这是为我的多过于为人的；
一个人要自知其思想和经验究竟是怎样的，最好不过是拿起纸笔一一写下 来。从另一方面着想，自传不过是一篇自己所写的扩大的碑铭而已。中国文 人，自陶渊明之《五柳先生传》始，常好自写传略，藉以遣兴。如果这一路 的文章涵有乖巧的幽默，和相当的“自知之明”，对于别人确是一种可喜可 乐的读品。我以为这样说法，很足以解释现代西洋文坛自传之风气。作自传 者不必一定是夜郎自大的自我主义者，也不一定是自尊过甚的，写自传的意 义只是作者为对于自己的诚实计而已。
如果他恪守这一原则，当能常令他人觉得有趣，而不至感到作者的生 命是比其同人较为重要的了。
一、少之时
从外表看来，我的生命是平平无奇，极为寻常，而极无兴趣的。我生 下来是一个男儿——这倒是重要的事——那是在一八九五年。自小学卒业 后，我即转入中学，中学完了，复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任清 华大学英文教师。其后我结婚，复渡美赴哈佛大学读书一年（一九一九），
继而到德国，在殷内和莱比锡两大学研究。回国后只是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 授职，为期三年（一九二三——二六）。教鞭执厌了，我到武汉投入国民政 府服务，那是受了陈友仁氏的感动。及至做官也做厌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 剧，我又“毕业”出来，而成为一个著作家，——这是半由个人的嗜好亦半 由个人的需要。自兹以后，我便完全托身于著作事业。人世间再没有比这事 业较为缺乏兴味的了。在著作生活中，我不致被学校革除，不与警察发生纠 纷，只是有过一度恋爱而已。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
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究而言之，
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 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在这条件 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是走错的。在童时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山、有水、
有农家生活。因为我是个农家的儿子，我很以此自诩。这样与自然得有密切 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这一点，我视为极端重要，令我 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而不至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 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从前所常见的青山和儿时常 在那里捡拾石子的河边，种种意象仍然依附着我的脑中。它们令我看见文明 生活、文艺生活、和学院生活中的种种骗子而发笑。童年时这种与自然接近 的经验，足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一与社会中的伪善
和人情之势利互相比较，至足令我鄙视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 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 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那些青山，如果没有其他影响，至少曾 令我远离政治，这已经是其功不小了。当我去年夏天住在庐山之巅时，辄从 幻想中看见山下两只小动物，大如蚂蚁和臭虫，互相仇恨，互相倾陷，各出 奇谋毒计以争“为国服务”的机会，心中乐不可支。如果我会爱真、爱美，
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如果我能够向着社会上一般士绅阶级之 孤立无助、依赖成性、和不诚不实而微笑，也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能够 窃笑踞居高位之愚妄和学院讨论之笨拙，都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自觉我 自己能与我的祖先同信农村生活之美满和简朴，又如果我读中国诗歌而得有 本能的感应，又如果我憎恶各种形式的骗子，而相信简朴的生活与高尚的思 想，总是因为那些青山的缘故。
一个小孩子需要家庭的爱情，而我有的是很多很多。我本是一个很顽 皮的童子；也许正因这缘故，我父母十分疼爱我。我深识父亲的爱、母亲的 爱、兄弟的爱、和姐妹的爱。生平有一小事，其印象常镂刻在我的记忆中者，
就是我已故的次姐之出阁。她比我长五岁，故当我十三岁正在中学念书时，
她年约十八岁，美艳如桃，快乐似雀。她和我常好联合串编故事，——其实 是合作一部小说，——且编且讲给母亲听。这本小说是叙述外国一对爱人的 故事，被敌人谋害而为法国巴黎的侦探所追捕。——这是她从读林纾所译的 小仲马氏的名著而得的资料。那时她快要嫁给一个乡绅，那是大违她的私愿 的，因为她甚想入大学读书，而吾父以儿子过多，故其大愿莫偿也。姐夫之 家是在西溪岸边一个村庄内，刚在我赴厦门上学之中途。我每由本村到厦门 上学，必须在江中行船三日，沿途风景如画，满具诗意。如今有汽船行驶，
只需三小时。但是我从不悔恨那多天的路程，因为那一年或半年一次在西溪 民船中的航程，至今日仍是我精神上最丰富的所有物。那时我们全家到新郎 的村庄，由此我直往学校。我们是贫寒之家，二姐在出嫁的那一天给我四毛 钱，含泪而微笑对我说：“我们很穷，姐姐不能多给你了。你好好的用功念 书，因为你必得要成名。我是一个女儿，不能进大学。
你从学校回家时，来这里看我吧。”不幸她结婚后约十个月便去世了。
那是我童年时所流的眼泪。那些极乐和深忧的时光，或只是欣赏良辰 美景之片刻欢娱，都是永远镂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以为我的心思是倾于哲学 方面的，即自小孩子时已是如此。
在十岁以前，为上帝和永生的问题，我已斤斤辩论了。当我祈祷之时，
我常常想象上帝必在我的顶上逼近头发，即如其远在天上一般，盖以人言上 帝无所不在故也。当然的，觉得上帝就在顶上令我发生一种不可说出的情感。
在很早的时候我便会试探上帝了，因为那时我囊中无多钱，每星期只得铜元 一枚，用以买一个芝麻饼外，还剩下铜钱四文以买四件糖果。可是我生来便 是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吃好味道的东西最能给我以无上 的快乐。——不过那时所谓最好味道的东西，只是在馆中所卖的一碗素面而 已，而我渴想得有银一角。我在鼓浪屿海边且行且默祷上帝，祈求赐我以所 求，而令我在路上拾得一只角子。祷告之时，我紧闭双目，然后睁开。一而 再，再而三，我都失望了。在很幼稚之时，我也自问何故要在吃饭之前祷告 上帝。我的结论：我应该感谢上帝不是因其直接颁赐所食，因为我明明白白 的知道我目前的一碗饭不是由自天赐，而却是由农夫额上的汗而来的；但是
我却会拿人民的太平盛世感谢皇帝圣恩来作比方（那时仍在清朝），于是我 的宗教问题也便解决了。
按我理性思索的结果：皇帝不曾直接赐给我那碗饭的，可是因为他统 治全国，致令天下太平，因而物阜民康，丰衣足食。由此观之，我有饭吃也 当感谢上帝了。
童时，我对于荏苒的光阴常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结果常令我自觉 的和故意的一心想念着有些特殊甜美的时光。直迄今日，那些甜美的时光还 是活现脑中，依稀如旧的。记得，有一夜，我在西溪船上，方由坂仔（宝鼎）
至漳州。两岸看不绝山景、禾田，与乎村落农家。我们的船是泊在岸边竹林 之下，船逼近竹树，竹叶飘飘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盖着一条毯子，竹 叶摇曳，只离我头上五六尺。那船家经过一天的劳苦，在那凉夜之中坐在船 尾放心休息，口衔烟管，吞吐自如。其时沉沉夜色，远景晦冥，隐若可辨，
宛是一幅绝美绝妙的图画。对岸船上高悬纸灯，水上灯光，掩映可见，而喧 闹人声亦一一可闻。时则有人吹起箫来，箫声随着水上的微波乘风送至，如 怨如诉，悲凉欲绝，但奇怪得很，却令人神宁意恬。我的船家，正在津津有 味的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乐何如之！美何如之！
那时，我愿以摄影快镜拍照永留记忆中，我对自己说：“我在这一幅天 然图画之中，年方十二三岁，对着如此美景，如此良夜；将来在年长之时回 忆此时，岂不充满美感么？”
尚有一个永不能忘的印象，便是在厦门寻源书院（教会办的中学）最 后的一夕。是日早晨举行毕业式，其时美国领事安立德（Ｊｕｌｅａｎ Ａｒｎｏｌｄ）
到院演说。那是我在该书院最后的一天了。我在卧室窗门上坐着，凭眺运动 场。翌晨，学校休业，而我们均须散去各自回家了。我静心沉思，自知那是 我在该书院四年生活之完结日；我坐在那里静心冥想足有半点钟工夫，故意 留此印象在脑中以为将来的记忆。
我父亲是一个牧师，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不能详叙我的童时生活，
但是那时的生活是极为快乐的。那是稍为超出寻常的，因为我们在弟兄中也 不准吵嘴。后来，我要尽力脱去那一副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以去其痴形傻气。
我们家里有一眼井，屋后有一个菜园，每天早晨八时，父亲必摇铃召集儿女 们于此，各人派定古诗诵读，父亲自为教师。不像富家的孩子，我们各人都 分配一份家庭工作。我两位姐姐都要造饭和洗衣，弟兄们则要扫地和清除房 屋。
每日下午，当姐姐们由屋后空地拿进来洗净的衣服分放在各箱子时，
我们便出去从井中汲水，倾在一小沟而流到菜园小地中，藉以灌溉菜蔬。否 则我们孩子们便走到禾田中或河岸，远望日落奇景，而互讲神鬼故事。那里 有一起一伏的山陵四面环绕，故其地名为“东湖”，山陵皆岸也。我常常幻 想一个人怎能够走出此四面皆山的深谷中呢。北部的山巅上当中裂开，传说 有一仙人曾踏过此山，而其大趾却误插在石上裂痕，因此之故，那北部的山 常在我幻想中。
二、乡村的基督教
我已说过，我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但是一个迥非寻常的。他最 好的德性乃是他极爱他的教友。他之所以爱众人并不是以此为对上帝应尽之 责，他只是真心真情的爱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由穷家出身的。我在这简略 的自传之中也不肯不说出这句话，因为我以为是十分重要的。有些生长于都 市而自号为普罗作家者尝批评我，说我不懂得平民的生活，只因在我的文章 里面常说及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之故，不禁令我发笑；在他们看来，好像清 风明月乃是资本家有闲阶级的专利品。可是先祖母原是一个农家妇，膂力甚 强，尝以一枝竹竿击败十余男子汉，而将他们驱出村外。我父亲呢，他在童 时曾做过卖糖饵的小贩，曾到牢狱中卖米，又曾卖过竹笋。他深晓得肩挑重 担的滋味，他常常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尤其是受佣于一个没有慈悲心的雇主 之下的经验，好作我们后生小子务须行善的教训。因这缘故，他对于穷人常 表同情。甚至在年老之时，他有一次路见不平要同一个抽税的人几乎打起来。
因为有一老头儿费了三天工夫到山斩了一担柴，足足跑了廿里路，而到墟场 只要卖二百文铜钱，而那抽税者竟要勒索他一百廿文。我母亲也是一个最简 朴不过的妇人，她虽然因是牧师的妻子而在村里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她绝不 晓得摆架子是甚么一回事的。她常常同农人和樵夫们极开心的谈话。这也是 我父亲的习惯。他两口子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或吃中饭，我们相处都 是根据极为友善的和完全平等的原则。
在内地农村里当牧师，无异是群羊的牧人，其工作甚饶意义。我父亲 不仅是讲坛上的宣教者，而且是村民争执中的排难解纷者，民刑讼事中的律 师，和村民家庭生活中大小事务之帮闲的人。他常常不断的为人做媒；他最 喜欢做的事就是令鳏夫寡妇成婚，如果不是在本村礼拜堂中，就是远在百里 外的教堂中。在礼拜堂的教友心中，他很神秘的施行佛教僧人的作用。据村 民陋习，凡有失足掉下野外毛厕里的，必须请一僧人为其换套新衣服，改换 一条新的红绳为其打辫子，又由僧人给他一碗汤面吃，如此可以逢凶化吉。
有一天，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小童掉在毛厕里，因为我父亲要取僧人的地位而 代之，所以他便要替他打红绳辫子，而我母亲又给他做了一碗汤面。我不相 信我父亲所传给那些农民的基督教和他们男男女女一向所信奉的佛教有甚么 分别，我不知道他的神学立场究竟是怎样，但是他的一片诚心，确无问题，
——只须听听他晚上祷告的声音言辞便可信了。然而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是为情势所逼，要宣传独一种的宗教而为农民所能明白的。这位基督教的 上帝，犹如随便那一所寺庙中的佛爷，是可以治病、赐福，而尤为重要的乃 是可以赐给人家许多男孩的。他常对教友们指出好些基督徒虽受人逼害，但 结果是财运亨通而且子媳繁多的。在村民之信教者看来，如果基督教没有这 些效力，简直全无意义的了。又有不少的信徒是来到治外法权的藩篱影子底 下而求保护的。今日我已能了解有些反基督教者对于我们的仇恨了，然而在 那时却不明白。
有一个在我生命中影响绝大决定命运的人物——那就是一个外国教士 ＹｏｕｎｇＪ．Ａｌｌｅｎ。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著作对于我全家的人有何影响。我在早 年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作林乐知——似与我们同姓本家，直至近年，我才知 道他的本名。大概他是居于苏州的一个教士，主编一个基督教周刊——《通 问报》，兼与华人助手蔡尔康翻译了好几种书籍。我父亲因受了范礼文牧师
（Ｒｅｖ．Ｗ．Ｌ．Ｗａｒｎｓｈｕｉｓ）的影响而得初识所谓“新学”，由是追求新知识 之心至为热烈。林乐知先生的《通问报》，报费每年一元，独为吾父之财力
所能定阅的，而范礼文牧师与吾父最友善，将其所能得到的“新学”书籍尽 量介绍。他藉林乐知的著作而对于西方及西洋的一切东西皆极为热心，甚至 深心钦羡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光荣，复因而决心要他的儿子个个读英文和得 受西洋教育。我想他对于一切新东西和全世界之好奇之心和诧异之情，当不 在我个人之下。
一日，他在那周刊上看见一个上海女子所写的一篇论说。他放下周刊，
叹一口气，说：“哦，我怎能够得着一个这样的媳妇呢！”他忘记他原来有一 个一样聪明而苦心求得新教育的亲生女儿呢。只是他因经济支绌，又要几个 男孩得受高等教育，也是莫可奈何，这我也不能埋怨他啊。令他自己的女儿 不能受大学教育，是他一生最痛心的大憾事。这是做父亲的才能明白。我还 记得当他变卖我们在漳州最后的一座小房子，以供给我哥哥入圣约翰大学之 时，他泪流满面。在那时，送一个儿子到上海入大学读书，实为厦门人所罕 见的事，这可显出他极热的心肠和远大的眼光了。而在一个牧师，每月受薪 仅得十六至二十元（只是我如今给家中仆人或厨子的工金），更是难之又难 了。然而领得一个学额，加以变卖旧产，却筹得送家兄入大学之最低额的学 费了。后来家兄帮助我，而我又转而帮助我弟弟，这就是我们弟兄几人得受 大学教育的机缘，然而各人尚须幸得领受学额才能过得去。
我由基督教各传教会所领受的恩惠可以不必说出来的了。我在厦门寻 源书院所受的中学教育是免费的；照我所知，在那里历年的膳费也是免缴的。
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而教会学校（在厦门的）也欠我一笔债，即是不准我 看中国戏剧。因为我在基督教的童年时代，站在戏台下或听盲人唱梁山伯祝 英台恋爱故事，乃是一种罪孽。不过这笔债不能算是大的；他们究竟给我一 个出身的机会，而我现在正图补救以前的损失，赶上我的信邪教的同胞，以 求与他们同样识得中国的戏剧、音乐，和种种民间传说。到现在我关于北平 戏剧的知识还有很大的缺憾。在拙著《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我已写出，当 我在廿岁之前我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可是直至卅 余岁才知孟姜女哭夫以至泪冲长城的传说。我早就知道耶和华令太阳停住以 使约书亚杀完迦南人，可是向不知后羿射日什落其九，而其妻嫦娥奔月遂为 月神，与乎女娲氏炼石——以三百六十五块石补天，其后她所余的那第三百 六十六块石便成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宝玉等等故事。这些都是我后来在书 籍中零零碎碎看得，而非由童年时从盲人歌唱或戏台表演而得的。这样，谁 人又能埋怨我心中愤恨，满具被人剥夺我得识中国神话的权利之感觉呢？然 而，我刚说过，传教士给我出身的机会，后来我大有时间以补足所失，因为 年纪愈长，求知愈切，至今仍然保留小孩子的好奇之心啊。多谢上天，我还 没有失了欣赏“米老鼠”漫画或是中国神仙故事之能力。
三、在学校的生活
父亲决心要我们进圣约翰大学，因是那时全中国最著名的英文大学。
他要他的儿子获得最好的东西，甚至梦想到英国之剑桥、牛津、和德国之柏 林诸大学。因为他是一个理想家。
当我留美时，以经济支绌，迫而离美赴法，投入青年会为华工服务。
后来写信给他说，我已薄有储蓄，加上吾妻的首饰，当可再去德留学。我知 道这消息会给他以未曾有的欢喜，因为他常梦想着柏林大学啊！吾父与我同 样都是过于理想的人，因为我父子俩都欣赏幽默和同具不可救药的乐观。我 携同新妇出国留学之时，赤手空拳，只领有半个不大稳的清华学额和有去无 回的单程旅费。冒险是冒险的了，可是他没有阻止我。这宗事凡是老于世故 的人都不肯轻试的，然而我居然成行了。我顾忌甚么？我常有好运道，而且 我对于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贫穷的经验大足以增吾勇气和魄力，所以诸般 困难，俱不足以寒我之胆而使我不勇往直前。
吾父既决心要我学英文，即当我在小学时已喜欢和鼓励我们弟兄们说 英语，识得几个字就讲几个，如 ｐｅｎ，ｐｅｎｃｉｌ ｐａｐｅｒ 等，虽然他自己一字 不懂。他尝问我一生的志向在甚么，我在意时回答，我立志做一个英文教员，
或是物理教员。我想父亲必曾间接暗示令我对于英文的热心。至于所谓物理 教员，我的原意是指发明机器。因为当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已经学得吸水管 的原理；有好几个月间，我都以此为戏，深想发明一个改良的吸水管可以使 井水向上流升，自动的一直流到我们园内。虽未成功，可是我到现在还是念 念不忘要解决其中难题。虽然以我现在年纪已可以看见这宗事的愚蠢，可是 那问题仍常萦扰于我心，即如一切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样。自从小孩子的 时候，我一见机器便非常的开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动定睛凝视 那载我们由石码到厦门的小轮船之机器。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 献还是在机械的发明一方面。至于我初入圣约翰时，我注册入文科而不入理 科，那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事罢了。我酷好数学和几何，故我对于科学的分析 之嗜好，令我挑选语言学而非现代文学为我的专门科，因为语言学是一种科 学，最需要科学的头脑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我仍然相信我将来发 明最精最善的汉文打字机，其他满腹满袋的计划和意见以发明其他的东西可 不用说了。如果等我到了五十岁那一年，那时我从事文学工作的六七年计划 完成之后，我忽然投入美国麻省工学院里当学生，也不足为奇。
十七岁，我到上海。从此我与英文的关系永不断绝，而与所有的中文 基础便告无缘了。
照现在看起来，当时我的中文基础其实也是浮泛不深的。实际上，我 的中学教育是白费光阴。我所有的些少经书知识乃早年由父亲庭训而得。当 投入圣约翰时，我对于苏东坡的文学已感到真的兴趣，而且正在读司马迁的
《史记》，一旦便要完全停止了（这半是那大学之过，半亦是我自己之过）。 我虚耗了在学校的光阴，即如大多数青年一般，这一点我只能埋怨那时和现 在的教育制度。天知道我对于知识真如饥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现代的学校制 度是基于两种臆断：一是以为学生对于各门功课是毫无兴味的；次则是以为 学生不能自求知识。
因此课程之编排是贬低程度，专为着那些对于功课毫无兴味的学生而 设。除此两弊之外，更有极端费时无益之学制，即是要学生覆书和给予积分
（强要学生默记事实和番号，此皆是为便于教员发问而设的）。这都是分班 的教育制度之结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试和积分用作量度知识的工具，而教 员个人对于各个学生在心灵进步各时期之个性的需要，与乎各个人之真正所 得，遂完全忽略了。我自知对于自然科学和地形学是兴味最浓的；我可以不 须教员之指导而自行细读一本十万字的地理书，然而在学校里每星期只需读
一页半，而费了全年工夫才读完一本不到三万字的地理教科书。其余各门功 课，都是如此。此外，强迫上课之暗示，或对教员负责读书之暗示，皆极为 我所厌恶的，因而凡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直至今日，我绝不肯因 尽责之故而读一本书或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其在文学史上有如何价值。我们 学生都觉得应该读书至最少限度，仅求积分及格便足。按我的天资，我向不 须虑及积分及格问题，我自入学校以来积分从未低过及格的。结果，我便比 别的学生工作反做少了；我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由一级升高 一级，都常是名列前茅。我努力求学的推动力只有由我父亲寄给我的示函而 得到，因为他常常以为我所写的家信是极可羞的。我在学校得到很高的积分 或升到很高的一级，对于他并无意义，他是对的。如果当时有一图书馆，充 满好书，任我独自与天下文豪结神交，我当得特殊的鼓舞。不幸在中学时，
没有图书馆设备，而厦门这一所教会学校与其他非教会学校大异之点，就是 我们教会学校学生不看中文报纸，或其他一切报纸。
我在中学以第二名毕业，在圣约翰亦然。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 教育中的气运，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学校中都有一个傻小子，
如我一样聪颖，或稍逊一筹的，然而比我相信积分，而且能认真攻读课堂内 的功课而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课上努力一点，便不难得到冠 军，不过我不干。第一，我向来对于课程不大认真。其次，凡做甚么事我一 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由于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徒原素。结果，无论在 家或在校，每当考试的一星期，其他学生正在“三更灯火五更鸡”中用苦功 之时，我却逍遥游荡，到苏州河边捉鳝鱼，而且搅风搅雨引诱别的好友一同 去钓鱼。那时我真是不识得知识的魔力和求学的妙处，有如今日引吾入胜，
使我深入穷知探奥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内或在校外，均是一贯不断的程序，从不知道身在 校耶抑出校耶在学期中耶抑假期中耶。这对于我看书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分 别，只不过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书，显露头面，而一到学校开课便须秘密 偷看而有犯规之虑。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员和最优的学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 看些自己爱看的书。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钟工夫来预备功课并不搅扰我的。但 这却令我得了一种确信（即现今我常在报章论说上所发表的意见），学校是 致令学生看书为非法行为的地方。那地方将全日最好的光阴作上课之用，由 早晨八时至下午五时，把学生关闭在课堂内。凡在校时间偷看杂书，或交换 意见（即所谓课堂闲谈）者，皆是罪过，是犯法。在中学课堂之中只许身体 静坐，头脑空洞，听着别的学生错答问题而已。至在大学，这时间乃用在课 堂听讲演。这我相信乃是人类虚耗时间之最大的发明。一个小子能够紧闭其 嘴唇，腾空其头脑，便称为品行优良，得甲等操行积分，而课堂中最优的学 生乃是一个善于揣摩教员心理，和在考试答案中迎合教员的意思者。在中国 文字上，课堂中最优良的学生正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因为独有他晓得 说教员所要他说的话，和思想教员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离开这一道，或 不合教科书的，或者是有些独立思想的，皆目为异端。由此不难知道，我为 什么屡次毕业总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圣约翰的汉文课堂中是我的极乐世界，其间我可以偷看些书籍。我 们的汉文教员是老学究，也许是学问深邃的，可是就我看来，均是十分怪诞 可笑。他们都是旧式的温静文雅的君子，可是不会教授功课，加以他们不懂 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诉我们可以用汽车由中国到美国去。我们饶有地理
知识，忍不住的哄堂。记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约四尺十寸高，费了整个 学期的时间，只教了我们四十页大字印刷的中国民法。我十分愤怒。每一点 钟，他只讲解其实不必讲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虚耗光阴也不出十分钟工夫 使可讲完了的，其他的时间他却作为佛家坐禅入定之用，眼睛不望着学生，
不望着书卷，也不望着墙壁上。这真是偷看书籍最好不过的形势了。我相信 我在此时看书是于人无损，于己有益的。在这时期，我的心思颇为发育，很 爱 看 书 。 其 中 有 一 本 我 所 爱 看 的 乃 是 张 伯 伦 《 十 九 世 纪 的 基 础 》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ｓ“ＦｏｕｎＢ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却令 我的历史教员诧异非常。我又读赫克尔《宇宙之谜》（Ｈａｅｃｋｅｌ’ｓ“Ｒｉｄｄｌ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华尔德《社会学》（Ｗａｒｄ’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斯宾塞《伦理学》
（Ｓｐｅｎｃ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及韦司特墨（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ｒｃｋ）《婚姻论》。我对于 进化论和基督教的明证很感兴趣。我们的图书馆内神学书籍占了三分之一。
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会登坛讲道，发挥旧约《圣经》应当作各式的文 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
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 宣教辞把我父亲吓得惊惶无措。
我在英文课堂中也不见得好一点。我爱法文和心理学，可是我忍受法 文和心理学两堂功课即如忍受汉文课程一般。我相信我那时是个不合时宜的 分子。最同情于我的教员乃是一位历史教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Ｂａｒｔｏｎ，他就是见 我读张伯伦的巨著而诧异的那位。可是他对于我在他讲演时间常向窗门外 望，也不能惬意。总而言之，我由课堂的讲演中得益无多。在那里我没有很 多发问的机会，而又不能剖开教员的心腹而细细察验，如同对付一本书的著 者，也不能如在书中自由选择我所要知道要搜讨者。当我听讲演听得有合意 的，有趣的句语，又不能个个字笔记起来。好像我看书时把合意的，有趣的 几行用笔随意加以符号，藉以慢慢萦回咀嚼。我最恨积分，虽然各种考试我 都合格。有时我只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员，令其相信我知晓功课而已，但有 时我以为我的教授，并不是那样的傻子。我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完备的图书馆，
可是那里却没有。后来到了哈佛大学，得在那图书馆的书林里用功，我才悟 到一向在大学的损失。
四、与西方文明初次的接触
然而入学校读书，对于我个人究竟没有甚么损害的。在学校所必须学 的东西，很不费力便可叼了去。我很感谢圣约翰教我讲英语。其次，圣约翰 又教我赛跑和打棒球，因此令我胸部得发展；如果我那时进了别的大学，恐 怕没有这机会了。这是所得的一项。至于所失的项下，我不能不说它把我对 于汉文的兴味完全中止了，致令我忘了用中国毛笔。后来直到我毕业，浸淫 于故都的旧学空气中，才重新执毛笔，写汉字，读中文。得失两项相比对，
我们觉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的感力的，即是 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由此看来，我在成 年之时，完全中止读汉文也许有点利益。那令我树立确信西洋生活为正当之
基础，而令我觉得故乡所存留的种种传说为一种神秘。因此当我由海外归来 之后，从事于重新发现我祖国之工作，我转觉刚刚到了一个向所不知的新大 陆从事探险，于其中每一事物皆似孩童在幻想国中所见的事事物物之新样，
紧张，和奇趣。同时，这基本的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 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观察的态度。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 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
我这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所教的，却是由圣约翰的校 长卜舫济博士（Ｄｒ．Ｆ．Ｌ．Ｈａｗｋｓ ｐｏｔｔ）和其他几个较优的教授而得；他 们都是真君子。而对于我感力尤大者则为两位外国妇人，一为华医生夫人，
即李寿山女士（Ｍｒｓ．Ｈａｒｍｙ，ｔｈｅｎＭｉｓｓ．Ｄｅｐｒｅｙ），她是我第一个英文教师，
一个文雅娴淑的灵魂也。其次则为毕牧师夫人（Ｍｒｓ．Ｐ．Ｗ．Ｐｉｔｃｈｅｒ），即 寻源书院校长之夫人，她是温静如闺秀之美国旧式妇女。完全令我倾倒的不 是斯宾塞的哲学或亚兰布（Ｅ．Ａ．Ｐｏｅ）的小说，却是这两女士之慈祥的音 调。在易受印象的青年时期，我之易受女性感力自是不可免的事。这两女士 所说的英文，在我听来，确是非常的美，胜于我一向所听得的本国言语。我 爱这种西洋生活，在圣约翰有些传教士的生活——仁爱、诚恳、而真实的生 活。
我与西洋生活初次的接触是在厦门。我所记得的是传教士和战舰，这 两份子轮流威吓我和鼓舞我。自幼受教会学校之熏陶，我自然常站在基督教 的观点，一向不怀疑这两者是有关系的，直到后来才明白真相。当我是一个 赤足的童子之时，我瞪眼看着一九○五年美国海军在厦门操演的战舰之美丽 和雄伟，只能羡慕赞叹而已。我们人人对于外国人都心存畏惧。他们可分为 三类：传教士的白衣，清洁无瑕和洗熨干净；醉酒的水手在鼓浪屿随街狂歌 乱叫，常令我们起大恐慌；其三则为外国的商人，头戴白通帽，身坐四人轿，
随意可足踢或拳打我们赤脚顽童。
然而他们的铜乐队真是悦耳可听。在鼓浪屿有一个运动场，场内绿草 如茵，其美为我们所从未看过的。每有战舰入口，其铜乐队即被邀在此场中 演奏，而外国的女士和君子——我希望他们确是君子——即在场中拍网球，
而且喝茶和吃冰淇淋，而其中国细崽衣服之讲究洁净远胜于多数的中国人。
我们街上顽童每每由穴隙窥看，心中只有佩服赞叹而已。然而我在中学时期 最为惊骇的经验，就是有一天外国人在他们的俱乐部中开一大跳舞会。这是 鼓浪屿闻所未闻的怪事，由此辗转相传，远近咸知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 相偎抱，狎亵无耻，行若生番了。我们起初不相信，后来有几个人从向街的 大门外亲眼偷看才能证实。我就是其中偷看之一，其丑态怪状对于我的影响 实是可骇可怕之极。这不过是对外国人惊骇怪异之开端而已；其后活动电影 来了，大惊小怪陆续引起。到现在呢，我也看得厌了，准备相信这些奇怪的 外国人之最坏的东西了。
五、宗 教
我的宗教信仰之进化，和我离开基督教之长远而艰难的程序，与乎此
程序所给我内心许多的苦痛，在此简短的自传中不能认真详述了，只可略说 其梗概。我在童时是一个十分热诚的教徒，甚至在圣约翰加入神学院，预备 献身为基督教服务的；我父亲对此举之同意，是很为疑惑和踌躇的。我在神 学班成绩不佳，因为我不能忍受那凡庸琐屑和荒谬的种种，过了一年半便离 开了。在这种神学研究之下，我大部分的神学信念已经弃去。耶稣是童女所 生和他肉体升天两款是首先放弃的。我的教授们本是很开朗的，他们自己也 不信这些教条，至少也以为是成为问题的。我已得入犹太圣殿的至圣所而发 现其中的秘密了（其中是空的，无偶像的）。然而我不能不愤恨教会比那进 步的神学思想如此落后，而仍然要中国教徒坚信耶稣由童女所生和肉体飞升 两条才能领受洗礼，然而它自己的神学家却不置信。这是伪善吗？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是不诚实，是不对的。
大学毕业之后，在清华大学授课之时，我仍在校内自动的担任一个星 期日圣经班，因而大受同事们的非议。那时的形势实是绝无可能的。我在圣 经班的恭祝圣诞会当主席，而我却不相信东方三博士来见耶稣和天使们半夜 在天上欢唱等等圣诞故事。我个人久已弃置此等荒谬传说，然而此时却要传 给无知的青年们。然而我的宗教经验已是很深的了，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 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 类的生命。我一切由理性而生的信念亦由理性而尽去，独有我的爱，一种精 神的契谊（关系）仍然存留。这是最难撕去的一种情感。一日我与清华一位 同事刘大钧先生谈话。在绝望之中，我问他：“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
便不能普爱同人，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呢？”刘先生答：
“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 做的咧。”那一答语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因为我 从前对于基督教仍然依依不舍，是为着一种无形的恐慌之故。以人性（人道）
之尊严为号召，这一来有如异军突起，攻吾不备，遂被克服。而我一向没有 想到这一点，真是愚不可及了。由是我乃觉得，如果我们之爱人是要依赖与 在天的一位第三者发生关系，我们的爱并不是真爱；真爱人的要看见人的面 孔便真心爱他。我也要依这一根据而决定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个是好的，那个 是不好的。那些爱我们信邪教的人只因为我们是人，便是好的传教士，而他 们应该留在中国。反之，那些爱我们不因我们是中国人和只是人的缘故，但 却因可怜我们或只对第三者尽责的缘故而特来拯救我们出地狱的，都应该滚 出去，因为他们不特对中国无益，而对基督教也没有好处。
六、游学之年
我长成后的生活范围太大，在此不容易尽述。约而言之，我与我妻在 海外游学那几年是我最大的知识活动时期，但也是我社交上的极幼稚时期。
我俩本是一对不识不知坦白天真的青年，彼此相依相赖，虽有勇敢冒险之精 神和对于前途之信仰，然而现金甚少而生活经验也不足。我妻的常识比我为 多，所以她可以把逐个逐个银元拿在手上数数，藉知我们可以再留在外国几 天，而我却绝对不晓得我们的经济支绌情形。我不知怎的，自信总可以过得
去，到如今回想那留在外国神奇的四年，我以为我的观念是不错了。我们真 个过得去，竟在外国留学四年之久。——那当然是要感谢德国马克之跌价了。
我们俩在社交上共同出过几次丑，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因为直到今日我还不 能记得清楚擦黄牛油的小刀是不可以放在桌布之上，而只可搁在放面包的小 碟上的。而且我至今饮茶或喝酒之时，还错拿别人的杯。我们有一次走进一 个教授的家里——在请帖所订时间一星期之前——告诉那个女仆我们是被邀 请赴宴会而不会赶快退步走。我俩生活合作：我妻为我洗衣服和造很好的饭 食，而我则躬任洗碗碟的工作。在哈佛之时，我绝不知道大学校里的生活，
甚至未尝看过一次哈佛与耶鲁足球之战，这是哈佛或耶鲁教育之最要紧的一 部分。然而我从游 Ｂｌｉｓｓ Ｐｅｒｒｙ，ｌｒｖｉｎｇ Ｂａｂｂｉｔｔ，Ｌｅｏ Ｗｅｒｎｅｒ，
ｖｏｎ Ｊａｇｅｍａｎｎ 几位名教授，却增长了不少真学问。卒之，我的半官费 学额停止了——那半学额每月四十金元，是我在清华服务三年所博得的。由 是我投车赴法国去，即在第一次大战告终之时。
在法国青年会为华工服务之时，我储蓄了些美国的金元，藉以可到德 国去。我们先赴殷内（Ｊｅｎａ）①，一个美丽的小市，过了一学期又转到莱比 锡大学（Ｌｅｉｐｚｉｇ），因为后者以语言学驰名之故。在那里，我们一同上学，
照旧日合作办法共同洗衣造饭。因为我们出卖金元太早，吃了亏，所以有时 逼得要变卖我妻的首饰以充日用之资。然而此举是很值得的。外人不知道我 俩是夫妻还是兄妹，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儿女。及至我妻怀孕而经费渐渐不支，
乃不得不决定回国分娩。那便逼着我要在大热天气中为博士考试而大忙特忙 了。然而那却是我的旧玩意儿——考试求及格，我绝不恐慌，可是我妻却有 些儿心惊胆震，我们居然预定船位在考试之后两星期即从真内亚登轮回国。
我们预定在考试完毕那一天的晚上，即行离开莱比锡，到威尼士、罗马、拿 波利等处游历两星期。我仍然具有从前坚定的自信力。这一场博士论文考完，
最后的口试，我由一个教授室跑到别一个教授室，至十二点钟出来。我妻已 倚闾而望。“怎么样啊？”她问。“合格了！”我答。她就在大街上给我一吻，
双双并肩同到 Ｒａｔｈａｕｓ 餐室吃午餐。
①现通译为耶拿。
七、由北平到汉口
于是我回国了，先在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英文和语言学。在莱比锡时，
我已读了许多的中国书，并努力研究中国语言学，颇有所得，因在莱比锡和 柏林两地都有很好的中国图书馆，而由后一处又可以邮借所需的书籍来应 用。盖自任清华教席之后，我即努力于中国文学，今日之能用中文写文章者 皆得力于此时之用功也。
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 我恒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一个激烈的分子。那时北大的教授们 分为两派，带甲备战，旗鼓相当：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 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树人（鲁迅）为首。我 是属于后一派的。当这两个周刊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
之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那里真是一个知识界发表意见的中心，是知识界 活动的园地，那一场大战令我十分欢欣。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竿 和砖石与警察相斗。警察雇用一班半赤体的流氓向学生掷砖头，以防止学生 出第三院而游行。我于是也有机会以施用我的掷棒球技术了。我以前在外国 各大学所错过的大学生生活，至是补足。那时，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 放任的，亦极尊重出版和开会的自由。国民党也是学生运动的后盾，现在南 京国民政府有几位要人便是当年学生示威运动之主脑和领袖。
在这时期还有两件可述的大事。一是政府围堵请愿的学生，枪杀两位 女生及伤残五十多个学生。他们埋伏兵士，各提大刀和铁链，等候学生抗议 游行到执政府，然后关起外门挥鞭动剑，在陷阱中置他们于死地。那时的情 景值得一篇特写文章。我个人亲见一个女生（刘和珍）于下午一点钟时安放 在棺木内，而在十二点时，我还看见她欢天喜地的游行和喊口号呢。还有一 宗大事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出殡——这事令我震动于心比其他甚么事都厉害。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间，狗肉将军张宗昌长驱入北平，不经审 讯而枪杀两个最勇敢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那时又有一张名单要捕杀 五十个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此讯息外传，我即躲避一月，先在东 交民巷一个法国医院，后在友人家内。有一日早晨，我便携家眷悄然离开北 平了。
回到老家去，我在那奄奄欲睡的厦门大学惹起一场大风潮，直至我不 能再在那里安身，就于民十六年春间离开，投身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服务。
我不能不把这一章纪事删去，只能说我那时身任外交部秘书，住在鲍罗庭的 对门，不过我还没有见过鲍罗庭或汪精卫一次。
八、著作和读书
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的示威游行一般，披肝沥胆，慷慨激昂，
公开抗议。那时并无什么技巧和细心。我完全归罪于北洋军阀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而每当一个人可以开心见 诚讲真话之时，说话和著作便不能成为艺术了。
这言论自由究有甚好处？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
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 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 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 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 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也许如某人 曾说，人生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则将要闷死。这不过是人类 心理学中一种很寻常的现象罢——即是在十分危险当中，我们树立自卫的机 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辩。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我之重新发现祖国之经过也许可咏成一篇古风，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 其中的兴趣多于别人罢。我常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而逼着我自己要选择一 个，或为旧者，或为新者，由两足所穿的鞋子以至头顶所戴的帽子。现在我
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着皮鞋。至最近，我始行决定旧式的中国小帽是比洋 帽较合逻辑和较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总觉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选择我 的哲学，一如决定戴那种帽子一样。我曾做了一副对联：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 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意不是一种暗袭的侮辱，我以为那评语是 真的。我最喜欢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奔腾。我偶尔想到有一宗开心的事，
即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ＨｅｎｒｙＦｏｒｄ．汽车大王）拉在一个 房间之内，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要辜 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唐纳（前英国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们相视而笑，
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这样发掘一中一西之元始的思想而作 根本上的比较，其兴味之浓不亚于方城之戏，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么牌。
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独可以夜以继日，日复继夜，还可以永不停息，
没有人知道最后输赢。
在这里可以略说我读书的习惯。我不喜欢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 表示人生的文学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级可以说是人类思 想之源头，如孔子、老子、庄子、柏拉图等等是也。我所爱之最下流的作品，
有如 Ｂａｒｏｎｅｓｓ Ｃｒｃｚｓｙ，Ｅｄｇａｒ Ｗａｌｌａｃｅ 和一般价极低廉的小书，而尤好 民间歌谣和苏州船户的歌曲。大多数的著书都是由最下流的或最高尚的剽窃 抄袭而来，可是他们剽窃抄袭永不能完全成功。如此表示的人生中失了生活 力，词句间失了生气和强力，而思想上也因经过剽窃抄袭的程序而失却真实 性。因此，欲求直接的灵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渊源处去追寻了。为 此特别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经》和苏州船户的歌曲，对我均为同等。
我读一个人的作品，绝不因有尽责的感觉，我只是读心悦诚服的东西。
他们摄引我的力量在于他们的作风，或相近的观念。我读书极少，不过我相 信我读一本书得益比别人读十本的为多，如果那特别的著者与我有相近的观 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潜生根蒂于我心内了。我相信强逼人 读无论那一本书是没用的。人人必须自寻其相近的灵魂，然后其作品乃能成 为生活的。这一偶然的方法，也是发展个人的观念和内心生活之独一无二的 法 门 。 然 而 我 并 不 强 逼 别 人 与 我 同 好 一 个 著 者 。 我 相 信 有 一 种 东 西 如 Ｓａｉｎｔｅ— Ｂｅｕｖｅ 之所谓“人心的家庭”，即是“灵魂之接近”，或是“精神之 亲属”。虽彼此时代不同，国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了解，比同时同市的人 为多些。一个人的文章嗜好是先天注定，而不能自已的。
九、无穷的追求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是无穷 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 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 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
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半路出家的中国教育和西 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晓得，我看见它们还 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之技术，鹌鹑与鹧鸪之 分别，及吃生虾之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 摄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 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虫花。我不管别人说甚么，而 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 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 日行卅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
尤喜自行决定甚么是善，甚么是美，甚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
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是发现好些个被人遗 忘的著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 剧和小说里人所遗忘和不注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 醒来，便感觉着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 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有如大海之渺 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尝批我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他的意思以为我 辞不达意。而我即对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 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那里去。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
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 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 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 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甚么趣。是故，
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 于同人之尊敬心过甚，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 的辞令，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仆人。我羡慕一般官吏，以他们能造 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甚么，或禁止人民 做甚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 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 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重要不过的。也许 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
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 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甚么大志愿，甚至不 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 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为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现金。
致令我能够到处飘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 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 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 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人之所同然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 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附记 这篇自传原是三十多年前应美国某书局之邀而用英文撰写的，
我还不知道已经由工爻译出中文，登载在简又文先生所编的《逸经》第十七、
十八、十九期。其中自不免有许多简略不详之处，将来有功夫再为补叙。但 是可说句句是我心中的话，求学做人还是这些道理。文末所谓：“甚至不立 志为著名的作者……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也是老老实 实肺腑之言。就当他为一篇自述以见志之文读去，也无不可。
五十七年一月十四日
第一章 一捆矛盾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也不知 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 我以自我矛盾为乐。”他喜爱矛盾。他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 伤人，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他把 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现在他是专心致力 于文学，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他之爱中国和中 国人，其坦白真实，甚于所有的其他中国人。他对法西斯蒂和共产党没有好 感，他认为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份的人，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才是独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敌人，也是和他苦斗到底的敌人。他很爱慕西方，
但是卑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一度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又称自 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样喜 爱平实贴切的理解。他感到兴趣的是文学，漂亮的乡下姑娘，地质学，原子，
音乐，电子，电动刮胡刀，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他用胶泥和滴流 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藉以消遣自娱。喜爱在雨中 散步；游水大约三码之远；喜爱辩论神学；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见湖 边垂柳浓阴幽僻之处，则兴感伤怀，对于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一切山峦，
皆所喜爱。与男友相处，爱说脏话，对女人则极其正流。
生平无书不读。希腊文，中文，及当代作家；宗教，政治，科学。爱 读纽约《时代杂志》的 Ｔｏｐｉｃｓ 栏及《伦敦时报》的“第四社论”；还有一切 在四周加框儿的新闻，及科学医药新闻；卑视一切统计学——认为统计学不 是获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也卑视学术上的术语——认为那种术语只是缺 乏妙悟真知的掩饰。对一切事物皆极好奇；对女人的衣裳，罐头起子，鸡的 眼皮，都有得意的看法。一向不读康德哲学，他说实在无法忍受；憎恶经济 学。但是喜爱海涅，司泰芬・李卡克（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ｅａｃｏｃｋ）和黑乌德・布润 恩（ＨｅｙｗｏｏｄＢｒｏｕｎ）。很迷“米老鼠”和“唐老鸭”。另外还有男星李翁纳・巴 利摩（ＬｉｏｎｅｌＢａｒｒｙｍｏｒｅ）和女星凯瑟琳・赫本（Ｋａｔｈｅｒｉｎ Ｈｅｐｂｕｒｎ）。
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仪礼的 拘束。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他恨穿无尾礼服，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 中国的西崽。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因为读者对他的幻像是个须髯 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像。只要他在 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爱那个人群；否则，他就离去。
当年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 外交部的秘书，做了四个月，弃政治而去，因为他说，他“体会出来他自己 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
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对妻子极其忠实，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他说：“这总是完美婚 姻的特点。”对他三个女儿极好。他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对他 妻子比对他还亲密。妻子对他表示佩服时，他也不吝于自我赞美，但不肯在 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
他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但自称在中国除蒋公中正及夫人之外，最 为努力工作者，非他莫属。他不耐静立不动；若火车尚未进站，他要在整个 月台上漫步，看看店铺的糖果和杂志。宁愿走上三段楼梯，不愿静候电梯。
洗碟子洗得快，但总难免损坏几个。他说艾迪生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算不了什 么；那全在于是否精神专注于工作。“美国参议员讲演过了五分钟，艾迪生 就会打盹入睡，我林语堂也会。”
他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在纽约中央公园 的草地上躺着。
只要清醒不睡眠时，他就抽烟不止，而且自己宣称他的散文都是由尼 古丁构成的。他知道他的书上哪一页尼古丁最浓。喝杯啤酒就头晕，但自以 为不能忘情于酒。
在一篇小品文里①，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
①参看《言志篇》。
“此处果有可乐，我即别无所思。”
“我愿自己有屋一间，可以在内工作。此屋既不须要特别清洁，亦不必 过于整齐。不需要《圣美利舍的故事》（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 Ｍｉｃｈｅｌｅ）中的阿 葛萨（Ａｇａｔｈｅ）用抹布在她能够到的地方都去摩擦干净。这个屋子只要我觉 得舒适，亲切，熟悉即可。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油灯笼，就是你看见在佛 教或是天主教神坛上的那种灯笼。要有烟，发霉的书，无以名之的其他气味 才好……
“我要几件士绅派头儿的衣裳，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再要一双旧 鞋。我须要有自由，愿少穿就少穿……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 时，在我的屋里，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裸体，而且在我的仆人面前我也不以 此为耻。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
夏天我需要淋浴，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火炉子。
“我需要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 的孩子，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
“我愿早晨听喔喔喔公鸡叫。我要邻近有老大的乔木数株。
“我要好友数人，亲切一切如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礼，他们有些 烦恼问题，婚姻问题也罢，其他问题也罢，皆能坦诚相告，他们能引证希腊 喜剧家阿里士多莎（ＡｒｉｓｔｏＢｐｈａｎｅｓ）的喜剧中的话，还能说荤笑话，他们 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时候儿坦白自然，他们必须 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 念同样尊重。
“我需要一个好厨子，他要会做素菜，做上等的汤。我需要一个很老的 仆人，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个伟人，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
“我要一个好书斋，一个好烟斗，还有一个女人，她须要聪明解事，我 要做事时，她能不打扰我，让我安心做事。“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夏 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气晴朗，万里一碧如海，就犹如我在北平时的冬天一样。
“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无须乎做伪。”
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个斋名的习惯，我称我的书斋“有不为斋”。 在一篇小品文①，他把自己人生里我自己解释说：
“我憎恶强力，永远不骑墙而坐；我不翻跟头，体能上的也罢，精神上 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趋时尚，看风头。
“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取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 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压根儿就没有。
“我从未向中国航空基金会捐过一文钱，也从未向由中国正统道德会主 办的救灾会捐过一分钱。但是我却给过可爱的贫苦老农几块大洋。
“我一向喜爱革命，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
“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 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
“我极厌恶小政客，不论在什么机构，我都不屑于与他们相争斗。我都 是避之惟恐不及。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那副嘴脸。
“在讨论本国的政治时，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情感，或是圆通机 智而八面玲珑。
我从来不能摆出一副学者气，永远不能两膝发软，永远不能装做伪善 状。
“我从来没救少女出风尘，也没有劝异教徒归向主耶稣。我从来没感觉 到犯罪这件事。
“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 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 殃才怪。”
①参看《有不为斋解》。
我在《生活的艺术》里说，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 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而他也不过尽力做那么样的一个人罢了。
第二章 童 年
我生在前清光绪二十一年（西历一八九五年），时值满清帝国末叶，光 绪年轻，虽然在位，伯母慈禧太后，独握大权，在国势岌岌可危之日，这位 老太婆骄奢淫逸。我之降生，正值中日战争起，中国惨败，订马关条约，割 台湾与日本。中日战争之前，慈禧太后将用以建立中国海军的款项，去修建 颐和园。据记载，战争爆发后，中国一艘炮艇，曾以仅有之两发炮弹，参予 战斗。腐败的满清官僚曾自各国采购大小不同的炮弹，藉以中饱自肥。日本 则在明治维新之下，励精图强，后来在一九○四年在日俄战争中击败帝俄，
满清王朝本已是行尸走肉，若干年之后，依然是行尸走肉。
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区之龙溪县坂仔村。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 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 家庭。
坂仔村位于肥沃的山谷之中，四周皆山，本地称之为东湖。虽有急流
激湍，但浅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仅浅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儿，
在航行此急流之时，必须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际，真个是将小舟扛在肩上。
板仔村之南，极目遥望，但见远山绵亘，无论晴雨，皆掩映于云雾之 间。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锯齿状，危崖高悬，塞天蔽日。冬日，风自极狭窄 的狗牙谷呼哨而过，置身此地，人几乎可与天帝相接。接近东南敞亮处，有 一带横岭，家姐家兄即埋葬于斯。但愿他俩的坟墓今日仍然未遭毁坏。二姐 之挣扎奋斗请求上学的经过，今日我依然记忆如新。
童年时，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屿去的情形，令人毕生难忘。在斜溪，另 一条河与这条河汇合，河水遂展宽，我们乃改乘正式家房船直到县中大城漳 州。到漳州视野突然开阔，船蜿蜒前行，两岸群山或高或低，当时光景，至 今犹在目前，与华北之童山濯濯，大为不同，树木葱茏青翠，多果实，田园 间农人牛畜耕作，荔枝，龙眼，朱栾等果树，处处可见，巨榕枝柯伸展，浓 阴如盖，正好供人在下乘凉之用，冬季，橘树开花，山间朱红处处，争鲜斗 艳。
父母让我和三兄弟到鼓浪屿求学，这样自然就离开了母亲。一去往往 是一整年。坐在那种家房船里，我总是看见海上风浪女神妈祖的神龛，放置 在船尾，不停的点着几炷香，船夫往往给我们说古老的故事。有时，我们听 见别的船上飘来的幽怨悦耳的箫声。音乐在水上，上帝在天宫。在我那童稚 的岁月，还能再希望什么更好的环境呢？
在《赖柏英》那本书里，我描写生在山间，是以高地的观点写的，而 且是与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观点相对的。这完全决定于你的性格。若想把 高地和低地的观点说明，我最好是从《赖柏英》第九十五页引用几句了。细 老那个男孩子在和阮娜说山的时候儿，他说：
“在黛湖我们有山。可是我在你们那个地方，可没看见那样的山。我们 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见的那种不像样子的山。我们那儿的山 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动，能够诱惑人。峰外有峰，重重叠叠，神秘难测，
庞大之至，简直无法捉摸。”
他以突然兴奋的心情说话，好像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样，所 以听他说话的人竟觉得突如其然，迷惑不解。他则接着说：“你一点儿也不 知道。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
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他停下来在思索一个适当的字。他说：“山 逼得你谦——逊——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
也是柏英的山。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以后也不会……”
阮娜听见这话，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她简直没办法听懂。她只觉得细 老越说越神奇，所谈论的山的影响力，是别人难以听得懂的。
“你意思是说你把对那山的记忆看得很珍贵呀！”
“不只是珍贵。那些山的记忆都进入我浑身的血液了。只要童年时成了 个山地的孩子，担保一辈子是个山地的孩子，永远不会变的。你可以说天下 有一种高地的人生观，还有一种低地的人生观。两者判若天渊，永无接近之 日。”
阮娜神秘的微笑了。
她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所知道的只是你这个家伙太奇怪。” 细老说：“我给你说明白一点儿。我叔叔的人生观，就是低地的人生观。
平的，什么都是平的。从来不抬头往上望。”“我再改个说法。比方你生在那
些山间，你心里不知不觉评判什么都以山为标准，都以你平日看惯的山峰为 标准。于是，你当然觉得摩天大楼都可笑，都细小得微不足道。你现在懂了 我的意思了吧？对人生别的一切你也是同样一个看法。
人，商业，政治，金钱，等等，无不如此。”
阮娜把头向后一仰，低声嘻嘻的笑了。她说：“噢，那么……可是人都 赞美摩天大楼呢。他们不像你把摩天大楼和山相比啊。”
细老说：“自然啦，我们的童年的日子，童年时吃的东西，我们常去捉 虾捉小鲛鱼，泡泡水使脚清凉一下儿的小河——那些简单幼稚的事情，虽然 你并不常想，可是那些东西，那些事情，总是存在你心坎儿的深处的。并没 有消失啊。”在另一本书里，我也写过赣柏英她那山间的茅屋。《赖柏英》是 一本自传小说。赖柏英是我初恋的女友。因为她坚持要对盲目的祖父尽孝道，
又因为我要出洋留学，她就和我分离了。
“你整个下午都在白鹭窠消磨过了。他们的茅屋在西山的一个突出的地 方。一个女孩子站在空旷处，头后有青天做陪衬，头发在风中飘动，就比平 常美得多。她决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子。她浑身的骨头的结构就是 昂然挺立的。”
我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仰 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别人干涉我。犹如一 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他爱说话，就快人快语，没 兴致时，就闭口不言。
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锐敏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在 那些长老会牧师之中，家父是以极端的前进派知名的。在厦门很少男孩子听 说有个圣约翰大学之时，他已经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国语文的教育 了。家父虽然并不健壮，他的前额高，下巴很相配，胡须下垂。据我的记忆，
我十岁时，他是五十几岁。我记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辈分的牧师 在一起时，他那悠闲的笑声。他对我们孩子，倒是和蔼亲切，但是若以一般 年老的父母而论，他也有几分严厉。纵然如此，他还不至于不肯和我们开玩 笑，他还会把一个特别的菜放在母亲面前，有时也给母亲布菜。厦门是道光 二十九年中国五口通商后开放给西洋人传教的一个都市。父亲说的笑话之 中，有一个是关于在厦门传教的先驱搭拉玛博士。当年的教堂里是男女分坐，
各占一边。在一个又潮又热的下午，他讲道时，他看见男人打盹，女人信口 聊天儿。没有人听讲。他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诸位姐妹如果说话的 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安稳一点儿了。”
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爱戴。他的话爽快有味，平常老百姓都能听 懂。
据我所知，家父是个自学努力成功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
卖米给囚犯，获利颇厚。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两地距离约十至十五里地。
他的肩膀儿上有一个肉瘤，是由于担扁担磨出来的，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有 一次，有人教他给一个牧师担一担东西，表示不拿他当做外人。那个基督徒 对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怜悯心，让他挑得很重，那些东西里有盆有锅。那人还 说：“小伙子，你很好。你挑得动。这样儿才不愧是条好汉。”直到后来，父 亲还记得在那个炎热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担东西。这就是他赞成劳动的缘故。
我记得他和当地的一个税吏打过一次架。那个税吏领有执照，得在每 五日一次的集镇上，由他自己斟酌决定收取捐税。有一个卖柴的人，费了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