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02年中國大陸閩粵地區發表臺灣文學論文文獻計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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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黃慕萱教授陳信元副教授

1979-2002 年中國大陸閩粵地區發表臺灣文學論文文獻計量分析

研究生：方美芬撰

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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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辭

感謝主！這條道路是祂所預定的。謝謝禰賜給我開明的雙親與友愛的兄弟，支持我走文學的道路。

1998 年在寫完〈博碩士論文中台灣文學研究取向探討〉一文後，即開始尋思一種能夠將事理分析較為清晰的研究方法，在閱讀中發現了近年來圖書館學常使用的「引用文獻分析法」，可以作為探究問題的新嘗試。於是在閱讀相關資料後，懷著忐忑不安的心情貿然地先以電話詢問素昧平生的國立台灣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黃所長慕萱，是否願意指導一位非圖書資訊學系的中文系學生？

謝謝黃所長願意接受一個缺乏邏輯訓練的文學系學生，並耐心地指導如何在問題的理性與感性之間取得平衡的論述，同時教導我從正面觀點來思考問題。

選擇以中國大陸閩粵地區作為研究範圍，主要原因是與自己兼有閩粵血統有關。2001 年在陳信元先生「中國大陸的台灣文學研究資料蒐集計畫」下走訪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福建省社會科學院後，更確定與台灣有著文化地理淵源的閩粵地區是可以作為研究的對象。

學習途中，最要感謝的是張師錦郎長期以來在目錄學、文獻學與台灣文學上的指導，並提供大量的書刊與觀念的交流。並謝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劉主任春銀，為我詳細解說文學主題分類觀念，藉此機會初步整理了這份「台灣文學主題類表」，總算對陳萬益老師有所交待。感謝師丈盧老師慶濱在教學繁忙中至大英圖書館查證莎士比亞偽作事件，同時也謝謝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圖書館崔主任燕慧，其無私地解說引用文獻在文學上的應用及後來的發展狀況，而論文中有關國外文學部分引用文獻的敍說，如若少了其研究資料的提供，將會失色不少。

同時謝謝國家圖書館參考組杜立中先生的館際複印服務，因為若是少了這些原文，整體研究就會失衡。更感謝特藏組張子文先生史學方面的教導與，讓論文有了歷史的支架。也謝謝國家圖書館和漢學研究中心資料組的同人們，在公務繁忙中耐心地為我找尋資料。還有我那群大學時代的姊妹淘們，以及惠美、文芬、美蘭，你們長期對我的肯定與祝福，是支持我再出發的動力。另外最要感謝的是 Choice 與國家圖書館信望愛團契的弟兄姊妹們，在你們愛的雲彩環繞下，因著代禱與扶持的力量，這份論文才得以順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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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共人大在 1979 年與 1981 年的〈告台灣同胞書〉中的公開政策聲明，開啟了兩岸交流活動，並導引中國大陸學界開始「台灣研究」，而「台灣文學研究」則是在「台灣研究」的母題下，所帶起的一股研究風潮。如今中國大陸的台灣文學研究已蔚為一門新興學科，而如何梳理從 1979 年開放至今已逾二十年的研究發展脈絡，客觀地瞭解其研究實況，在文獻無法全面掌握的情況下實屬不易。本研究選擇以 1979 年至 2002 年間，中國大陸閩粵地區學術性期刊上所登載的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為主體，並運用文獻計量學，嘗試從量化面向來瞭解與台灣在文化、習俗、語言相近的閩粵地區，是如何地詮釋台灣文學，以及學術研究發展狀況。

本研究主要針對中國大陸閩粵地區 40 種學術性期刊所刊載的 615 篇論文與論文中的 3,546 筆引用文獻作為歸納分析。首先，以書目計量法論述 615 篇論文的數量、研究主題與研究社群，藉以瞭解中國大陸閩粵地區整體研究分布概況。其次，以引用文獻分析法就 3,546 筆引用文獻的數量、年代、資料類型、學科領域和著錄格式五大部分，探討中國大陸閩粵地區論文的引用文獻品質對此門學科成長的關聯性。

經由統計分析，本研究結果為以下三種現象。一為，整體論文的發表篇數，是呈現逐年向上增長的趨勢，平均每年有 25.63 篇論文產出，其中又以

「作家作品研究」有 466 篇，佔總發表論文量的 75.77％，是主要的論述課題；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現改制為「台灣研究院」）、汕頭大學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與福建社會科學院三所研究單位論文發表數量合計有 353 篇，

佔總發表論文量 57.40％，是閩粵地區台灣文學研究的三個重鎮，且其研究成果大體上是集中於這三所單位的少數幾位研究者身上。二為，從引用文獻方面分析，大部分論文都附有引用文獻，平均每篇論文引用了 5.77 筆文獻；文獻引用年代，則有 72.59％的文獻，集中在 1975 年至 1999 年這 25 年間的出版資料，這說明了文獻引用年代，並不隨著學科發展研究而有所消長變化。三為，引用文獻的資料類型，以圖書 2,358 筆居首，佔 66.50％；期刊 816 筆次之，佔 23.01

％；報紙 233 筆第三，佔 6.57％。另本研究同時發現三種現象，首先是，研究者除了前述三大類型之文獻外，也懂得利用手稿、檔案、文物、私人信函等第一手資料；此一現象，反映出此一門新學科研究者擷取了傳統史料、文獻的治學方法，而獲得了紮實的研究成果。其次，引用文獻雖然跨越目錄學╱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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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古籍、哲學、心理學、宗教學、醫學、社會學、政治學、新聞學╱傳播學、人類學、歷史學、地理學、傳記╱遊記、語言學、文學與藝術十六門不同學科領域，但仍以引用文學文獻為主，總計達 2,746 筆之多，佔總引文量的 77.44%；此一現象，顯示出研究者對科際整合研究方法的應用能力仍較為薄弱，多少限制了台灣文學研究的深度與廣度。再者，研究者與編輯人員似對引用文獻著錄格式尚未建立明確的學術規範，導致論文之引用文獻著錄格式不完整的引用文獻數量高達 1,439 筆，佔總引文量 40.58%，此一學術論文引用文獻格式缺失的問題，嚴重影響了資訊交流與利用，以及學術性期刊所應承擔的學術傳播工作。

雖然，中國大陸的台灣文學研究文獻量，尚不足以建構一套完整的學科知識體系，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中國大陸閩粵地區研究的整體表現、研究機構設立、學術期刊出版、研究人員培育與史料整理，以及積極舉辦國際會議等方面，都足以作為我們推展此一學科研究的借鏡，並有助於確立台灣文學研究的未來方針。

【關鍵詞】台灣文學文獻計量分析引用文獻中國大陸閩粵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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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Studies of Articles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Issued in the Fukien and Canton Areas in Mainland China between 1979 and 2002

ABSTRACT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have been flourishing in the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important two formal “Declaration for Taiwanese People” were released in 1979 and 1981. The two Declarations were also played main stimulated roles in the aspect of academic interchanging activities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between the Straits. In general, the large amount of results of the Taiwanese literary studies were published or issued in the format of monographs, series, periodicals, articles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s, etc. Owing to the special neighbouring situation among Fukien, Canton and Taiwan areas, this paper intended to use the journals and articles issued in the Fukien and Canton areas between 1979 and 2002 as a basic analytical materials, and tried to find some proposed phenomena via bibliometric meth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the state-of- the-art of research activities on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40 journals, 615 articles and 3,456 citations issued in the Fukien and Canton areas between 1979 and 2002 were chosen as cross-analysis data in this paper.

There are 6 chapters, bibliography and six kinds of appendices in this paper.

Namely,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Introduction;” Analysis of Citations was presented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focal description on the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mainland China is stated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Fukien and Canton areas are described i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analysis on the citations of the articles in the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are presented in the fifth chapter; and the last chapter is “Conclusion.” The appendices included the title list of the chosen articles, bibliography of cited ancient books in the topic of literature, title list of chosen journals, code for the chosen journals, code for the topic of subject, and the type of chosen materials.

After many cross analysis via bibliometric method,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and another three phenomena proved in this paper. They were presented in 27 kinds of tables and 14 diagrams in various topics in the six ch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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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Taiwan literary Bibliometric Citation Fukien and Canton Areas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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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2 年中國大陸閩粵地區發表臺灣文學論文文獻計量分析

表目次

表 2-2-1 引文索引資料庫一覽表……… 36

表 2-3-1 台灣電子化資料庫……… 54

表 2-3-2 中國大陸電子化資料庫……… 57

表 2-3-3 香港地區電子化資料庫……… 59

表 4-1-1 1979-2002 年論文發表篇數及其累積量……… 84

表 4-1-2 1979-2002 年作者數量分析表……… 86

表 4-2-1 台灣文學主題類表……… 92

表 4-2-2 閩粵地區台灣文學研究論文主題數量分析表……… 96

表 4-2-3 閩粵地區學術性期刊歷年發表論文研究主題分析表……… 96-1 表 4-2-4 各期刊論文研究主題分析表……… 99

表 4-3-1 閩粵地區學術性期刊論文數量統計表……… 102

表 4-3-2 作者所屬高等院校╱研究機構期刊論文數量統計表……… 106

表 4-3-3 論文發表篇數與作者數統計表……… 109

表 4-3-4 論文發表量排名前十名之作者服務機構分析表……… 110

表 4-3-5 排名前十名作者歷年論文發表量分析表……… … 112-1 表 5-1-1 1979-2002 年論文引用文獻數量統計表……… 117

表 5-1-2 論文引用文獻篇數統計表……… 118

表 5-1-3 各期刊引用文獻數量統計表……… 119

表 5-1-4 作者論文引用文獻平均筆數統計表……… 121

表 5-1-5 作者論文有引用文獻數量統計表……… 125

表 5-2-1 論文引用文獻出版年代統計表……… 130

表 5-3-1 論文引用文獻資料類型統計表……… 137

表 5-4-1 論文引用文獻學科領域統計表……… 141

表 5-4-2 引用文獻學科領域與主題關聯分析表……… 143

表 5-5-1 1979-2002 年論文有引用文獻篇數統計表……… 150

表 5-5-2 各期刊論文著錄格式完整統計表……… 152

表 5-5-3 作者引用文獻著錄格式完整篇數統計表………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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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次

圖 1-5-1 研究步驟流程圖……… 13

圖 4-1-1 1979-2002 年論文篇數成長曲線圖……… 85

圖 4-1-2 1979-2002 年發表論文篇數數量圖……… 85

圖 4-1-3 1979-2002 年作者數量成長曲線圖……… 86

圖 4-1-4 1979-2002 年論文篇數與作者數量分布曲線圖……… 87

圖 4-1-5 1979-2002 年論文篇數與作者數量圖……… 88

圖 4-2-1 台灣文學研究各主題數量圖……… 96

圖 5-1-1 1979-2002 年論文引用文獻數量圖……… 116

圖 5-2-1 論文引用文獻出版年代分布圖……… 131

圖 5-3-1 引用文獻資料類型種類比例圖……… 138

圖 5-4-1 引用文獻學科領域種類比例圖……… 140

圖 5-4-2 各年代引用文獻學科領域種類增長趨勢圖……… 140

圖 5-5-1 1979-2002 年發表論文篇數與有引用文獻篇數曲線圖……… 149

圖 5-5-2 作者論文發表篇數與引用文獻著錄格式完整篇數曲線圖…………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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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問題陳述

梁啟超先生在〈治國學的兩條大路〉一文言道：「研究國學有兩條應走的大路：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省的和躬行的方法去研究。」¹雖然談論的是「整理國故」的治學態度，但是其中「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的論點，時至今日，仍是推動學術向前邁進的科學精神。另其在《中國歷史研究法 ‧ 自序》中也言：「近今史學之進步有兩特徵。

其一，為客觀的資料之整理；其二，為主觀的觀念之革新 … … 。歐美近百數十年之史學界，全向於此兩種方嚮以行。今雖僅見其進，未見其止；顧所成就則既斐然矣。」²再次強調一切研究應該肇基於「資料」的蒐集整理工作，並透過客觀的科學研究方法來分析文獻，才能夠有推陳出新的研究成果。

傳統對事物的歸類和溯因的定性分析，一直是人文社會學研究者普遍思考問題邏輯所慣用的研究方法。近十幾年來人文社會學者也開始注意到引進其他研究方法的重要，然而科學研究方法的多種多樣，如何選擇適切的研究方法，的確是一項值得思考的問題。在近二十年來人文社會學者也嘗試採用定量分析方法，希望在定性分析所產生的模糊性與多義性之外，可以得出一些比較具體事實的觀點。基於此種理念，本文嘗試運用文獻計量學中的書目計量法與引用文獻分析法，從量化面向來瞭解並詮釋中國大陸閩粵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發展狀況，並試圖從區域分析來反觀整體的研究，同時也可以試著釐清某些長期糾纏不休的問題。

對於文學充滿感性的因子，是否可以用量化來作分析，自來就頗多爭議。而中國文學的文獻量，自古以來是人文社會科學中文獻量留存最多的一門學科，並且在蒐集整理上又最具成效，無論是作家作品

1 梁啟超：〈治國學的兩條大路〉（梁啟超、胡適等著：《文史研究方法論集》，台北：泰華堂出版社， 1974 年 5 月），頁 37。

2 梁啟超：《中國歷史研究法》（北京：商務印書館， 1 9 2 2 年），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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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理，亦或是研究文獻的彙集，在在看出文化歷史的淵遠流長。然而隨著學科研究的穩定發展，以及受到科際整合觀念的提出，今人看待文獻的態度也就有所不同。除了要賡續傳統的研究精神之外，在不同學科交叉影響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有了突破與創新，而「文獻計量學」的應用，則是近二十年來新興的一種科學實證方法。該法主要是「利用數學、統計學和邏輯學的理論和方法，對各類型文獻的本質和結構，作數量、品質和運用上的研究與分析 … … 」³。而作為其分支的學科「引文文獻分析法」（ Citation analysis），自八 ○ 年代以來，即深深地影響了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教育學、歷史學、宗教學、哲學、文學以及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等領域的研究，並且已經提出了一些科學的實證成果。

關於文獻的價值，中國歷代先賢很早就有所體認。今所見「文獻」一詞，最早見於《論語》的〈八佾〉篇，其言：「子曰：夏禮吾能言之，杞不足徵也；殷禮吾能言之，宋不足徵也。文獻不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宋代朱熹《四書章句集註》則解釋說：「文，典籍也；獻，賢也。」 ⁴而清代劉寶楠《論語正義》則言：「文謂典策，獻為秉禮之賢士大夫。」 ⁵近代劉師培在〈文獻解〉中又進一步地闡釋：「儀、獻古通。 … … 書之所載謂之文，即古人所謂典章制度也；身之所習謂之儀，即古人所謂動作威儀之則也。… … 孔子言夏、殷文獻不足，謂夏、殷簡冊不備，而夏、殷之禮，又鮮習行之人也。」⁶可見文獻若是不足，是無法在研究上得出令人信服的結論。由此得見記錄人類活動經驗的文獻，是提供後世研究人類知識發展的重要資源，它具有著「辨章學術，考鏡源流」的歷史價值，故而聖者孔子會深深發出文獻不足無法辨章明義的慨歎。

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文獻的解釋也衍生了不同的新義。元代馬端臨《文獻通考》是第一本以「文獻」二字為其書命名者。其〈自序〉對「文獻」的解釋是：「凡敍事，則本之經史，參之以歷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異傳疑者不錄，所謂文也。凡論事，則先取當時臣僚之奏疏，次及近代諸儒之評論，以至名流之燕談，

3 何光國：《文獻計量學導論》（台北：三民書局， 1 99 4 年 1 月），頁 8。

4 ( 宋 ) 朱熹：《四書章句集註》（濟南：齊魯書社， 1 9 8 8 年 7 月），頁 4 。

5 ( 清 ) 劉寶楠：《論語正義》（台北：台灣中華書局， 1 9 7 0 年 9 月），頁 8 。

6 劉師培：《左盫集》，《劉申叔遺書》（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 1 9 9 7 年 11 月），

頁 12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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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官之紀錄，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錄之，所謂獻也。」⁷這裏的文獻意義已經從起始的文字記載和賢能之士的解釋擴大為敍事論事，然而其範圍還是環繞著文字記載的圖書典籍上。但是隨著記錄文字載體的改變，現代文獻術語的概念則是泛指「記錄有知識的一切載體」⁸。根據這個定義，可以說舉凡圖書、檔案、錄音（影）資料、電子化資料等記錄人類資訊和知識者，均屬於文獻範圍。但是無論其載體如何地變化，蒐集整理文獻還是一切研究工作的基石。

將分散的一次文獻系統地整理彙編出來，稱作「二次文獻」。對於文學文獻的二次整理工作，是傳統文獻學優良的特長，無論是書目、目錄、索引、提要、摘要等，均能快速地引導研究者找尋到切合的文獻資源，作為研究的參考。自六 ○ 年代以來，由於電腦技術的日新月異，運用電腦處理龐大的文獻資料，製作成資料庫提供線上查詢，更拓展了紙本目錄的利用效能，同時也開啟了研究者從另一種視域回看問題的新方法。而將引用文獻開發成引用文獻資料庫，則屬於三次文獻整理工作。這種資料庫是運用現代電腦技術，將引用文獻作精密的分析，提供從不同取向來瞭解各學科發展演變和文學研究者的文獻使用特性，更強化了文獻的整理與利用價值。

文學既是通過文字載體來記錄社會歷史現象的作品，而「文學文獻」則是文學各種載體作品和著作的一種彙集。通過對文學文獻資料的分析，不僅可以深入地瞭解其在學科發展上累積的意涵，並且探求文學發展上的一種科學律動。傳統文學文獻的研究，主要是透過對文獻內容的概念意義作歸類，然後針對文獻特性做定性分析。而現代文獻學則是在既有基礎上結合了電腦儲存資料和分析資料的特長，經由引用文獻分析法來作定量分析，不僅擴大了文獻的利用面，而且比較能夠得出準確客觀的研究結果來。

如今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大陸已蔚為一門新興學科，自 1979 年改革開放研究起，中國大陸已經積累了 24 年研究成果，而如何梳理此一學科的發展脈絡，惟有運用科學方法從「文獻」分析上著手，才能夠

7 ( 元 ) 馬端臨：《文獻通考．自序》（京都：中文出版社， 1 9 7 8 年 6 月），頁 3 。

8 G B3 7 9 2 . 1 -8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文獻著錄總則》，《文獻工作國家標準匯編》 ( 一 ) （北京：中國標準出版社）， 1 9 8 8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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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瞭解中國大陸台灣文學研究實況。由於「引用文獻分析法」是一種藉由量的面向來評鑑整體狀況，因此是一種比較實證的客觀科學研究方法。此法主要係根據論著文章所附註的參考文獻或註釋、註腳來計算分析，藉以探討該學科的理論基礎以及發展狀況。

一篇學術論文中所引用的參考文獻，又可稱為「引用文獻」，是著者為撰述論著而引用的相關資料，代表著論文的學術性與權威性。通過對引用文獻所作的歸納分析，不僅可以尋脈探索研究者知識理論的繼承與發展過程，同時也為閱讀者引介了相關資訊，方便做進一層的瞭解與研究。但是由於引用行為本身具有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在內，若要客觀地評騭「論文的學術價值和科學意義的大小，從根本上來說還要取決於它對科學界同行的研究是否有所啟迪，有所推動，即要通過科學界同行的引證來度量。 … … 引用文獻是因為其中存在著有價值的可供參考的觀點和材料， … … 文獻被引用的情況，可以說明其內容的參考價值，被引用的多少，一般可以反映出其學術水平的高低。」

9故而它也是當前學術界用來評鑑科學研究成果的一種向量測度。不僅如此，藉由引用文獻分析，還可以將文學與其他學科相互滲透交融的關係進一步地闡揚出來，改變了文學是不可分析的抽象觀念。

引用文獻分析法既是一種結合數學、統計的科學方法，它主要是借助電腦處理文件技術，將引用文獻進行電腦化處理後再予以分析，以便作為立論的依據。其特點是可以處理大量的資料，並藉由不同欄位作交叉分析，突破了傳統單一思維研究的侷限，開拓從不同視覺角度來審視問題。這種方法開始於六 ○ 年代自然科學界，其實早在五 ○ 年代中期，歷史學家已經將「量化方法與史料的應用視為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主要交會所在」 ^{1 0}。雖然有人質疑此種方法破壞了著作內蘊含的文學性，而且「過於講求統計技巧以及繁複的數字分析， … … 不免於忽視理論的重要性」，但是「理論如無適當的方法來驗證與修改亦無價值」。^{1 1}誠然傳統研究方法有其既有的系統性與嚴謹規律的治學態度，但是追尋一門學科發展軌跡，如果只專注於某些秀異份子，在

9 裴長洪主編：《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現狀與發展》（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年 8 月，頁 385。

1 0 柏格（ A l la n G. Bo g u e）、克拉伯（ Jerome M. Clubb）：〈史學、量化與社會科學〉（康樂、黃進興主編：《歷史學與社會科學》，台北：華世出版社， 1981 年 12

月），頁 188。

1 1 同註 1 0 ，頁 1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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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衡量上是無法提供全面性的認知，而選擇合宜的量化技巧，則可將研究適度地以量度（ measure）與指標（ indicator）方式，將問題與現象以一種公正合理的評論方法顯示出來。因此如何將傳統文獻學整理資料的特長結合現代文獻學利用電腦對於文獻產生、分布、交流、利用等規律的探討，將靜態文獻資料轉化為動態的利用研究，開拓文學文獻朝向準確而又科學的研究邁進，以茲提高文學文獻研究的效能，是本研究亟欲嘗試的主要動機。

但是衡量論文的引用文獻品質，重要的是針對引用文獻來作分析。 1979 年雖然是兩岸長期對峙局面的轉捩點，雙方藉由探親、旅遊再度開啟了文學交流活動，但是經濟的懸殊，以及尚未建立一個全面而系統的台灣文學研究資料中心，對於分析中國大陸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的引用文獻內所蘊含的可分析因子，是一件困難的事。雖然先前中國大陸中文社會科學報刊文獻有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料中心

（ CRSSIC）出版的「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料中心複印報刊資料全文數據光盤」 ^{1 2}（即「人大複印報刊資料」）與上海圖書館編印的《全國報刊索引》，但是其中文學文獻量均只佔社會科學期刊總量的 10﹪ ，而且採分散建制，削弱了整體研究力量；有鑑於此，之後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課題組與香港科技大學 CSSCI小組聯合研制了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索引》（ CSSCI），並分別於 2000 年推出 1998 年光碟版和 2002 年網路版，但是還是無法提供完整的文獻作為文學研究引用文獻分析資料來源。 ^{1 3}1999 年 6 月 18 日由北京清華大學光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清華同方光盤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學術期刊電子雜誌社聯合推出的「中國期刊網」（ China Journal Full-Tex Databases），^{1 4} 收錄了 1994 年起中國大陸公開發行的 5,300 餘種各學科領域之核心和專業知識期刊資料，其中引文文獻題錄是其特色，但是由於尚未回溯到 1994 年之前的資料，因此使用上也未臻完善。 ^{1 5}

因此本研究乃依據 1996 年北京大學出版社所出版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第二版），選取中國大陸閩粵地區（廣東、福建、海南）

1 2 劉俊〈台灣文學研究在大陸： 1979-1999〉一文係運用該資料庫作分析。

1 3 李京媛、徐建華：〈當今國內中文引文數據庫分析〉，《津圖學刊》，2000:4，2000 年 11 月，頁 24-34。

1 4 「光盤」是中國大陸用語，台灣則稱作「光碟」。

1 5 王鉅春：〈中國期刊網的建設及其對期刊工作的影響〉，《理論導刊》， 199 9 : 10 ， 1999 年 10 月，頁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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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所高等院校與研究機構出版之學術性期刊（ Scholarly Journals），計收錄了海南省的海南大學學報、海南師院學報、海南師範學院學報 3 種；廣東省中山大學學報、中山大學學報論叢、五邑大學學報、汕頭大學學報、深圳大學學報、惠州大學學報、湛江師範學院學報、華文文學、華南師範大學學報、嘉應大學學報、暨南大學研究生學報、暨南學報、韶關大學學報、韶關學院學報、廣州師院學報、廣州教育學報廣州師專學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廣東社會科學、廣東青年幹部學院學報、廣東教育學院學報、學術研究、韓山師專學報和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等 23 種；福建方面則收台灣研究集刊、東南學術、華僑大學學報、集美大學學報、集美師專學報、廈門大學學報、漳州師院學報、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福州大學學報、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福建論壇、福建學刊、黎明職業大學學報 (黎明大學學報 ) 與龍岩師專學報等 14 種，共收集 40 種 615 篇論文 3,546 筆引用文獻。希望從文獻數量、年代分布、資料類型、學科領域、研究主題、著錄格式與研究社群等方面，試圖瞭解中國大陸閩粵地區台灣文學的研究概況。

雖然中共人大在 1979 年與 1981 年的〈告台灣同胞書〉中的公開政策聲明，開啟了兩岸交流活動，並導引中國大陸學界開始「臺灣研究」，而「臺灣文學研究」則是在「臺灣研究」的母題下，所帶起的一股研究風潮。但是台灣的文學界對於中國大陸的台灣文學研究成果，仍持有反對與認可的兩種分明態度。不過從中國大陸的台灣文學研究已經蔚為一門新興學科的發展來看，梳理從 1979 年開放至今已逾二十年的研究發展脈絡，客觀地瞭解其研究實況，應該是值得我們以學術研究的嚴謹態度來面對的課題。

(18)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以中國大陸閩粵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為主體，希望瞭解與台灣在文化、習俗、語言相近的閩粵地區，是如何地詮釋台灣文學以及其研究發展情形，希望藉此瞭解引用文獻品質對一門學科成長的關聯性。因此具體的研究目的希望能夠達到：

一、藉由書目計量法與引用文獻分析法，試圖瞭解中國大陸閩粵地區近 24 年台灣文學研究發展概況。

二、從文獻數量成長、年代分布、研究主題等特性，深層分析研究者的文獻使用特性。

三、從引用文獻數量、文獻類型、學科領域、文獻著錄格式，探討中國大陸閩粵地區引用文獻品質。

四、從研究社群結構分析，觀察個人與團體之間的關聯與互動，以及對推動台灣文學研究的影響力。

五、運用引用文獻分析之理論方法輔助文學文獻研究，冀以跨學科整合方式，開發文學文獻新的研究方向。

(19)

(20)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侷限

一、研究範圍

對於一門學科成長的肯定，主要是從學術性期刊與學術研討會兩個測量指標來作評量。本研究選取 1979 年至 2002 年間中國大陸閩粵地區（廣東、福建、海南）研究台灣文學的高等院校與研究機構所出版之學報與專門刊物上刊登有關的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為範圍，主要原因是 1979 年元旦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在「尊重台灣現狀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見」的兩岸統一原則，建議「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利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訪親友、旅遊參觀，進行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1 6}1981 年 9 月 30 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實施和平統一的方針（又稱「葉九條」），其中第二條再次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旅遊以及發展學術、文化、體育交流提供方便，達成有效協議。」 ^{1 7}這些公開的政策聲明，導引了中國大陸學界開始

「台灣研究」，而「台灣文學研究」則是在「台灣研究」的母題下，以及探親、旅遊的借助下，帶起了一股閱讀和研究風潮。

而中國當代文學學會 1980 年 6 月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學術討論會時，與會人士咸共同認為台灣文學屬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組成部分，應納入大學文科課程，因此決定在廣州成立該學會的分支機構「台灣香港文學研究會」，以便有計畫、有步驟地研究台灣文學。雖然這個機構遲至 1981 年 3 月 5 日才正式成立，但是這個觀念卻帶動了福建廈門大學率先設立「台灣研究所」（ 2004 年 2 月 19 日已改制為「台灣研究院」），從事有關台灣政治、經濟、歷史與文學的研究。其後繼之而起的有廣州暨南大學「台灣文學研究室」（ 1981 年）、汕頭大學「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 1984 年 2 月）、廣東省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室」（ 1986 年）、福建省台灣香港澳門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 1988 年）、泉州華僑大學「海外華文文學暨台港文學研究所」（ 1991 年 5 月）、廣東教育學院「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所」（ 2001 年

1 6 人民日報， 1 版， 1 97 9 年 1 月 1 日。〈告台灣同胞書〉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

1 7 人民日報， 1 版， 19 8 1 年 9 月 3 0 日。

(21)

1 月）等研究單位。而廣東、福建兩省因著地利與語言、文化共通之便，和台灣文學研究在教學、研究機構設置與研究人員的相輔相成下，

再加上中共中央重大計畫政策的主導下，廣東、福建兩省乃成為中國大陸南部台灣文學研究的重鎮。因此本文選取閩粵地區作為研究範圍，是有著歷史淵源與實際發展之考量。

本研究收錄的學術性期刊，已如前節所述，包含海南、廣東、福建三省所出版的 40 種期刊，扣除無法取得原文資料之篇數，計累收了 615 篇論文。

二、研究侷限

一、本研究係針對中國大陸閩粵地區出版的學術性期刊上所發表的論文作為觀察對象，因此研究結果僅限於閩粵地區，並非中國大陸整體之考察，故而其歸納分析結果也僅適用於中國大陸閩粵區域。

二、為了便於電腦作業，雖然引文有直接引文與間接引文之分，但本研究只採用外部直接引文所標注的引用文獻作分析，用來呈現研究發展狀況，至如解釋性說明原文的註釋，由於並無書目資料可資利用，所以不列入探討。而內文中間接引用的文獻，屬於較深層的內容主題透視分析，本研究並不列入計算。

三、由於中國大陸期刊論文引用文獻著錄格式不一，有些論文有註明引文來源，有些則不列參考出處，同時每篇論文的引用文獻數量不一，因此只能選用附有參考文獻者分析之。因此引用文獻著錄規範的不一致性，多少影響了分析的準確度。

四、由於政治因素影響兩岸交流，因此資訊的斷層和意識形態的干擾，造成中國大陸研究人員對文獻取得的困難，自然也侷限了學術研究成果，並導致研究結論的偏差。所以研究者引用文獻行為，在不同階段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可能無法將之放在相同學術天平來看待。

(22)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論文首先以書目計量法蒐集中國大陸閩粵地區 40 種學術性期刊上所發表之 615 篇論文，分析其主題研究特性。其次以引用文獻分析法來深入瞭解中國大陸閩粵地區台灣文學研究 615 篇論文中之 3,546 筆的引用文獻品質。

再者輔以內容分析法進一層探視研究論文中的主題內涵，故而分別編製了「台灣文學主題類表」、「資料類型代碼表」和「學科領域代碼表」三種類表，將文獻內容中的主題概念類型和結構建構出來，藉以作為評論主題內所表現的事實，並作出定量的統計描述，以便具體 地瞭解該學科學術研究的發展取向。

二、研究步驟

本論文研究步驟為選擇學術性期刊論文、建立資料庫、統計資料，

並按主題分析資料內容到結果排序分析。其研究流程如下：

(一 )依據 1996 年北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

（第二版），篩選中國大陸閩粵地區所出版的 40 種學術性期刊作為觀察分析對象。

(二 )蒐集整理 40 種學術性期刊中相關的台灣文學研究論文，並至庋藏中國大陸期刊單位複印全文，或利用「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取得全文，以及透過館際合作方式取得全文，總計取得 615 篇論文。（參見附錄一）

(三 )運用 EXCEL 套裝軟體建立資料庫。

(四 )615 篇論文中之 3,546 筆引用文獻，若遇文獻資料著錄項目不完整者，則利用「國家圖書館館藏目錄系統」、「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中國文化研究論文目錄」、「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漢學

(23)

研究中心典藏書刊目錄資料庫」、「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中央研究院圖書館館藏目錄」、「中國國家圖書館聯機公共目錄查詢系統」、「上海圖書館目錄」、「北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目錄」、「廣東省立中山圖書館書目查詢」、「南京大學圖書館書目檢索」、「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或網路資源來查證。

(五 )編製「台灣文學主題類表」、「資料類型代碼表」、「學科領域代碼表」作為論述分析依據。

(六 )分析 615 篇論文的數量、研究主題、研究社群。

(七 )分析 3,546 筆引用文獻的數量、年代分布、資料類型、學科領域和著錄格式。

(八 )總結研究分析結果。

(24)

圖 1-5-1 研究步驟流程圖

選擇資料蒐集資料

建立資料庫

製作表格

分析資料

編定研究分類表

歸納資料並統計資料

分析數據

撰寫成果

結論中國大陸閩粵地

區 40 種期刊

1. 至庋藏中國大陸期刊單位複印全文 2. 利用「中國

期刊全文資料庫」取得全文 3. 透過館際合

作取得全文

1. 台灣文學主題類表 2. 文獻資料類

型代碼表 3. 文獻學科領

域代碼表

採用索引法引用文獻分析

運用 E XC EL 套裝軟體

(25)

(26)

第五節用語釋義

文獻主題分析（ Subject analysis of literature）

指從文獻內容中分析出代表文獻內容的主題概念，再將主題概念以內涵相同的術語表示之，這種代表主題概念的術語，稱為主題詞

（ subject term）或關鍵詞（ keyword），它可以建構文獻內容的主題類型和結構，以便具體瞭解該學科學術研究的發展。

文獻計量學（ Bibliometrics）

是一種結合數學、統計學和文獻學的一門學科，主要是運用數理統計方法對文獻進行定量研究，藉以描述、評價和預測學科的現狀與發展趨勢。

引用文獻（ Citation）

引用文獻意即「來源文獻」（ source literature），又稱作「引用」

、「引證」、「引用文」，或「參考文獻」（ reference），它是著者為撰述論著而引用的相關資料。譬如文獻 A 引用了另一篇文獻 B 作為參考文獻，則文獻 A 稱為原始文獻，文獻 B 稱為文獻 A 的引用文獻。

引用文獻分析法（ Citation analysis）

是文獻計量學的分支學科，它結合了數學、統計，指出某一文獻與引用文獻之間的關係，藉以瞭解知識間的傳播行為。

引用書目（ Bibliographic reference ）

將著作中所引用過的各種著作及文章彙編成書目，而經由此書目可以瞭解到該書所參考的文獻資料。也稱為「引書引得」或是「引書索引」，它導源於傳統文獻學中對古籍的輯佚。

(27)

(28)

第二章引用文獻相關論述

「引用文獻」一詞是近代西方學者提出的名詞，又稱作「引用」、

「引證」、「引用文」，或「參考文獻」（ bibliographic reference），

一般論文大都以「參考文獻」名之。它是著者為撰述論著而引用的相關資料，代表著論文的學術性與權威性。透過參考文獻，不僅可以尋脈探索研究者知識理論的繼承與發展過程，同時也為閱讀者引介了相關資訊，方便作進一層的瞭解與研究。在中國它是與傳統治文史方法中的「傳」、「注」、「義疏」、「引書」、「自注」、「箋注」等註釋古籍體例的意義相近。以下就傳統與現代引用文獻相關論述分別說明之。

第一節傳統引用文獻相關論述

中國自古研究學問者，本就文史一家，如清代文獻學家章學誠撰述《文史通義》一書，就將文史治學方法合而論述，因此在古代傳統文獻學的引書觀念，彼此也是相通的。現代史學家杜維運《史學方法論》第十五章〈引書的理論與方法〉中，對引書的作用有如下的看法：

「史學家寫史，不能不引書。史體述而不造，史學家寫史而不引書，是為言之無徵，無徵不足以垂信後世。… … 凡所譔述，必有憑據。… … 有所本自能存真而傳神。大史學家的本領，往往在引書上表現出來。」

1 8由是可知，徵引舊典故獻向為中國傳統著書立言者所倚重。

關於引書的基本作用，王爾敏《史學方法》也說道：「論文為解釋某項史實，或觀念或政策之實際，常必須提出引證以為分析見解之支持。使人見出論斷之確當有力，減少猶疑與訟辨。 … … 一種研究，其基礎係建立於廣泛的資料之解釋與分析。資料並不能完全堆砌，史學家之本領所表現，即在於對資料之融會消化，而能提出濃縮之精鍊論著。引證即是精選剪裁之資料，在論文中作適當之安排。」 ^{1 9}

南宋遺民胡三省承其父志，一生以註釋《資治通鑑》為職志，常徵引文獻，博考史籍，單就地理注的引書書目就多達兩百二十八種。

1 8 杜維運：《史學方法論》（台北：三民書局， 1999 年 1 月），頁 245。

1 9 王爾敏：《史學方法》（台北：台灣東華書局， 1988 年 3 月），頁 264。

(29)

其以為「凡注書者，發明正文大義，使讀者因而求之，無所凝滯也。」

2 0意即闡明正文要義才是注書之本。而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引書的作用，也有精闢之論，在〈三國志提要〉論裴松之注《三國志》以史證史的方法來補注原文時說：

一曰引諸家之論，以辨是非；一曰參諸書之說，以核譌異；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類。 ^{2 1}

但是引證有其一定的規範，必定是引證最初文獻記載者，才能見出原始本義。清代章學誠認為：「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不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不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劉向《七略》既亡，而部次見於《漢 ‧ 藝文志》，阮孝緒《七錄》既亡，而闕目見於《隋 ‧ 經籍志》注，則引《七略》、《七錄》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

『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見而不數其初，陋矣；引用逸書而不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逸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史考釋例） ^{2 2}

另於《章氏遺書 ‧ 韓柳二先生年譜書後》也言：「凡立言之士，必著選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論之附見者，以使後人得以考鏡焉。 … … 前人已誤，不容復追，後人繼作，不可不注意於斯。」 ^{2 3}強調說明引證文獻年代的標明，以及引文段落的完整性，是指引後世學者考察學術流變的重要線索。所以引用文獻，不僅態度需嚴謹，同時要有憑有據，「不能剽竊他人的思想、辭句、情節等，而不註明其確切出處。」 ^{2 4}對於這種引文行為，章氏是頗不以為是。但是從古至今書籍出版後散佚情況十分嚴重，而古人引書的最大貢獻，則是為後人留存了豐富的原始書目記錄以供查考，因此傳統引書的最大價值在於保存文獻。近代為了有效地查檢以

2 0 胡三省：《通鑑釋文辨誤》卷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 ‧ 史部 ╱ 編年類》，第 3 1 2 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86 年），頁 377。

2 1〈三國志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 ‧ 史部 ‧ 正史》，第 254 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86 年），頁 11。

2 2 ( 清 ) 章學誠：《文史通義》（北京：中華書局， 1 9 5 6 年 1 2 月），頁 1 5 1 - 1 5 2。

2 3 ( 清 ) 章學誠：《章氏遺書》（台北：漢聲出版社， 1 9 7 3 年 1 月），頁 1 5 8 。

2 4 同註 3 ，頁 1 9 1 - 1 9 2。

(30)

及便於利用書籍中的引用書目文獻，於是有了現代科學觀念的引書索引的編纂出版。

而早期史書中有一種「自注」的體例，是隨文將引用材料以自注方式融入書中，它是作者藉自我引證方法來加強解釋或補益正文立論的一種嚴謹的治學態度。此種註釋方法不僅可以視為一種藏書目錄，同時又可以作為校讎工具，藉此達到辨偽存真功能，以及查驗個人道德操守的依據。因此章學誠非常推崇「自注」這種體例，認為：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不數十年，嘗失亡其十之五六，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例得行，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錄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不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塞責；私門著述，茍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陋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益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見之廣狹，功力之疏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見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復於質古，是又為益之尤大者也。 ^{2 5}（史注）

這種「自注」體例，向來是中國傳統史學中的優良治學方法，其始可以溯源自司馬遷《史記 ‧ 自敍》：

太史〈自敍〉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見去取之從來，已似恐後人不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不離古文，乃考信六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不反復自明也。班《書》年表十篇與《地理》、《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劉孝標注《世說新語》，則雜史支流，猶有子注，是六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

2 6（史注）

對於「自注」的濫觴，或謂始於班固《漢書》諸志，章學誠卻認

2 5 ( 清 ) 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史注》（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 5 月），頁 238-239。

2 6 同註 2 5 ，頁 2 3 8 。

(31)

為「史遷諸表已有子注矣」 ^{2 7}。因為十表中的小序或表中帝名之後的註釋文字，是為了避免史傳文字敍述繁冗，而隨表內文字另外附列一些補充說明的材料。由於是「注列行中，如子從母」，所以稱為「子注」，其實其意相同。如蕭大圜《淮海亂離志》、楊炫之《洛陽伽藍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等書，都是承襲《史記》、《漢書》的自注體佳作。

近代學者陳寅恪則稱「子注」為「合本子注」，其說主要是受了佛教典籍「合本子注」影響所致。在〈支湣度學說考〉一文中言：「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異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

『合本』與『格義』二者皆六朝初年僧徒研究經典之方法。 … … 支恭明為支謙，即支越之字，乃漢末三國時人。『合本』之作殆以此為最初者矣。其『上本下本』即『上母下子』之意， … … 本子即母子。 … …

《比丘大戒二百六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注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異者，列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

『以子從母』，『事類相對』者也。六朝詁經之著作，有『子注』之名，當與此有關。… … 可知『子注』之得名，由於以子從母，即以子注母。」

2 8 故認為「炫之習染佛法，其書體裁乃摹擬魏晉南北朝僧徒合本子注之體。」 ^{2 9}而程千帆《史通箋記》案語則解釋說：因「以一本為正文，為母；以他本文注文，為子；合而為一，以便研尋，於是有合本子注之體也。」 ^{3 0}

總之無論是「自注」或「子注」，都是解釋歷史文獻的方式之一，其因主要是作者為了使其著作易於被人理解和接受，於是把大量材料以自注形式融入書中寫作的一種註釋方法。

引用作為「辨章學術，考鏡源流」，很早就運用在古人的著述上。然而考察先秦時期，早已有註釋書籍的體例出現，只是現在無法完整地見到，目前僅能從先秦傳世文獻裏，保留一些「傳」、「解」、「說」、

2 7 ( 清 ) 章學誠著；倉修良編：《文史通義新編 ‧ 史篇別錄例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年 7 月），頁 314。

2 8 陳寅恪：《金明館叢稿初編》（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 2 0 0 1 年 6 月），頁 181-183。

2 9 陳寅恪：〈讀《洛陽伽藍記》書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頁 1 5 0 。

3 0 ( 唐 ) 劉知幾著；程千帆箋記：《史通箋記》（北京：中華書局， 1 9 8 0 年 11 月），

頁 9 2 。

(32)

「記」等古注形式，如從周代、西漢留存的《春秋》三傳和《詩》毛傳中，隱然可以看出傳注體例的註釋型態。唐代劉知幾《史通‧補注》說：「昔詩、書既成，而毛孔立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行也。降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流也，流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六經，裴、李、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若摯虞之三輔絕錄，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女。文言美辭，列於章句，委曲敍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異夫儒士者矣。」 ^{3 1}不僅記敘了註釋體例的流變，同時將註釋的方法分為正體與變體兩種類別。所謂正體與變體，即是著作之體與考證之體的區別，這些觀點在章學誠《文史通義 ‧ 史考釋例》 ^{3 2}一章已論之甚詳。

由上可知，中國古代註釋性質的書目發展淵遠流長，一般將之劃入目錄學範疇，由於具有揭示文獻訊息的功用，不僅啟發了現代圖書館學分類編目概念，現代資訊檢索觀念其實也是承其而來的。

不過注書也需講求體例規範，切忌妄自推意。清代浦起龍《史通通釋‧舉例》開卷即闡釋：「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傖先生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不通而已。」又說：「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不徵辭，弊且流為束書不觀，是為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不問義，弊又滋乎靈台日汩，是謂褻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為也。」於是具體提出六種常見的註釋體例：

一曰釋：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歷繙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胷欠主張，驗其通體支離，篇乖步伐者矣，故為之釋以清之。釋之為用，析節而疏其義，是賓是主，是影是神，前後相銜，中邊交灌，茲為從事之所先，即其命名之所自，間有省去不用，唯於短說為然。自昔漢、唐經疏通例，墨闌標眼，於「釋」字仿用之。

3 1 ( 清 ) 浦起龍釋；白玉崢校點：《史通通釋》（台北：藝文印書館， 1978 年 4 月），

頁 120。

3 2 同註 2 5 ，頁 1 5 1 - 1 5 2。

(33)

二曰按：按亦釋也，標仍墨闌，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復按以會之，指趣所鍾，歸宿有地矣。況《史通》之為書也，群史牢籠，全書吐納，畛圖遼闊，節目棼繁；則必以見遠之明者察焉，則將有無礙之辯者通焉。此段識解於何置頓，亦惟篇按，職此淹該；是知按之所屆，尤為駟牡之廣衢，非等隻雞之近局也。又其例比釋加偏，釋有從省，按無缺施，惟下帙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二條者。

三曰釋證：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新宅；故凡有徵引，事必事祖，辭必辭根。而其所標識，則又書皆舉名，篇皆舉目。如《左傳》則某公某年，《漢書》則某紀某傳之類。蓋採錄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他若舊注已得者，明書何本；或無書可質者，直注未詳。不攘不欺，與世共見。

四曰證按：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刮不根之病，及漫與之習也。如尚書注，有王肅，其人也，本係三國王朗之子，舊援後魏同名之人。如左傳家，缺徐賈一注也，位在干、蕭二史之間，檢出徐廣字形之誤。更有全證皆屬設辯者，如〈書志〉篇之「東觀曰記」，〈採撰〉篇之「沈炯罵書」，一失之俗傳，一失之原本。則一當革其謬，一當繩其愆。凡此諸流，皆須顯說也。證釋之條千有二百，加按之處五百有奇，任舉陳言，都成說部。

五曰夾釋：釋非節界，夾入行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一兩言達之，或遇疑似之辭，用直截語指之，皆是也。有此，可以便觀書者之索解，可以杜好辯者之歧猜。

六曰雜按：雜按之施，施於原注。原注者，劉自注也。或刊失其初，須為揣定，或置非其所，合與推移；且有注混文，文混注者，於〈史官〉篇「詔曰修撰」，〈暗惑〉篇「曹公多詐」見之。并有注非注，、文非文者，於〈史官〉篇「自歷行事」，〈雜說〉篇「蘇代所言」見之。相厥攸居，還渠定判，此雜按之所

(34)

由設也。不繫諸正書，故稱雜焉。 ^{3 3}

由於注的作用，主要在輔助辨明文義，因此上述所舉的「釋」、

「按」、「釋證」、「證按」、「夾釋」、「雜按」六種體例，大部分與現今引用文獻中的「附註」或「註釋」所表達的引證註釋與內容註釋是相契合的。

關於引證註釋（ reference）與內容註釋（ content）的分別， Dean Donald Vincent Gawronski 在《歷史意義與方法》一書中有詳細的解說：

註釋可分為兩種：引證（ reference）的註釋和內容（ content）

的註釋。引證註釋即為敍語、引語內容中的概念，或內容中已徵引的資料和證據，引用一些有力的憑證。內容註釋即精密地處理正文的資料，這些正文有時很突出而中斷全文的連貫，有時卻有趣而切題，內容註釋也可用來印證某些人的的看法和一時並不包括在自己引用範圍裏的作品，雖然這些作品對自己的論題並沒多大助益，但或許對其他方面的題目能有所幫助。 ^{3 4}

至若引書的原則，清代顧炎武《日知錄》卷二十一論引書之文中則提出「述古」、「引古必用原文」、「引用書意」與「史書下兩曰字」等四種規則：

述古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立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兩引之；不可襲以為己說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 …

引古必用原文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 … …

引用書意《書‧泰誓》：受有億兆民人，離心離德；予有亂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大誓所謂商兆民離、周十人同者，眾也。《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年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不爭隈。此皆

3 3 同註 3 1 ，頁 9 - 11 。

3 4 D e a n D o n a ld Vin c e n t G a w r o n s k i 著；容繼業譯：《歷史意義與方法》（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4 年 4 月），頁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