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舊之爭 ﹂ 中的 ﹁ 江浙叢林 ﹂
哲
學博士，現任浙江大學人文學 院哲學系副教授、中國思想文 化研究所副所長、浙江大學佛教文化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曾應邀赴美國印 第安納大學東亞系作交流訪問。目前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及宗教學 的研究與教學工作。研究領域及方向 有：先秦諸子哲學、宋明理學及浙東 學派、佛教中國化與中國佛教哲學、
江南地域佛教（吳越佛教）、中國近 現代佛教改革思潮等。
張家成
浙江大學副教授○一四‧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什麼是人間佛教﹖這是當代佛教界一個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課題。星雲大師曾多次說
過：﹁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人間佛教就是漢傳佛教﹂。佛教產生自印度，傳入中國之後
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有別於印度佛教的漢傳佛教傳統。清末民初以來，中國佛教
走上改革與復興之路，﹁人間佛教﹂就是近現代佛教改革暨佛教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新佛
教﹂思潮。鑑於此，如何處理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之間的關聯，是當代人間佛教的理論實踐
發展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本文即以中國佛教現代化運動中的﹁新舊之爭﹂中的﹁江浙叢
林﹂為中心線索，探討﹁新舊之爭﹂的實質以及人間佛教理論與傳統佛教之間的內在關聯，
以期為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提供某種借鏡和啟示。
一、近現代佛教 ﹁ 新舊之爭 ﹂ 多與 ﹁ 江浙叢林 ﹂ 有關
江浙地區是宋元以來中國佛教文化比較繁榮發達的地區，也是中國近現代佛教革新的主
要陣地。太虛大師在︽自傳︾中回憶其佛教改革的經歷時曾說：
﹁他︵志圓︶有一次談及當時滬上佛徒，大抵以諦閑、印光和我︵太虛︶為中國現在三
大派，冶開等已說不上，而圓瑛等皆聲望未著。然此就信徒眾多各成派別以言。若就新舊分
派，則我︵太虛︶為新派，而舊派以諦閑為首，附從以印光、冶開等。但我直心而行，對諦
閑法師仍尊以前輩，初未嘗意識及此種的分派。唯從民國八年起，我與歐陽漸突起為佛學界
的雙峰，則於九年唐繼堯的邀請赴滇亦可見之，此難免為向來追蹤諦閑、印光、冶開等僧徒
﹁新舊之爭﹂中的﹁江浙叢林﹂ 居士們生大驚異。因此，如隱塵聞冶開信徒狄楚卿，元白聞諦閑學徒可端等種種風說，隱塵、
元白等答以：﹃我們親近了太虛法師數年，從不聞談及諦閑法師等是非長短﹄，每令彼輩爽
然若失！但世人於此種分派觀念一直持續著。十七年後，似乎諦閑隱退了，由印光與我來對
峙；二十年後，似乎印光隱退了，由圓瑛與我來對峙。到二十年後，我的學徒們皆意識著此
種的對峙，因此漸漸的尖銳了。﹂
太虛大師的這段回憶涉及到中國現代佛教改革運動中所經歷的﹁派系之爭﹂。當時佛教
界內部所謂﹁諦閑、印光和我︵太虛︶﹂為代表的三派，其實可歸結為舊派與新派兩大陣營，
即所謂﹁革新派﹂和﹁傳統派﹂。舊派主要是指傳統保守派，以印光法師、冶開法師、諦閑
法師、圓瑛法師等佛教界的耆宿為代表；而新派是指那些持革新主張或在佛教復興方面有所
作為者，包括太虛大師、仁山法師及歐陽竟無等人，其中尤以太虛及其追隨者︵其陣地多集
中於太虛所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為代表。
其中，圓瑛法師與太虛大師分別被視為新舊兩派的代表人物，中國現代佛教史上這場
﹁新舊之爭﹂亦以太虛大師與圓瑛法師之間的分歧和論爭最受關注。︵參見杜忠全：︿中國
近代佛教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普門學報︾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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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年十一月︶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論爭中的雙方代表人物及論爭的發生地幾乎都與﹁江浙叢林﹂有關。印光法師雖
是北方人，但後來長期在浙江普陀山及江蘇、上海弘化；冶開法師、諦閑法師、圓瑛法師均
○一四‧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長期住持江、浙一帶的佛教祖庭與叢林。同時，我們發現，所謂﹁新派﹂的主要人物也與江
浙有關。太虛大師本人是浙江桐鄉人，後來提倡人間佛教的印順導師、星雲大師，在大陸提
倡人間佛教的巨贊法師等都是江浙籍人士。太虛大師及其追隨者︵如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
院︶所宣導的佛教改革暨人間佛教思潮，是這一派的中堅力量，並逐漸發展為二十世紀海峽
兩岸中國佛教的主流思潮。另一方面，太虛大師很多佛教改革實踐一開始也多在江浙地區推
行，但改革的失敗往往也發生在江浙叢林。如大鬧鎮江金山寺與佛教協進會的流產、杭州淨
慈寺改革的失敗等等。
總的來說，江浙叢林在中國佛教界淵源深厚、勢力強大，在清末以來中國佛教界的新舊
論爭中，﹁江浙叢林﹂也常常成為傳統和守舊派的代名詞。
二、關於近現代佛教之 ﹁ 新舊之爭 ﹂ 及其實質
近現代佛教史上的﹁新舊之爭﹂無疑是中國佛教現代化暨佛教改革思潮中的一個重要話
題，也的確給當時的佛教改革運動帶來很大的影響。一九二九年由太虛領導的中國佛學會與
圓瑛領導的江浙佛教聯合會等機構聯合成立了中國佛教會，此後﹁圍繞著中國佛教會的主導
權與辦會宗旨及僧制改革等問題，圓瑛與太虛展開了或明或暗的激烈較量，他們也因此成為
了一九三
○
年代至於一九四○
年代最重要兩股佛教勢力的代表人物和領袖，他們之間的較量實際上左右著這二十年中國佛教的發展。﹂︵參見杜忠全文︶
鑑於此，印順法師在編︽太虛大師年譜︾時對此評說道：﹁大師佛教會之工作，完全失
敗。圓瑛為江浙諸山叢林、名流居士所擁戴，以反對佛教之革新，大師與圓瑛間，乃不可復
合。﹂太虛大師與圓瑛法師之間，或者說，當時所謂佛教改革派與守舊派之間在立場觀點上
真的勢同水火，不可復合嗎﹖
值得注意的是，太虛大師本人並不承認有所謂真正意義上的佛教新舊派系之爭。若就其
一貫的佛學立場和觀點來看，作為﹁新派﹂代表人物，太虛大師所謂的新是﹁中國佛教本位
的新﹂，對中國傳統佛教主張﹁八宗並弘﹂。鑑於此，有學者認為應稱太虛大師為﹁新保守
主義﹂。
另一方面，從被視為舊派的代表人物圓瑛法師、諦閑法師等人的情況來看，情勢也並
非﹁新舊之爭﹂一說那麼簡單。作為中國現代佛教組織的積極宣導者和卓越領導者，圓瑛法
師在團結廣大教徒、保護寺產、發展現代佛教教育、發展佛教慈善事業等方面均做出了巨大
貢獻。如中國最早的佛教刊物便是一九一九年由圓瑛主持下的﹁寧波佛教會﹂創辦的︽新佛
教︾；而諦閑法師，對中國近現代佛教教育特別是天台宗復興的貢獻也是巨大的。實際上，
在近代佛教改革運動中，圓瑛、諦閑等︵特別是圓瑛法師︶雖然不同於太虛大師一系主張激
進的改革，但亦持溫和改革的立場。因此，前述所謂﹁新派﹂未必求新，而﹁舊派﹂亦非完
全守舊。
﹁新舊之爭﹂中的﹁江浙叢林﹂
○一四‧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那麼，近現代佛教改革運動中的所謂﹁新舊之爭﹂意義何在呢﹖
第一、在對佛教義理的理解和弘傳方面，新舊兩派表現出明顯的時代差異與不同。舊派
人物對佛教義理的認識與中國本土民情世俗關係密切，所謂﹁暢福禍因果之理，而以勸修淨
業為歸﹂；而新派對佛教義理的解讀在主張回到佛陀本懷的同時，明顯受到現代學術及哲學
科學的影響。
第二、新、舊兩派關於佛教制度改革的分歧最為明顯。中國佛教會的分裂、改組及其失
敗的經歷，其背後折射出的則是與寺產︵佛教利益︶和江浙叢林的派系之爭有關。
第三、分歧爭論通常與時代思潮、時事政治相關。新派人物對時代思潮較為敏感一些，
而舊派人物大多為佛門耆宿，不僅在年齡上要大於新派僧人，所受近現代社會思潮影響也遠
不如新派的年輕僧人，其政治立場上則顯得偏於保守。如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諦閑法師
無視籌安會鼓吹帝制，依然應請在北京講經，受到時人詬病。
三、 ﹁ 狷者有所不為 ﹂ ：堅守漢傳佛教傳統的 ﹁ 江浙叢林 ﹂
嚴格地講，從教理教義層面來說，佛教之義理唯有依佛所說為依歸，佛教內部並無所謂
的新舊之分。所謂守舊派，往往表現為政治立場上的保守和改革立場上的溫和。但在維護中
國佛教的根本利益上，﹁新舊之間﹂的基本立場其實還是一致的。
事實上，太虛與圓瑛之間，或近代佛教界新派與舊派之間的紛爭與衝突，除﹁江浙叢林﹂
複雜的派系之爭外，主要是圍繞維護叢林僧制的現狀還是要打破這個現狀而實行改革來展開
的。太虛大師所謂的佛教革新或革命，其實質是指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也就是佛教如何與
時代社會現狀相適應的問題。
從歷史發展演變的進程來看，二十世紀後半期以來，印順法師在台灣、巨贊法師在大陸
宣導人間佛教，從而使得佛教革新暨人間佛教思潮逐漸成為教內外有識之士的共識，人間佛
教也從理論走向實踐，逐漸走向深入。尤其中佛光山星雲大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無疑已成
為當代漢傳佛教發展的一面旗幟。然而同時，關於﹁人間佛教﹂的認識和爭論仍然在繼續著，
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新舊之爭﹂以另一種問題和形式呈現出來：佛教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
理﹁神聖性﹂與世俗化的關係、現代佛教如何處理與傳統法脈之間的關係﹖
就﹁江浙叢林﹂而言，在改革開放之後佛教復興的過程中，又遇到商業化浪潮的衝擊。
相對來說，在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形勢之下的同時，仍然有部分江浙佛教叢林在維護佛教利
益、保持與世俗社會的批判性、傳統佛教的神聖性方面，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狷者有所不為﹂
的態度和立場。
因此，如何重新反思傳統佛教的現代價值，應是當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發展與建設過程
中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新舊之爭﹂中的﹁江浙叢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