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文學自覺觀念」
之運用與接受概述
任何一個有生命力、在學界能夠長時期被作為研究對象的概 念，……都具有十分複雜的內涵，不可能用一兩句話概括得清 楚。任何一種定義都只是一種知性的認識，即將對象中某一組 特徵與性質抽象和概括出來，但這樣做無法涵蓋對象的全部複 雜的內涵。……正如維根斯坦所言，一個詞的確切意義只能在 具體的語境裡才能呈現出來。1
目前我們所熟知的「文學自覺觀念」，大家咸以魯迅先生所發表的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作為最佳代表，在這篇文章 當中，魯氏曾提到「魏晉之際種種變化」所帶來的「文學上的新波動」
是很值得注目的，他同時在文章中點明：「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 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不只如此，隨後在文中又即 以一段文字揭示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這篇演講稿就目前來看雖然十分簡短，但是卻構成了目前大家「普遍 上」所共同認識的「文學自覺觀念」。
以〈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為起點，且就標題及 內容對應來看，可知此文乃魯氏借由當時在魏晉特殊的文化現象，如
1 許紀霖：《中國知識份子十論》，頁 2。
士人仰賴「藥」、「酒」等生活側影與流俗時習，突出當時知識份子深 層心理結構而作成的，標題所誌的「魏晉風度」一詞已為近人討論的 熱點，大家咸以為「魏晉風度」是中國傳統中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
與「價值取向」，凝聚了某種深不可測的內涵；至於更重要的是，目前 我們所認識到的「文學自覺觀念」，在此文雖屬驚鴻一瞥式的出現，於 行文之間，未見有太多的鋪陳與說明，但是，由於此文揭示了以魏晉 為範圍一連串的新改變，如政治、社會、文化……尤其觸及了此時期 文學的某種新動向，所以「文學自覺」一詞也可謂開啟了後人探討六 朝文學的契機。職是之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
所提到的「文學自覺觀念」成為大家探索此時期文學的最常稱引的觀 念，此文更被目為開闢了中古文學研究的新領域，更由於魯迅先生獨 特的地位，使得他對於中古時期文化現象之關注，連帶地成為眾所矚 目的焦點。
在前兩章，我們已經分別以「文學自覺觀念」之「形成基礎」與
「時代背景」為主軸加以申說，這零零總總的鋪排，其目的主要是希 望藉由前兩章的敘述，嘗試對於「文學自覺觀念如何於歷史中萌芽」
之因，做較為合理的推測性解釋。我們循此脈絡以降，既明「觀念如 何萌芽、成形之因果」，接下來，則應該將視野由外轉內，進入到理解
「觀念之內涵」，畢竟研究觀念，最要緊之事，就是說明觀念本身。而 本章文學自覺觀念之內涵概述，承接著前面探源的工夫之後，旨以「人 們對於『文學自覺觀念』的接受」作為介紹「文學自覺觀念內涵」之 用，期望使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文學自覺觀念」在提出之後，內涵上 經歷過的變化，藉此更明「文學自覺觀念」的意涵。
本章以「文學觀念的接受史概述」來說明觀念本身的內涵，是考 慮到觀念的性質並非一成不變的，因此我們不應當將觀念視為是某個 人所提出來的產物，如目前提到「文學自覺觀念」學界大多以魯迅先 生為依歸，以為探討「文學自覺觀念」本身的內涵是必得侷限在〈魏
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上頭的。但是，如今我們有可能 單單從〈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當中，去補捉目前「文 學自覺觀念」為學界所不斷開發和挖掘的深度嗎？這是令人懷疑的。
尤其四眼望去目前使用到「文學自覺觀念」的著作是如此之多，我們 可以看到目前它已成為人們著述立說中時見引用的常客，關於定義「文 學自覺觀念」的內涵為何，似不該去從魯氏的闡說中得到定論，更何 況目前學界對魯迅所提出「文學自覺觀念」的內涵，並無一定的共識，
加上此觀念具有極強的概括性質，要清楚地去定義它、劃分它，恐怕 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認為從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之後，這個觀 念應該屬於大家的，本身不屬於任何一個人，且它是討論六朝文學當 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所以，要認識「文學自覺觀念」的內涵就應該從 人們對它的使用與接受層面來加以了解。特別每個人在接受「文學自 覺觀念」時，或多或少都依其本身的前理解，加以推測與闡發，所以 而「每個接受的過程」同時也可以說是「再次的創造」，並不是說「文 學自覺觀念」就完成於首位提出此觀念的人之手中。
也就是說，要了解「文學自覺觀念」原原本本的內涵就不是「結 論式的探討」，而是只要「文學自覺觀念」還不失它討論六朝文學的價 值性，它本身可以達到的內涵，就仍有無限的可能性。總而言之，「文 學自覺觀念」正因為有其宏大的概括性，才能使得它便於為各式各樣 的人們所使用，而擁有在歲月中不斷地被使用的堅強生命力，有鑑於 它的內涵是開放性的，並且是隨著人們的理解而或增或長，有十分豐 富的變化，是以，用「接受概述」來介紹「文學自覺觀念」的內涵變 動，無疑是十分恰當的一種方式。
本章處理說明：
算起來，「文學自覺觀念」的提出，自1927 年以來，已近七十餘 年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內，它究竟有何變化呢？當我們研覽有關六 朝文學的眾多研究，到處都不難發現它的蹤跡，呈現出一片擾攘紛亂 的現象，這些資料或者互相重疊、參差，或者當中亦有獨發孤明者，
總體而言，此起彼落的消長，均圍繞著此一觀念而打轉，這形形色色 的材料、豐厚的資料，向來乏人去加以整合，散亂而零星引用的情形，
若透過一定的整理與收集，其實數量相當可觀，要是能理出清晰簡要 的圖象，則對於觀念本身的理解助益不少。
故本章「文學自覺觀念之內涵概述」便是以「文學自覺觀念」運 用的實況探討為主，其目的乃是希望自研究者使用「文學自覺觀念」
的資料當中，從其研究思路與語境脈絡，尋找一具有層次意義的變化 過程，看看研究者在「文學自覺觀念」此一典範的影響之下，如何聯 結其文學史知識圖象，並且在運用中傳遞對於此觀念的認知，以及如 何從既有的內涵中創造出新解，甚至從原有的詮釋中脫軌，乃至於到 最後能夠對於「文學自覺觀念」的詮釋效力加以反省……要言之，藉 這眾多而紛繁的資料，我們企圖從研究者對「文學自覺觀念」引用，
考察「文學自覺觀念」之接受變遷，並審視「文學自覺觀念」的內涵 為何，並看看此一觀念所以能在其研究領域、研究著作始終不衰的價 值何在。
目前學界採用「文學自覺觀念」大多來源於魯迅先生的說法，但 於魯氏說法如此普及的現今，其實大家都忽略了一點，對於觀念的了 解，不應該止步於「文學自覺觀念」的創始者，而應該將觀念視為「自
。「文學自覺觀念」在不同研究者的沿用之後，於
各個時期皆有其各自不同的接受面向，從這些不同時期的不同導向，
我們可以略窺「文學自覺觀念」之內涵的演變與走向。因此，以下的 討論為了方便起見，便將「文學自覺觀念的接受歷程」劃為三期，分 而述之：（第一期）1940~1980 年為「萌芽期」；（第二期）1981~1989 年為「轉關期」；（第三期）1990 至今為「反省期」。
要強調的是，行進的程序採取「時間線性發展之順序」，但是有時 互有相關聯性者，為了使研究進展的層次遞展、實踐狀況更為顯豁地 為我們所觀察到，也更為立體地呈現出來，將不受直線推進的時間順 序限制，連帶一起加以說明，使其在開展中關係密切者連綴一起。又，
由於自1994 年以後大陸期刊引用此觀念眾多，加上撰者包括臺灣與大 陸兩岸的專家學者，資料不可謂不多，其中的割捨與分層亦自不易，
可說稍有不慎便掩沒在材料之中，本文只有盡量提供整理與規劃，並 求同時深化資料背後意義之解析。
另外，由於「文學自覺觀念」的運用，不僅止於六朝文學研究領 域，本文亦將擇取文學史著作、中國美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等相關 資料，作為補充說明的輔助，因為這些屬於六朝文學研究外圍的論述 正好激活與加強了此一觀念的推廣，且學術研究總是很難截然劃分得 一青二白，而是互相刺激與成長的；還有，若干兩漢文學研究與六朝 文學實有互通之處，亦不可廢棄，因此有論及「文學自覺觀念」者也 一併收入、討論。
最後，要說明的是，材料總是難以窮盡的，本文僅能就有限的時 間盡量加以搜集、考察各類相關資料，其對象乃是以研究六朝文學之 著作、學術論文、期刊三者為主，（本章後附引及此觀念之著作、學位 論文、期刊之分類一覽表，因此將不再註釋，只在引文後標明頁數，
其資料皆在後面書目清單列出，請參看）。
第一節 1940~1980 年的接受內涵及
特色簡論
從魯迅先生提出為起點。雖然1927~1940 年之間少見人引用「文 學自覺觀念」，可見仍屬於醞釀沉潛期，但自四○年代以來，情勢陡轉，
便時常多見引用於文學研究諸多領域的論述之中，至此之後，援引此 觀念的風氣蔚然成形，發展至近年，甚至有愈益「洶湧澎湃」的態勢，
也就愈發地引人注目與關切。不過，雖然此觀念已經成為大家所熟悉 的一種論點，但是截至目前為止，許多人在心中仍然對它抱持著許多 的疑問：「文學自覺到底意味著什麼？」、「文學自覺其所指為何？」……
當然，這些都並不是十分容易回答的問題，不但不容易回答，而且也 不是從表面上就可以回應的，因為這還要看回答者對「文學的理解」
為何？對「文學自覺的判準」為何？而「理解」與「判準」常常又是 見仁見智且因人而異的。
究竟中國文學史上，有沒有所謂「文學自覺的時代」？而所謂「文 學自覺的時代」是一種「實然的存在」？「文學史想象」？還是「人 文學術中知識譜系的建立」？以及「文學發展圖象的建構」？當我們 先退一步思考這些問題之時，可能就比較不會如此急切地希望用一種 了解「事實真相」的態度，去理解「文學自覺觀念」。因為，其實了解 此問題絕非是「提出證據、指出真相的過程」，試想，有誰能夠確鑿無 疑、斬釘截鐵地拍案論斷「文學自覺的時代始於何時」；又有誰能夠蓋 棺論定「文學自覺的標準就是……」。因此，我們不應當受限於這些是 非對錯的邏輯，不妨先從「文學自覺觀念」的接受史著手，試著從接 受史的觀念切入，看看它是如何被運用隨著時代環境而波動。
每個時期的學術活動都難脫大環境之影響，特別是早期，兩岸政治
環境不穩定，不利於學術著作，距離「文學自覺觀念」提出也不久，因 此一切尚在萌芽，不過，此時期引用「文學自覺觀念」的代表前輩學人，
現今甚為人所廣知，在各個領域也佔有一席之地。依照引用先後的順序 分別為：劉大杰先生、羅根澤先生、王瑤先生、游國恩先生、錢穆先生、
余英時先生、王運熙先生、楊明先生等……。而此時引用多以出現在概 論式的書籍為主（如中國文學史、批評史），僅錢穆先生及余英時先生 是以論文方式發表，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王瑤先生——他可說是第一個 於中古文學研究領域正式地引用到「文學自覺觀念」之人。以下，分別 就個別引用到「文學自覺觀念」之處擇要逐一加以介紹。
首先，目前最早可見在著作中引用「文學自覺觀念」者，是臺灣大 多數中文系最常使用文學史教材《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作者——劉大杰 先生。此書到目前為止經過多次修訂，每次更動的範圍都很大，版本一 共有三種，在三個版本之間，前後無論在觀念、描述、文學理念等方面 都修改甚多。但在華正書局《校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第八章〈魏晉時 代的文學思潮〉開頭便說：「中國文學發展到了魏晉，它的精神與作家 的創作態度，都發生了變化。這期的文學，形成一種自覺的運動，重視 文學價值和社會地位，探討文學理論問題。在這轉變的過程中，文學逐 漸擺脫經學的束縛，得到比較自由的發展。」（頁236）就發現劉大杰 先生已經汲取了魯迅的文學自覺觀念，再加上一種極強的文學史觀，來 介紹魏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並且將此「文學自覺觀念」
視為中國文學史上一種重要的轉變過程。
沿著此章的第二節〈文學理論的建設〉仍以此觀念延伸：「魏晉是 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時代文學思想的特徵，是擺脫儒學的束縛，探討 文學的特點和規律，明確文學觀念，提高文學的價值和社會地位。」（頁 243）則更明顯地點出魏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這本《中國文學發展 史》到目前為止仍是深深地影響了許多中文學子對於魏晉文學的認知，
雖然，後來不少人對此書都頗有微詞，以為政治意味太過濃厚，尤其當
中許多措詞帶有極強的意識型態，但我們仍未可輕易地將其重要性從歷 史中抹煞，這可說是一本影響深遠的文學史教科書，而他本身對於「文 學自覺觀念」的接受，造成後人對學習魏晉文學的印象，做為第一本引 用「文學自覺觀念」的書籍，可謂當之無愧。
其次是1942 年，大陸學者羅根澤先生，羅氏在其《魏晉六朝文學 批評史》中也說：「古代文學概念的突變時期在魏晉。沈約《宋書•謝 靈運傳》云：『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畜盛藻，甫乃以情 緯文，以文被質』……以前也不是沒有文，但一則比較崇實尚質，二則 偏於紀事載言。至於建安，『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才造成文學的 自覺時代。『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才造成文學的燦爛時代。」（頁123）。 羅根澤先生論述極為細密，全書共十一章，第一章文學概念開頭便談「文 學含義的淨化」（言魏晉六朝文學略同於現在所謂文學，大異於周秦兩 漢所謂文學）、「文學概念的轉變」（以「突變」來形容魏晉文學的變化）、
「文學價值的抬舉」……等等，已經用一種截然不同的眼光來看魏晉文 學。從其言及「文學的自覺時代」、「轉變」都和劉氏一樣，受到「文學 自覺觀念」的影響，仔細對照一下句子，不難理解。
再來是王瑤先生在1946 年左右所撰寫的《中古文學史論》，也見用
「文學自覺觀念」來說明魏晉時期文學的特色。他說：「案中國先秦兩 漢，文學的作品雖然很多，但專門論文的篇章卻是到魏晉才有的；在文 學史或文學批評史上，魏晉都可以說是自覺時期。……到了魏晉，無論 就文論之肇始說，或文學觀念的比較獨立說，都和以前發生了顯著的變 化。一方面也促進了當時的作品發達，開了以後沉思翰藻之美的文學的 先聲，這是不能不注意的。」（頁80）
「大體上說，南朝的文學和文論，雖都自有特點，但都可以認為是 魏晉的發展。所有這時期存在的各種特徵，都仍然繼續地發揮著影響；
而且這影響並不是渺小的。首先是文學的地位和獨立，是越增加了。……
而且文學的觀念也逐漸清晰純粹，所謂文筆之分，即肇始於此時。清阮 元學海堂文集中，辨析甚多；今人劉師培等，言之尤明。……故昭明選 集，明擯經史子，而以沉思翰藻為主；至徐陵玉臺新詠則並筆也不收了。
這種文學觀念的成立，以及詩文的注重音韻麗辭的作風，都是承繼著魏 晉而延續發展的。」（頁117）
王瑤先生的運用自然是很有影響力，由於他受魯迅先生的影響非 常深，於《中國文學史論》序中說：「第二部份是『文人生活』，這主 要是承繼前人著述『魏晉風度及文學與酒及藥之關係』一文加以研究 闡發的。」（頁2）。陳平原也說：「在 1948 年初版《中古文學史論》
的〈自序〉中，先生稱此書第二部分『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繼魯迅先 生『魏晉風度及文學與酒及藥之關係』一文加以研究闡發的；後人也 多從此角度討論魯迅對先生的學術影響。八○年代以後，先生多次在 文章中提到魯迅對他的啟迪，不止限於某些問題的精闢見解……」2， 況且據陳平原先生的說法，緣於當時環境的艱困，許多文人多半興起 了關注六朝之事以寄托自己的心緒。
陳氏分析：「完成於四○年代的《中古文學史論》，其實得益於『安 不下一張書桌』的『兵荒馬亂』。抗戰軍興，學校西遷，『南渡』成了 最為敏感的話題。1937 年底，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 大學開學，馮友蘭拜謁南嶽二賢堂『想起來晉人宋人的南渡，很有感 觸』……四○年代漂泊西南的學者們，普遍對六朝史事、思想及文章 感興趣，恐怕主要不是因書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別有幽懷。像陳 寅恪那樣早就專治此『不古不今之學』者，自然鑑古知今，生出無限 感慨；至於受現實刺激而關注六朝者，也隨時可能借六朝思想與人物，
表達其對於社會現實的關注。」3所以可見王瑤先生引用魯迅先生的說 法自然是一點都不令人意外的了。
2 陳平原：《人在北京》〈聯合文學 2004 年〉，頁 238。
3 陳平原：《人在北京》〈聯合文學 2004 年〉，頁 247。
還有1963 年游國恩先生等人合力撰寫的《中國文學史》，是大陸 地區最有影響力的中國文學通史，從六十年代出版以來，曾經有二、
三十年的時間，成為大陸地區最為通行的文學史教材。裡面也說：「建 安時期是我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學 的意義也得到更高的評價，加之漢末以來，品評人物的風氣盛行，由 人而及文，促進了文學批評風氣的出現，表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曹 丕提出的『文以氣為主』，代表了建安文學抒情化、個性化的共同傾向。
所有這些也都標誌著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大變化。」（頁196）其 揭示了「由人及文」的轉變，在後來也為研究者所注意並發揚。
我們發現1940 年代開始，從劉大杰先生《中國文學發展史》到游 國恩先生等合著的《中國文學史》，這兩本著名的文學史著作中，「文 學自覺觀念」就已成為一種基本的基礎知識，化水無痕地進入教材之 中，成為中文人研習中國文學史的一種主流論述。綜觀眾多價值非凡 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著作，就可知這些年來，「文學自覺觀念」所造 成的巨大影響，強而有力地注入中國文學史的底層，自然是影響不可 小覷。
另外，1958 年錢穆先生在《新亞學報》發表〈讀文選〉一文中，
也提到「覺醒」的判斷，是相當精彩的一篇文章，他說：「建安時代在 中國文學史上乃一極關重要之時代……我所謂純文學獨立價值之覺 醒，當於魏文帝曹丕之典論論文得其證。其典論論文之言曰……此始 可謂是文學獨立價值之覺醒。」（頁1）這裡頭雖然沒有提到「文學自 覺」但頗有與「文學自覺觀念」相仿的意味；又說「故曰文學獨立之 覺醒，必至建安而始然，因為建安為文，心中若無古人，此尤其長也。
章實齋文史通義，必謂著作衰而後有文集，此亦一偏之見，未為公允 之論也。然此亦非謂班張才情於此有不逮，而建安之造詣乃始獨出也。
蓋文運之遞變，移步換形，方其未逮，雖極智難於強窺，及其既到，
而當時有不知其已然者。」（頁8）以上兩段話都在在強調「建安」文 學的獨特性。
1960~1963 年間，錢穆先生於《新亞學報》再度發表〈略論魏晉 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一文，談及魏晉南北朝士人學術 文化之高度發展實與家風家學有關。其中，錢先生對於建安文學之判 準與前文大致不變：「漢賦大體供宮庭消遣娛樂，淵源於戰國策士縱衡 游說之餘波，仍不失其在政治場合使用之背景。正式有純文學觀念之 覺醒，則必俟建安始。……建安以後，始以文學作品為表現作者人生 之用，以文學為作者私人不朽所寄。魏文帝所謂惟立德揚名，可以不 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又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也。
於是人求以文章期不朽，遂求融作者於作品中，務使作家之與作品相 會合一而成為一種新文學，唐宋韓柳古文，實亦襲此意境而惟略變其 體貌。」（頁34）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是稍稍論及了「文學自覺觀念」。
1959 年余英時先生〈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刊於
《新亞學報》第四卷第一期，主旨乃以「士之自覺為一貫之線索而解 釋漢晉間之思想變遷」（頁205），提出魏晉之際「文的覺醒」與「士 的覺醒」息息相關，其〈文學與藝術〉的部份便說：「魏晉之際乃是中 國文學的自覺時期」此一論點有缺憾即是：何以魏晉之際獨可以成為 如此關鍵的時期？其原因何在？故而他嘗試以東漢以降「士之自覺」
與「老莊之關係」兩種理路以窺堂奧，他說：「東漢以來文章特盛，故 蔚宗修史創『文苑傳』以紀其事，此世所習知者也。然文章何必至東 京而始盛？向來論者咸齗齗於文集成立時代之考辨，而鮮有深究之 者，良可慨也。近人論中古文學雖有知魏晉之際為文學觀念轉變與文 學價值獨立之關鍵者，亦有稱魏晉之文學批評為『自覺時期』者，但 於其所以然之故，殊未能為之抉發。最近錢師賓四論中國純文學獨特 價值之覺醒，亦謂其在建安時代，而以曹丕《典論》為之始，此誠不 易之論。而尤當注意者則為其對建安文學之覺醒所提出之解說……據
此，則文學之自覺乃本之於東漢以來內心之自覺，而復與老莊思想至 有淵源。今按：此說極精當，與上文論士大夫內心自覺在其他方面之 表現如出一轍。」（頁266）
余英時先生此文已將漢晉之際的「文學自覺」當做不需要討論的 前提，而直接就「文學為何自覺」而加以申說，實際上承認了「文學 自覺觀念」的存在。雖然這篇文章之主旨，並非單純「在文學而言文 學」，然而其從漢晉之際「士」的內心變化來談論到有關此時期文學，
是有重大的突破意義的，因為從「人」的主體性出發，認為文學活動 必離不開「人」，「個體」對於魏晉文學的影響，在游國恩先生的《中 國文學史》中已經獲得重視與注意，而到了余英時先生，他繼承錢穆 先生從中國文化本位對於「士」的關注，對「士」之議題開採，無形 之中，也揭明了「士」對於六朝文學的重要影響，尤其在六朝之時，
眾人咸皆認為這是一個「文學的創作主體」多以「士大夫」為中心的 時代，故而余氏從「士」之自覺而言「文」之自覺，以及又牽連到文 學自覺與老莊思想之千絲萬縷的因緣，開啟了往後不少相關研究的思 路。4
再來看1960 年王運熙與楊明先生兩位所合著的《魏晉南北朝文學
4 2000 年尚學峰先生《道家思想和漢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魏晉是一個大放異彩的時代。
這一時期，那飄逸瀟灑的文人風度、璀璨奪目的文學理論與創作實績，都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 而彪炳史冊。本世紀以來，研究者更是把魏晉當作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而予以高度重視。正如 一棵果實的成熟需要孕育和生長的過程一樣，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在此之前，中國文學經過長期的發展，才終於在漢魏之際，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曹丕的時代』，
敲開了文學自覺的大門。在這一過程中，兩漢至魏是一個極重要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獨立 的文人群體的出現，文學觀念的演進以及創作的發展，都為文學走向自覺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文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始終受到儒道兩家思想的深遠影響，而在 漢末魏晉之際文學向自覺轉變的過程中，則是道家思想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頁 1）：2001 年林國旭《莊子與六朝文論之研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潮與文學，魏晉南北朝是個盛
批評史》也引用魯迅先生的意見，並對其觀點大加贊同：「魏晉時期確 是一個審美意識大為發揚的時代。……由於儒學中衰，儒家思想對人 文頭腦的束縛鬆弛了。於是文學不再僅僅當作政教工具和附庸，它本 身的審美作用被充分肯定，人們對其審美特點的認識日益深化，雖早 已存在，但遭受儒家正統觀念壓抑的某些審美趣味、文藝觀點得到了 發展。魯迅曾將這一時期概括為『文學的自覺時代』，確是十分精當的。」
5顯然是相當贊同魯氏的說法。
「文學自覺觀念」在1970~1980 年之間，使用上較為沉寂，唯一 可見者乃1978 年張仁青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一書，與其 1980 年的《六朝唯美文學概述》一書。後者說：「魏晉南北朝乃文學覺醒之 時代，亦文學獨立之時代也，前乎此者為兩漢，文學多為儒學之附庸，
載道之工具，文士或同俳優，而無崇高的地位。自曹丕揭櫫文章乃『經 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後，文學驟然脫離儒學而獨立，以附庸蔚 然為大國。自是詞人雲興，才士間出，雖干戈擾攘，戎狄交侵，猶不 廢吟詠，埋頭著述。於是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事出沉思，義歸翰藻 之詩文遂風靡天下，在中國文壇上吐放萬丈光芒，造成唯美文學之全 盛，振鑠千古，爭光日月，故諡為中國之文藝復興，非過譽也。」（頁 3）6總而言之，此時期觀點大致上可見承接著魯迅先生的論述，沒有
5 1991 年王運熙《中國文學批評史》：「我國古人對著作一直很重視。孔子以前即有三不朽之說，
其中之一是立言。以後儒家的荀子、揚雄等更闡發了明道、徵聖、宗經的思想。王充的《論衡》， 也很強調著作的價值。但像曹丕那樣稱之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對文章的價值、地 位和作用作如此崇高的評價，乃是從來沒有過的。……重視專門的學術著作，乃是漢代士人傳 統的風氣；曹丕把詩賦的地位擡得如此之高，卻不能不說是建安時代的新現象。其精神特徵，
是文學觀念的逐步明確，是文學自覺性的表現。正如魯迅所說：『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 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正因如此，
我國文學從建安時代開始，詩文辭賦一類的文學作品進一步受到人們的重視，文人的社會地位 有所提高，這都是我國文學趨於獨立發展的標誌，頁 96、97。
6 1997 年王力堅《六朝唯美詩學》頁 3：建安詩人「詩賦欲麗」的理論主張及創作實踐，吹響了
太大的變化，並且論者多半肯定「文學自覺觀念」之判準，但已可見 一種接受面向的定型化。
第二節 1981~1989 年的接受內涵及特色
1980 年~1989 年是「文學自覺觀念」的轉關期。之所以謂為「轉 關期」，乃是有鑑於前此四十年間「文學自覺觀念」詮釋路向，逐步地 固定下來之後，「文學自覺觀念」的一種基本接受論調已經略具雛形，
到了1980 年代則不再固守著同一種路向，也不再重覆以往的理解方 式，而有著關乎日後發展的重大轉變。此時期的研究者對於觀念積累 的灰色地帶，以及定義的模糊性，有著探究的熱情，展現出前所未有 的開展性。在1980~1989 期間，維持前此四十年的引用者固有之，（如：
葛曉音先生、周勛初先生），但是將「文學自覺觀念」之內涵加以擴展 者，亦有之，本時期共擇三種新路向、新說法，來說明此時期和前期 接受狀態有不同的發展與認識。
「文學自覺」的號角，同時也昭示了六朝唯美詩歌創作的發軔；正始詩儘管「篇體輕澹」（劉勰《文 心雕龍•時序》），但在語言、結構及意象營造方面，卻進一步文人化而體現出詩歌形態美的成熟趨 向；西晉詩人高倡「詩緣情而綺靡」（陸機《文賦》），使中國詩歌發展躍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們那些充滿生命激情的遊子、思婦、羈旅、遊宴詩創作，不同程度地實踐了「其為物也多姿，其 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文賦》）的唯美主張，為後世詩歌藝術發展提供了 寶貴的經驗；東晉玄言詩雖然不免有「澹乎寡味」（鍾嶸《詩品序》）之弊，但它借山水以闡玄理的 創作方式……概言之，六朝的唯美詩歌創作，與文學的自覺、文學觀的成熟同步發展，先天具備、
以下將會介紹的新詮釋路向之一即是李澤厚先生所帶出的新方 向。李氏所提出的「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以簡潔有力的思路，
將魯迅先生的說法更加推而廣之，它從魯迅先生之「政治社會變遷之 角度」，轉而將魏晉文學的風貌定型為「主體性覺醒」的文學，且同時 把魏晉時期的重要性，擴充至其他的領域，如美學、書法、繪畫……，
可喜的是，而使「文學自覺」的發生較能脫離傳統文學與大環境的關 係，而關注在「文學」與「文學創作者」的主體之上，以下將詳細介 紹李澤厚先生的說法及其引用者。
其二為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成立與建構，其與「文學自覺觀 念」接軌，對六朝文學研究亦有極大之促進，「抒情傳統」的眼光，幫 助研究者挖掘六朝文學「重情」之面向，更從此眼光來看之後，六朝 文學之地位亦極關重要，其突出六朝文學之處，亦與文學自覺觀念相 符，因此兩相結合，其代表人物為：高友工先生、呂正惠先生、蔡英 俊先生。
其三是「文學自覺的對象，正式由『詩文』推及『賦學』的領域」，
因為一般言及「文學自覺」者，大多乃以「詩文」為主要之指涉對象，
至於魏晉南北朝之「賦的發展」向來備受冷落，最有力者為馬積高先 生的《賦史》，其論魏晉南北朝賦的發展融入以「文學自覺」的時代背 景，無疑也可使魏晉南北朝的賦學研究添光增色。
以下便針對這三大重要的新路向加以介紹。
一、「文學自覺觀念」與李澤厚之說
首先介紹李澤厚先生的說法。李澤厚先生於《中國美學史》、《美 的歷程》、《華夏美學》三書，對於「文學自覺觀念」的推動，在眾聲
喧嘩的研究中，力道顯得格外充足，並在「文學自覺觀念」接受者中，
成為獨樹一幟的異軍。他重視「主體性」對文學之推動，對於魏晉南 北朝文學之解釋，使得引用者將之認作一種強而有力的敘述，不斷刺 激和推動著爾後研究者的思路，將「文學自覺觀念」的接受帶往一個 新的路向。
李氏將「人」視為一切改變的總源頭，且不管在文學、美學，通 通都反映出「人的覺醒」。《美的歷程》中又說：「從魏晉到南朝，講求 文詞的華美，文體的劃分，文筆的區別，文思的過程，文作的評議，
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匯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現象」（頁）雖然 李澤厚先生的意見，並非屬於六朝文學研究類之著作，然而其造成之 餘波蕩漾，實在於文學自覺觀念中無能出其右，分析他的影響，我們 可以從以下五點分頭加以介紹：
（一）、
提出「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結合
李澤厚先生最早在1981 年他與劉綱紀先生合著之《中國美學史》
中提及：「從東漢末年到魏晉，這種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新思潮即所謂新 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反映在文藝—美學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徵，
是甚麼呢？簡單地說來，這就是人的覺醒。」。
他又說這種「人的覺醒」是這樣來的：「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
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
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內瀰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
這個核心便是在懷疑論哲學思潮下對人生的執著。表面看來似乎是如 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
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地欲求和留戀。而它們正是在對原來佔據統
懷疑和否定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有 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也就是說，以前所宣傳和相信的那套倫理道 德、鬼神迷信、讖緯宿命、繁瑣經術……等等規範……都是虛假的或 值得懷疑，它們並不可信或並無價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
既然如此，那為甚麼不抓緊生活，盡情享受呢？為甚麼不珍重自己珍 重生命呢？……那麼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突出出來了，如何有意 義地自覺地充分把握住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富滿足便 突出出來了。它實際上標誌著一種人的覺醒。」（頁87）可說將「人 的覺醒」視為從東漢末至魏晉時期的重大標誌
他又說：「魯迅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 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為藝術而藝術』是相對於 西漢文藝『助人倫成教化』的功利藝術而言。如果說，人的主題是封 建前期的文藝新內容，那麼，文的自覺則是它的新形式，兩者的密切 適應和結合，形成這一歷史時期各種藝術形式的準則。以曹丕為最早 標誌，它們確乎是魏晉新風。」（《美的歷程》頁96）這是明顯也從魯 迅先生的觀點出發，進一步延沿伸而得的結論。他同時特別強調：「文 的自覺（形式）和人的主題（內容）同是魏晉的產物。」（《美的歷程》
頁97）
並且，以上意見直至1989 年〈魏晉風度〉一文，仍再三強調：「那 麼，從東漢末年到魏晉，這種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新思潮即所謂新的世 界觀人生觀，和反映在文藝－美學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徵，是甚麼 呢？簡單說來，這就是人的覺醒。它恰好成為從奴隸社會逐漸脫身出 來的一種歷史前進的音響。在人的活動和觀念完全屈從於神學目的論 和讖緯宿命論支配控制下的兩漢時代，是不可能有這種覺醒的。但這 種覺醒，卻是通由種種迂迴曲折錯綜複雜的途徑而出發、前進和實現。
文藝和審美心理比起其他領域，反映得更為敏感、直接和清晰。」（《美 的歷程》頁87）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李澤厚先生將「人的覺醒」作為魏晉時 期之新思潮，乃是以「主體感性的覺醒」為前提，而將「文學自覺」
的原因返推到人的主體身上，這與前面游國恩、余英時先生所強調之 處是一脈相承的，推究其因，與長久以來，大陸地區政治環境的干涉 與禁止有關，由於學者們在政治主義的因素下，逐漸重視個人的主體 性，繼而產生「文學即人學」的聲浪。
李氏還說：「相對於東漢日趨神秘化、繁瑣化、虛偽化的儒學統治 來說，這種強調帶有『人的覺醒』的重要意義。『不是人的外在行為節 操，而是人的內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潛在的無限可能性）成了 最高的標準和原則』。這給了魏晉南北朝的美學以極為深刻的影響，也 是這一時期的藝術和美學能夠打破儒學思想束縛，獲得充分獨立發展 的重要思想原因，因為審美與藝術所在的領域是與人類生存的個體性 分不開的……魏晉的『人的覺醒』帶來了『文的自覺』，這兩者是密切 聯繫而不可分割的，同時前者又是後者的基礎、前提。」
李氏將「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的聯繫與強調，成為繼魯迅 先生後，特別受到青睞的說法，甚至從此之後魏晉時期不止於「文學 自覺的時代」這個頭銜，更成為「人的自覺時代」。這說法普遍受到研 究者的接受，我們試舉數例以便證明：
1992 年，成復旺先生《中國古代的人學與美學》說：「魏晉南北 朝時期，尤其是魏晉時期，無論在中國人學史上還是在中國美學史上 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魯迅稱魏晉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一 些當代學者又稱這一時期是人的覺醒的時代。但關鍵在於，魏晉時期 的所謂人的覺醒是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聯繫美學而言，可加『感性』
二字，稱為個體感性意識的覺醒。正是人的個體感性的覺醒，才帶來 文藝與審美的自覺。」（頁220）成復旺先生對李澤厚先生的意見，有 一定的補充，但也可見李氏的影響。
再接下來到了1993 年，北京大學錢志熙先生《魏晉詩歌藝術原論》
也說：「漢魏之際的文學自覺思潮，是建立在主體自覺、個體自覺的基 礎之上的，那時文學自覺的中心主題是確立文學，尤其是其中的詩歌 的情感本質。晉宋之際的詩人，繼承了發生於漢魏之際的這種文學觀 念，但又更進一步地從文學的審美價值上追求自覺的文學意識。既認 識到文學的本質和文學發生的基本原理，又認識到文學獨立的審美價 值。也就是文學創作不僅是人類的自然本性所至，『詩言志』，情動於 中而不能止，發之於吟詠；而且撇開本性的需要來說，文學創作還有 它獨立的文化價值。這一觀念的變化，使文學由單純的高古自然，轉 為豐富多彩，刺激了人們對文學形式美的自覺追求。從這一意義來說，
晉宋之際的文學思想，完成了文學自覺的另一主題，使自覺的文學觀 念趨向全面。」（頁478）錢志熙先生在李澤厚先生的說法上又有所推 進，特別他乃從詩歌藝術的角度著眼，轉向對六朝文學「形式美」的 自覺的注意，可謂又深入了一層。我們亦可見自從李澤厚先生的說法 一出，「文學自覺」乃是導源於「人的自覺」之說成為大家所接受「文 學自覺何以發生」的主要說法。
1997 年著名的卞孝萱先生也提到：「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 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名文中，稱漢魏之際為『文學的自覺時代』。文 的自覺，來自人的自覺。曹氏主政，一改以前統治者『率先經術』的 傳統，轉向重視人才。《宋書•臧壽傳論》說：『自魏氏膺命，主愛雕 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文學衝破經學的桎梏而活躍起來，日益 顯示其自身的美學價值。這種自覺精神，為東晉南朝文人所繼承和發 揚。據《宋書•雷次宗傳》記載，宋文帝劉義隆於元嘉十五年（438）
令開四館教學，以文學與儒學（經學）、玄學、史學並列；范曄著《後 漢書》，首設《文苑傳》；蕭子顯著《南齊書》，也設《文學傳》，皆標 誌著文學地位的空前提高。於是，六朝文學便洪波迭起，蔚為大國，
積澱為彼時文化史的一個最豐厚的層面。」7更應該是認同李氏之說的
7 （自王琳《六朝辭賦史》中錄出）。
佐證。
還有1997 年臺灣大學的梅家玲先生《漢魏六朝文學新論》一書 中，亦引及李澤厚先生之意見：「『擬代』與『贈答』在漢魏六朝文學 史上的出現，絕非偶然。由於漢魏繼周秦之後，彼時《詩》、《騷》等 經典性文本典範俱存，各種文學體類日漸滋衍，『文士』的社會階層，
則仍在醞釀之中。此時，著眼於『以生命印證生命』的『擬代文學』
所以應運而起，……正是在一個『文的自覺』與『人的自覺』逐步醞 釀滋萌的時代中，文人如何藉由出入古今、折衝新舊，以圖建樹一己 之主體性的努力。」（頁9）梅先生從擬代與贈答的詩活動，驗證了李 氏所認定的六朝文學之基本面向；又說：「『贈答詩』於建安之後成為 文人創作的大宗，所反映出的，便不僅是為詩者個別的情志款曲，也 是個人自我與社會群體，乃至於文學傳統的互動實況；不僅是『禮尚 往來』的社會需要，也是身為文人者的一種存在姿態。它的正式成形 並蔚然成風，便也不僅為文學 文人自覺，做出正面宣示，便幽微地 吞吐著個人與群體、文學與社會政治間若即若離的張力。」（頁）也是 很可參考的例子。
1997 年王力堅先生則說：「如果說，六朝文學的起點——建安時 代的文學自覺，是導發於文人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那麼，六朝文學 的終點——南朝的宮體詩創作，則顯示六朝文人生命意識覺醒後所追 尋的人性復歸，徹底地步入了迷誤的窮途。」（頁9）；乃至於到了2002 年李翠瑛的《六朝賦論之創作理論與審美理論》：「魏晉人對於美的體 悟始於思想上的超脫，是從漢儒的禮教束縛中掙脫出來的結果，因而 產生對『人』的覺醒、對『人』的注意，和對『人』的興趣，……」
（頁5）、「因此，就六朝而言，其『人的覺醒』以及『文的覺醒』所 帶來的人們生活上美的體悟、人格美的欣賞、審美的態度，以及文學 創作上的美感的講求、文學批評上美感的注重並及文學理論等等諸多 問題的探討，可以看出六朝的文學批評及審美研究的材料是豐富而具
發展潛力的。」（頁7），以及同年的何美諭之論文《嵇康之藝術生命 探析》並以「人的自覺」為其撰寫論文的動機：「對人的觀察和對生命 的思考，一直是筆者為學以來不斷深入探求的問題。所以對於學問的 研究也就離不開人、生命的主題，因此在挑選論文題目時，注意到魏 晉這個時代，特別被學者稱為人的自覺的時代，所以也就對這個時代 產生了興趣。而在閱讀魏晉時代的有關資料時，發現嵇康的生命型態 特別與當時代有所不同，所以論文則以嵇康為研究對象。」（論文摘要）
這些資料都可以說明李氏的「覺醒說」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種創說。
孫明君先生從專研建安文學的角度，分析了以李氏為代表的覺醒 派：「李澤厚先生《美的歷程》提出魏晉是一個『人的覺醒』時代的新 見解，從而給已有的『文的自覺』說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此後又 多次再版重印，一時風靡學界。其中對『人的覺醒』和對『人的覺醒』
與『文的覺醒』之間關係的論述，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嚮應。」（《三 曹與中國詩史》頁95）；「覺醒說的出現打破了庸俗社會學的舊框架，
給中古文學研究領域注入了清新的空氣，引導人們去關注、去審視久 久被塵封了的藝術世界。」（《三曹與中國詩史》頁99）就可見李氏的 說法影響力之深遠，而其對於「文學自覺觀念」的解讀，更是如今不 能跳過的一個重鎮。
（二） 、擴大「文學自覺觀念」之運用
由於李澤厚先生的說法乃是於《中國美學史》一書中首見，而其 於美學方面的成就卓然成家，因此其說法除豐富了「文學領域」以外，
也改變和影響了魏晉南北朝的美學研究。他曾明白這樣說明：「所謂『文 的自覺』，是一個美學概念，非單指文學而已。其他藝術，特別是繪畫 與書法，同樣從魏晉起表現著這個自覺。它們同樣展現為講究、研討、
注意自身創作規律和審美形式的過程。」（《美的歷程》頁100）。獲得
許多研究學者的認同，如：
1989 年鄭毓瑜先生《六朝藝術理論中之審美觀研究》云：「中國 藝術發展至六朝，許多學者都認為已正式進入自覺、獨立的時期。其 所以如此認定，則往往基於此時的藝術已逐漸脫離政教實用的目的。
至於藝術在脫離實用性的『善』之後，又如何由其自身獨立呈現『美』
的體構，則未見具體而整全的探究。因此，以六朝藝術論（包括音樂、
繪畫、書法及文學）為重心，積極地發顯當時所體認、追求的純藝術 美，就成為本論文寫作的目的旨歸。」（頁239）；「在中國，藝術發展 至六朝，一般都認為是正式進入了獨立、自覺的時期，這是因為當代 對於各類藝術，開始作一種『純藝術性的努力與評價』，亦即『與頌功 德、講實用的兩漢經學、文藝相區別……一種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純 文藝產生了。』」（頁239）
1997 年鄭毓瑜先生《六朝情境美學》：「關於六朝美學的研究，基 本上可以分為『人的覺醒』或『文的自覺』兩方面來談，前者從才情 氣度、形姿神韻來體現人倫之美，後者則由形似綺靡、風骨體勢來發 顯藝術美典。」（頁60）；「總結言之，不論是『我與我周旋』或『我 與君周旋』，都是為體現一己之存有、完成彼此興會感通的神思想像；
由藝術至於生活，六朝『人』之實存面向正所謂『人的自覺』最清楚 的展現與意義所在。」（頁1）。在鄭氏的六朝美學研究中，引用了李 氏之說法。
而2001 年郭國泰《六朝美學中形神關係之研究》之碩士論文當 中，也在開卷便說：「六朝美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燦爛輝煌的一頁，不論 在哲學、文學或藝術上都有傲人的展現，是成就個人藝術的關鍵時期，
在這關鍵時期中，大師輩出，其所環繞的問題在於個體生命如何展現 其自主性，唯有經過個體性的自覺才有美學的獨立創作……。」（第一 章研究動機）
2003 年張法先生《中國美學史》：「漢代文藝基本上是類型化的，
很少呈個人的特有風格，就是以個人署名的漢賦，也不易顯出行文遣 詞的個人方式，而六朝文藝從曹丕始，就感受到了個性的顯露：『文以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情感、個性、文藝相互 關聯地展開、展開。由魏晉開始的多情任情不是一種一般感情，而是 一種強於日常感受的、最與審美接近的對宇宙人生、對一草一木一人 一事的特別體驗和特有專注的深情……對人和世界的一往情深，對美 好事物的深邃體驗，對有限人生的銘心把握，直接地影響到六朝審美 和藝術的外貌與內涵，結束了漢代代表集體意識的類型化審美，而敞 開了六朝的呈現個性色彩的有情致的審美和藝術。個性的自覺構成了 六朝美學演進最重要的文化基礎。」（頁11）
2000 年朱雅琪先生《魏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魏晉可說是中國 美學發展史中『人的自覺』、『文的自覺』以及『美的自覺』開始生發 的重要階段，若不將詩歌置入寬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加以鳥瞰，則無 法體會出審美意識史中精神變遷的重要意涵。」（頁313）
以上這些說法都呈現對於李氏說法的接受。
（三） 、提升「文學自覺觀念」之地位
李澤厚先生簡短而主觀的說法，時常被為人所引及，這是不容否
認的，在許多著作言談之間的引用更為常有之事。像是1988 年賴麗蓉 碩士論文《從思維形式探究六朝文體論》：「以個人情感為內容的創作 態度（吟詠情性），是文學自覺的第一步，文學不再為道德政治服務，
不再僅僅具有工具價值，其存在本身即是價值所在。李澤厚以『文的 自覺』來描繪六朝。」（頁40）因為李氏本身著作的普及，同時導致 許多人從李氏的言論當中觸及到「文學自覺觀念」的討論。
乃至於1994 年鍾優民先生《中國詩歌史》也曾提到李氏的意見：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北人南遷，兵連禍結……然而卻正以 此魏晉南北朝才得成為一個『人的覺醒時代』，也可以說是『文學的自 覺時代』。兩漢人的生活和觀念，在獨崇的儒家教義統攝下，一般屈從 於神學目的論和讖緯宿命論，……至此卻從這種沉悶氣氛支配控制下 解放了出來，崇尚清峻通脫，自覺或不自覺地返回自然，希求個體人 格的絕對自由與感性生命的無限享樂，因次，『實際上，魏晉恰好是一 個哲學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躍，問題提出很多，收獲甚為豐碩的時 期。』（李澤厚《美的歷程》）這個時期，正以封建門閥貴族為基礎，
帶著更多哲理思辨色彩，理論活動和藝術創造都相當突出，一種真正 抒情的、感性的『純』文藝……」（頁2~3）就可見他對於「文學自覺 觀念」的推廣是很有幫助。以及1994 年羅吉希《六朝抒情詩研究》：「六 朝時代特色為『人的自覺』與『文的意識』，彼時文風鼎盛，詩人薈萃，
無論詩歌形式及內容均有重大突破……」（論文摘要）
（四） 、開拓魏晉時期研究之廣度
一般而言，在李氏的言論之前，「自覺」多數用於魏晉文學與從東 漢末士人心態而已。但是李氏的言論之後，則魏晉的美學開展也同時 被開發了，於是，魏晉之際的美學也成了自覺一詞底下的註腳，魏晉 文學的歷史地位更加吃重，更擴及為「美學的自覺」，甚至擴大至藝術 層面。
1993 年金民那《文心雕龍的美學》：「六朝文論，不但以探討審美 主體情感活動為主要課題，而對文藝形式美的特徵和規律的考察也成 為其中心問題，對文藝形式美的重視和考察，可說是由六朝文士對『文』
釋為『文學』，李澤厚先生也首先取用這種解釋，李先生『文的自覺」
的標題下首先引用魯迅先生的說法——『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 的自覺時代』，而接著論述有關魏晉文學自覺的種種現象。此後『文的 自覺』涉及的範圍擴大及整個藝術部分。依李先生的說法，既然『文 的自覺』是一個美學概念，其涉及的範圍不只限於藝術部門，當然可 以說對『文』的自覺的表現最顯明的便是藝術部門。但六朝文士覺醒 審美主體，同時自覺審美對象，並且審美對象的範圍不只限於藝術部 分，因此，六朝文士自覺的『文』（美）不只限於藝術美，而他們欣賞 的所有對象的『美』包括在內。由六朝文士對『美』的自覺和欣賞『美』
的整個風氣來瞭解「文的自覺」這個命題，更會認清在六朝重視文藝 形式美的原因。」（頁 37）就反映了上述的情況。
同時，1988 年宗白華先生《美從何處尋》〈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 美〉其說法也與李澤厚先生十分接近：「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 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 富於智慧，最濃於宗教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 神的一個時代。」（頁187）；「魏晉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 主義，解脫漢代儒教統治下的禮法束縛，在政治上先已表現於曹操那 種超道德觀念的用人標準，一般知識份子多半超脫禮法觀點直接欣賞 人格個性之美，尊重個性的價值。」（頁188）；「時代人的精神是最哲 學的，因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頁195）
以及宗白華先生的〈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
基本上也挪用了「文學自覺觀念」的思維模式，認為到了魏晉六朝也 是美學藝術的重要轉折時期，他說：「魏晉六朝是一個轉變的關鍵，劃 分了兩個階段。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人的美感走到了一個新的方面。
表現出一種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認為『初發芙蓉』比之於『錯采鏤 金』是一種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藝術中，要著重表現自己的思想，自 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頁5）
並且孫明君先生在《三曹與中國詩史》當中也說：「李澤厚、劉綱 紀主編之《中國美學史》第二卷《魏晉南北朝美學思想》，洋洋64 萬 餘言，即是圍繞《美的歷程》中『魏晉是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時期』
這一觀點而展開論述的。至於本期文學、文論、歷史、玄學、佛學、
書法、繪畫、音樂、美學、心理學等等領域之專著、論文引用或闡發 此一觀點者更是難以統計，相反論述中古文化而不言『自覺』、『覺醒』
者反倒難以覓得」（頁96）可見李氏的影響效力之大。
二、 「文學自覺觀念」與「抒情傳統」
除了李澤厚先生的影響之外，我們發現由陳世驤先生所提出的「抒 情傳統」，在1980~1990 年間，與「文學自覺觀念」相互影響，對魏晉 時期文學的詮解起了可觀的作用，可以說學界對於「抒情傳統」的吸 收與消化，更是幫助了他們對於「六朝文學之重要性」的肯認。以下 介紹抒情傳統的研究與「文學自覺觀念」的交涉之處。
要說到抒情傳統，目前學界首推陳世驤先生為首倡者，所發表的
〈中國的抒情傳統〉8一文提出：「把抒情詩當做中國或其他遠東文學 道統精髄的看法，很可能會有助於解釋東西方相抵觸的、迥異的傳統 形式和價值判斷」，這種將「抒情特質」當做中國文學的道統，以突顯 強化中國文學的主軸，乃是在「比較文學」的背景下所設想出來的理 論，一提出之後，深深地受到多數學者的響應與支持，形成了可觀的 後續發展，繼此之後，不少學者皆勉力藉此眼光從而開展出對於中國 文學抒情特質的探尋。
像是高友工先生即是最為出色的代表，連續在1978 年的《中外文 學》發表〈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及1979 年〈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
（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
經驗材料的意義和解釋〉，其後於1988 年《九州學刊》又連續發表了
〈試論中國藝術精神〉，1991 年以英文發表〈中國抒情美學〉（Chinese Lyric Aesthetice）一文，這些文章在陳世驤先生提出抒情傳統之後，做 了更進一步地探索與發揚，其功勞在於從抒情傳統的角度，為中國藝 術精神的發展勾勒大致發展的脈絡，希望能用「抒情美典的生成與發 展」之眼光，來解釋中國文學、藝術之獨特性。
不過高友工先生在〈試論中國藝術精神〉（下）一文中，曾經提到 過他苦於無法將對「中國抒情傳統的論述」與「文化史的發展」緊密 結合的心路歷程：「三年前我曾寫過一篇中國抒情美典的發展一文，其 中討論到先秦兩漢萌芽時期以音樂美典為中心，六朝奠基時期以文學 理論為中心，隋唐實踐時期以詩論和書法理論具體實現早期理論中所 提出的理想，其後宋元是一個綜合時期新的畫論，能把前一時期偏頗 一隅的理論放到一個有綜合性的大架構上。……迄今我大體上仍然相 信這個發展嬗變的間架，只是始終覺得與整個文化史的發展似乎一質 不能找到一個因果脈絡。」（頁5~6）
但是，在某次偶然的巧合，余英時先生演講談到「中國文化的四 個重要轉變點」，高氏坦言受到余先生的啟發，援引此分期建構中國抒 情美典傳統：「他（指余氏）所提到的四次突破，代表了中國文化在本 體或形式上的重要轉變。第一個突破是東周時期從春秋末季到戰國中 期，也即是公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的時期。第二個突破是在漢魏之際，
亦即是公元二、三世紀的時代……」（頁6）而也因為借用了余英時先 生的分期法，我們發現在高友工先生對於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論述之 中，將建安以降文學發展，是被視為重要的轉變時期，這可以說不知 不覺將文化史上魏晉之際之變動，推及文學、藝術層面去了，就連陸
機的〈文賦〉也入其眼域，而成為抒情美典的宣言。
他說：「東漢後期經濟、社會的瓦解終於導致了紀元二世紀後期秦 漢大帝國的崩潰。而在這長時期政治的混亂、迫害和戰爭的破壞的環 境中。……一個很具體的智識份子的反應是個人從社會的、外在的道 德世界退隱到一個自我中心的、內在的心象世界。由自我精神的內省 到表現正是這個新時代的標誌。……因此在建安以後文學理論突然走 向一個新的方向。對於整個人格的氣質與作品的關係開始注意。更進 一步要對創作過程作一個深入而又系統化的了解。陸機的《文賦》是 一個最精闢的創作論，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也是抒情美典的宣言。」
這裡很明顯地乃是與余英時先生從「士之自覺」談及「文學自覺」有 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著眼於此時期知識份子性格的改變，而導致文學 上的扭轉。
同文中高友工先生並且說明：「五言詩的出現也許可以溯及東漢初 期，但在《古詩十九首》中我們才初次看到抒情由外轉向內省。『詠懷』
不再是『贈答』之一體，而是『自省』和『內觀』。以後『田園』、『山 水』的發展以至『律詩』的建立五百年來『外向』和『內向』的對立 逐步演變的過程。劉勰的《文心雕龍》自是中國批評史上一個空前絕 後的傑作」。我們看到他在此特別突出《古詩十九首》的歷史地位，認 為它是中國文學傳統抒情表現的「轉折代表」，由外向內的轉移，並討 論到六朝時期相關的文學發展，是相當可貴的材料。因為在抒情傳統 的脈絡底下，幫助了研究者體認到「魏晉六朝」是如欲中國抒情傳統 不可輕易忽視的重要時期，特別魏晉六朝乃被公認為「五言詩」開始 發展的時期，這又恰好符合抒情傳統內部中「以抒情詩當統御」之認 定，因此，高氏以「抒情傳統」的眼光對魏晉之際的留意，在 1988 年的前後幾年之間，都可看見在學界連續性的相關討論，並獲得相當 程度之深入開發，所以我們肯定抒情傳統對於「文學自覺觀念」的發 展也是大有其助益的，且不僅是大有助益在面對此時期的一些思維模
式亦是相仿的。
我們以高友工先生1988 年〈試論中國藝術精神〉為起點，往前推 1986 年，蔡英俊先生於《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也觸及到用抒 情傳統的眼光如何來定位及評價六朝文學的問題，此書較高氏更明確 地指出魏晉之際是中國詩人「抒情自我的發現」之時期，並且以為兩 漢到魏晉之間，從「詩大序」開始「『詩三百篇』中原有的情感性質以 及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的手法，也就隱而不彰了，而這種『迂曲說詩』
的現象，也一直要到魏晉以後重新申述『情』的重要性與意義時，才 有所改變」（頁27），從而認為「魏晉以後，知識份子所表現出的生活 形態與思維方式，的確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項異數」，借由牟宗三先生 對魏晉名士對魏晉名士的剖析，轉進六朝文學藝術的發展，他說：「不 過，如果我們從文學藝術的領域探討魏晉文士詩人的表現，將會同意 廖蔚卿先生的看法：『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是六朝人自我反省後對個 人生命特質的肯定，六朝『詩緣情』之說就是建立在這一觀念上。由 於魏晉以後肯定『緣情』的個人生命特質的意義與價值，中國文學傳 統才得以開展出更為廣濶的詩歌的表現領域，進而完成抒情的文學傳 統的典範……底下，我們將進一步說明從東漢末年到魏晉這一個階段 裡，抒情的自我如何擺落兩漢所強調的『社會群體的共同意志』的侷 限，轉而成為詩人面對人生情境時極力呈現的創作主體；並且說明魏 晉人所發現的這個自我的主體，又如何取得它與外在自然物象之間的 默會之趣……」
蔡氏十分強調此時期感性個體的覺悟所導致在文學表現上的發 達，這些發現與李澤厚先生「人的覺醒」與「文的自覺」就理路上仍 是相合的，我們看他將「漢魏之際的生死變遷」所造成文化上的裂變 做為時代外緣的重要因素：「造成魏晉名士特殊生命情調最重要的原 因，更在於漢魏之際生死問題的愴痛所帶給人自我生命的醒悟與自 覺；且不論這種豁醒與覺悟在歷史上演變成怎樣一種虛無頹廢、甚至
無所成的低調，這種生命意識的轉變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項重大的突 破。」（頁36）。以及魏晉詩人自我主體的覺悟為內緣的主軸：「因此，
透過現實生命與客觀世界相摩相盪所引生的哀樂，幾乎就是魏晉心靈 徹底體悟到的無可避免的事實，他們的生命情調也就是緣此而有特殊 的風姿與表現。這裡，我們可以更進一層了解，不論是追求玄言玄理、
或追求遠舉游仙，或是發展成為追求田園山水的寄託，主要都是根源 於這份無端哀樂的激感——這樣，『抒情主體』的發現，對於中國傳統 的美學理論與文化創造俱有深遠重大的影響，我們不能僅僅以『浪漫 氾濫的文人生命之「感性的主體」』指稱魏晉時候所發現、揭露的『自 我的主體』」（頁43）。
「魏晉以降，緣於現實哀樂的激感，中國詩人發現了以情感為生 命內容與特質的自我主體……並由對個人生命特質之肯定，建立了六 朝『詩緣情』之說。漢〈詩大序〉所重視所強調的『志』，是本於政治 教化的社會群體共同、社會公眾的志意。『緣情』說則在文學的根源上 建立了文學的精神特質即個人生命性質的觀念。」（頁75）這些實在 都在在突出了六朝文學重情的面向。而1989 年呂正惠先生於《抒情傳 統與政治現實》中〈物色論與緣情說——中國抒情美學在六朝的開展〉
一文，更是繼此路線而開展。
從呂正惠先生開始更確立這樣的訊息：「六朝是中國抒情傳統真正 確立的年代」，在此文中曾提及其撰寫動機，當中便說：「多年以來高 友工先生一直想從文學形式的立場，來探討中國的抒情美典如何在唐 宋時期達到最高峰。蔡英俊也曾以情、景關係唯主軸，來分析中國抒 情美學的演變過程。本文也是屬於這種類型的研究，不過範圍只限制 在六朝。本文想要從當時的『物色』論與『緣情』說，來說明六朝抒 情文學觀的特質。從這一特質可以看出，中國的抒情美學在六朝有了 明顯的改變。由於這一改變，中國的抒情傳統才真正確立起來。」（頁 2~3）
呂氏這篇研究對於六朝時期文學的重要地位無疑又是一劑強心 計，我們發現在「抒情傳統」的眼光下，六朝文學講究「抒情」的面 向被挖掘出來，同時加上「文學自覺觀念」的支點，兩相結合之下，
更是使六朝文學的地位不降反升。而他也說：「緣於漢、魏、晉對於無 常的生命的自覺，……注定了他們獨特的觀物方法。……以『嘆逝』
的角度去觀察大自然，從而賦予大自然以一種變動不居、淒涼、蕭索 而感傷的色澤，並把這一『自然』本質化、哲理化，使渺小的個人在 其中感悟到生命的真相而欷歔不已。」（頁16~18）這些論調無一不與
「文學自覺觀念」的基調有相合之處，於此之後，魏晉六朝文學重「情」
的面向，緣此而更為突顯。
1986 年，陳昌明先生之碩士論文《六朝「緣情」觀念研究》更云：
「『言志』與『緣情』是中國文學的二大主要思潮，『緣情』觀念在魏 晉形成之後，文學才脫離政治與思想的束縛而成為獨立的藝術，文學 的本質、作用與表現，乃有自覺性的理論發展，而新的文體，新的表 現方式大量出現，造成沈剛伯先生所謂『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文藝復 興』，影響巨大而深遠。」（頁）9我們發現長久以來前輩學者在接受「文 學自覺觀念」往往突出「兩漢與魏晉之間的重大轉折」，當陳昌明先生 在「六朝緣情觀念研究」的碩士論文援引「文學自覺觀念」時，更可 以說明六朝文學在「文學自覺觀念」的思路主導之下，二元對立的思 考越益張揚10。其實從早期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以言志與緣情 的對壘便已種下它的種子，其源頭又是從周作人先生之《中國新文學 的源流》當中轉來的，周氏以中國文學的變遷乃是「言志」與「載道」
9 1995 年唐師翼明〈魏晉南北朝時代學術與文學傳播的新方式〉：「魏晉之際，由國至社會經歷 了一次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與文藝復興。清談與文會既是這次解放與復興的產物，又是 這次解放與復興所憑藉的手段。」，頁 21。
10 1983 年林麗雲碩士論文《六朝賦之抒情傳統與藝術表現》情性乃個人生命之本質，亦為文學 生命之精神；然六朝之前，為文特重社會與個人之關係，政治教化之意義籠罩文學領域，「言 志」多拘於抒發成己成物之抱負與諷諭勸諫之內容；東漢末年以至六朝，個人自覺意識漸啟，
始令文人發現自我、歸回自我，故發而為文尤顯獨抒情性之特質。
想派潮流的相伏相倚，後來這套觀念轉為「言志」與「緣情」。
而所謂的二元對立，如「質 文」、「崇實 尚情」……一直潛伏 在「文學自覺觀念」心中，研究者也多半準此「兩漢與魏晉文學乃是 一強烈對立的文學時代」思路加以延伸，諸如劉大杰先生：「經學控制
文學解放」、「儒學束縛 文學價值提高」、「政教附庸 審美作 用」……此一思路是接受「文學自覺觀念」之前輩學者的主要模式，
這也是目前大家使用文學自覺觀念來理解六朝文學之主流方式。以上 是「文學自覺觀念」與「抒情傳統」之間的關係。下面再接著說明此 時期的接受發展。
三、 「文學自覺觀念」與「賦學研究」
1987 年著名的賦學專家馬積高先生於《賦史》中的〈魏晉南北朝 賦〉一章也說：「其次，與儒學的衰頹相聯繫，文學的地位提高了，對 文學的特點的認識也提高了。……所以魯迅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 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該文還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重要論點，
並把文氣與作家的個人氣質聯繫起來，認為人的氣質不同，文氣也就 出現差異，這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對文章風格和作家氣質的關係所 作的探討。」（頁143）就連賦學研究，也不得不引用魯迅先生的文學 自覺說法，可見此時「文學自覺觀念」確實已經在此時期的文學研究 發揮其作用，並且由馬積高先生開始，我們發現「文學自覺觀念」的 引用，從早先以詩文研究及文學史的書寫，正式地推及「賦學研究」
之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