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闡述子女影響婚姻滿意理論模式，其次探討婚姻滿意的定 義、測量及相關影響因素，然後針對親職壓力的定義、測量及相關影響 因素做一說明，並探討共親職的定義、測量及其相關影響因素，最後針 對婚姻滿意、親職壓力及共親職三個概念的相關性做進一步探討。
第一節 子女影響婚姻滿意理論模式
為何成為父母之後會降低婚姻滿意﹙marital satisfaction﹚？此議題 的開創性研究是由LeMasters（1957）所進行（Twenge, Campbell, & Foster, 2003），他建議，家庭成員的加入（或移出）可能迫使家庭系統的重組，
此一重組可被視為危機，若以舊方式面對一個重大的改變是不恰當的。
對一群育有至少一個5歲以下子女且心智正常父母的訪談中，母親陳述 經歷了缺乏睡眠、長期疲憊、被家綁住、對無法成為好母親感到罪惡感、
擔憂她們的外表，以及其他的不滿意；父親則陳述相似的經驗，並增加 了許多問題，例如經驗到妻子的性反應減退、因妻子辭去工作的經濟壓 力，以及一般對親職角色的不快樂。
此後有進一步的研究已經支持與擴展了LeMasters（1957）的發現。
下列的許多研究即顯示出，成為父母可能導致降低婚姻滿意的結果：
1. 增加家務、壓力與2. 緊張，3. 部分是因為減少了夫妻相互討論的 時間（Anderson, Russell, & Schumm, 1983; Lopata, 1971）。
4. 妨礙夫妻的相處（Glenn & Weaver, 1978; White, 1983）。
5. 妨礙夫妻的性生活（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6. 過多的社會角色加諸於新父母身上（Rollins & Galligan, 1978）。
7. 夫妻間的不8. 公平更為嚴重，9. 尤其對10. 妻子不11. 利 的 一 方而12. 言（Feeney, Peterson, & Noller, 1994 ）。
13. 增加婚姻的負面評價，14. 特別對15. 非傳統婦女而16. 言
（Belsky, Lang, & Huston, 1986）。
由前述的研究可知，子女可能對婚姻滿意產生多重的影響。然而，
這些影響的解釋紛歧，重要的是去推敲與了解此影響的一般理論基礎。
因此，Twenge等人﹙2003﹚組合過去研究所運用的四個一般理論模式，
包括：角色衝突模式（Role conflict model）、自由限制模式（Restriction of freedom model）、性不滿足模式（Sexual dissatisfaction model）、財務成 本模式（Financial cost model），用以了解子女可能對婚姻滿意產生多重 的影響，每一理論都與一組對中介變項的預測因素有關，每個預測因素 均可被實證。此四個理論模式簡述如下：
一、角色衝突模式（Role conflict model）
子女的加入對家庭可能導致在傳統社會角色的再重組。此種現象對 於婦女特別真實。婦女通常被期望負起子女的主要照顧角色。父親也被 期望負起比以前更大的賺錢養家角色。當夫妻不想擔負傳統角色，問題 便發生了。例如，婦女可能會因她們的照顧角色而放棄或從職業角色退 出。結果可能使丈夫成為更有權力的一方，因為丈夫成為主要與單一的 養家者﹙Feeney et al., 1994﹚。當婦女已習於職業角色，而被視為主要的 照顧角色時，將產生一些心理壓力﹙Belsky et al., 1986﹚。此外，有許多 婦女負擔過重，而且感到未從另一半得到足夠的協助﹙Hochschild, 1989﹚。最後，為人父母的職責增加了其它的社會角色，而更多的角色 可能導致壓力與衝突﹙Rollins & Galligan, 1978﹚。
角色衝突理論生成許多對中介變項的特定預測因素：
（1） 比起男性，（2） 女性可能經驗到更大的不（3） 滿意。婦女是主 要的照顧者，（4） 所以當子女出生時她們的角色改變更多。
（5） 當子女還很小時，（6） 其影響更大。較大的子女需要較少的直 接照顧，（7） 因為他們在校時間較長，（8） 因 此 父 母 的 角 色衝突較少。
（9） 高社經地位者﹙特別是婦女﹚可能因子女的出現而（10） 感 到最不（11） 滿意。高社經地位婦女可能已經在事業生涯上有 所成就，（12） 卻需因子女的到來而（13） 退出或放棄。一
般而（14） 言，（15） 高社經地位者享受金錢與（16） 職 業生涯所帶來的自由與（17） 個人主義;在子女出生後經驗到 失去自由與（18） 自主性減少，（19） 因此可能需要更多的調 適﹙Jenkins, Rasbash, & O’Connor, 2003﹚。
（20） 最後，（21） 可能有出生口合（cohor）的影響。最近出生口 合的婦女，（22） 不（23） 再存有傳統角色，（24） 可 能認為子女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大。今日的婦女擁有較有聲譽的工 作角色，（25） 並擁有這些角色所需的獨斷個性。早先數十年前 為人母親的調適較小，而（26） 從職業婦女變為母親的調適則 較迫切（27） 。
（28） 此外，（29） 生育子女在今日已被視為是一種選擇，（30）
不（31） 再是一項不（32） 可避免的社會任務﹙Yankelovich, 1981﹚。因此，（33） 當轉變為父母遭遇困難時，（34） 父 母可能相信這是他們的「（35） 錯」，而（36） 不（37） 再 視其為婚姻中自然的過程，（38） 或是每個人都必需經歷的一 件事。
二、自由限制模式（Restriction of freedom model）
子女的到來，大大地減少婚姻中的個人自由。照顧子女需要大量的 時間與注意。這些需求直接干擾父母追求本身的樂趣，因此子女限制了 父母的自由。自由限制理論產生許多特定的預測因素，其中有些可能與 角色衝突理論相似，可能是因為角色衝突包括為了照顧子女而放棄追求 職業目標的自由。在此展示兩種模式，是因為它們對影響的解釋實際上 與理論上有所不同。例如，一位希望傳統角色的女性可能不會感到角色 衝突，但仍可能經驗到自由受到限制。
自由限制理論模式預測女性比男性經驗到更大的不滿意，因為她們 通常感到較不自由。同樣地，在子女嬰幼期的影響會更大，因為嬰幼兒 要求最多的時間與注意。高社經地位者（特別是女性）會有最大的不滿 意，因為她們更可能從理想的事業中離開或退縮。最近的研究也發現較
大的不滿意。近數十年來已增加個人主義與自主性，比起過去，近代人 較不受家庭與社會責任的束縛（Putnam, 2000）。此外，近年來一般的夫 妻有婚育年齡向後延的現象，所以在成為父母之前已習於成人的自由生 活。因此，父母身分所帶來的自由限制可能使最近出生口合者更感到震 驚。
三、性不滿足模式（Sexual dissatisfaction model）
子女通常會干擾父母的性生活（Blumstein & Schwartz, 1983）。有子 女在家中是很難有性關係。性親密的減少可能對婚姻滿意有負面影響。
性不滿足理論生成一些特定的預測因素。男性陳述在婚姻中有較大 的性欲（Baumeister, Catanese, & Vohs, 2001），所以會感到較不滿意。其 次，子女在性滿足的影響上可能以有嬰幼兒的父母最大，因為嬰幼兒從 早到晚都需要注意。對於社經地位或出生口合，則無影響，因為這些變 項不可能影響性滿足。
四、財務成本模式（Financial cost model）
養育子女的花費是昂貴的。他們會使家庭經濟處於重大壓力，可能 使婚姻不滿意（LeMasters, 1957）。財務成本模式生成一些特定的預測因 素。LeMasters指出，養育子女的財務負擔對丈夫會比對妻子大，因為丈 夫是傳統養家者。因此，此模式建議男性的不滿意較大。子女長大後的 花費一般會更多，所以較大子女的影響會更大。對低社經地位夫妻的影 響也較大，他們需要努力賺錢來滿足子女的加入。就出生口合而言，對 於年輕世代的影響較強，因為比起較早年代的父母而言，近幾年在子女 身上的花費更多（例如，大學教育的費用超過通貨膨脹甚遠。同理，房 價與日常照顧成本亦然）。
Twenge等人﹙2003﹚使用「子女」與「婚姻滿意」關鍵字搜尋1974 年 至2000 年 間 的 PsysLIT 與 Sociofile 的 期 論 文 ， 進 行 後 設 分 析
（Meta-Analysis），選取論文的標準包括：1.樣本必須包括為人父母者與 非父母者，2.比較有子女夫妻與無子女夫妻的婚姻滿意，3.呈現婚姻滿 意與子女數間的相關，一共選取97篇論文，包括148筆資料及47,692位受
訪者，用以探討子女影響婚姻滿意及其影響的範圍與中介因素（亦即對 男性或女性有影響？出生口合是否有差異？），並檢驗子女影響婚姻滿 意的四個理論模式。其後設分析結果簡述如下：
（一）為人父母者與非父母者的比較
1. 90篇論文（31,331名2. 受訪者）中，3. 為人父母者的婚姻滿意 顯著低於非父母者。
4. 為人父母對5. 於母親在婚姻滿意的負面影響顯著比父親來得大，
6. 亦即母親的婚姻滿意顯著低於父親。
7. 無子女的父母與8. 育有嬰幼兒的父母比較，9. 無 子 女 的 父 母 之婚姻滿意顯著高於子女大於2歲的父母。
10. 子女年齡會影響父親與11. 母親的婚姻滿意。任何年齡子女的父親 之婚姻滿意相對12. 較無差異。與13. 無 子 女 的 婦 女 比 較 ， 14.
育有嬰幼兒的母親之婚姻滿意非常低，15. 有較大子女的母親之婚 姻滿意則較低。
16. 社經地位也是顯著的中介變項。子女的出現對17. 高 社 經 者 在 婚 姻滿意有較大的負面影響。
18. 分析結果也發現歷史與19. 出生口合的影響。資料收集的年代與20.
影響的大小顯著相關。較近期的樣本顯示子女對21. 婚姻滿意有 較負面的影響。近世代父母在子女出生後對22. 婚姻有較大的不23.
滿意。與24. 較早世代比較，25. 近世代者在成為父母後的婚姻 滿意下降42%。
26. 上述中介變項的結果，27. 最可以角色衝突與28. 自 由 限 制 模 式 來解釋。此二模式預測對29. 婦女、育有嬰幼兒父母、高社經者 及近世代者有較大的影響。性不30. 滿足模式預測對31. 男性有較大 影響，32. 但對33. 社經地位及出生口合沒有影響。財務成本模 式預測對34. 男性、有較長子女父母與35. 低社經地位者有較大影 響；而36. 且此模式對37. 近世代者確實有較大影響。
38. 本後設分析同39. 時檢視所使用的婚姻滿意量表。標準量表（例
如，40. Locke-Wallace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Global Distress Scale 與41. Dyadic Adjustment Scale）比起單題與42. 非 標 準 量 表 產 生明顯較大的影響。可能是因為標準量表比單題與43. 非標準量表 較有信效度，44. 因此比較可以區辨為人父母者與45. 非 父 母 者的差異。此外，46. 許多單題量表可能無法評估父母衝突增加 的層面。
（二）婚姻滿意與子女數間之相關
1. 58筆樣本（16,361名2. 受訪者）中，3. 子女數與4. 父母婚姻滿 意間的關係為負相關。因此，5. 子女愈多，6. 父母的婚姻滿意愈 低。
7. 性別、最幼子女年齡、出生口合與8. 婚姻滿意量表，9. 在 此 分 析中不10. 是顯著中介變項。
11. 資料收集年代與12. 婚姻滿意間有顯著相關。
13. 理論模式未支持這些結果。沒有理論模式可預測對14. 中社經地位 者有較大影響。角色衝突、自由限制與15. 財務成本模式，16. 則 預測為人父母愈久，17. 對18. 婚姻滿意愈有負面的影響。性不19.
足模式則不20. 支持這些資料。
（三）檢視四個理論模式
從有無子女的資料中，中介變項結果強烈支持角色衝突模式與自由 限制模式，幾乎所有預測都獲得資料的支持。例如，此二模式對婦女、
育有子女的父母、高社經地位個人，以及較近出生口合者預測強烈的負 面影響。性不滿足模式與財務成本模式則較不獲得支持。
由上述子女影響婚姻滿意的角色衝突、自由限制、性不滿足、財務 成本等四個理論模式，有助於了解子女出生後對夫妻關係所產生的相關 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即運用Twenge等人﹙2003﹚的四個理論模式，
加上臺灣父母在養育子女時所面臨特有的外在環境及家人互動關係等
親職壓力面向，探究親職壓力與婚姻滿意之間的關係，希望初步釐清臺 灣家庭中子女可能對婚姻滿意產生的相關影響因素。
第二節 婚姻滿意
本節擬針對婚姻滿意的定義加以分析，並就國內外重要測量工具加 以評比，然後進一步探討婚姻滿意的影響因素。
壹、婚姻滿意的定義
婚姻品質﹙marital quality﹚、婚姻穩定﹙marital stability﹚、婚姻滿意
﹙marital satisfaction﹚及婚姻調適﹙marital adjustment﹚等相關研究一直 是婚姻研究中重要的議題，但前述的相關概念缺乏明確定義，概念間甚 至常常互相通用（林如萍, 2001b）。Blumel（1991）回顧1930至1990年 六十年間的相關研究指出，所謂「成功的婚姻」指陳兩個概念，一是個 人對婚姻的主觀評價是否滿足個人的期望、需求，此一取向即為「婚姻 滿意」、「婚姻幸福」、「婚姻品質」等；另一則是婚姻關係仍存續的「婚 姻穩定」。在婚姻與家庭的領域中，婚姻滿意是最古老、最常被當作結 果變項﹙即依變項﹚來研究的概念﹙Spanier & Lewis, 1980﹚。
在社會學百科全書中，Kamo（1992）主張，婚姻滿意是婚姻調適 的主要成分，在調適良好的婚姻中，夫妻雙方對於婚姻會感到滿意及快 樂；反之，不快樂但維持長久的婚姻，並不是調適良好的婚姻，而且婚 姻滿意長久以來已以獨立的概念被深入研究。Kamo（1992）並指出多 位學者對婚姻滿意的定義，也都強調個體對「幸福美滿婚姻」所賦予的 主觀性意義。最早是Hawkins﹙1968﹚為「婚姻滿意」所下的定義，是 指個人考慮婚姻生活中的各種層面，對於配偶帶給他的幸福、滿足、快 樂的一種主觀的評量，而且這種感受是由非常滿意到非常不滿意的一種 連續向度。Burr 等人（引自Kamo, 1992）則認為婚姻滿意是個人實際得 到的酬賞與期望相符合的程度；然而婚姻滿意不僅受酬償與期望相符合 程度的影響，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Winch（1972; 引自鄭雅娟, 2001）則認為婚姻滿意是指夫妻對於婚 姻生活中的情緒感受。Lewis & Spanier（1979）認為婚姻品質是對於已 婚夫妻關係的主觀評價，實際上與婚姻調適是同樣的概念。Olson &
McCubbin﹙1983; 引自陳志賢、黃正鵠, 1998﹚也認為，婚姻滿意的概 念指涉了個人對整個婚姻狀態的主觀評估，亦即婚姻滿意是個人對於婚 姻的需求與期望，在婚姻生活中所達成的程度。
Schumn, Paff-Bergen, Hatch, Obiorah, Copeland, Meens, & Bugaighis
（1986）則主張婚姻滿意應由配偶滿意、婚姻滿意及婚姻關係三方面所 構成：
1. 婚姻滿意：指2. 個人對3. 整體婚姻的滿足感。
4. 配偶滿意：指5. 個人對6. 伴侶扮演配偶角色的滿意程度。
7. 婚姻關係：指8. 個人對9. 於與10. 配偶之間的情感交流、相互扶持 等親密關係的滿意程度。
在國內，張春興（1973）依據Maslow（1970）的需求層次理論
（Hierarchy of Need Theory）為脈絡，針對婚姻生活滿意提出了「婚姻 五經論」，亦即一個真正的幸福婚姻必須具備生物、經濟、社會、心理 與哲學等五種層面的滿足：
1. 生物層面：兩性相互吸引、彼此滿足性需求、繁衍子孫與2. 延 續 生 命等，3. 是構成婚姻最原始的條件。
4. 經濟層面：家庭婚姻生活長久之計的基本考慮，5. 包 括 經 濟 生 產 力、財產多寡、收支的分配與6. 運用、衣食住行的滿足，7. 以 及 夫 妻雙方是否共同8. 負擔家庭生計的責任等。
9. 社會層面：在婚姻生活中也需要社會性的滿足，10. 以維持家庭、社 會、個人顏面與11. 自尊。過去社會講求門當戶對，12. 現代社會則 較偏向家庭背景、共同13.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職業、親友往來 與14. 社交等。
15. 心理層面：心理上相互滿足的親密感，16. 也就是婚姻的基礎－17.
彼此相愛，18. 其中含有情緒支持、相互關懷、信任與19. 尊 重 ， 20. 以及彼此依附需求的滿足等。
21. 哲學層面：夫妻兩人是否有共同22. 的人生觀、人生哲理、價值觀及 個人生活上的自我實現，23. 亦即在相愛的基礎上，24. 夫妻之間存
有共同25. 追尋的精神目標，26. 在人生哲學的抽象概念上，27.
達到密切28. 結合的感受（引自陳姿勳, 2000）。
綜觀上述，婚姻滿意是個人對婚姻的主觀評價，其界定涉及夫妻婚 姻生活整體和連續性的發展，取決於個人主觀對婚姻生活整體及各層面 所感受幸福的程度。由於夫妻皆為獨立個體，對婚姻生活滿意有其各自 觀感的情況下，因而產生了複雜且多樣化的婚姻滿意之定義。婚姻的本 質為何，完全基於當事人的感受。此一觀感的差異，正足以解釋何以在 外人眼中不佳的婚姻，當事人卻甘之如飴，反之亦然。幸福是指婚姻中 某一個特定時段的感受，而滿意則反應此一關係的長期狀態（Goodman, 1993）。人們雖然在某一段時間裡覺得婚姻不快樂，但仍可能對婚姻感 到滿意；同樣地，他們可能對婚姻不滿意，但是在某一個時段感到快樂 幸福。其關鍵在於家庭成員對婚姻的個別觀感，他們對婚姻通常都自有 其看法與目的，如果這些目標能夠達成，他們就感到幸福與滿意。
貳、婚姻滿意的測量
沈瓊桃（2002）回顧國外研究用來測量婚姻滿意的測量工具共有29 種，也有許多專書探討婚姻與家庭測量量表在臨床與研究領域的應用。
大體而言，較常被使用且較具代表性的量表﹙依年代排序﹚有婚姻調適 量表（Locke-Wallace 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簡稱MAT）、配偶調 適 量 表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簡 稱 DAS ﹚、 豐 盛 ﹙ Enriching Relationship Issues Communication and Happiness, 簡稱ENRICH﹚、婚姻 滿意量表﹙Marital Satisfaction Inventory, 簡稱MSI﹚、堪薩斯婚姻滿意量 表（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簡稱KMS）、以及國內學者曹中瑋
（1986）自行發展婚姻滿意量表等六種，茲分述如下：
一、婚姻調適量表（Locke-Wallace 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MAT）
Locke和Wallace（1959）發展出來的婚姻調適量表（MAT）曾被應 用在數以百計的研究中，至今仍相當受歡迎。此量表共15題，用來測量 整體的婚姻幸福程度、配偶間一致程度、如何解決衝突、共享活動頻率
及期望達成程度等五個層面。此量表的優點是題目少，使用方便，亦能 區別出有無婚姻困擾的夫妻；而缺點則是量表尚未經過非常嚴謹的信度 效度評估﹙Fowers, 1990; 引自沈瓊桃, 2002﹚。
二、配偶調適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
配偶調適量表﹙DAS﹚是由Spanier﹙1976﹚以MAT婚姻調適量表為 基礎所發展出來，此量表可說是現代婚姻調適與滿意測量的鼻祖，已有 超過千個以上的研究應用此量表。DAS量表共有32題，分布在四個分量 表，包括一致性、滿意程度、凝聚力與情感表達。此量表最大的優點是 非常實用，且整體量表與婚姻滿意量表間有高度相關。其缺點則有：題 目分配不均，且回答類別不同，使得最後的加權分數可能無法真正反應 出測量內容﹙陳志賢, 1998﹚；過於強調一致性的部分，而忽略夫妻間親 密的關係和個別的感受；包含較多認知部分和過程，較少情感或態度的 反應；以及以情感表達的頻率作為評估的指標之一，不見得適用於較含 蓄的中國夫妻（曹中瑋, 1986）。
國內學者伊慶春﹙1991﹚曾將DAS重新加以編譯，以了解DAS在台 灣的通行性與適用性。她將此量表的答題改為六點量表，修正其文字以 合乎國情，並改變其中幾題。結果新量表α值為.90，共有29題。因素分 析結果分為三個因素，分別為「協調關係」、「共同行為」、「一致想法」，
與原量表略有不同﹙沈瓊桃, 2002﹚。
三、婚姻滿意量表﹙Marital Satisfaction Inventory，簡稱MSI﹚
婚姻滿意量表﹙MSI﹚是由Snyder﹙1979﹚所編製，共有280題，1l 個分量表，包括反應心向、整體壓力、情感性的溝通、問題解決與溝通、
在一起的時光、財物糾紛、性愛的不滿足、角色傾向、家庭不幸歷史、
親子關係、子女教養的衝突。各分量表的平均內部一致性信度α值為.88。
此量表的優點是信度效度高，亦能區別出有無婚姻困擾的夫妻﹙Fowers, 1990; 引自沈瓊桃, 2002﹚；缺點則是題目太多。
四、豐盛﹙Enriching Relationship Issues Communication and Happiness，
簡稱ENRICH﹚
豐盛﹙ENRICH﹚是由Olson, Fournier, & Druckman在1981年初次完 成，修訂後的最新版本﹙version 2000﹚共有165題，17個分量表，包括 理想化程度、婚姻滿意、個人問題、溝通、衝突解決、財務管理、休閒 活動、性愛期待、子女教養、親友關係、角色關係、宗教信仰、夫妻親 近度、夫妻彈性度、家庭親近度、家庭彈性度、個人特質。各個分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平均α值為.81，重測信度為.86。此量表的優點是信度 效度高，亦能區別出滿意與不滿意的夫妻﹙85－95％的準確度﹚﹙Fowers
& Olson, 1989; 引自沈瓊桃, 2002﹚；缺點則是題目太多。
國內沈瓊桃﹙2002﹚曾將ENRICH加以編譯，以瞭解ENRICH在台 灣的適用性。中文版ENRICH分為18個向度，共165題。沈瓊桃﹙2002﹚
又依據ENRICH等評量工具，編製了「多面向婚姻滿意量表」, 共有12 個分量表，分別測量親密程度、彈性程度、個人特質、性愛關係、休閒 活動、價值觀、財務管理、親友關係、子女教養、性別角色、反應心向、
婚姻滿意等，共58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值為 .95﹙不包括反 應心向和單面婚姻滿意分量表﹚，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則介於 .62﹙性 別角色﹚與 .83﹙親密程度﹚之間。
五、堪薩斯婚姻滿意量表（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簡稱KMS）
Schumn等人﹙1986﹚所編製的堪薩斯婚姻滿意量表（KMS），近年 也常用於婚姻滿意研究中。量表共三題，分別測量整體婚姻、伴侶扮演 配偶角色，以及與配偶關係等三個層面的滿意程度，分數愈高，表示婚 姻滿意愈高。它的優點是設計理念融入了配偶滿意、婚姻滿意及婚姻關 係的區別，題目少，能有效區別出有無婚姻困擾的夫妻，而且有許多學 者﹙Schumn et al., 1986; White, Stahmann, & Furrow, 1990; Jeong, Bollman, & Schumn, 1992; Calahan, 1996、1997; Schumn, Bollman, &
Jurich, 1997; Crane & Middleton, 2000﹚將KMS做信度的驗證，並與其他 量表如MAT、DAS及QMI﹙Quality Marriage Index﹚等做比較，其結果
均為KMS的信度佳，且與許多著名量表具高度相關（鄭雅娟, 2001），換 言之，堪薩斯婚姻滿意量表的信效度俱佳。
六、國人自行發展之婚姻滿意量表
曹中瑋﹙1986﹚以張春興（1973）的婚姻五經論編製了婚姻滿意量 表，全量表可測量個人對婚姻整體的滿意程度，亦可分為五個分量表，
分別測量生物面、經濟面、社會面、心理面、哲學面等層面的滿意程度。
全量表共44題，除第一分量表8題外，其餘分量表均為9題。採五點量表 計分。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α值為 .94，五個分量表的平均值 是 .76，效標相關效度為 .70。由於編製的年代較久遠，為了符合時代 的變遷，陳志賢﹙1998﹚曾將此量表修訂成30題，因素分析結果得出一 個主要因素，可解釋變異量 33％。
綜觀上述較具代表性的婚姻滿意量表，均各有優缺點（詳如表 2-1-1），而國內所使用測量婚姻滿意的量表多以題項精簡的量表為主。
本研究擬採用「堪薩斯婚姻滿意量表」﹙KMS﹚測量雙薪幼兒父母親的 婚姻滿意度，取其施測容易、不費時，及其整體性評估婚姻關係信效度 俱佳的優點，除關注於夫妻本身對婚姻品質的主觀感受外，也隱含夫妻 對其配偶共同教養子女合作程度以及親職參與的婚姻滿意感受。
表2-1-1婚姻滿意量表的評比 作者﹙年
代﹚
量表名稱 量表內容 優點 缺點
Locke &
Wallace
﹙1959﹚
婚姻調適量表 (Locke-Wallace 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MAT)
共15題，測量整體 的婚姻幸福、包括 配偶間一致程度、
如何解決衝突、共 享活動、期望達 成。
1. 深受歡迎。 2.
題目少，3. 使用方 便。 4. 能區別出 有無婚姻困擾的夫 妻。
尚未經嚴謹的信效 度評估。
Spanier
(1976) 配偶調適量表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
以MAT婚姻調適量 表為基礎所發展，
共32題，分布在四 個分量表，包括一 致性、滿意程度、
凝聚力、與情感表 達。
1. 現代婚姻調適 與滿意測量的鼻 祖。 2. 非常實 用，且經常被使 用。 3. 信效度 佳。
1. 題目分配不 均，回答類別不 同，最後的加權分 數無法真正反應出 測量內容。 2. 過 於強調一致性的部 分，忽略夫妻間親
密的關係和個別的 感受。 3. 包含較 多認知部分和回憶 過程，較少情感或 態度的反應。 4.
以情感表達頻率作 為評估指標之一，
不見得適合於中國 夫妻。
作者﹙年代﹚ 量表名稱 量表內容 優點 缺點 Snyder
(1979) 婚姻滿意量表 (Marital Satisfaction Inventory, MSI)
共280題，1l個分量 表，包括反應心 向、整體壓力、情 感性的溝通、問題 解決與溝通、在一 起的時光、財物糾 紛、性愛的不滿 足、角色傾向、家 庭不幸歷史、親子 關係、子女教養的 衝突。
1. 信度效度高。 2.
能區別出有無婚姻 困擾的夫妻。
題目太多。
Olson, Fournier, &
Druckman
﹙1981﹚
豐盛 (Enriching Relationship Issues Communication and Happiness,
ENRICH)
最新版本（2000）
共有165題，17個分 量表，包括理想化 程度、婚姻滿意、
個人問題、溝通、
衝突解決、財務管 理、休閒活動、性 愛期待、子女教 養、親友關係、角 色關係、宗教信 仰、夫妻親近度、
夫妻彈性度、家庭 親近度、家庭彈性 度、個人特質。
1. 信度效度高。 2.
能區別出滿意與不 滿意的夫妻。
題目太多。
Schumn, Paff-Bergen, Hatch, Obiorah, Copeland, Meens, &
Bugaighis
（1986）
堪薩斯婚姻滿意量 表 ﹙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KMS﹚
共三題，分別測量 整體婚姻、伴侶扮 演配偶角色，以及 與配偶關係等滿意 程度。
1. 題目少。 2. 能 有效區別出有無婚 姻困擾的夫妻。 3.
信效度佳。
曹中瑋 (1986)
婚姻滿意量表 以張春興（1973）
的婚姻五經論編 製，全量表可測量 個人對婚姻整體的 滿意程度，亦可分 別測量生物面、經 濟面、社會面、心 理面、哲學面等五 個層面的滿意程 度。全量表共44 題，除第一分量表8
國內首先發展合於 本國文化的量表。
編製年代較久遠。
題外，其餘分量表 均為9題。
研究者製表
參、婚姻滿意的影響因素
自1970年代起，婚姻心理學家與家庭社會學家相繼從社會交換與互 動的觀點討論「婚姻滿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而將主要的分析脈絡 放置在個人、配偶以及兩人互動模式等因素（伊慶春、吳明燁, 2002）。
沈 瓊 桃 ﹙2002 ﹚ 回 顧 西 方 婚 姻 滿 意 的 研 究 發 現 ， 不 論 是 縱 貫 性
﹙longitudinal﹚或橫貫性﹙cross-sectional﹚的研究均顯示，夫妻之間的 互動對婚姻滿意有最直接的影響力。以縱貫性研究而言，大約有200多 個變項曾被用來當作預測或解釋婚姻滿意與穩定性研究的自變項，概分 為調適過程、環境壓力與個人背景特質等三大類。以橫貫性的研究而 言，共發現有79個自變項與婚姻滿意有關，這些變項可以歸納成四類：
1. 背景因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家庭收入。
2. 個人特質：自我顯露能力、情緒穩定性。
3. 關係動態：婚姻互動、承諾、愛與4. 情感、性愛關係、一致的生命哲 學、溝通、配偶個性的相容性、相互的給予和獲得、情緒支持、家庭 角色、衝突解決、平等的決定權、信任、人際關係、家庭凝聚力。
5. 宗教與6. 社會網路：親友關係、共同7. 宗教信仰。
近年台灣針對婚姻滿意所作的相關研究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其研究 變項大致上不脫上述四類影響因素，並逐漸關注到中國式婚姻，不僅僅 是西方夫妻軸的二人互動關係，個人對於婚姻的主觀感受還受到家庭與 親屬關係的影響。例如，與上一代間的依附及責任、婚姻中的壓力、是 否 與 上 一 代同 住 ， 都 會 影 響 臺 灣已 婚 婦 女 夫 妻 間 的 互動 關 係 ﹙Li, 1993﹚；追求安定的家庭生活與滿意子女的教育狀況，比起個人條件、
擇偶方式或夫妻間的配對條件，更能左右台灣民眾對於婚姻滿意的感受
（伊慶春、熊瑞梅, 1994）；除了配偶同住與配偶解決衝突所持的態度會 影響婚姻滿意外，夫妻外的家人關係和社區鄰居互動的內容，對於婚姻 關係也有關鍵性的影響（伊慶春、吳明燁, 2002）。
由於本研究主要關注於雙薪家庭幼兒父母親的親職壓力、共親職行 為與婚姻滿意三者之間的關係，以下將針對影響婚姻滿意的背景因素及 相關研究進一步探討。
一、性別
許多研究發現性別對婚姻滿意有顯著的影響力，亦即男女在婚姻滿 意上有差異存在（卓錦昌, 2003; 沈瓊桃, 2002; 蔡詩薏、胡淑貞, 2001; 陳 姿勳, 2000; 林佳玲, 2000; 陳志賢、黃正鵠, 1998; 莊訓當, 1996），且一 般多以男性的婚姻滿意高於女性的婚姻滿意（葉姿利, 2003; 沈瓊桃, 2002; 周麗端, 2001）。這正足以印證婚姻滿意是個人對婚姻的主觀評 價，婚姻的本質為何，完全基於當事人的感受；換言之，夫妻雖同處一 個婚姻之中，卻有各自對婚姻滿意的評估與看法。
沈瓊桃（2002）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處於同一個婚姻中的夫妻兩 人，對其婚姻的整體評價，以及婚姻生活各個層面的看法與感受皆有顯 著落差。例如，女性在婚姻哲學面滿意得分上，顯著高於男性（曹中瑋, 1986）；丈夫在「心理面」的婚姻滿意高於妻子（林佳玲, 2000）；育有 獨生子女的夫妻，丈夫在生理滿意部分比妻子（鄭淑君, 2002）。
二、年齡
結婚時的年齡與夫妻的年齡差距均會影響婚姻滿意。Chadwick
（1976; 引自王美惠, 1987）研究發現，夫妻的年齡會影響到婚姻的調適 及滿意，年紀較輕且無子女的夫妻較重視婚姻的調適及彼此的感受，而 年齡較大的夫妻則集中心思於家務工作及養育子女的問題上。曹中瑋
（1986）的研究發現，不同婚齡在婚姻滿意的生理、心理、哲學三個層 面間有顯著差異。有研究則指出，年齡與婚姻滿意呈負相關，亦即夫妻 的年齡愈大婚姻滿意愈低（蔡仕君, 1988）。
就夫妻的年齡差距而言，夫妻的年齡差距會影響婚姻滿意（朱岑樓, 1991）；也有研究指出，夫妻年齡的差距與婚姻滿意呈負相關，亦即夫 妻的年齡差距愈大，其婚姻滿意愈低（邱秀貞, 1987）。
三、教育程度
有些研究支持教育程度對婚姻滿意有正向影響，國內研究也發現在 婚姻滿意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已婚男女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婚姻滿意會 隨 教 育 程 度 的 提 高 而 增 加 （ 邱 秀 貞, 1987; 陳明君, 1991; 陳志賢, 1998）；教育程度在妻子方面的婚姻滿意上達顯著差異（蔡詩薏、胡淑 貞, 2001）；大陸臺商的婚姻滿意會因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影響（柯 澍馨、宋子雅, 2002）；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的家庭主婦，其婚姻滿意高 於教育程度在國小以下者（黃曼婷, 2001）。
四、社經地位
一般而言，教育程度會影響職業的選擇與家庭收入，而這三者往往 是評估個人社經地位的指標。鄭雅娟（2001）研究發現，一般雙生涯家 庭女教師的社經地位會直接影響婚姻滿意。
Renne（1970）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職業階層與收入三者皆與婚 姻滿意有正相關。若分別觀之，則收入影響最大，教育程度次之，職業 階層影響最小。國內的研究則發現，職業會影響已婚職業婦女的婚姻滿 意﹙楊琳, 1997﹚，且大多支持家庭總收入愈高，婚姻滿意愈高的說法（卓 錦昌, 2003; 黃曼婷, 2001; 陳志賢、黃正鵠, 1998）。
有學者認為夫妻間職業成就的差異與婚姻生活不滿意有關，且差異 愈大時愈不相容。但也有學者發現，配偶的職業狀況並非夫妻關係緊張 的來源，妻子在職業上的成就或收入並不見得會影響婚姻滿意（引自陳 姿勳, 2000）。
五、家庭結構
在目前臺灣有關家庭與婚姻關係的研究中，愈來愈多的學者將家庭 型態納入研究中，但發現家庭型態與婚姻滿意沒有顯著相關（邱秀貞, 1987; 莊訓當, 1996）。另有以婦女為對象的研究發現，不同的家庭型態 在婚姻滿意上有差異存在，小家庭已婚婦女的婚姻滿意高於隨女方父母 同住的已婚婦女（謝銀沙, 1993）。Li﹙1993﹚的研究也發現，兩代間的 居住安排會影響夫妻間的互動關係。
綜觀上述可知，個人背景因素，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經地
位、職業、家庭收入及家庭結構等，均會影響夫妻的婚姻滿意。
相關研究指出，婚姻生活的滿意會隨家庭生命週期的各發展階段呈 Ｕ型曲線，亦即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婚姻滿意會逐漸降低，到了孩子 青少年階段，婚姻滿意降至最低，直至家庭生命週期後期婚姻滿意才會 再度提升（Fuller & Fincham, 1994）。因此本研究想了解子女可能對婚姻 滿意產生多重的影響，並進一步探究夫妻在共同養育幼兒階段的親職壓 力與共親職行為是否與婚姻滿意有關係存在。
第三節 親職壓力
本節擬針對親職壓力的定義加以分析，並就國內外重要測量工具加 以評比，然後進一步探討親職壓力的影響因素。
壹、親職壓力的定義
早期有關教養子女壓力的研究都包含在家庭生活壓力的探討中﹙任 文香, 1995﹚，至1976年臨床心理學家Abidin開始提出親職壓力（parenting stress）的概念。他發現，許多父母在適應父母角色，以及在和子女互動 時，會感到非常焦慮和緊張，因此他將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及親子互動 歷程中，受到其個人的人格特質、親子互動關係不良、子女特質及家庭 情境因素的影響所感受的壓力，稱為親職壓力，並建構了如圖2-3-1的親 職壓力模式（Parenting Stress Model, 1990），從模式中可看出親子系統中 的壓力來源，主要來自兩大領域：
1、 父母領域（parent domain）：
父母在履行親職角色時，父母本身的一些人格特質以及某些情境因 素，會影響父母對壓力的感受。父母領域的壓力源主要來自七方面，其 中前三項與父母的特質有關，後四項與擔任父母角色時的情境有關：
1. 憂鬱（depression）：父母在履行親職角色時，2. 如果感到憂鬱、不3.
快樂，4. 將5. 會影響父母與6. 孩子互動時的情緒。
7. 勝任感（parental sense of competence）：父母在照顧孩子時，8. 如 果缺乏勝任愉快的感覺，9. 對10. 自 己 為 人 父 母 的 能 力 沒 有 信 心，11. 其壓力感較大。
12. 對13. 孩子的依附（parental attachment）：父母對14. 孩子內在的 情感連結，15. 會影響對16. 壓力的感受。如果履行父母角色的 內在動機低，17. 對18. 孩子的情感連結弱，19. 則身為父母所感受 的壓力較大。
20. 夫妻關係（relationship with spouse）：擔任父母角色時，21. 如 果 配
偶很少提供情緒上及實質上的支持和協助，22. 或 是 夫 妻 間 有 衝 突，23. 則其承受的壓力較大。
24.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父母可用的社會支持少，25. 或 是 為 了照顧孩子，26. 很少與27. 朋友來往，28. 對29. 別人不30. 像 過去那麼有興趣，31. 令父母覺得和社會脫節。
32. 父母健康狀況（parents health）：為人父母者如果健康狀況不33. 如 從前，34. 體力上的負荷較大。
35. 角色限制（restrictions of roles）：為了孩子，36. 將37. 多數時間用 於履行親職角色上，38. 犧牲自己的自由及其他重要的生活角色，39.
不40. 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41. 常令父母有某方面的失落感。
2、 兒童領域（child domain）：
兒童領域的壓力源主要有二部分，一是指孩子擁有某些特質，致使 父母擔心、焦慮、害怕、困擾或精疲力竭等。另一個壓力源則來自父母 與子女互動過程中，父母對子女的表現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兒童因素 的壓力來源有六項，其中前四項與兒童的氣質特徵有關，後兩項與親子 互動有關：
1. 適應力（adaptability）：孩子對2. 新 事 物 或 新 環 境 的 適 應 性 差 ， 3.
父母往往感到困擾。
4. 強求性（demandingness）：孩子的要求多、難照顧，5. 父母在養育 的過程中較為疲憊。
6. 情緒（mood）：孩子情緒不7. 穩、常哭鬧、發脾氣，8. 父母常不9.
知所措、感到焦慮或生氣。
10. 過動與11. 無法專注（hyperactivity & distractibility）：孩子如果過度 好動、注意力不12. 集中，13. 常令父母精疲力竭，14. 為之苦惱。
15. 可接納16. 性（acceptability）：在親子互動中，17. 父 母 如 果 覺 得 孩子的能力、學習狀況與18. 自己的期望相差甚遠，19. 或是孩子並 未擁有社會期許的特質，20. 父母感覺很難接納21. 孩子，22. 此 時父母的壓力感較大。
23. 子女對24. 父母的增強（child reinforces the parents）：在親子互動 中，25. 孩子給予父母正向的感情回饋，26. 父母將27. 因而28. 受 到增強，29. 更樂意為孩子服30. 務。反之，31. 如果父母很少感受 到孩子的回饋與32. 增強，33. 則在履行親職角色時感受到的壓力 較大。
Abidin依此親職壓力理論模式，於1978年初次發展出長型親職 壓力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 Long form, 簡稱PSI/LF﹚。此量表自 1979年起廣泛應用於臨床與研究中﹙Abidin, 1986﹚。由於長型量表題目 多達101題，後來為應臨床工作者及研究者所需，希望有十分鐘之內可 以完成的簡要測量工具，經過800位父母填答長型親職壓力量表的所有 項目，從主要成分因素分析的結果，得到三個因素，提出短型親職壓力 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 Short form, 簡稱PSI/SF; 引自任文香, 1995﹚, 並修正親職壓力理論模式如圖2-3-2所示。
圖2-3-2 短型親職壓力量表理論模式﹙引自任文香, 1995﹚
此模式不僅是長型親職壓力模式的縮版，它更指出親子互動失調直 接影響親職行為。Abidin根據臨床經驗及其他相關研究認為此模式仍是 可存在的﹙引自任文香, 1995﹚。模式中包括三個主要因素：
1. 親職愁苦﹙parental distress﹚：履行親職角色時，2. 由 於 父 母 個 人 的因素，3. 所造成對4. 壓力的愁苦感受，5. 包括勝任感、角色限 制、與6. 配偶的衝突、缺乏社會支持、憂鬱等。相當於長型量表的父 母領域。
7. 親子互動失調﹙parent-child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在親子互動 中，8. 父母覺得孩子與9. 自己的期望相差甚遠，10. 且很少感受 到孩子的回饋與11. 增強，12. 此時父母會感到失望，13. 與 14.
孩子有距離，15. 親子關係失調。相當於長型量表的父母領域與16.
兒童領域，17. 為互動領域。
18. 困難兒童﹙difficult child﹚：孩子擁有某些特質，19. 致 使 父 母 困 擾、擔心，20. 這些特質通常與21. 氣質類似，22. 但 也 包 括 經 由 學習而23. 來的行為，24. 如：適應能力、情緒、強求性、活動量 及問題行為等問題。相當於長型量表的兒童領域。
自短型親職壓力量表﹙PSI/SF﹚出現後，國內外有關親職壓力的研 究幾乎都採用此量表作為測量工具。近年國內開始有學者自行編製本土 化的親職壓力量表（陳若琳、李青松, 2001），拓展了解不同文化親職壓 力內涵的視野。
陳若琳、李青松（2001）認為，為人父母者會有矛盾的感覺，一方 面會感到教養子女帶給父母親的喜悅與滿足，另一方面也會感受到教養 子女的壓力與挑戰；子女會為夫妻帶來許多歡樂，然而父母親也會為養 育子女付出代價。由於過去在研究父母親的親職中，較著重於親職壓力 的研究，較缺乏對親職喜悅的了解，加上國人在研究親職壓力多引用或
修訂西方量表，較難代表我國的親職經驗與內容，因此，他們針對台北 縣雙薪家庭幼兒父母親進行研究，探討臺灣父母親感受的喜悅與面臨的 壓力內容與來源，發現四個親職喜悅因素和五個親職壓力因素，前者包 括親子親密依附、孩子成長回饋、生活目標重心、家人關係增進；後者 包括幼兒教養、人際互動、親子互動、外界環境、生活調適等壓力。親 職壓力各分項內容如下：
1. 幼兒教養：包括父母親擔心孩子的健康、發展、偏差行為、學習，2.
以及管教問題等6題。
3. 外界環境：包括擔心孩子的成長環境、教育問題、安全、難以適應環 境、受不4. 良同5. 伴影響，6. 以及陪孩子的時間太少、很難找到 合適的幼兒托育對7. 象或機構等7題。
8. 親子互動不9. 良：包括與10. 孩子關係不11. 良 、 溝 通 不 12.
良，13. 以及覺得孩子很難照顧養育等煩惱，14. 共9題。
15. 生活調適：包括有了孩子後，16. 影響到工作時間、生活作息及生 活習慣改變、較無法做喜歡做的事、為人父母的角色比預期中的困難 等7題。
17. 人際互動：包括有了孩子後，18. 引起夫妻或親友間的衝突，19.
較無法參加朋友或社交活動等壓力，20. 共8題。
陳若琳、李青松（2001）所得出的親職壓力因素，大致與Abidin所 提出的「親職愁苦」、「親子互動失調」以及「困難兒童」的短型親職壓 力因素相符，但是又多了我國雙薪家庭幼兒父母親特有的對外界環境壓 力的感受，包括對幼兒安全、教育與環境等問題的擔憂。研究結果顯示，
樣本中的父母親對於各構面的親職喜悅感受愈多，在親職壓力的困擾程 度較低；反之，如果對親職喜悅的感受較低，在親職壓力的困擾程度則 較高。
縱觀上述親職壓力的內涵得知，國內外的父母在教養子女所感受的 親職壓力面向有些不同。對夫妻而言，養育子女是最具挑戰性且最有壓 力的領域之一﹙Olson & Olson, 2000﹚，在Olson & Olson﹙2000﹚的調查
中，有超過 4/5 的夫妻表示，自從有了孩子以後，他們對婚姻愈來愈不 滿意，即使是幸福夫妻也無法避免養育子女所帶來的壓力與緊張關係；
只有少於 2/5 的幸福夫妻表示，子女並沒有為他們的婚姻帶來較重大的 問題。反觀國內，雙薪家庭幼兒父母親所遭受的親職壓力，是否也會對 夫妻的婚姻帶來困擾或有相互的影響，則值得進一步探討。
貳、親職壓力的測量
縱觀國內外親職壓力的研究多以Abidin發展的長型、短型親職壓力 量表為測量工具，近年國內陳若琳、李青松（2001）開始自行編製本土 化的親職壓力量表，有助於了解臺灣父母親特有的親職壓力內涵，以下 即介紹此三種量表的測量。
1、 國外親職壓力量表
親職壓力量表以Abidin發展的長型親職壓力量表﹙PSI/LF﹚及短型 親職壓力量表﹙PSI/SF﹚較具代表性，且廣為國內外研究者所採用，茲 分述如下：
（一）長型親職壓力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 Long form, PSI/LF﹚
Abidin﹙1978﹚發展的長型親職壓力量表﹙PSI/LF﹚，共101題，其 目的在測量親子系統中可能影響親職功能的壓力，適用於0至12歲兒童 的父母。
長型量表自1979年起廣為研究者及臨床專家所使用，並經多次修 訂。量表中的兒童領域部分，將兒童氣質納入，並包含了父母的期望，
以及一些已證實會影響親職功能的父母特質及家庭情境變項。在量表的 設計方面，則注重父母對壓力感受的評估成分。
該量表Cronbach’s α值為 .95，國外許多研究使用該量表發現各種效 度均稱良好﹙Abidin, 1986﹚。游淑芬﹙1993﹚以其作研究，得到α值 為 .95，重測信度為 .86，並以因素分析考驗其建構效度，結果亦佳，
可見該量表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及內部一致性，並具有良好的效度。
（二）短型親職壓力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 Short form, PSI/SF﹚
由於長型量表原有101題，填寫起來頗為費時，基於臨床工作者及 研究者的需求反應，希望有10分鐘之內可以完成的簡要測量工具，因 此，Abidin﹙引自任文香, 1995﹚以800位父母填答長型量表的所有項目，
透過主要成分因素分析的結果，選取因素負荷量超過 .40以上的題目，
共計36題，得到三個因素，即「親職愁苦」、「親子互動失調」及「困難 兒童」，每個因素都有12題，構成短型親職壓力量表﹙PSI/SF﹚。由於二 次結果均達顯著相關，可見短型量表亦是穩定的，三個因素也足夠解釋 該量表，並得到相隔六個月的再測信度為 .84，α值為 .91，以長型量 表求同時效度，兩個量表總壓力分數的相關達 .94。國內尹業珍﹙1994﹚
以短型量表施測作研究，一般組樣本在短型量表的總壓力分數的α值 為 .91。
二、國人自編親職壓力量表
目前國內親職壓力的研究多是修訂西方的量表而編製評量工具，因 西方發展的量表是建構在西方文化與家庭環境下的親職壓力向度，這些 概念、內容或向度並不一定能成立或適用於了解臺灣父母的親職壓力。
因此陳若琳、李青松（2001）試圖先以質化的研究了解本土化的家庭與 親子生活情境與經驗，探討現代臺灣父母親感受的喜悅與面臨的壓力內 容與來源，期望對臺灣父母親職喜悅與壓力內容及向度的實際現象了 解。
陳若琳、李青松（2001）根據Abidin的親職壓力量表發展的親職壓 力量表，共37題，是依照父母親感受的親職困擾程度，由父母與子女相 處時所面對的問題感受，從「不曾困擾」、「很少困擾」、「有時困擾」、「經 常困擾」及「總是困擾」等依Likert五點量表方式計分，分別為從1分至 5分，共得到五個親職壓力因素，包括幼兒教養、人際互動、親子互動、
外界環境，以及生活調適等五大面向。原量表經信度分析，此五層面的 Cronbach’s α都高於 .80以上，表示題目間都有相當好的一致性。後來陳 若琳﹙2002﹚以此親職壓力量表的「幼兒教養」、「人際互動」以及「親
子互動」分量表，探討母親親職壓力與教養品質對幼兒社會能力影響，
結果得出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介於 .77至 .89之間。
參、親職壓力的影響因素
為人父母本身即潛在許多壓力，許多因素都會造成父母的壓力，例 如：子女來得不是時候、子女的特質與行為、父母的期望與子女的表現、
婚姻關係是否滿意、父母有無精神上或實質上的支持與協助、為人父母 是否感到愉快等（翁毓秀, 1999）。由於親職壓力強調父母主觀的評估，
因此以下針對影響父母親職壓力的背景因素進行分析。
一、性別
國外有很多關於親職壓力的研究，根據Abidin所建立的親職壓力量 表常模，在所有分量表上，母親感受的壓力都顯著高於父親﹙Abidin, 1990﹚。
國內的研究則發現，父母親的親職壓力面向有所不同，如母親較擔 心教養子女的問題，而父親比母親擔憂自己生活上的調適及親子互動的 關係（陳若琳、李青松, 2001）；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家庭的父親在養 育困難兒童上的壓力，顯著大於母親（賴奕志, 1998）。
二、年齡
Jordan（1982）研究發現年齡大的母親較年輕母親壓力大。而Lewis
（1989）則發現年齡愈高的婦女，親職角色壓力愈低（引自林寶玉, 2003）。
國內的研究則發現，婦女年齡在21至40歲、長子﹙女﹚在幼兒期或 幼稚園階段，婦女所感受的壓力及衝突都比其他年齡層的婦女為高（戴 智慧, 1984），30歲以下的母親感受較大的親職壓力，其親子互動關係比 31至35歲及36歲以上的母親差，且覺得其子女愈難照顧（任文香, 1995）。 三、教育程度
有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愈高，母親的焦慮症狀或親職壓力愈低（陳秋 瑩, 1991; 任文香, 1995; 羅高文, 1997; 陳若琳, 2002）。母親的教育程度
為對先天性心臟病童母親及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母親親職壓力的顯 著預測變項之一（林寶玉, 2003; 賴奕志, 1998）。
陳若琳、李青松（2001）的研究則指出，高教育水準的雙薪家庭父 母親在大多數親職壓力構面的感受較高，也許是因為高教育背景父母親 的工作成就壓力較大，所以在親職角色扮演上，也感受在親子互動以及 生活調適等的較大壓力。
四、社經地位
有研究發現親職壓力與母親社經地位有顯著相關，社經地位越低的 母親，親職壓力越高，母親對於勝任感、依附性、角色限制、抑鬱、夫 妻關係所感受的壓力越大（羅高文, 1997）。
教育程度、職業與家庭收入三者往往是評估個人社經地位的指標。
國外的研究亦指出，教育程度、就業、收入與母親親職壓力有顯著相關
（引自任文香, 1995）。收入愈高，母親親職角色壓力愈低（任文香, 1995）。妥瑞症患童的家庭收入，最能預測父母在親職愁苦的親職壓力
（李美銀, 2003）。
五、家庭結構
祖父母及外祖父母是育兒的重要資源，尋求代間協助，無論是經驗 的分享或情感的支持，對於為人父母者均有相當大的幫助；然而代間的 協助中，亦會出現育兒觀念、態度不一致的情形﹙林如萍, 2001a﹚，因 此，育有子女的雙薪家庭是否與上一代同住，其對父母親職壓力的影響 如何，則值得進一步探究。
綜觀上述可知，個人背景因素，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經地 位、職業、家庭收入等，均會影響父母的親職壓力感受。
在養育子女的早期階段，父母親同時必須面對許多新舊角色的轉變 與要求，國內外學者認為有學齡前幼兒的父母親往往是最深刻感受壓力 的一群，學齡前期孩子給予父母時間、經濟、角色與心力的壓力與消耗 相當大，此時期父母需要照顧高度依賴、精力充沛的孩子，提供經常性
的保育與教育，缺乏自己與配偶互動或休閒的時間，家庭支出費用增加 等，通常使父母親感到負擔較為沉重（陳若琳、李青松, 2001; 莊訓當, 1996）。
在社會變遷下，雙薪家庭已經成為一個趨勢。當夫妻兩人都有事業 與工作時，首當其衝的必然是他們的婚姻與家庭（簡春安, 1996）。許多 研究結果顯示，職業婦女中，工作、妻子、母親的角色壓力對她們生活 壓力的影響，比對家庭主婦﹙母親、妻子兩種角色﹚的影響力大，而以 母親和工作者的角色衝突最高﹙任文香, 1995; 戴智慧, 1984﹚。此外，已 婚國中女教師親職壓力在親職方面的被過度期望，更加重親職壓力感 受，同時，由於面臨工作與親職平衡的困境，而更感疲累（陳思穎, 2002）。綜觀早期有關親職壓力的研究多著重於了解母親知覺的探討，
缺乏對父親感受的了解。然而現在兩性平等的概念日受重視，且職業婦 女增加，隨著母親育兒時間與精力的有限，父親也需共同承擔教養子女 的責任（陳若琳、李青松, 2001）。近年的研究顯示，父親參與照顧子女 的時間已逐漸增加﹙呂翠夏, 2002a﹚，但對於父職參與的親職壓力為何，
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重點之一。
第四節 共親職
本節擬針對共親職的定義加以分析，並說明國內外重要測量工具，
然後進一步探討共親職行為的影響因素。
壹、共親職的定義
家庭系統與精神分析理論指出，共親職﹙coparenting﹚關係是丈夫 與妻子在他們的親職角色上成為伙伴或對手的關係，此關係已被概念化 為父母身分的重要成分，當許多親職挫折的壓力存在時，夫妻可相互依 賴支持。重要的是，親職聯盟﹙parenting alliance﹚是婚姻關係的延伸。
當新生兒來臨，夫妻必須擴展他們的互動到包括孩子，如果他們要促進 健康孩子的發展，他們也必須對他們的互動有所限制（Gable & Crnic, 1994）。
共親職歷程的重要性，在於對家庭關係以及婚姻、親職與兒童發展 的交互作用的了解﹙Belsky, Crnic, & Gable, 1995﹚。數十年來，學者已經 發展出深富理論性與實證性的結果，使我們了解各種不同的家庭關係是 如何影響兒童發展。例如，不僅父母的言行確實影響兒童的發展，兒童 的行為傾向也會使親職感到或多或少的喜悅。最近有關婚姻、親職與兒 童發展的研究，已凸顯出外顯婚姻衝突與父母之間對教養子女價值與信 念不一致的重要性，已成為影響兒童功能的資源。因此，有許多學者假 設了解夫妻之間支持或損毀另一半親職的努力，將有助於未來釐清家庭 關係與兒童發展的連結歷程。換言之，當丈夫與妻子成為共親職，他們 的行為是否對他們的婚姻品質、對於子女的教養、發展與福祉的共同信 念顯得有意義地相關，是許多學者所共同關切的議題（Gable & Crnic, 1994）。
共親職的概念源起於早先心理分析與臨床學者對於親職聯盟的界 定。Cohen & Weissman﹙1984; 引自呂翠夏, 2002a﹚將親職聯盟定義為 一位父親或母親承認、尊重、重視另一半的親職角色與職責的能力。他 們並建議發展親職聯盟的四個必備要素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