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生主義之內涵與改革開放之啟動

第二章 民生主義之內涵與改革開放之啟動

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其主張「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

貨暢其流」，該主張乃在 1894 年 8 月間「上李鴻章書」中為首次的表 達和呈現。而中國大陸的「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政策，係在鄧小平 所主導之 1978 年 12 月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面確定與展開。中山先 生的民生主義，宏觀而不近利，其能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受到重視，一 定有其可圈可點之處。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無疑的，是在為窮困、

潦倒的民生問題解套並尋求出路。民生主義有何基本意涵與時代意 義，而能使其歷久彌新？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有何背景與途徑？均 在本章中詳細論述。

第一節 民生主義之基本意涵與時代意義

以西方經濟自由體系為主導的資本主義，自 18、19 世紀的英國工 業革命後，使資本主義帶動了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其主要特徵乃是以 私有財產為基礎，以賺錢為目的的自由競爭、機器生產與資本集中。

此一強調自由競爭與個人主義的結果，相對的由於財富掌握於少數資 本家，使得貧富懸殊的社會負面效應日益擴大，突顯了分配不均的社 會問題。順應資本主義而生之以馬克思為首的共產主義所造成的結果 卻是均而不富的社會現象，兩種極端隨時有引發社會革命的危機（林 家鴻，1994：1）。中山先生以其獨到的眼光，認為「歐美經濟之患在 不均，不均則爭，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欲思患預防，宜以歐 美為鑑，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更認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將產業重 新分配之理論是荒誕不稽的言論。中山先生深謀遠慮之後，創造了既

富且均的民生主義，欲使中國之社會革命與工業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換言之，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係融合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的 優點和長處，更從基本而現實的人性面出發，一步一腳印、亦步亦趨 地採取循序漸進的和平步驟以實現最極終的均富目標，進而臻至盡善 盡美的境界。民生主義不慍不火的特質，乃在於其具有獨到的基本意 涵：

一、社會進化的重心在民生，不在物質

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

社會才能有不停止的進化。因而社會進化的定律，乃是人類求生存，

人類求生存的意念，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而社會進化就是人類歷 史發展的過程。故中山先生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 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近代中國出版 社，1989：136）。而民生主義便是用來解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 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等民生問題的。

二、主張階級調和及互助

「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乃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 和，並非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相調 和，就是在為大多數謀福利，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近代中 國出版社，1989：138）。換句話說，社會要安寧、社會秩序要穩定、

生存要獲得保障的先決要件係在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

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之後，社會互助自然體現，民生問題 亦自然獲得解決。

三、承認有限度的私有財產制度

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乃是針對 18、19 世紀資本主義無限制私有 財產制的弊端而提出「有限度」的私有財產制及私營企業制度。所謂

「有限度」，意指反對自由資本主義的純粹私有制度，也不主張激進社 會主義的純粹公有、國有制度，而是調和兩者，各保留其優點及特質。

此種方式，對於社會生產事業的發展與經濟的繁榮發達，具有長足的 助力，且更具全面性和客觀性。

四、採取溫和漸進的民生改革

為實現民生主義的均富理想、中山先生反對採用激烈的階級鬥 爭，而主張採取溫和漸進的改革方式。此乃係因實行階級鬥爭不僅不 能解決民生問題，卻將適得其反的製造更大的社會問題。是故，民生 主義在實行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與耕者有其田等 方面，均主張採取循序漸進的策略，以求得民生問題的徹底解決與改 善。

五、主張生產與分配並重、均富而非均貧

民生主義係以民生為中心，不偏重某一階級的利益所在，而是以 全民利益為前提及依歸，其理想便是要把中國型塑成一個既均且富的 社會。是故中山先生說：「在那些私人資本制度下，生產的方法太發達，

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問題不能解決。我們要完全解決民 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問題，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意的」（國 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90：303）。換言之，生產要素與結果分配同等 重要，且要均中求富、富中求均，二者不可偏廢。

六、堅持主權獨立以發展經濟

民生主義對總體經濟的發展，是堅持在主權獨立的基礎上，對外 開放，利用外資，開發我國實業，以促進經濟成長。中山先生認為以 中國之地位，中國之富源，處今日之時令，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 迎外賓，歡迎外才，以發展我國之生產事業，則吾國實業之發達，必 能並駕歐美（林家鴻，1994：3）。是故，引用外資來擴展本國經濟，

是民生主義思想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也是中山先生用來振興本國經濟 的基礎方略。

時至今日，民生主義在歷史的洪流中，並未退卻，反而益顯光芒 與發達。其「與時俱進」的特質，更顯現出它的時代性和價值性：

一、民生主義將指導中國新生

中山先生以大量的事實和通俗易懂的敘述來證明歷史的重心不是 物質，而是生存，並以「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 的重心」來破除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決定精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之「歷史唯物主義」的神學信條，這恰恰命中了馬列主義的要害。同 時，中山先生在中國人心中，他的威望是崇高的（謝幼田，1992：5-6）。 民生主義作為今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先導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其更 是指導中國新生最適切的藍圖。

二、民生主義將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

中華民國政府於 1949 年遷台以後，即與中共政權各自發展成不同 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在雙方各自高舉著意識型態的旗幟下，產生 不同的實踐結果。如今中共當局極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期以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台灣則是在「民 生主義」的引導下，進展到生產力高度發達的開發中國家。目前台灣 與中國大陸均已躋身成為國際經貿舞台的成員：台灣以亞太營運中心 尋求經濟的再成長，中國大陸則以中國現代化、新經濟體制來尋求突 破和出路。兩方不但極力爭取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的機會，亦改善內部 民主化程度來適應世界民主潮流的趨勢（徐振雄，1997：9）。因此。

不論是否仍各自有所堅持，經濟發展儼然成為民主化的基礎與前提。

由於中國大陸改革與開放的衝擊，大陸各界對中山先生的尊崇與 日俱增。大陸學者對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認為對中國近代史

上不僅有劃時代的意義，且係一項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事件。中國大 陸研究中山思想的權威學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沖及在「人民日 報」上著文指出：「孫中山思想，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有其源，亦有其 流。它的源植根於中國革命的實際生活，它的流遠溯於中國的傳統思 想，及歐美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是一位廿世紀初年的政治家及思想 家」（郭哲，1997：9）。這一持平且中肯的分析，正好說明了中山先生 民生主義的偉大思想，是中國大陸無論是在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等 方面運用的最佳時機。且如能緊接台灣過去逾半世紀的成功經驗，在 中國大陸受到重視、善加推行，必能展現光輝，大放異彩（郭哲，1997：

10-11）。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正好可以成為兩岸和平統一的試金石。

它是契機，更是轉機。

三、民生主義將做為中山先生給中國大陸現代化、工業化具體的第三 條路

近年來，世界各國多面臨了全球化、個人主義、左翼與右翼、政 治施為者與生態問題等五種根本性的兩難困境。「經濟全球化」是我們 正在面臨的現實，而且它不僅僅只是過去年代之趨勢的某種延續或者 回復，在許多貿易仍保持著區域性的同時，在金融市場的層面上確實 存在著一種「完全全球化的經濟」（安東尼．紀登斯，1998：35）。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末，原先強調集體主義、重視國家在團結與平等作用 中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已逐漸發生了逆轉。新個人主義的誕生，意 謂著國家嚴格的管理活動和對傳統的訴諸是不能保障社會凝聚力的。

我們必須以一種比過去幾代人所採取的還要更為積極的方式來塑造自 己的生活，也需要更積極地認可我們應當為自己行為所導致的後果和 我們所採取的生活習慣承擔責任（安東尼．紀登斯，1998：42）。義大 利政治思想家諾伯托．鮑比歐（Norberto Bobbio）於 1994 年出版了

一部以左翼和右翼為討論內容的著作《

Left and Right

經濟快速起飛之際，也讓生態環境受到了破壞。潛在的全球性災難的 前兆最早於 60 年代顯露出來，並且迅速發展成為成熟的預測。據稱：

地球資源正在以一種令人震驚的速度被消耗，而污染卻正在破壞自然 所賴以持續存在下去的生態平衡（安東尼．紀登斯，1998：63）。如何 讓「生態現代化」，環境永續發展，將環境規約與經濟增長視為互相有 益，儼然成為極為熱門的話題。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的成長，加速了與「經濟全球化」

的接軌，社會逐漸從貧困、落後中解放出來。無可避免的，前述根本 性的兩難困境，亦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民生問題上悄然降臨。

在「姓資還是姓社」、「中國即將崩潰」等爭論喋喋不休、甚囂塵上之 際，民生主義的與時俱進，越顯現出其符合人類需要的本性。民生主 義是一種科學的經濟思想，是以中國經濟思想為本質的思想，是解決 人類經濟問題最完美的思想。世界潮流正走向民生主義的道路，而中 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也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條平和且穩定的

第三條路。

吾人是廿一世紀的新人類，應當放開眼界，擴展心胸，絕不可劃 地自限、畫餅充飢。我們確信：民生主義是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和檢驗 的。它可以衝破重圍，帶領我們走向更實際與益發真、善、美的新境 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將因民生主義而誕生，

並更因民生主義的落實及展現於世人，而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第二節 改革開放之背景與模式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便產生了多方面的 意義與作用。對外開放工作的展開，標示著中國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

而對內改革策略的施行，也標誌著陳腐觀念與僵化教條的揚棄。朝著 現代化的路徑走去，是全世界國家的目標，也是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 放意欲展現的成果與境界。而它的改革與開放，也是在 1980 年代後，

影響最深遠的世界大事之一，世人也不禁讚譽為一種奇蹟。只是，奇 蹟絕非偶然。隱藏在奇蹟身後的努力與付出，便是我們探究的原動力。

壹、改革開放的背景

一、前蘇聯政權的完結與東歐國家經濟改革的衝擊

1957 年蘇聯對工業和建築業之管理進行權力下放，為其改革拉開 了序幕（任克敏，1997：16）。其後，東歐國家如匈牙利、波蘭、捷克、

南斯拉夫等多個國家所推動的經濟改革，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或多或 少、或大或小的影響。並且在民主化的潮流下，多數極端的共產政權 產生了「蘇東波效應」而一一瓦解。而長期奉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 公有制的蘇聯一旦瓦解，經濟狀況的困難，也讓中共黨內、政府內堅

持所謂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勢力失去了重要的支點。此乃係因為蘇聯 實行計劃經濟是自我創造的，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則是蘇聯「全盤進 口」的。沒有蘇聯的指導，就沒有 1949 年之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因 此，可以這麼說，「蘇聯的完結，中國大陸市場化的發展，最終將使中 國大陸的計劃經濟的主張全面動搖」（朱嘉明，1992：157）。凡此種種，

足資證明中央計劃經濟制度、公有制是沒有出路及未來的。

蘇聯的完結，也致使中國大陸的貿易結構要加以調整。在中國大 陸實行改革開放之前，蘇聯和東歐曾經是中國大陸的重要貿易伙伴。

但是，中國大陸與這些國家的交易方式是「記帳貿易」。這種貿易的結 算方式大體不用世界上通用的貨幣，而是透過原材料和木材這樣的天 然產品來增加貿易的互補性及依存性。但當俄國處於食品和其他消費 品嚴重短缺的狀態時，其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重要性自然下降。相對的，

中國大陸的進出口結構也相應產生變化：進口中原材料上升，出口中 輕工業產品增加。進一步來說，因為蘇聯的完結，中國大陸與俄國以 及東歐各國之間的私有經濟網路正在迅速形成。從 1980 年代中後期，

中俄邊境貿易已經開始，而中國大陸大量的私人資本家也通過俄國進 入東歐作生意，俄國和東歐的私人資本家也開始進入中國作生意。這 樣一個新的私有經濟通道從中國大陸經俄國到主要東歐國家已經打 通，構成一個完全不可忽視的網絡（朱嘉明，1992：158-159）和區域。

二、中國大陸內部「現代化」呼聲的應勢而起

現代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其包括從傳統經濟走向現代經濟、從傳 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從傳統政治走向現代政治、從傳統文明走向現 代文明的轉變等。依據 1970 年代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之定義，現 代化具有下列特徵：（北京大學，2001：71-72）

1. 現代化是革命的過程。是一種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

從原始社會走向文明社會的轉變。

2. 現代化是覆染的過程。包含著人類思想和行為一切領域的 變化。

3. 現代化是系統的過程。一個因素的變化將聯繫並影響到其 他各種因素的變化。

4. 現代化是全球的過程。現代化起源於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 的歐洲，而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的現象。

5. 現代化是長期的過程。現代化所涉及的整個變化，需要時 間才能解決和完成。

6. 現代化是趨同的過程。傳統社會以很多不同的類型而存 在，然現代社會基本上卻是相似的。

7. 現代化是不可逆的過程。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某些方面 可能出現暫時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體上現代化是 一個長期的趨向。

8. 現代化是進步的過程。在轉變時期，現代化的代價和痛苦 是巨大的。但是從長遠處來看，現代化增加了人類在文化 和物質方面的幸福。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說現代化乃是一種社會與文化的變遷過 程。既是一種過程，就得要淘汰不合用的事務、趨緩不合理的現象。

中國自滿清末年之際，歷經了鴉片戰爭炮火的洗禮與一連串通商結 果的割地賠款，不僅國中有國，也讓天朝的尊榮和威嚴喪失殆盡。

為了救亡圖存，自強運動、維新運動等各種現代化的圖新之舉如雨 後春筍般的出籠。及至今日，中國大陸的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亦可 謂為一種「現代化」政策。

三、實行毛澤東路線的挫敗與覺悟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型態體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事實上也包括史 達林主義，影響較為深遠的，則是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中國共產 黨的哲學體系來自史達林所解釋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而政治 體系，特別是所謂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則主要來自列 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闡發的觀點。換言之，中國共產黨的意 識型態與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型態有著深刻的聯繫。鄧小平時代開始之 後，不再講求階級鬥爭，不再對所謂的修正主義進行批判，且蘇聯共 產黨一旦解體，骨牌效應相繼發生（朱嘉明，1992：160-161），便導 致已經千瘡百孔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型態與價值體系的全面動搖。

中共於 1949 年建立政權之後，便不斷地進行階級鬥爭，剷除異己。

以財產公有制消滅私有財產制；以中央計劃型經濟取代市場經濟。殘 酷的階級鬥爭打亂了祥和的人際關係，公有財產制度使人們失去工作 意願，而中央計劃型經濟扭曲了資源分配，使得各行各業萎靡不振。

從 1949 年到 1978 年間，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一個地區，人 民生活的疾苦程度也非筆墨所能形容（于宗先，2000：4）。在經過了 馬列思想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歷經了「三大改造」、「大躍進」、「人民 公社」、「八大方針」下的「全民所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後，其 依然貧窮、落後，不僅破壞了經濟秩序，也製造了饑餓和恐怖。鄧小 平面對實踐檢驗馬列主義的經驗教訓，當然有所覺悟（白萬祥，1986：

164）。而當自由世界經濟持續不斷的發展，許多開發中國家均陸續脫 離貧苦的境況時，中國大陸卻仍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于宗先，2000：

4）。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察覺到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大陸的經濟 會更加疲憊不堪。其認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也曾 說：「反對資產階級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過分了。左的思想發展導致

了 1958 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比較大的錯誤，使我們受 到懲罰。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的商品 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並且採取了 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 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人民出版社，1993：

136）。「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後變得 落後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建國以後，人家封鎖我們，在 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 的經驗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發展不起來的。關起門來 有兩種，一種是對國外，還有一種是對國內，這是一個地區對另外一 個地區，一個部門對另外一個部門。兩種關門都不行。我們提出要發 展得快一點，太快不切合實際，要盡可能快一點，這就要求對內把經 濟搞活，對外實行開放政策」（人民出版社，1993：64-65）。換言之，

鄧小平深知實行馬列思想的社會主義並不會為中國帶來富強，卻只會 將中國帶往落後、貧困的境地。於是，其提出改革開放的理念，希冀 能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四個堅持下，「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 實踐相結合，走中國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民 出版社，1993：134-135），為中國帶來轉變與走向光明的契機。

四、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對中共領導階層產生了刺激

自中共於 1949 年建立政權以來，中國大陸便與台灣斷絕來往，而 在政治與軍事上完全處於對立的局面。爾後，中共進入聯合國，進而 與美國互設辦事處，便開始有較多的機會與西方社會接觸，特別是海 外的華僑，經由報紙、雜誌、交談，他們逐漸了解到台灣的經濟發展 成就已被世人譽為經濟奇蹟，台灣同胞所享受的生活是自由和富裕。

台灣不但有迅速的經濟成長，而且也有均化的所得分配。復次，中共 人員也察覺到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受到西方國家的肯定與讚揚。

而這四小龍中有三個地區和國家，即新加坡、香港和台灣，是中國人 聚居的地方，而韓國雖非中國人的聚居，但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

這與大陸上「文化大革命」之「批林批孔」，清除儒家文化，成為鮮明 的對比。況且這四小龍均無豐富的天然資源，所擁有僅是人力。這種 高度的經濟成長，也不得不讓中共為之驚訝（于宗先，2000：4-5）！

也讓中共當局警覺到曩昔的經濟政策必須改革，當代的中國應予開放。

五、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權威和合法性受到普遍懷疑

一切共產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權威和合法性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 是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主義制度的初級階 段，社會主義制度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而共產黨是建設社會 主義的核心和領導力量等基本點上。但是，在中國大陸實行了社會主 義制度之後，人民發現，與實行資本主義的台灣、香港比較，中國大 陸人民是貧窮的。作為廣大民眾而言，他們曾經以為這是中國大陸的 社會主義有問題。但是，當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相繼崩潰之後，

人民及群眾的認識發生了「飛躍」，即明白了是共產主義制度有問題，

並且看到了和相信了所謂不可動搖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是可以結束的。

這種認識，即使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也是相當普遍的。擺在中國共產 黨面前的歷史已經不再是如何維繫其權威性，而是要為自己的統治尋 求出合法的依據。這個新的依據已經不再強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 性，而是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陸目前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喪失 這個政治力量，中國大陸將會發生動亂，人民的根本利益將受到破壞，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議題上。然而，

這些論點實際上是十分脆弱的。所以，中國共產黨把其統治的合法性

基礎，寄託在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的富裕之成就上（朱嘉明，

1992：161-162）。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更顯勢在必行。

中共當局面對的，內有貧窮、落後的窘境，外有亞洲四小龍的經 濟奇蹟和「蘇東波」的政治效應，深知非改革無以改變現狀，非開放 無法自立自救，於是改革開放的呼聲便應勢而起，改革開放的措施也 應運而生。

貳、改革開放的模式

「改革開放」，是中國大陸自 1978 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

便已確立的路線及政策。然而，什麼才是最成功的改革開放策略？也 就是說，何種改革開放策略可以在國家經歷嚴重的衰退之後，成功、

全面地引導到「可持續增長」的方向？這個問題在學界上至今仍持續 地辯論著。雖然學者都同意總體經濟穩定、貿易與價格自由化是必要 的步驟，但是對於下列五項議題的答案仍是眾說紛紜：一、改革速度 要激進或是漸進；二、改革的順序如何安排；三、何者應該包含在制 度改革之中、制度改革的最佳時機，以及什麼才是最佳的制度安排；

四、決策者是否要緩和改革所帶來的分配結果，或是要緩和到什麼程 度；五、最根本的問題是改革帶來的經濟後果是否會偏離預設目標，

包括國家能力與貿易失序等問題（李和，2004：2）。

一些國家改革開放失敗之後，整個經濟也跟著崩潰，因此至今仍 然處在混亂與貧困之中。然而，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成就卻與東歐國 家動盪不已的經濟狀況形成強烈對比。究其原因，乃在於中國大陸的 改革開放模式有下列幾項特徵：

一、政治穩定下的經濟增長

很多政治學者認為，一個政權要保持正當性與穩定性，最重要的

一個目標就是經濟成長。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能夠達到經濟繁 榮的政府就會被認為可以繼續執政下去。反之，政府若無法解決發展 停滯的困境，就失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中國大陸意識到成功的轉型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有賴於經濟增長的成敗。其「實質國民生產毛額」

在 1979 年到 1994 年間，以近百分之十的年成長率，成為世界上經濟 成長率最快的國家之一。自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的「實 質國民生生產毛額」每七年就「翻一番」。而在亞洲許多國家遭受財政 危機與疫情衝擊的時刻，中國大陸的「實質國民生產毛額」在 2000 年 至 2001 年，仍達成百分之六點五的高成長。而中國大陸在 2002 年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也使得中國的產品更容易進入海外市場（李和，

2004：4-11）。加之以香港和澳門的回收，都使得中共在政治合法性下 降的趨勢得到舒緩，人民對中共政權的爭議性獲得緩解。

二、軟權威主義

與廿年前相比，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極權主義體 制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軟威權主義體制。軟威權主義是把市場 導向的經濟體系和強調說服的家父長式威權主義結合在一起；是一個 強調集體利益優於個人利益的社群主義。一般學者認為「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與「三個代表」乃構成了中共新權威主義的官方版本。

即在以現代化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堅持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 專政、社會主義道路、馬列主義毛思想。同時，肯認中國共產黨乃代 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與中國最廣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等基礎下，進行改革開放。

三、經改先行政改滯後的路徑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的路徑上，乃是採取在保有原有權力體制的 前提下，改革原有共黨體制的漸進式改革。亦即在不觸及現存政治與

社會基本體制的前提下，進行經濟改革，以維持共黨的統治。在蘇聯 解體之後，中國大陸吸取的教訓之一是改革要逐步進行，先經濟，後 政治；先容易，後複雜（李和，2004：4-11）。換言之，經濟改革先於 政治改革可說是中國大陸改革的一大特徵與策略。

四、統合其他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模式的另一項主要特徵是用「統一其他一黨獨 大的政黨制度」來取代「排斥其他的一黨專政」。在該種政黨體系中，

中共是一個永久擁有統治地位的政黨，將經濟改革在現存的國家體制 架構完成和實現（李和，2004：4-11）。中國政府認為，保持中共的絕 對領導權是維持政治穩定與統一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人民就會像一盤散沙一樣，國家也會分裂，經濟建設與改革開 放都不可能，因此也不會有社會穩定與人民幸福

綜合上述，吾人不難發現，為了改革開放，中共當局推出了一系 列的有關民生的措施與政策，可想見其整頓之決心。而本文也將分別 在下列的章節當中，詳細的論述中國大陸在經濟、財產、土地、交通 及均富思想等民生問題方面的具體改革與實際開放作為。

第三節 改革開放之動機與目標

差不多所有共產政權都會有系統地禁制及歪曲來自外間的新聞和 消息，這絕非是偶然的事。共產領袖們顯然懼怕一旦他們的國民對私 有企業的實況有所認識後，他們要維繫本身的制度便會來得更為困 難。閉關政策與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再矛盾不過的現 象;將這個明顯的矛盾，付諸考驗，對一個共產領袖而言，確是一個莫 大的挑戰。終於有一個領袖敢於接受這個挑戰，他就是鄧小平。其毅

然地決定打開大門，引進西方思想（張五常，1989：226）。作為中國 大陸改革開放的領導先鋒，鄧小平有其獨到的思惟與做法。在中國媒 體及大部分國際媒體和學術界的眼中，是他一手促成了中國的改革開 放。他被稱譽為改革開放的「建築師」（喬．史塔威爾，2002：53）。 整體而言，其核心思想乃在求中國的富國與強兵，終極目標即在建設 一個現代化的中國：

一、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

1980 年 1 月 16 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指出：「說 到最後，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 有喪失物質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

決不能干擾它，衝擊它」。這便衍生出後來世人熟知的「發展才是硬道 理」的論調（趙建民主編，馬祥佑撰，2005：50-53）。鄧小平並在 1986 年 9 月 2 日指出：「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共產主義社會是物質極大豐 富的社會，因為物質極大豐富，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 主義原則。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當然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 歷史階段。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社會物質財富 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為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

不能有窮的共產主義同樣也不能有窮的社會主義，致富不是罪過」。鄧 小平更大聲疾呼：「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

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 現共同富裕」。

二、「顧全兩個大局」之地區發展戰略

鄧小平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 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 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

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 也要服從這個大局」（趙建民主編，馬祥佑撰，2005：50-53）。申言之，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最初是要讓沿海地區發展起來，迨其繁榮 富庶後，便要幫助內地建設，使其亦臻發達之境。

三、「非均衡區域發展」策略之提出

由於資源和經費有限，為了集中資源進行單點突破，將有限的資 源集中到有發展條件的地區，先行試點、全力發展經濟，因此鄧小平 大膽地打破毛澤東時期的平衡發展觀點，在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策略 上，首先使用了法國經濟學家 F.Perroux 所提出的「增長極」理論。

其認為人類能夠主觀創造出能夠發揮擴散效應的經濟中心，來推動整 體的經濟發展。這個經濟中心就是增長極，這是指在特定條件下和時 間內，具有最大影響力和影響範圍的活動中心，其所呈現的是一種「擴 散效應」。藉由增長極的不斷成長和擴大，使得周邊相鄰的不發達地區 縮小，發展水平逐漸與增長極拉近。因此，這是一種「點」的經濟發 展策略。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陸便推出了「經濟特區」的政策，

給予特區各項行政、稅務的特權，以利特區大量吸引外資，引進外國 技術。爾後，再透過「沿海」、「沿江」、「沿邊」等開發策略的提出，

將各類增長極組成帶狀地區，使得中國的經濟特區、沿海、沿江、沿 邊等三沿地區的經濟都出現了快速的成長（趙建民主編，馬祥佑撰，

2005：50-53）。換句話說，透過增長極的輻射效應，使其發揮龍頭作 用，帶動該區域的經濟成長，進而整合為線與面，以求中國全面的發 達與繁庶。

四、改革任務的提出與開放理論的基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當文革動亂結束後，中國人重新審視世界與自身時，強烈地意識 到進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和極端重要性。正如鄧小平所強調：

「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 葬送」。他所提倡的經濟改革理論基礎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依據 這個理論，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有待解決的兩大基本問題，社會主 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在於共同富裕，

歷史任務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發展是中國的主要目標，穩定是發展的 前提，改革是發展的動力，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 的關係，要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同時實行對外開放，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不照搬任何外國模式。必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走中國式的 現代化道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 路線，即以現代化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個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 放。這個路線是中國現代化的路線（劉美珣主編，2004：21-22），也 是全體中國人欲臻既富且強的基礎和原則。。

誠如毛毛在其所著述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所說的一般：（毛毛，

1993：591-592）

「他的信念，就是要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集中古今中外一切 所長，闖出一條中國式的發展道路。

他的信念，就是要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要讓中國強盛起來。

在他不遺餘力地、帶領和推動下，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廢墟之上，

中國，開始走向改革開放的光明大道，開始了一次新的革命，開始進 行新的萬里長征。

十年文革結束了，中國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

鄧小平像一個工程設計師，為他的祖國—中國，提出了一個全新 的發展藍圖：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在 1980 年的基 礎上翻一番，首先解決 11 億人口的溫飽問題。

到 20 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計從溫飽達到小

康水平。

到 21 世紀 50 年代，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15 億人口的中國，平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人民生 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鄧小平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他的帶領下，中 國一步一步地在摸索，中國一步一步地在向前走。

15 年過去了，中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和成就。

世人評論，未來的世紀是亞太世紀。而在亞太國家中，最引人注 目的將是中國。

這是中國的驕傲。

有人說，20 世紀最引人注目的偉人是鄧小平。

有人說，在當今世界上，當之無愧的風雲人物首數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