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基督教在北圻的發展與挫折：
勒魯瓦耶（Abraham Le Royer）神父在東京(Tonkin)
之見證
鄭永常
摘要
基督教什麼時候傳入越南？根據越史所記是在 1533 年便有洋人衣泥樞潛 入以「爺蘇左道」傳教，比耶穌會士沙勿略來中國還早十九年。當時越南人稱 基督教為「花郎道」，可見早期傳教士多是葡萄牙或西班牙人。所謂「花郎國人」
即明史所稱的「佛郎機人」。至於耶穌會士到越南傳教的第一人是中國籍神父丘 良禀，他於 1621~1626 受派前來越南南圻(交阯支那)傅教，另一位法蘭西人羅 德則在 1623 被派往越南中部傳教，他在 1627 年在北圻創立了耶穌會東京教區，
他於 1630 年被逐出境，但當時受洗禮的越南基督教教徒已有六千人。越南大概 在十六世紀初便處於內戰，由於政治的動盪不安，以及管治能力下降，人心浮 動，提供宗教傳播的良好氛圍，也成為耶穌會士潛入傳教的機會。
到十七世紀中葉，東京的基督教徒已達二十萬，當時南北仍處於分裂狀 態，但分治之局大致底定，南北政權強化勢力範圍的管轄。1663 年在越南北部 的東京政府，正式全面禁止「天下學花郎道」的政策，自此傳教士的活動大受 打壓、迫害，甚至是殺戮等。勒魯瓦耶神父在 1692 年禁教時進入越南傳道，直 至 1715 年去世。在漫長的二十三年歲月中，大都躲在船上或森林裡從事宗教活 動，見證了東京地區基督教的發展與挫折。本文透過勒魯瓦耶神父的見證，重 建十七世紀時東京基督教的歷史。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關鍵詞：
花郎道、爺蘇左道、耶穌會、東京、禁教、勒魯瓦耶神父
十七世紀基督教在北圻的發展與挫折：勒魯瓦耶（Abraham Le Royer）神父在東京(Tonkin)之見證
鄭永常 一、前言
二、黎朝對基督教的政策
三、十七世紀耶穌會在東京的傳教活動 四、勒魯瓦耶神父的神聖使命
五、勒魯瓦耶神父面對的危機 六、最後的見證
七、結語
一、前言
十六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後，西方傳教士陸續抵達 東亞地區傳教。傳教士不斷從歐洲進入中國、日本、越南等東亞地區傳教。
在越南，傳教士最早出現在《爺蘇野錄》一書中，十九世紀中編輯的《欽 定越史通鑑綱目》在注釋中引其說：「黎莊宗元和元年(1533)三月日，洋人名衣 泥樞(Ignatio)1潛來南真之寧疆、群英；膠水之茶縷，以爺蘇左道傳教。」2用「左 道」來稱基督教(即天主教，下同)是有貶義的，這是以儒家為正統思想的作祟。
這條史料透露出基督教傳入越南北圻已有一段長時間。南真在今南定省，近海 地區，符合當時西方人東來的航海交通線上。（參附圖二）
十七世紀的越南，處於分裂之局，並以江為界，分裂為兩個政治實體。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 阮友心(Nguyen Huu Tam)，阮氏青河譯〈從越南編年史初探天主教在越南的侵入與發展(16 世 紀至 18 世紀末)〉，原文收入 Nghien Cuu Lich Su，1988，so238-239，trang20-23。
2 潘清簡等編，《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卷 33，總頁 3014。按南 真縣在今南定省(Nam Dinh)內，參陶維英著，鍾民岩譯，《越南歷代疆域》(北京：商務印書館，
1973)，頁 277-278。而「群英、膠水之茶縷」，則不知其位置。
以河內為中心的北圻是傳統王朝所在，稱黎朝(Le Dynasty, 1418~1789)由鄭氏 (Trinh, 1545~1781)主政，西洋人稱越南北部為東京(Tonkin)。越南中部是以順化 為大本營的廣南阮氏( Nguyen, 1600~1777)，當時西洋人稱其控制的範圍為交阯 支那(Cochin-china)或稱為南圻。3（參附圖一）
十七世紀時南北政權都曾一度實行禁教，傳教士雖然面對禁教，但在宗教 力量的感召下，仍然積極從事傳教使命，前仆後繼前往越南傳播福音。然而他 們的事蹟幾乎在越南官方正史中湮沒無聞，只留下一句「禁花郎道」4的敕令。
由於史料的缺乏，中文學界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比較缺乏。近年的研究論文 有孫建党、王德林合著〈試析越南阮朝明命時的禁教政策及其影響〉一文和陳 文源〈17-18 世紀西洋教士在安南的活動〉一文，5對當時的越南基督教概況有 扼要的論述。不過，更細部的剖析及系統性的論述則仍有努力的空間。外文方 面 1968 年有 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 和 2000 年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 等著作，前一本是二十 五頁的小書，後一本是 974 頁的巨著，兩位作者都是神職人員，論述及選材上 難免有所偏重及有其立場與觀點，但能提供有意義的參考資料。另一本 1998 年 出版 Peter C. Phan Mission and Catechesis: Alexander de Rhodes and Incultur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Vietnam 一書則對羅德(Alexander de Rhodes)神父有深刻 的研究。6總的來說，特別是中文學界，對於近世越南基督教歷史仍缺乏系統性 的認識，有很多值得探討的議題。越南基督教歷史與東亞歷史變遷是連結一起 的，是東亞基督教發展史的一部分，如缺乏認知則東亞近世的歷史變遷終是片 面而已。
幸好近年西方傳教士的信札等文獻陸續被翻譯為中文。其中美國蘇爾(St.
3 按十七世紀時西方人稱越南中部的廣南國為交阯支那(Cochin-china)或稱為南圻。而今日越南 南部當時屬柬埔寨東埔之地，十八世紀後為廣南阮氏所佔有。其後「交阯支那」和「南圻」
一名專指越南南部即以今胡志明市為中心之南部區域。
4 「花郎道」是指「爺穌左道」，詳下文。
5 陳文源〈17-18 世紀西洋教士在安南的活動〉收入廣州《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
總第 111 期，2004 年第 26 卷，第 4 期，頁 121-129。孫建党、王德林合著〈試析越南阮朝明 命時的禁教政策及其影響〉，收入《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1，第 28 卷，第 3 期，頁 67-69。
6 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vietnam (Siagon: National Catholic News Service, 1968),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 越 南 教 史 ,(Long Beach:
Vietnamese Redemptorist Mission, 2000), Peter C. Phan, Mission and Catechesis(New York: Orbis Books, 1998).
Sure)和諾爾(Noll)編、沈保義等譯《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和法國杜 赫德(P. du Halde)神父等所編的《耶穌會中國書簡集》，7保留有關基督教在越南 傳播的情況，包括當時傳教士在越南受迫害的記載。
《耶穌會中國書簡集》於 1702 年以法文出版第一卷，至 1776 年出至三十 四卷。1819 年又出版了十四卷新節選本，其中的九~十四卷都是收錄寄自中國 的書簡或與中國有關的傳教活動。2001 年的中譯本就是根據這六卷譯出。由於 教區的劃分越南資料亦放在這六卷中。8此外，費賴之(Louis Pfister)《在華耶穌 會士列傳及書目》和榮振華(Joseph Dehergne)《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
兩書，亦記錄了很多有關傳教士在越南的史料，內容雖然零散不完整，但是對 了解當時傳教士在越南的狀況極有幫助。9
筆者於四年前關注越南基督教問題，開始搜集相關資料，2007 年 10 月參加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舉辦的「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從寬鬆到緊縮：
越南阮朝基督教政策研究，1802~1840〉一文，10是近年的一點研究成果。本篇論 文是針對傳教士黎朝的禁教下，如何繼續他們的神聖使命。本文利用勒魯瓦耶
（Abraham Le Royer）神父在東京(北圻)的二十三年歲月的簡單報告及其他參考 資料，側面了解十七世紀越南北部基督教的發展，並以勒魯瓦耶神父的遭遇見 證基督教傳播面對的挫折。
7 李明撰、郭強等譯《中近事報導(1687-1592)》(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嚴嘉樂撰、叢林等 譯《中國來信(1716-173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馬國賢撰、李天綱譯《在清廷十三年》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蘇爾和諾爾編、沈保義等譯《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 篇》和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1-6］(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2005)、
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和衛斐列著、
顧鈞等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8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中文版序〉，頁 12-15。
9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榮振華著，耿昇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10 該文已通過匿名審查，將於近期《東西方研究》刊出。
二、黎朝對基督教的政策
當耶穌會在東京建立教區同時，越南內部剛經歷了一百年動盪不安的分裂 戰爭，到了 1661 年，南北分治已形成，而黎神宗(Le Than Tong)在 1662 年去世，
鄭柞(Trinh Thac)早已大權在握，對皇帝生前「教惑浮屠」不以為然，且特別針 對「禁花郎道」，進行宗教秩序整頓。11
越南正史《大越史記全書》最早提及基督教的消息是在 1663 年(黎玄宗景 治元年)十月，有「禁天下學花郎道」一語。12據《越史通鑑綱目》解釋：「花郎 道為爺穌左道。」13其實「花郎」即《明史》所說的「佛郎機」，是指葡萄牙人 或西班牙人。14基督教傳入越南北圻大概在 1620 年代，詳下文的考查。從 1620s 至 1663 年，基督教才真正面對禁教的打擊。之前約四十年，東京基督教並未遭 受明顯的排斥，且一直在發展中。
1663 年黎玄宗繼位，時年九歲，朝廷大政當然由大元帥掌國政尚師西王鄭 柞主持，也就是說，禁教與鄭柞有密切的關係。鄭柞在 1645 年以「副都將太保 西郡公」進封為「欽差節制各處水步諸營掌國權柄左相太尉西國公，開謙定府，
凡國家庶務，悉委裁決。」15黎神宗在位時，鄭柞被尊封為「元帥掌國政西定王」， 其後又封為「大元帥掌國政尚師西王」。16
值得留意的是黎神宗兩度執政(1619-1643、1649-1662)，第一、二段時間都 是南北內戰最激烈的時間，鄭柞的影響力主要是在軍事作為上，對於內政的改 革似是在黎玄宗(Le Huyen Tong)繼位之後。1661 年南北分治之局，大致形成。17 當時鄭柞「為北國內政纏身，不再覬覦南朝。」1662 年黎神宗逝世，鄭柞對黎 神宗執政時陷於「教惑浮屠」18很不以為然，因此黎神宗一死，內政改革便到日
11 筆者以為在黎朝在鄭王控制政權的時期，黎帝及宗室似是依靠外來宗教力量來平衡鄭王的影 響力，這裡也可能與國際貿易相關。這問題有待日後再研究。
12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1986)，
頁 975。
13 潘清簡等編，《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 33，總頁 3012-3013。
14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卷 323〈呂宋〉、卷 325〈佛郎機〉，頁 8370、8439；
同參戴裔煊著，《「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 1-3。
15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950。
16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962。
17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967。
18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935。Phan Phat Huon 認為，這次禁教是中國政府
程來，當時鄭柞五十七歲對國家的治理已有藍圖。
鄭柞的擔憂不是沒有根據的，1663 年禁教時，東京的基督徒人數已達三十 餘萬人。19黎玄宗景治元年(1663)繼位，由於年幼，鄭柞得以完全發揮治國理念。
這一年他以整頓內政為目標：三月「禁天下官民賭博」、七月「申明教化四十七 條」，其中涉及宗教的有「毋托僧尼以避役」和「男女勿為巫覡之徒」、十月「禁 天下學花郎道」等。從「禁天下學花郎道」來看，信仰「花郎道」的信徒已遍 布全東京地區了。《大越史記全書》在禁令下解說：
初，有花郎國人入居國中，立為異道，誑惑愚民。鄙夫鄙婦，多信慕之。
聽講之場，混雜男女無別。曩已驅去其人，而書居猶存，弊習未改。至 是，復嚴禁之。20
「曩」或解「久」或「不久」，其義「猶言昔或向時也。」21也就是說在 1663 年之前，似乎曾經有過驅逐「花郎國人」的行動。可是查《大越史記全書》沒 有這條史料紀錄。22
筆者認為「曩已驅去其人」是指黎朝於 1630 年下令驅逐傳教士。由於越南 官方史料有關基督教的記錄極為缺乏，因而無法了解朝廷的明確態度。值得留 意的是此時的黎朝政府是由鄭王家族所控制，黎氏只能算是傀儡。當時是鄭梉 (Trinh Trang)當政，鄭梉早期的態度是開放的，1627 年他在河內皇宮附近為傳教 士蓋了一座房子。三年後羅德神父也來到東京，有十七名皇家成員成為基督徒，
其中一位是鄭梉的姊姊，當時的信徒已達 5000 人。由於在一場對廣南的戰爭中 發現廣南軍隊中竟穿上葡萄牙軍服，朝廷大臣本來對傳教士不滿，便乘機倡議 禁教。231630 年的禁教令是在此背景下出現，但是禁教令並不嚴厲，基督教很
迫使葡萄牙人中斷與黎朝的貿易而引發的效應。這說法似沒有根據。參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 越南教史,p83.
19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 367。《越南教史》作者認為，這次禁 教是中國政府迫使葡萄牙人中斷與黎朝的貿易而引發的效應。這說法似沒有根據。參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 越南教史,p83.
20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975。
21 舒新城等編，《辭海》(香港：中華書局，1979 重印)，〈曩〉條，頁 648。
22《大越史記全書》此年(1630)沒有禁花郎道的紀錄，但據當時耶穌會士的檔案紀錄，四位傳教 士確實離開了東京回到澳門。詳參梅狄納著，黃徽現譯〈耶穌會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 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收入《文化雜誌》(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02)，第 45 期，頁 28。
23 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vietnam，p.7.
快便復甦起來。之後的三十年因「弊習未改」，使基督徒增至三十萬，才有 1663 年「復嚴禁之」的禁教令。顯然黎氏宗室和鄭王的態度，以及朝廷大臣的輿論 是教禁與否的關鍵問題，可是現時仍缺少史料來討論。
前文論述鄭柞的擔憂，是因基督徒數字的增長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即儒家 的權威和規範正受到來自基督教的挑戰，這可能令執政者感到不安和震驚。1646 年有十萬基督徒時，各地有教堂二百座；24若再增至二十或三十萬基督徒時，大 小教堂是否會倍增至四百座？對當政者而言是一次嚴肅的挑戰。「嚴禁之」是執 政者想到的唯一辦法。大概在十七~十八世紀間，黎朝曾發佈三次禁教令：一是 在景治元年(1663)「禁天下學花郎道」、一是在正和十七年(1696)年「申禁天下 學花郎道」、一是在永盛八年(1712)「禁花郎道」。之後，至黎朝滅亡(1789)再沒 有禁教令的紀錄。25勒魯瓦耶神父就是在第二次禁令前四年偷渡進入東京，從事 其傳播宗教的神聖使命。
三、十七世紀耶穌會在東京的傳教活動
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勒魯瓦耶神父於 1692 年抵達東京，之後在東京從事傳教 活動，至 1715 年逝世於越南北圻。勒魯瓦耶神父留下的三封家書(1700、1707、
1714)收錄在《耶穌會中國書簡集》中，透過他的觀察大概可以了解十七世紀最 後十年，越南北部禁教的情況。
勒魯瓦耶神父與伙伴巴爾戈（Paregaud）神父在於 1692 年 6 月 22 日到達東 京，他們很快認識到這裡是耶穌會在東方最繁榮的傳教地。26耶穌會在越南的傳 教事業大概開始於 1620 年代。在越南中部(交阯支那)的傳教事業大概在 1621 年便展開，一位中國籍耶穌會神父丘良禀(Dominique Mendez)被派往越南南圻 (指中部)傳教。27有關交阯支那基督教的傳播，筆者將另文詳述。
24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綜述(關於東京王國因仇教而掀起的迫害，以 及 1737 年 1 月 12 日被斬首的四名耶穌會教士的光榮……引自幾篇葡萄牙文的回憶錄)〉，頁 32。詳參下一節的討論。
25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975、1023、1039。
26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1-2。
27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 129。
至於到東京(北圻)傳教最早的記錄是葡萄牙人譚瑪爾(Amaral Gaspar do)，他 於 1622 年抵華後，即前往東京傳教。28有學者據當時文件認為：「東京的傳教活 動始於 1624 年，是由馬努埃爾．貢薩爾維斯(Emmanuel Gonzales？)［神父］及 其教友米格爾(Miguel？)一同開創的事業。」29但是東京教區是在 1627 年由葡萄 牙人耶穌會士亞歷山大．德．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神父和安東．馬爾蓋
（Antoine Marques）神父率先創立，似是不必爭議的。30
早在 1624 年羅德神父便與六位耶穌會士抵達越南中部的會安(Faifo)傳教，
31他在交阯支那居留了十八個月後，便和馬爾蓋神父轉往北圻發展。羅德神父是 一位語言天才，他可以講流利的拉丁語、法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和越南語；
聽懂果亞語(Goan Konkani)、日語、華語和波斯語，但聽不懂荷語。32羅德神父 也會利用拉丁字母來拼寫越南語，因此他的傳教得到很好的效果。當時是黎神 宗第一次在位，鄭梉(Trinh Trang)執政。鄭梉對傳教士似有好感，允許他們進入 河內，並在皇宮附近建了一座房子安置他們。33
其實義大利耶穌會士朱利安．巴爾迪諾蒂（Julien Baldinotti）神父，於 1626 年進入東京傳教。他發現這些百姓天性易於接受基督教，遂馬上要求增派傳教 士，次年(1627)羅德神父和馬爾蓋神父前來與他會合。34這幾位傳教士為東京地 區的基督教打下很好的基礎，葡萄牙文資料提及說：
28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頁 22-23；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 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 223-224。
29 梅狄納著，黃徽現譯〈耶穌會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收入《文 化雜誌》(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02)，第 45 期，頁 28。本文作者認為馬努埃爾．
貢薩爾維斯神父之後是朱利安．巴爾迪諾蒂神父和田木．馬里諾(又名儒利澳．皮亞尼)繼承事 業成績卓越，其後才是馬克斯(Antoine Marques 即馬爾蓋)和羅德斯(即羅德)，而羅德沒有提這 一事實。
30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
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關於亞歷山大．
德．羅德神父的詳細活動可參考梅狄納著，黃徽現譯〈耶穌會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欽 支那和東京(1591-1660)〉收入《文化雜誌》(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02)，第 45 期，
頁 17-38。
31 參見 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 p.6; Peter C. Phan, Mission and Catechesis p.45.
32 Peter C. Phan, Mission and Catechesis, p.46.
33 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p.7.
34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綜述(關於東京王國因仇教而掀起的迫害，以 及 1737 年 1 月 12 日被斬首的四名耶穌會教士的光榮……引自幾篇葡萄牙文的回憶錄)〉，頁 32。
這些神父雖然會幾句東京話，但還不能滿足前來聆聽他們訓示的百姓們 的熱情。福音的種子結出了百倍的果實，在佈道四年時間裡，大批偶像 崇拜者皈依了基督教，形成人數眾多的基督徒群體。35
由於羅德神父的語言魅力，感動了很多信仰儒家、佛教和道教的信仰者，
其中包括一名鄭梉的姊妹和十七名家族成員，還有 200 名僧道成為基督教的講 授教理者。36到了 1628 年，東京的信徒增至 1600 人。37當時傳教士也開始將基 督教義翻譯成越南語(拉丁化越南文字)。38
在東京耶穌會成立的不足三年時間，大約有六千人施了洗禮，其中有「三 名在百姓中頗有聲望的和尚」，其後「他們成了出色的講授教理者，為傳教士講 授福音出了極大力氣。」39葡萄牙文的回憶錄中提到「如此迅速的發展，使崇拜 偶像的術士們感到驚慌。他們對達官貴人和宮廷頻頻活動，大肆污衊攻擊基督 教和傳教士。」40 1630 年，河內的執政者終於下令把傳教士驅逐出東京，他們 便回到澳門。當時流傳一個說法：在與廣南阮氏的戰爭中，阮氏軍隊中出現穿 著像葡萄牙服的部隊。41
傳教士們的離開平息了一場風暴，但傳教士對這一新教區並未放棄。1631 年 2 月 18 日，三名耶穌會士譚馬爾（Gaspard de Amaral）神父、安托瓦納．德．
封特（Antoine de Fontes）神父和嘉爾定（Antoine Cardin）神父在澳門上船回返 東京，並於 3 月 7 日抵達該地。當他們抵達時，受到熱烈的歡迎，使神父們無 限寬慰的是，在短短的十個月裡，竟然增加了 2,340 名新信徒，他們是由三位講
35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綜述(關於東京王國因仇教而掀起的迫害，以 及 1737 年 1 月 12 日被斬首的四名耶穌會教士的光榮……引自幾篇葡萄牙文的回憶錄)〉，頁 32。
36 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 p.7.
37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越南教史),p.83.
38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越南教史),p.85.
39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p.7 認為 1630 年東京信基督教的人數超過 5000 人。
40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綜述(關 於東京王國因仇教而掀起的迫害，以及 1737 年 1 月 12 日被斬首的四名耶穌會教士的光榮……
引自幾篇葡萄牙文的回憶錄)〉，頁 32。
41 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p.7.
授教理者細心登記並施洗的。42這三人就是三位「在百姓中頗有聲望的和尚」，43 但在勒魯瓦耶神父家書中提到神父們回抵東京時，「他們的信徒又增添了四千名 新入教者。」44又指出「國王幾乎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受術士的欺詐，因此很高興 看到亞歷山大．德．羅德神父與其夥伴們返回，准許他們在全國傳播福音。」45 勒魯瓦耶神父也許記錯了，因為亞歷山大．德．羅德神父並沒有重回東京，他 在 1642 年一度回到交阯支那，至 1643 年中才離開。46
黎朝是否允許基督教傳教？《大越史記全書》沒有提及。羅德神父和馬爾 蓋神父在 1630 年離開東京，是受排斥被迫離開，如勒魯瓦耶神父說：「崇拜偶 像的術士不安地看到自己的信徒爭相信仰基督教，便不遺餘力地使其失去威望 而且使傳教士見疑於國王。他們不知怎麼就得逞了。」47所謂「崇拜偶像的術士」
是指朝廷儒家學者和官僚。傳教士們被驅逐一年後重返東京，竟被允許「到全 國傳播福音」，這是一次戲劇性的轉變，也可能涉及對外貿易的問題。當時的史 料記載「國王之所以允許他們留下，祇是為了維持同葡萄牙人的貿易，從中獲 得好處。」48
無論如何，從 1631-1662 年可能是基督教在東京發展過程中最寬鬆的時期。
1639 年，東京基督徒上升至 82,500 人，49超過 100 間教堂。50在 Ghean(指乂安)51省
42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綜述(關於東京王國因仇教而掀起的迫害，以 及 1737 年 1 月 12 日被斬首的四名耶穌會教士的光榮……引自幾篇葡萄牙文的回憶錄)〉，頁 32。
43 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
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
44 筆者認為 2,340 新入教者的數字是 1631.3.7 羅德神父抵達時的紀錄，來自葡文資料。而勒魯 瓦耶神父所說的是他那一年(1631)的全年新入教者的紀錄。
45 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
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
46 Peter C. Phan, Mission and Catechesis, P.62-63。不過也有學者說羅德神父一直沒有重回越南。
參見梅狄納著，黃徽現譯〈耶穌會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收 入《文化雜誌》(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02)，第 45 期，頁 28。
47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
48 梅狄納著，黃徽現譯〈耶穌會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收入《文 化雜誌》(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02)，第 45 期，頁 29。確實澳門耶穌會一直維持 與東京的貿易活動。如 1639 年 12 月 6 日允許耶穌會神父的船帶著補給去東京，但明確規定 的條件是不許帶任何日本貨物。參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
1999)，頁 48。
49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綜述(關於東京王國因仇教而掀起的迫害，以 及 1737 年 1 月 12 日被斬首的四名耶穌會教士的光榮……引自幾篇葡萄牙文的回憶錄)〉，頁 32。
的七十二個鎮上幾乎沒有不信教者。521640 年在東京信教的人數已達 100,000 人，一年後增至 108,000 人，而教堂已達 235 間。53另一位約翰．卡布拉爾（Jean Cabral）神父在信件中提及，從 1645-1646 年間受洗的東京人便達 24,000 人，在 四省中已有 200 座高大整潔的教堂，都是熱忱的新入教者自費興建的。54換言之，
到了 1646 年東京基督徒超過十三萬人，當時黎朝約有十一鎮(省)，四省便有教 堂二百座，如再加上其他省教堂，數字會令執政者不安。
勒魯瓦耶神父曾稱讚羅德神父「做得如此成功，東京的基督教徒達到二十 萬。」55所謂二十萬教徒，究竟是那一年的數據？筆者估算是在 1652 年便達此 教徒數。56那位在東京生活了五年的狄若瑟(Joseph Tissanier)神父於 1663 年被驅 遂，他記錄了當時的基督徒有三十餘萬人。因為狄若瑟神父用「三十餘萬」，數 據沒有很準確。《越南教史》作者認為數字並沒有誇大，1659 年北圻教徒已達 350,000 人。57(參表一)
表一、十七世紀（1624-1663）東京基督徒人數估算表：
年 份 入教人數 說 明
1622 後 ? 譚瑪爾可能是第一位進入東京的神父。
1624 ? 也有學者說馬努埃爾．貢薩爾維斯神父同開創東京的傳教活動。
50 Peter C. Phan, Mission and Catechesis, p.57 。
51 Ghean 應指乂安省，黎朝省名中有「安」字的省(鎮)名有「乂安」和「安邦」。乂安陶維英譯 為“Nghe an＂見前揭書，頁 378。又《耶穌會中國書簡集》中譯者將“Nhean＂譯「乂安」亦 對，一音之轉而已。見該書頁 2。
52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綜述(關於東京王國因仇教而掀起的迫害，以 及 1737 年 1 月 12 日被斬首的四名耶穌會教士的光榮……引自幾篇葡萄牙文的回憶錄)〉，頁 32。
53 Peter C. Phan, Mission and Catechesis, p.57 。
54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綜述(關於東京王國因仇教而掀起的迫害，以 及 1737 年 1 月 12 日被斬首的四名耶穌會教士的光榮……引自幾篇葡萄牙文的回憶錄)〉，頁 32
55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
56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367。
57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越南教史), p.105.
1626 ? 朱利安．巴爾迪諾蒂(Julien Baldinotti)神父要求增派傳教士。58 1627 218(+) 羅德神父和馬爾蓋神父創立耶穌會東京教區。
1628 1,600 據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 引用資料 1630 6,000 勒魯瓦耶神父說 1627 年至 1630 年不足三年有 6,000 人洗禮。
1631 10,000 一說增 2,340 名，一說增四千。筆者認為後者是該年新入教總數。
1639 82,500 從 1632-1639 年，約增加教徒 72,500 人，每年約 9,062 人新入教，
是傳教的寬鬆期。當時教堂超過 100 間。
1640 100,000 一年增加教徒 17,500 人。
1641 108,000 一年增加教徒 8,000 人，教堂增至 235 間。
1644 *132,000 從 1642-1644 年，每年若以 8,000 人新入教來算，即至 1644 年增 加約 24,000 人。
1646 156,000 約翰．卡布拉爾神父提及 1645-1646 年間受洗的東京人便達 24,000 人。
1652* *204,000 如以保守的增長數 8,000 人來算，從 1647-1652 年共有六年，共 有新入教者 48,000 人。筆者估算到了 1652 年東京基督徒人數已 超過 20 萬人。
1659 350,000 據《越南教史》資料。
1663 300,000(+) 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的〈狄若瑟(Joseph Tissanier)〉提到狄若瑟 1658 年入交阯，留居至 1663 年。居交阯 時，共傳道者僅有博爾熱（Onuphre Borges）神父一人，而教民 有 30 餘萬。(見附錄)當時東京教徒是否有減少趨勢？但《越南教 史》提及 1665 年，北圻有教堂 414 座。
據本文資料製作，有 * 者為筆者初步估算。
三十五萬信徒要多少的教堂才足夠供他們做彌撒等活動，前文提到十萬八 千人便有教堂 235 座。禁教後二年即 1665 年，有一數據說北圻有教堂 414 座，
分佈在乂安(120)、清化(34)、布政(40)、中北省區(114)、東北省區(50)、西北省 區(15)、昇龍北部省區(25)和昇龍附近地區(16)。59從以上資料顯示教堂數及教徒
58 阮友心(Nguyen Huu Tam)，阮氏青河譯〈從越南編年史初探天主教在越南的侵入與發展(16 世紀至 18 世紀末)〉在文中把朱利安．巴爾迪諾蒂(Julien Baldinotti)分作兩人，即「Baldinotti 領 牧和日本籍 Juliana Piani」，何者正確？有待考查。
59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越南教史) , p.105. 並參 Phan Phat Huon, Viet Nam Giao Su,(Saigon:Cuu-The Tung-Thu, 1965) pp.119-120.
人數，足以令統治者擔憂，因為基督教教義的基本觀念如允許男女同做禮拜，
教徒實行一夫一妻制等，都動搖了越南人對傳統儒家政治的信心。
黎玄宗景治元年(1663)十月禁花郎道，可能是基督徒人數急促增加所引發的 效應。勒魯瓦耶神父認為禁教是貴族和術士向國王誣衊西洋傳教士的結果。他 指責說：「國王被迫禁止基督教並再次驅逐傳教士。從此，人們開始迫害基督教，
福音傳播者只得隱匿起來。」60換言之，在這之前傳教活動是自由地、公開地進 行。到 1663 年鄭柞大權在握，針對「禁花郎道」，進行宗教秩序整頓，使基督 教在東京的傳播大受打擊，入教人數才處於停滯狀態。
從 1663 年禁教至 1692 年勒魯瓦耶神父抵達東京，北圻正處於禁教時期。
他抵達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藏匿起來，並「經歷千難萬險」才進入乂安（Nhean）
和布政（Bochoin）省。61當時這兩省的基督徒已有十年或十二年未領受聖事。62 由此可見，基督教的正常活動已大受破壞。這段時間共有九名神父進入東京教 區，他們分為三梯次偷渡入境。1669 年共有四人，三位是義大利人，一位葡萄 牙人；1673 年共有三人，三位都是葡萄牙人；1683 年只有一人，是澳門人。(參 附表五)西方籍會士似是聯合一起偷渡，互相照應，而澳門人比較像越南人，易 於混入。當時傳教士偷渡入境有兩條主要的路線，一是從澳門經廣東廣西沿海 入越東；一是從泰國經老撾入越北。（參表二）
60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
61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
62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3。新化應 即清化，而布政在黎朝不稱省而稱「州」，北布政州屬乂安省，南布政屬廣平。詳參陶維英著，
鍾民岩譯《越南歷代疆域》(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頁 245-255。
表二、群體性(三人以上)進入東京教區年表 年份 黎朝政策 人數 1627 寬鬆期 4 1631 寬鬆期 3 1646 寬鬆期 5 1647 寬鬆期 3 1658 寬鬆期 4 1669 禁教期 4 1673 禁教期 3 1694 禁教期 9
數據整理自附表五
在這段禁教期間鄭柞下令摧毀教堂，因此南部省區大約有 200 座教堂被破 壞，甚至鞭打忠誠信徒，獎賞捉拿基督徒者，而傳教士被拘禁之事也曾發生。
政府又禁止外國船進入昇龍，外國船隻只准停泊在庯憲(Pho Hien)。63值得一提 的是，在 1670 年東京教區成立了第一個越南女修道院(Vietnamese Catholic Sisterhood)。修女們以“Lovers of the Cross＂的精神來教育年輕的女孩，照料有 病的女童和婦人，扶持貧窮的女性無論她們是否基督徒，以及為死亡的女嬰施 洗等。64
1683 年，鄭柞的兒子鄭根(Trinh Can)上台。他對基督教的態度比父親更為 嚴厲，嚴禁基督教聚會、懸掛耶穌像、十字架和一切宗教服務，並下令拘禁所 有歐洲傳教士。因此有些傳教士會喬裝成商人或一般人的裝扮來掩飾自己身 份。65勒魯瓦耶神父就是在這艱困的境況下進入東京傳教。
63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越南教史), p.182,185.
64 Patrick O’connor, The Catholic Church，p.7.
65 Phan Phat Hu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Vietnam(越南教史), p.182,187.
四、勒魯瓦耶神父的神聖使命
有關勒魯瓦耶神父生平資料，只有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 有簡單記錄：勒魯瓦耶神父於「1692 年先到達馬達拉斯(按：Madras 在印度東 海岸，今之 Chennai)，然後又到交州(指東京)。1701 年的《1699---1700 年在華 法國神父名冊》中就提到了亞伯拉罕．魯瓦納（Abraham Royer）神父「於 1696 至 1699 年及 1700 至 1703 年兩度出任交州傳教區會長……1715 年 8 月 5 日逝世 於交州。」66也就是說，勒魯瓦耶神父自 1692 年進入東京傳教，至 1715 年逝世，
共有 23 年生活在越南北圻，且兩度為耶穌會東京傳教區會長。這時期正值黎朝 實行禁教及仇教政策，勒魯瓦耶神父面臨人生的重大考驗。從他留下來的家書，
讓我們重新了解當時東京基督教的片段歷史。
勒魯瓦耶神父與伙伴巴爾戈（Paregaud）神父在 1692 年 6 月 22 日，歷經極 其漫長艱難的航行之後到達東京。67當時東京已不容許傳教士傳道，勒魯瓦耶神 父和巴爾戈神父抵達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藏匿起來。」68勒魯瓦耶神父和巴爾戈 神父是為禁教令所引發的信仰危機而來的，在乂安省和布政州的基督教務極度 廢弛，已經十多年沒有傳教士從事「領受聖事」的任務。勒魯瓦耶神父形容東 京信徒們的殷切期待：
我無法向你表達這些善良人見到我們時的歡樂。他們急不可耐地前來領 聖體，人們還看到他們從大老遠趕來望彌撒、領受聖事。儘管我們很想 在這裡多呆些時日以安慰教徒，但我們在這兩省只呆了四個月，因為有 人召喚我們，讓我們轉移到東部省；在那裡我們發現了差不多同樣的需 要。從最初幾年直至如今，我們幾乎走遍了王國所有省份，成功地為不 少原本不信基督的人行了洗禮，並為一批基督徒行了聖事。69
由於禁教令的關係，基督教的宗教活動已不能公開進行，特別是洋教士，因長
66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368-369。
67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1。
68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2。
69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3。
相明顯不同，容易被認出，因此必須隱藏自己，通常是利用晝伏夜出來掩人耳 目。勒魯瓦耶神父說：「為不使宗教招致更大迫害，就必須盡量隱匿起來。我每 天或是躲進一艘船裡（晚上我出來訪問沿河的村子），或隱居於某幢偏僻的房 屋。」70這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勒魯瓦耶神父拜訪基督徒時，通常有八至十 名講受教理者(本地人)隨行，因怕被認出，勒魯瓦耶神父都是在晚間工作。他在 家書中說：
我整夜工作，而且可向你保證，期間極少有空閒。當我不聽懺悔或不給 已懺悔者授聖體時，我便調解糾紛、制訂章程或解決講授教理者們未能 解決的難題。臨日出前作完彌撒後，我便回到船上或回到作為我藏身處 的屋中。夜間休息的講授教理者們白天工作，而此刻我則或祈禱、或研 讀、或休息。他們的工作是向不信教者宣傳，激勵先前的基督徒並使其 作好領受聖體的準備，探望病人以及其他一切未必絕對需要聖職身分的 工作；因此，我們始終在行動中。71
由於禁教關係，因此日間的傳道及探訪等工作交由本地的「講授教理者們」進 行，他們是在地人不易被發現。而勒魯瓦耶神父則躲在船上休息或祈禱或研讀，
在如此艱苦的傳教工作中，勒魯瓦耶神父感到十分滿足和快樂。他說：
我在法國從未有過像在東京這般的滿足。說實話，這裡只有上帝，而且 必須時刻防止企盼或嚮往其他東西；然而，能以一顆沒有任何眷戀可使 其迷惘的心真誠的說出＂Deus et Omnia＂（我的上帝和我的一切），而且 在靈魂深處聽到上帝對這一真誠慷慨的保證的回應，這該是何等快樂！72 這種使命感和宗教精神，使傳教士們在惡劣的環境下，為自己承擔的任務努力 以赴，一種難以估計的力量，使他們離鄉背井，在陌生的土地裡面對統治者的 打壓仍然堅守崗位。
當勒魯瓦耶神父來到東京時，是黎熙宗(Le Hi Tong)在位，執政者是鄭根。
原掌國政的西王鄭柞在 1682 年逝世，國政大權早已交其子鄭根處理。1683 年朝
70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3-4。
71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4。
72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4。
廷以「六條」戒敕中外臣庶，其中第六條「戒民人慕義羞惡」是針對平民百姓 的。73我們不知「慕義羞惡」的內容，但是這麼籠統的一句話，就可能衍生不同 的解釋。1695 年由於清華(化)地區「水溢荒歉」，鄭根發錢「萬緡」賑災，又「減 戶分、弛營作，以悅民。」74而清化以南就是乂安和布政，勒魯瓦耶神父就以此 區作為基地進行傳教工作。1696 年黎朝廷再次「申禁天下學花郎道」，並對基督 徒進行迫害。75這可能與下述事件有關。
自勒魯瓦耶神父 1692 年進入東京後，又有一批傳教士於 1694 年從廣西陸 路偷渡入東京，他們是葡萄牙人艾未大(Jacques Vidal)神父、張方濟(Francois Nogueira)神父、塞凱拉(Joan Sequeira)76神父、和交州人李良(Leon Gonzague)神父 和另一名「講說教義」的交州人 Denis(Li-thang)等一行人順利進入越南北圻地區 傳教。他們被允許在東京生活了一年多，在 1696 年卻因禁花郎道而被補下獄。
他們包括艾未大、張方濟、塞凱拉三位神父和 Denis 等人；張方濟神父於同年 死於獄中，而塞凱拉神父在同年 8 月 21 日(農曆七月二十四日)被驅逐出境，稍 後艾未大神父亦被驅逐出境。隨張方濟神父入東京的 Denis 也死於獄中。77只有 李良(Leon Gonzague)神父頗為傳奇，「既至，備受虐待，幾瀕於危，幸而獲免。」
78他可能是本地人，所以沒有被驅逐。從艾未大、塞凱拉二位神父被驅逐而不是 被殺害，反映出黎朝當局對西洋傳教士並不是趕盡殺絕。不過，塞凱拉在驅逐 途中便去世了。79(參表三)
73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1011-1012。
74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1022。
75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1023。
76 塞凱拉(Joan Sequeira)即塞奎拉(de Sequeira)，參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 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604。
77 這段史料據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 460、467、604。
78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 604〈李良傳〉中說：「其曾偕張方濟、
艾未大、塞奎拉三神父等自中國赴交州。既至，備受虐待，幾瀕於危，幸而獲免，同年為魯 瓦耶神父伴侶。」
79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
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5。
表三、十七世紀進入東京傳教的耶穌會士人數統計表 年 份 黎朝政策 人數 平均(年) 備 註
1622~1630 寬鬆期 7 0.7 1630 年突然驅逐傳教士 1631~1662 寬鬆期 21 0.66 允許傳教
1663~1695 禁教期 19 0.58 禁止所有宗教活動 1696~1700 嚴禁期 2 0.40 驅逐和監禁傳教士
數據整理自表五
其實黎朝自 1663 年以來便實行禁教，不過政策寬緊不一，很多時是以寬鬆 為主，所以傳教士還有活動的空間。經過三十三年後，到了 1696 年朝廷再次頒 布「申禁天下學花郎道」的敕令。這次禁教比前次激烈，勒魯瓦耶神父不解的 說：
(國王)命令所有信教者不得再聚眾祈禱、不得配戴聖像和聖牌。國王還 命人拘捕各處發現的外國人。我們講授教理的首領已被下獄並帶上了鐐 銬；不久前國王特許居留東京的我修會神父艾未大（Vidal）和塞蓋葉拉
（Segueyra）與其他人一樣接到了立刻離開的命令時，塞蓋葉拉神父已病 情垂危，而人們仍強迫他立刻啟程。80
塞蓋葉拉（Segueyra）神父即塞凱拉神父，他和艾未大神父原是在 1694 年偷渡 入境，不過勒魯瓦耶神父提及他們是得國王「特許」居留，但這種寬鬆的局面 大概只維持了一年多，又嚴厲執行禁教，例如塞凱拉神父「已病情垂危，而人 們仍強迫他立刻啟程……他奄奄一息地被扔在一條船裡，兩三天後便去世了。」
81為什麼這次禁教這麼嚴厲呢？艾未大和塞凱拉神父等人離開時，「在旅途中幾 乎找不到任何人敢在家裡接待或藏匿他們。」當時勒魯瓦耶神父正在東部傳教，
約有兩個月時間，自我關在一個極為陰暗的地方，除了屋主外，任何人都不知 道。82似乎這次禁教重點是在北方的省份：
80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5。
81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5。
82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在北方省，幾乎所有教堂和講授教理者的房屋都被推倒了，有些地方甚 至還虐待基督徒；不過在其他多數省份，地方官們要溫和得多。他們僅 把國王敕令下達給村長們，以便讓基督徒小心留神，不要以公開的違旨 行為刺激國君。83
南方省份似得到寬鬆的待遇，如擁有眾多基督徒的乂安省布政使曾向朝廷提出 建言說：「他久已認識基督徒，但從中從未發現有不願為其效力者；還說他的部 隊裡有三千餘名士兵信奉這一宗教，他從未見過比他們更勇敢更忠誠的人。」84 雖然朝廷沒有收回禁令，但允許布政司「在特殊場合運用敕令時，可由他們便 宜行事。」85因此，南方稍為減輕了對基督徒的迫害。
與勒魯瓦耶神父一起入東京的巴爾戈神父於 1695 年 7 月 5 日逝世。當時他 負責東京最大的教堂之一，因入山看望教友而不幸染病身亡。勒魯瓦耶神父的 家書中提到：
他獲悉離他住地兩天路程以外的山區裡有許多信徒多年未見過傳教士，
便決定去看望他們。大家竭力勸他改變主意，因為當時正值盛夏，而那 裡空氣和水如此惡劣，幾乎只有當地居民才能生存。神父心裡卻只有虔 誠和這些可憐的被遺棄者。他走了幾個村子，幾名講授教理者病倒了，
不久他本人也覺得染了病。但他繼續自己的使命，整夜聽人懺悔。然而 病情變得如此嚴重，使他只得讓人把自己送回教堂。86
巴爾戈神父的臨終聖事由勒魯瓦耶神父負責。勒魯瓦耶神父讚美他「是一位不 倦地工作且極其苦修的傳教士……當問題涉及讓人認識和熱愛上帝時，其餘一 切對他都不重要了。」87
由於巴爾戈神父的去世，在十七世紀的最後五年，在東京教區裡只有一位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5。
83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5。
84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5。
85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5。
86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5-6。
87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6。
法國耶穌會士，他就是勒魯瓦耶神父，其他耶穌會士都是葡萄牙神父。(參表五) 而勒魯瓦耶神父感覺他們都是「善意和仁慈」的。881696 年耶穌會東京修會會 長費雷拉神父去世後，勒魯瓦耶神父便「接替他的職位，照管本傳教區。」89這 是勒魯瓦耶神父第一次(1696-1699)出任耶穌會東京修會會長一職，第二次是在 1700-1703 年。90
勒魯瓦耶神父於 1692 年 10 月 4 日進入東京後，在主教的允許下「開始代 理傳教士職務」。1693-1699 年他雖然四處奔走躲藏，但傳教的神聖任務的收獲 算是豐碩的，他在家書中向家人表達了努力工作的成果如下：
表四：勒魯瓦耶神父 1693-1705 年聖職成績表91
年 份 施 洗 (人) 聽懺悔(人) 授聖體(人) 1693 1735(成人：1117、小孩：618) 12693 12122 1694 763(成人：467、小孩：296) 7999 6652 1695 842(成人：435、小孩：407) 8747 7337 1696 388(成人：218、小孩：170) 5671 3885 1697 544(成人：247、小孩：297) 5673 4593 1698 735(成人：310、小孩：425) 8662 6695 1699 613(成人：282、小孩：331) 8649 7423 1705 2032(成人：1077、小孩：955) 14011 －
合計 7,652 72,105 48,707
資料來源：〈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
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6~10。
88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6。
89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6。
90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頁 369。
91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6-7。
勒魯瓦耶神父以一人之力在艱苦的禁教環境下，在短短的七年間為 5,620 人洗 禮、聽了 58,094 人的懺悔，以及為 48,707 人授了聖體。勒魯瓦耶神父的身體並 不十分良好，他入東京時已四十六歲，到了 1700 年他已五十四歲。他在家書中 向他的兄弟表示：
在我們所處的遙遠之地，以我這把年紀，以我這副常受病魔折磨的衰弱 之軀，我不相信此生中我們還能相見。然而，我親愛的兄弟，倘若我不 設想上帝將憐憫我們，不設想只要我們在各自使命中堅信他聖寵的魅 力，我們就將有幸永遠與上帝同在，那我將會多麼痛苦！92
由此可見，他的身體狀況一向不理想，特別是入東京後，幾乎都躲在船上，一 切作息生活都在蕩漾的水上進行。他在 1707 年 12 月 15 日的家書中說「我一直 坐船在這片極廣寬的區域穿梭而並無固定住所。」93他能有此成績，完全是宗教 信仰的力量所支持。
表五、十七世紀(1601~1700)在越南北圻(東京)傳教的耶穌會士名錄
中文名（國籍） 外文姓名 在東京停留年份
譚瑪爾（葡萄牙人） Amaral Gaspar do 1622 後~1638 朱利安．巴爾迪諾蒂(義大利人) Julien Baldinotti 1626*
羅德（法蘭西人，又譯作羅歷山） Alexandre de Rhodes 1627~1630、
馬爾蓋(?) Antoine Marques 1627*
約翰．卡布拉爾（葡萄牙人） Joao Cabral 1627 年後 (老)佩德羅．馬克斯（葡萄牙人） Marques Pedro 1627~1633 馬多祿（葡萄牙人） Pierre Marquez 1627~1635、1637 黎爾定（葡萄牙人） Antoine Francois Cardim 1631
安托瓦納．德．封特(?) Antoine de Fontes 1631*
嘉爾定（葡萄牙人） Cardim Antonjo Francjsco 1631 李瑪諾（葡萄牙人） Dias Manuel O Velho 1635~1639 李瑪諾（葡萄牙人） Emmanuel Diaz Senior 1636 賈巴塔（澳門人） Caldeira Baltasar 1639
92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會傳教士東京修會會長勒魯瓦耶（Le Royer）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魯瓦耶．德．阿爾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頁 7。
93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修會會長勒魯瓦耶的第二封信（1707 年 12 月 15 日於東京）〉，頁 9。
路易斯．皮涅伊羅（葡萄牙人） Pinheiro Luis 1640
卜彌格（波蘭人） Michel Borm 1645~1647、1658~1659 瞿安德（德意志人） Andre–Xavier Koffler 1646
瞿篤德（義大利人） Stanislas Torrente 1646 弗朗切斯科．阿斯卡尼奧．羅維
達（義人）
Rovida Francesco Ascanio 1646 瓦倫廷．諾格拉（葡萄牙人） Nogueira Valentim 1646 陸安德（義大利人） Andre-Jean Lubelli 1646~1659 石嘉樂（義大利人） Charles della Rocca 1647~1658 瞿篤德（義大利人） Torrente Stanislao 1647~1659 喬瓦尼．菲利普．德馬里尼（義
大利人）
De Marini Giovanni Filippo 1647、1658~1673 穆迪我（法國人） Motel Jacques 1653
狄若瑟（法國人） Tissanier Joseph Francois 1658~1663 皮埃．阿爾比埃（法國人） Albier Pierre 1658~1663 狄若瑟（法蘭西人） Joseph Tissanier 1658~1663 博爾熱(?) Onuphre Borges 1658~1663 羅迪我（葡萄牙人） Balthsar-Didace de Rocha 1669 菲利普—瑪利亞．菲耶斯基（義
大利人）
Filippo—Maria Fleschi 1669 穆其奧．羅基（義大利人） Rocchi Muzio 1669 傅其達（義大利人） Fuciti Domenico 1669~1684 皮方濟（葡萄牙人） Francois Pimentel 1673~1675 弗朗西斯科．德皮納（葡萄牙人） Pimentel Francisco 1673~1675
曼努埃爾．費雷拉（葡萄牙人） Ferreira Manuel 1673~1681、1687~1699(?) 李若望（澳門人） Joao Pereira 1683
亞伯拉罕．勒魯瓦耶（法國人） Le Royer Abraham 1692~1715 巴爾戈(?) Paregaud 1692-1695*
艾未大（葡萄牙人） Jacques Vidal 1694~1696 盧依道（義大利人） Isidore Lucci 1694~1705 張方濟（葡萄牙人） Francois Nogueira 1694~1696 塞奎拉(交州人) de Sequerira 1694~1696 張方濟（葡萄牙人） Nogueira Francisco 1694~1696
李良（交州人） Léon Gonzague 1694~1696、1704~1705 盧依道（義大利人） Lucci Isidoro 1694~1719
約翰．德賽克拉（葡萄牙人） Sequeira Joao da 1694~1696 艾未大（葡萄牙人） Vidal Diogo 1694~1701
龐嘉賓（德國人） Castner Kaspar 1697 龐若翰（西班牙人） Jean- Antoine de Arearnedo 1699
資料來源：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 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詳參附表。有*者據《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補入。
五、勒魯瓦耶神父面對的危機
1706 年，是勒魯瓦耶神父入東京以來面對的大危機，當時他已經六十歲。原來 在 1705 年 10 月 19 日一名叛教者向國王呈遞了一封針對東京主教的訴狀書。在 這份訴狀書中特別提到了勒魯瓦耶神父，「標明了我(勒魯瓦耶)進入該國的時 間、我所採取的藏匿辦法、我所走過的以及目前正在經過的省份。」94由於勒魯 瓦耶神父居無定所，大都以船為家，但他曾訪問或停留的村社卻被指信奉基督 教而受控告，不過新上任的布政使對於這類控告視為可以帶給他發財機會，他 要求的只是罰款而已，他的做法是：
他不強迫任何人拋棄基督教，也不強迫其崇拜偶像：他只下令聚會要更 祕密，國王禁止的宗教的外在標記如十字架、念珠、聖牌等物件要更小 心地藏起來。95
由此可見，「禁花郎道」的敕令提供了地方官員貪污的管道，也可以說地方官知 道基督徒只是宗教信仰問題，不致於引起管治危機，但進行打壓反而引致動盪 不安。最好的辦法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來化解雙方的矛盾與對立，也就 是「隻眼開，隻眼閉」來應付之。筆者以為自 1663 年禁教以來，地方官都以這 種態度來處理基督教的問題，因而教案事件不多，基督徒仍有活動空間，只是 地下化而已。
由於被控告信仰基督教的人或村社，便會被迫繳納罰款，否則便會坐牢，
因此「妨礙了大批偶像崇拜者皈依基督教，也使不少基督徒不敢公開自己的信 仰。」由於害怕告發，「有時整個村子都拒不接待一名傳教士。」96這種情況對
94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修會會長勒魯瓦耶的第二封信（1707 年 12 月 15 日於東京）〉，頁 9。
95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修會會長勒魯瓦耶的第二封信（1707 年 12 月 15 日於東京）〉，頁 9。
96 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耶穌修會會長勒魯瓦耶的第二封信（1707 年 12 月 15 日於東京）〉，頁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