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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 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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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 在派奕䜣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

奕䜣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䜣还受到英使额尔金 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

, 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 遭劫的结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 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

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 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

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 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

“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

的主张,

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而概括之。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 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 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 之长技”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 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林、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 的器物文化层面。

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 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 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即 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 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当然,

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 言”的自白,则证明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

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也表明其为林、

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 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

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他与林则 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 年),他 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 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 文忠公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 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

左宗棠实乃林则徐事业的后继者。

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

《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第 7 册,第 2334、254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4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5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 版。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7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光绪二年重刊本。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

《〈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5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2)

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

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

“师夷”以“制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新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原有 的刀矛弓箭、帆篷舟楫已无法抵御外国近代化的坚船利炮,要变更此况,必 须学习外国的长技,使“西洋之长技皆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列强的侵略。

这一符合逻辑推断的新主张不仅领导了 19 世纪 40 至 80 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 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开新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推动作 用。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之兴,无疑是“师夷长技”思想结下的硕 果。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震动。诚如时人所说:“夷 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 狂悖,夷祸之烈极矣。”

面对此况,许多有识之士决意把购买和仿造外国船 炮作为救时第一要务付诸于实践。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说:“轮 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 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左宗 棠指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 族之所恃”。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认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 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

李鸿章(字 少荃,安徽合肥人)建议尽快制造轮船,“以之行驶海口长江,庶为中国御 侮自守之用”。

洋务派在谋求自强以御外侮方面达成的共识,促成了洋务运 动的兴起。左宗棠正是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的身份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那么怎样学习,有 无必要学习,乃西学东渐之风还未强劲之晚清社会中颇有歧异的一个难题。

左宗棠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 中国不能做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 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这种 开放的姿态同顽固派墨守旧习,闭目塞听,以为向西方学习定会“变而从夷,

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的心态和“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 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 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

的表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左宗棠也界定了

《〈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7 页。

《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七一,页一七。

[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四,页一○,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 年刻本。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 册,第 4 页,台北版。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 册,第 28 页,台北版。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1—63 页。

《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三。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五。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页二至四。

(3)

学西的范围,认为西方的“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强调“艺 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

他把中学视为

“本”,将西学看成“末”,正与中国近代化初始时期“中体西用”的理论 息息相通。这虽然限制了学西的内容,但又给西学的引入加上了“正当学问”

的标签,为封闭型的封建文化模式向开放型的融合中西的近代文化结构的转 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左宗棠在对待“请觐”礼仪这一久争未决的 问题时,便表现得开明多了。他认为“泰西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

清朝自然就不再应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洋各国来使以“贡使”相待。

况且“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礼,”

这是不可能的。显然,

左宗棠的这种认识不仅同国际交往中的礼节习惯相接轨,更重要的是他摆正 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摆脱了闭关心理的制约。

“制夷”,即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是时代的主旋律。鸦片战争 以降,中国备受列强的侵扰和欺凌,主权受损,领土被割,财富遭劫,生灵 涂炭。因此,如何御侮而自强,就成为时务之急。左宗棠说:“自海上用兵 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

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 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

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揭示了这个主题。一 个颇应引起重视的史实是,在以求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兴起后的十几年 至二十几年内,曾发生有日本侵台、阿古柏匪帮(左宗棠称之为安集延夷人)

和俄国侵略新疆、法国侵华等事件,经实践检验,“师夷长技”带来的成果 改变了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完全失败的记录。日本侵台事件刚发生,福州船政 大臣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 成的 15 艘轮船加紧布防,使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③ 未敢轻举妄动。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可谓深谋远虑。在规复新疆的过程中,

左宗棠强调“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

其中在“精求 枪炮”方面,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就加紧赶制军火,以供应西征大军,

保证了进取北疆、底定南疆的顺利实现。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其部将王 德榜组织“恪靖定远军”,并负责转运由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制造的 武器装备增援两广前线。随后,任两广总督的洋务派新秀张之洞起用名将冯 子材,会同王德榜,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此时,左宗棠己督办福建军 务,挫败了法军侵占台湾和进一步染指东南沿海的阴谋。因此,史学界在为 中法战争结局定性时所称的“中国不败而败”中的“不败”,正是张之洞、

左宗棠与爱国官兵的努力使然;“而败”则是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所致。

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巩固塞防和加强海防两个方面。对 此,他本人也是引以为荣的。在他人生尽头仅一个月前,左宗棠以豪迈的气 质作诗回顾了他出关持节和坐镇东南的历历征程。诗中“提戎敌忾效前驱,

马蹄蹴破天山雪”一句,再现了西征大军随他收复新疆的壮观场景;“海防 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须猛着鞭”

一句,则展示了他对海防的关切之情和奋斗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6 页。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 页。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题〈疏勒望云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6—467 页。

(4)

不息的拼搏精神。所以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

的时代。

(5)

生平篇

(6)

第一章乡间寒士

一、出身于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

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 年 11 月 10 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 湘阴县东乡左家棠的一个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

左宗棠的祖辈自南宋由江西迁至湖南后,世居湘阴。湘阴位于省城长沙 北面约 30 余里处,濒临洞庭湖,并有湘水这条长沙城下最大的河流绕贯县 内,环境优美,交通方便。

左家算得上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大家族,“支派繁衍,其间忠孝节义,

散见于郡邑之志载及家乘之所传闻,乡人士类能言之。”

左家“先世耕读为 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

可谓是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 第。左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以孝义著闻,且“居贫好施”,“生平 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

其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以“律躬之严,

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乡里”

而名扬乡里。父亲左观澜乃县学廪生,曾就 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 20 余年,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

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接受耕读家风的沐浴,自然会深深地受传统思想文化 及伦理道德的熏陶。

左宗棠一家有祖辈遗田数十亩,岁收谷 40 余石,但靠此来维持一个三代 十口之家的生活也不算宽裕。家境的清贫,使他的父亲左观澜不得不为生计 而四处奔波,为人教读,以所得束修维持全家的吃穿费用,甚至出现了“非 修脯无从得食”的境况,遇到灾荒,只能是“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

对于这样“寒素”的生活,左宗棠后来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常常回忆述及,

多有感慨。他说:

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

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位下沾襟也。

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旬云:“研 田终岁营儿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至今每一讽咏 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己。

吾家本寒素,尔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吾 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闻其声也。

左宗棠成长于如此 清贫之家里,逐步养成了吃苦耐劳和节俭质朴的生活习惯。

左宗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作为年龄最小的男童,倍受其祖父左 人锦的宠爱。左宗棠三岁时,常“读书梧塘” (梧塘为左家先祖课诸子孙处)。

一次,左宗棠随祖父到宅后山上采栗子,他采到栗子回家后能平均分给哥哥、

姐姐,“不自取食”。左人锦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

左宗植,《慎盦文钞・族谱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 页,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钱南园先生文存>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66 页。

[清]郭嵩寿:《湘阴县图志》,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 页。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页一一,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长沙徐君墓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40 页。

《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第四首自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8 页。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4 页。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8 页。

(7)

异日必能昌大吾门。”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挈家迁居省城长沙贡院 东左氏祠,以开馆授徒维持全家的生计。左宗棠、左宗植、左宗棠兄弟三人 随父读书,“不名他师”。左观澜对儿子们抱有厚望。他自己虽是个秀才,

多年未中举人,便 望子成龙,希冀他们以后能步入科举的殿堂。于是,他“教 人循循善诱,于课子尤严,数年之间入学食饩,一时从游者甚众”。

左宗棠 四岁时便随其兄听课。他每次听其父“讲授生徒”及其兄“诵读之书,辄默 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左观澜课宗棫、宗植读《井上有李》

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便问“二桃”的典故 出自何处,坐在一边旁听的宗棠即刻答道:“古诗《梁父吟》有之”。

左宗 棠 5 岁起开读《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兼读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大 注》(即《四书章句集注》)。他 8 岁开始,学习制艺(即八股文),其父

“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

目的是让左宗棠对科举 考试的必读和必考书《四书章句集注》,从小便能够烂熟于心。左宗棠还间 读史书,留意书法,“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 下事若无不可为”。

这样,左宗棠在童年时代即得到其先辈的循循善诱和严 格训导,培养了浓厚的读书兴趣。正如他后来在长沙城南书院的老师贺熙龄 所说:“左子季高从余游,询其学之所自,则一禀于尊甫先生之教。其教于 家者,必本于身,肃然翼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余于是而知季高学业之 成就,其父教然也。”⑤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 页。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5 页。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 页。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5 页。

《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8)

二、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

道光六年(1826 年),  14 岁的左宗棠始应童子试。第二年,他又应长 沙府试。长沙知府张锡谦对他的试卷“亟赏之,屡拔置前,欲以第一录送”,

但“旋见某生年老”,又抑置左宗棠为府试第二名,并亲自召见之,“加奖 勉焉”。

左宗棠顺利地通过了为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童子试和府试这两 项预备性考试。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院试(又称郡试、道试)之际,

却因其母亲病重而未赴院试,放弃了这次考秀才的机会。

道光八年(1828 年),左宗棠于丁母忧期间,“益致力于学”。

正如 他自己后来所说的 16 岁之后为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 只有数年。十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

则无成矣,勉之!”

左宗棠企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应科举、读 四书、做八股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颇加留意。道光九年(1829 年),

年方 17 岁的左宗棠在书铺里购得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 要》,便“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他还买 到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朝名臣齐召南的《水 道提纲》诸书,更是认真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

他对家 中所藏的清道光年间由著名思想家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所编的旨在“经 世以表全编”

的《皇朝经世文编》则是爱不释手,加注评语,“丹黄殆遍”,

详加考论。左宗棠对经世有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沈醉于八股时文的士 人的非议和嘲讽。对此,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土人但 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道光十年(1830 年),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的“嘉、

道两朝名臣”贺长龄因丁忧居长沙。左宗棠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 名臣的敬慕之情,拜访了贺长龄。贺与左交谈,深为其年少学博而高兴,竟

“以国士见待”。

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 18 周岁连生员资格还 未取得的青年人,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

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 解。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的青年人,答应出 借家中所藏图书。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

不以为烦”。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又“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

无稍倦厌”,贺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深深地感动了左宗棠。他勉 励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左宗棠在 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道光十一年(1831 年),左宗棠读书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 页。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7 页。

《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 页。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 页。

[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册,第 158 页。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 页。

《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六。

《清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

页三○。

(9)

于长沙城南书院。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贺熙龄曾任湖 北学政,他“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 之学”,

他对清代乾嘉学派重在考据、崇尚空疏的学风加以批评,大力提倡 经世致用。他指出:“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 败于词章训诂、襞襀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

贺熙龄在讲 学中,对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

培养的学生多为 既崇奉宋儒义理之学,又能穷经而致用的有用人材。左宗棠追随贺熙龄“十 年从学”,深受贺氏思想的影响。左宗棠自己说,他“从贺侍御师游,寻绎 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

贺对左也尤为器重,曾说:“左子季高,少从 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 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

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还与同窗好友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等人以学行相砥砺。胡林翼“不为 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与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

兵政机要,探讨尤力”。

他与左宗棠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识。这一年,左宗 棠还到由湖南巡抚吴荣光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学习经学,七次取得考试第一名 的成绩。他在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一年前,

他的父亲左观澜因病去世,左宗棠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日食不给”,只能

“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

但贫困的生活并没有难倒左宗棠,他在艰苦的 环境中奋力学习,并争取到优异的成绩。对此,左宗棠曾感慨他说:“自十 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

道光十二年(1832 年),左宗棠纳资为监生,应湖南乡试。在科举考试 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

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但由于这一 科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寿辰而开的“恩科”,特命主考官搜阅遗卷,主考官徐 法绩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其中左宗棠位六人之首。同考官疑此为人 情“温卷”,不愿补荐,恰湖南巡抚吴荣光监临闱中,他深知左宗棠才华出 众,同意徐法绩复取的六人,加上“在事诸公多有知余姓名者”,

左宗棠这 样才考中了举人。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 知名度。

左宗棠参加乡试后,与周治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 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

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

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 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

[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二,页一一。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掌年谱》,第 8 页。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8 页。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页一一。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页八。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9 页。

《与郭意城》,《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五,页六九。

《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1 页。

《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6 页。

(10)

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煦。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左宗棠贫不能治装,周夫人则“出百金治行”。此时左的姐姐“贫不能举火”,

他又将旅费百两“悉举以赠”。亲戚闻讯,又凑积“百金”以赠,才使左宗 棠得以北行。

道光十二年(1833 年)春,左宗棠在北京参加了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 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 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

却与进士无 缘。出闱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 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

等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

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做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 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 国家养士之意”。④

左宗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 年)再度北上应试。这次会试,他本可榜上 有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 他一个“誊录”。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

在周夫人的协助下,潜心于地理学的研究,并“以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

两年之后,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该书院有学生 60 人,

左宗棠对他们从严要求,每日查阅功课,对“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著两次”

的学生,将其“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攻苦之人”。他还于每月初一“会 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其有不率,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 知勉强学问”。

左宗棠在醴陵结识了时任两江总督,后来成为其亲家的陶澍。陶澍任两 江总督期间,在江苏巡抚林则徐、布政使贺长龄及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协助 下,在吏治、河工、漕运、盐政、荒政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并以提 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受到世人的赞誉。一次,陶澍在前往江西阅兵的路上,

转道醴陵回安化省墓,醴陵知县在为陶澍安排馆舍时,请左宗棠撰写楹联。

左宗棠出于对陶澍政绩卓著的敬慕之情,挥笔写道:

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看到这副楹联后,“激赏之”,急忙 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作为渌江书院主讲的举人左宗棠,终得与大 名鼎鼎的陶澍会面,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道光十八年(1838 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会试榜发,他 仍然未能取中。南返途中,他到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陶澍。陶“即留住署中,

癸巳科会试文“注”,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6 页。

《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7 页。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5 页。楹联中“印心石”指陶澍少时读 书于安化石门潭之滨的石屋,潭心有石即“印心石”。道光十五年(1835 年),道光皇帝亲书“印心石屋”

四字赐与陶澍。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5 页。

(11)

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

陶还为其子陶桄(字少云)求婚于左的长女左 孝榆。表明陶澍对他这个会试落第而又具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左宗棠 也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诚如他所说:“比三次礼 部不第,遂绝意进取”。

他在家乡不仅“于农书探讨颇勤”,而且钞录了十 数册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增长了地理学与军事学等 方面的知识。

道光十九年(1839 年),左宗棠抵长沙,居次兄宗植家中。他俩常切磋 学问,“或谈国故,指列时事”。“每剧谈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 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

左宗棠为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注意 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这一年,陶谢逝于两江总督任 所,遗七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陶澍“有一日之雅故”,

遂在次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为陶桄教书的义务,并在陶家教书八 年中饱览了丰富的典籍。对此,陶谢之婿胡林翼曾做过如此评说:“左孝廉 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 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清朝野史大观》,第 7 卷,第 90 页。

《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6 页。

《〈慎盦诗文钞〉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8 页。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清]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四,光绪六年刻本。

(12)

三、“海邦形势略能言”

道光二十年(1840 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方 在陶家教书,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的心。

还在道光十九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 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当英国挑起战争,英军犯浙江、

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以朴素的爱国热忱,对战 况表示出关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洋事于屡次 挫衄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认为“军兴以来,大小十数战,彼族 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

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 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

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 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 则徐注重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 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 报以了解敌情。因而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

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的胜利。

然而,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 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导发出昏愦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 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 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 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后深有感触,他致函 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 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 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

左宗棠对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表示出愤慨之情。他指出:“洋事为琦 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 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 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 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 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

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 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 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

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

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

的诗句自 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左宗棠的愿望与事态的发展是大相径庭的。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

却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却因是满清贵族而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一一。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一二至一三。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六至一七。

《感事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9 页。

(13)

受到开恩释罪。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 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

奕经在浙江靠梦幻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 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该夷性 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

奕经在浙 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 协。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 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 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 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 步入了丧权辱国的岐途。左宗棠对这一严酷事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

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 矣”。

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 其所未至”。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 册,第 1046 页,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九。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二六。

《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14)

四、自号“湘上农人”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左宗棠“举积年修脯”所得,买田 70 亩于 湘阴东乡柳家冲,并决定“明年移居湘上,此为有家之始”。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左宗棠携带妻小由湘潭周宅移居湘阴东乡之 柳家冲,署其门曰柳庄。他“每自安化归来,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 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

,打算从此做一个“太平有道之民”。

左宗棠视“农事为人生第一要务”,注重农学,于道光二十五年(1835 年)撰写了《朴存阁农书》,“以诏农圃”。

他“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 便于今者行之,甚良。……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 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广惠爱者大矣”。

对此,左孝 同记述称:“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产茶,实府君为之倡”。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湖南在连年苦旱之后遇到大水灾,饥馑遍野。

左宗棠四出奔波办理赈务,劝富有人家捐赈。他认为“捐赈是古今通义”,

他于“授徒之暇,亦曾办过,统计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各属所捐 银钱谷米,不下五十余万”。

他还“劝族里储谷以备荒”,并对络绎经过柳 庄的饥民,罄其所藏,与周夫人“散米俵食,并丸药乞病者”。

第二年,左宗棠来到长沙,于朱文公祠开馆授徒,所带的学生如周开锡 等人“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

这一年,在长沙湘江舟中,左宗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林则徐。

这次会面对左的一生都有着意义非凡的影响。林则徐早年于江苏为官时曾被 两江总督陶澍所赏拔,他在遣戍伊犁释回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担任 云贵总督。其间,他视部下胡林翼为左右手。陶与林的同事关系及与左的亲 家关系,胡与林的上下级关系和与陶的翁婿关系及与左的同窗好友关系,都 构成林与左会面的因缘。特别是左对林则徐伟人品质的一向倾慕和林从胡处 得悉左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更促成了此次湘江之会。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冬,林则徐因病卸云贵总督职回福建原籍途中经过长沙,遣人至柳庄约 请左宗棠相晤。左宗棠赶至长沙,在湘江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林则徐。早在这 次会面的前一年,胡林翼已向林则徐推荐了被视为“楚材第一”、“究心地 舆兵法”的左宗棠。由于左宗棠已为“陶婿预订读书之约,未能忽然”,无 法离湘赴滇去做幕宾,惟有“西望滇池,孤怀怅结”而已。他在复胡林翼的 信中表述了对林则徐的倾慕之情:

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

《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6 页。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3 页。

《答张玉夫》,《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三三。

《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翼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八。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3 页。

《答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四三。

《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6 页。

《请敕署福建藩司周开锡久于署任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83—184 页。

(15)

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 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 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 自笑耳。迩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 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欲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 客籍之一士哉?

此刻,左宗棠与林则徐同乘一舟,心中激动不已,他 视林则徐为“天人”,于“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

林则徐对左宗棠则

“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谈论竟夕,称为不凡之材”。

左宗棠对 他们的这次会面作了如下描绘:

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 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橘洲之畔,岳麓之滨,好 一派“潇湘夜话”的美景!二人纵横古今,神驰南北,尤其是对东南海防和 西北塞防的探讨,为日后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创举和收复新疆的业绩铸 下了思想基础。

一年后,林则徐便奉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途经广东 普宁县病逝。左宗棠在悼林则徐的挽联中写道: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个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

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⑤

左宗棠既对林则徐卫国御侮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同时他又对其未能完 成清政府赋予的镇压天地会起义的使命而感到惋惜。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 物,在处理国内阶级矛盾时,必然是站在同人民起义对立的一面,无论是林 则徐还是左宗棠都不能例外。

咸丰元年(1851 年),已经 39 岁的左宗棠依然在柳庄过着“湘上农人”

的生活。他在致友人贺仲肃的信中说:“兄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 苗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

他还作诗道:

“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

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左宗棠并不想作桃花源中的陶靖节,而是以卧龙岗上的“诸葛亮自期”。

恰在这一年,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人秀,广东花县人)领导的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骤起广西,威胁到邻近的贵州、湖南。此时在贵州任知府的胡林翼 与左宗棠书信频繁,讨论战守机宜,左宗棠认为:“当剧寇纵横,防剿并急 之时,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 巢。”

此时,他已公开站出来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画策。

咸丰二年(1852 年),已届不惑之年的左宗棠鉴于太平军冲出广西,攻

《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四九至五○。

《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二。

[清]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五,页二二。

[清]胡林翼:《启湖广总督程晴峰》,《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

《唁林镜帆》,《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三。

《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催杨紫卿画梅》,《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0 页。

左钦敏:《清丞相左宗棠列传》,《湘阴人物传》,第 25 页,1915 年刻本。

《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至四。

(16)

入湖南,兵锋直指长沙的境况,慌忙从柳庄“徙居湘东白水洞,诛茅筑屋,

为自保计”。

此时,曾在道光年间被林则徐“应诏举贤良”而推荐为郡守的 张亮基(字采臣,号石卿,江苏铜山人)担任湖南巡抚,经胡林翼的积极推 荐,左宗棠终于出山进入湘幕,开始了新的生涯。

《张叔容墓碣》,《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49 页。

(17)

第二章幕宾生涯 一、出山入幕

咸丰二年(1852 年),左宗棠在四十岁时进入湖南巡抚幕府,是为他正 式跻身于政治舞台的开始。

左宗棠考取了举人,算得上是“正途”士子,但他却因未能取得“甲科 出身”的进士功名而不能沿循着“学而优则仕”的晋官之路顺利地走上仕途。

同时,生长于“寒素”之家的左宗棠,既无钱而且更无意像当时社会上流行 的通过捐纳方式捐得官职。尽管左宗棠以“淡泊明志”,不是如同俗士那样 热衷于入仕做官,但为了实现其以“儒术策治安”和“心忧天下”的抱负,

又非进入仕途不可。这样,摆在左宗棠面前的唯一途径便是靠自己的“孝廉 方正”被举荐,因为举人的身份给予他被举荐成功的更大可能性,加上他不 凡的才华,也为他日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左宗棠正是走了由人 幕进而跃登官位的仕进之路。

左宗棠在人湘幕之前,多次放弃了被清朝大员起用做幕宾的机会。道光 二十八年(1848 年),他因在湖南安化教陶桄读书,而未能入云贵总督林则 徐之幕府。咸丰元年(1851 年),清政府为镇压广西天地会起义任命在籍的 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为钦差大臣,李星沅曾 邀左宗棠“参戎机”

,但李至广西不久便病死,左也满足于“湘上农人”的 生活,他的“出山之想,又因此抛却矣”。

这年年底,胡林翼又把他视为“楚 材第一”的左宗棠推荐给湖广总督程矞采(字晴峰,江西新建人),由于“程 请不坚,左亦漠然不愿”,遂作罢论。尽管此时左宗棠还没有出山入幕,但 他的出众才华已为政坛要员所赏识。导致他最终跻身湘幕的一个重要原因则 是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兵湖南。在异常激烈的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殊死搏斗 中,左宗棠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站到了与农民起义为敌的一面。

自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太平军于广西桂平县金 田村正式起义后,至咸丰二年五月(1852 年 6 月)的近一年半时间内,他们 在广西境内同清军对战。此后,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经蓑衣渡之战,

冲出广西,进入湖南。在湘南,太平军连克道州、郴州等重镇,清廷为之震 惊。太平军突入湖南,使湖广总督程裔采极为恐惧,他“自衡州疾还长沙”,

想躲到省城避祸,并函请尚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督师湖南。赛尚阿却把 湖南军务推卸给程矞采。鉴于这种状况,咸丰皇帝一面严旨赛尚阿、程矞采 同办湖南军务,一面改任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抚,想以此来加强内线的 防御。这样,担任云南巡抚的张亮基于咸丰二年五月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

张亮基抚湘,也成为左宗棠出山入幕的重要机遇。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接连攻克道州、郴州并沿途袭挠安仁、攸县、醴陵,

围困长沙,由湘南而湘中,三湘形势日蹙。左宗棠急忙由柳庄“举家避居”

湘阴与长沙交界处的东山白水洞,且“亲故多从之”。

恰在此时,在贵州任 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已向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胡致函张说: “左

樵:《纪左恪靖》,《晨报》,民国 24 年 4 月 5 日。

《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至二。

[清]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 2 辑上册,第 2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6 页。

(18)

子季高”,“才品超冠等伦”,“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 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能时务”。

张接受了 胡的推荐,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专人携带书信到山中请左出山入幕,

并表示对左是“思君如饥渴”。胡林翼又致函左宗棠说:“张中丞不世奇人,

虚心延访,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又何嫌焉。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

梓木洞其独免乎?”

经张亮基遣人“备礼走请”,胡林翼积极敦促,以及与 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兄弟等人的 劝说,加上左宗棠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与林则徐会面时听林亲口称赞张亮 基是一个“开爽敏干”的官员,

他遂决定应张之聘,于咸丰二年八月十九日

(1852 年 10 月 2 日)随张亮基抵长沙城外,八月二十四日(10 月 7 日),

进入长沙城,成了湘抚的幕宾。此时,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正方兴未艾。

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率领下攻占湖南郴州后,西王萧朝贵 得悉“长沙城卑防疏”的情况,便向洪、杨建议由他率领“轻兵数千,倍道 袭之,垂手可得”。

洪秀全、杨秀清同意由萧朝贵率偏师奔袭长沙,他们则 留驻郴州,牵制清军主力。咸丰二年七月初七日(1852 年 8 月 21 日),萧 朝贵率数千太平军从郴州出发,七月二十七日(9 月 10 日)行抵长沙城东十 里扎营。第二天,向长沙城发动进攻,打响了长沙战役。此时正值湖南新旧 巡抚交接之际,张亮基尚未抵长沙,城防由帮办军务罗统典负责。萧朝贵带 领太平军主攻长沙城南门时被清军炮火击中而负重伤。太平军一如继往,勇 猛攻城,且使“城门倒破”,清军“万分危急”。

但不久清军主力调往长沙 和张亮基、左宗棠的到来,使清朝方面得以苟延残喘。也就在张、左进入长 沙城仅 4 天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太平军抵达长沙城南。双方鏖战更趋 激烈。

左宗棠刚刚进入湘幕,张亮基便“一以兵事任之”。

左宗棠审度战场形 势,向张亮基“干以数策,立见施行”。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太平军

“背水面城”,而清军“援军既扼其东北”,太平军“已自趋绝地”。只有 西路的土墙头、龙回潭是太平军的粮食补给线和唯一的西进路线,因此,他 主张“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可一鼓歼也”。

看来左宗棠是妄图将太平 军扼杀于长沙城南,其胃口不谓不小。但援湘清军多为乌合之众,且分隶十 几个总兵和提督,指挥不一。张亮基先后命令总兵常存、马龙,以所部西渡,

而他们都“畏贼不战”。接着,张亮基又请内召进京途径长沙的赛尚阿遣提 督向荣赴西路督战,向荣渡过湘江后,初是“迁延不进”,继则在牛头洲被 翼王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击溃。此时,清廷新任命的钦差大臣徐广缙抵湘潭,

[清]胡林翼《启张石卿中丞》,《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六。

[清]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五,页八。

《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四。

[清]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 3 册,第 291 页,神州国光社,1952 版。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1 册,第 64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清]郭嵩焘:《养知书屋札记》,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1 页。

《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四。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1 页。

(19)

张亮基派江忠源“躬赴湘潭”,并“再三咨请”徐率军至长沙,也遭拒绝。

左宗棠又向张亮基建议调徐的部将提督福兴疾出河西,扼龙回潭,福兴却按 兵不动。于是,张亮基欲自督兵往龙回潭,左宗棠力赞之,因此刻太平军攻 长沙城甚急,城垣多次被太平军所用隧道爆破战术所“轰塌”,

张、左等人 只得留在城中死守。但太平军进攻长沙 80 余日也未能克复,洪秀全决定从长 沙撤军,十月十九日(11 月 30 日)深夜,太平军主力从长沙经龙回潭转移,

后转战于益阳、岳州等地,冲出湖南,进入湖北。太平军于长沙撤围 11 天后,

钦差大臣徐广缙才敢率兵抵达长沙。对此,左宗棠在致陶桄的信中说:“徐 爵帅人甚朴实,用兵实非所长,……贼已北窜,始悔不用河西合围之策”。

左宗棠初次出山就显示出高人一筹的军事才识,足使清军将帅刮目相看,由 于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将其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他总算 是第一次捞到了官衔,步人仕途。

接着,左宗棠协助张亮基在湖南一方面整饬吏治,另一方面镇压会党起 义。在左宗棠的谋划下,张亮基派江忠源仅用 12 天就把浏阳“征义堂”会党 起义镇压下去。于是,左宗棠又被提升为“以直隶州选用”。

太平军进军湖北后,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1853 年 1 月 12 日)攻 克武昌。左宗棠闻讯后“不胜骇叹”,他说:“孤城被围二十余日,在外救 援之师不能乘机疾进,在内防堵之师不能严密固守,致蠢兹小丑竟敢猖厥至 此,殊为可恨”。

他鉴于清朝正规军作战能力极低的状况,设想在湖南练就 一支由绅士统领的团练武装来筹办防剿。于是,十二月十九日(l 月 26 日)

由左宗棠草拟、张亮基签署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 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 尤为可恃”。

左宗棠写好这份奏折的第三天,被清廷于二十多日前任命的帮 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由湘乡赶至长沙,他“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 三君子感慨深谈,……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接着,曾国藩也向清廷上 奏说,以往“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怯也。今欲改弦更张,

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

这两个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张亮基、左宗棠、曾国藩创办湘 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是想要建立起一支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 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此后产生的湘军,较之以往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 派的绿营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湘军起源实由左宗棠肇其端,

而经曾国藩继其成。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和左宗棠一度离开湘幕期间,曾国 藩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这就是将前经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罗泽南

(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为首的 1000 名湘乡团练编练成了第一支湘

[清]江忠源:《江忠烈公邀集》附录,下册,第 20 页。

[清]张亮基:《贼踪纷窜省城解围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一九,光绪十七年重刻本。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九。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清]张亮基:《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三五。

[清]曾国藩:《复胡润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页八.光绪二年长沙传忠书局刻本。

[清]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页五六。

(20)

军陆师。

曾国藩在长沙的初次出现给左留下深刻的印象,“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 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左宗棠既指出了曾的弱点,也甚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国藩到长沙仅 5 天,张 亮基就被清廷调署湖广总督,张偕同左宗棠于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 年 3 月 1 日)抵达武昌。

左宗棠进入湖广总督幕府之际,正值太平军胜利进军之时。咸丰三年正 月初二日(1853 年 2 月 9 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撤离武昌,“由武汉下江 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 靡”。

太平天国水陆大军直下三江。从武汉到南京 1800 里江防的清军主要 集结在三个地区: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军依次突破这三道防线,兵锋直 逼南京。

二月十一日(3 月 20 日),太平军攻入南京内城。9 天后,太平天 国正式建都南京,改名天京。遂又于四月初一日(5 月 8 日)、四月二十七 日(6 月 3 日)分别开始了北伐与西征。

张亮基总督湖广,缘于太平军一举攻克湖北省城武昌。清廷在震惊之余,

试图通过重用这个“保全湖南”的巡抚来扭转湖北的不利局面。当张亮基、

左宗棠来到武昌时,太平军已按新的战略部署弃武昌而蔽江东下了。张、左 遂在湖北加强军事布防。这年六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江西,张亮基、左 宗棠赶至湖北黄州,在与江西九江临近的田家镇设防。七月,太平天国北伐 军的吉文元部因在河南遭清军堵截,未能渡过黄河北进,便转而南归攻入湖 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左宗棠看出太平天国的这支南归军有由黄安经麻城、

黄冈攻取武汉的意图,向张亮基建议从省城调兵勇 3000 余人星夜驰往团风 镇,以扼“出江上窜武汉”之路。果然不出其所料,南 归军从新洲乘船南下,

并有骑兵在岸上护卫,但在团风镇一带遭到清军伏击。南归军被迫后退突围,

经罗田取道安徽莫山(今属湖北省)等地,只剩少部分人与太平军西征军会 合。左宗棠对此役非常得意,吹嘘说,“是役甫及八日,非制军相信之坚,

断不能有此奇捷。用兵无他,训练得法,谋略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

左宗棠在湖督幕中也确为张亮基所重用,据他自己所说:“制军于军谋一切 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 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当然,左宗 棠并不满足于仅是谋士身份的幕宾,他的理想是出幕为官。他说:“若朝廷 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

左宗棠的野 心可谓暴露无遗。对于左宗棠在两湖的所谓“功绩”,张亮基也在给胡林翼 的信中说,“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 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

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

咸丰三年八月(1853 年 9 月),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山东巡抚。左宗棠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清]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141—142 页。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 350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一至一二。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三。

《张亮基致胡林翼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藏。

(21)

遂决定离开张亮基幕府,于九月初四日(10 月 6 日)由鄂返湘。九月二十二 日(10 月 24 日),他抵达湘阴,次日入山回到白水洞家中。湖南巡抚骆秉 章(原名俊,号儒斋,广东花县人)闻左已归湘,便以“书币见招”和遣人

“入山敦促”等方式聘左再入湘幕。但左宗棠以一年来幕宾生涯使其“心血 耗竭”为由,表示“不欲复参戎幕”,并“托词谢之”,打算“自此匿迹销 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

出乎左宗棠意料之外的是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锐不可挡。

九月十三日(10 月 15 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 9 天,石祥祯所部太平 军一举攻克曾由左所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10 月 20 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遂撤军至湖北黄州(今黄冈)。

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 年 2 月 12 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 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投水殒命。4 天后,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

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从二月初一日(2 月 27 日)

至十三日(3 月 11 日)的 13 天中,太平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 乡等地,威震长沙。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 50 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

“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

正是缘于死里逃生的侥幸和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本性,又加上骆秉章再三“使 币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才“不得已,勉为一行”,

又一次进入湘幕。

《与周汝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四。

《与夏憩亭观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六。

《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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