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研究，第一講
早期國共關係及兩岸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五四運動後兩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 立，比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晚了廿七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遊行示威，抗議北洋政府對日本的屈辱政策，
引起一系列的罷課和罷工，造成社會的變化和思想的革命，胡適倡導的「德先 生」和「賽先生」影響至今。這個運動對中國或中華民族的影響既深且廣，有人認 為它就是中國的啟蒙運動；但政治面的直接影響結果，就是中國國民黨的改組，
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誔生。
壹、早期國共關係
五四運動引導了中國知識份子去研究國外的思想，尤以蘇聯十月革命吸引相當 數量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們也希望以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因為中俄 兩國也有相當程度的類似。
從中國共產黨的產生過程，我們很清楚知道，這是蘇聯共產黨移植到中國的政 黨，它的組織結構、思想和行動指導綱領，都是蘇共那一套。但我們所知道的，
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倒袁失敗後，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這是一個標 準的列寧式革命政黨，也把蘇聯共產黨那一套運作模式搬到國民黨內部來，只 不過，名稱沒有用共產黨的名字而已；隨後，國內情形演變，中華革命黨因應 情勢而改為中國國民黨後，這個黨的專制思想和體質、結構並沒有改變，和共產 黨其實仍是孿生兄弟。一直到遷到台灣來，這個黨的本質也沒有改變。
在中國，孫中山因革命情勢不利而採聯俄容共政策，這是中共一再宣稱的「國共 第一次合作」。中共進入國民黨後，利用國民黨的組織發展自己的力量，在國民 黨內部引起很大的紛爭。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去世，二六年國民政府宣布北伐，二 七年四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在上海發動清黨運動，蔣中正於四月十二日在 上海實行清黨，並分令各地軍政機關執行。軍政機關執行的結果，是大殺共產黨 人。
國民黨實行清黨，接著鬧出寧漢分裂；共產黨接著在二七年八月七日召開「八七 會議」，在中共黨史上非常有名，叫「歷史的轉折點」。八七會議，是在第三國際 代表的操縱下，清算了陳獨秀時代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是「布爾什維克化」的 開始，從此轉入了土地革命、武裝暴動和顛覆國民政府的左傾冒進路線。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對共產黨武力叛亂進行了多次軍事圍剿。從一九三○年起 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國軍對江西境內所謂「中央蘇區」和大別山的
「鄂豫皖蘇區」等地區，實施了五次大規模圍剿；其中，四次因失利而中止，第 五次則獲得勝利，擊破了「中央蘇區」，並克復了各地的蘇區；紅軍則展開逃亡 陝北之途，號稱「兩萬五千里長征」。長征歷時一年，途經十一省，江西「中央蘇 區」和其他蘇區，除陝北外，其餘全部瓦解。卅萬紅軍，從江出發的「紅一方面 軍」七萬人，到陝北時剩二千餘人；「紅四方面軍」八萬人，到陝北時剩一萬三 千人；「紅二方面軍」二萬人，到陝北剩二千人；加上原有的土共劉志丹、高崗 所部，總共二萬餘人，侷促在陝北安定、安塞兩縣及延安一部分地區。
一九三六年五月，毛澤東、朱德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八月，兩黨展 開商談，直到西安事變爆發前，中共已接受國民黨提出的四原則：一、遵奉三民 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領導；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
改為地方政府。西安事變突然爆發，和平解決後，全國輿論轉而要求抗日，給中 共喘了一口氣，中共倡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也有了極大的操作空間。中 共因而對西安事給予極高的評價，並稱此後為「國共第二次合作」。
對日戰爭期間，中共的策略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由於是七分 發展，中共曾製造多起兵變或攻擊國軍事件，包括策動山西新軍叛變、華北十八 集團軍事件、新四軍事件等。抗日初期，中共軍隊不過二萬五千人；日本投降，
根中共的說法，此時中共至少已擁有一百四十多萬正規軍，包括野戰軍和地方 部隊則接近二百萬人，建立十五個抗日根據地，管轄了八千八百餘萬人民。（當 時，國民政府軍隊大約二百五十萬人）
貳、抗戰後的國共關係
日本投降後，中共與國民政府在重慶談判「軍隊國家化」，但中共卻指令林彪率 領三十萬徒手的共軍進入東北，一面接受蘇聯軍事訓練，並以蘇聯轉交的日本 關東軍武器裝備自己，另一面配合蘇軍的行動，阻止國軍對東北的接收並擴張 其地盤。國共爆發戰爭，美國派馬歇爾來華調停，但在馬歇爾調停過程中，中共 在東北地區加緊充實戰備，將得自蘇俄的六十萬日本關東軍武器裝備全部接收 消化，林彪的軍隊稱為第四野戰軍，簡稱「四野」，為共軍中實力最強的一部。
依蘇聯的資料，總計共軍由蘇軍手中接收的日軍武器包括：步槍七十萬多枝、機 槍一萬四千多枝、大砲和迫擊四千二百多門、坦克七百多輛、軍火庫八百個。這些 裝備，使共軍的迫擊砲增加一倍，步槍和機槍增加兩倍，大砲增加三倍，彈藥 量增加十九倍以上，並首次獲得坦克、飛機和軍艦；稍早前被說成「小米加步
槍」的「土八路」，這時已是現代化裝備且是蘇聯式訓練的現代軍隊。林彪在東北 的得勝，不能像國民黨過去所說的，簡單歸罪於美國的調停，而是以其現代化 的蘇聯式「大砲兵主義」戰術、火力擊敗國軍。（「大砲兵主義」發軔於克里米亞戰 爭）
對日戰爭後，國共軍在大陸的內戰，依中共的說法，有四大戰役最重要，包括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的濟南戰役、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 的遼瀋戰役、四八年十一月七日開始的徐蚌會戰、四八年十一月五日到四九年元 月卅一的平津張戰役；其中，遼瀋戰役和平津張戰役都是林彪的「四野」所打下 來的，可見共軍接收關東軍裝備的影響。
有關徐蚌會戰，中共稱之「淮海戰役」，前後歷時六十五天，等於是國共在大陸 上的最後大決戰：中共出動劉伯承、鄧小平的二野，以及陳毅、栗裕的三野聯合 進攻；國軍方面的參戰部隊有五個兵團，計黃百韜的第七兵團、黃維的第十二兵 團、邱清泉的第二兵團、李彌的第十三兵團、孫元良的第十六兵團。此戰宣告了國 民黨「劃江而治」的希望破滅，此後只能「隔海峽而治」。淮海戰役後，國民黨江 河日下，國軍望共軍而逃，有報紙的標題：「我軍轉進迅速，匪軍追趕不及」。
國民黨政府遷到台灣，實施一黨專制；在威權統治下，軍隊是國民黨的黨軍；
黨政不分，文官系統不中立；實施黨禁、報禁，限制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和言論自 由；濫用國家資源，國庫通黨庫；將「反共」無限上綱，漠視人權，縱容情治單 位濫權；經常干涉司法，發生許多白色恐怖事件。蔣經國實施「開明專制」，施 政注重經濟發展，並逐漸培養台灣籍菁英，才有今天的李登輝。
參、大陸經濟發展概況
一、集體化與社會化
中共政權成立，著手改變大陸的經濟制度，在農村推行「集體化」，在城市推行
「社會化」。大陸的農業集體化，由一九五○年至五二年的「土地改革」，與自由 世界的土地改革相較，只是名稱相同，而實質大大不同；與大約相同時期台灣 推動的土地改革差別更大。自由世界的土地改革，除了台灣，幾乎沒有成功的，
因為掌握立法權的幾乎都是大地主；但台灣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土地 改革，從「三七五減租」開始，逐步推行「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成功地改 變地權集中的現象，卻能和平地將地主的資金從農村釋放出來、轉移到輕工業，
這是台灣後來經濟發展成功的很重要因素。
台灣的土地改革為何成功，有人說，因為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灣的黨政要員，不
論是政府高官或掌握立法權的立法委員，都是兩手空空，他們的土地都在大陸 上了，到台灣來，樂得慷他人之慨，反正給農民的土地也不是他們的。這個說法 有點諷刺，卻也反證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土地改革為何失敗，像菲律賓。
中共的土改，則是階級鬥爭的手段，其目的在爭取貧僱農的支持，透過鬥爭，
徹底剷除中國農村社會的宗法制度，終極目的在實施農業集體化。在土改過程中 中共消滅了五百萬以上的地主、富農，並沒收五十億美元的資產。
土改完成後，集體運動隨之展開。由「互助組」、「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
逐步提升。一九五七年底，大陸上一億二千萬農戶已被編組為七十五萬個高級合 作社，類似蘇聯的集體農場；土改時期農民所分得的土地、耕牛和農具，再度收 歸集體所有，每一戶農戶只容許保留佔耕地約百分之五自留地。
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運動，徹底摧毀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結構，從一個新的統 治者而言，這是它的統治手段；但這場土改其實只是改變了土地的所有權，由 私有變為公有，卻沒有改善農業生產的「土地」和「資金」兩大生產要素，且由於 經營管理上的困難，以及農民在發家致富的夢想破滅後喪失生產熱忱，大陸農 業生產陷入嚴重的停滯狀態。為此，中共領導階層曾辯論過農業合作化，但毛澤 東認為，集體化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但不能放鬆步伐，且於一九五八年 掀起「人民公社」運動。
人民公社的推行，有多方面的思考，並不是一句「暴政」可以解釋：經濟上的意 義，是透過生活集體化釋放農村婦女勞動力，以配合其工業大躍進；政治的意 義，是減少控制單元，便利更高度的統制；社會上的意義，是徹底摧毀家庭制 度，消滅個人主義的溫床。
二、「一五計畫」與大躍進
中共於一九五三年開始實施發展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投入大量的資本和基 礎建設，所謂粗放式成長期，第一年（五三年）基礎建設投資比前一年（五二 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工業生產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卅一點七，經濟成長傲 視全世界，當時也震驚台灣的領導者。（什麼都丟光了，拚經濟再輸，還混得下 去嗎？）
不過，中共第一個五年計畫實施第一年雖成果驚人，但第二年起，由於基本建 設計畫太大，物資供應不上，不得不減緩投資和建設；且在五四年遭逢特大水 災，農業生產大受影響，出現經濟退潮。過於冒進的經濟政策，使財政無法平衡 物資供需脫節，市場高度混亂。到一九五六年九月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畫草案中 所定各項指標，均被削低；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實執行不到半
年，即被「大躍進」所取代。
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澤東率團到莫斯科，向俄共總書記赫魯雪夫要求經援卻空手 而返，雙方很不愉快。原本，在韓戰期間，毛澤東與史達林就為了解放軍使用的 蘇聯軍火要不要付錢，有過心結；此時中蘇共雙方摩擦公開化，一九五八年，
蘇聯貸款不但停止，且中共須償付舊債本息七億六千萬盧布，蘇聯更撤回支援 中國大陸的所有工程人員、技術專家等，所以留下大量建到一半的水壩、工廠、
煉鋼高爐等；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只得自己幹，所以才會發動大躍進，提出 十五年內工業趕上英國的遠景。
拿煉鋼來說，他要求超英趕美，把農村所有鐵器都丟入土製煉鋼爐中，結果只 造出一堆廢鐵；農業方面也是，為了增加糧食生產，大量投入人力，居然發生 中國史上第一次的勞動力不足，只好把腦筋動到農村婦女頭上。這也是人民公社 的一個經濟性原因。
台灣也是在一九五三年實施第一個經濟發展四年計畫，基本上是從輕工業開始 發展，加上實施土地改革，並妥善運用美援，工農並重，大體而言，發展得相 當穩健；直到一九七○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蔣經國宣布「十大建設」，台灣 經濟進入起飛期。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已五十五年，這五十五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制度發 生空前未有的大變革：前三十年實施社會主義路線，數千年來以家庭為中心的 私有經濟，轉變為國營及集體公有為主的統制經濟，卻造成經濟停滯、發展落後 的結果；一九七九年起實施鄧小平路線的「改革、開放」，成效為世所公認，卻 是回頭走向私有的道路，雖然他們嘴巴上美其名為「補資本主義的課」。
三、計畫經濟的問題
中國大陸的轉變，跟史達林主義的指令式計畫經濟行不通有關，跟大陸政經路 線向右或向左有關，也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潮流有關。不過，我們要瞭解，計 畫經濟並非一無是處，在落後國家要發展工業化的初始，這種制度可以集中資 源做某些重點突破，也讓蘇聯得以打敗納粹德國（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前蘇聯在 軍事科技上的成就，如人造衛星或戰機、核子動力潛艦、洲際飛彈，都因集中資 源作重點突破而得以領先美國），所以，蘇聯的計畫經濟制度曾一度是落後國 家仿效的對象。一九六０年，前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在聯合國大會上，以鞋敲桌 公開宣稱，到八０年代共產主義將征服全球，埋葬資本主義。
但是，也就在六０年代，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國家的經濟發生問題（此時，
中共的「二五」在一九五八年開始，不久就因「大躍進」而夭折），相繼在六０年 代推動經濟改革。如一九六八年匈牙利的NEM（New Economic Mechanism ）、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擴及政治面，經濟面改革也叫NEM），東德的 NEM（New Economic Management）。
中共實施「大躍進」一年，大陸的農工業全面大倒退。「土法煉鋼」不僅虛秏數千 萬人的勞動力，且浪費大量礦石和燃料，而所煉出來的數百萬土鋼，因品質太 差，根本不能使用。中共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曾分析，此一土法煉鋼運動浪費近 二十億人民幣。在水利工程方面，眾多水利工程因缺地質調查與工程設計，嚴重 破壞河川的自然灌溉系統，導致農田鹽化相當嚴重，單黃河流域就有二億畝；
加上「人民公社」匆促編組，大陸農業大幅減產。一九六０年的糧食產量，由一 九五七年的一億八千五百萬噸，減為一億五千萬噸，減幅達百分之二十，使大 陸經濟接近總崩潰邊緣。
四、劉少奇的修正
一九六一年，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提出「調整鞏固」方針，大約五年的「經濟調整 期」，直到一九六六年才進入「第三個五年計畫」。新經濟政策在劉少奇、鄧小平、
陳雲主持下，實施修正主義路線，放棄不平衡的發展政策，強調農業為國民經 濟基礎，小高爐大部分廢棄，工業發展全面「下馬」且強調「利潤掛帥」與物質刺 激，人民公社全面退卻，自留地大部分發還。大陸的農工業開始復甦，但「三 五」實施不久，卻又引發一九六六年五月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
毛派實施奪權鬥爭，被稱為大陸的浩劫。
五、文革與窮過渡
文革期間，物質刺激被毛派認為是「經濟主義的歪風」，所有工資以外的獎金紅 利一概被取消，農村則以「大寨」為榜樣，取消自留地，關閉農村市場，許多大 躍進時基的激進措施如群眾治廠等再捲土重來。一九七一年「四人幫」當權後，
進一步鼓吹「窮過渡」，準備取消工資差異，加速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後果是造 成職工紀律廢弛，勞動生產率直線下降，大陸經濟再度瀕於崩潰邊緣。
但文革的路線問題，不只是經濟路線而已，也包括了政治路線的鬥爭，因大躍 進路線失敗而失勢的毛澤東，利用文革，打倒劉少奇、林彪而再度掌權；鄧小平 也被打下馬。不過，文革雖是政經基本路線的鬥爭，卻不碰觸軍隊系統。文革也 使大陸的政經路線呈「之」型左右搖擺前進，左路線後，必繼續一段較長的右路 線，再更強的左路線，再更強的右路線，為韋伯所說的官僚型和奇魅型領袖的 鬥爭或路線交替。
四人幫下台後，中共的發展路線再回復大躍進後的調整時期的方針。鄧小平於一 九七七年復出後，加速推行修正主義路線，一九七九年提出「改革、開放」，使 中國大陸的經濟進展到今天的地步。
六、計畫經濟的正面效果
中共實施計畫經濟三十年，不能全盤否定，其成果有三：
１、建設了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包括鋼鐵、機械、石油、化工均有長足進步；尤 其，核子武器的製造和洲際飛彈的試射，為其國防工業發展的里程碑。近來 太空工業（航天）長足發展，似已凌駕日本之上，向量噴嘴並可應用於洲 際飛彈上；而其自製潛艦二００四夏出現在日本近海，震驚日本和美國。
２、逐漸改變大陸工業地區的分布。原來大陸的工業中心都集中於沿海地帶，但 中共「一五」即要求將工業中心儘量向西北、華北分散，三大鋼鐵中心為設 沿海遼寧的鞍山、內蒙的包頭及湖北的武漢。地區分布漸趨均衡後，對未來 開發內陸資源、平衡人口分布必有影響。尤其在中蘇交惡後，此種分布更有 軍事戰略意義，因為分成幾大區塊，配合軍區劃分，為可能的蘇軍閃電戰 做準備；台灣有人譏笑其為「諸候經濟」，其實是忽略其軍事上的戰略考量
３、對絕大數人口提供了最低的生活保障。在嚴格的配給制度下，除少數特權階 級外，人民的生活趨向平均化，且是均貧化；也由於富裕階 消除，除貪魥 汙腐化的幹部外，享受懸殊的現象也不復存在，使一般人較易接受低水平 的生活。不過，大規模的缺糧現象也不多見，一九五九到六年的「三年困 難」時期，確實發生過飢荒現象，但在配給制和進口外糧兩措施下，還是渡 過了危機。文革時期，四川瀕於內戰，由「天府之國」，變為缺糧省份，少 數地區出現吃草根現象；但中共調糧入川，未釀成大亂。
「改革開放」前，在中共統治大陸的前三十年間，是中國近代史難得一見的平靜 時期；但與另三個以華人為主的經濟體台灣、香港、新加坡相較，卻更加突顯其 經濟政策的失敗。中國大陸的基本生產情勢，是人力過剩、耕地狹小、資金不足 管理人才缺乏，如何調動人民的積極性是發展經濟的基本動力；但經濟政策的 失敗，加上政治力的干擾，卻使十億人民都在混日子，可以說是大陸經濟的最 大致命傷。尤其人口政策的失敗，如何善後更是關係未來大陸的重大影響因素，
不得不提。
七、中國人口問題
中共統治大陸後，大陸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進入 類似歐洲十九世紀產業革命後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階，人口自然增長率每年高 達千分之二十。一九五三年中共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大陸人口達六億，比傳說 中的四億多了二億，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已感問題的嚴重性。一九五七年七月，
北大前校長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認為，若不從速、從嚴控制人口，大陸人民 生活固然無法提高，資金累積亦必極為困難，建議立即廣泛宣傳早婚之害，著 手修改婚姻法，提高男女結婚年齡，同時普遍宣傳避孕，設法控制出生率。但馬 寅初卻被指為「馬爾薩斯主義者」、「對中國六億人口缺乏感情」而遭清算鬥爭。
馬寅初被鬥爭，大陸上再沒有人敢公開倡導節制人口，加上中共統治集團認為 政治鼓勵和「人海戰術」可以改變經濟條件，毛澤東說出「人多好辦事」的話，使 中國大陸的人口暴增，一九八０年初已達十億人，比起卅年前的人口增加了約 六億，幾乎是中國大陸過去兩千年增加人口數的一倍；現在更達十三億人。人口 過多，使糧食供應緊張，也使各種自然資源被過度耗用，反而是經濟發展的阻 力。
試想，中國大陸要推動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都會減少人力的運用，
這些減少的人力要移到那裏，是大大的問題；為了減少人口，中共推行一胎化，
但只能行於城市，而無法完全及於鄉村，結果，一胎化下的孩子被嬌寵過度，
但農村卻有許多盲流，且造成男女嬰嚴重不衡，將來都是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
不過，中共也有它的成就，就是讓十三億人維持基本的「溫飽」；但即使是這個 基本成就，已花了中共政府極大的力氣。
八、台灣模式的優點
一九五二年，海峽兩岸展開工業化運動時，台灣與大陸的經濟發展狀況其實不 相上下，每人平均的ＧＮＰ相差不多，但發展到現在，兩岸竟相去懸殊，為什 麼？
台灣的現代化模式，比較接近日本，可以說是一個計畫性的市場經濟：在這個 制度下，財產保持私有，人民有極高的勞動誘因，有能力人只要肯努力，都能 致富；經濟組織方面，大體上保持傳統以家庭為基礎的單元，絕大數工商企業 都是家族企業，而政府則經營公共事業、國防工業及與民生密切關聯的重要產業 但經濟活動的主體仍為私營企業。
在台灣，一九五三年起實行第一個四年經濟計畫，但此計畫非彼計畫。台灣的經 濟計畫，毋寧可說是一種誘導性的計畫，基本上，政府以獎勵措施鼓勵企業發
展方向，但不制定過度的細節。例如，現在台灣傲視世界的電子業，基本上就是 這樣來的。
五十年來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措施，一是推行和平的土地改革，不僅大 大提高農民的生產和投資意願，也讓地主的資金從土地釋放出來，循著政府的 獎勵方向，轉而投資輕工業和民生工業，使農業成為台灣工業化的支柱；二是 政府全力獎勵私營企業，不斷放寬管制，並從融資、租稅各方面來支持民營企業 七０年代，政府更以龐大的資金投入「十大建設」，興建工業化所需的基礎建設 為私營企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由於民營企業蓬勃發展，培養出強大的中產階 級，成為五十年來台灣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最強大動力。
在發展策略上，台灣自始即採均漸進策略，由農業開始，以農業培養輕工業，
再以輕工業推動重工業；另一個發展策略的特色，是以外貿為主導來帶動整個 經濟發展，一九九０年台灣出口額為五二年的五百七十二倍，進口為二百九十 二倍，更由於貿易大幅擴張，使台灣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不斷提升，也使工 業發展不會受到國內狹小的市場所限，而能不斷擴張、延伸。
台灣的經濟成就，其實對大陸也產生強大的參考作用。一九五二年兩岸經濟情況 差不多，三十五年過後，台灣竟能將國際貿易額從不到三億美元擴大到一九八 七年突破一千億美元，遠高於對岸，而大陸的人口是台灣五十五倍、土地是二百 六十四倍；在國民所得方面，一九五０年代，台灣只比大陸多幾美元而已，到 八０年代末，台灣已是大陸的廿倍。這些成就，引起中共領導階層的注意。
中共的領導階層不但在許多公開場合讚揚台灣的經濟成就，而且採取實際步驟，
有系統吸收台灣經驗。例如，大陸的「經濟特區」是仿效台灣的加工出口區；大 陸農業的「包產到戶」，是借鏡台灣的「耕者有其田」；大陸的擴大出口貿易政策 則是仿效台灣的出口導向外貿政策；至於恢復個體經濟、採取均衡發策略、大力 吸引外資等政策，也都是台灣行之有效的經驗。
兩岸關係研究，第二講
從武力解放到一國兩制
中共對台灣的政策，先是採取「武力解放」；但「八二三砲戰」後確認武力解放無 望，改採「和平統一」。一九八一年，葉劍英先提出「葉九條」，鄧小平再明白演 繹為「一國兩制」，江澤民和錢其琛對「一國兩制」都有說法；近來，中共把心力 放在「防獨促統」上，並從直接施加壓力改為從美國繞道間接施壓。
一、「武力解放」時期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多次代表中國共產黨表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 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一九五三年七月朝戰結束，五四年元旦，蔣介石在元旦文 告中提及要「反攻大陸」（事實上，韓戰時蔣要借兵美國，就有從朝鮮半島反攻 的想法）；五四年十二月，台灣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協定」，美國軍隊進 駐台灣，雖然美軍協防的實質意義是監視國軍，防止國軍反攻大陸，但在中共 看來，美國這是「劃峽而治」，搞兩個中國，因而毛澤東決定突出台灣問題，具 體實踐武力解放台灣。
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一天就攻佔該島；接著又 向大陳島進軍。一連串行動，應可視為測試美國對「中美共同防禦協定」底線的 行動。五五年二月五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政府下令第七艦隊協助國民黨軍 隊從大陳島撤軍；二月十四日解放軍佔領大陳島。中共的這些測試，證明美國只 有協助防衛台灣的想法，沒有要幫蔣介石反攻大陸；但中共也沒有能力渡海攻 擊台灣。
接著，中共開始從外交上下手。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來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 會議上說，「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坐下來談判……中 國同美國的關係是國際問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蔣介石集團內政問題，這兩 件事不能混為一談……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 灣。」
美國政府不久即由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聲明，願意同中國政府對話。五五年八月，
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舉行，先在日內瓦，後在華沙，是為「華沙會談」，會談中 心議題就是台灣問題。不過，也是在五五年八月，台灣發生「孫立人事件」，一 些外國報刊認為這是美國在「倒蔣」；在中共看來，更像是美日支持台獨的公開 行動，並認為美蔣矛盾已進一步深化。
所以，中共加緊放話要「和平解放台灣」。五七年下半年，毛澤東同外賓談話時 多次說過：「國共已經合作兩次，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合作，我們要同台灣進行和 談，爭取和平統一。」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再告台灣同胞 書」，提及美國要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呼籲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可是這一年
八月廿三日，解放軍卻發動「八二三砲戰」企圖武力解放金門，進而武力解放台 灣。
當時蘇聯反對毛澤東硬幹，但毛正當發起大躍進，左傾路線當紅；結果解放軍 這次行動遭到大敗，使台海確定「劃峽而治」，共軍徹底絕了渡海攻擊台灣的念 頭。不過，一九六０年共軍又發動較小規模的「六一七」、「六一九」砲戰，爾後才 採「單打雙不打」，直到七八年才宣布「砲戰結束」。
一九七０年代，台灣在外交上遭到重大打擊。先是七二年，中國與日本建交，七 八年八月十二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國與美國互相承 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二、葉九條和鄧六條
在中共內部，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以鄧小平為中心的領導集團，這是中共發展的一個 重大事件，確立了中國共產黨今後的工作重點，將是經濟建設。
鄧小平重新上台，在對台關係上立即有所展現，他提出「要把台灣歸回祖國、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提到具體議事日程上來」。隔年元旦，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中美建交這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再倡導和平統一 祖國；八一年，中共國慶前夕（九月卅日）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 表談話，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九條方針」，人稱「葉九條」。
葉九條的要點包括：
１、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雙方可 先派人接觸，充分交換意見。
２、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三通）、探親、旅遊及開展學術、文化、體 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定。
３、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 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
４、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 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５、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
６、台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
７、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到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 自由。
８、歡迎台灣工商界人士到大陸投資，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
９、歡迎台灣人士通過各種方式提供統一的建議，共商國是。
過了一年，八二年一月，鄧小平在同一位美籍華人的談話中指出：「九條方針是 以葉劍英委員長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鄧小平 首次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在這一年九月，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時，提出收香港主權問題，可以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案解決。他最有 名的一句話是，中國收回香港後，香港人民「馬照跑，舞照跳」。
鄧小平對「一國兩制」最明確的解釋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 義。」
此後，這就是中國對台灣的基本政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卅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一 條規定，等於為一國兩制舖好了路。
但大家對「一國兩制」都只注意「葉九條」或鄧小平的公開說法，似乎忽略了鄧小 平有一個很重要的談話，就是「鄧六條」。
一九八三年六月廿六日，鄧小平接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提及他對台 灣和大陸和平一後的構想，有六項重點：
１、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從而構 成了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基礎。
２、堅持「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中華人民 共和國。（重要！）
３、不贊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自治應有一定的 限度，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利益。（請注意這條）
４、統一後，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與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 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擁有立法權和司法權，終審權 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 不派人去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 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５、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也不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 一中國」是不現實的。
６、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不提中 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定以後，可以正式宣布，但不允許外國勢力插手 那只能意味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葉劍英和鄧小平都沒有「黨政分離」的觀念，所以，他們都主張「國共第三次合 作」，以為只要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好了，就一切搞定；但在台灣早已不是這樣子 若兩岸要談，一定要台灣人民授權的代表，才有可能和共產黨談判。更重的是鄧 小平的談話，把葉劍英談話中的「想像空間」全都抹掉了：如果，國際上只能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而台灣又不是完全自治，到最後，又怎「不是大陸把 台灣吃掉」呢？所以，若依鄧小平的談話，兩岸是不可能照台灣某些人士所主張 的成立「邦聯」，因為，邦聯就是兩個「完全自治」的國家結合起來的。
三、江八點
儘管台灣的注意力放在「葉九條」，沒注意到「鄧六條」的陷阱，但台灣基本上對 葉九條的反應也是冷淡的，所以，新上台的江澤民就不得不要做出一些動作，
強調一下一國兩制政策。
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集團，他基本沿襲 葉鄧的一脈政策，確無新意；不過很怪異的是，從八七年十一月的十三大一中 全會到六中全會，會議公報中都沒有提到中國的統一問題。直到一九九０年十二 月六日十二日，中共召開了規模空前的大型「全國對台工作會議」，由國務院副 總理吳學謙主持，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家主席楊尚昆都到會 講話，第一線權力核心的「政治局常委」六名成員中的五名──江澤民、李鵬、喬 石、宋平、李瑞環，曾共同會見了與會人員，定下九十年代中共對統一問題的綱 領，除了強調統一是九十年代的重大政治任務，也提及「當務之急是要加強兩岸 的聯繫，盡快實現雙向的、直接的三通」。然後，才有十三大七中全會呼應這次 的對台工作會議。
九０年十二月下旬的十三大七中全會會議公報寫著：「九十年代按照一國兩制的 原則，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積極發展兩岸的交往，促進祖國的和平統 一。」這段話應該理解為，中共將把一國兩制原則施加於港澳，並按此原則推動 海峽兩岸的統一；可是，當時台灣有些學者卻把這一段話分開來看，以為九十 年代中共要對港澳實施一國兩制，但對台灣則是發展交往、促進統一，也就是避 提一國兩制。這顯然是誤解。
所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公布全文兩萬八千字的「七中全會」關於 未來第八個五年計畫和十年經濟規劃的「建議」中，對統一問題的文字便寫得較 為明確：「九十年代，中國將按照一國兩制原則，在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 同時，積極推動海峽兩岸實現三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這一段話和七中全會 公報的不同之處在於：加入「同時」兩字，清楚表明一國制不僅針對港澳，且針 對台灣；港澳與台灣的差異則是，中共已確定九十年代可在港澳實施一國兩制，
但對台灣只能朝此原則推動，不是必然在九十年代也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
也因為定下了工作綱領，所以，江澤民在一九九五年提出了「江八點」，那是在 農曆年假期間提出的，雖然我政府回應「了無新意」，但各媒體被搞得人仰馬翻 不過，從它的內容中，仍值得給予些微研究空間。
「江八點」中較重要的重點有：
１、對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性文化關係，不持異議；但反對台灣以搞「兩 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活動。（這是說，灣 的國際活動是不是「民間性」，解釋權在中共）
２、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 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的。（一旦使用武力，會打到 誰？外國勢力又由誰解釋，誰說了算？）
３、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涉兩岸經濟合作；主張兩岸在互惠互利基礎上 商談並簽訂台商投資權益的民間協定，應當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 通」。（這是政經分離的主張，對台灣有一定壓力，所以民進黨的大陸政策 才會由「強本西進」，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４、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來訪問，也願意接受台灣方的邀請前往 台灣，可以共商國是，也可以先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
按照「一國兩制」的政策，香港、澳門先後在一九九七年、一九九九年回歸中國。
這當然是中國的一件大事，自一八四０年鴉片戰爭以後所受的屈辱，至此得到 洗刷；但對台灣而言，更重要的是，觀察「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狀況。相應 地，中共的「一國兩制」內容，也越來越具體。
二００一年下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會見台灣新黨「大陸事務委員會」代 表團時（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中，新黨被排在最右，最傾向統派），對新黨代表 團成員提出希望大陸方面具體解釋「一國兩制」時，錢其琛列出七點措施：
1、 台灣繼續使用台幣。（大陸將不干涉台灣金融與貨幣政策）
2、 台灣繼續保留軍隊。（大陸將不會派軍隊到台灣）
3、 台灣是單獨的關稅區。（台灣保留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在世貿組織中的地位 與作用將不受影響）
4、 台灣繼續保留政府架構。（大陸不會干預台灣現行的政治制度，不過，違背 一個中國原則應是例外）
5、 大陸不拿台灣一分錢，不會調動台灣資金。
6、 台灣人民、企業家繼續保持原有的財產。
７、人事自主，大陸不派任何官員到台灣。
2005 年 3 月 4 日胡錦濤出席政協座談「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講話，提出「胡 四點」，被視為取代「江八點」的綱領文件。其四容為：
1.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 2. 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
3. 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 4. 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
四、胡四點
胡錦濤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說明「兩岸關係」。他說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 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 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新局面。
針對當前兩岸關係現狀，胡錦濤說，當前，「台獨」分裂勢力加緊進行分裂活動 嚴重危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 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我們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實現兩岸 和平統一，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
胡錦濤20071231 發表 2008 年元旦賀詞，談到今年兩岸關係指出，要牢牢把 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始終不渝地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 平。中共對台政策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
看起，他似乎較為「平和」，因為他的想法沒什麼新的創見，也沒什麼「武力恫 嚇」的味道，彷彿是個鴿派。是這樣嗎？
五、剖析「一國兩制」
到底「一國兩制」有沒有期限？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回答美國人提問時說，「…
…將來台灣實行什麼制度，可以根據台灣人民的意志，願意選擇什麼就選擇什 麼。如果台灣人民感到它的現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這個可以……我們不會用強 制的辦法使它改變……」八一年，他又對一位海外人士說，「如和平解決不可能 不排除用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即使武力方式解決，台灣的現狀也可以不 變。」
看起來，彷彿沒有期限，可是後的一項談話，被中共的官僚定為政策，一國兩 制的實施時間是「五十年」。
一九八三年，鄧小平在一次中共中央會議上說，「……恐怕五十年要定，定五十 年，要放心。五十年我們也發達起來了。這樣使人們感到我們政策的連續性、可 靠性。」根據鄧小平的這一番談話，「五十年不變」被正式寫入全國人大六屆二次 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成為正式的「政策文件內容」。然後，在一九八 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國和英國簽署的「關於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也載明，香港 在成為北京政權的特別行政區後，其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維持五十年。
現在的問題是：台灣人到底相信不相信「一國兩制」？從香港的發展來看，一國 兩制似乎不太合台灣人的口味，也不能讓台灣人相信香港有可能維五十年，因 為，中共反對香港特首直選，全力支援親中勢力，在二００四年的立法局議員 選舉中，親中勢力大勝。香港的一切，都還是要做給台灣看；一旦台灣成為特別 行政區，又有什麼可以保證台灣的制度五十年不變？有什麼可以保證中共不會 介入台灣的選舉，而選出一個親中的台灣政府，從而迅速改變台灣制度？
還有，中共的統一，有沒有時間表？一九八０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說，統一 是中共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九０年十二月的對台工作會議又說，爭取 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全黨全國九十年代的重大政治任務。但這些 基本上都是政治宣示性質，而不是確切時間。
一九八五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答覆《華盛頓郵報》記者團時說：「時間表定不出 來，但是統一必須實現。必須實現統一就是時間。」八九年李鵬在記者會中也說
「關於祖國統一的時間，沒有時間表，因為我們都是現實主義者。」
換個角度想，如果中共承認有時間表，必定升高兩岸緊張，反而不利於由中共 來統一；若中共不斷強調沒有時間，或可降低台灣一些人士的戒心，以及減少 國際對台海情勢的關切，從而為中共製造統一的條件。
不過，表面上沒有時間表，並不等於中共願意無限期等待和平統一。一九八三年 鄧小平會見楊力宇時說：「如果說不急，那是假話。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 早日實現統一。」當時鄧七十九歲。八八年楊尚昆也提到，「統一緊迫感」；九０ 年九月，楊又說，希望國共老一輩人物有生之年，進行雙方的溝通；十二月，
再強調，希望早日實現國家統一；十二月卅一日，他重申，海峽兩岸應儘快統 一，實行一國兩制。這樣的心態，在中共老一輩領導人中，是很強烈的；新一代 的領導人中，暫時還看不出來，但從中共加緊部署Ｍ族飛彈對準台灣，大概他 們的耐心是很有限的。
其實，中共在大聲放話和平統一時，也不忘了兩手策略。中共對台政策核心的
「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軍方人員佔了很重的比率。再以前提的九０ 年對台工作會議，會議結束的當天下午，江澤民在中南海召更高層級的會議，
他在會中就說：「要善於用革命的兩手。我們講和平統一，並不意味放棄武力統 一的權力，這一原則永遠都不能放棄……我們必須用軟硬兩手功夫對付台灣當 局」
在台灣，一定要有所警覺：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和老一代是不一樣的，因為他 們領導的國家不一樣，現在的中國是世界強國，有經濟力和軍事力，而且受過 高等教育，有全球眼光；一旦他們決定動手，台灣恐怕很難避得開戰禍。
兩岸關係研究，第三講
從反攻大陸到一邊一國
李登輝掌政前後十三年，以不同於蔣經國時代的作為，積極爭取台灣的「國際生 存空間」，形成了「李登輝路線」。從他掌政開始，在國際舞台上，「務實外交」取 代奉行四十年的「漢賊不兩立」外交政策；在兩岸互動中，加強兩岸官方戴著
「白手套」的交流關係，但也力抗中共的「一國兩制」壓力。
「務實外交」成為台灣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後，多年來台灣耗用大量資源於 拓展國際空間上，但兩岸一邊高喊「交流」，一邊又在國際上進行著「零和」的外 交封鎖和反封鎖，台灣的重要邦交國因而不斷流失，例如，一九九九０年七月 失去沙烏地阿拉伯、九二年八月失去南韓、九七年一月失去南非，與兩岸交流的
進展相對照，是極端矛盾的現象。
務實外交的最大成果，是使李登輝如願於九五年赴美「私人訪問」，但中共的反 應卻是將軍事手段引進兩岸的外交對峙中，企圖以試射飛彈帶動的政治效應扳 倒李登輝；九六年，李登輝以「戒急用忍」的大陸政策急轉彎反擊中共，多年來 漸趨熱絡的兩岸交流一下子降到冰點；好不容易兩岸關係稍有改善跡象，九九 年李登輝卻冒出了「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說法，不僅再招致中共激烈反應 也引來美、英、法等國的聯手打壓。為什麼？
一、兩蔣時期的大陸政策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後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可說是國共內戰的延長：視中共為 叛亂組織，不承認中共是合法政權；在國際社會上，堅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 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權，要求邦交國不得與中共發展關係，更不能建立官 方關係。這種外交上的零和鬥爭，在國內宣傳上，正是政府一再標榜的「漢賊不 兩立」。
兩岸關係方面，從一九四九年至七八年間，兩岸事實處於軍事衝突和對立的關 係中；七九年起到八七年間，中共當局改採「和平統一祖國」的對台政策，台灣 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號召，軍事上的對立趨於緩和，雖然兩岸間仍互 不往來，但在國際上「漢賊不兩立」則有調整跡象。
漢賊不兩立政策在政府遷台之初或有其需要，可是它導致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日 漸孤立，則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蔣經國晚期的外交政策已漸有所改變，力求 維持與他國的實質關係；在大陸政策方面，蔣經國去世前不久，雖然他一再宣 示兩岸官方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但他仍以極具前瞻的政 策眼光，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宣布開放台灣人民赴大陸探親，兩岸關係出 現重要的改善契機。對台灣而言，不僅開始產生制訂「兩岸政策」的需求，相應 地，也要有更新的外交思維以為配合。
二、亞銀事件
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晚上繼任第七任總統後，很快地，中華民國政 府在外交和兩岸政策上都作了調整。最足以顯示政策改變的「風向」，卻是長期 來主掌外交政策的保守派重鎮、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的去職。
這一年台灣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轉變，是派代表團重新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
亞銀原為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中共加入時和亞銀當局簽署的備忘錄中，把台灣
的名稱改為「中國台北」；台灣拒絕接受，但既不肯輕言退出，又不願以新名稱 出席，於是「缺席抗議」已有兩年之久。這次的亞銀年會，是兩岸代表首次一起 出現在國際組織中。
隔年，一九八九年三月上旬，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問新加坡四天。新加坡媒 體以「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李登輝。三月九日的返國記者會上，在答覆記者提 問對這個稱呼的看法時，李登輝說：「我不滿意，但能接受。」自從台灣退出聯 合國後，在對外關係上日趨困難，最難處理的就是國號與名稱問題：由重新出 席亞銀年會，以及李登輝訪新加坡後的這個答覆，已可看出務實外交的基本邏 輯。
李登輝訪新加坡後不久，亞銀第廿二屆年會於北京舉行，台灣再藉著參加年會 突破「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禁忌。五月四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的開幕式中，台灣派出的代表團團長、財政部長郭婉容率與會代表團成員，面 對主席台上的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以雙手抱胸的姿勢「起立」聆聽中共國歌演 奏。消息傳回台北，卻引發一場風波。在台北的事前沙盤推演，原決定設法越過 中共演奏國歌一節；且根據年會開幕式的程序表，並非不能在演奏中共國歌後 進場，亦即確有可能迴避這個場面，然而郭婉容選擇了最引人爭議的「起立」。
贊成的人認為，這是大陸政策的突破；反對的人認為，這是「兩個中國」或「兩 國兩府」的表示。
亞銀事件的風波剛在台灣點燃引信，北京隨即發生舉世震驚的「天安門事件」，
亞銀風波變成茶壺裏的風暴，很快平息下來；另一方面，五月間台灣開放大陸 人民來台探病、奔喪後，兩岸民間在各方面的交流彷彿一日千里。
三、終止動員戡亂
一九九０年下半年起，李登輝接連推出大陸政策作為，給世人的觀感，似乎他 真的要與對岸和平統一。例如：九０年九月廿一日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九 一年一月廿八日行政院成立「大陸委員會」，二月九日陸委會核准成立民間團體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國家統一綱領」於二月廿三日經國統會通過，三 月十四日再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循體制內管道成為政府大陸政策指導原則。
國統綱領通過後兩個月，國民大會決議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修款」，李登輝 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卅日宣布五月一日零時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他說：「隨著 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我們已再度明確宣示，不以武力作為謀求國家統一的手 段。」此後，中共政權定位為「中共當局」，正式承認中共為一政治實體，放棄了 過去沿用四十年的「叛亂組織」名稱。
海基會成立後，積極與大陸方面展開事務性商談，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四日至七 日，首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與中共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在北京 舉行「兩岸共同防制海上犯罪程序性問題會談」，這是兩岸透過「白手套」接觸的 濫觴。
大陸的海峽交流協會於九一年十二月成立後，兩會又於九二年三月、十月、九三 年三月舉行三次副秘書長級的事務性商談；尤其九二年十月由海基會許惠祐與 海協會周寧在香港的這次會談，也是兩會交流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為兩會達 成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中共當時沒有否認）的共識，為接下來更高層次 的接觸奠立基礎。
還有，稍早前的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李登輝頒布施行「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及其施行細則，這是規範兩岸人民往來的重要法律，也是兩岸交流史 上的大事。不久後，九三年四月間，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及海協會常 務副會長唐樹備接連兩次會商，安排兩會負責人見面相關事宜。
四、辜汪會談
海基會和海協會負責人的會面，是一次轟動世界的會面。海峽兩岸官方自一九四 九年起「誓不兩立」將近半個世紀，終於正式派出各自官方授權的「白手套」──
台灣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大陸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九三年四月廿七日 起在新加坡舉行三天的第一次「辜汪會談」，並簽訂四項協議。在兩岸一片樂觀 的期待中，辜汪會後，直到九五年一月，兩岸兩會曾舉行七次較低層級的「辜汪 會談後續事務性協商」；以及，由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焦仁和與海協會常務 副會長唐樹備主談的三次「焦唐會談」，兩岸關係彷彿不斷地進展著。可是，實 質進展卻不多，大部分商談的結論是「充分交換意見」，癥結主要卡在主權問題 上──凡碰到法律管轄權問題者，都談不出結果；只有兩會人員往來及擴大寄 送公證書副本等無關主權問題者，才能獲致些許真正的進展。
五、階段性兩個中國
當兩岸交流的「氣氛」儼然有所進展時，務實外交當然繼續推動；因此，兩岸的 外交鬥爭也就沒有停過。九三年，於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代表李登輝出席的經濟部長江丙坤在一場記者會 中，突然冒出「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說法，消息傳出，立即震 驚兩岸。
中共長期來堅持中國只有一個，台灣為其一部分；台灣雖然不接受中共的說法，
可是在國家主權立場上也一再申明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江丙坤的 說法一出，是否代表台灣已有意調整國家主權立場？更由於江丙坤也被視李登 輝的人馬之一，使「階段性兩個中國」論更受關注。中共的嚴厲抨擊是自然的反 應；事後，台灣官方的解釋，江丙坤的說法一方面為反擊中共外長錢其琛對台 灣的打壓，一方面也是凸顯國統綱領所指兩岸是分裂、分治的兩個政治實體的陳 述。由於台灣方面未對此事多作不必要的「延伸」，風波尚能很快平息。
六、加入聯合國運動
務實外交的另一主軸，出現於「階段性兩個中國論」之後的九月底，利用一九九 三年聯合國年度大會的機會，中華民國運作中美洲友邦國家發言、提案，推動
「參與聯合國」運動。
自第一次參與聯合國運動失敗以後，台灣每年持續推動這個運動，也年年失敗，
因此，每年的聯合國大會期間成了兩岸外交人員最緊張忙碌的時期；李登輝相 信台灣終有成功的一天，他舉中共進入聯合國花了廿二年為例說，中華民國總 不至於也要花廿二年吧。
七、南向政策
一九九四年年初焦仁和唐樹備於北京舉行了第一次「焦唐會談」的四天後，二月 九日上午，一架專機載著李登輝夫婦及隨行人員，過境菲律賓蘇比克灣，到印 尼峇里島和泰國普吉島「度假」，實際上卻是一次非正式訪問，於十六日晚間返 抵國門。李登輝此次出訪，帶給地主國的「禮物」，是由國民黨黨營事業帶頭號 召企業界加強投資東南亞的「南向政策」。
他見到了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印尼總統蘇哈托、泰皇蒲美蓬；但也惹來了北京的 強烈抗議，原先希望見到泰國總理乃川的計畫最後無法安排，固然有泰國的國 內因素，惟北京的壓力仍是主因之一。事實上，為推動南向政策，行政院長連戰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卅日到九四年一月五日的元旦假期間，即以「渡假」的名義 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訪問。這種「渡假外交」，應是務實外交作為的一個新嘗試
「南向政策」的出發點，是有意冷卻台商的過度熱衷到大陸投資。儘管到大陸投 資的廠商是以台灣即將淘汰的勞力密集工業為主，而政府又提倡「根留台灣」，
即研發和行銷留在台灣，可是資金流向大陸的情況，政府主管機關卻認為情況 已極為嚴重，以致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已到令人憂心的程度；另一方面，台 灣也相信經濟的問題應以經濟手段解決，因而並未阻止台商赴大陸投資（事實
上，在利之所趨下，也阻止不了）。因此，李登輝推出南向政策，希望冷卻對大 陸投資過熱的現象，同時也可增加抗衡中共的籌碼，從而構成李登輝的大陸政 策大戰略的一環。
當時，北京對李登輝從事此類外交活動（包括連戰的星、馬之行）的反應模式，
基本上可歸納為「抗議、留下記錄，而後默許」；而台灣方面，則如李登輝在返 國後記者會中的「表現」，一再重申「一個中國」的政策不變，似乎也可視為對北 京「默許」之回應。從這個角度來看李登輝的東南亞之行，顯然具有探測北京對 台灣開拓國際活動空間的彈性極限的作用。
八、千島湖事件
一九九四年三月間，大陸千島湖旅遊區發生台灣旅行團遭集體謀殺劫財，正值 台灣人到大陸旅遊方興未艾，因而引發極大震驚；而中共方面一開始似乎有意 隱暪慘案的真相，受害者家屬更是憤奴。因而，李登輝大罵中共「土匪」、「騙老 百姓」；四月間，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談出了轟動兩岸的
「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段時間的李登輝，早已引起許多爭議。
九、李登輝過境夏威夷受辱
一九九四年五月，李登輝再來一次繞著地球跑的「跨洲之旅」，從四日到十六日 他飛行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七公里，訪問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再直飛 非洲南端訪問南非、史瓦濟蘭等國，回程並過境新加坡；由於訪問的全是邦交國 總統府將此行定位為「鞏固邦交之旅」。
「鞏固邦交之旅」事前過境美國的安排並不如人意，我方主動選擇夏威夷為專機 加油休息的落點；但美方仍要求只能短暫加油，不得過夜，而且也只有美國在 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前往接待。李登輝對此極為不滿，因此，當專機到夏威夷 時，他拒絕下飛機，堅持留在領土（航空器為國家領土的延伸）上「接見」白樂 崎，而且還故意著便裝見客。此事曾被認為對白樂崎不公允，且相當失禮。
此行由中美到南非，再到史瓦濟蘭，然後回到南非。五月十五日離開南非前，李 登輝邀請隨行採訪的記者共進午餐，不可避免地，這又成為一場記者會。當被問 到台灣如同「國際孤兒」處境的看法時，李登輝突然激動起來，他又大罵中共一 直對台灣不友善，台灣已經放棄了對立，中共卻還是處處打壓台灣，「難道要我 再罵他們一次土匪嗎？」他還批評中共領導人的觀念是「控固力」。這幾句尖銳的 話，又在國內引起一陣爭議，有人叫好，也有人不以為然。事後，據香港傳來的 訊息，中共內部鷹派對李登輝的這幾句話反應相當激烈。
十、江八點與李六條
一九九五年一月卅日，農曆除夕，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 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文件中提出了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對兩岸關係的八點 看法，大陸方面稱為「江八點」。李登輝於四月八日藉著主持國統會會議時，在
「分治、對等」的基礎上，發表了人稱「李六條」的六項主張，以為對江八點的回 應。李登輝主張，「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以及「兩岸平等參與國 際組織，雙方領導藉此自然見面」；而且，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不夠的，要更積 極地「中國人幫中國人」。
江八點與李六條的互動，又使兩岸氣氛再推向高峰。五月廿二日，美國國務院宣 布同意李登輝訪美。儘管中共對美國激烈抗議，但兩岸兩會仍按原定計畫，五月 廿七日到廿九日，焦仁和和唐樹備在台北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第一次預備性磋 商」；唐樹備雖在台北也表達了中共反對李登輝訪美的立場，但兩會的磋商似乎 未受影響，讓外界感覺或許只需再一或兩次的磋商，汪道涵就可以到台灣訪問，
寫下近代史的新頁了。不料李登輝訪美行程敲定，在六月初起程，卻使兩岸關係 一下子陷入僵局。
十一、李登輝康乃爾之行
在李登輝想要訪問的國家中，美國一直列在首位，實因其在國際社會上的龍頭 老大地位，能使務實外交產生動見觀瞻的效果，也是對中共封鎖台灣國際空間 的有力反擊；可是美國國務院卻不願為了台灣而與中共鬧得不愉快，因此，儘 管美國民間單位幾度邀請李登輝，國務院始終不放行。於是，李登輝決定跳過美 國行政系統，直接從國會和民意系統下手，除了要求駐美代表處全力以赴，也 透過劉泰英擔任院長的台灣綜合研究院的管道，以打破華府行情的高價與美國 著名公關公司「卡西迪」簽約，對美國國會進行遊說，爭取國會及媒體、輿論的 支持，再轉過頭來向行政部門施壓。
由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初李登輝過境夏威夷所受的屈辱待遇，頗多美國國會議員 表示同情，李登輝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年五月已有參議員穆考斯基和布朗宣 布邀請李登輝訪美，接著，其他議員陸續提出提案；到十月，參眾兩院都通過 了邀訪的議案。這些議案對行政部門原無拘束力，只是國會意願的表達，但漸漸 形成一股同情台灣的「潮流」，也發展成企圖影響行政部門決策的壓力。另方面 台灣以李登輝返回母校康乃爾大學參加校友活動並無政治目的為訴求，以及台 灣近些年來的民主化成就，都使美國民間傾向支持台灣。
